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余華長篇小說中的父親形象分析

摘 要：我們在閱讀余華的作品時會發現，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先鋒時期的作品，還是20世紀90年代轉向民間的作品，余華都對父親形象極為關注。本文主要通過分析余華長篇小說中的父親形象，以期更好地理解余華作品。

關鍵詞：余華；長篇小說；父親形象

作者簡介：羅盼盼（1991.6-），女，漢族，甘肅甘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21-0-01

余華，是中國當代文壇中的著名作家，在他的長篇小說從《在細雨中呼喊》到《第七天》中，父親都是其作品中頻繁出現的重要人物。王安憶曾說：“我覺得余華看上去就是一個爸爸的兒子。不管是生活里，還是寫作，父和子的關系都是他的一對主要關系。他仿佛總是一個離家的找不到父親的孩子，仿佛總在找，始終存在一個認同的焦慮。”[1]因此，對余華小說中的父親形象進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余華作品。

一、先鋒創作時期

余華在80年代剛步入文壇之時，塑造了一系列丑陋、無恥、齷齪、懦弱的父親形象。通過對父親的丑化，顛覆了傳統的父親形象，揭露了人性深處的惡之花。

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中，余華用調侃的筆調塑造了一個自私、丑陋、無賴的父親形象，對父親進行了無情的嘲弄和戲謔，瓦解了父親的尊嚴。父親孫廣才的丑陋形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出來：第一，對待父親孫有元的態度。他對孫有元謾罵、訓斥，甚至有時不給飯吃。在孫有元彌留之際，他期盼著孫有元早點死亡。第二，對待三個兒子的態度。他以荒謬的理由打“我”，而且討厭“我”，將“我”趕出家門。當小兒子因為救人而溺水身亡時，他抱著成為英雄的父親的私欲，希望擺脫困境，過上幸福的生活，但當愿望破滅時，他又去向被救者的父母敲詐勒索。他對大兒子的妻子動手動腳，最終導致了兒子婚姻的失敗。第三，對待妻子的態度。他整日出入寡婦的房子與其通奸，而且將家里的東西往寡婦處搬運，完全不顧家人的感受。

二、民間創作時期

在顛覆父親形象之后，余華感受到無父不但不能改變現存世界的狀態，而且會使人陷入迷惘。因此，在90年代，余華開始了對偉大父親的溫情召喚，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堅忍、慈愛、可親的父親形象，讓父親形象回歸傳統。

從《活著》開始，余華開始了對偉大父親的深情召喚。在這部小說中，余華塑造了一位忍受苦難、與命運博弈、具有頑強生命力的父親――福貴。早期的福貴是一位迷戀賭博、浪蕩不羈的紈绔子弟，在輸完家產、父親去世之后，他開始承擔起了家庭的重任，擔負起了作為丈夫、父親的責任，成為了一位偉大的父親。他在悲慘的一生之中，面對了所有親人的相繼離去，以一種悲壯的力量顯示了平凡人性的偉大。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父親，對兒女、妻子的愛讓人感到，與命運博弈的堅忍品質讓人震撼。

在《許三觀賣血記》中，余華塑造了一位風趣幽默、與苦難相抗爭、堅韌頑強的父親――許三觀。他賣血養家，一生中賣血十二次，有九次是為了父親這一身份。他用自己的鮮血支撐起了家庭，就是源于他人性中最為淳樸的父愛。他代表了顧家舐犢、有責有愛的英雄父親形象。正如王安憶所說：“比如許三觀，倒不是說他賣血怎么樣，賣血養兒育女是常情，可他賣血喂養的，是一個別人的兒子，還不是普通的別人的兒子，而是他老婆和別人的兒子，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這樣一個世俗中人，綱常倫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卻最終背離了這個常理。他又不是為利己，而是問善。這才算是英雄，否則也不算。”[2]

在《兄弟》中，余華對父親的粉飾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用細膩的筆調，傾情塑造了一位開朗樂觀、有情有愛、堅強不屈的近乎完美的父親――宋凡平。他真誠地對待妻子、一視同仁地對待兒子，無私地為家庭付出。他用一些善意的謊言讓孩子的心靈免受傷害，讓人不由地想起影片《美麗人生》中那個為孩子編織美麗謊言的偉大父親。他的身上幾乎沒有缺點，是余華塑造的理想父親。在《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訪中，余華這樣解釋宋凡平：“宋凡平這樣的父親，代表了中國傳統家庭中的典型父親，他們沒有辦法在外面實現個人價值，便把所有美好的人性都在家庭中釋放出來了。”[3]

在新作《第七天》中，余華塑造了一位無私奉獻、不求一絲回報、慈愛可親的父親――楊金彪。他為了撫養楊飛，放棄了自己的婚姻生活，與楊飛相依為命。當楊飛的親生父母來找他時，他讓他們帶走了楊飛。在去世之后，為了見一面楊飛，他在殯儀館工作。這部小說展示了一個父親對兒子深沉的關懷與愛。

三、結語

在創作中，余華似乎有很深的父親情結，父親形象的塑造貫穿了他創作的全過程。從早期對父親的丑化到后來對父親的召喚，余華對父親形象的塑造經歷了一個嬗變的過程，走了一條從顛覆到回歸的道路。

在父親形象不斷變遷的后面，隱藏著余華隨著閱歷的逐漸豐富和寫作的逐漸成熟而產生的對世界、社會、人生的獨特思考與體悟，他對理想中的父親的溫情召喚體現了他對美好人性的深情向往，他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塑造在此顯示出了獨特的意義。

注釋：

[1]余華：《文學不是空中樓閣――在復旦大學的演講》，《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2]王安憶：《王安憶評》，《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3期。

[3]孫小寧、韓櫻：《余華：十年等待》，《北京青年周刊》，2005 年版。

參考文獻：

[1]余華：《在細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2]余華：《活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3]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4]余華：《兄弟》，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5]余華：《第七天》，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6]郭麗：《尋找精神之父――論余華小說中的“父親”形象》，《作家》，2008年第7期。

第二篇：對余華父親形象的認識

對余華作品中父親形象的變化的認識-----人類精神的重鑄

讀余華的作品，在感受其情節的跌宕起伏的同時，更多的是對人性的思考。

每次讀完余華的作品后，總是一次次的問自己人性是什么樣的一個范疇，具有什么樣的力量。慶幸的是，在這個世界的另一端還存在著這么一個人——余華。他用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人類自我角度的反思，大尺度的詮釋了人性的意義，用拿筆的力量召出思想的洪流，在思考的夾縫中讓我看到余華對人類精神的重鑄。

父親形象的建立，從無到有的是喜劇。但《活著》一書中富貴這一從有到無形象的建立，看到的不只是悲劇，更多的是透過悲劇的面紗，打開人類精神世界的大門，裸露出的是人類骨感而又愚昧的世界觀。展現出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活著”。彰顯的是斷代已久的對人性意義的思考。書寫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寫的人。

從《活著》看“活著”

一，從《活著》一書中富貴這一父親形象的變化看如今。

《活著》主人公富貴的人生可謂命途多舛。他經歷了少年紈绔子弟的放蕩不羈、青壯年的家境破敗父死妻離、中年的窮困潦倒、以及老年的孤苦零丁。但是，在經歷了一系列不幸尤其是身邊親人一個個離去之后。富貴并沒有絕望，而是激勵自己。這下可要好好干活 如果說富貴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難還有他自身的因素，而后半生“平民富貴”的不幸卻讓人更多感受到人對命運的抗爭及其無奈。盡管富貴此時已經從一個“二流子”變為愛家、愛老婆、愛孩子的好男人。希望憑借自己的勞動過上平靜的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富貴的努力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晚年只得與一頭同樣衰老的老牛相依為命 正是在目睹親人一個個死亡的過程中。富貴深刻領悟到了生命的價值，從而對生命中的苦難有了全新的認識，余華想讓讀者看到的不是富貴這一父親形象變化的結果，而是想讓世人知道，富貴的變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環境和處理的方式。引用魯迅的一句話“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給別人看”。富貴這一形象的建立，基礎是建立了一個讓任何人都不能不動容的悲劇，但從悲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面對悲劇卻從另一方面見證生命的故事。

富貴從少年紈绔子弟的放蕩不羈到變為愛家、愛老婆、愛孩子的好男人這一過程。我們看到的是富貴對人生的正視。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而不膽怯，依舊以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態度。不管從富貴失去親人的任何一個環節，任何一種方式，都足已讓他生活失去信心。都足以順理成章的去做很多極端的選擇。但富貴都沒有。在相對其他小說。當對主人公的悲劇描寫到極致后，多少的為了富有“勵志”方面的能量，多少的都會加入主人公走出困境的元素。而余華沒有。他反而是將富貴的悲慘人生推到極致，直至達到人類對悲慘這一名詞的認識的邊界。當讀者都因為富貴的悲慘遭遇而泣不成聲時，將富貴繼續推入人生的低谷，低到沒有任何可能能“重獲新生”。

但余華的“狠下毒手”卻從另一面讓富貴一步一步的走進真理的殿堂。以至于打開了另一扇與愚昧世界觀相抗衡的人性之門。以至于讓讀者真正看到人性的本質屬性，人生的真正意義。余華為了讓人們看清物欲橫流的世界對人性的污染，把富貴推到世界最冷最暗的一角。讓讀者在富貴的惋惜的過程中看到那輕輕掩上的真理之門。顛覆了對現實生活中人性的看法。讓我們知道原來真理之門真的只是輕輕掩上。我們本可以輕易打開，走到人生的另一境界。但是人們口頭上掛著對人性的追求，但卻走在真理的另一端。原來我們越走竟離真理越遠。

富貴這一父親形象的變化，更多的是讓我們沿著富貴的腳印去思考人性的本源。看到的是對過去的肯定和對如今變相價值觀的嘲諷。二，余華眼中的“活著”，對生命意識的大尺度詮釋

在他人的作品中，對“活著”一詞的詮釋大多是以生活狀況的對比進行前后生活的差距設計，更或者說是設計出一個逆境中“成功”的典型列子來加以詮釋。這樣的成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以物質或感情為標準，在達到這樣的標準后即為成功。那也就代表著主人公“活著”的意義是為了某些物質或者精神物質上的東西。這樣的對“活著”概念的理解也是大多數人的想法。但這樣的想法都從兩個角度在吞噬著人的本性。有的人因為缺乏物質上的財富或感情上的歸屬，便自爆自棄或者是更多因為報復而所做的傷害他人或自己的行為。這難道不是如今社會存在些許不平穩因素的原因嗎？我把所有的問題藏于腦中，一次一次的在夢境中追求著答案的存在。直至從余華的筆下我才得以看到光明。才得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活著”的意義。

生命的價值和目的在于活著本身：這是一滴顛覆當今價值觀的清露。看到這句話我沉思了許久。是啊，人生本生就充滿價值。人生的意義也只能用“活著為基礎”來承載。人活著不是為了外界的物質而活，而是超脫了外界的所有規整到人本身的問題上。人如果為了外界的因素而活著的意義還算是人本身的意義嗎？不算。在某種情況下那只能算人因為某種原因而別驅使去成就他人的意義。這么簡單的答案竟藏得如此之深。人因為物質而蒙蔽了雙眼，但有信誓旦旦的追求著存在的意義。沒想到人因為無知而繞了一個偌大的彎，到頭來還是在真理的門外失去了尋找真理的機會。人活著的意義就是為了本身而活著，這是多么簡單的話語啊。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這意味著作為萬物尺度的人必須是活著的人，尺度本身只能體現在具體而非抽象的生命形態中。因此對于個體生命而言生命的價值離不開活著的生命形態。如果生命本身不存在了那附著其上的價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人因為活著才體現出他所附帶的所有價值。這樣，當個體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災難性的打擊而個體的抗爭無濟于事時，首先必須想方設法活著。這時有人會問，世界上活著的人無數，沿街乞討的人活著，生活因為窘困而偷盜的人活著，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剝奪了他人生存權利的人也活著。這樣的人也是在詮釋自己的意義嗎？

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余華用自己對生命的看法來給出了答案。《活著》一書中富貴在經歷了父親被氣死，母親無錢醫治病死、兒子有慶抽血而死、女兒風霞產后出血而死、妻子家珍積勞成疾累死、女婿二喜意外事故猝死、外孫苦根吃豌豆撐死等一系列常人難于承受的苦難之后卻生活得更加堅強。

富貴是缺乏物質的最終，最高的代表，是現實社會中對“悲慘”一詞的形象詮釋。是現實生活中理所應當放棄生命或者影響他人生活的社會形象。看到這里，愚昧無知的我總以為下文會是富貴頹廢不堪以此來展現舊社會中勞苦人民悲慘命運的故事、或者是富貴因此來報復人類的悲慘結局、再或者是富貴因此而發奮掙錢，最終取得富翁之類頭銜的完美結局。以此來激勵青少年以物質為目的而拼搏的勵志故事等等。但看到最后我才知道不是這樣的。富貴在面對自己“悲慘”命運的時候，表現得并不“悲慘”，而是直面慘淡的人生，接受眼前的一切，為了自己本身的價值而頑強生活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踏踏實實地做人。滿足于老人老牛相依為命的簡單生活。這是對自己存在價值的肯定。“皇帝選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是對以物質擁有程度來為生活打分的現狀的諷刺，是對人生真正意義的形象表達。

在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富貴終于認識到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最終只會賠了自己的性命。他最終領悟到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對富貴而言雖然活著的生命過程始終伴隨著災難和死亡。但富貴在一次次目睹親人死去之后并沒有選擇死亡而是選擇活著。因為在富貴看來生命的價值和目的在于活著。活著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余華借用富貴這樣角色，表面上是富貴的思考，但實際卻是余華本人對人生的思考。而這一思考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對活著一詞下一個冰冷的概念，而是希望借用富貴這一角色讓更多的人從黑暗中走出來，撥云見日，看到真正意義上的“活著”

