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電視內容監管法律

美國

美國對廣播電視的監管首先是從技術方面開始的,當時管制的一個重點是頻譜資源的分配,解決空中的“擁擠”問題。這一階段出現了如下相關的法規:1910年出臺《航海無線電法案》,規定用于航海操作和軍事防衛的無線電頻率須在商務部登記。1912年出臺《無線電廣播法》,確立由商務和勞工部負責以許可證的方式對無線電波進行管制,并根據使用者的不同對頻譜資源進行分配。1927年依《廣播法》成立專門的聯邦廣播委員會(FRC),頒發執照,實行頻譜資源管理。同時還確立了廣播業的“公共利益”原則。1927年的《廣播法》也有內容監管方面的內容,例如它對猥褻言論作出的規定:禁止“通過廣播傳播的任何淫穢、猥褻或粗俗的言論”,還有廣播業必須服務于“公共利益”原則等等。

1934年的《通訊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這部通訊法涉及內容監管政策有如下幾點:第一是確立了“波長屬于人民”的原則,有效制止了電波相互干擾的混亂狀態,解決了以前立法沒有解決的頻譜資源分配問題。第二是創建新的監管機構FCC（聯邦電信委員會），取代了原先的聯邦廣播委員會。法律特別否定了FCC具有取消節目或者向電視臺命令節目政策的權力。禁止FCC成為“內容檢查者”。但同時又賦予FCC制定規章的權力以保證電視服務適合服務對象的利益。由此FCC發展了一系列非官方的節目內容的“指導原則”。這是FCC涉足內容監管重要標志的一個開始。第三是國會提出了幾項特別的節目限制。如涉及政治言論的第315條、涉及贊助者身份的第317條以及涉及節目重播的第325條等等。第四是闡明廣播執照所有者不是“公共傳輸者”,而是“公眾信托人”。執照所有者必須滿足市民、教育和宗教組織所支持的“公共利益、方便和必須”要求。很明顯,除了第一點之外,這次立法和前面的完全不同,它雖然也牽涉到頻率的分配,但其重點已經開始涉足廣播的內容問題。而且這種內容方面的管制暫時還只限于框架性的指導———公共利益標準。至于廣播電視具體應該傳播什么樣的節目沒有詳細的和帶針對性的說明。

1946年聯邦通訊委員會出版了工作報告《廣播電視的公共服務責任》(俗稱“藍皮書”)。在藍皮書中,FCC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指出了四種不符合公眾利益的行為:商業化太濃;過于依賴電視網;有關公共事務討論的節目太少;節目類型總體上不平衡。

1960年FCC頒布了“ 1960年節目政策聲明”,進一步強調應該遵守節目質量標準,并加強制作和編播代表公共利益所必需的14類節目:1.給予地方居民以表達自我的機會;2.開發和使用地方人才;3.兒童節目;4.宗教節目;5.教育節目;6.公共事務節目;7.電視臺社論;8.政治廣播;9.農業節目;10.新聞節目;11.天氣和市場報道;12.體育節目;13.少數族裔服務節目;14.娛樂節目等等,以滿足不同地域和社區的經濟需求。

美國 1996 年《通信法》正式建立了美國電視分級制，并且以法律形式授權聯邦通信委員會對廣播電視和電信業進行監管。該法案要求在美國銷售的 13 英寸以上的電視機，都必須裝置過濾低俗節目的 V 芯片，即必須具備通過電視分級編碼的方式遮蔽相關節目；電視節目生產商要按照節目分級標準對電視節目定級；除新聞和體育節目以外，所有電視節目都要進行分級；電視網和電視臺等播出機構要在電視節目播出的前 15 秒鐘和插播廣告后在屏幕左上角播出分級圖標提示觀眾；電視節目的分級情況要在當地主要報紙和電視節目指南上刊登預告；設立獨立督查部門對分級制執行情況進行監測。

