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境群體性事件

環境群體性事件

一、關于環境污染導致的群體性事件的情況通報

在環境形勢處于“總體好轉，局部惡化”的大背景下，有關環境污染問題和由此引發的群眾信訪、群體性事件，成為熱點、焦點和難點問題。選擇影響較大的1 0個事件和案例予以剖析：

(一)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3人被判環境監管失職罪

004年2—4月，四川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將工業廢水排入沱江干流水域，造成特大水污染事故，給成都、資陽等5市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和經濟損失。經農業部長江中上游漁業生態環境監測中心評估，僅天然漁業資源損失就達1569萬余元。9月9日，成都市錦江區法院分別對涉及沱江水污染事故的被告人何立光、吳貴鑫、李儉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案和被告人宋世英、張明、張山等環境監管失職案做出一審判決。相關責任人最高獲刑5年，處罰金人民幣4萬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世英、張明、張山分別作為青白江區環保局分管環境監測、環境監理、污染管理的副局長、環境監測站站長和環境監理所所長，違反相關的職責規定，在工作中嚴重不負責任，未能及時有效地預防、阻止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環境監管失職罪。法院一審分別判處：宋世英有期徒刑2年6個月；張明有期徒刑2年6個月；張山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

(二)浙江東陽畫水鎮化工污染，引發惡性群體性事件

2005年4月1 0日，浙江省東陽市畫水鎮爆發大規模沖突。東陽市政府將數家化工廠、農藥廠遷到當地建成“化工工業園”。據農民投訴，自從化工廠遷入后，環境嚴重污染，稻田不生，山林被“毒死”。農民因不滿化工廠污染環境，占據化工廠，與入廠警察發生沖突，致數十人被打死，逾千人受傷，遭推翻或破壞的警車多達數百部。

(三)松花江特別重大水污染責任事件，12人受到黨紀、政紀處理 005年11月1 3日，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硝基苯精餾塔發生爆炸，引發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國務院事故及事件調查組認定：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11.13”爆炸事故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起特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和特別重大水污染責任事件。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一是吉化分公司及雙苯廠對可能發生的事故會引發松花江水污染問題沒有進行深入研究，有關應急預案有重大缺失。二是吉林市事故應急救援指揮部對水污染估計不足，重視不夠，未提出防控措施和要求。三是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和股份公司對環保保護工作重視不夠，對吉化公司環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失察，對水污染估計不足，重視不夠，未能及時督促采取措施。四是吉林市環保局沒有及時向事故應急救援指揮部建議采取措施。五是吉林省環保局對水污染問題重視不夠，沒有按照有關規定全面、準確地報告水污染程度。六是國家環保總局在事件初期對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重視不夠，沒有及時提出妥善處置意見。

據此，給予12名事故責任人做出黨紀、政紀處理。其中：吉林市環保局局長吳揚，對事件負有領導責任，給予行政警告處分。吉林省環保局局長、黨組書記王立英對事件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給予行政記大過、黨內警告處分。污染事件發生后，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解振華喬辭去職務。

（四）湖北省竹山垃圾場14年污染，環衛局遭索賠266萬元

2001年2月20日，竹山縣環衛所與城關鎮蓮花村在未經原告14戶58名村民同意的情況下，簽訂了該村聶家溝公路邊建垃圾場的協議。由于垃圾場缺乏有效治理，空氣、水、土均受到了嚴重污染，導致263棵果樹死亡，糧食減收10萬余元。由于食用了受污染的水及土地種植的糧食、蔬菜，58名村民的身心均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2005年4月，竹山縣環境監測站對水源、農作物進行了監測評估，認定該地水源嚴重污染，人畜不能飲用，農田受污染嚴重。2005年9月，十堰市農業環境保護站和農業部環境質量監督檢測中心（武漢）對該地水、土、水稻進行抽樣檢測，認定3項指標均嚴重超標，被污染嚴重。

2006年5月29日，湖北省竹山縣城關鎮蓮花村14戶58位村民起訴該縣城建局、環衛所環境污染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起訴標的266萬余元。

（五）四川瀘州電廠燃油泄漏事故污染長江水體，被定為重大環境污染事件

2006年11月15日，按照調試計劃，四川瀘州川南電廠工程施工單位在污水設施尚未建成的情況下，開始燃油系統安裝調試，造成柴油泄漏混入冷卻水管道外排，導致長江水體污染。當天，企業報告進入長江的柴油為0.38噸；11月16日下午，經國家環保總局西南環保督查中心督查，再報進入長江的柴油為16.945噸。國家環保總局認定，這起事故造成污油進入長江，導致瀘州市城區停水，并進入重慶境內形成跨界污染，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件。

四川瀘州川南發電有限公司被處以20萬元人民幣的經濟處罰，公司相關責任人被分別處以扣減獎金、撤銷職務等處罰。2 007年5月1 5日前，四川環保局暫停審批滬州市除污染治理項目外所有新建項目。

(六)江蘇鹽城市水污染事件被告被判“投放危險物質罪”

009年2月20日，江蘇鹽城發生水污染事件。由于市區多處自來水取水口的水源被污染，直接造成自來水無法使用，影響居民用水安全，造成長時間停水。據法庭審理查明：被告人胡文標、丁月生于2 007年11月底至2 009年2月1 6日期間明知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系環保部門規定的“廢水不外排”企業、明知在“氯代醚酮”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鉀鹽廢水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質，仍將大量鉀鹽廢水排放至公司北側的五支河內，任其流經蟒蛇河污染鹽城市城西、越河自來水廠取水口，致2 009年2月2 0日鹽城市2 0多萬居民飲用水停水長達66小時40分，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4 3．21萬元。

水污染事件發生近6個月后，鹽城市鹽都區人民法院，對涉案的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標、生產負責人丁月生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分別判處了10年和6年有期徒刑。這是國內首個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對環境污染事件責任人進行刑事處罰案例，該案判決后，迅速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七)陜西鳳翔“血鉛”案，引發惡性群體事件

006年建成投產的陜西東嶺集團冶煉公司，與馬道口村、孫家南頭村緊鄰，部分群眾住房與廠房相隔只有百米左右。

2009年8月，長青鎮東嶺集團冶煉公司環評范圍內兩個村莊731名兒童接受血鉛檢測后，確認615人血鉛超標，其中166人屬于中度、重度鉛中毒，需住院排鉛治療。“血鉛事件”的發生，造成群眾恐慌。

8月11日上午，風翔縣長青鎮高咀頭村一些村民圍堵了途經村口的冶煉廠車輛。8月1 6日上午，東嶺公司附近數百村民沖擊東嶺廠區，東嶺廠區鐵路專用線近三百米圍墻掀翻，村民還砸爛了前來送煤的貨車擋風玻璃和停在廠區的工程車。

目前，鳳翔縣政府撥出首批100萬元人民幣，用于支付血鉛普查和患兒治療，擬投資2000萬元，啟動搬遷方案，計劃在兩年內對環評標準范圍內需要搬遷的民眾全部搬遷。寶雞市市長戴征社表示，對于鳳翔血鉛超標事件很痛心，就此向受到影響的村民鞠躬道歉，徹底關停了投資6億元的東嶺集團陜西東嶺冶煉有限公司年產1 0萬噸的鉛鋅冶煉項目和年產70萬噸的焦化項目。

(八)江蘇東海傾倒有毒物質，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2009年6月，江蘇省東海縣響水億達化工有限公司，在生產醫藥中間體過程中產生有毒化學廢棄物(所合成分為二硫化碳、二硫代乙酸等，其中二硫化碳屬極易燃、易爆化學品，常溫下呈液態，是損害神經和血管的毒物)。為處理該廢棄物，該公司先與徐某所在的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簽訂了委托處理廢棄物的合同。后因該批廢棄物不易燃燒，處理成本較高，該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遂安排業務員即徐某通知化工有限公司停止該筆業務。后徐某等為了賺取非法利潤，于2009年5月底，由徐某、茆某與被告人王某達成協議，由王某支付16.212萬元費用，從這家廠拉出近9 0噸有毒化工廢棄物。由朱子星、朱艾建在未經任何處理的情況下將該批化工廢棄物拋撒在東海縣曲陽鄉、安峰鎮及沭陽縣茆圩鄉境內橋底、村交界處等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

東海縣人民法院認為，上述5人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傾倒有毒物質，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依法判處5人重大污染事故罪，分別處以拘役、并處罰金；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九)湖南瀏陽鎮頭鎮鎘污染事件，企業法人被刑拘、市環保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被停職

2003年，湖南省瀏陽市鎮頭鎮通過招商引資，引進長沙湘和化工廠，主要生產粉狀硫酸鋅和顆粒狀硫酸鋅。2004年4月，企業未經審批建設1條煉銦生產線。

建廠不久，廠區周圍樹林大片枯死，部分村民相繼出現金身無力、頭暈、胸悶、關節疼痛等癥狀。經檢查，發現體內鎘超標。2009年5月，該鎮雙橋村44歲村民羅柏林突然異常死亡，經湖南省勞衛所檢測，死者體內鎘嚴重超標。一個月后，61歲村民陽術之因呼吸系統病癥入院治療，不久也不治身亡，經湖南省勞衛所檢測，其尿鎘超出參考值達4倍多。

2008年以來，湘和化工廠因污染環境引發當地村民大量投訴。2009年4月，該廠被迫停產，相關責任人接受調查。2 009年7月29日，數百名村民在鎮政府聚集；30日，上千名村民圍堵鎮政府、派出所。

環境監測部門的監測結果和專家調查咨詢意見認為，非法生產導致周邊鎘污染。據認定，長沙湘和化工廠是該區域鎘污染的直接來源，非法生產過程中多途徑的鎘排放是造成區域性鎘污染事件的直接原因。廠區周邊5 00米至12 00米范圍屬鎘污染區域。

2009年8月1日，該廠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瀏陽市環保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被停職。

(十)山東沂南涑河砷化物水污染事件，企業負責人被判15年、3被告共同賠償國家經濟損失3714萬元

2009年4月，億鑫化工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農業部頒發的生產許可證、產品批準文號，以及明知阿散酸產生的廢水含有毒物質，未辦理工商、環保等手續的情況下，非法生產阿散酸。在生產過程中，該公司將產生的大量含砷有毒廢水排放在一處蓄意隱藏的污水池存放。7月2 0日、2 3日深夜，該公司負責人于皓為節省處理污水費用，趁當地降雨，附近一河流水量增加之際，指使生產廠長許長賢、員工于宗友，用水泵將含砷量超標2．7254萬倍的生產廢水排放到南涑河中，致使水體嚴重污染。

2009年9月5日，法院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于皓有期徒刑11年，以犯有非法經營罪判處于皓有期徒刑5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罰金5 0萬元人民幣；許長賢、于宗友則分別被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5年。法院同時支持了檢察機關提起的刑事附帶民訴訟請求，判決3被告共同賠償國家3 714萬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二、關于環境污染導致的群體性事件的專家解析