“富貴”這一名字既是對人們愚昧無知的世界觀的嘲諷。也是對這一角色所注入了無限感情和贊美的表現。

作者塑造這一形象是為了讓讀者的認識有另一個高度。他讓主人公與傳統中的幸福背道而馳，讓讀者更加深刻的去認識到物質這一方面毫無所有的典型形象。再用這一形象去詮釋真正意義上的活著的概念，以此來解放人類的靈魂，喚醒人類心靈深處對人生的真正理解。做為受益者之一，我真正看到了人類活著的最高概念。

“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這是余華對在物欲橫流的社會對“活著”這一詞匯的詮釋。當個體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災難性的打擊，而個體的抗爭無濟于事時。首先必須想方設法活著，但這種活著并不是茍活，而是直面人生的種種苦難，以活著的生命對死亡的威脅予以無言的反抗。

三，怎樣去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

富貴這一父親形象的變化，也是為了詮釋“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這一內容。在當今社會，生活在悲慘中的人都會認為自己有理由去放棄自己的生命或是干擾他人的生活。悲慘的人總是會覺得上天對自己的不公。總會覺得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因為他認為自己背負了天底下最沉重的擔子。

余華要想讓世人信服，要想讓世人拋棄自己是“最悲慘”的這一想法，他的第一步是建立人類認識中的真正的悲慘。天生的家庭沒落只會讓讀者認為那是主人公命不好的緣由。從盛到衰的慘變，才會引起人的思考。于是富貴這一形象由此產生。如若順境中按著自己的節拍生活那不足以征服人們的內心。困境中依舊執著向前那才已是一個大寫的人。

所以余華的第一個節拍便是告訴讀者：要想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首先就應該直面人生。在余華眼中，人生面對的環境不過是上帝給的一張考卷。你無權選擇考試的科目和內容，但為了本身而活著，就該直視考卷的內容。不管考卷的內容如何曲折。把他答好才是人生的意義。

如果不能直視生活中的種種風浪。那何談得上你是在為了自己而生活。個體的生命過程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果不敢迎著風浪逆流而上，而是隨著風浪的拍打而頹廢人生。那本屬于你自己的精彩人生就變得如沙灘上的一粒黃沙一般毫無價值。對生命過程中苦難的正視與承受本就是對自我生命價值的肯定。人生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那就告訴我們判斷生命的苦難與精彩不是以外界物質或非物質的感情因素為標準。而是以對自我生命的直視與承擔為準線。

富貴告訴我們，直視自我的生命環境，積極的去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便是真正意義上的活著。

四，從《活著》對如今社會的審視

當在報紙上看到一家五姐妹因家里貧窮無錢購買嫁妝而紛紛跳河自盡的新聞時心理一陣酸楚。不是因為對他們可憐生世的憐憫。而是對踐踏自我價值的失望。他們這就是當今社會大多數人對生活與幸福的看法。在我看來，這不只是人類的悲哀。更是人類對人性的踐踏。她們這樣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自己踐踏自己的存在，自己詆毀自己的人生。當在報紙上看到男友因為糾紛縱火燒傷女友的報道時。我的內心一陣激靈。在面對人生的問題上，他顯得如此無能懦弱，但卻因此去影響他人的生活時顯得分外的瘋狂恐怖。不知這是讓人們看到“他”強悍不可一世的一面還是在人生面前微不足道的一面。

如果人生的價值要用金錢這一被人類所制造出的東西來打分；如果人生的意義要由別人的感情來左右。我都會認為這是對人性的踐踏。因為他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活。而是為了與自己毫無關系的物質或非物質的感情而生長。對于這樣的行為我只能用生長一詞來形容。因為時間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并沒有為自己的人生多增加一分色彩。不過是在自己毫無表情的面容上多增加了幾道時間的溝壑而已。

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人類高舉著追求人性光輝的廣告。卻踏上了另一條與追求人生背道而馳的跑道。時間飛逝，漸行漸遠。總將在無數的懺悔中看到原來真理之門只是輕輕掩上。

有時我總在想，人類自詡是萬物之靈，是世間最聰明的個體。但卻做著極度愚蠢的事情。人類高舉追求人性的廣告牌，但卻與真理背道而馳。人類真的是在進步嗎？在快節奏的社會。人們忘記了停下來思考自己的人生，忘了生活本身的真正含義。在這個時候，余華給了我們一劑鎮靜劑。希望我們從審視富貴的人生中審視自己的人生。有人說，“當你發現自己家的孩子沒有鞋穿的時候，別人家的孩子也許沒有腳”不要讓我是這個社會上最悲慘的人這一想法主導思想。直面自己的人生，用忍耐和執著去書寫你不一樣的人生。為了活著而活著。就算風雨兼程，身后總會有彩虹的腳印。原來幸福一直陪伴著你。

五，精神的重鑄

《活著》的整個故事通過“以死寫生” 的藝術方法來表達對生命意識的探索。在作者平靜的敘述中，一次次的死亡事件撲面而來。而主人公富貴則以一顆明凈的心態去對待生存。生無所求，死亦無所需。對于死去的親人他不再悲傷沉淪，代之以開心的對著老黃牛叫家珍、鳳霞、有慶、苦根。在富貴的心里，親人們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終結而是另外一種永生。家珍她們不止活在他的世界里，更活在老黃牛的世界里。她們是真真切切的活著。這一次次的沉痛死亡，反襯出活著的不易和艱辛以及活著的彌足珍貴。這可以說是終極意義上的對人的生存悲劇和生存宿命的審視與超越。

品味余華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在感動的同時，更多的是對人生的審視。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決定著不同的生活態度。對于活著的人，手持不同的價值觀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辛苦著。但和諧的社會往往有些許的不和諧因素存在，而這部分不和諧的力量卻作為吞噬人類靈魂的主力軍在一步一步的將人類趕向思想的盡頭，趕向人性的另一端。當看到些許不和諧因素用極端或者消極的因素報復自己活他人時。我的心難以入止水一般平靜，而是如狂狼一般激蕩起伏。在大家都在金錢所制造的幻境中感到迷茫與時。突然看到了一個嶄新的背影。“他”雖步履蹣跚，但在人生之路上卻毫不猶豫。他一無所有但在物質面前卻毫不貪婪。“富貴”告訴我們人應該因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外界的任何元素。人應該直視并承受生命所給的一切。并執著的沿著生命最初的方向毫無猶豫的走下去。外界的風景不過是代表著你我的心情，但絕不能左右你我的人生。慘淡的遭遇并不可怕，順境中的人生也不值得羨慕。在悲慘的命運中不被金錢所捉弄，不被感情所牽制。為了自我本身的價值去活著。同樣能書寫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面對那些因為對生活不滿意而報復自我或他人的行為。世界對他的評判不是他有如何強大。而是他竟如此弱小。裸露出的是對生命的恐懼，對自我價值的踐踏，被金錢或感情奴役的毫無價值的存在。展現出他人性的弱點。這樣只能為無知和愚昧造勢。只能讓世界的更多角落充滿墮落的氣泡。到最后窒息的只有人類。如果自己都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那飄渺的追逐人生的高度不是一紙空談嗎？不管你是家財萬貫還是一平如洗。不管你是兒女滿堂還是孤獨一人。都不能單方面的決定你人生的高度和存在的價值。因為個體生命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實踐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玄思上。面對生命中的苦與樂 不能做冷眼旁觀的沉思。只能去掙扎、去實踐。而這種實踐是在競爭中進取，還是在落魄中沉淪 都基于生命主體的自我選擇。正確的生命觀，導向完美的生命進程。就像富貴一樣以其積極的生命觀去堅強的面對生活所賦予他的悲慘世界。只有這樣才能在苦難中掙扎而出，在煎熬中自主尋求到“希望之光”。

余華的作品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重鑄了人類的精神。物欲橫流的社會云飛霧散。是啊。生命本身就具有價值。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才是人性光輝的真正高度。

善待生命忍受苦難。學會正確面對死亡。這是我們品味生命時所得出的感悟。細細品讀余華作品中那些苦苦掙扎的生命背后都有著反抗命運的源自生命個體自身的強大力量。他們積極的人生姿態，給讀者以極大的心靈震撼 人生之所以美 在于作為主體的人懂得追求生命、創造生命、實踐生命———懂得去自主尋求苦難中的希望之光。

第三篇：白先勇長篇小說《孽子》中的“孽子”形象分析

分類號：I 學校代碼：11460 學 號：00920216

南京曉莊學院本科生畢業論文

白先勇長篇小說《孽子》中的“孽子”形象分析

Analysis On “The Outsiders“ Characters of Bai/Xianyong’s Novel ”The Outsiders“

所在院(系)：行知學院 學生姓名：狄奕 指導教師：武善增

研究起止日期：二○一二年十月至二○一三年五月

二○一三年五月

學位論文獨創性聲明

本人鄭重聲明：

1.堅持以求實、創新的科學精神從事研究工作。

2.本論文是我個人在導師指導下進行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研究成果。3.本論文中除引文外，所有實驗、數據和有關材料均是真實的。4.本論文中除引文和致謝的內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機構已經發表或撰寫過的研究成果。

5.其他同志對本研究所做的貢獻均已在論文中作了聲明并表示了謝意。

作者簽名： 日 期： 2013.5.20

[摘要]作家白先勇是一個極有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他的長篇小說《孽子》從獨特的視角塑造了一群性格迥異的“孽子”形象。本文陳述了《孽子》的創作背景，淺析《孽子》中人物形象描述的特征，分析了孽子之所以為孽子的緣由，對“孽子”形象的精神價值做了深刻分析，并從兩個方面闡述了“孽子”形象的文學價值。

[關鍵詞]“孽子”形象； 白先勇；《孽子》；

[Abstract] Writer Pai Hsien-yung, a writer of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His novel ”The Outsiders,“ elaborated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a Chinese national allegory,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aos and fable.This article sets 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eation of ”The Outsiders“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by ”The Outsiders“ in character, and analysis of the Outsiders the tragic reason, significance characters placed deep thinking.And own sentiment: novel attempts as an instinct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penetrate the multiple desire to tell people of deep humanitarian feelings and calls for tolerance.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both youth education.[Key Words] Outsiders image；Pai Hsien-yung；《Outsiders》；

目 錄

前言......................................................................1 一．“孽子”形象產生的原因................................................2 二.“孽子”形象的共同特征.................................................3 1.消極反抗父權的斗士...................................................3 2.缺乏情感寄托的焦慮癥病人.............................................4 3.特殊“性取向”導致的邊緣人...........................................5 三．“孽子”形象的精神價值

..............................................6 1.靈與肉困境的突圍.....................................................6 2.畸變父子關系的重建...................................................8 3.“孽子”的情感回歸與社會認同........................................10 四.“孽子”形象的文學價值................................................11 1.值得借鑒的獨特隱喻手法..............................................11 1.1 紅睡蓮...........................................................12 1.2 臺風.............................................................12 2.“孽子”形象成為文學人物畫廊的一道獨特風景..........................13 結語.....................................................................15 參考文獻：...............................................................17 致 謝....................................................................18 文獻綜述.................................................................18

南京曉莊學院2012屆本科畢業論文

論白先勇長篇小說《孽子》中“孽子”形象分析

作者：狄奕

指導教師：武善增

前言

白先勇于1937年出生于國民黨著名將領之家，小時候享盡了榮華富貴，但隨著日本入侵和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利，也飽嘗了離亂失落之苦，從家鄉桂林輾轉南京、上海、香港、臺灣，席不暇暖，最后落腳于美國，成了美國大學里的教授。然而中國依然是他魂牽夢繞的家。他的作品不時流露出中國傳統文化的韻味。他也寫女性的艷麗，但尤其難得的還是他作品中對臺灣下層民眾生活的深切觀照。借此，我們得以了解到臺灣老兵曾怎樣窮困潦倒地生活，臺灣男妓曾經歷過怎樣滅絕人性的摧殘。《孽子》正是一部這樣的作品。白先勇仿佛置身事中，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使小說讀來親切感人；卻又仿佛遠在事外，對故事中的人不作任何好人和壞人的褒貶之詞，也不作世俗的拯救者姿態，從而使作品真實感人。他只是把一個緊張、強烈的故事講給我們聽，正如法國書評家雨果·馬爾桑所言，“雖然是描述人性被破壞、被蹂躪的一面，但并不劃分劊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壞人、拯救者和懺悔者之間的界線”，即使是在孽子們被扭曲的人性中仍然有“善”和“溫情”的光芒閃現。要有這樣的發現并做出這樣的描述，白先勇首先要有一顆寬容的心，才能唱完這曲呼喚寬容的悲歌。白先勇作為一位現實主義作家，白先勇勇于正視和直面人生，其作品大多選取那些生活在社會夾縫中、被時代與社會拋離正常軌道的落魄者作為描寫對象，真實而深刻反映了現實社會和人生狀態。他注重對人性的探討，始終從人性關懷的視角關注著每一個個體獨特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歷程，關注著游離于主流社會的邊緣群體的靈魂掙扎和坎坷命運。其作品深刻而細膩表現了人類心靈深處無言的楚和悲傷，那始終彌漫在字里行間的令人心酸的悲涼之情，充分顯現了作者敏感心靈之中的博大、深沉的悲憫情懷和厚重、深切的人文關懷精神。人們常用“妙筆藏悲憫，顧曲種癡情”來評價白先勇的文學人生，而其長篇小說《孽子》尤其表現了作家的這一特質。其作品早已超越了個人傾向，長期以來，有人一直把白先勇涉及此類題材的作品與他本人的同性戀傾向相聯系而加以猜疑和詆毀。十多年前，面對媒體白先勇以極大的勇氣坦然承認自己具有同性戀傾向。但他并沒有把同性戀拓展到整個人生。他的憐憫、同情以及人道主義關懷已延展到對群體性歷史命運的探討和關注。他曾說： “我在寫作的時候是另外一種心境，我看到了人生，對人生有感觸才寫下來的。一個作家很重要的是寫人類的感情，人類的生老病死，是寫人類的普遍感情，不是寫自己。所以在我的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應該是人的世界，而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世界 ”。可見蘊藏在白先勇心中博大深沉的悲憫之情，而且他把這種感情深深地傾注到了作品中的人物身上。