旨在保護青少年免受淫穢色情節目內容和暴力內容侵害的一系列法律，包括：《1990 年兒童電視法》，《1996 年兒童電視法修正案》，《2005 年廣播電視反低俗內容強制法》，《2005 年淫穢與暴力廣播電視內容控制法》等。這些法律對影響電視節目內容違規播出的相關主體進行了規范，特別是對聯邦通信委員會的職責進行了非常細致的規定，既規定了其對違法播出淫穢和暴力節目的電視播出機構所能采取的措施，并且對采取措施時要考慮的因素也進行了細致的規定。

政策法規、主要內容、相關的內容監管政策

日本

1950 年 6 月，《電波法》、《廣播電視法》、《電波監理委員會設置法》正式頒布，從那時候開始，電波三法成為日本新廣播電視體制新基石。

（一）電波法 《電波法》側重傳播過程中的物理和技術領域問題，它對有限的無線電波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和管理、對使用無線電波的企業和機構的設置和運營、對無線電設施的使用和相關的技術進行法律規定。除此之外，相關法令還有《電波法實施規則》、《無線電臺執照申請手續規則》、《國際電氣通信聯合憲章》、《廣播電視用頻率使用計劃》等。

（二）廣播電視法

以公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對廣播電視的普及、播放自律、民主自由原則、播放管理與內容做出了法律規定。對日本放送協會的目的、經營、運行等做出了詳細規定，同時也對民營電子傳媒媒介的運作和節目等做出了相關規定，并對 NHK（日本放送協會）和民營電子傳媒并存體制及相關關系作出了說明。《廣播電視法》側重傳播過程中的傳播內容領域。自頒布以來，《廣播電視法》幾經修改，最后一次修改是 2010年 3 月，本次修改將《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法》、《有線電視法》、《電氣通信義務利用放送法》這四部法統一成《廣播電視法》。新修改的《廣播電視法》于 2011 年 6 月 30日正式實施。除此之外，有關法規還有《廣播電視法實施令》、《廣播電視法實施規則》、《廣播電視普及的基本計劃》等，這些法規的出臺也為《廣播電視法》的貫徹執行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保障。

（三）電波監理委員會設置法

1950 年 5 月 2 日頒發的《電波監理委員會設置法》是電波三法中進度最緩慢的一部法律。雖然當時國務大臣以提案形式提出反對，但最終仍以獨立于內閣的形式成立了電波監理委員會。1952年，隨著日本主權恢復，《電波監理委員會設置法》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設置電波監理審議會，成為總務大臣的有關電波法、廣播電視法等法的咨詢及審議機關。

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的商業電視臺需要遵守《商業電視業界實務守則》，該守則是由澳大利亞通信及傳媒管理局頒布的。與美國的節目分級系統不同的是，澳大利亞除了對內容提出限制之外，還對播出時段、播出時間做出了硬性規定，分級系統分為標準分級系統和兒童分級系統兩大類。澳大利亞的標準分級包括G、PG、M、MA15+、AV15+(比MA15+的暴力鏡頭多一些)幾個等級，意義和美國的分級系統差別不大。澳大利亞1992年廣播法規定設立廣播管理局，要求澳大利亞廣播管理局對不同類型的廣播電視服務實行不同層次的管理政策，以達到廣播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包括： ? ? ? ? ? ? ? ? ? ? 促進廣播電視機構有效地向澳大利亞全體公民提供娛樂、教育和信息節目； 為廣播電視發展提供有利的管理環境，促進競爭，滿足受眾的需要； 掌控有影響力的廣播電視機構的條件下提倡多樣化； 保證澳大利亞公民有效地監督廣播電視機構；