據國家信訪局的信息，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設拆遷、環境保護、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涉法涉訴等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成為新時期信訪工作的重點。據統計，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對抗程度明顯高于其他群體性事件。上述環境污染事故及群體性事件，引起了國際國內、高層領導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指出，“目前，我國有1／4的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危害將引發社會的強烈不滿。”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指出，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容易引發農民群體性事件的因素之一。總體來看，容易引發農民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是4個方面：一是土地征用；二是環境污染；三是移民搬遷；四是集體資產的處置。引發這些問題，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地方在經濟發展中不注重科學發展觀，單純地追求GDP，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二是一些地方干部存在腐敗現象，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論述，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體制跟進。隨著各地工業化步伐的加快，中國農村因環境污染引發的社會沖突迅速增加。在以經濟增長為主要任期考核指標的壓力型行政體制下，GDP和稅收／財源的增長成為地方官員的優先選擇，從而導致他們容易采取重增長、輕環保的污染保護主義行為，并與追求利潤的企業家結成利益同盟，引發污染向農村地區的低成本轉移，而受害農民也難以獲得應有的補償，圍繞污染而產生的糾紛也就容易升級為群體性的暴力。

綜合專家論述，對發生上述環境污染及群體性事件的原因解析如下：

污染事件的發生看似偶然，但有其必然性。根本原因，是片面追求GDP忽視環境保護，而導致長期累積的矛盾集中暴發，是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GDP至上的政績觀是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污染事故多發的重要根源。在這種發展觀、政績觀下，污染項目闖過了環保關口，違法企業得到了庇護。致使GDP上升了，環境質量下降了；財富增加了，群眾的幸福感減少了，這是以環境換取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群眾環保意識的逐步提高，污染問題已經成為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一個新的誘因。環境信訪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大多數會轉化為群體性事件。根本原因，主要是污染危機受損者的基本生存、公眾環境參與的權力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

第一，污染企業在建廠之初大都沒有經過嚴格的環境影響評價審查，相關手續違法。一些污染企業和工業園區，在沒有進行充分環境評估的情況下，匆忙上馬。有的因污染嚴重而停產，隨后易地轉移重建再生產，屢遭群眾反對和驅趕。除了高額利潤的刺激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發展缺少科學、準入不邁門檻”。

第二，在發現違法排污或造成污染之后，處罰力度嚴重不足。污染企業有的無照經營，有的沒有通過環保驗收，卻可以在“試生產”的名義下長期生產；通過環保驗收的企業也經常為節省成本直接排污。有的違法企業被處以罰款，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但很難執 行到位。有的投產時就未經環保部門許可，因超標排放被環保部門責令停產，但行政處罰執行難，導致污染狀況繼續惡化。

第三，在污染造成明顯的侵害后果之后，受害者要求制止污染的訴求得不到支持。環境污染導致的群體性事件中，受害群眾都曾多次上訪，要求工廠搬遷或停止排污，有關新聞媒體也曾經予以披露，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曾多次發出呼吁或提出議案，但一直得不到徹底解決。群眾的賠償要求，得不到滿足，排污單位和有關部門，甚至無視群眾的維權意愿和賠償要求。

第四，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主要有復雜性、規模化對抗趨勢等特點。在企業的排污和侵害行為得不到公共權力有效制止的情況下，受害群眾逐漸對正常申訴途徑失望，轉而選擇“自力性救濟”，通過“自己的方式”去尋求解決的途徑。而這種方式在缺少理性的組織引導的情況下，又容易被一種身為“受害者”所具有的悲情意識控制，甚至產生一種絕望情緒。極端的情緒和認識一旦出現，激烈的暴力釋放也就成為難以控制的必然結果。

三、關于防控環境污染導致的群體性事件的措施建議

環境保護本質是發展問題，更是民生問題，必須優先解決。環境問題得不到解決或解決得不好，就可能累積并顯性暴發，最終導致付出更大的行政成本，影響政府的形象、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政府的權威。只有優先解決了環境問題，才能以最小的行政成本實現好群眾的根本利益，贏得解決群眾問題的主動權。安全、環保、穩定，關系發展、關乎民生，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通過對案例的深入解剖，根據專家的深刻分析，結合全市環保工作，特別是污染防治形勢，提出如下措施建議：

(一)各級政府要強化環境保護法定主體責任

《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保護負有主體責任。這既是環境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環境公共需求變化和環境基本權利發展的客觀必然。目前，正在進入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多發期。充分關注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維護群眾的合法環境權益，認真解決群眾環境訴求，切實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有效化解人民內部矛盾，預防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與發展，保障經濟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已經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工作內容。因此，各級政府必須通過拓展政府環境第一性義務即政府環境職責，提升政府公信力；強化政府環境第二性義務即政府環境法律責任，增強政府執行力；健全完善政府環境管理責任、加強環境服務責任。要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就是促進發展、就是政績的觀念，算清環境污染的經濟賬、政治賬，從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高度，重視涉及到群眾切身利益的環境污染問題，把解決影響群眾利益的環境問題作為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切實履行環境保護法定主體責任，認真執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制度，支持環保部門依法行使職能，真正做到環境與發展并重，進而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同時，各地政府不能拖、不能等、不能推，必須迅速行動起來，真抓實干，認真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環境問題。

(二)環保部門要加強環境監管和環境執法

環境保護是預防污染事件發生的重要“防火墻”，把牢環保這一關口，就增加了一道安全閥。環境保護是一項防止污染項目上馬破壞生態環境的重要手段，是保障經濟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重要制度設計。各級環保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堅持依法辦事，嚴格環評審批，加大環境監管和環境執法工作力度。要嚴把新建污染項目的準入關，加強污染的源頭控制，認真執行“三同時”制度，強化環保驗收措施，實施全過程監督，防止新建項目布局不合理和污染物難以治理而引發的污染糾紛。要加大對現有排污企業的監管力度，增強監測的頻次，縮短監測周期，對違法排污企業必須嚴懲不貸，防止企業偷排、直排污染物而損害群眾利益的事件發生。要及時妥善處理企業事故性污染物排放后引發的糾紛處理工作，充分保障群眾的合法權益。及時消除環境監管的盲區盲點，嚴防行政不作為，特別是失職、瀆職現象的發生。

(三)企業法人要承擔環境保護法定義務和社會責任

作為經濟組織實體的企業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必須履行保護環境的法定義務。我國法律規定，防治污染主要是以企業為法律規制對象。《環境保護法》和與其配套的單行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規范了企業應遵循的保護環境的職責，針對不同的范圍對企業提出了保護環境的要求。《環境保護法》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在各項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中明確規定環境法律責任主體為“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造成環境嚴重污染的企業事業單位”、“排污單位”等，因此，企業應嚴格遵守各項環保法律法規，擺正保護環境與提高經濟效益的關系，切實履行保護環境的法律義務，堅決杜絕一切破壞環境的行為，在謀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公益，認真履行保護環境的社會責任。

(四)社會各界要建立“聯保共建”的環境保護大機制

要堅持“綜合治理，城鄉統籌，部門聯動，防控并舉”的思路，探索新載體，構建大機制，積極開展“聯保共建”活動，深入實施“環保惠民”工程。要下更大的決心、花更大的力氣，強化對突出環境問題的綜合整治，加強重點污染治理，組織開展環境問題排查，集中整治重點區域、重點企業污染，努力消除各種環境隱患，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和身體健康。要著眼長遠，加快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場等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改善環境染污治理和環境承載能力。要充分發揮相關部門的法定職能作用，集聚全社會的環境保護要素資源，建立環境保護“統一戰線”和生態文明建設“共同體”，提升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到新鮮空氣、吃到放心食品、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確保環境安全、人民幸福、社會和諧。

(五)要落實環境污染群體性事件處理責任

環境污染群體性事件處理，要堅持“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各級黨政主要領導，要對環境污染糾紛的協調處理工作以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處置負總責；各有關部門，要落實責任，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各級環保部門，要切實履行對環境保護管理監督和執法職能，及時調查處理環境污染糾紛，努力當好黨委、政府的參謀。各有關職能部門要加強協作配合，形成整體合力，努力構建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有關部門各司其責、齊抓共管的格局。

要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對因工作失職、防范不力、處置不當、造成嚴重后果的單位和個人，要按照有關規定追究其責任；對排查調處矛盾不力，能解決的問題不去解決，導致矛盾激化，引發群體性事件，造成重大影響的，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對已發生的重大群體性事件，黨政領導和主管部門隱瞞不報或遲報、漏報而貽誤時機，或處置失當，造成事態擴大的，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追究責任。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處置負總責；各有關部門，要落實責任，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各級環保部門，要切實履行對環境保護管理監督和執法職能，及時調查處理環境污染糾紛，努力當好黨委、政府的參謀。各有關職能部門要加強協作配合，形成整體合力，努力構建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有關部門各司其責、齊抓共管的格局。要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對因工作失職、防范不力、處置不當、造成嚴重后果的單位和個人，要按照有關規定追究其責任；對排查調處矛盾不力，能解決的問題不去解決，導致矛盾激化，引發群體性事件，造成重大影響的，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對已發生的重大群體性事件，黨政領導和主管部門隱瞞不報或遲報、漏報而貽誤時機，或處置失當，造成事態擴大的，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追究責任。

第二篇：開窗：求解環境群體性事件

“開窗” 求解環境群體性事件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馮潔 汪韜

2012-11-29 11:14:12來源：南方周末

本文獲得2012南方周末新聞獎提名獎

獲獎理由

對重大敏感問題的建設性介入，問題意識、切入的角度和行文，在在值得贊美！

獲獎感言

南方周末記者 汪韜：直到版樣傳到印刷廠，編輯的心方才踏實下來，這“通篇都是敏感詞”的報道終于要登出來了。

《開窗》其實是一篇舊聞——距離什邡事件5個月，啟東事件4個月，寧波事件1個月。2012年環保領域印象最為深刻的，應是四個月內竟發生三起因反對污染企業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但這三起事件都有報道禁令，中國媒體集體失語，猶記得微博上一張照片：一位外媒記者扛著攝像機，被眾人托起。

10月份，“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年增速為29%”的專家講話引起網絡瘋狂轉。基于此話題的熱度和穿透力，以及南方周末的特性，南方周末綠色板塊負責人朱紅軍決意介入“這個看起來敏感的話題”，本著建設性的角度，尋找環境群體事件新思維，包括新現象、新特點、新反思和新思維。

專題共計三篇稿件，由我和馮潔合寫。此專題的難度不在于采訪，而在于見識。這個看似敏感的選題操作過程遠不如調查報道那么驚心動魄，平淡得像寫一篇論文。最終，操作過程雖將近一個月，兩人初稿加起來近一萬五千字，方案中的前三點基本夯實，但最重要的新思維卻遲遲難以落筆，馮潔甚至將最后一部分標題定為“沒有新思維的新思維”，后被編輯改為“窗在哪里？”。見報稿并不十分令人滿意，同事評報時也稱見識顯得常態，面面談，缺乏判斷力。

其實此稿的操作路徑并不復雜，就是遍訪專家和官員，尋找所謂新思維，馮潔負責中央層面，我負責地方層面。

地方官員很難突破，我們有一個專訪各地市長的“城市列傳”專題，寧波事件后約訪寧波市市長未成。而去過現場的專家也不愿意透露官員聯系方式，地方官員不希望再談此事，一些專家的研究生去當地調研甚至也不受待見。做稿期間，恰逢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這也是環保部部長周生賢答記者問時提出的解決群體性事件措施之一。搜索得知北京和廣州曾有垃圾焚燒廠和變電站的穩定風險評估，連忙去問，但是截至發稿都沒有收到北京相關部門的回復。廣州市的相關部門在開會討論后說接受采訪，但這已經是稿件登出的那一天。

地方經驗最后落在了發生啟東事件的江蘇省，江蘇省在啟東事件后出臺了《關于切實加強建設項目環保公眾參與的意見》，環保廳環評處處長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沒有回避啟東問題，只可惜這篇配文的專業性太強，傳播度不廣。