白先勇懷著深沉的悲傷和愛憐，寫那一群在黑暗夜里徘徊的青春鳥們，向往著自由，卻被苦難深深的束縛住。為中國第一部描寫同性戀的長篇小說，《孽子》第一次不用曲筆，不用隱喻，不帶偏見與歧視，并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展示了同性戀者的世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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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孽子”形象產生的原因

李青、小玉、吳敏、老鼠、阿鳳，他們的家庭背景都大致相似，他們都是因為各種原因背叛家庭離開家庭，徘徊在寂寥的大街上，找尋不到人生方向。后來迫于生活的無奈與生存的需要，才加入了這個同性戀的群體。可以說他們并非從根里帶來的同性戀者。確切的說，應該把他們這樣的群體稱之為境遇性同性戀者。可以說，他們的同性戀傾向和性心理障礙是受到了家庭和社會的深重影響。是家庭和社會的放逐產生這樣的群體。這樣說一點都不為過。

主人公李青的父親戎馬半生，到最后卻落魄到棲息處都要其他人來施舍，年輕漂亮的母親因無法面對父親那悲愴得近乎恐怖的面容而選擇和其他人私奔，最后凄慘死去。唯一與他感情甚篤的弟娃卻不幸被疾病奪取了生命。小玉的母親曾經流落風塵，是個酒吧女。他是一個從未謀面的日本男人和母親的私生子。繼父的殘暴性格讓他有家不能回，曾經甚至嘗試毒死自己的繼父，只因繼父暴怒與看見他和其他男人茍且。吳敏的父親嗜賭如命，在他尚未出生時就已入獄。母親耐不住寂寞，與其他男子偷情，遂被逐出家門。叔叔嬸嬸對吳敏百般虐待迫使他離家出走。老鼠從小父母雙亡，寄居在哥哥家，哥哥是妓院的保鏢，老鼠從小就生活在吃喝嫖賭的詭異環境下，飽受打罵和折磨。阿鳳的身世則尤為凄慘，他的母親是一個啞巴。他是母親被其他人強奸后生下的孩子，一出生就被遺棄，他甚至連自己的姓氏都不知道。是在孤兒院中長大成人的。在這樣一個又一個又一個破碎衰敗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孩子，注定是得不到任何良好的教育。這樣的未成年人，本該在正確的指引下不如正軌的年紀。卻被放逐到這個陌生的社會。沒有一技之長，年少無知的青春鳥們極其容易誤入歧途。如果給他們一個健康地成長環境。能夠得到正常的父母的關愛和學校的學習。他們極有可能長成另外一幅模樣。健康快樂的成長起來。然而，凄慘的身世和悲涼的家庭造成了他們如今的樣子。正如李青所說：“我們公園的人，見了面什么都談，可是大家都不提自己的身世。就是提也都隱藏了一大半，因為大家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隱痛。說不出口。”

其實青春鳥們就是一群出賣肉體，供人玩弄的男色。他們對于追逐自己的人并沒有任何的愛戀。對于和自己發生性關系的男子沒有任何感覺。對于他們來說，這只是一種金錢交易。在一場又一場的同性愛戀中。他們只是一味的被糟蹋，被玷污，被玩弄。最后拾起金錢當做一切都是值得的。這樣的青春鳥們無疑是異常可悲的。所以，文中有這樣的描寫。當曾經給予李青諸多溫暖的俞先生試圖和李青發生關系時，李青大哭了一場，就像是要把心肝肚肺都哭得嘔出來似的。壓抑在心中的悲憤，痛苦，屈辱就在那一瞬間找到突破口。全都涌現出來。像是大壩決堤一樣，一瀉千里。他突然明白他并不希望俞先生也把他當成是這個社會的異端。他希望俞先生和他的交往是最正常的朋友友情。當這一切都赤裸的呈現出原本的面貌。李青終于自覺，他們不過是一群被侮辱，被傷害的弱勢群體中的一員罷了。他們的身體好像長出了疥瘡一般，在本該最享受美好青春的日子里。卻應為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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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走經這樣由于特殊性取向而造成的萬丈深淵。

他們也想自救，也想從痛苦的歧途里重新走出來，但是，社會的歧視，冷遇和不接納讓他們多少次的感覺到力不從心，無力適從，無能為力。一次次的嘗試自救，又一次次的重走舊路。正如楊師傅說的：“你們瞧瞧，外頭的世界，對咱們是友善的么 咱們的處境多艱難！”因此，他們在失去了現實中的家園的同時潛意識里家的意識卻在逐漸增長。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的失去，才會對于失去的東西產生更巨大的渴望。他們渴望擺脫這樣漂浮不定，陰暗鄙陋的生活現狀。他們渴望找尋到一個屬于自己，一個容納自己的家的歸屬。雖然現實中的他們依然生活在骯臟腥臭的污泥之中。但是他們的心靈卻強烈的渴望著家庭的溫暖和社會的尊重。李青想念著已然逝去的弟娃。想念著自己的家。甚至偷偷的趁父親不在。回到從小生長的那個破舊的家。為了寄托對于弟娃的思念，甚至還領回了一個白癡當做弟弟一般悉心照顧。吳敏對于收留他的張先生心存感激。無論他的脾氣多么乖戾，他都小心翼翼忍氣吞聲。只因張先生的家對他來說已經安定的近乎像個天堂了。小玉則一心一意的只為尋找到自己的父親。他又是打工又是學習，一心一意的為了父親想要改頭換面。而老鼠則是寧可忍受著哥哥的毒打，也不愿意離開這個有親人的家。其實，這些青春鳥們的家園意識是極其深厚的。真是對于所失去的家格外想念，才會衍生出這樣的對于家庭的極度渴望。他們極度珍惜能夠給他們帶來家庭感覺的一切東西。哪怕只是虛無的感受，他們的一顆顆漂泊不定而又痛苦的心 在家園意識的慰藉下傷痛略微減輕。

二.“孽子”形象的共同特征 1.消極反抗父權的斗士

作者所塑造的孽子和傳統意義上的孝子有很大的反差。本書的主人公李青也好，龍子也好，在內心和父親的天平上，出于下意識的遵從內心，他們明知道自己的行為為父親所不容，而且在骨子里對于自己的父親是懷有敬畏之情的。但是忠于內心的他們仍然選擇了反抗。他們沒有辦法因為對父親的尊重而選擇犧牲自己的內心愿望。所以他們被放逐，逃離到了黑暗王國之中。阿青逃到了新公園，而龍子逃到了美國的同性戀圈子中去。成天隱沒在大片大片的黑暗之中。孽子們堅守自我卻背負著罪惡的十字架。就像是永遠的黑夜一樣，永遠生活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他們雖然罪惡而骯臟卻顯現出一種孝子所沒有的真實的自我，他們的靈魂沒有被父權所吞噬。他們的痛苦感官沒有麻木不仁。在那樣的動蕩社會中太多的人子為了尊崇孝道而迷失自我，成為不知道為什么而活的活死人。他們內心只有父權的威信別無其他。

孽子們就像是反抗父權的斗士一般生存著，但是孽子的反抗又顯得不是那么激烈，對于父親，他們的態度是復雜的，他們理解父親卻又無法按照父親所要求的方式生存。他們對待父親的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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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惡痛絕的敵人。所以他們沒有暴利的進行抗爭，孽子的抗爭比起舉起屠刀見血殺人的抗爭要溫和許多，他們不走極端，他們反省著自己的錯誤，站在父輩角度重新審視問題，以先覺者的姿態站到比仇恨更高的位置。比如文中當龍子面對父親的驅逐，他依然選擇放下自己的拳頭，只是默默的繼續做自己認為隨心的事情罷了。孽子們將罪惡的十字架背負在自己的身上，他們有勇氣選擇自我流放，但是從來都沒有想過弒殺自己的父親。在心靈的深處他們認為自己是有罪的。在文中李青護送自己母親的骨灰回家，給父親留下字條就沖沖的離開。他是試圖避開和父親的正面沖突。這正說明了孽子心中的愧疚，他們明知自己有罪卻從不反抗自己的罪孽，而是撲進罪惡的深淵之中。這樣的孽子群體消極的反抗著父權，呈現出一種決絕的自我放棄。他們的反抗不是激烈決絕的，而是溫和而悄無聲息的，用一種自甘墮落的外衣包裹的含蓄的反抗，自我反省促使孽子們心甘情愿背負起罪惡的十字架成為一個個極其辛苦的消極反抗的斗士。

2.缺乏情感寄托造成的焦慮癥病人

“這個寒流來臨的除夕夜，在這個沒有月亮卻是滿天星斗的燦爛夜空下，在新公園蓮花池畔我們這個與外面世界隔絕的隱秘王國里，突然間通通泯滅消逝。我們平等地立在蓮花池的臺階上，像元宵節的走馬燈一般，開始一個跟著一個，互相踏者彼此的影子，不管是天真無邪，或是滄桑墮落，我們的腳印，都在我們這個王國，在蓮花池畔的臺階上留下一頁不可抹去的歷史。”孽子群體情感世界無疑是困乏而貧瘠的。他們無法獲得在常人眼里出手可得的親情。家人近在咫尺親情卻觸摸不得。李青本來有個相依為命的弟弟，卻因病去世。父親雖然就在身邊，回去護送母親骨灰的時候卻匆匆的離去。龍子的情感匱乏有甚，父親有生之年都不允許他回到臺灣。情感的驅逐造成孽子們內心的匱乏。內心的匱乏及其容易產生恐懼。

為了抵抗內心的恐懼而強迫自己進行各種嘗試性的努力，究其本質上說這正是一種焦慮癥的表現。在極具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下造成了嚴重的情感焦慮。所以孽子們選擇了很多方式，盡量融于主流社會。卻一次次的失敗。文中的小玉為了尋父，甚至撿起久違的課本開始重新學習，改頭換面認真工作。最終父親仍然不見蹤影。孽子們面臨著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內心的焦慮愈演愈烈。所以說每一次嘗試掙脫焦慮癥的束縛卻意味著孤獨癥的加重。在黑暗王國無處自尋的孽子們是深受焦慮癥困擾的病人。焦慮作為一種人類普遍存在的特殊情緒，極大影響著人類的生活。焦慮源于恐懼，是恐懼的一種特殊形式，“當恐懼源是模糊的或受到壓抑時就表現為焦慮。”也就是說，當人受到外在未知事物的進攻并無力抵抗時就會產生焦慮。心理學家認為如果個體的環境（包括社會環境與文化環境）遭受到創傷性的變化，使得他一貫堅定的信念受到懷疑時，這樣的不統一狀態就會讓他覺得無所適從，體驗到深刻的焦慮。“他必須努力在自己心理內部找到勇氣和力量的核心，作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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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的標準，以免產生人格萎縮和病態焦慮。”

[5] 孽子們的恐懼源自情感寄托的極度匱乏，孽子們是痛苦的，正如小說中所描寫的“直到黑夜來臨，我們才蘇醒過來，在黑暗的保護下，如同一群蝙蝠，開始在臺北的夜空中急亂的飛躍。”他們在焦慮中不停追尋。他們想尋找一個出口，一個歸途，可惜前方一片迷霧。他們在不安和摸索中前進，在孤獨和絕望中掙扎。他們嘗試尋找一個情感的寄托卻無疾而終。正如書中的李青曾經以為俞先生會是自己最好的長輩和朋友，可是在某天晚上被李青試做好友的俞先生盡然要求和李青發生肉體的關系，在李青看來這無疑又是一次情感的困敗。是極其不能容忍的恥辱。孽子們和李青一樣付出自己的真心一次次的尋找著情感的新寄托，卻又一次次的重新墜入焦慮癥的深淵。生活在黑暗王國的孽子們是病入膏肓的焦慮癥病人。

3.特殊“性取向”導致的邊緣人

“邊緣人”這個概念是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提出的。他把“邊緣人”定義為“一種文化雜糅的產物，他們生活在兩種不同文化的邊緣，但是并不能完全融入其中，邊緣人對于他或她自己的文化是矛盾的，想回又不能回，想離開又做不到；對待新的文化同樣感到矛盾，想被同化又不能，想拒絕又做不到。”白先勇筆下的孽子群體極好的印證了這個定義。他們徘徊在主流社會和黑暗王國的邊緣。掙扎在墮落和改變的邊緣始終未果。

高級將領得知自己的兒子王夔龍是同性戀，憤恨之下將兒子逐出家門，斷絕父子關系，甚至揚言自己有生之年不允許自己的兒子回臺灣；傅崇山對兒子傅衛寄寓了很高的期望，當兒子的同性戀事實被揭露之后，怕父親失望選擇吞槍自盡。李青父親退役后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李青身上，當發現李青和實驗室管理員發生茍且之事之后拿著生銹的鐵槍追逐李青揚言要殺死他。父親們如此強硬的態度反映出主流社會對同性戀反倫理行為的極度排斥。同性戀者很難在這個主流社會上生存和立足。所以在主流社會的壓迫和排斥下，他們只能選擇流浪，逃亡意識在這些孽子身上都有極其明顯的體現。他們以流浪者的姿態存活在邊遠地點。社會的壓迫給他們的精神和肉體造成了雙重的痛苦。