促進廣播電視機構反映澳大利亞的統一性和文化的多樣性； 鼓勵節目提供者提供高質量、有創造性的節目；

鼓勵商業性和社區性的節目提供者滿足公眾需求，公正真實地報道有關公共利益的事件，適當報道本地重大事件；

鼓勵節目提供者在提供節目素材時尊重社區標準； 鼓勵通過各種渠道和手段對節目提出批評； 確保少年兒童免受有害節目的影響。

德國

1、憲法

德國的聯邦體制意味著各州對文化和媒體事務享有唯一的管轄權，沒有聯邦廣播電視法。德國憲法對廣播電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憲法第5條確立了言論自由、廣播電視自由和廣播電視事務不受政府干預的原則，成為德國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此基礎上，聯邦憲法法院通過一系列的判決，對這些原則的內涵進行了深化和發展。1961年，聯邦憲法法院首次做出一系列有關電視的判決，成為隨后幾十年德國媒介政策和監管的重要基礎性文件。聯邦憲法法院在判決中有效阻止了保守黨聯邦政府康納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總理企圖建立一個新電視頻道的努力，這一頻道將作為商業實體來運營并由政府直接控制。聯邦憲法法院在判決中稱，它支持以下原則：首先，廣播電視是專屬各州的責任；其次，政府控制廣播電視違反了公共廣播電視的理念和精神。自從二戰后重建廣播電視業以來，私營產業尤其是報紙出版商一直希望國家放寬對廣播電視業的準入限制。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期間，這一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許多人反對商業廣播電視，尤其是社會民主黨（SPD）。1982年身為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主席的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出任德國總理后，開始大規模鋪設寬帶有線電視系統。同時，第一個商業電視頻道也開始運營。20世紀80年代期間，西德各州都頒布了新的廣播電視法，引入商業廣播電視。聯邦憲法法院此時在許多有關電視的判決中，進一步闡明了“雙軌制”的體系和法律基礎。例如，聯邦憲法法院認為，減輕商業廣播電視媒體的公共服務義務必須以公共廣播電視媒體已經充分履行了公共服務義務為前提；應確保公共廣播電視媒體在新體制中的發展地位。

2、州廣播電視法16個德國州廣播電視法對各州公共廣播電視媒體和商業廣播電視媒體的體制做出了規定，這些規定包括監管機構的組織和權限、商業廣播電視媒體執照的頒發以及新聞標準和節目義務等。州廣播電視法在基本價值、標準和組織原則等方面是類似的。但在對商業廣播的規定方面有明顯不同，如有些州允許地方廣播電臺大量存在，而有些州只批準建立少量的地區性廣播頻率。

3、州間協議

各州還聯合起來共同簽署了州間協議，建立起全國性的廣播電視監管體制，作為州廣播電 視法的補充。州間協議是德國廣播電視政策的核心，因為它為區域分割的市場提供了一種全國性的法律框架，對媒體政策領域某些最敏感的問題做出了規定。州間協議是建立ARD和ZDF及其財源體制的法律基礎，同時還包含適用于商業廣播電視的主要原則和規定。州間協議規定的對象主要包括：（1）在全國范圍內播出的公共電視和商業電視，包括電視廣告規定、商業電視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商業電視跨州傳播時州廣播電視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等；（2）地區性公共廣播電視網——ARD；（3）全國性公共電視媒體——ZDF；（4）全國性公共廣播媒體——德意志廣播電臺（Deutschland Radio）；（5）公共廣播電視媒體ARD和ZDF的財源；（6）公共廣播電視媒體的資金請求和執照費數額的確定程序。州間協議經常進行修改，在修改過程中，有關州政府會進行談判，往往反映出不同政黨各自所要實現的目標。例如，20世紀90年代，社會民主黨為了阻止由基督教民主聯盟提出的對公共廣播電視采取更嚴厲限制的提議，同意對媒體所有權制度進行修改，允許大的媒體集團進一步擴張實力。

4、其它相關立法

包括未成年人保護州間協議、新媒體服務州間協議以及聯邦電信法等，都對德國公共和商業廣播電視媒體具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例如，未成年人保護州間協議為不適宜兒童收看的節目規定了分水嶺制度，還規定在州廣播電視監管機構內設立負責未成年人保護事務的委員會。