采訪過程發現，能將環境群體性事件梳理清楚的專家和官員比想象的少，去過現場的專家更寥寥無幾。一個學術會議上，一天的會議中竟有四個報告的主題是環境群體性事件，但依然沒有所謂新思維。

很多專家推薦寫寫烏坎事件的成功經驗，但這不是環境群體性事件，對我的這個主題意義不大。中央和地方的采訪終殊途同歸，解決方法都是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這實際上并沒有脫離傳統的維穩思路。成稿顯得頭重腳輕，原因在此，當然也包括記者對問題的判斷能力有限。

現在回想起來，學者丘昌泰介紹的臺灣經驗確是打開了新思維的一扇窗，這也是專題的第三篇配文，臺灣歷經四十多年的抗爭、對話，如今大部分環境訴求已從街頭走進房間，協商機制也已逐漸破題。

采訪丘昌泰老師有一個插曲，在回復第一封采訪郵件后，丘老師竟在八天后才回復第二封郵件，原來這期間他在大陸度假，無法登陸Gmail。

擺上桌面的環境群體性事件，需要各方、各利益體的協力化解。（何籽/圖）

2012年短短四個月，全國接連爆發了三起環境群體性事件，而自1996年以來，這類事件以29%的年增速困擾中國。十八大將生態文明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中央到地方，也在密集探討應對事件之良策。南方周末記者遍訪相關黨政部門、專家，求解環境群體性事件新思維。

一位碩士生的困惑

北京大學環境法專業的碩士生周霖（化名），決定將自己這學期的課程作業鎖定在環境群體性事件研究上，她想拍一部以垃圾焚燒為主題的視頻，名字想了很久，叫做《開窗》，“現在，《開窗》還缺一個好的結尾：解決機制。” 她不是一個人在困惑。2012年11月17日，周霖旁聽了一場名為“公共領域中的沖突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學術會議，參會人士包括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黨校的教授、社區管理者和非政府組織，甚至還有一名法官。

在這場僅召開一天的會議上，竟有四個報告的主題是環境群體性事件。周霖越發覺得自己選對了題目，但對于結尾的困惑依舊。會場里，主持人常健——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也在反復問：“除了協商之外，還有什么解決方法？”

“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這是會議上學者們提及最多的一句話，會場彌漫著對現狀的擔憂情緒。

你一言，“環境群體性事件最大特征是對象泛，模糊、沒有明確的訴求。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科學的依據。”

我一句，“要有充分討論的空間，不僅要給反對者，也要給支持者的聲音，創造更理性的環境。”

一位中央黨校的教授接過了話：“我們黨校希望得到專家的支持，把理念、方法介紹到黨校系統中。這樣地方官員在承接項目時就會知道，若沒有公眾參與，結果往往都是不好的，甚至是雙輸。”

還在讀大學本科時，借助課題調查，周霖去了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的北京市六里屯周邊社區調查，即便是缺乏社會閱歷的學生，都能輕易地察覺問題的復雜性，“根本不是理論上的‘政府應該公開信息，公眾應該理性參與’一句這么簡單。”

只是兩年光陰，頻頻爆發的環境群體性事件，背后的復雜性和緊迫性，已經遠遠超出了一位大學生的想象。案牘上的進步

周霖的課件資料里還來不及刷新最新的這兩個數據：

29%——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年增速，這是在最近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上，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透露的數據。

專題會上提及的另一個數據是三十多萬——“十一五”期間環境信訪的件數，環境訪民成為了中國龐大訪民隊伍中的新類型。

刺激周霖專業神經的則是最近的一連串新聞。2012年剛過去的短短數月里，四川什邡、江蘇啟東和浙江寧波接連爆發了三起環境群體性事件。她發現，身邊的老師，圈子里的學者，政府的官員，開始為這個話題忙碌起來。李明所在的國家行政學院應急管理培訓中心，目前正在等待中組部批復2013年的授課計劃。其中，有一門針對群體性事件應急的課程首次被列入課表，成為未來培訓官員的必修課。這名副教授注意到，2010年以來，環境類群體性事件已呈多發態勢。

而早在2009年，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單光鼐就已經在《南方周末》的文章里預測環境事件的增長趨勢，“違法征地拆遷、勞資糾紛和環境污染是造成群體性事件的三駕馬車。”現在他的預測正變為現實。

執政系統的觸覺也是敏銳的。北京市信訪辦副主任張宗林對南方周末記者總結，全國群體性事件中環境類群體事件有明顯上升趨勢。

甚至在最近的十八大新聞記者招待會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直面群體性事件增多的提問時坦言，“這是規律”、“環境方面正處于敏感時期”，在提出要從依法環評、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和社會風險評價四個方面著手改善后，對于效果預期，部長用了“相對減少”這個偏保守的詞匯。

除了各界低調的會議、講座，密集研討環境群體性事件的規律成因和對策外，從發改委到環保部等各部委已經頻頻出臺各類通知、公告，這被視為“案牘上的進步”。一些研究群體性事件專家也成了地方政府的座上賓。

楊朝飛，原是環保部核安全總工程師，剛剛結束全國人大專題講座，他又陸續受邀前往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和環保部講課。環境群體性事件正是邀請方關心的議題。單光鼐一直是各級政府應急培訓課上頗受歡迎的講者，2012年夏天，他更是邀約不斷。媒體人出身的清華大學教授董關鵬最近頻繁飛行各地，不遺余力地宣講“輿論風險評估”理論，建議各級官員在大項目決策階段就讓宣傳部門介入，避免出了問題再去“滅火”的被動局面。

“如果不針對性地分析出新特點，就難以提出富有成效的新對策。”單光鼐感慨道。“最近的宣泄口”

單光鼐總在第一時間去往事件發生地，他認為和其他群體性事件不同，環境事件有著強烈的“共意”特征，動員速度很快：環境議題與政治無關，參與者拋棄了很多顧慮。而且，環境事件具有明顯的地區性和社區性，“西城區就不會關心東城區，最多是同情”。群體性事件的另一位研究者、中國社科院教授于建嶸也總結出類似的觀點，“啟東的事情我訪問了很多老百姓，包括企業高管和中層階級，你當時為什么去（散步）？別人問，你是啟東人嗎？一句話就去了。”

于建嶸依然保存著當年東陽事件的一手材料。2005年，浙江東陽，受到污染侵害的群眾多次群體上訪造成沖突，這是學界公認具有影響力的第一起環境群體性事件。而兩年后，廈門PX事件更成為典型案例。他對比分析說，以浙江東陽事件為代表的事件，從行動爆發的時間上看，屬于“事后救濟型”，即權益已受侵害后的維權。而自廈門PX事件延續至今的，則是嶄新的“事先預防型”，針對都是尚未上馬的項目，“可能的風險”已足以動員起一場風暴。

多位受訪的專家還注意到，以前更多的是“要糖就有糖吃”的“抗爭-賠償”模式，而如今“環境保護”成為相對寬泛的訴求，民眾要求更高的環境權和健康權，并且拒絕救濟性的物質賠償。至于項目是否科學，是否合規，已成為次要因素。楊朝飛舉例說，比如什邡宏達鉬銅礦屬于四川災后重建國家支持的項目，技術并不落后，環保投入并不少，比如寧波鎮海煉化一體化僅治污設備就投入36億，此外很多因為民意剎車的項目審批過程都合理合法。擔憂正在蔓延。楊朝飛甚至總結出了環境群體性事件高發的三大領域：一是大中城市基礎性設施建設，其中以交通（包括馬路拓寬、地鐵修建和機場擴建等）、電力（高壓線和輸變電站建設）和垃圾焚燒三類為最；二是小城鎮和農村的非法排污；三是大型現代化工業企業的大項目。

寧波鎮海煉化事件過后，長期跟蹤研究群體性事件的資深媒體人蔣兆勇收到不少企業的私下咨詢，一些已投產的PX項目投資者，也開始為可能爆發的沖突憂心。于建嶸收到的各種授課邀請中，也開始出現了西門子等大企業。

而令應對者束手無策的是另一個重要的趨勢，環境群體性事件往往裹挾著各種利益訴求。啟東事件發生后，江蘇省環保廳曾邀請南京大學教授杜駿飛講課，杜駿飛將環境群體性事件描述為“最近的宣泄口”，遭到反對的建設項目實質上牽扯到征地拆遷、漁業受損等諸多復雜利益，而環保最終以正當性充當了各種利益訴求的集中爆發點。環保部文件顯示，在什邡，宏達鉬銅項目是災后重建項目，環保部要求排污總量不能增加，大企業進駐后，當地原有的幾十家小化工企業就需要關閉。而在啟東，排海工程也影響了房地產商的銷售。

湖南環保廳法制宣傳處副處長黃亮斌也說了同樣的故事：在湖南省的某全國環保試點縣，一個化工企業的排放達標，建設時化工廠對300米以內建筑進行了拆遷，結果300米以外也想拆遷，以環境為由頭來鬧事。“拆了500米，800米又不滿意了！”他說。走出“多輸”循環

來勢洶涌，去勢也匆匆。寧波、什邡、啟東三起事件，均在地方政府緊急停止項目后歸于平靜。在眾多專業人士看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解決正陷入“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中國式循環。

而什邡項目僅投資損失就4億多元，寧波是60多億。單光鼐把這樣的結果稱為“三輸”：地方經濟失去合法、合規的項目，審批機構的公信力遭遇挑戰，公眾的抗爭也并未爭得更優的環保效果。

當地的環境也未立竿見影得以改善，什邡事件之后，幾十家小化工企業照常冒煙，“公眾也沒有說環境污染呢？”而一名專家去東陽回訪時發現村民在洗塑料瓶，那里要變成亞洲最大的塑料集散地，依然會造成污染。

如何走出“多輸”局面？政府、學界和民間的反思頗多，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共識正逐漸形成。

政府和企業在事件發生前后，既有技術疏漏，又深受制度痼疾所累。啟東出事前兩年，已有體制內人士反對，反對人士亦試圖訴諸法庭，但法院不予受理。類似的長時間預警信號不斷被忽略，直至事件惡化。

環評制度中盡管設計了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的內容，但在一些地方的實踐中，效用存疑。在什邡，鉬銅礦從立項到審批通過至少有兩年時間，但直到開工儀式的新聞報道出現后，大部分居民才知道它的存在。啟東排污項目歷時更久，但相關民眾稱并未參與環評過程。尤為值得關切的是在最近三起事件的背后，一種對技術模糊的恐慌正在形成。于建嶸回憶寧波事件，比如PX的危害，參加活動的人并不能完全回答，但是這種模糊的權利卻形成了事件議題。“對象廣泛、模糊，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科學的依據。”一名專家說。典型如PX項目，由廈門引發全國關注，最終變成全民敏感詞（詳見南方周末2011年11月10日《誰制造了PX全民敏感詞？》），但對于PX的專業認知，公眾至今仍未理性接受。一位寧波人說：“大連、廈門都弄過了（指反對PX），我們不弄沒面子。” 又如垃圾焚燒，2011年無錫一處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試運行即遭附近村民反對。許多村民拿出的證據，是數年前央視有關二噁英危害的報道，而對該發電廠的具體技術狀況，他們卻一無所知。穩評亟需創舉

當穩定超越GDP成為更重要的政績考核指標時，地方政府的突圍舉措正變得密集。其中，最為顯著的是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以下簡稱穩評）機制的引入，以期在前端控制風險。實際上，穩評的內核并非中國獨有。與之類似的社會影響評估起源于1970年代美國阿拉斯加輸油管道事件，由此推動了美國環保法對重要事件的細致評估。社會影響評估的概念引入國內也已有二十多年。