其實，孽子們只是一群脆弱的孩子，被逐出家門，被拋棄在街頭，屢次從家中被迫逃跑。他們不被理解，不被接納，不得不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隱秘處，屈服于新公園為他們安排生存方式的長者。他們雖然違反常情，卻感情溫暖敢于犧牲。

他們急需的只是一份身份的認同感，在兩種文化邊緣掙扎的他們，就像是數去身份的幽魂。他們的心靈并沒有完全的被骯臟的新公園所腐蝕。人性的光輝在他們的心目中熠熠閃光。在他們的心靈深處依然有著強烈的希望主流社會認同自己的意識。這樣的意識鞭策著他們朝著更加美好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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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途進發。但是現實的殘忍卻無情的摧毀他們美好的希望，他們一遍一遍的游走在黑暗王國和主流社會之間，就像是墜入深淵的孩子，尋求救贖不得，反而只能向更深的深淵墜落。墜落的途中內心清晰的意識依然努力的嘗試和主流社會聯系，卻又找尋不到方式。

處在社會邊緣的孽子們并不是想要成為主流，而是妄圖追求一種無所謂邊緣抑或主流的平等。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宣告失敗。直到故事的結束他們依然是擠壓在黑暗王國和主流社會之間的邊緣人。三．“孽子”形象的精神價值

白先勇在對這些青春鳥寄予深切的理解和同情的另一面, 展開了對時代社會的傳統文化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批判。洞察探索人性、剖析社會文化思想意蘊仍是這部小說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可以說《孽子》是白先勇的顛峰之作, 已經超越了以前所有的作品。《孽子》這部長篇小說寫的是臺北新公園里, 群星閃爍的夜空下, 在蓮花池邊的同性戀王國中生活的一群被家庭放逐被社會拋棄的野性少年。書中涉及了同性戀這一敏感問題。主角是阿青、小玉、吳敏等一群流離失所、淪落臺北新公園的男妓。反映出孽子中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獨自仿徨街頭, 無所依歸的孩子們求索歸宿的心情。這群孽子掀開他們狂放患縱的表象, 露出的是一塊塊被侮辱被蹂躪的濃血進流的瘡疤, 反映了以父權為代表的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 表達了對人性尊嚴的呼喚。就這篇小說寄寓的作者思考而言, 最突出的是靈與肉的矛盾掙扎對于作者的啟示, 這一矛盾因題材關系也帶有它的獨特性。除此,父與子關系畸變的重建和孽子回歸主流社會的問題也得到了作者的充分關注。1.靈與肉困境的突圍

《孽子》書中的那群被主流社會驅逐的青春鳥們，群居在新公園這個黑暗王國之中。各自用不同的性格和方式演繹注定是一場磨難的人生。他們在這個黑暗王國里不斷地尋找著可以補償自己苦悶內心的東西。這個時候楊教頭帶領他們從事的近似男妓的勾當在情欲上令他們得到了另一種滿足。這種滿足是墮落的。帶著麻木不仁的骯臟和低賤玩弄的戲謔。孽子們有的時候也會覺得這樣的滿足是錯誤的，他們跟希望獲得心靈上真實的滿足。這樣的糾結心理在每個孽子身上都有生動的注解。精神范疇的美好和物質范疇的滿足總是同時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孽子和正常人一樣精神和物質的雙重煎熬。精神范疇的我們又可以把它叫做：“靈”。物質范疇的我們統稱為：“肉”。靈與肉是不可分割的。作為同性戀者，那種在作者渲染下的骨子里帶來的墮落顯露無疑。這樣的墮落近乎是肉欲的極強表現。在靈肉不可分割的大前提下，他們對于至善至美的靈就尤為向往。他們不停的追尋著屬于自己的那份善良美好的性靈。他們妄圖讓自己的墮落減少幾分。甚至希望獲得重生。這樣的強烈欲望促使他們在這個黑暗王國努力的尋找著濃烈的真誠地美好情感。

《孽子》中的主人公阿青身上的靈肉之爭表現得尤其明顯，是小說的一條鮮亮的主線。李青一直希冀從其他人身上補全自己對于弟娃的情感。阿青的弟弟（弟娃）可以說是阿青一段很長時間來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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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寄托。更有甚者可以說弟娃實質上是阿青本人靈的投射。阿青的善良美好全部統統的印證在對待弟娃的情感上。小說中，阿青的母親私奔后，阿青和弟娃形影不離，相依為命。白先勇把這個缺乏母愛的孩子刻畫成對于自己的弟弟能夠如母親般細致照顧的形象。和弟娃在一起的每個片段都感人而溫暖。后來弟娃病故，阿青就像是丟了魂一般。也就是在弟娃去世的第三天阿青在學校和化驗室管理員發生了茍且的事情。導致被學校開除，被父親驅逐。從此阿青就在新公園開始了墮落的人生。同時也開始了尋找自我，尋找性靈的苦旅。弟娃對于阿青來說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弟娃的失去讓阿青的人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小說第二部分第七章里阿青結識了一個名叫趙英的男孩。接著阿青就請他看電影，散場后在河邊阿青從背后摟住趙英。受到了趙英的反抗。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個同性戀者面對同性時的性沖動，其實實質上事件的導火索依然是弟娃。弟娃喜歡武俠小說，趙英也是。趙英缺乏家庭的溫暖，他和弟娃不也正是如此，所以在趙英身上阿青看到弟娃的影子，所以理所當然的對趙英照顧有加。他甚至把弟娃的唯一遺物一管口琴都贈于趙英，可見在阿青的心中是多么渴望弟娃可以在趙英的身上還魂。當趙英用弟娃的口琴吹起弟娃最愛吹的《踏雪尋梅》，阿青的情感已經無法克制，那樣的背后環抱的動作下，阿青的內心被曾經和弟娃一起吹口琴的舊時光縈繞。其實這一抱只是阿青在現實生活中找尋替代弟娃的影子，找尋值得自己愛戀的對象罷了。當弟娃的影像和趙英重合，阿青不自覺的把趙英真真的當成是自己的弟娃。

作者在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寫，他寫了一段阿青對弟娃的回憶：在等兩年，弟娃，弟娃。弟娃手里的那管口琴跳躍著火星子。弟娃。弟娃。弟娃的頸背給夕陽照的通紅。弟娃，莫著急。弟娃。弟娃。字里行間流露著無盡相思。這種真摯兄弟情讓人動容。正是在這里的大背景下阿青才做出了環抱的尷尬之舉。表面讓的肉欲膨脹實質卻是內心至善至美的性靈作祟。阿青擁抱的不是趙英而是和趙英的重疊的弟娃。

小說中阿青曾經收留過神經郎小弟。其實這也是一種自我靈魂的救贖。對小弟的愛護每時每刻都會喚起關于弟娃的記憶。在對弟娃的一次次追憶中，阿青自己的靈魂也得到了凈化。在小說的結尾是阿青遇到了羅平，他將自己的圍巾交給羅平，并和羅平一起奔跑，他想父親一樣喊著軍令的口號，他在羅平身上也和曾經的趙英，小弟一樣付出了全部的熱情和同情。李青在如此復雜的情欲糾結中淪陷又逃離，逃離又淪陷。這讓我們看到了同性戀愛欲的多重面向。及面對如此不堪的生活，積極地追求性靈的積極人生追求。對于阿青來說靈肉之爭的感情最高點是在他和俞先生相處的那個晚上，阿青把俞先生當成是親愛的前輩，在阿青的眼里俞先生是一個可親正派的長輩，當那個晚上，俞先生摟住他的肩膀的時候，阿青頓時覺得很骯臟，禁不住失聲大哭起來。“就在那一刻，我感到的確實莫名的羞恥，好像自己身上長滿了疥瘡，生怕別人碰到似的。”阿青對于俞先生這樣有損于他們之間真摯情感的舉動感到失望和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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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阿青第一次回到了開除他的母校，經過昨天的晚上的靈肉之爭，他不知為何鼓起了用其，暫時回到了曾經的伊甸園。找回了他失去的美好善良。他參與到一直都參與的籃球賽中，這使得他的青春活力展露無遺。這是具有象征性的，球賽的勝利象征著對他青春的肯定。與前一晚靈肉之爭中靈的完勝相互對照。另外在隊員中安排的娃娃臉也絕非偶然。這是作者制造的又一次阿青與弟娃的短暫相會。弟娃已經成為了阿青心中最圣潔，最美好，最善良，最純凈的性靈的化身。和阿青一樣這種純潔美好善良真摯的情愫出現在每一個孽子的身上。十年前公園里發生生的關于龍子和阿鳳的轟轟烈烈的愛情。已經可以說是一個神話。小玉，吳敏，老鼠等都是一樣，有著和阿青類似的命運，也有著和阿青一樣的對于至善至美的性靈的追求。這甚至已經成為了他們同處的這個黑暗王國的共同形態。

對人性的關注一直以來都是白先勇的創作著眼點。他以獨到的思想情感傾向對人性的情感困境進行反思和揭示。在“孽子”中白先勇強調“靈肉之爭”，強調人性中本就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性靈和墮落丑陋的肉欲的拉扯。李青們在這個世界和社會主流話語的價值判斷中所呈現出來的內心糾結和斗爭躍然紙上。人性的兩面在這個黑暗王國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2.畸變父子關系的重建

白先勇先生曾經在接受采訪的時候說過，《孽子》這部小說的主旨其實是父子情。白先勇把小說的核心放在父子情結上，他的用意是一以貫之的，就是希望呼吁主流社會破除父子之間的隔閡，呼吁代際之間的理解。父親理解兒子，兒子理解父親，這樣的和諧關系是白先勇所希望看到的。蔡克健曾經說過：“《孽子》并非單單描寫青少年的同性戀的問題，全書的大結構是中國父權社會以及父子??不僅是倫理學上的，而且也是人類學、文化學和心理學上的父子??的關系”這是《孽子》的主題，它不是單純地同性戀題材小說，而是一部親情倫理小說，是社會小說。父子關系和父子沖突確實是《孽子》最著力的表現主題。小說的開篇第一章就寫到：故事的敘述者阿青因在學校與實驗室管理員趙無勝發生淫猥行為被勒令退學后，又被父親驅逐??“我打著赤足，拼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頭望去，父親正在我身后追趕著。他那高大的身軀，搖搖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揮動著他那管從前在大陸上當團長用的自衛槍；他那一頭花白的頭發，根根倒豎，一雙血絲滿布的眼睛，在射著怒火；他的聲音，憤怒顫抖，嘎啞的喊到：畜生！畜生！小說中的另外一只青春鳥——小玉，也是因為類似的原因被逐出家門，出身國民黨高官之家的王夔龍則因瘋狂之下殺死了自己的同性摯愛阿鳳而被父親放逐到海外十余年，父親甚至揚言自己去世之前不準許龍子回國。到最后龍子連自己父親的遺容都無法瞻仰。傅崇山的兒子傅衛也同樣因為同性戀而在情感上被父親放逐。傅崇山其實是父重山的話音。這個人物形象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作者對于父親群體的一種整體性刻畫。眾所周知。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中中國社會的父子觀念是相當正統的，不允許隨意褻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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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中父子的沖突顯示出一種異常的強烈。這種沖突可以與主流社會關于傳宗接代的理論相契合。對于父親來說孽子們的行為是違反自然地，大逆不道的，荒誕滑稽的，丑陋鄙俗的，甚至不可理喻。他們對于這種有礙于香火繼承和家族聲譽的原則性問題自然決不讓步。正如作者說的，孽子形象的刻畫中，和父親之間的互動關系是他極力要表現得方面。其實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父子沖突都是文學作品永久探討從未離開的主題。在孽子中，白先勇把兒子的行為營造為一種極端的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讓父親的無法忍受上升到一個極端。從而深情的將視角放到中國父親們對于同性戀的態度上，他們的態度其實也就象征著社會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態度。在談孽子創作時，無可避免的要提及同性戀現象的討論。白先勇曾經就此問題發表過感言，他說：“對我而言，文學寫的是人性，人情；同性戀是人類的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缺少了這部分，人性就不齊全了。”同性戀從古至今恒久有之，只是一直處在少數派的地位。但一直存在。如果因為是少數，就將這群人的感情往丑陋卑賤里擠壓，發誓要將這樣的情感毀滅，就顯得非常不符合人性。從小說中我們不難窺探出作者對于同性戀態度的矛盾性。一方面，他用飽滿的筆墨描寫那些被迫淪落新公園的青春鳥們的悲慘生存現狀，對他們寄予深刻的同情和憐愛以及理解和包容。另一方面，又通過傅崇山這個父親的代表人物與龍子還有阿青的對話，表現出白先勇對于父親行為的理解和同情。在文中有這樣的敘述，關于傅老爺對于龍子的勸導：夔龍,你只顧怨你父親，你可曾想過，你父親為你受過多少罪？父親的痛苦，你們以為能夠彌補的起來？??他受的苦，絕不會在你之下。在與阿青的談話中，慈悲的化身的傅老爺子，也多次勸導阿青理解父親的心情，并盡早回家過上一種健康地生活。“你們這些孩子，哪里能夠體諒到父親內心的沉痛呢???你有父親，我敢肯定你父親這一刻也正在為你受苦呢。”“阿青，天下父母心，你們懂嗎？你們能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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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子們一邊躲避父親們的追逐，顛覆傳統主流社會認為的為人子之道而生存，一邊又在拼命尋求內心對于父愛的強烈渴望。于是才產生了諸多類似父子關系卻又不是父子關系的有悖倫常的關系。精神上的父親在這群孽子的內心逐漸代替了真實血緣上的父親。在這群青春鳥中，小玉的尋父意識最強，對父親的愛憎情感也極濃。作者花費濃重的筆墨寫小玉終日編織著櫻花夢，希望能和遠在日本的父親團聚。終于在故事的結尾跳上前往日本的商船。成全了他全部心愿的部分。孽子們對于父親的尋找實則是對于幸福生活的一種尋找。這里的父親象征著一種光明，象征著一種接納和正視，象征著家庭和愛。孽子并沒有羈留在社會現象客觀書寫的層面上，而是挖掘到道德的內核。孽子們的尋父情感近乎是宗教信徒對于宗教的虔誠。