英國

在廣播電視領域，英國非常重視法律治理，同時輔以政策規制。從無線廣播電視的誕生興起，到公共廣播電視、商業廣播電視及其監管體制的確定，再到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數字電視、網絡電視的發展，一般是先制定法律，后進行實踐，同時輔以政策。比如英國為了改變由英國廣播公司獨家經營電視的政策，1954年制定電視法，成立獨立電視公司發展商業電視；為了改變由英國廣播公司獨家經營廣播的政策，1972年制定無線廣播法準許開辦商業廣播；為了發展有線電視，1984年制定有線電視法，設立有線電視局監督管理有線電視業；2003年制定通訊法，合并多個監管機構，設立通訊管理辦公室，統一監管廣播電視和電信業務。

為了適應新的融合管制環境,英國政府在年推出了新的《通信法》，并依據通信法成立了融合的管制機構—,由電信管理局、無線電通信管理局、獨立電視委員會、無線電管理局、播放標準委員會五個機構融合,全面負責英國電信、電視和無線電的監管。英國對在互聯網上傳輸的內容和廣播電視節目內容實行不同程度的監管,對于互聯網上的內容監管較為寬松,而對于廣播電視節目的內容進行嚴格的監管。除了傳統的內容管理之外,英國還非常重視視聽內容管理。但是,對于融合性業務的內容監管則相對復雜一些。主要原因在于雖然《2003年通信法》中規定了對廣播內容的監管職責,但是對于通過互聯網和移動電話分發傳輸的內容,并沒有明確規定。

韓國

韓國的廣播電視的運營機制、結構調整、監管體制等都以法律為依據，1963年通過了第一部廣播電視法，確定國營、民營并存體制；1980年通過言論基本法，禁止商業廣播電視；1987年通過廣播法，恢復商業廣播電視；1991年通過有線電視法，發展有線電視；2000年頒布新的綜合廣播法，對公共廣播機構、獨立監管機構、商業廣播電視活動進行全面規范；2004年修改廣播電視法，允許開展衛星數字多媒體廣播（S-DMB）業務。由于法律的出臺往往需經過多次研討，多方協商，形成共識，有利于政策決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避免盲目性和隨意性，防止出現偏差和朝令夕改，降低政策法律實施的成本，從而實現廣播電視健康有序發展的目標。

其中韓國2000年廣播法第20條規定設立韓國廣播委員會的目的是：保障廣播電視的公共屬性，履行廣播電視的公眾義務；保持中立；促進廣播電視節目內容質量的提高；維護廣播電視業的公平競爭。美國聯邦管制法典第47篇是專門管制通訊產業的有關法規，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任務和目標進行了規定：FCC的任務是保證全體美國公民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并不受歧視地獲得迅捷和有效的國內外通訊服務，無論該通訊服務是通過無線電、有線電、衛星還是線纜來實現。FCC的戰略目標主要在寬帶、競爭、頻譜、媒體、國土安全和自身現代化等六個方面： ? ? ? 寬帶：FCC應制定管理政策，促進在寬帶服務領域的競爭和創新，推動寬帶設施領域的投資，監控寬帶服務業務在美國國內外的進展；

競爭：FCC應確保建立一個廣泛健全的通信服務競爭框架，鼓勵創新，促進在國內外的競爭，使消費者真正實現通信服務的選擇，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發展；

頻譜：FCC應鼓勵對頻譜資源進行最有效、最合理的利用，以此來推動通信技術的研發創新并迅速投入應用； ? ? ? 媒體：FCC應修正媒體規則，使媒體所有權規定能夠在一種全面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有利于競爭和多樣性，有助于模擬向數字制式的強制性轉換；

國土安全：FCC負責組織對全國的通信基礎設施進行安全評估，確保該設施在受到破壞時能夠迅速修復，確保普通公共衛生和安全人員在緊急情況下能夠享有有效的通信服務 自身現代化：FCC應通過出色的管理展示其良好的業績和成效，保持FCC獨立和批判的專業使命，并與充滿活力的通訊市場保持一致。

