第一篇：群體性事件演講稿（定稿）

處置群體性事件中的思考

群體性事件在建國以來就一直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早些時期的社會矛盾絕大多數由涉及群眾最直接、最現實、最緊迫的具體利益問題引發，基本能夠為基層黨委政府掌握；但近來發生的一系列群體事件，參與主體大多是與事件無關且“無直接利益沖突”的群眾。對一些不公平社會現象的不滿和無可奈何，使得他們一有機會就要發泄出來。這種社會隱性矛盾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大大增加了公安機關及時預警、研判、處置的難度。

從另一個角度看，對隱性社會矛盾的預警、應對無力，深層次原因是群眾對一些基層政權已出現了“信任危機”，這往往出現在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革，現有的規范難以發揮作用，社會個體缺乏對規范的尊重等期間。在當前的一些群體事件中，無論地方黨委政府保持理性的克制態度，還是采取輿論引導，理順情緒的措施，不少群眾對此都持懷疑態度和對抗情緒，對社會公共行為準則以及社會基本價值尺度失去信心，甚至用各種激烈方式與政府搏弈。

在處理群體性事件過程中，措施得力，方法正確則事半功倍，若方式方法簡單粗暴，使矛盾激化，則事倍而功半。現在我們特警支隊主要處置的是集訪問題，這是的群眾進攻意識并不強烈，只是自己想向領導討個說法，這是的我們不管從語言，動作還是語氣上一定要做到隨和但不失開導，只有給他們正確的引導猜不會引起事態進一步的惡化。

我談談自己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應該遵循的原則。

首先快速果斷的處置非常重要。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及早介入，在群體性事件爆發初期使之得到控制或平息，縮小社會影響，降低危害程度。這就要求我們到達現場后要迅速采取果斷的措施，避免久拖不決，喪失最佳的處理時機，導致矛盾激化、事態擴大。當然群體性事件參與人中多，涉及范圍廣，情況復雜，參與者的合理訴求往往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交織在一起，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織在一起，及時果斷的措施并不是簡單地打擊壓制，也不是一味的退讓，而是以合理合法的解決方案快速行動，當機立斷，占據主動。

其次，我感覺只要是出警就存在一定的危險性，我們每次出警處置集訪或者拆遷勤務時，我們其實對面對的群體和他們的危險程度沒有充分考慮清楚，前些時候發生在江西一個農村關于征用耕地的事件，當地的群眾和政府成對立態度，政府派出當地的防爆隊，防暴隊沒有提前充分的考慮這次任務可能存在的危險性，導致到現場后被農民拿著鐵鍬把防暴隊趕跑，一名民警嚴重受傷，隊形被村民打亂丟棄警用盾牌若干。徐州南湖醫院附近拆遷集體堵路群體性事件，由于民警對這次沖突激烈程度考慮欠全，導致奎山所所長當場被磚頭拍暈。通過上面兩個事例看出，處置群體性事件之前我們應該對沖突危險程度做充分的考慮，民警自我保護意識一定要加強，消除警力優勢下的麻痹心理。

最后我認為處置群體性事件應該依法行政、教育引導為主線。群體性事件涉及面較大，處置時絕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做無原則的承諾，必須時時處處依法辦事，依政策辦事，依原則辦事。切忌圖一時之利，信口開河，甚至采取愚民政策，暫時息事寧人實則留下后患。特別是要正確運用法律手段，要堅持“屬地管理”和“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認真落實領導責任制、部門責任制和崗位責任制，不能無原則地推卸責任。，對此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要以案說法，讓絕大多數群眾認識到暴力抗法的違法性，從而達到分化瓦解鬧事者，孤立少數帶頭人中的目的。要正確把握群眾的心態和現場情況，遵循“可散不可聚、可順不可激、可解不可結、可疏不可堵”的原則，因勢利導，慎重決策。

四大隊一中隊 郝明社

第二篇：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

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

■事發經過■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區部分出租車因受阻不能正常營運，少量出租車的頂燈和頂蓋被敲打，出租車駕駛員由于擔心自身和車輛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運做法，給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帶來不便，造成一定的社會影響。

事發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本著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態度，立即責成相關部門進行妥善有效處置。3日下午開始，市區內出租車陸續恢復營運；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區出租車基本恢復正常營運，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區的出租車全面恢復正常營運。

■停運原因■

崔堅表示，引發這次出租車停運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是今年以來，全市32家出租車公司擅自決定對部分出租車駕駛員每日增收管理費（也就是“份兒錢”）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將增加駕駛員負擔2萬元以上，從而減少了出租車駕駛員的收入；其次，出租車駕駛員認為出租車起步價等較低；

第三，是出租車加氣難，等時過長；

第四，“黑車”非法營運，擾亂了出租車營運秩序。

■處置措施■

停運事情發生后，市委書記***立即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真分析了事情發生的各種原因，提出了處置的基本原則和具體的處置意見。