不得不再次提到的依然是傅崇山這個角色，不得不在一次驚訝于白先勇的精巧設計，傅崇山從年輕時不能容忍士兵的同性戀和造成兒子的自殺。到年老之后對于這群孽子們的包容，一切的轉變其實是對于所有父親的一種希冀。他在書中代替現實社會主流社會發聲，照顧關懷那些迷途的孽子們。小說中有一個感人的鏡頭，當傅老爺將原本送給自己兒子的手表待在吳敏帶有傷疤的手腕上，南京曉莊學院2012屆本科畢業論文

這只表掩蓋了吳敏手臂上的傷疤，從深層意義上說這也是一次順暢的父愛的傳遞。到小說的結尾，最后的出殯場面的完結，孽子們扛著棺材為父親做出最后的努力。兩代人的隔膜在白先勇的渲染下瓦解了。龍子的悲嚎也代替了孽子們喊出了他們心中共同的傷痛。“于是我們六個人，由師傅領頭，在那浴血般的夕陽里，也一起白紛紛的跪拜下去。”

[11]

這樣，傅崇山就如同一道父子之間溝通的橋梁，用關愛，理解和包容溝通起兩個世界。父子的矛盾和沖突逐步消解。白先勇正是這樣一步一步用情感重建了父子關系的人性倫理。3.“孽子”的情感回歸和社會認同

《孽子》是白先勇醞釀很久的一部作品。其中注入了作者太多的個人情感。他幾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意義都寄托在這部作品中。他在把自己的思想觀念轉換為藝術作品的過程中，以情感作為切入的視角和表現得重點。白先勇在孽子形象的塑造中，集中筆墨挖掘情感方面的深刻意蘊。這種對情感的充滿厚望的寄托首先體現在把情感作為孽子們在現實生活苦難中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而且還把情感作為孽子們獲得人們寬恕，諒解和接納的基本前提。同性戀作為少數特殊社會現象，白先勇努力為他們的生存找尋合理的出口。單純從學院繼承的角度予以解說無疑是蒼白而虛假的。隨意白先勇嘗試運用人性里生來不可理喻的東西來解釋同性戀這樣的社會異端。他把這樣的性取消用人性中無法避免，無法根除，好像前世命定的東西，并稱其為“孽”。這樣的解釋表明了白先勇內心對于孽子們強烈的情感。白先勇在孽子中一再體現自己對孽子們的深厚感情。從作者的敘述中不難發現，面對如此善良美好的孽子們，人們又怎能依然苛責和批判他們與身居來的那種與眾不同的情感特征和性取消呢？看見小玉不懈追尋著自己的父親，其實是在追尋著一種生命的最終歸一。沒有誰愿意計較是不是同性戀者。龍子和阿鳳近乎變態的濃烈情感也贏得了人們的寬宥諒解和深深惋惜。在情感的世界里任何特殊和過分的行為都可以得到圓滿的揭示。感情可以深深的打動人們的心靈。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外在的乖張異端的行為容易得到情感的原諒。這樣的情感促使孽子們得到更多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的接受。在孽子們身上流淌著的動人的善良和純真，足以成為他們在這個現實社會中存活下來的有力理由。又同時為孽子們獲得人們的寬宥和接納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確切的說，白先勇的情感視角不僅為孽子們恢復了人性的尊嚴，而且還連接了同性戀少數派群體和整個主流社會關系的最終紐帶。在孽子形象的塑造過程中，這種同性戀者與整個社會之間的關系集中體現了父子關系。因此，以情感最為溝通孽子和整個社會兩個相互不相容的世界的中介。也就主要是指情感在父子關系中的關鍵性作用。情感作為人類最天然最根本的屬性，具有超越道德牢籠的神奇功用。正是由于情感的特殊屬性，造成原本在理性上分屬兩個陣營的孽子和父親相互寬容，互相理解。最終白先勇為孽子換上人子的新衣。在情感上達成人性向社會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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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孽子”形象塑造的文學價值 1.值得借鑒的獨特隱喻手法

《孽子》的創作年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描述的是民國時期的一個午后，主人公李青因特殊性取向被學校開除，后來有被父親放逐。流浪在街頭，走投無路的情況下進入了“黑暗王國”。他們在這個“只有黑夜，沒有白天”

[12] 的王國中相互扶持并展開了很多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情感故事。作品表面上是寫同性戀人群的情感生活。實質上卻具有很深的社會深度。涉及了很多社會問題，譬如家庭倫理、父子關系、老兵待遇問題等。這是一部人性小說，現實主義小說。在這部小說中，對許多意象進行了精心的營造和豐富的描述。構造了具有極強主觀感情色彩的意象群體。對社會和人生都有深刻的隱喻。傳達了同性戀者的心靈獨白和對社會底層人士境遇的反思。

1.1 紅睡蓮

小說中的這群“孽子”們的黑暗王國，“僅限于臺北市館前街新公園里那個長方形蓮花池周圍一小撮的土地” [10]雖然主人公李青加入了這個新公園，但是當時一池紅蓮已經被政府拔得精光了，但是通過公園里老人的回憶，“那些鮮紅的蓮花喲，實在美得動人！”癡怨纏綿“天雷勾動地火”[13]的龍鳳戀也發生在蓮花池邊，本書的結尾大家團拜似的又聚攏在蓮花池四周??鮮紅的睡蓮默

[默無言，卻見證了黑暗王國的悲歡離合。它在夜間默默盛開。葉綠花紅，裝扮了這群社會邊緣人的黑暗王國。作者選擇紅蓮這個意象，是別出心裁的。首先，小說的人物晝伏夜出，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獨自彷徨。午夜，這群同性戀以及墮落的少年，如同沖破了牢籠的猛獸，張牙舞爪，掀起巨大無比的充滿了愛與欲的夢魘。書中有這樣的描寫，王夔龍捧著那朵紅蓮“好像捧著一團火似的”[14]紅蓮那么直通人心的鮮艷紅色，就像是一顆顆寂寞得發狂的內心。像是一幅被欲望焚燒得痛不可擋的軀體。這樣的色彩急需得到發泄和共鳴。那么刺人入骨的紅色，猶如終年撕裂未能愈合的傷口。濃烈的絕望的撕裂的情感，卻又有不惜一切的沖動。蓮花的紅色隱喻這黑暗王國的每一個人的靈魂上都有這樣無法愈合的傷患。每個“孽子”在進入黑暗王國之前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無法提及的往事。阿青被學校和父親放逐，小玉生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是個私生子。老鼠從小被流氓大哥毆打欺負，并且在一個骯臟的環境下成長起來。吳敏的父親坐牢，自己又極度懦弱甚至曾經自殺。他們帶著從家庭學校社會中獲得的痛苦記憶飛向這個黑暗王國，在這個王國他們什么都提，卻從來不提這些身世。他們在蓮花池旁，用情欲來修補受傷的心靈，在自我麻痹和自我救贖里逐漸讓靈魂麻木，疼痛不覺。

其次，紅睡蓮的花語是：“父親之花”，隱喻課作品的另一個深刻主題：尋父。“在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儒家道德觀念中，極其重視對家庭血緣的維系和對后代的繁衍”《孽子》中的家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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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社會的縮影。而父親則代表著傳統道德守護者的角色。這群孽子一邊躲避著父親的追打，一邊尋找著理想的父親。一路上他們都在逃離和尋找之中，尋找著一種父親的象征。他們妄圖回歸家庭的關愛，回歸自由平等的社會。小說的第一部分“放逐”就寫到阿青被父親逐出家門，而且還悲憤顫抖地喊道“畜生！畜生！”龍子原本是顯赫大官的獨生子，卻因為那段轟轟烈烈的“龍鳳戀”而遭到父親極其極端的驅逐，在父親的有生之年都不允許龍子回臺灣。吳敏父親入獄，從小都沒有得到過父愛。小玉根本沒有見過自己的生父??這群失去父親的“孽子”們不約而同的相聚在這個紅睡蓮池旁，共同憧憬著理想的父親形象，妄圖尋找到理解自己，寬容慈愛的父親。而寬容慈愛的郭公公，楊教頭還有善良博學的傅崇山老爺子就成了“孽子”們的共同理想之父。園丁郭老用相機記錄了“孽子”們的點滴故事，他以悲憫的情懷給予這些“孽子”們理解和同情。“這是你們血里頭帶來的”[16]，孽子們在郭老這里尋求到了精神上的支撐和靈魂的解脫，他們不再因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自卑，因為野性和情欲是他們的原罪，正如公園里的紅睡蓮，出淤泥而不染，永遠潔身自好，美麗無瑕。“孽子”們雖然背負著原罪，但是本性純良，就算身處殘酷嚴寒的社會環境，也從不懼怕，不怨天尤人，照樣安身立命，處之泰然。心直口快的楊教頭更像是“孽子”們的領路人，他為“孽子”們找到維持生計的客人，又設法開設“安樂鄉”，希望給這些“孽子”們帶來正常的生活，為他們構建一個溫馨的庇佑所。

傅老爺的形象其實就是仁父的最好化身，在“孽子”們危難之時總是挺身而出，儼然是一副有擔當的慈父形象，在眾多父親形象當中傅老爺毫無疑問是最權威最寬厚的，他為“孽子”們搭起了一座與主流社會的愛的橋梁，化解了父子之間的心靈代購。由于傅老爺早年的喪子之痛，而傅老爺兒子亦是同性戀者，當初的傅老爺也無法理解自己的兒子，但是兒子死后傅老爺思考了很多，逐漸的開始理解這些“孽子”們。他不僅在物質上給予“孽子”們無私的幫助，更在精神上成為“孽子”們最好的心靈撫慰師。教導他們理解父親，從自己父親的角度思考。逐漸的勸導“孽子”們與父親達成諒解。小說中那池紅睡蓮雖然只是老一輩人腦海中的記憶，卻成為了貫穿整個故事的重要意象，烘托出小說的本質和核心，耐人尋味，值得深思。

1.2 臺風

臺風對于長期生活在臺灣的白先勇來說實在不是很陌生。臺風來勢洶洶摧毀一切的熱情和力量令人畏懼。臺風這一意象在《孽子》中，就成為了青春激情的做好象征。當個體命運不得不捆綁在時間車輪上的時候，人們只能奮力抗爭，來逃脫被束縛的困局。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郭公公告訴阿青：“你們的血里頭就帶著這股野勁兒，就好像這個島上的臺風地震一般.”公園里的“孽子”們，用喧嘩和躁動書寫著青春和激情，社會越是不容納他們，他們越是想要追尋自由。這已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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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集體無意識。特別是那段傳奇的“龍鳳戀”，以異于常人的姿態吶喊出壓抑的靈魂和心聲。就如同臺風過境一般，來時洶涌澎湃，去時無影無蹤。小說中的阿鳳天賦異稟，靈異奇特。脾氣更是異于常人，忽冷忽熱，喜怒無常。成年后的阿鳳闖入公園之后，“便如同脫了韁的野馬，橫沖直撞，那一身勃勃的野勁，誰也降不住他。”

[17]

這種具有像臺風一樣充滿破壞力的青春激情，深深的吸引著同樣具有臺風般脾氣的阿龍。二人一碰頭竟如“天雷勾動了地火”，一發不可收拾。以阿青為代表的寄居在“黑暗王國”的“孽子”們，他們的激情對于舊道德來說是一種破壞和突圍，像臺風一般洶涌澎湃。只不過臺風的摧毀力是對于社會物質建筑的破壞。而“孽子”們要攪動的是被舊道德約束著的主流社會。這種對于人性的釋放和舊道德價值的摧毀。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作家試圖喚起對社會應允的重視，在作者看來“少數派”不代表“不正常”不代表主流社會的不接納。像是龍子和阿鳳一樣如臺風一般沖破世俗的羈絆，但是兩個性格如同暴風驟雨一般的人相愛之后，龍子的熱烈之愛卻變成了阿鳳靈魂的枷鎖。不羈放蕩的靈魂卻成為了奪取阿鳳性命的儈子手。當阿鳳滾燙著獻血倒在地上，眼神中卻沒有半點怨恨，只是痛的發黑而已。這個炙熱的如同臺風一般的眼神將伴隨龍子的一生。這段傳奇在這個新公園里世世代代的流傳下來。生命原來不是在結束的那一剎那就停止了，而是和自由的激情一起，凝結成一首首悲傷的情歌永遠流傳，永不止息。小說中間寫到：臺風登陸的夜晚，阿青和龍子不約而同地迎著風雨來到公園的亭閣里，他們自愿接受狂風暴雨的洗禮，與臺風融為一體，被暴雨沖刷的軀體被賦予了新的靈魂。來完成自己的自我救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多次出現破壞力極強的臺風意象，作家的筆尖卻從來都不適用陰郁黑暗的筆調來描繪這個黑暗的綿延的浮世繪圖卷。而是在平靜自若的行為中，清淺的帶出富有青春激情的臺風意象，在逐漸滲透的過程中，體味到部位認知的突如其然的悲情。或許白先勇是鼓起了極大的勇氣才書寫出這部驚世駭俗的小說，是希望在傳統道德界掀起一場臺風，呼吁社會的人道主義，呼吁公允與寬容，呼喚同情和包容。無疑，作者是成功的，法國書評家雨果·馬爾桑稱白先勇的《孽子》是一出“將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劇。”小說喚醒了我們心靈最深處的激情，如同一縷強烈的陽光照亮了心底最深處。