第二篇：國外保險監管模式分析

國外保險監管模式分析

世界各國對保險業的監管有嚴格監管和寬松監管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是按監管的模式劃分的，事實上，就約束的程度和力度而言，與其他行業相比，世界各國對保險業都實行嚴格監管。經濟學家一般從三個角度來看待政府對保險業的監管：經濟、安全、信息。而這三個因素又可以分成市場行為監管、償付能力監管和對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問題的監管三個方面。根據其監管的側重程度和嚴格程度不同，主要發達國家保險市場的監管可以分為嚴格監管和松散監管兩種模式，分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嚴格監管模式和以英國為代表的松散監管模式。但本文側重于分析國外保險公司對償付能力的監管模式，通過考察世界各國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的模式，以探討我國保險行業償付能力監管未來的發展方向。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指的是,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履行合同約定的賠償或給付責任的能力，是衡量保險公司經濟實力的一個綜合指標。償付能力一方面要求保險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大于負債，同時還要求有足夠的流動資產以履行所有因債務而導致的財務責任。合理的償付能力應該在使保單持有人得到充分保障和保 險業運營成本較低這兩個因素的權衡中達到均衡。

保險公司必須具備足夠的償付能力,才能保障被保險人的利益。由于保險公司經營業務的特殊性,保險雙方在權力義務的獲得和履行的時間上存在著不對等性,主要原因在于:與其他實物交易不同,保險產品的購買者并不充分了解公司資產和負債質量的信息;保險公司管理人員的有限責任增加了有悖于職業道德經營的可能性;若出現負面的償付能力信息,有可能導致保單持有人的“羊群”或傳染效應,從而出現對保險公司的“擠兌”現象。所以,保險公司一旦由于種種原因導致償付能力不足,將對被保險人的利益產生威脅。對此, 西方國家主要通過對償付能力有效監管來達到監督保險公司經營同時保障被保險人利益的目的。由于各國國情殊異及保險業發展歷史長短不一,償付能力監管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主要可分為北美體系、歐盟體系和澳大利亞體系。

一、北美體系

北美體系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代表。美國的保險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險市場之一。美國對其保險業的監管實行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雙重管理的體系,監管范圍也非常廣泛。在這一監管體系下,州是監管的主體,各州有權處理保險監管工作中的一切事宜,如保險立法和稅收等。各州有自己的保險法規和管理機構。為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保險監管成本，美國最早建立了償付能力評級機構和評級制度。這些評級機構以相對較低的成本提供了關于保險公司財務實力的總體信息。保險監管信息系統（IRIS）和財務分析跟蹤系統（FATS）作為美國保險監管預警機制的兩個重要的信息系統，主要幫助保險公司的無償付能力進行預測，避免更多保險公司破產。20世紀90年代美國保險監管協會提出了風險資本要求法（RBC），該法隨著保險公司資產、負債的具體數量和類型而變化，使保險公司的資本與其承擔的風險大體匹配。現金流量分析是以利率變動為主要假設來測定壽

險公司責任準備金的充足性，分析壽險公司的資產和負債是否匹配，屬于動態監管方法。為了對保險公司發生償付能力不足時能及時進行補救，美國建立了保證基金體系，以保護可能遭受損失的被保險人。

美國的償付能力監管既有事前的預警、事中的控制，又有事后的彌補；即有靜態監管，又有動態監管，兩種監管相互補充，其體系建設比較完整。

加拿大的保險業由加拿大聯邦金融機構監督辦公室(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SFI)監管。加拿大動態資本充足性測試是在給定保險人近期、當前財務狀況，以及保險人在未來一系列假設情景下的前提下，對保險人資本金的變動趨勢進行分析的過程，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測試分析，提供有關可能導致保險人資產損耗的不利事件的信息，預測采取相應糾正措施所產生的影響，以幫助保險公司防范償付能力不足事件的發生。