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王鴻舉市長正在國外考察）、副市長劉學普、凌月明等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部署落實。市政府迅速啟動應急預案，責成市交通、市經委、市公安、市物價等相關部門形成快速處置方案，與運營企業及出租車協會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處置措施，從五個方面進行及時有效地處置：一是全力做好停運期間的運輸保障。及時加強對停運期間主城區客流情況的監控，重點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車發車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較大的主干線路，投入部分機動運力保障市民順利出行；二是立即糾正各出租車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費的錯誤做法，將管理費標準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區各出租汽車公司也表示堅決擁護市政府提出的這一解決措施，承諾對出租汽車免除當天管理費、承擔車輛毀損維修費用等多項舉措，積極做好駕駛員的引導和鼓勵工作；

三是經與國家天然氣有關部門協調，從11月4日起，重慶每天新增10萬立方米CNG天然氣的供氣量，以緩解“加氣難”問題；

四是加大打擊“黑車”的力度，繼續保持打擊“黑車”的高壓態勢，規范出租車經營環境和營運秩序，切實保障合法經營者利益；

五是加強監管，在主城區統一設置了25個交通執法點，對阻撓正常營運的不法分子予以打擊，抓獲了部分擊打出租車頂燈和頂蓋的不法分子，及時進行教育訓誡。/

5四個配套舉措防止類似事情發生

崔堅說，盡管事情已經平息，但為徹底解決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問題，市政府將從四個配套舉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強對降低“份兒錢”的監管，確保出租車公司已經作出的承諾兌現到位，減輕出租車駕駛員的生活負擔；

二是大力推進加氣站的建設，從根本上解決出租車“加氣難”的問題；

三是對現行的出租車營運體制進行調研，推進運營體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發生，作為出租汽車主管部門的市交委長期疏于管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市委、市政府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同時要舉一反三，切實做好全面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防止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說起周久耕事件，我們覺得這和一些網友關注周久耕的所做所為、對他的行為進行監督，并且向有關部門進行反映是分不開的，所以還要感謝我們的網友。”徐安表示。他認為：網民對一些腐敗的官員、對一些社會不公平的事情進行監督，也表明群眾法制意識、監督意識日益提高，“這是個好事”。

但徐安同時強調：“作為我們執法部門、司法部門，查處案件比較依據事實，必須要有證據，不能夠僅憑網上的一些議論、一些傳聞，就限制人身自由，我們就信以為真，必須經過認真的調查。”他介紹，“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網友的監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紀委啟動了黨內監督的程序，調查發現了他的違紀問題，又移交給檢察院。檢察機關經調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證據，最后確認他受賄、貪污一百多萬。“依據這個事實、證據，我們才對他進行判刑。起訴書上寫的那些事實，并不都是網友們議論的，網友并不了解這些。”

“所以，網絡輿論監督還需要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比如說現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級檢察院都建立了網上舉報的網站，也希望網友們有線索和有需要投訴的問題，通過網絡進行專門反映。”徐安表示。[

將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一概阻擋，或作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頗。周久耕被查處不僅是網民的勝利，更是程序的勝利，是執法者法治精神的勝利。

如果紀檢監察機關僅為樹立“嚴查快處”形象，僅憑其抽好煙、戴名表就立案調查，甚至不按程序罷官免職，不僅對周久耕不負責，也對社會和網民不負責。

“洪水猛獸”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稱為中國“網絡監督年”，由網絡監督引發的反腐倡廉熱點事件不斷曝光，網絡對黨員干部的輿論監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發揮了其他監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樣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過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當前，沒有其他任何一種監督工具像網絡那樣，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網絡監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既可以為紀檢監察機關以及司法部門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監督線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動職能部門積極作為，實現以權利制約權力。

面對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網絡輿論監督，只可重視而不能忽視，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導而不能壓制。那種將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一概予以阻擋，或者將其作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頗和不足取的。

如何應對“仇貪仇腐”

一些腐敗現象和問題在網絡曝光后，由于情節惡劣或當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網民群情激憤、反響強烈，在很短的時間內掀起輿論討伐的高潮，從而引發網絡監督熱點事件。在涉及熱點的跟帖、評論中，除了大量的舉報線索和意見建議外，也夾雜著一些偏激的言論、極端的觀點甚至是惡意的誹謗。如果這種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占了上風，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輿論監督就有可能演變成非正常的群體輿論暴力。

對網絡監督熱點事件，既不能“避、拖、捂、護”，遲遲不予正面回應；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聽風就是雨，先入為主，草率表態，隨意定性，放棄冷靜理性的分析和判斷。