只消簡單搜索公開信息，早在2012年之前，地方黨政系統就已形成一套初步的穩評制度。“這個要求近幾年早在反復強調，但環保事件不斷，部分是落實不力所致。前期環境影響信息公開不夠，過程中公眾的關注及有效溝通與回應不足，事后或狠壓或不按程序無原則地退縮，教訓良多。”環保部一位官員在分析穩評機制建立進度加快的背景時說。鐘剛（化名）在某沿海城市從事維穩工作，他發現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了“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這是第一次在黨的綱領性文件中提出，說明這么多年探索得到了高層認可。”鐘剛說，“大家都在開展，但用什么方式，老百姓怎么認可，卻考驗我們的創新、智慧和勇氣。”

而就在什邡**剛平、啟東**乍起間隙的8月15日，環保部就發文要求，自9月1日起，項目建設單位除了向環保部門報送環評報告書以外，還要同時提交報告書簡本，后者直接向公眾公開，其中就包括公眾參與的全文篇章。

這份力求讓普通公眾能讀懂的環評報告書，還特別要求簡本要“簡明扼要、通俗易懂，規范使用專業術語，盡量減少技術推導過程的描述”。

環保部下文的次日，國家發改委也下發了《重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暫行辦法》，其中明確要求穩評應當獨立成篇。以后報批項目除了項目可研報告、申請報告外，必須附上穩評報告。

“這是發改委第一次提出對項目穩評的要求，是嚴格的規定。”國家發改委投資司法規處處長孫志誠解釋說，按照中央要求，各地方、各部門都要制定穩評的具體辦法。不過，隨著今年系列事件的壓力效應，究竟應由誰來牽頭穩評，政府、學界尚未達成一致。

“環保部門不想做穩評，應該由發改委做，還應該研究一下哪些部門應該負責穩評。”上述環保部官員表示。“引起社會不穩定或者引起群體性事件的眾多因素中，環境是一個方面，還有征地拆遷、勞資糾紛等問題，涉及的面太廣了。”江蘇省環境保護廳環境影響評價處處長潘寶良也表示道。

此外，什么是需要穩評的重大項目，并無細致規定。而各類項目蜂擁而至，每個都耗時數月，相關部門疲于奔命。“不排除一些部門走過場，報告出來就OK，化解矛盾的武器效用折扣。”鐘剛說。

在這場應對考驗中，已有人嗅到了商業氣息，針對穩評的評估公司開始興起。不過，這主要是各類投資咨詢公司，真正的第三方公司屈指可數。位于株洲的平安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公司是湖南首家，公司執行董事柏福舟稱，剛成立時，因為工商局沒有注冊過類似的調查公司，要聲明和私家偵探的調查有何區別后才注冊成功。

柏福舟稱當地政法委為“主管部門”，公司只負責調查，最后的風險定級仍然由政法委來定。而對于評估的細節，如調查方法、費用收取甚至事后追責，都還在探索之中。“窗”在哪里？

名目繁多的應急培訓，以及各部門紛紛拿出的應急管理預案，在多位受訪的官員、學者看來，不少仍是傳統維穩模式的升級版，響應危機的應急之作，楊朝飛批評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的思維并沒有與時俱進。

“政府沒有意識到公眾的心態變化了，還限于技術細節，在民意沸騰時反復強調PX無毒，這是不想理解公眾的表現。”中山大學教授郭巍青不認同一些政府工作人員仍喜歡強調公眾素質問題。

而楊朝飛則開始積極向環保部建議，在環境立法中引入“謹慎原則”。

所謂謹慎原則，是指在國際環境立法中的一項通行規則，即便科學尚有不確定性，但只要存在潛在的環境損害，就要求采取“謹慎”態度。這個原則最廣為人知的應用是在氣候變化上。

不過，令他失望的是，應者寥寥。

對信息公開、公眾參與的技術改善建議也被頻繁提出。環境律師夏軍就曾給環保部寫信，建議像證監會一樣，通過律師來監督環評。一位環保部官員回復他說：“我個人觀點是贊成的，實踐證明封閉的、不夠有效透明的審批程序，缺乏外部有力監督，公共利益難以得到切實保護。”

而已于2012年啟動修訂的《建設項目環評條例》，將對環評過程中的公眾參與有強制規定。在條例修訂研討會上，數位律師、法學家提議，目前的環評過于倚重工程技術，對社會、法律和人文風險的應對能力不足，建議在條例修訂中增加法律界人士參與的規定。法制力量的更多介入正在被各方熱切呼喚，多位受訪者表示，疏通司法救濟渠道、約束政府權力才是根本之道。在于建嶸看來，從個體上訪到群體性事件，都擺脫不了信訪模式的影子。而司法渠道有助于讓矛盾明朗化，法庭辯論遠比政府出面組織的論證會更有說服力。

來自環保部信訪部門的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30多萬件的環境信訪，行政復議2614件，但行政訴訟只有980件，刑事訴訟只有30件，真正通過司法訴訟渠道解決的環境糾紛不足1%。

楊朝飛建議在環境立法中貫徹“環境責任終身追究”原則，并建立中國自己的“超級基金法案”。美國的超級基金法案誕生于1980年，最大亮點在于，無論肇事企業存在與否，所有與之有利益連帶關系的機構，比如銀行、保險公司，都負有受害者賠償責任。而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推進環境損害賠償法，增加環境公益訴訟的嘗試，總結貴陽、昆明和無錫等地環保專業法庭的事件經驗，都是可以繼續的經驗。

而臺灣應對環境抗爭運動重要的經驗之一是借力社會組織。令人期待的好跡象是，中央和地方，至少環保部門內部都已經意識到民間機構的作用，鼓勵環保NGO發展，并承擔一部分社會功能，對于緩和矛盾，增強公眾參與的專業性，都有益無害。目前，環保部已在建設項目環評條例的修訂中，試圖增加扶植NGO的內容。

第三篇：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

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

■事發經過■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區部分出租車因受阻不能正常營運，少量出租車的頂燈和頂蓋被敲打，出租車駕駛員由于擔心自身和車輛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運做法，給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帶來不便，造成一定的社會影響。

事發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本著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態度，立即責成相關部門進行妥善有效處置。3日下午開始，市區內出租車陸續恢復營運；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區出租車基本恢復正常營運，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區的出租車全面恢復正常營運。

■停運原因■

崔堅表示，引發這次出租車停運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一是今年以來，全市32家出租車公司擅自決定對部分出租車駕駛員每日增收管理費（也就是“份兒錢”）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將增加駕駛員負擔2萬元以上，從而減少了出租車駕駛員的收入；其次，出租車駕駛員認為出租車起步價等較低；

第三，是出租車加氣難，等時過長；

第四，“黑車”非法營運，擾亂了出租車營運秩序。

■處置措施■

停運事情發生后，市委書記***立即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認真分析了事情發生的各種原因，提出了處置的基本原則和具體的處置意見。

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王鴻舉市長正在國外考察）、副市長劉學普、凌月明等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部署落實。市政府迅速啟動應急預案，責成市交通、市經委、市公安、市物價等相關部門形成快速處置方案，與運營企業及出租車協會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處置措施，從五個方面進行及時有效地處置：一是全力做好停運期間的運輸保障。及時加強對停運期間主城區客流情況的監控，重點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車發車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較大的主干線路，投入部分機動運力保障市民順利出行；二是立即糾正各出租車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費的錯誤做法，將管理費標準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區各出租汽車公司也表示堅決擁護市政府提出的這一解決措施，承諾對出租汽車免除當天管理費、承擔車輛毀損維修費用等多項舉措，積極做好駕駛員的引導和鼓勵工作；

三是經與國家天然氣有關部門協調，從11月4日起，重慶每天新增10萬立方米CNG天然氣的供氣量，以緩解“加氣難”問題；

四是加大打擊“黑車”的力度，繼續保持打擊“黑車”的高壓態勢，規范出租車經營環境和營運秩序，切實保障合法經營者利益；

五是加強監管，在主城區統一設置了25個交通執法點，對阻撓正常營運的不法分子予以打擊，抓獲了部分擊打出租車頂燈和頂蓋的不法分子，及時進行教育訓誡。/

5四個配套舉措防止類似事情發生

崔堅說，盡管事情已經平息，但為徹底解決出租車行業面臨的問題，市政府將從四個配套舉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強對降低“份兒錢”的監管，確保出租車公司已經作出的承諾兌現到位，減輕出租車駕駛員的生活負擔；

二是大力推進加氣站的建設，從根本上解決出租車“加氣難”的問題；

三是對現行的出租車營運體制進行調研，推進運營體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發生，作為出租汽車主管部門的市交委長期疏于管理，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市委、市政府責成市交委對此作出深刻檢查，同時要舉一反三，切實做好全面整頓和強化管理等工作，防止類似事情的再次發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說起周久耕事件，我們覺得這和一些網友關注周久耕的所做所為、對他的行為進行監督，并且向有關部門進行反映是分不開的，所以還要感謝我們的網友。”徐安表示。他認為：網民對一些腐敗的官員、對一些社會不公平的事情進行監督，也表明群眾法制意識、監督意識日益提高，“這是個好事”。

但徐安同時強調：“作為我們執法部門、司法部門，查處案件比較依據事實，必須要有證據，不能夠僅憑網上的一些議論、一些傳聞，就限制人身自由，我們就信以為真，必須經過認真的調查。”他介紹，“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網友的監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紀委啟動了黨內監督的程序，調查發現了他的違紀問題，又移交給檢察院。檢察機關經調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證據，最后確認他受賄、貪污一百多萬。“依據這個事實、證據，我們才對他進行判刑。起訴書上寫的那些事實，并不都是網友們議論的，網友并不了解這些。”

“所以，網絡輿論監督還需要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比如說現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級檢察院都建立了網上舉報的網站，也希望網友們有線索和有需要投訴的問題，通過網絡進行專門反映。”徐安表示。[

將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一概阻擋，或作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頗。周久耕被查處不僅是網民的勝利，更是程序的勝利，是執法者法治精神的勝利。

如果紀檢監察機關僅為樹立“嚴查快處”形象，僅憑其抽好煙、戴名表就立案調查，甚至不按程序罷官免職，不僅對周久耕不負責，也對社會和網民不負責。

“洪水猛獸”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稱為中國“網絡監督年”，由網絡監督引發的反腐倡廉熱點事件不斷曝光，網絡對黨員干部的輿論監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力量，發揮了其他監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樣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過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當前，沒有其他任何一種監督工具像網絡那樣，深刻而廣泛地影響著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網絡監督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既可以為紀檢監察機關以及司法部門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監督線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動職能部門積極作為，實現以權利制約權力。

面對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網絡輿論監督，只可重視而不能忽視，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導而不能壓制。那種將網絡監督視為“洪水猛獸”一概予以阻擋，或者將其作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頗和不足取的。

如何應對“仇貪仇腐”

一些腐敗現象和問題在網絡曝光后，由于情節惡劣或當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網民群情激憤、反響強烈，在很短的時間內掀起輿論討伐的高潮，從而引發網絡監督熱點事件。在涉及熱點的跟帖、評論中，除了大量的舉報線索和意見建議外，也夾雜著一些偏激的言論、極端的觀點甚至是惡意的誹謗。如果這種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占了上風，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輿論監督就有可能演變成非正常的群體輿論暴力。