北美體系主要采用了風險資本方法(RBC),以保險公司的實際資本與風險資本的比率作為指標,通過指標值的變動,決定應采取的監管措施。其中,風險資本的衡量考慮了影響償付能力大小的主要風險類別,得到各類風險的大小之后,再通過一定的組合方式計算出最低風險資本要求的大小。通過考慮各公司的具體風險構成,風險資本方法不再拘泥于對保險資產與盈余的固定要求,而是針對風險狀況確定最低資本要求,是一種比較科學的償付能力評估與監管方法。

近年來以風險資本思想為基礎的監管體系已經成為國際償付能力監管的一個主要趨勢,包括許多新興亞洲地區和國際監管機構都已經試行RBC方法或開展相關研究。

二、歐盟體系

歐盟償付能力監管內容規定了法定償付能力額度，其由最低固定保證金和償付能力額度組成。同時，還規定可計入資本金的資產負債表項目。雖然歐盟投資管制較松，但對保險公司責任準備金的投資特別關注，注重協調投資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動性，并規定責任準備金投資的資產類型及各類資產占準備金總額的最大比例，避免風險的過于集中。如果保險公司償付能力未達到規定要求，監管機構會采取限制公司投資行為等舉措進行干預。

歐盟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監管體系屬于比較寬松的監管體系，它考慮的因素比美國簡單，操作起來比較簡便，但其保險監管對行業自律要求很高。

1979年3月5日,歐洲經濟共同體(現為歐盟)頒布了“歐洲指引”(European Directive),制定了人壽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標準。其后,比利時、丹麥、德國、法國、愛爾蘭、英國、意大利、盧森堡、荷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瑞典和芬蘭等15個國家先后參照了“歐洲指引”執行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監 管。歐洲各國以后制定的法規基本上依據這份歐洲指引。歐盟體系以英國最具代表性。英國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監管主要體現在1982年保險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以及1994年保險公司管理條例(The Insurance Companies Regulation 1994)的規定中。

三、澳大利亞體系

澳大利亞采用的是法定基金雙重標準方法,針對法定基金制定了雙重標準,即法定基金的償付能力標準和資本充足標準,根據法定基金滿足這雙重標準的不同情況,決定相應的監管行動。其中,償付能力標準針對現有業務,屬于靜態評估;而資本充足性標準對未來業務予以假設,屬于動態評估。這一方法本質上體現的是風險資本的思想,即考慮影響償付能力的資產與負債等多方面的風險,并量化為各風險準備金進行線性加總得到最低的資本要求。

1998年7月1日澳大利亞財政部成立了澳大利亞審慎監督委員會(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PRA)。澳大利亞審慎監督委員會作為普通保險和人壽保險的監管者,主要代表的是當前的和未來的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澳大利亞有關保險監管的法律主要有1973年的《保險法》以及1995年的《人壽保險法》。

通過學習研究國外的先進保險監管經驗與方法，從中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形成針對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保險監管方式，才能讓我國的保險業健康、快速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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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學課程作業

題目：國外保險監管模式分析

班級：1123101班

學號：1112310103

姓名：劉澤宇

第三篇：7連電視訪談談話內容

八連電視訪談談話內容

一、對反腐倡廉建設的認識？

認真學習領會黨的十八大關于反腐倡廉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新舉措，按時記筆記、寫心得，旨在提高認識，推進黨風廉政建設。

通過警示教育使黨員領導干部對黨風廉政建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更加全面地推動黨風廉政建設的深入開展。

基層黨員干部是直接為職工群眾服務的基層工作者，是連隊致富奔小康的領路人和帶頭人，認真做好新時期基層黨員干部的廉潔自律工作，搞好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對于改善黨群、干群關系，維護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黨的執政地位，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中紀委全會上，總書記提出要把權利關進制度的籠子，對此有什么看法？

領導干部都要牢記，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為公開制度，保證領導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