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基本準則就是嚴格執行程序，依法辦事。妥善應對網絡監督熱點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貪仇腐”的激憤情緒，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違背了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甚至還可能造成冤假錯案。“周久耕事件”發生后，面對網民激憤的情緒和質疑，我們頂著巨大的壓力，嚴格按照紀檢機關案件檢查工作規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職的組織措施，進而立案調查、“雙開”，直至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嚴格依紀依法辦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處最終得到了社會各界和廣大網民的一致認可。一些專家認為，周久耕被查處不僅是網民的勝利，更是程序的勝利，是執法者法治精神的勝利。

以“不隱瞞”應對“山寨”信息

處置網絡監督熱點事件，爭取時間極為重要。網絡輿情出現異常苗頭后，紀檢監察機關要與組織、宣傳、公安等部門密切協作，建立網絡輿情收集研判機制和快速反應機制。

一些腐敗現象和問題被曝光后，引來大量的跟帖和熱議，網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將一些“山寨”信息發到網上，往往使問題愈發撲朔迷離，更加激起其他網民對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這種情況下，紀檢監察機關要迅速組織力量核查，及時查明真相。只有不隱不瞞、實事求是地還原真相，讓網民得到真實、透明的信息反饋，才能止住不實傳言，獲得理解和認同，避免節外生枝和事態惡化。

網絡披露的問題往往錯綜復雜，并參雜著較多的感性成分，對當事人所涉問題的定性處理尺度很難把握，處理不當極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這就需要紀檢監察機關把政策性、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和違紀性質，綜合考慮違紀情節、違紀后果和認錯態度，作出恰當處理。對“周久耕事件”的處理，如果當時紀檢監察機關僅僅為了樹立所謂“嚴查快處”的形象，僅憑其抽好煙、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調查，甚至不按程序罷官免職，不僅對周久耕本人不負責，也對社會和網民不負責。

提升網絡舉報平臺公信力

人民網的一項調查顯示，87.9%的網民非常關注網絡監督，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99.3%的網民會選擇網絡曝光。這么高的比例，除了網絡監督有其自身特有的優勢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現有網絡舉報在內的各種舉報，還存在渠道不暢、效率不高和處理不規范等情況，各職能部門要提升網絡舉報平臺的影響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網絡舉報平臺的特殊優勢得到切實發揮。

南京市紀委監察局2002年在全國率先實行了網絡舉報，并不斷拓寬和完善網絡舉報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紀檢監察外網設置了“信訪舉報信箱”、“紀委書記信箱”和“監察局長信箱”三個網絡舉報平臺。“周久耕事件”中，在網絡對其貴煙名表進行熱炒的同時，很多群眾也通過網絡舉報信箱提供了大量具體線索，為我們快速查清周的違紀違法事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網絡監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網絡監督目前缺乏法律規制，網民個體素質參差不齊，網絡監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自發性、主觀性、片面性和隨意性。其大眾化和匿名性的特點，在監督權力行使主體、揭露腐敗現象的同時，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傳播，甚至侵害公民隱私權、名譽權。因此，網絡監督走向成熟理性，還有一個過程。

越是正義的行為，越要秉承節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徑去履行監督權利和職責。要加快網絡立法進程，明確網絡監督的基本原則，網民的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證等等。通過制度規范網絡監督，保證網絡監督在法制化軌道上健康發展。（本報記者馬昌博、鞠靖摘編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處理：交通運輸部黨組2008年11月3日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經初步調查，針對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語言和行為失控，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接受進一步調查，待問題查清后，按照有關規定再進行嚴肅處理。教訓

根據交通運輸部、深圳市聯合調查組和公安機關的調查結論，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兼紀檢組長、副局長林嘉祥的所作所為尚不構成猥褻兒童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但其作為黨員領導干部，酒后在公共場合言辭不當，行為不檢，社會影響惡劣，嚴重損害了黨員領導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給予林嘉祥撤銷原黨內外職務的處分，并發出《關于林嘉祥有關問題的通報》，要求交通運輸系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

部黨組強調，必須進一步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說明，當前交通運輸系統個別領導干部作風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發生在極少數人身上，但其消極影響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運輸系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黨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認識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切實把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緊抓好。要把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作為正在開展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重要內容，認真查找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抓好整改落實。要建立健全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切實在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等五個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實際成效，扎實推進交通運輸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部黨組指出，必須進一步抓好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林嘉祥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還存在著漏洞和薄弱環 節。各級黨組織要把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和監督，貫穿于培養、選拔、管理和使用的各個環節，在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規范領導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過思想道德建設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覺性，又要通過制度建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有效性。要深入開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導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弘揚新風正氣，抵制歪風邪氣。要認真貫徹黨內監督條例，嚴格執行誡勉談話、民主生活會等黨內監督制度；針對薄弱環節，進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監督等制度。紀檢監察機關要會同有關部門抓好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切實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自覺接受黨組織、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等方面的監督。