對網絡監督熱點事件，既不能“避、拖、捂、護”，遲遲不予正面回應；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聽風就是雨，先入為主，草率表態，隨意定性，放棄冷靜理性的分析和判斷。

現代法治社會的一個基本準則就是嚴格執行程序，依法辦事。妥善應對網絡監督熱點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貪仇腐”的激憤情緒，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違背了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甚至還可能造成冤假錯案。“周久耕事件”發生后，面對網民激憤的情緒和質疑，我們頂著巨大的壓力，嚴格按照紀檢機關案件檢查工作規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職的組織措施，進而立案調查、“雙開”，直至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嚴格依紀依法辦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處最終得到了社會各界和廣大網民的一致認可。一些專家認為，周久耕被查處不僅是網民的勝利，更是程序的勝利，是執法者法治精神的勝利。

以“不隱瞞”應對“山寨”信息

處置網絡監督熱點事件，爭取時間極為重要。網絡輿情出現異常苗頭后，紀檢監察機關要與組織、宣傳、公安等部門密切協作，建立網絡輿情收集研判機制和快速反應機制。

一些腐敗現象和問題被曝光后，引來大量的跟帖和熱議，網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將一些“山寨”信息發到網上，往往使問題愈發撲朔迷離，更加激起其他網民對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這種情況下，紀檢監察機關要迅速組織力量核查，及時查明真相。只有不隱不瞞、實事求是地還原真相，讓網民得到真實、透明的信息反饋，才能止住不實傳言，獲得理解和認同，避免節外生枝和事態惡化。

網絡披露的問題往往錯綜復雜，并參雜著較多的感性成分，對當事人所涉問題的定性處理尺度很難把握，處理不當極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這就需要紀檢監察機關把政策性、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準確認定案件事實和違紀性質，綜合考慮違紀情節、違紀后果和認錯態度，作出恰當處理。對“周久耕事件”的處理，如果當時紀檢監察機關僅僅為了樹立所謂“嚴查快處”的形象，僅憑其抽好煙、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調查，甚至不按程序罷官免職，不僅對周久耕本人不負責，也對社會和網民不負責。

提升網絡舉報平臺公信力

人民網的一項調查顯示，87.9%的網民非常關注網絡監督，遇到社會不良現象時，99.3%的網民會選擇網絡曝光。這么高的比例，除了網絡監督有其自身特有的優勢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現有網絡舉報在內的各種舉報，還存在渠道不暢、效率不高和處理不規范等情況，各職能部門要提升網絡舉報平臺的影響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網絡舉報平臺的特殊優勢得到切實發揮。

南京市紀委監察局2002年在全國率先實行了網絡舉報，并不斷拓寬和完善網絡舉報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紀檢監察外網設置了“信訪舉報信箱”、“紀委書記信箱”和“監察局長信箱”三個網絡舉報平臺。“周久耕事件”中，在網絡對其貴煙名表進行熱炒的同時，很多群眾也通過網絡舉報信箱提供了大量具體線索，為我們快速查清周的違紀違法事實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網絡監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網絡監督目前缺乏法律規制，網民個體素質參差不齊，網絡監督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自發性、主觀性、片面性和隨意性。其大眾化和匿名性的特點，在監督權力行使主體、揭露腐敗現象的同時，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傳播，甚至侵害公民隱私權、名譽權。因此，網絡監督走向成熟理性，還有一個過程。

越是正義的行為，越要秉承節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徑去履行監督權利和職責。要加快網絡立法進程，明確網絡監督的基本原則，網民的合法權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證等等。通過制度規范網絡監督，保證網絡監督在法制化軌道上健康發展。（本報記者馬昌博、鞠靖摘編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處理：交通運輸部黨組2008年11月3日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經初步調查，針對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語言和行為失控，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免去林嘉祥黨內外職務，接受進一步調查，待問題查清后，按照有關規定再進行嚴肅處理。教訓

根據交通運輸部、深圳市聯合調查組和公安機關的調查結論，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兼紀檢組長、副局長林嘉祥的所作所為尚不構成猥褻兒童等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但其作為黨員領導干部，酒后在公共場合言辭不當，行為不檢，社會影響惡劣，嚴重損害了黨員領導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運輸部黨組決定給予林嘉祥撤銷原黨內外職務的處分，并發出《關于林嘉祥有關問題的通報》，要求交通運輸系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

部黨組強調，必須進一步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說明，當前交通運輸系統個別領導干部作風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這些問題雖然發生在極少數人身上，但其消極影響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運輸系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踐行黨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認識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切實把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緊抓好。要把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作為正在開展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重要內容，認真查找領導干部作風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抓好整改落實。要建立健全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切實在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等五個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強領導干部作風建設的實際成效，扎實推進交通運輸事業又好又快發展。

部黨組指出，必須進一步抓好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林嘉祥事件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還存在著漏洞和薄弱環 節。各級黨組織要把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和監督，貫穿于培養、選拔、管理和使用的各個環節，在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修養、規范領導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過思想道德建設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覺性，又要通過制度建設加強思想道德建設的有效性。要深入開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導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弘揚新風正氣，抵制歪風邪氣。要認真貫徹黨內監督條例，嚴格執行誡勉談話、民主生活會等黨內監督制度；針對薄弱環節，進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監督等制度。紀檢監察機關要會同有關部門抓好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切實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監督。廣大黨員領導干部要自覺接受黨組織、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等方面的監督。

部黨組認為，必須全面加強黨風政風建設。林嘉祥事件的發生，也反映出一些領導干部對人民群眾態度粗暴，工作方式簡單，在維護人民群眾利益問題上存在問題。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領導干部一定要從維護黨和國家大局、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高度，進一步增強政治責任感，把關注民生、維護群眾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認真解決黨風政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要心系百姓冷暖，進一步轉變行政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高行政效率；始終堅持科學執政、民

主執政和依法行政，進一步加強對執法隊伍的管理和監督，嚴格執法過錯責任追究，有效解決粗暴執法、執法犯法等問題。要進一步暢通群眾利益訴求和民意表達渠道，嚴肅查處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要高度重視對社會熱點問題的引導，進一步加強對輿情的跟蹤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輿情應急處置機制。

部黨組要求，黨員領導干部要認真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做改進作風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領導作風的實質是黨群、干群關系問題，核心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各級黨員領導干部要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不論黨齡多長、職務多高，決不能忘乎所以、為所欲為，決不能因為個人的言行舉止而影響黨的形象和黨群干群關系。要牢固樹立群眾觀念，切實增強公仆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始終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始終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認真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始終堅持帶頭深入學習、帶頭調查研究、帶頭解放思想、帶頭剖析檢查、帶頭整改落實。始終堅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做改進思想作風的表率；堅持勤奮學習，學以致用，做端正學風的表率；堅持求真務實，真抓實干，做改進工作作風的表率；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做改進領導作風的表率；堅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進生活作風的表率

第四篇：群體性事件

隨著各項政策、法制宣傳力度的加大，群眾的政策意識、法制意識也相應增強，特別是自我保護意識相對增強，對政府依法行政的呼聲越來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如何處理群體性事件已成為目前擺在各級領導干部面前一項重要的工作。那么，領導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確有效處理地群體性事件？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認真對待群眾，客觀分析矛盾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前提。要認真分析和面對四個問題。

第一，在社會變革的環節中，如何認識群眾，如何面對群眾，如何善待群眾。總的來講應該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胡錦濤同志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做到心里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實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會變革過程中對維護穩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經濟體制轉軌、社會體制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近年來，出現了“企業民營化、管理社會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動化”等新特點，因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的群體性問題日趨增多。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的問題，也是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壓力最大、最感頭痛的問題。因此，要做好社會變革時期的穩定工作，我們就始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斷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體性事件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一是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縣共發生群體事件8起，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參與人數越來越多；三是矛盾性質越來越嚴重，已出現三個轉化，即由自發性向有組織有目的成規模轉化；有序性向出現嚴重違法違紀轉化；逐級上訪向越級群訪轉化。

第四，處理群體性事件過程中存在較大的難點。在現在的群體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縱者；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基層組織因職能弱化而顯得無能為力，基層組織一無資金，二無權力，對于有些群眾反映的實質性問題，無法表態拍板，而群眾又不達到目的不聽勸說和解釋，堅持要群體上訪，這樣自然給處理群體性事件帶來了許多難點。

二、找準癥結是做好群眾性工作的基礎。

當前制約我們各級黨委政府解決群眾性問題的癥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各項改革措施的出臺，不斷地調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關系，舊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難免帶來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發展和重點工程建設過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繩的人們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緒上容易造成某種程度上的被動和失衡，難免帶來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眾合法利益和正當要求因干部作風不實，方法不當不能得到及時解決，致使矛盾升級。

三、把握原則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關鍵。

提高做群眾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把自己擔負的工作與黨的歷史使命聯系起

來，正確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認真把握工作原則，真心實意為民排憂解難，實現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眾利益第一原則。任何情況下，基層干部都要牢固樹立“萬事民為先”的群眾觀，要象鄭培民那樣始終堅持把群眾利益擺在首位，辦任何事情都要以群眾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推進具體工作，也要采取群眾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實現和維護好群眾利益。

二是實事求是原則。在具體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實質，認真研究實情，創造性地加以貫徹。要反對唯書、唯上、不唯實的做法，也要反對借口不符實際，延緩黨的正確政策的貫徹，做到上情與實情相結合，黨的主張與群眾愿望、群眾能力相統一。

三是宣傳示范原則。做好基層群眾的宣傳教育，一定要突出針對性，擴大覆蓋面，強調實際效果。要采取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群眾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難懂、簡單說教。在推進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眾，但群眾一時又難以理解或認同的工作時，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實啟發，不能一味埋怨指責，甚至強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時原則。群眾工作無小事，群眾反映的問題如果基層干部解決不力或不及時，群眾就有看法，就會影響黨群干群關系。對群眾反映的任何一個問題，都要認真分析，堅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能辦的馬上就辦，一時不能辦的要給群眾一個明確的時間，不可能辦的也要給百姓解釋清楚。

五是真情實感原則。要用親人般的感情去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把群眾的呼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的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的利益作為第一考慮，把群眾的滿意作為第一標準。一個問題、一個矛盾出現后，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我們的干部做得對不對，不能老想著我們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級領導干部只要憑著良心為群眾辦事，只要真心實意為群眾辦事情，群眾也會真心實意地支持和擁護干部。

六是誠實守信原則。做好農村基層群眾工作，基層干部說話辦事一定要講信用，做得到的就講、就承諾，做不到的決不能欺騙群眾，求得一時的滿足。群眾最講實際。黨的組織和干部只要失信群眾一次，黨群干群關系就會疏遠一次。失去群眾的信任，我們的任何工作將一事無成。

四、找準著力點是做好群體性工作的有效途徑

一要提高干部服務本領。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基層干部有電筒、雨傘、統統靴“三件寶”就能走遍天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三件寶”再也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群眾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級領導干部一定要根據群眾所需，勤于學習，善于思考，在當好“六員”上下功夫，以滿足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需要。

二要努力發展農村經濟。基層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應放在幫助群眾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收入上。廣大基層干部，要遵循市場規律，因地制宜，幫助農戶找準項目，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通過各種渠道落實發展啟動資金，切實幫助農戶盡快富起來。