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如何調動干部的積極性？ 如何調動干部工作的積極性，是黨支部最為關心的問題，而且工作的基礎就是人，人是決定的因素。因此，作為基層組織、一個領導干部，要深入群眾當中，定期了解、掌握干部思想動態，關心干部生活，做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幫助干部解決工作、生活、家庭和子女上學、子女就業等方面存在的實際困難，使干部無后顧之憂，集中精力，安心工作，輕裝上陣，以全新的姿態投入工作。在工作上，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處處以身作責，以模范行動來感召人。在生活上，要處處關心、幫助干部，不論哪個干部家里有什么事，都要親自關心過問，幫助解決實際困難。只有這樣，才能密切干部、密切群眾，得到干部們的擁護和支持。也才能將黨的宗旨落實到行動上，真正體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品質，也才能稱得上是領導干部。所以，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必須從一點一滴的小事抓起，把解決群眾的實際工作困難和生活困難同搞好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才能凝聚人心，激發干部工作熱情，調動干部工作積極性、主動性。領導干部的一言一行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俗話說的好，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干部。因此，“說一千道一萬，不如做出樣子”，七連黨支部始終保持：一是要言行一致，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二是要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禁止別人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以自己的模范行動來影響和帶動身邊的工作人員。三是要身先士卒，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在平常工作中，各項工作頭緒多，人力不足，任務重，領導既要當指揮員，又要當戰斗員，因此班子成員帶頭深入生產工作一線，才能激發干部工作的熱忱，調動干部工作的積極性，推動各項任務的完成。

本單位整治“四風”和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措施及成效？

我認為著力解決黨員干部“四風”和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就要看一名干部的宗旨意識、作風狀況，很大程度表現在對困難群眾的關懷上，對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的關切上，對存在的作風之弊的態度上。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不能浮在上面，要沉下去，深入基層、深入一線，建立基層聯系點，幫助群眾解決民生、信訪等問題。民生問題無小事，要切實增強民生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錦上添花的事情。要立說立行、立查立糾、盡快整改，不能等待觀望。可以由小到大、由淺入深、由表及里，讓人民群眾看到希望，不能雷聲大、雨點小，不能說的多，做的少。

反對“四風”是密切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必然要求。作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盡管我們長期在抓，但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其中“四風”表現比較突出，一些領導干部不堅持原則，奉行好人主義；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等等。

反對“四風”必須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我們要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為切入點，突出解決實際問題，使黨員干部思想進一步提高，作風進一步轉變，黨群干群關系進一步密切，為民務實清廉形象進一步樹立。堅持求真務實，著力解決形式主義問題； 堅持群眾路線，著力解決官僚主義問題；堅持艱苦奮斗，著力解決享樂主義問題；堅持廉潔從政，著力解決奢靡之風問題。

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反對“四風”的有效載體和重要抓手，緊緊圍繞活動的總體要求和基本原則，抓住“學習教育、聽取意見，查擺問題、開展批評，整改落實、建章立制”三個關鍵環節，扎實有序推進，一定能讓群眾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

五、采取怎樣的措施來防控本單位廉政風險？

堅持將崗位教育、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貫穿于風險防控工作全過程，要求全體黨員干部充分認識推行廉政風險防控工作的重要意義，把反腐倡廉教育納入干部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開展《廉政準則》學習，組織全體黨員干部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觀看正反兩方面的教育專題片，筑牢全體黨員干部的反腐倡廉思想防線。本單位反腐倡廉建設存在哪些問題？

1、個別黨員領導干部對加強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足，存在“重業務、輕教育”的思想，導致對反腐倡廉教育工作領導不力、措施不強、質量不高。

教育內容空洞，大而化之，不具體、不生動，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有的教育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沒有把教育與解決黨員干部黨風黨性黨紀方面存在的問題相結合,與解決群眾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相結合,往往是圖了形式、走了過場

資金投入不足。雖然上級單位每年對反腐倡廉教育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投入，但力度不大、額度較小，導致反腐倡廉宣傳教育設施落后、師資力量薄弱，難以滿足新形勢下反腐倡廉教育的需求。

本單位對在反腐倡廉建設中具體是怎樣？

1、一個基層單位能不能搞好，隊伍建設是基礎。必須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廉潔勤政的高素質管理隊伍。