部黨組認為，必須全面加強黨風政風建設。林嘉祥事件的發生，也反映出一些領導干部對人民群眾態度粗暴，工作方式簡單，在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問題上存在問題。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從維護黨和國家大局、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進一步增強政治責任感，把關注民生、維護群眾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認真解決黨風政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要心系百姓冷暖，進一步轉變行政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高行政效率；始終堅持科學執政、民

主執政和依法行政，進一步加強對執法隊伍的管理和監督，嚴格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有效解決粗暴執法、執法犯法等問題。要進一步暢通群眾利益訴求和民意表達渠道，嚴肅查處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要高度重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引導，進一步加強對輿情的跟蹤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輿情應急處置機制。

部黨組要求，黨員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做改進作風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領導作風的實質是黨群、干群關系問題，核心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不論黨齡多長、職務多高，決不能忘乎所以、為所欲為，決不能因為個人的言行舉止而影響黨的形象和黨群干群關系。要牢固樹立群眾觀念，切實增強公仆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始終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認真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始終堅持帶頭深入學習、帶頭調查研究、帶頭解放思想、帶頭剖析檢查、帶頭整改落實。始終堅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做改進思想作風的表率；堅持勤奮學習，學以致用，做端正學風的表率；堅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做改進工作作風的表率；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做改進領導作風的表率；堅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進生活作風的表率

第三篇：群體性事件

隨著各項政策、法制宣傳力度的加大，群眾的政策意識、法制意識也相應增強，特別是自我保護意識相對增強，對政府依法行政的呼聲越來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如何處理群體性事件已成為目前擺在各級領導干部面前一項重要的工作。那么，領導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確有效處理地群體性事件？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認真對待群眾，客觀分析矛盾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前提。要認真分析和面對四個問題。

第一，在社會變革的環節中，如何認識群眾，如何面對群眾，如何善待群眾。總的來講應該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胡錦濤同志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做到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實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會變革過程中對維護穩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經濟體制轉軌、社會體制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近年來，出現了“企業民營化、管理社會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動化”等新特點，因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問題日趨增多。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的問題，也是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壓力最大、最感頭痛的問題。因此，要做好社會變革時期的穩定工作，我們就始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斷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體性事件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一是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縣共發生群體事件8起，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參與人數越來越多；三是矛盾性質越來越嚴重，已出現三個轉化，即由自發性向有組織有目的成規模轉化；有序性向出現嚴重違法違紀轉化；逐級上訪向越級群訪轉化。

第四，處理群體性事件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難點。在現在的群體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縱者；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基層組織因職能弱化而顯得無能為力，基層組織一無資金，二無權力，對于有些群眾反映的實質性問題，無法表態拍板，而群眾又不達到目的不聽勸說和解釋，堅持要群體上訪，這樣自然給處理群體性事件帶來了許多難點。

二、找準癥結是做好群眾性工作的基礎。

當前制約我們各級黨委政府解決群眾性問題的癥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不斷地調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關系，舊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難免帶來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發展和重點工程建設過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繩的人們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緒上容易造成某種程度上的被動和失衡，難免帶來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眾合法利益和正當要求因干部作風不實，方法不當不能得到及時解決，致使矛盾升級。

三、把握原則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關鍵。

提高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把自己擔負的工作與黨的歷史使命聯系起

來，正確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認真把握工作原則，真心實意為民排憂解難，實現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眾利益第一原則。任何情況下，基層干部都要牢固樹立“萬事民為先”的群眾觀，要象鄭培民那樣始終堅持把群眾利益擺在首位，辦任何事情都要以群眾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推進具體工作，也要采取群眾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實現和維護好群眾利益。

二是實事求是原則。在具體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實質，認真研究實情，創造性地加以貫徹。要反對唯書、唯上、不唯實的做法，也要反對借口不符實際，延緩黨的正確政策的貫徹，做到上情與實情相結合，黨的主張與群眾愿望、群眾能力相統一。

三是宣傳示范原則。做好基層群眾的宣傳教育，一定要突出針對性，擴大覆蓋面，強調實際效果。要采取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群眾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難懂、簡單說教。在推進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眾，但群眾一時又難以理解或認同的工作時，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實啟發，不能一味埋怨指責，甚至強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時原則。群眾工作無小事，群眾反映的問題如果基層干部解決不力或不及時，群眾就有看法，就會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對群眾反映的任何一個問題，都要認真分析，堅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能辦的馬上就辦，一時不能辦的要給群眾一個明確的時間，不可能辦的也要給百姓解釋清楚。