2.“孽子”形象成為文學人物畫廊的一道獨特風景

《孽子》的切入視角很特別，是借由一個敘述者貫穿全文，不斷穿插各種人物的故事，表達各個人物豐富而細膩的內心世界和成長軌跡。“孽子”們的形象在作者的巧妙布局下逐漸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李青作為一個觀察者，具有極其重要的全局意義，即清晰展現出百態的人物形象，自己的形象也不知不覺的在作品中獨立而豐滿起來。《孽子》中的孽子形象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掙扎都清晰生動的呈現出來。那些“孽子”在無處逃離無處躲藏之時，無奈的選擇了出賣身體最原始的資本。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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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臟的勾當之下卻依然顯現出“孽子”善良美好的赤子之心。從而使得“孽子”的形象顯得富有層次而多面。作者并不簡單的給每個“孽子”下定義，從而使得“孽子”們真實的如同就生活在我們的身邊。內外交困的心靈和物質的困境這么著孽子們。在故事的敘事前行中，不免讓人覺得精神的交錯和思想的混亂。善惡在文中有時都模糊了界限。孽子們置身與繁華的成熟之間，卻產生嚴重的疏離感。這些情感細碎的剖析更加凸顯了“孽子”形象在社會倫理中的尷尬境地。孽子們在這樣的雙重煎熬下產生焦慮癥也就不足為奇了。孽子形象的特別就在于總是處在如此不堪的境地，作者依然給予讀者希望，計算內心焦慮，不安甚至茫然。孽子們也有著一種沖破一切阻礙的勇氣，他們擁有在不斷的失敗中依然堅持尋找希望和光明的信念。在孽子們看來崩潰只能成為弱者的代名詞。他們是真正地勇士敢于在塵埃中追尋陽光。這樣高度理想化的形象是極其特別的。在文學長河中有獨屬于他們自身的獨特價值。

作家的作品一旦創造出來，它的文學價值就不是作家本人可以左右的了。作品有價值與否需要讀者和社會來進行鑒定。在我看來，白先勇的《孽子》中所塑造的孽子形象們度過了漫長的時間長河，直到今日被搬上話劇舞臺，電影電視劇也頻頻獲得佳績。研究其形象特點的人也從未間斷。它自身的文學價值必然是毋庸置疑的。《孽子》成功的塑造了包括“孽子”形象在內的諸多形象。白先勇對于“孽子”形象是寄寓了深刻的感情的。白先勇關愛這些生活在黑暗王國的孩子，他迫切的希望社會能夠將更多的關心和關愛給到這些孩子，讓他們不必躲避在黑暗的角落里獨自療傷。白先勇對于社會的呼吁見諸于字里行間。“孽子”形象的塑造其實是一種情感上的對于主流社會的疾呼。呼吁主流社會寬容接納這些社會邊緣的孩子，讓他們和主流社會出于更加平等的交互關系之中。

《孽子》是白先勇突破心靈桎梏的一部傾心之作, 是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典范之作, 它的問世是臺灣現當代文學在創作內容與批判指向上的一個重大發現。白先勇對同性愛情特征的完整定義是同性間的愛情是一種混合了像兄弟般的親愛、像父輩般的寵愛、像朋友般的關愛、像家庭般的珍愛、像知己般的摯愛的綜合的情感。每個個體因自己的不同身世而對伴侶的情感尋求有不同的側重, 越是缺乏哪個部分, 就越是追求那個部分, 這就是每一段看似匪夷所思的同性愛情故事都有其合理性的原因。白先勇在這部小說里拒絕套用傳統的關于同性愛起始于先天變異或后天變態這樣的病理劃分, 而是以人性關懷的視角, 注視著同性愛者這群邊緣群體在病態社會中的命運, 注視著其中每一個個體獨特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歷程。整部小說飽含著偉大的人性關懷和探索的悲憫情感, 這就是孽子擁有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的根本原因。雖然描述人性被破壞、被蹂躪的一面, 但并不劃分劊子手和受害人、好人和壞人、拯救者與懺悔者之間的界限, 是一部罕見的作品, 也是一部偉大的小說。小說中塑造的孽子形象在人物畫廊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無論多少時間過去都將是最美麗的一道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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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白先勇對文學認識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把文學視為表現人性的一種藝術。他用一顆敏感的心靈來包容、理解和憐憫那些暗夜里的“孽子”們。他曾經說過“覺得應該怎么看就怎么寫，不管寫同志或非同志，我覺得人性最要緊，我覺得同性戀的“人”字很要緊??”

白先勇選擇的切入點是他熟識的、而社會大眾也越來越不陌生的同性戀者及其社會現象。他說：“我一直覺得文學寫的是人性、人情。我們經常在掙扎。認得內心都有不可言喻的痛??我寫作是因為我希望用文字將人類心靈中最無言的痛楚表達出來。”從這一理念出發，他已關懷人的情感和命運為寫作的宗旨。從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進行人類內心脆弱敏感世界的雕刻。白先勇筆下的是真實的人性。作品中散發出的傷感和悲涼深深地震撼著讀者的心靈。在強烈共鳴的烘托之下呈現作者內心深處的那份“用文字將人類心靈中最無言的痛楚表達出來”

[18]的創造最高宗旨。

《孽子》是一部寫給身世凄慘，無傍無依，在暗夜中四處游蕩的包含人性的情感大作。細膩的刻畫了那些暗夜中的“孽子”被社會和家庭所拋棄的痛苦曲折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歷程。從多個角度呈現出“孽子”們的不同樣貌。即展現了主流社會對黑暗王國中的“孽子”們的諸多觀感，從而說明“孽子”們之所以成為“孽子”的原因。那些無依無靠的“孽子”們因為社會和家庭的放逐，走投無路而誤入歧途。《孽子》并不著眼于男男之間的愛恨情仇的俗套情節。而是以父子情為核心，寫父子之間的矛盾隔閡。父子沖突在小說中占有重要作用。從而呈現出“孽子”們消極反抗父權的斗士形象。這些消極父權的斗士一邊反抗著父權，一面有追逐著父愛。其實父與子是具有象征性意向的。“父親”是主流社會的隱喻。“孽子”們尋求父愛的過程是指上就是一個尋求主流社會理解和接納的過程。

小說全篇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作品塑造了一個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主人公李青出生在一個殘缺破敗的家庭，自幼母親和其他人私奔，父親乖戾囂張，從小相依為命的弟弟也不幸因病喪生。在情感上極度孤獨造成叫焦慮癥。其余的“孽子”們也四處漂泊，感情無依。都是徹徹底底的焦慮癥病人。終其一生尋找父愛的小玉，他曾經說過：“找不到父親，他死不瞑目。”

[19]

逆來順受的吳敏，苦命的老鼠，這些人物在情感上都是極度匱乏的，內心焦慮不安，急需尋求主流社會的接納，這些善良的焦慮癥病人，在主流社會和黑暗王國之間來回徘徊，一次次掙扎又一次次失敗，失敗的打擊給予“孽子”們巨大的傷害，導致焦慮癥愈演愈烈，病入膏肓。

作品展現“孽子”們這樣的遭遇，是為了呼吁人們關注這些邊緣人的生存困境。呼吁人們理解同性戀這種特殊的情感取向。告訴人們同性戀者和普通人沒有差別。一樣具有人權和尊嚴。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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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同性戀社會也有骯臟和黑暗的墮落面，作者也赤裸裸的呈現出來。作者并沒有刻意的美化這一特殊邊緣人群體，而是用盡筆墨描述著“孽子”們在靈肉困境中努力突圍的善良本性。表現這些在社會主流者外的這群邊緣人的美好道德和善良人性。并且呼吁主流社會接納社會邊緣的“孽子”們。父子關系在畸變中得到精神上的重建。作者極力營造出一個主流社會和邊緣人們互相理解和接納的和諧社會。《孽子》中包含的人性關懷和悲憫意識使得作品本身呈現出充滿人性溫暖底色的深切關懷。這群游離在社會主流之外的“孽子”們極力的尋求主流社會的認同，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用包含偉大人性情懷的悲憫情感為“孽子”修建了精神上通往主流社會的美好橋梁。在深厚的人性底色下呈現出一種至善至美的情感回歸。

作品采用了多種特殊意象，隱喻手法對于“孽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紅睡蓮”和“臺風”的意象在文中占有極大的比重。在這些穿插的特殊意象輔助下白先勇創造出文學人物畫廊中極為獨特的“孽子”形象。

白先勇在“孽子”形象的塑造中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使得小說聽起來格外情切，讀者如同置身于文章構架的故事之中。故事中不作任何好人和壞人的褒貶之詞。也不極力的做世俗的拯救者。使得作品格外真實感人。白先勇懷揣一顆寬容的心，唱出了一曲呼喚寬容的人性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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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頁。[2]王玲玲：《最后的貴族·白先勇傳》，團結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頁。[3]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4]（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頁。[5]（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頁。[6]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頁。[7]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頁。[8]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頁。[9]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頁。[10]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11]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12]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13]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14]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頁。[15]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頁。[16]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頁。[17]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18]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頁。

[19]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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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大學思念即將畫下句點。四年的求學生涯在師長、親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卻也收獲滿囊。在論文即將付梓之際，思緒萬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作為一個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由于經驗的匱乏，難免有許多考慮不周全的地方，如果沒有導師的督促指導，以及同學們的支持，想要完成這個論文是比較艱辛的。

在這里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武善增老師。武老師平日里事務繁忙，但在我做畢業論文的每個階段，從確定選題到查閱資料，從論文檢查到定稿修改，整個過程中都給予了我悉心的指導。除了敬佩武老師的專業水平外，他治學嚴謹的態度和科學研究的精神也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并將積極影響我今后的學習和工作。

然后我還要感謝大學四年所有的老師，正是由于他們的辛勤指導和教育，才讓我打下了深深的基礎。同時還要感謝所有的同學們，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此次畢業論文才能順利完成。

最后，我要感謝文學院這四年來對我的培養，正是有了學院的厚意栽培才能有我們今天成才的日子，我將永遠銘記學院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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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

白先勇是最早被介紹到大陸的臺灣作家，他的作品代表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小說的最高成就。白先勇的文章向來受到許多關注，而小說創作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孽子》是白先勇公開出版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最初以連載形式發表于1977~1981年，單行本出版于1983年。該小說在臺灣和美國曾被改編為舞臺劇和電影, 1990 年以來還被翻譯成英、法、德、日等多種文字在國外出版。筆者認為, 除了作者出色的語言駕馭能力和融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于一體的技巧之外, 小說的成功主要還在于作者以嫻熟的筆法表現了邊緣人少數派群體的生存狀態及其心路歷程這一主題, 同時從側面反映了以父權為代表的中國社會對邊緣人特別是同性戀的態度。我參考了很多文學界人士對于白先勇《孽子》的評價。下面列舉一些國內的研究現狀。

李曉怡的《同性戀者的生命悲劇意識》對白先勇的以《孽子》為代表的一系列同性戀題材小說進行探討，表達了作者對于白先勇探索同性戀題材的價值的肯定，認為那是一種深入人的精神與靈魂探索人的生存狀態，反映了人類普遍被壓制的情感。

蔡丹妮的《白先勇“孽子”形象分析》一文從白先勇小說中“孽子”形象的產生發展切入，通過孽子和孝子，逆子的同源異構性的比較，孽子的普遍欲望和尋父宿命等分析，提出了少數群體的自我救贖之路。

朱立立的《個人存在焦慮與民族文化憂患-兼論白先勇與存在主義的關系》一文中表達出作者的獨到觀點，認為白先勇小說表現出的個體存在的焦慮和民族文化的憂患。前者映照作者個體生命認同困局；后者則寓示著戰后臺灣以及海外中國人存在的困境。將個體悲劇融進民族國家的歷史敘述，是白先勇能夠不囿于西方現代派，建構中國現代派的重要原因。

謝春紅的《了覽人性之悲憫，正視存在之勇氣-白先勇同性戀題材小說評鑒》一文中指出白先勇是臺灣文壇享有盛譽的作家，他的作品選材大膽，率性，敢于展現另類情欲，把筆觸伸向一個特殊的同性戀者，關注同性戀者的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白先勇以人性關懷為情緒內核建構了其同性戀題材小說獨特的視角和氣質，小說極具寓言象征意味，透出作家對青春，美，生命的哲學思考。

研究白先勇小說的文章浩若煙海，我只是通過從中選取幾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來輔助我來把握小說文本中白先勇對于孽子形象所持的態度。

第四篇：淺析余華《活著》中福貴的形象

淺析余華《活著》中福貴的形象

【摘要】余華在創作生涯中始終追問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他在《活著》中用博大的溫情描繪了苦難以及講述在苦難中如何生存的故事。主人公福貴在偶然的苦難中溫情受難。他面對苦難的人生，用最原始的“無為”反抗方式，卻是抱著感恩珍惜和對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他在苦難中淡然、堅忍、樂觀和活在當下的生存態度給予我們無限的生命與生存啟示！

【關鍵字】福貴 活著 苦難

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大力作，是余華改變風格之作。《活著》[1] 余用“樸素”的語言講述了“‘一個賭徒的故事’，即關于一個人‘輸得有多慘’的故事”華自己則說：“《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2]福貴經歷了眾多的死亡，對他來說，活著就是面對死亡，而他的“情感洪流早已在歲月流逝中漸漸平息下來轉[3]然而這個慢慢輸掉自己人生的福貴何以在接二連化為一種飽經憂患之后的超然和知命”，三的苦難中依然堅強而樂觀的活著，終至超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指向的是福貴全部的人生和精神。有論者言：“余華立足叩問人性深層蘊涵的罪惡和缺損，他從不向外去尋求拯救和安慰，而是向內擴張人自身對苦難的心靈承受能力。”[4] 福貴的一生都伴隨著苦難，但是他苦難的一生并非全是冷冰冰的、痛苦不堪的遭遇，他的一生，還存在著些許的溫情因素。正是這些點滴的溫情，支撐著福貴“不死”的生命和活下去的信念，成就了堅忍、樂觀的福貴。當然，福貴能在苦難的人生中超然地活下來，也有一定的生存哲學，通過分析福貴形象，我們能從中得到一些生命啟示，學著在今天的社會也能超然地活著。