三要認真解決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群眾反映的熱難點問題，大多是平時生產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熱難點問題解決的好壞，往往又是群眾評價黨組織和干部是否真心關心群眾、幫助群眾，影響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尺度。要從講政治的高度重視群眾反映的熱難點問題的解決，讓群眾從一件件具體的事情中感受黨的宗旨，體現黨的溫暖，增進與黨的感情。四要進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勢所趨。誠然，改革進程中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會導致部分群眾經濟利益受損。因此，要進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實解決群眾實際困難。要改進工作作風，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切實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質，真心實意地為群眾排憂解難。

五要切實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大力提高基層隊伍素質。基層組織是預防群體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線，是處置群體性事件的優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選配好基層領導班子，對于素質低，群眾不擁護的要予以調整或撤換，同時要下大力氣加強對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使其增強法制觀念，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

六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當前要大力開展社會主義法制宣傳教育活動，集中宣傳與入村入戶宣傳相結合，提高群眾的法制觀念，克服法不責眾的錯誤觀念，引導群眾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決群體性事件的抓手。

群體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會變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沖突。為有效預防和正確處置群體性突發事件，聯系近年來我縣發生群體性事件談些看法。

（一）解決群體性事件應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堅持“三可三不可”總體原則。即：“可散不可聚、可順不可激、可解不可結”。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區分性質，講究策略，把握時機，嚴格執法，冷靜穩妥”。

三要建立“三早”預警處理機制。即：早發現、早報告、早控制。堅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即使發生了，也可以處置在初始階段和萌芽狀態，把影響和損失減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項工作制度。包括情報信息網絡制度、不穩定因素排查制度、“五個一”工作機制（對排查出的重大問題采取“一個問題、一名領導、一套班子、一個方案、一抓到底”辦法解決）、縣鄉村三級矛盾糾紛調處制度、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一票否決”制度。五要采取經濟、教育、法制“三種手段”。經濟、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嚴格按照

有關程序運作。

（二）解決群體性事件幾個具體環節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是關于領導出面疏導的問題。大多數群體性事件，群眾的目的就是見領導，求得問題解決。領導出面疏導，是平息群體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數領導不肯見群眾，有幾種情況：一種是賭氣不見，一種是怕見，一種是擺架子不見。群眾急于見領導，領導就是不見群眾，無論哪種情況，共同后果都是引發群眾更大不滿。因此，各級領導一定要把群眾要見領導當成送上門來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對群眾，善于說服群眾，帶著感情、責任主動去做疏導工作。切記不能擺架子不見群眾，不能和群眾斗氣，不能派不能答復和解決問題的人去應付群眾，不能派沒有經驗的干部去處置，不能等到群眾鬧得不可收拾時才硬著頭皮去見。

二是關于消除事件誘因的問題。預防和平息群體性事件必須把著力點放在消除事件的誘因上，靠壓、靠哄、靠拖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涉及群眾利益問題上，正確決策、落實政策是預防和處置群體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體性事件的誘因，一方面，在決策時和工作中避免傷害多數人的既得利益，千萬不能老是打群眾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眾得到實惠為衡量標準。同時，在政策原則允許的情況下盡量滿足群眾的合理要求。

三是關于防止事態反復的問題。大量事實證明，事態平息后的工作與事態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處置，輕善后”是釀成大事件的嚴重教訓。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處理好群體性事件的重要環節。第一，對在處置中承諾群眾解決的問題，要兌現政策，盡快落實，取信于民，息事寧人，不要久拖不決又鬧起來；第二，要深入群眾中做工作，消除誤解；第三，對可能出現事態反復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時化解。

第五篇：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文獻綜述

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文獻綜述

【摘要】近年來，隨著經濟和工業化的發展加快，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環境群體性事件作為一類有具有代表性的維權性群體性事件，具有突發性、破壞性、高度參與性等特點，對公共秩序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本文試圖通過對環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環境違法行為的犯罪成本進行比較分析，找出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有效解決途徑。

【關鍵詞】環境群體性事件 環境糾紛 環境權

【引言】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人民群眾權利意識的增強，環境污染問題日益成為公眾普遍關注的熱點。基于各類環境污染的投訴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因污染事件造成的環境糾紛逐漸增多，甚至因此引發的群眾與企業對立、群眾與政府對抗的事件也不斷出現和蔓延，嚴重威脅著社會穩定。

目前，環境問題排在全國群體性事件十大原因第九位，據有關數據顯示，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增長速度排第七位，其年增長率為29.8%，重特大環境事件高發頻發，2005年以來，環保部直接接報處置的事件共927起，重特大事件72起，其中2011年重大事件比上年同期增長120%，特別是重金屬和危險化學品突發環境事件呈高發態勢。國家環保部副部長潘岳指出，“目前，我國有 1 /4 的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 /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危害將引發社會的強烈不滿。”我們可以從這些數據中得知：我國社會已經進入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多發期，不僅數量激增，而且規模化和對抗性日益明顯，因此研究這一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環境群體性事件及其研究概述

所謂環境群體性事件，指的是由環境污染引發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參與的、通過非正常渠道表達訴求的群眾性抗議、抗爭的事件。它有別于環境糾紛，具有更明確而具體的群體行為發生及后果顯現。

環境群體性事件長期以來吸引了眾多的學者從不同的學科視角進行研究。經濟學分析主要是在福利經濟學的產權理論、集體行動理論中的公地悲劇假設等基礎上探討環境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如作為微觀污染主體的企業的經濟行為，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政府失靈；信訪機構的不作為從而導致了問題的激化；政治學注重探討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并由此對環境群體性事件做出解釋；社會學的學科視野則更為強調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所具有的結構性因素以及參與者的行動邏輯是有關各方相互建構的產物；而作為法學學生，其研究則主要從環境權與環境糾紛的角度研究環境群體事件，如公民權利救濟渠道不暢，信訪機構的不作為從而導致了問題的激化。

根據從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２年間發生在我國的環境群體事件２３０宗的初步統計，我國十年來環境群體事件在數量上呈明顯上升趨勢，尤其是近五年來，總體漲勢非常明顯（如圖１所示）。

（一）近十年來我國環境群體事件的發生數量與時間分布

從圖中可以看出，從２００３到２０１２年這十年間，經媒體披露的較大規模的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在總體上呈明顯上升態勢，其數量在２００７年前是從個位數增至十余件，在２００５到２００６年間有小幅波動，數量略有下降，然而從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１１年間，環境群體性事件的上漲趨勢十分明顯，總量持續上揚，每年都有數十起較大規模的環境群體性事件發生，在２０１１年我國較大規模的環境群體事件達到了最高峰值，激增至５８起，2012年后有所回落。

（二）我國環境群體事件的地域分布

總體來看，我國近十年來的環境群體事件分布非常廣泛，同時也有相對集中的跡象；農村遠高于城市，且村鎮一級為高發區域。

從環境群體事件發生的地域范圍來看，這十年來我國絕大多數省份都有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除西藏自治區與天津市外（港澳臺除外），其他省份均有涉及。其中華東地區所占比例最高，達３３．５％，其次 是 華 南 地 區，比 例 為２３．９％，華 中 地 區 比 例 為１４．８％，略 高 于 華 北 地 區 的１３．９％。相對而言，西南、西北、東北的比例比較低（如圖２所示）。而從具體的省份分布來看，在我們所收集到的２３０個案例中，以廣東環境群體事件發生最多，占據了全國總數的 １７．０％，其次是江蘇占比 １１．３％，浙江占１０．０％，位居前三位。

從環境群體事件發生地的特質來看，呈現出三個特點：第一，環境群體性事件高發于農村地區，其發生率遠高于城市。在目前收集的案例中，在農村地區爆發的環境群體事件占到了總數的７９．６％，城市占２０．４％。第二，從環境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地域層次來看，環境群體性事件在城市多發生于居委會一級，在農村則多發生于村鎮一級，居委會、村這一級所占比例最高，達７９．６％，其次是街鎮鄉一級占１８．３％，地市一級最低，僅占２．２％。第三，有４３．５％的環境群體性事件是發生在當地的工業園區或礦區，這也是環境群體性事件發生地所具有的共性之一。對上述三個特點，筆者認為，環境事件在農村的發生頻率遠高于城市，與農村地區的環境監管更為薄弱有關，隨著近年來城市環保監管的不斷加強，高污染高能耗的工業企業開始向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轉移。另外，村鎮層次高發也說明絕大多數的環境群體性事件是嵌入在社區基層之中，具有較強的在地性，影響范圍不大。事件影響能擴至地市級的案例目前較少。這主要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目前影響力在地市級的環境誘因相對較少，大部分的環境群體事件的污染損害主要發生在基層社區；二是在基層社區中人們具有的共同生存利益更明顯，且彼此間的相互依賴感更強，熟悉信任度也高，人們更容易動員起來共同對抗環境損害。

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十年來我國環境群體性事件主要發生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南部、東部省份中的相對落后地區，這在廣東、江蘇和浙江這三省份有較為集中的體現。聯系到上文提到的發生在工業園區或礦區的環境群體事件占比較大這一情況，說明正是因為欠發達地區出于經濟效益的需要引入了一些工藝落后、污染較重的企業，基層政府為這些企業大開綠燈，部分地方政府在 “招商引資”的旗號下，選擇短期行為，在環保監管上完全缺失，造成了這些地區環境群體性事件的高發。

（三）環境群體事件的時長與類型

近十年來的環境群體性事件，其發生時長以中長期為主，具有較明顯的長期性。所謂環境群體性事件的時長，不是僅指沖突事件的持續時間，而是包括了從民眾發現并反映環境問題、第一次采取行動與企業協商、到有關部門反映、向媒體披露直至最終爆發群體事件或出現過激行為表現等完整序列的整體用時。統計數據可以看出，環境事件在爆發前一般都有漫長的醞釀期。在這十年間發生的環 境群體性事件中，延續時間在一年以上的占比近４７％，約２７％的事件在爆發沖突前經歷的抗爭時間在３年以上（如表１所示）。

在案例的資料中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環境群體性事件在爆發前通常都經過了上訪，但問題久拖不決，直至遭遇突發因素即致迅速爆發。行動者之所以選取群體事件這種手段進行抗爭，多是因為通過合法渠道的抗爭訴求長期得不到解決，行動者積聚了大量的不滿，一旦遇到偶發事件的刺激，這些不滿就通過群體性事件的形式急劇地發泄出來。案例中環境群體事件的導火索多為突發的環境污染事故，包括已停產企業的再度開工等等。

從環境群體性事件的規模來看，參與人數規模在３０人以上的較大型、在３００人以上的重大型群體事件高發。數據統計顯示，十年來屬于較大規模的環境群體事件１２２起，占比５３％；屬于重大規模的環境群體事件６８起，占比２９．６％；屬于特大型環境群體事件的有４０起，占比１７．４％。從污染類型的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水污染和空氣污染是引發環境群體性事件的主要污染類型，二者合計所占比重近７０％。其中針對水污染進行抗爭的群體事件占到了總數的３４．８％，針對空氣污染的抗爭事件占總數的３４．３％。除水污染、空氣污染之外，廢棄物也成為引發環境群體事件的重要類型。廢棄物污染主要與垃圾場、垃圾轉運站、垃圾焚化爐的設置等密切相關，近年來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針對廢棄物污染的抗爭事件占總數的１８．３％，重金屬引發的環境群體性事件占總數的８．７％（有２０件）。其他污染引發的環境事件相對較少，只有９件，僅占總數的３．９％，主要涉及噪音、輻射、振動等破壞生存環境危害健康的因素。