五是真情實感原則。要用親人般的感情去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把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的利益作為第一考慮，把群眾的滿意作為第一標準。一個問題、一個矛盾出現后，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我們的干部做得對不對，不能老想著我們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級領導干部只要憑著良心為群眾辦事，只要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情，群眾也會真心實意地支持和擁護干部。

六是誠實守信原則。做好農村基層群眾工作，基層干部說話辦事一定要講信用，做得到的就講、就承諾，做不到的決不能欺騙群眾，求得一時的滿足。群眾最講實際。黨的組織和干部只要失信群眾一次，黨群干群關系就會疏遠一次。失去群眾的信任，我們的任何工作將一事無成。

四、找準著力點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有效途徑

一要提高干部服務本領。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基層干部有電筒、雨傘、統統靴“三件寶”就能走遍天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三件寶”再也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群眾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根據群眾所需，勤于學習，善于思考，在當好“六員”上下功夫，以滿足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需要。

二要努力發展農村經濟。基層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應放在幫助群眾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收入上。廣大基層干部，要遵循市場規律，因地制宜，幫助農戶找準項目，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通過各種渠道落實發展啟動資金，切實幫助農戶盡快富起來。

三要認真解決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群眾反映的熱難點問題，大多是平時生產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熱難點問題解決的好壞，往往又是群眾評價黨組織和干部是否真心關心群眾、幫助群眾，影響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尺度。要從講政治的高度重視群眾反映的熱難點問題的解決，讓群眾從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中感受黨的宗旨，體現黨的溫暖，增進與黨的感情。四要進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勢所趨。誠然，改革進程中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會導致部分群眾經濟利益受損。因此，要進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實解決群眾實際困難。要改進工作作風，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切實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質，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排憂解難。

五要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大力提高基層隊伍素質。基層組織是預防群體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線，是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優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選配好基層領導班子，對于素質低，群眾不擁護的要予以調整或撤換，同時要下大力氣加強對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使其增強法制觀念，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

六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當前要大力開展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活動，集中宣傳與入村入戶宣傳相結合，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克服法不責眾的錯誤觀念，引導群眾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抓手。

群體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會變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沖突。為有效預防和正確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聯系近年來我縣發生群體性事件談些看法。

（一）解決群體性事件應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堅持“三可三不可”總體原則。即：“可散不可聚、可順不可激、可解不可結”。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區分性質，講究策略，把握時機，嚴格執法，冷靜穩妥”。

三要建立“三早”預警處理機制。即：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堅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即使發生了，也可以處置在初始階段和萌芽狀態，把影響和損失減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項工作制度。包括情報信息網絡制度、不穩定因素排查制度、“五個一”工作機制（對排查出的重大問題采取“一個問題、一名領導、一套班子、一個方案、一抓到底”辦法解決）、縣鄉村三級矛盾糾紛調處制度、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一票否決”制度。五要采取經濟、教育、法制“三種手段”。經濟、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嚴格按照

有關程序運作。

（二）解決群體性事件幾個具體環節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是關于領導出面疏導的問題。大多數群體性事件，群眾的目的就是見領導，求得問題解決。領導出面疏導，是平息群體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數領導不肯見群眾，有幾種情況：一種是賭氣不見，一種是怕見，一種是擺架子不見。群眾急于見領導，領導就是不見群眾，無論哪種情況，共同后果都是引發群眾更大不滿。因此，各級領導一定要把群眾要見領導當成送上門來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對群眾，善于說服群眾，帶著感情、責任主動去做疏導工作。切記不能擺架子不見群眾，不能和群眾斗氣，不能派不能答復和解決問題的人去應付群眾，不能派沒有經驗的干部去處置，不能等到群眾鬧得不可收拾時才硬著頭皮去見。

二是關于消除事件誘因的問題。預防和平息群體性事件必須把著力點放在消除事件的誘因上，靠壓、靠哄、靠拖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涉及群眾利益問題上，正確決策、落實政策是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體性事件的誘因，一方面，在決策時和工作中避免傷害多數人的既得利益，千萬不能老是打群眾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眾得到實惠為衡量標準。同時，在政策原則允許的情況下盡量滿足群眾的合理要求。

三是關于防止事態反復的問題。大量事實證明，事態平息后的工作與事態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處置，輕善后”是釀成大事件的嚴重教訓。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處理好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環節。第一，對在處置中承諾群眾解決的問題，要兌現政策，盡快落實，取信于民，息事寧人，不要久拖不決又鬧起來；第二，要深入群眾中做工作，消除誤解；第三，對可能出現事態反復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時化解。

第四篇：群體性事件工作總結

華工發[2011]56號

華池縣總工會2011年開展群體性事件

工作總結

今年來，根據縣委、縣政府有關應急管理工作的要求，為及時處置各類群體性事件，切實維護社會穩定，華池縣總工會把應急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多次召開會議，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研究對策、擬定預案，并積極地配合相關部門處置涉及我單位職能范圍內的各類突發性問題和群體性事件，為維護我縣的社會穩定、推動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績。