下面，筆者將淺析成就福貴這個不朽的形象一些因素和他的生存哲學以及我們從福貴身上得到的生命啟示。

一、福貴生存的苦難因素

苦難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也是文學反復表現的母題。《活著》中的主人公福貴遭遇和承受了許多苦難，評論家對此進行了分類的研究：“像福貴這種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與他的存在發生關系的苦難一般有物質性苦難和生存性苦難。”[5]

（一）物質性苦難 所謂物質性苦難指有外在的因素引起物質匱乏從而導致的苦難。福貴曾是大富大貴人家的富家公子，本來與物質性苦難根本沾不上一點邊兒。但是由于他好吃喝嫖賭的品行造成了家產敗光，從此由一個闊家浪蕩少爺，一夜之間變成了窮光蛋和底層落魄潦倒的草根農民，也因此攤上了物質性苦難的折磨：老父、老母、雛子、待產的妻子，一大家子幾張嘴嗷嗷待哺，如洗的貧困，簡陋的茅屋等等。他陷入物質性苦難之中，無法逃避。從此，福貴由一個游手好閑的人變為一個日夜勞作于田間地頭勤勞的莊稼人。但是即使如此，也改變不了物質嚴重匱乏的窘境。而且，對于由奢入儉的福貴一家來說，要承擔這樣的苦難顯得更為艱難。母親在貧困中病死、女兒在貧困中病啞、妻子在貧困中等死和外孫在貧困中儲集過度饑餓竟被撐死等等。貧困給福貴帶來的苦難在福貴苦難的一生中占了很大的空間。

（二）生存性苦難

福貴的一生，先后歷經了內戰、土改、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黑暗時期和政治事件，這也構成了福貴苦難的重要因素。一介草民的福貴雖然無意投身于這些運動，卻無時不活在這些政治事件中不能自拔，也一次次陷入因政治變遷而引起的巨大困境中。如在內戰中，福貴為母親去請醫，卻被國民黨抓去當了壯丁。在硝煙彌漫、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受盡煎熬和折磨，回來時家中的老母親思兒病亡、女兒不得救治而病啞；建國后，福貴的兒子有慶為縣長夫人獻血，竟被醫院的人活活抽干血而死，以至于成為政治祭臺上一個無辜的犧牲品。

物質性和存在性的苦難，導致了福貴苦難的一生。

二、苦難人生中的溫情因素

（一）苦難中的親情

“說到福貴為何不死、為何活著，不得不提到與福貴生命密切相關的兩個女人。這兩個女人，一個是他慈善的母親，一個是他溫存的妻子家珍。”[5]﹙52﹚是啊，這兩個女人，不只支撐著福貴活著，而且還在福貴苦難人生中點綴著絲絲溫情。福貴的母親是一個富家夫人，但卻沒有一般富家夫人的尖酸刻薄和橫飛跋扈，反而是一個非常慈善和明白事理的女人。福貴曾經吃喝嫖賭，游手好閑，但他母親卻從來沒有大聲責罵過他，甚至在福貴敗光家產落魄回到家中時，他父親氣恨交加聲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剁了你，閹了你，剁爛了你這烏龜王八蛋。”，她也還護著福貴，說了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時候的福貴身心疲憊，精神早已崩潰，心如死灰。是他母親，給了他活下去的親情和勇氣，并在他陷于物質性苦難時不斷勸導他“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這句“人活得高興，窮也不怕”說得熱淚盈眶，一句極致平常的話凝聚著福貴母親深深的智慧和飽滿的情感。聽的是話，入的是情。將之溶于生命，足以化解苦難，超越苦難。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福貴就是用這話打實了活著的信念。

福貴的妻子家珍，是一個讀之也會為之深深感動的人。她在福貴最落魄、最困難的時候始終沒有嫌棄、沒有指責、沒有放棄他的人。她是福貴苦難的一生的一把明燈，始終照亮著他，溫暖著他。當福貴敗光家產回家時，在父親的一片怒罵中，身為福貴的妻子，本應也是氣恨交加的，但是她還安慰福貴說“只要你以后不賭就好了。”這是深深的理解和寬容，同時也是喚起福貴了冰冷的心，使得福貴在家庭變故之后還能重新做人。在往后的艱苦歲月里，每當福貴或是家庭遭遇不幸時家珍寬慰他好好活著—為自己，更為這個家活著。因此，福貴也始終堅信：即使生活是悲慘的，也要好好活下去，“家珍說得對，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家珍臨死之際，她還一遍一遍地對福貴說：“這輩子也快過完了，你對我這么好，我也滿足了，我為你生了一對兒女，也算報答你了，下輩子還要在一起過。”這段話字字含情，句句傳意。可以說家珍在痛苦和打擊中表現出來的堅忍和包容，對福貴忠貞不渝的愛情和始終不棄的親情，濃濃籠罩了福貴的一生。當然也可以說，正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家珍對夫妻感情的珍惜、對孩子真切的關愛對整個家庭的責任感和默默無私的奉獻精神在影響著感化著福貴。

當然，除了這兩個女人使福貴慘淡的人生有了些許光芒之外，還有福貴懂事的女兒們—鳳霞和有慶、孝順的女婿和可愛的外孫。這也是福貴不管多苦也要堅忍的活著的溫情因素。在親人都相繼離世之后，與他相伴為依的老牛就成了那些親人的化身，通過呼喊親人的名字來回憶親人的溫馨，好像死亡從來未將他們一家人分開一樣。這也是一種溫情，有摯愛的親人可以回憶的溫情。

人不管多強大還是多渺小，家庭的溫情總是需要的！福貴還是幸運的，他曾經擁有一個好母親和好妻子，同時還有乖巧的兒女、孝順的女婿和可愛的外孫。

（二）苦難中的生存價值

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在于既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進程中的伴隨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個條件。《活著》中的福貴就是正是懷著這種感恩的心態，懂得尊重生命，因此能在命運和生活的重壓下自我復蘇，學會在苦難中尋找生存的價值和意義。福貴在面對苦難時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在面對苦難時學著感恩珍惜生命，讓生命在命運坎坷壓迫下灼灼生輝，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也得以回歸和體現。

三、福貴面對苦難人生的生存哲學

（一）淡然心態超越存在苦難

我們知道《活著》的開篇是以“我”到鄉村去收集民間歌謠聽來的富貴的故事，這就說明“我”所寫的故事是聽來的。福貴經歷的苦難是經過自己之口敘述出來的，作者更像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當福貴在敘述自己的苦難故事時，在作者聽來不像是在抱怨過去的苦難人生，而像是在溫馨的回憶。每回憶一次過去，仿佛他就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度此生了。那么，是什么使福貴能夠做到如此境界呢？筆者認為是福貴特有的淡然心態。福貴在敘述過去存在的苦難時，完全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能夠做到如此淡定，非有淡然心態不可！或許有人認為福貴對于過去的苦難已經麻木了才會如此！其實不然！如果麻木，福貴能向“我”精彩的講述他的故事嗎？如果麻木，他在經歷一切苦難之后，還能夠和一頭僅存的老黃牛休閑地生活嗎？答案是否定的。福貴正是因為對過去存在的苦難以淡然心態去面對，才能在經歷一切苦難之后生活下來。

（二）以堅忍的姿態承擔不可抗拒的苦難

《活著》中降臨于主人公福貴身上的苦難都是不可抗拒的，如他為母親去請醫時莫名其妙被拉去當壯丁，母親卻因思念他而死、妻子很賢惠，卻在中年生病而死和唯一的兒子也在獻血時而死等等。但作者為緩解福貴這種苦難的人生找到了一條有效的途徑，那就是堅忍。這使得整部小說的敘述都因為這種寬闊的堅忍而呈現出一種沉郁、悲痛而又溫和的面目。福貴在生活中磨練出來的的無邊無際的堅忍包容著一切，以至于每一次苦難的降臨，福貴都能把它消融在堅忍之中。“《活著》講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還講述了眼淚的廣闊和豐富；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人是為活著本省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活著。當然，《活著》也講述了我們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6]（P147）”作者在文中用了一個“熬”字，鮮明的表現出他對中國人民生存的看法，就是堅忍，無休止的堅忍。堅忍的品質，造就了福貴面對苦難時的寬廣和牛皮糖似的堅韌的性格，使得他的內心擁有了一種超脫苦難的平靜。

四、福貴的苦難人生對我們的生命啟示

（一）“無為”的抗爭

《活著》中余華對福貴面對苦難的態度基本持肯定態度。福貴以一種不反抗，對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作為自己對苦難的“抗爭”。這種表面上的不作為容易讓人產生疑問和誤解，難道這也算堅強的生命形態？但對于福貴來說，紛至杳來的苦難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苦難”，而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每當他懷著美好的生活憧憬時，努力為生活奮斗時，命運總會和他開個大大的玩笑，總會折斷他簡單理想的翅膀。他不知道下一個厄運會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等著他，他只能以一種不作為的方式作為對命運的抗爭。而恰是這種不抗爭就是對悲慘命運的最好的抗爭。如果福貴抗爭，也許他就會如俄狄浦斯王一樣最后落得自殘的局面。福貴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面對無法預知而又隨時到來的命運。每次致命性的苦難足以摧毀他，但他都活了下來，以自己頑強的生命作為對命運最好的抗爭。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面臨著無法預知的苦難命運，我們或許應該學會像福貴一樣，學著以自己頑強的生命作為對命運的抗爭，即使苦難接二連三，也要以最簡單的想法—為活著而活著，以這種態度對待苦難！

（二）活在當下

福貴一生中有太多的苦難“光顧”于他，他幾乎都是與他至親的死亡相伴活著的。余華曾說，《活著》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就像中國的一句成語：千鈞一發。讓一根頭發去去承受三萬斤的重壓，它沒有斷。[7]﹙P4﹚是啊，福貴瘦弱的身軀就像一個脆弱的頭發，在千鈞一發的時候卻堅韌地承受住親人相互離去的如三萬斤的重量，頭發沒有斷，福貴沒有倒下來！我們知道，在親人一個個意外的死亡之后，福貴也曾深深的痛苦和無助，但是，很快，他會振作起來，從悲傷中走出來，重新活在當下。最后，在垂暮之年，孤單的福貴只剩下一頭老黃牛相伴，但他還是可以在田間唱著歌謠把田耕得嘩嘩翻動，猶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這一點就可以證明福貴是活在當下的人，之前的所有的苦和淚都隨風而去，福貴沒有抱怨、沒有放棄、更沒有逃脫，而是選擇活在現在，活在當下，這是很明智的做法，也成就了“不死”的福貴。

這就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生命啟示：活在當下。人類沒有上天的庇護，每個人都隨時可能面臨著未知的苦難，我們也要像福貴一樣，不抱怨、不放棄、不逃脫，活在當下。活著，承受一切，擁抱一切，通過自己的力量消解苦難，成為活下去的強者！

（3）以樂觀的態度善待生命

余華在《活著》主人公福貴的出場安排是以歌聲引出的，“我聽到老人粗啞卻令人感動[8]﹙P5﹚他的出場讓人絲毫聯想不到他曾經經歷過那么多的嗓音，他唱起了舊日的歌謠。”苦難。“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里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的游動著，里面鑲滿了泥土，[8]﹙P6﹚福貴牽著一頭老牛，就如布滿田間的小道。”在陽光正濃的樹蔭下向我們講述他的一生，在親人紛紛離去的孤寂中，福貴用詼諧的方式演繹著生命的韌性和力量。沒有悲傷，沒有痛苦，只有懷念。在爽朗的笑聲中，福貴流露出仁厚親切的高遠情懷，溢出一種昂揚樂觀的精神內核。在福貴粗啞卻令人感動的嗓音，唱著古老又快樂的歌謠中，我們看到了凡俗人生中的那種坦然和平和、樂觀與自足中蘊含著寧靜而深邃的力量。苦難的折磨和對死亡的恐懼被一種超越理性化的樂觀主義式的敘述態度化解了。從福貴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這一古老民族的某一精神原型：于苦難的生命中抗爭不止，以樂觀的態度對生命執著不已！

《活著》有一種超越現實的社會力量，它并不局限于對某一具體的社會時代的批判，而是力圖達到對人類命運的理解。余華通過敘述福貴這個人物的苦難人生，并不是為了彰顯苦難，也不是為了批判苦難，而是借福貴這個受難者的形象所要表現的是人類承擔苦難的品質。如果人類命運是苦難，像《活著》所敘述的那樣，是一連串令人難以忍受的死亡的體驗，那么，我們要學著福貴那樣，用堅韌和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和承擔苦難。苦難不是目的，承擔能力和樂觀通達的態度才是余華希望通過福貴這個人物所要傳達的全部內涵。的確，苦難無處不在，與生相偕，苦難好像已經成為人類難以擺脫的宿命，那么苦難來臨之后應該怎樣做？作為“弱者”個體，在面對強大的“外界”困擾時，又應該怎么應對？是抗拒，還是死亡？在歷史和自然面前，人們有太多的無奈和不能，死亡在這里顯得太過于容易。《活著》中的福貴一無所有，僅以生命來抗拒命運所“賜與”的一切，面對死亡，生命就是一種進攻，他始終站在那里，毫不退縮，這種抗拒不是死亡，相反而是“活著”！盡管人生有太多的名譽、財富等等，但如果撥開所有的迷霧直達生命的本質，為活著而活著，就是最尊重生命的態度！