二、典型的暴力與非暴力環境群體性事件

從行為方式的角度可以將環境群體性事件分為暴力型和非暴力型兩類，現實社會中，不是所有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都采用暴力方式，有的群體性事件以非暴力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暴力抗議環境污染的群體事件的突出特征是由于環境污染導致當地生活環境惡化，政府、企業沒有及時回應民眾的合理訴求，民眾合法方式維權失靈，被迫實施非合法的方式自救，采取暴力抗爭的方式來維護合法利益。

近年來，典型的非暴力環境群體性事件主要有: 2007 年廈門“PX 項目事件”、2008 年上海“磁懸浮事件”、2011 年南京“梧桐樹事件”、2012 年青島“植樹計劃”等。非暴力的環境群體性事件區別于公眾傳統觀念中對于群體事件的認知，它沒有大部分群體性事件中會發生的暴力對抗、擾亂社會秩序等現象，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事件大都發生在上海、廈門、南京、青島等經濟較為發達的大中型城市，發生原因通常是由于基礎設施、電力設施、化工廠建設等項目影響了城市生態環境從而引發了群體性事件。

(二)這些事件所涉及的工程項目的共同之處除了結局相似外，決策過程也基本相同，即決策過程最初只在行政系統中封閉式運行，隔絕和屏蔽了公眾的利益表達和參與，大部分民眾對此項目甚至完全不知情，或是不知道由此項目所帶來的對環境或人身的潛在危害。

(三)項目最初決定實施的時候只有所在地市委、市政府知情并大力支持，或只是通過低調的方式公式，使得大部分民眾對此項目并不知情或是不知由此項目所帶來的對環境或人身的潛在危害。

(四)這些項目雖然對生態環境或是對人身有害，但大都還是潛在的危險，由于市民發現的較早，并沒有使危險變為實害，公民的人身和財產都還未遭受重大威脅，損失還來得及避免或補救。

(五)市民在政治參與過程中時刻保持理性與克制，這是非暴力的群體性事件中民眾取得勝利的最關鍵因素。政府及時積極應對，暫停項目，與市民溝通，開通熱線電話，舉行聽證，及時向市民匯報項目進程，以務實、開放的態度對公民政治參與意見予以及時回應，最后大都聽取了市民的建議。

非暴力的環境群體性事件體現出公民理性維權和政府積極配合、及時采取措施的態度，這些做法都有利于群體性事件和平、及時、有效解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由環境問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更多的卻是伴隨著沖突和暴力發生的，近年來典型的事件有:

2005 年浙江“東陽畫水事件”、2006 年陜西鳳翔“血鉛案”、2011 年浙江“海寧騷亂”、2012年四川“什邡事件”、2012 年江蘇“啟東事件”等，這種暴力型事件仍是在環境群體性事件中占主導部分，我們更有必要對其做詳盡分析，暴力的環境群體性事件有以下特征:(一)事件大都發生在發展相對落后、地域偏遠的農村地區，且多是由于企業違法排污所致。造成污染的企業和工業園區在沒有進行充分環境影響評價的情況下，匆忙上馬，有的因污染嚴重而停產，隨后易地轉移重建再生產，屢遭群眾反對和驅趕。

(二)對有關企業處罰力度明顯不足。污染企業有的無照經營，有的沒有通過環保驗收，卻可以在“試生產”的名義下長期生產;即使有的違法企業被處以罰款、申請法院強制執行，卻難以執行到位，導致污染狀況繼續惡化。

(三)受害者訴求得不到支持。環境污染導致的群體性事件中，受害群眾大都曾多次上訪、要求工廠搬遷或停止排污、給予賠償，但一直得不到徹底解決。在企業的排污和侵害行為得不到公權力有效制止的情況下，受害群眾逐漸對正常申訴途徑失望，轉而選擇自力性救濟，通過自己的方式尋求解決途徑，這種方式在缺少理性組織和引導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極端情緒和暴力結果。

(四)暴力的環境群體性事件中，污染已經造成嚴重后果，群眾又由于非理性的處理方式而導致了財產損失、人員傷亡等污染以外的嚴重后果，可以說是兩敗俱傷。盡管事后會對企業進行處理，有關人員也會得到相應懲罰，但已經造成的損失卻難以彌補。通過對以上兩類事件的分析，我們發現階段環境群體性事件中暴力對抗程度大大加劇，盡管和平理性的表達方式有了較大發展，但是局限性明顯。如何防止環境群體性事件，公眾在發生此類事件時應如何理性應對，政府、相關企業應如何面對群眾質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來處理危機、避免損失擴大，這是我們要研究解決的問題。

近年來發生的十起影響較大的暴力型群體性事件分別發生在我國的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有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的，也有不發達地區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見表1）

主要事件 廣西富川事件

發生時間 2003-09-04到09-05

表1：環境污染引發的十起暴力性群體事件

發生地點

富川縣白

沙鎮

污染企業 富川縣砒霜廠

糾紛年限 參與人數 1997-2003

抗議方式 多次上訪，后與警

數百人

察沖突 浙江東陽事件

2005-03-20到04-10 東陽市畫

水鎮 竹溪工業園區多家化 2001-2005 2-3萬人 多次上訪，后與執

工廠 法人員、警察沖突 新昌縣黃 泥橋村

浙江新昌事件

2005-07-04到07-17 多次上訪，后與廠

新昌京新藥廠

1990-2005

近萬人

家、警察沖突 多次上訪，后與廠

廣西岑溪事件

2007-01-9到01-10

岑溪市波 塘鎮

中泰富紙業公司

2006-2007

近百人

家、警察沖突 多次上訪，后與廠

湖南瀏陽事件

2009-05-28到07-30

瀏陽市鎮 頭鎮

長沙湘和化工

2004-2009

上千人

家、警察沖突 多次上訪，后與廠

陜西鳳翔事件

2009-08-11到08-16

鳳翔縣長 青鎮

陜西東嶺集團

2006-2009

數百人

家、警察沖突

福建泉港事件

2009-08-19到08-31 氯福州泉港區峰尾鎮 區污水處理廠、堿 2009-08 數百人 與廠家、警察沖突

公司 靖西縣新 甲鄉

廣西靖西事件

2010-07-11-到07-13 多次上訪，后與廠

靖西信發鋁廠

2007-2010

數千人

家、警察沖突 多次上訪，后與廠

浙江海寧事件

2011-08-26到09-16

海寧袁花鎮

海寧晶科能源公司 2006-2011

數百人

家、警察沖突 上訪，后與廠家沖

浙江德清事件

2011-03初到04

德清縣新 市鎮

海久電池公司

2003-2011

數百人

突

我們選擇了影響較大的1 0個事件和案例予以剖析：(一)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3人被判環境監管失職罪 2 004年2—4月，四川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將工業廢水排入沱江干流水域，造成特大水污染事故，給成都、資陽等5市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和經濟損失。經農業部長江中上游漁業生態環境監測中心評估，僅天然漁業資源損失就達1569萬余元。

9月9日，成都市錦江區法院分別對涉及沱江水污染事故的被告人何立光、吳貴鑫、李儉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案和被告人宋世英、張明、張山等環境監管失職案做出一審判決。相關責任人最高獲刑5年，處罰金人民幣4萬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世英、張明、張山分別作為青白江區環保局分管環境監測、環境監理、污染管理的副局長、環境監測站站長和環境監理所所長，違反相關的職責規定，在工作中嚴重不負責任，未能及時有效地預防、阻止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環境監管失職罪。法院一審分別判處：宋世英有期徒刑2年6個月；張明有期徒刑2年6個月；張山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

(二)浙江東陽畫水鎮化工污染，引發惡性群體性事件 2005年4月1 0日，浙江省東陽市畫水鎮爆發大規模沖突。東陽市政府將數家化工廠、農藥廠遷到當地建成“化工工業園”。據農民投訴，自從化工廠遷入后，環境嚴重污染，稻田不生，山林被“毒死”。農民因不滿化工廠污染環境，占據化工廠，與入廠警察發生沖突，致數十人被打死，逾千人受傷，遭推翻或破壞的警車多達數百部。

(三)松花江特別重大水污染責任事件，12人受到黨紀、政紀處理 005年11月1 3日，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硝基苯精餾塔發生爆炸，引發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國務院事故及事件調查組認定：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11.13”爆炸事故和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是一起特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和特別重大水污染責任事件。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一是吉化分公司及雙苯廠對可能發生的事故會引發松花江水污染問題沒有進行深入研究，有關應急預案有重大缺失。二是吉林市事故應急救援指揮部對水污染估計不足，重視不夠，未提出防控措施和要求。三是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和股份公司對環保保護工作重視不夠，對吉化公司環保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失察，對水污染估計不足，重視不夠，未能及時督促采取措施。四是吉林市環保局沒有及時向事故應急救援指揮部建議采取措施。五是吉林省環保局對水污染問題重視不夠，沒有按照有關規定全面、準確地報告水污染程度。六是國家環保總局在事件初期對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估計不足，重視不夠，沒有及時提出妥善處置意見。

據此，給予12名事故責任人做出黨紀、政紀處理。其中：吉林市環保局局長吳揚，對事件負有領導責任，給予行政警告處分。吉林省環保局局長、黨組書記王立英對事件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給予行政記大過、黨內警告處分。污染事件發生后，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解振華喬辭去職務。

（四）湖北省竹山垃圾場14年污染，環衛局遭索賠266萬元 2001年2月20日，竹山縣環衛所與城關鎮蓮花村在未經原告14戶58名村民同意的情況下，簽訂了該村聶家溝公路邊建垃圾場的協議。由于垃圾場缺乏有效治理，空氣、水、土均受到了嚴重污染，導致263棵果樹死亡，糧食減收10萬余元。由于食用了受污染的水及土地種植的糧食、蔬菜，58名村民的身心均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2005年4月，竹山縣環境監測站對水源、農作物進行了監測評估，認定該地水源嚴重污染，人畜不能飲用，農田受污染嚴重。2005年9月，十堰市農業環境保護站和農業部環境質量監督檢測中心（武漢）對該地水、土、水稻進行抽樣檢測，認定3項指標均嚴重超標，被污染嚴重。

2006年5月29日，湖北省竹山縣城關鎮蓮花村14戶58位村民起訴該縣城建局、環衛所環境污染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起訴標的266萬余元。

（五）四川瀘州電廠燃油泄漏事故污染長江水體，被定為重大環境污染事件

2006年11月15日，按照調試計劃，四川瀘州川南電廠工程施工單位在污水設施尚未建成的情況下，開始燃油系統安裝調試，造成柴油泄漏混入冷卻水管道外排，導致長江水體污染。

當天，企業報告進入長江的柴油為0.38噸；11月16日下午，經國家環保總局西南環保督查中心督查，再報進入長江的柴油為16.945噸。國家環保總局認定，這起事故造成污油進入長江，導致瀘州市城區停水，并進入重慶境內形成跨界污染，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件。

四川瀘州川南發電有限公司被處以20萬元人民幣的經濟處罰，公司相關責任人被分別處以扣減獎金、撤銷職務等處罰。2 007年5月1 5日前，四川環保局暫停審批滬州市除污染治理項目外所有新建項目。

(六)江蘇鹽城市水污染事件被告被判“投放危險物質罪” 2 009年2月20日，江蘇鹽城發生水污染事件。由于市區多處自來水取水口的水源被污染，直接造成自來水無法使用，影響居民用水安全，造成長時間停水。據法庭審理查明：被告人胡文標、丁月生于2 007年11月底至2 009年2月1 6日期間明知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系環保部門規定的“廢水不外排”企業、明知在“氯代醚酮”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鉀鹽廢水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質，仍將大量鉀鹽廢水排放至公司北側的五支河內，任其流經蟒蛇河污染鹽城市城西、越河自來水廠取水口，致2 009年2月2 0日鹽城市2 0多萬居民飲用水停水長達66小時40分，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4 3．21萬元。