一、加強組織領導，完善工作方案

華池縣總工會高度重視應急管理工作，成立了一把手負總責的應急工作專項領導小組，明確了第一責任人和分管領導，明確了專職工作人員，落實了應急工作經費。把及時、穩妥地處置好各類突發性事件當作頭等大事抓緊抓好，對工作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提前做好應對的預案，按照“誰分管、誰負責”的原則，落實人員，落實責任，建立起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應急管理機制。

二、健全工作制度，落實工作責任

建立突發性事件快速反應機制，要求單位必須暢通信訪信息渠道，及時掌握信訪動態，保證通訊工具24小時開通，對重大信訪隱患問題，要落實責任措施，果斷進行處置。嚴格執行報告制度，一旦出現群體性事件和突發事件，迅速報告單位分管領導和主要領導，同時上報縣維穩辦等相關上級部門，絕不允許遲報、漏報甚至隱瞞不報，對違反規定，造成嚴重后果的，要追究有關人員責任。繼續堅持領導信訪接待日制度，每天安排專門的信訪值班領導，方便群眾來 2

訪，方便領導及時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群眾矛盾，及時處理各種上訪案件。

三、排查隱患、妥善處置、防范未然

1、全力抓好應急處置

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下，華池縣總工會積極配合縣維穩辦、縣信訪局等部門，認真排查涉及各類社會矛盾和安全隱患，及時地配合相關部門做好政策宣傳，盡力將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有力地維護了全縣的穩定。

2、認真開展隱患排查

近年我縣在拆遷安置、雙證辦理、房屋安全、物業管理方面出現的信訪案件、熱難點問題較多。為避免矛盾激化，維護縣城穩定，我單位多次召開專門的會議對有可能出現大規模上訪、引發社會安定問題的情況進行了認真分析，組織人員多次進行排查和清理，并協同相關部門做好穩控工作，及時上報有關情況。

華池縣總工會

2011年11月7日

主題詞：群體性 事件 工作總結 抄報：縣政法委 華池縣總工會 2011年11月7日印發

第五篇：群體性事件及對策

群體性突發事件及政治學對策

摘要：群體性事件是我國經濟和社會改革時期各種矛盾問題的綜合反映，對我國的社會治安環境產生了嚴峻的挑戰。現階段的群體性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眾多群體性事件表現出來的特點和引發原因，群體性事件頻發已經凸顯了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推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當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也是減少和杜絕群體性事件發生的現實選擇。本文以群體性突發事件為切入點，在對政治參與內涵及價值進行梳理的基礎上，對當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特點進行了分析，并從公平正義、制度建構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提出應對我國公民群體性事件的對策。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 政治參與 政治權利 對策

群體性突發事件是指超常規的、突發性的、需要立即做出處置決策的社會事件。此類事件會使與其相關的政府組織社會控制力受到削弱，甚至可能使政府組織處于信仰危機困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成功處置，將構成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條件并發揮基石功效；反之則嚴重削弱共產黨執政地位，丑化共產黨執政形象。正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形成統一指導、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機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由此可見，如何在社會矛盾凸現期成功地預防和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已經不容置疑地擺在全黨和全體人民面前。

一，關于群體性事件的概念

群體性事件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中。是指某一社會群體（含臨時性群體），因某種潛在社會矛盾或現實社會問題尚未得到解決而自感自身利益受到剝奪，借助某種自然性或社會性契機，采取非常規甚至極端方式對抗黨政機關及至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穩定、擾亂社會秩序的負面社會事件。具體表現為：越級群訪、集體上訪、非法游行、沖擊政府、堵塞交通、罷工、罷課、罷市、聚眾械斗，并部分伴有打、砸、搶、燒或傷害政府工作人員人身安全的違法行為。當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表層含義表現為利益訴求，而深層含義則表現為社會階層或群體間的利益關系調整和利益分配的博弈。對于當前的群體性事件，我們應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認識：

首先，群體性事件是一個政治概念。中共中央辦公廳2004年制定的《關于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中將“群體性事件”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即“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群眾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通過非法聚集、圍堵等方式，向有關機關或單位表達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醞釀、形成過程中的串聯、聚集等活動”。對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解決敵我矛盾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出發點。其次，群體性事件是一個法律概念。從法律角度看，不論群體性事件的原因如何，只要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受到侵害，即屬違法或犯罪行為。因此，《工作意見》在限定公安機關的職責時特別指出：“根據黨委、政府的決定，在處置群體性事件時，依法采取相應的強制措施，控制局勢，平息事態，恢復正常秩序；對群體性事件中違法犯罪人員以及插手群體性事件的敵對分子，依法打擊處理”。顯然，群體性事件的處置又必須通過法律的手段，在法治的框架下解決。