[注釋] [1] 相福庭．承受生命之輕—余華《活著》解讀．名作欣賞，2002年第1期．15頁 [2] 張清華．文學的減法．南方文壇，2002年第4期．5頁

[3] 余華．活著（中文版自序）．見：余華．活著．第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黃海燕.余華論[J].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1996,﹙4﹚：92-99 [5] 王敏達．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 余華．我能否相信我自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余華．活著（韓文版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頁 [8] 余華．活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參考文獻】

[1] 余華．活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3] 王敏達．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余華研究資料[C].濟南：山東出版社，2006 299

第五篇：試論余華作品中的農民形象

試論余華作品中的農民形象

摘要：余華早期作品反映了作者與現實之間的敵對、緊張的關系，表現血腥、死亡和暴力。在1990年之后，苦難則成為他后期作品的主題，體現了一種從知識分子到民間的關注視角的轉移。余華通過作品塑造了一批各具特點的農民形象，這些農民形象，從早期僅僅作為一種象征性的符號，發展到后期，寄托著余華的 人文主義情懷。從而使其完成了向更高一層的先鋒創作的升華。這一轉變，始終體現著余華對于“人”的關注，并通過對農民形象的塑造，體現了余華對于整個農民階層生存狀態的反思和思考。

關鍵詞：余華；農民形象；苦難

一

“余華”，在嘉興市圖書館的檔案里是這樣介紹的，“1987年開始，運用現代主義手法創作，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小說，引起國內文壇的注目，為中國先鋒小說的主要代表作家。”⑴

如今，提到余華，似乎總是逃不開先鋒小說。對于這一點，余華在1999年接受采訪時說：“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先鋒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是先鋒文學??”⑵到了2002年，他在發表的文章中說：“當我在寫作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時候，我是一個先鋒作家??”⑶想要明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首先必須要明白，什么是“先鋒小說”。

先鋒小說大致上出現在1985年前后，以馬原的《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殘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是以這樣一些人和他們的一些方面的探索為代表的。之后，到了1987年前后，又出現了一批人，像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等等，“實際上，先鋒小說是個假概念”，⑷“先鋒”這個詞，原本是一個軍事術語，按照《現代漢語詞典》上的解釋，是指“作戰或行軍時，脫離了主力部隊的先頭部隊”。

也就是說，先鋒的作用，是為主力部隊開辟道路和探明情況、獲得信息的，他們的命運是不知道下一步需要怎樣。后來，這樣的一個概念，被借用到文學中來，是指一部分人的寫作和社會的主導潮流不一致的寫作行為。這便是先鋒小說的使命了：就是用自己的行為，去開拓一個未知的領域。馬原他們，承擔的便是這樣的一個使命，而到了余華這一批人，先鋒性已經不僅僅代表一種藝術上的探索和語言上的實驗了，他更多的成為了“一種精神，一種姿態和一種自由狀態，代表藝術上的前衛、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和創新。”⑸他們認為先鋒不僅是那些讓人看不懂的東西，真正的先鋒性是保持作家寫作生命力更長久的一種方式，他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自由、獨立、創造的精神。這一點，在余華小說創作的后期，表現的尤為明顯。余華本人對于自己創作的兩次不同的鑒定，正是反映了這一轉變。這一轉變，其實是有著深刻的內部原因的：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中提出了文學四要素的著名觀點：他認為，文學作為一種活動，總是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讀者這四個要素組成的。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接受美學興起之后，讀者被提高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他們不僅是被看作一個被動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被認為是一個主動的閱讀者，是可以對作者產生影響，進而通過作品與作者建立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在文學活動中，也是經歷了這樣的一種變化，即原先以作家為“主力”，轉變為以讀者為“主力”。在先鋒小說的初期，由于過于注重對藝術手法、言語試驗和敘述形式上變革，與廣大讀者的審美趣味產生脫節，致使讀者“不買賬”，先鋒作家由于不能得到大眾讀者的認同而成為高傲的孤獨者和戰斗者。因此，先鋒的回潮也就變的不可避免了，于是，對先鋒性的追求轉變為一種精神的追求。

二

在余華的整個創作中，也是可以分成這樣的兩個階段的。陳思和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余華從80年代的極端‘先鋒’寫作，轉向了新的敘事空間”⑹，并據此提出了“民間”這一概念。余華的這一轉變是從《在細雨中呼喊》開始的，到《許三觀賣血記》中完成的。從《活著》開始，余華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不再僅僅關注知識分子，而是開始把眼光投入到人民中間，塑造出了一批各具特點的農民形象。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農業社會，民的劃分是士民、農民、工民、商民四民。《漢書·食貨志》曰“士、農、工、商，四民有業。”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社會形成了雇農、貧農、中農和富農等階層。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后，“農民”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者和勞動者，也就是貧農和中農。在余華的作品里，這些農民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以《現實一種》中的山峰、山崗兄弟為代表的。

在作品中，“他們并不比河流、樹葉、街道和房屋來的重要”⑺，作者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都是敘述中的符號。”⑻在他們的生活里存在著苦難，但是他們對于苦難、對于生活本身，顯然沒有過多的思考，人物失去了所有的理性和邏輯，一切被暴力所支配和控制。余華用一種平靜、冷漠、客觀的態度將事情記錄下來。小說所敘述的暴力和血腥并不是通常所說的復仇，他們沒有合理明確的動機和原因，所反映的是余華與外界現實的緊張關系“為什么丑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遠在海角??我和現實的關系緊張，說的嚴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⑼這使的余華并沒有將重點放在人物的塑造上，敘述的重點在于故事本身。因此，他前期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只是一個符號，只是為了完成敘述用的。

在一個夏日的午后，一個兒童無意的過失，打開了暴力的閘門，暴力的洪水波濤洶涌，將所有席卷而去。山崗的兒子皮皮抽打還是嬰兒的堂弟，最后，將他摔死在水泥地上，陽光下流出了第一攤血，山峰為了報仇，讓皮皮舔盡地上的血，然后將他一腳踢死，陽光下流出了第二攤血，山崗將山峰綁在樹下，讓狗舔他的腳底，殘忍的弄死了自己的兄弟，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機關殺死了山崗，并冒充山崗的妻子，將尸體捐出，最后山崗的尸體被一群醫生興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在余華的筆下，人與人之間不存在任何溫情，僅有的只是相互之間的仇視和傷害。甚至是在父母和兒女之間，而這些原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認為時最具溫情的。

另一類則是以《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阿方和根龍，特別是以《活著》中的福貴為代表。《許三觀賣血記》是以許三觀的幾次賣血經歷為主線的，在作品里，還有兩個人，雖然在篇幅上所占不是很重，但是在情節的發展線索上，他們卻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根龍和阿方是和許三觀的父輩們生活在一個村莊里，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也和許三觀一樣，一次又一次地去醫院賣血。他們有著農民式的精明和算計，在賣血前要喝水，并告訴許三觀喝水的時候“要喝中間的水”，喝過水之后，水就會浸到血里。這樣人身上的血雖然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⑽而且賣過血之后，要上館子去吃一盤炒豬肝，喝二兩黃酒，補一補身子。后來因為賣血，阿方的身體敗掉了，而根龍則死在了醫院。在作品里，余華并沒有交待他們為何要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賣血，以至于到了不顧自己性命的地步，但我們從許三觀的經歷是可以很容易的猜想得到原因的：貧窮，國家政策的失誤，天災人禍的打擊。我們假使一個農民，到了二十歲的時候可以獨立耕種，但就農業經濟來說，無法多產，只有節用，所謂“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論，年年豐收，是絕對不會的。平均下來，三年中總會有一個荒年，或水災或旱災或蟲災。只要來一個荒年，那么三年的積蓄就完了，而且人活于世，生老病死總是免不了的，脆弱的農業經濟使農民的生活經不起任何大的打擊。我們可以想象，只有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他們才會冒著生命的危險，一次又一次的到醫院賣血，況且耕田并不是一個賺錢的職業，“賣一次血能掙二十五塊錢，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還是那么多”⑾，農民的勞動已經被貶低到了如此的程度，而當時的國家形勢也是不允許農業人口轉業的。廣大的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他們所面臨的生活是困難的，他們一次次的賣血，不過是把血當作一種商品，拿去換錢，以求渡過難關。血是生命的精華和本質，失血代表了生命的死亡和結束，用生命來做生命的交換，這不僅是一個階層的悲劇，更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福貴是這樣貧苦農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原本是地主的兒子，是個“很有身份的人”，家里“有一百多畝地”⑿，但他年輕的時候敗光了家產，成了一無所有的窮人，從此脫去了綢衣，穿上了粗布衣服，吃著自己種出的蔬菜和糧食，過著可以溫飽的日子。小說是以“我”在夏日的陽光下，聽福貴講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筆，歸于黃昏老人故事的終結。而福貴的故事本身也是一個完整的回環。這種循環的敘述方式，把整部小說串聯起來，同時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層層循環。

“為何哭泣，如今我不應憂傷，為何嘆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見，為何悲痛，親人去世已多年，我聽見他們輕輕地把我呼喚。我來了，我來了，我已年老背又彎，我聽見他們輕輕把我呼喚。”這便是那首美國民歌《老黑奴》的歌詞。對于福貴來說，是他一生的預兆：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先后有七位親人離他而去，只剩下一頭老牛伴著他，死亡一直籠罩著他的生活，但他“卻充滿了歡樂，”甚至在臉上的皺紋里都“積滿了陽光和泥土”⒀，“他時常流出渾濁的眼淚，卻不是因為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淚流而出。”⒀饑餓和貧窮造成了生活的苦難，在戰場上，“成包的大餅一落地，弟兄們像畜生一樣撲上去亂搶，疊得一層又一層，跟我娘納出的鞋底一樣，他們嗷嗷亂叫著和野狼沒什么兩樣”⒂，餓著肚子是打不了仗的，而且在農村，也到處充斥了饑餓和貧窮。因為饑餓，農村人可以為了一小根番薯而拋棄人的尊嚴，因為貧窮，福貴把女兒鳳霞送給了別人，因為貧窮，兒子有慶上學時為了不使鞋子跑壞，在大冷天赤著腳跑去上學，因為饑餓，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撐著去干活，因為饑餓，外孫子苦根吃豆子被撐死。

還有那未知的命運：福貴家道中落因而保命，龍二使福貴破產卻在大富大貴之時被革命政權槍斃，解放后春生春風得意當上縣長，卻在文革中一落千丈，上吊自殺。我們設想，如果福貴當年在與龍二的那場豪賭時，聽從家珍的話適時收手，勤儉持家，至少那剩下的一百畝地還是可以保住的，如果福貴在戰場上被解放軍俘虜之后，參加革命，沒準他也能夠象春生那樣成了一縣之長。但是在時間的輪回中，龍二被槍斃，春生也死了，而最貧窮的福貴卻守著自己殘破的家頑強的活著。在這一循環中，生死、善惡、美丑、愛恨不在只是二元對立，而是自然的此消彼長。苦難本身是可以反抗的，而命運卻無從反抗，當一切無可反抗，反抗也無意義的時候，象福貴那樣尊重生命，好好的活著就是對死亡的最好的抗爭。“福貴憑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著并抵抗著悲劇命運的頻頻襲擊，于苦難極限處善待生命，”“對于他們來說，自殺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經被生活所擊垮，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個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選擇自殺，而是選擇活著。”⒁俄狄浦斯弄瞎了雙眼，他依然選擇活著，福貴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依然選擇活著。生存是對死亡的最大嘲弄，特別是當生存變的無比艱難的時候。余華正是通過這一些農民形象的塑造表達了自己對于人生、人性的思索。

三

余華的早期作品對于人性惡的揭示是大膽和深刻的，相比于一些“大團圓”的結局，給人以更大震動。他從不回避現實世界帶給自己的混亂感，在暴力和混亂面前，文明只是一個口號，秩序更是失去存在的空間。他把人類的理性的外衣撕開，沉浸于對暴力和血腥的世界，而不作出現實的判斷，只是一個冷靜的敘述者，一個話語的暴君。到了90年代，對于“苦難”主題的反復渲染，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余華對于傳統的回游，并通過農民形象的塑造顯示了自己對于苦難的不同層次的認識，即體驗、忍受、消解，并進一步提出了緩解苦難生活的三種方式：回憶、忍耐和幽默，表達著自己對于人的生存狀態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企圖為小說中的人物乃至整個受難的人群尋找出路。這個出路就是“希望”。不論是根龍、阿方還是福貴，他們對于生活從未有過失望，即使是到了戰火紛飛的戰場上，所有的人枕著子彈睡覺，每一分鐘都有可能有人死亡，但就是在這樣極端的情況下，福貴想的最多的，也還是活下去，和家人團聚。“希望”二字對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希望”之所以是件美好的東西，因為他永遠不會消失。

總之，余華從80年代的“苦難的受難”，到90年代的“溫情的受難”，始終體現了余華作為一個作家對于人的關注，而農民階層作為整個社會階層的最底端，他們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也就越是嚴峻，余華通過農民形象的塑造實現了自己的創作宣言：“我只是一個作家。我的興趣和責任是要求自己寫出真正的人，確切的說是真正的中國人”，“作家應該關心真正的人，只要寫出一個真正的人，就是寫出了廣闊的人群。”（16）

參考文獻：（1）參考“嘉興市圖書館”網站資料

（2）張英，《寫出真正的中國人——余華訪談錄》，北京文學，1999，（3）余華，我的文學道路，當代作家評論，2002，（4）（4）格非，何謂先鋒小說

（5）王達敏，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陳思和，余華：由“先鋒寫作轉向民間之后”，文藝爭鳴，2001，（1）（7）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8）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9）《活著》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藝出版社(10)《許三觀賣血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1)《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25頁（12）《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7頁（13）《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37頁（14）王達敏，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5）《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57頁

（16）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