水污染事件發生近6個月后，鹽城市鹽都區人民法院，對涉案的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文標、生產負責人丁月生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分別判處了10年和6年有期徒刑。這是國內首個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對環境污染事件責任人進行刑事處罰案例，該案判決后，迅速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七)陜西鳳翔“血鉛”案，引發惡性群體事件 2 006年建成投產的陜西東嶺集團冶煉公司，與馬道口村、孫家南頭村緊鄰，部分群眾住房與廠房相隔只有百米左右。

2009年8月，長青鎮東嶺集團冶煉公司環評范圍內兩個村莊731名兒童接受血鉛檢測后，確認615人血鉛超標，其中166人屬于中度、重度鉛中毒，需住院排鉛治療。“血鉛事件”的發生，造成群眾恐慌。

8月11日上午，風翔縣長青鎮高咀頭村一些村民圍堵了途經村口的冶煉廠車輛。8月1 6日上午，東嶺公司附近數百村民沖擊東嶺廠區，東嶺廠區鐵路專用線近三百米圍墻掀翻，村民還砸爛了前來送煤的貨車擋風玻璃和停在廠區的工程車。

目前，鳳翔縣政府撥出首批100萬元人民幣，用于支付血鉛普查和患兒治療，擬投資2000萬元，啟動搬遷方案，計劃在兩年內對環評標準范圍內需要搬遷的民眾全部搬遷。寶雞市市長戴征社表示，對于鳳翔血鉛超標事件很痛心，就此向受到影響的村民鞠躬道歉，徹底關停了投資6億元的東嶺集團陜西東嶺冶煉有限公司年產1 0萬噸的鉛鋅冶煉項目和年產70萬噸的焦化項目。

(八)江蘇東海傾倒有毒物質，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

2009年6月，江蘇省東海縣響水億達化工有限公司，在生產醫藥中間體過程中產生有毒化學廢棄物(所合成分為二硫化碳、二硫代乙酸等，其中二硫化碳屬極易燃、易爆化學品，常溫下呈液態，是損害神經和血管的毒物)。

為處理該廢棄物，該公司先與徐某所在的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簽訂了委托處理廢棄物的合同。后因該批廢棄物不易燃燒，處理成本較高，該廢棄物處理有限公司遂安排業務員即徐某通知化工有限公司停止該筆業務。后徐某等為了賺取非法利潤，于2009年5月底，由徐某、茆某與被告人王某達成協議，由王某支付16.212萬元費用，從這家廠拉出近9 0噸有毒化工廢棄物。由朱子星、朱艾建在未經任何處理的情況下將該批化工廢棄物拋撒在東海縣曲陽鄉、安峰鎮及沭陽縣茆圩鄉境內橋底、村交界處等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

東海縣人民法院認為，上述5人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傾倒有毒物質，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依法判處5人重大污染事故罪，分別處以拘役、并處罰金；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九)湖南瀏陽鎮頭鎮鎘污染事件，企業法人被刑拘、市環保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被停職

2003年，湖南省瀏陽市鎮頭鎮通過招商引資，引進長沙湘和化工廠，主要生產粉狀硫酸鋅和顆粒狀硫酸鋅。2004年4月，企業未經審批建設1條煉銦生產線。

建廠不久，廠區周圍樹林大片枯死，部分村民相繼出現金身無力、頭暈、胸悶、關節疼痛等癥狀。經檢查，發現體內鎘超標。2009年5月，該鎮雙橋村44歲村民羅柏林突然異常死亡，經湖南省勞衛所檢測，死者體內鎘嚴重超標。一個月后，61歲村民陽術之因呼吸系統病癥入院治療，不久也不治身亡，經湖南省勞衛所檢測，其尿鎘超出參考值達4倍多。

2008年以來，湘和化工廠因污染環境引發當地村民大量投訴。2009年4月，該廠被迫停產，相關責任人接受調查。2 009年7月29日，數百名村民在鎮政府聚集；30日，上千名村民圍堵鎮政府、派出所。

環境監測部門的監測結果和專家調查咨詢意見認為，非法生產導致周邊鎘污染。據認定，長沙湘和化工廠是該區域鎘污染的直接來源，非法生產過程中多途徑的鎘排放是造成區域性鎘污染事件的直接原因。廠區周邊5 00米至12 00米范圍屬鎘污染區域。

2009年8月1日，該廠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瀏陽市環保局局長和分管副局長被停職。

(十)山東沂南涑河砷化物水污染事件，企業負責人被判15年、3被告共同賠償國家經濟損失3714萬元

2009年4月，億鑫化工有限公司在未取得農業部頒發的生產許可證、產品批準文號，以及明知阿散酸產生的廢水含有毒物質，未辦理工商、環保等手續的情況下，非法生產阿散酸。在生產過程中，該公司將產生的大量含砷有毒廢水排放在一處蓄意隱藏的污水池存放。7月2 0日、2 3日深夜，該公司負責人于皓為節省處理污水費用，趁當地降雨，附近一河流水量增加之際，指使生產廠長許長賢、員工于宗友，用水泵將含砷量超標2．7254萬倍的生產廢水排放到南涑河中，致使水體嚴重污染。

2009年9月5日，法院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于皓有期徒刑11年，以犯有非法經營罪判處于皓有期徒刑5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5年，罰金5 0萬元人民幣；許長賢、于宗友則分別被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5年。法院同時支持了檢察機關提起的刑事附帶民訴訟請求，判決3被告共同賠償國家3 714萬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

三、處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建議措施

環境保護本質是發展問題，更是民生問題，必須優先解決。環境問題得不到解決或解決得不好，就可能累積并顯性暴發，最終導致付出更大的行政成本，影響政府的形象、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政府的權威。只有優先解決了環境問題，才能以最小的行政成本實現好群眾的根本利益，贏得解決群眾問題的主動權。安全、環保、穩定，關系發展、關乎民生，任何時候都不能掉以輕心。通過對案例的深入解剖，根據專家的深刻分析，結合全市環保工作，特別是污染防治形勢，提出如下措施建議：

(一)各級政府要強化環境保護法定主體責任

《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各級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保護負有主體責任。這既是環境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環境公共需求變化和環境基本權利發展的客觀必然。目前，正在進入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多發期。充分關注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維護群眾的合法環境權益，認真解決群眾環境訴求，切實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有效化解人民內部矛盾，預防環境群體性事件的發生與發展，保障經濟社會的平穩較快發展，已經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工作內容。因此，各級政府必須通過拓展政府環境第一性義務即政府環境職責，提升政府公信力；強化政府環境第二性義務即政府環境法律責任，增強政府執行力；健全完善政府環境管理責任、加強環境服務責任。要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就是促進發展、就是政績的觀念，算清環境污染的經濟賬、政治賬，從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高度，重視涉及到群眾切身利益的環境污染問題，把解決影響群眾利益的環境問題作為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切實履行環境保護法定主體責任，認真執行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制度，支持環保部門依法行使職能，真正做到環境與發展并重，進而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同時，各地政府不能拖、不能等、不能推，必須迅速行動起來，真抓實干，認真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環境問題。

(二)環保部門要加強環境監管和環境執法

環境保護是預防污染事件發生的重要“防火墻”，把牢環保這一關口，就增加了一道安全閥。環境保護是一項防止污染項目上馬破壞生態環境的重要手段，是保障經濟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重要制度設計。各級環保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堅持依法辦事，嚴格環評審批，加大環境監管和環境執法工作力度。要嚴把新建污染項目的準入關，加強污染的源頭控制，認真執行“三同時”制度，強化環保驗收措施，實施全過程監督，防止新建項目布局不合理和污染物難以治理而引發的污染糾紛。要加大對現有排污企業的監管力度，增強監測的頻次，縮短監測周期，對違法排污企業必須嚴懲不貸，防止企業偷排、直排污染物而損害群眾利益的事件發生。要及時妥善處理企業事故性污染物排放后引發的糾紛處理工作，充分保障群眾的合法權益。及時消除環境監管的盲區盲點，嚴防行政不作為，特別是失職、瀆職現象的發生。

(三)企業法人要承擔環境保護法定義務和社會責任

作為經濟組織實體的企業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必須履行保護環境的法定義務。我國法律規定，防治污染主要是以企業為法律規制對象。《環境保護法》和與其配套的單行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規范了企業應遵循的保護環境的職責，針對不同的范圍對企業提出了保護環境的要求。《環境保護法》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在各項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中明確規定環境法律責任主體為“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造成環境嚴重污染的企業事業單位”、“排污單位”等，因此，企業應嚴格遵守各項環保法律法規，擺正保護環境與提高經濟效益的關系，切實履行保護環境的法律義務，堅決杜絕一切破壞環境的行為，在謀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公益，認真履行保護環境的社會責任。

(四)社會各界要建立“聯保共建”的環境保護大機制

要堅持“綜合治理，城鄉統籌，部門聯動，防控并舉”的思路，探索新載體，構建大機制，積極開展“聯保共建”活動，深入實施“環保惠民”工程。要下更大的決心、花更大的力氣，強化對突出環境問題的綜合整治，加強重點污染治理，組織開展環境問題排查，集中整治重點區域、重點企業污染，努力消除各種環境隱患，維護人民群眾環境權益和身體健康。要著眼長遠，加快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場等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改善環境染污治理和環境承載能力。要充分發揮相關部門的法定職能作用，集聚全社會的環境保護要素資源，建立環境保護“統一戰線”和生態文明建設“共同體”，提升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調動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讓人民群眾喝上干凈的水、呼吸到新鮮空氣、吃到放心食品、生活在健康的環境中，確保環境安全、人民幸福、社會和諧。

(五)要落實環境污染群體性事件處理責任

環境污染群體性事件處理，要堅持“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各級黨政主要領導，要對環境污染糾紛的協調處理工作以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處置負總責；各有關部門，要落實責任，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各級環保部門，要切實履行對環境保護管理監督和執法職能，及時調查處理環境污染糾紛，努力當好黨委、政府的參謀。各有關職能部門要加強協作配合，形成整體合力，努力構建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有關部門各司其責、齊抓共管的格局。

要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對因工作失職、防范不力、處置不當、造成嚴重后果的單位和個人，要按照有關規定追究其責任；對排查調處矛盾不力，能解決的問題不去解決，導致矛盾激化，引發群體性事件，造成重大影響的，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對已發生的重大群體性事件，黨政領導和主管部門隱瞞不報或遲報、漏報而貽誤時機，或處置失當，造成事態擴大的，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追究責任。及由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的預防處置負總責；各有關部門，要落實責任，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各級環保部門，要切實履行對環境保護管理監督和執法職能，及時調查處理環境污染糾紛，努力當好黨委、政府的參謀。各有關職能部門要加強協作配合，形成整體合力，努力構建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有關部門各司其責、齊抓共管的格局。要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對因工作失職、防范不力、處置不當、造成嚴重后果的單位和個人，要按照有關規定追究其責任；對排查調處矛盾不力，能解決的問題不去解決，導致矛盾激化，引發群體性事件，造成重大影響的，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對已發生的重大群體性事件，黨政領導和主管部門隱瞞不報或遲報、漏報而貽誤時機，或處置失當，造成事態擴大的，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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