二，群體性事件的特征

可以概括出當前群體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1.多發性、多元性。雖然各級黨委、政府普遍重視預防群體性事件，但群體性事件前仍呈現出逐年增多的態勢。發生領域多元、發生次數頻繁、發生地域廣泛，作者在防城鎮掛職期間，參與處理的群體性事件中，范圍涉及土地權屬糾紛、土地補償款糾紛、因采礦造成污染產生的糾紛、醫患糾紛、企業改制遺留問題、征地拆遷問題等等方面。

2.從眾性。從眾心理嚴重，認為法不責眾，“一哄而起”常見，情緒偏激并且短時間內群體動員力較強。群體性事件一般都有挑頭人物，有幾個核心組織者進行煽動，大部份群眾是跟隨者，其往往存在以下心理：認為法不責眾，隨大流得到利益后可參與分配，如追究責任也追不到一般參與者頭上；如不參與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有的地方挑頭者為產生人多勢眾的效果，增加談判籌碼，甚至許諾不論是否爭取到利益，凡是參與者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誤工補償。

3.組織性。從近幾年群體性事件的發展情況看，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大，這應歸結于其組織性越來越強；有的事件背后出現有單位干部或是社會閑散人員參與其中出謀劃策的現象。

4.復雜性。人員復雜、情況復雜、理由復雜、處理復雜、控制復雜。

5.傳播性。謠言四起，迅速傳播。流言成為短時間內進行群體動員的主要手段和個別不負責任的媒體的主要消息來源。

6.破壞性。造成損失(經濟損失、政治損失、社會損失、物質損失等)，破壞社會組織秩序，降低政府公共信譽。

7.非政治性。盡管有些群體性事件表現激烈，但當事人的請求大多是與自身物質、經濟利益有關，并不是政治事件或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達和博弈的形式之一，是利益訴求得不到有效回應的無奈之舉，他們并不具有反對社會政治制度的目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時處理，被敵對勢力煽動、利用，也極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8.難處理性。群體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沒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決這些問題受諸多因素的制約，必須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因此，處理解決難度較大。

三，政治參與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呢？我們先來解釋有關公民政治參與的概念。政治參與是現代化研究、特別是政治發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和研究領域，是傳統政治學在行為主義革命影響下新發展的產物。關于政治參與，中西方學者已作過深入的研究，從各個視角下過多種定義。公民政治參與是指“普通公民通過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決定或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美國著名學者孔奇則認為:“政治參與可以解釋為全國或地方、個人或集體支持或反對國家結構、權威和有關公益分配決策的行動。”另外，亨廷頓和納爾遜在《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一書中給出的定義為:政治參與就是“平民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活動。”該定義中并未區分參與活動的合法性與非法性，而是涵蓋了無論根據政治系統的既定準則是否合法的所有活動。

從政治參與是否受到合理規制或規范角度看，可分為有序政治參與和無序政治參與。“有序”是同“無序”相對的范疇，所謂有序的公民政治參與，是指一般公民和團體以合法的形式，通過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有節制地參與政治生活和影響政治決策的過程。相反，無序的政治參與或者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則是突破現有制度和規范的政治參與行為或是合理但不合法的邊緣型政治參與行為，群體性事件就是典型的無序政治參與行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種具體體現。政治參與的有序主要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政治參與的合法性。這里的合法性具體表現為對現行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規的遵循，以及政治參與途徑方式的合法利用。二是政治參與的理性化。理性化的政治參與是與激情型的政治參與相對應的。理性化的政治參與表現為對問題的理性分析，對法律、制度的遵循，對參與目標的合理確定，以及對參與方式的正確選擇。三是政治參與的程序化。政治參與的程序化是對政治參與程序的遵從，歸根到底是對政治制度的認同。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并將“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明確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要防止和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必須大力推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四，當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特點

1．由于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提高，公民政治參與開始從動員型參與向自主型參與轉變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我國傳統的利益結構被打破，出現了多種相對獨立的利益結構和利益群體。在思想轉變和利益動因的驅使下，人們的政治參與熱情被激發出來，一旦發現國家的政治決策同自身利益息息相關，人們就會積極關注并設法影響這些政治決策的制定和執行，以期政府能制定出符合自身或所在群體利益的政策，公民的權利意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隨之高漲，公民政治參與開始從動員型參與向自主型參與轉變。2．公民政治參與制度不健全，非制度性政治參與有上升趨勢 以政治參與和既定的政治法律規范的關系為依據，可以將政治參與分為制度化政治參與和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公民在既定法律規范內展開的政治參與活動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超越了既定的政治法律規范的政治參與行為，就是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從合法性的層面來看，當下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也可以分成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參與制度的建設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迅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我國基本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發展提供了根本制度的保證。然而，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這些制度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著具體制度不夠規范、不夠健全，程序上不夠嚴密、完整以及執行不到位等問題。結果導致公民以制度外的方式從事參與，即“非制度化參與”，我國公民非制度化參與日益增多。

3.政治參與渠道不夠暢通，開始尋找其他方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注重參政渠道的建設，但真正被公民采用并且確實行之有效的參政渠道并不多，參政渠道的理論性和實用性相互脫離，二者并沒有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國公民的參政渠道仍很狹窄，存在利益表達不暢通的情況，特別是對于社會弱勢群體，在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達渠道而且自身的參與能力又較低的情況下，極易發生無序的政治參與行為，甚至發生群體性事件。總體來說目前我國政治參與的渠道還相對單一，有待提升和開發。公民參與意識的高漲與我國政治參與制度的不健全、參與渠道的不暢通形成的矛盾在沒有被政府部門覺察和緩解的條件下，極易發生沖突，如果處理不好，就會發展成為群體性事件。

4.網絡政治參與發展迅速，但公民消極參與的心態呈上升趨勢 網絡政治時代借助于信息技術對政治參與主客體雙方的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進行了新的界定和分配，為公民政治參與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雖然我國公民的網絡政治參與方興未艾，但也不可否認，目前公民政治參與的消極心態有上升的趨勢。使得原來的參與渠道喪失，新的參與渠道尚未建立起來，從而帶來新的參與危機。五，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是應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有效途徑 鄧小平認為，人民群眾的參與是改革開放成敗的關鍵，而“確認人民群眾的參與是改革開放的目標之一”。因此，我們必須在實踐中進行途徑創新，來確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

（一）發展社會經濟，在社會公正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經濟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物質保障

公民由于公民政治參與意識的覺醒和提高，有積極參政的愿望，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政治參與地位低下、經濟基礎不強、非組織化的個體分散無力，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時很難具備影響政府決策的信心，其參政需求得不到僵硬的政府機構及時有效的回應，參政的失敗感最可滋生消極的政治參與心態，當然亦有可能激發極端的非理性政治參與。因此，要大力發展經濟，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前提條件。

（二）完善政治制度，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制度保障

保證公民政治參與的有序進行，必須建立和健全公民政治參與的機制，廣泛吸納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參與；同時還要加強公民政治參與的制度化建設。完善制度是實現有序參與的保障，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必由之路。加強制度建設，需要做到: 第一，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基本參與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人民政治參與最基本的制度安排。這些政治參與制度需要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完善和發展。第二，拓寬參與渠道，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空間。一是要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參加政黨或社會團體是公民進行有效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以組織為中介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會比個人行為更容易達到目的。二是要發揮大眾傳媒的作用。輿論媒體為公民進行政治參與提供了及時便利的信息支持，同時，也使公民的政治要求得以表達。三是要發揮基層民主的作用。實行城鄉基層民主與基層群眾自治成為最典型、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四是要發揮網絡參與的作用。網絡技術可以改善政治參與的途徑和手段，提高公民政治參與的興趣和能力，保證政治參與的數量和質量。

（三）培育新型政治文化，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社會基礎

培育文化，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加強公民的政治知識和政治技能的教育和訓練，培養公民的利益意識、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是培育我國公民的政治文化，提高公民政治素質的關鍵。政治文化對于實現公民高度的政治認同和有效的政治參與，保持社會政治穩定，促進政治文明建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適合現代化的新型的公眾參與型政治文化，不斷增強公民的主體意識，是實現有序政治參與的文化條件。具體來說，一是要培養公民意識，增強公共責任。通過不斷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公民意識的培養，進一步增強公眾的公共責任感，也就是要求公民在遇到有關國家政治和社會利益的問題時，必須自覺維護公共利益。

（四）健全社會組織，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提供有力支持

政治參與應當是組織化的。“沒有組織的政治參與將墮落為群眾運動”，是對民主的直接破壞。參加政黨或社會團體是公民進行有效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以組織為中介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會比個人行為更容易達到目的。我國公民可以通過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組織參與政治、表達意愿，這些團體分別代表不同社會成員的利益，又同時與政府合作，是公民參加國家事務管理的重要組織形式。首先，必須處理好黨、政府與社會團體的關系。構建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良性互動關系，對建設服務型政府、推動公共管理社會化進程、促進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和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次，加強社會團體的自身建設，提高社會團體自身的服務意識和參政的能力。要在政府和社會組織兩者間建立真正平等、有效的互動關系，不僅要緩解兩者之間的各種矛盾，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和科學規范的管理體制，更要加強社會組織自身能力建設，明確兩者權、責、利關系，增強社會組織對政府管理的有效參與，政府與社會組織雙方在互信的基礎上齊心協力，才是今后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