2、要加強黨性修養，弘揚優良作風。深入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增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觀念，大力發揚勤儉節約、艱苦奮斗的作風。要切實加強反腐倡廉建設，在各項管理工作中始終堅持廉潔自律，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自覺接受監督。要研究創新管理機制，建立競爭、激勵、考核。要抓好制度建設和標準化管理，努力實現按制度管人管事，實現規范管理，建立和諧。

八、進行廉政公開承諾 1．加強學習，提高能力；2．加強修養，提高品行；3．加強調研，了解民情；4．加強服務，改善民生。5.廉潔自律，求真務實。

第四篇：新媒體的法律監管

1、新媒體的崛起及困惑

當“數字化生存”成為越來越多人的生存態度，媒體的“數字化生存’已不可逆轉地踏上征程。

毋庸置疑。隨著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快速增長和轉型，過去忠實于傳統廣播電視的受眾正在逐漸被各種新興的媒體爭奪過去。互聯網、手機、游戲等正在構成新一代受眾獲取信息娛樂資訊的新核心。在中國，“新媒體”這個信息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已經被世人所耳熟能詳。

縱觀國際國內，幾乎每種新媒體的出現都引發了傳播業新一輪的革命并帶來顛覆的商業模式。新媒體融合了來自通信，IT領域的新技術，新產品以及來自廣電領域的節目內容和服務，并共同構造起跨越多網絡、多業務、多終端的整合平臺。

但是，就在這個看似商機無限的領域，新媒體的發展在中國卻碰到種種尷尬——在相關行政機關制定的各種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政策關卡”前，諸多想介入新媒體領域的人怕一不小心觸犯法規而怯步不前，也有些運營商已因“違規操作”被勒令停止相關業務的開展。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新媒體是在各種網絡、各種業務，各種終端基礎上結合起來的產物，因此，新媒體本質上的“媒體”的屬性和新媒體運營模式上的“新”的特點，表現出新媒體行政監管的特殊性，體現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內容的監管。從新媒體傳播的內容看，有新聞、影視劇和其他各種視音頻節目、數據信息、圖文信息、語音信息等多方面。從新媒體內容傳播的方式看，雖然以“點對點”傳播為特色，但卻是“多點對多點”的傳播方式，同時，也有大量的大眾傳播的功能和信息。尤其是以網絡視頻內容傳播為基礎的P2P新媒體業務(P2P即Peer to Peer，意為對等網絡)。因此，新媒體本身還是被界定為“媒體”，這就決定了新媒體運營主體必須經行政機關的許可，并受到行政機關對內容的監管和審查。

其次，是技術和運營的監管。從技術層面看，新媒體涉及到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從傳輸方式看，會涉及到互聯網、寬帶局域網、無線通信網、有線電視網和衛星等多種渠道；從傳播的載體看，又包括了電視機、手機、電腦、車載接收設備和數據廣播接收設備等；從運營的業務形態看，包括付費電視廣播、視頻點播業務、雙向可視電話、網站瀏覽、收發電子郵件、電子商務、聯網游戲、短信、wap、VolP等電信和互聯網增值業務。

在我國，新媒體運營主體必須在獲得行政機關的許可后方可開展業務，并且要受行政機關對相關技術標準、傳輸渠道和傳輸方式的監管和審查、按現行法律制度，新媒體將要面對包括信息產業部、廣電總局、文化部、新聞出版總署、工商管理總局等多個行政管理部門。

2、我國與新媒體相關的主要行政法規、規章

從目前行政監管體制看，一方面，行政機關對現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補充滯后于新媒體的快速發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該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機關進行行政活動所參照的法律文件多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規定，效力較低，僅限于本部門范圍，造成有法可不體的尷尬；且各行政機關在制訂、執行部門規章和行政規定時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執行的沖突。所有這些問題突出表現在對新媒體內容的管制和運營平臺，技術標準的監管方面，首當其沖的行政機關是信息產業部和國家廣電總局。

除一部《郵電法》外，信息產業部實施行政活動的法律淵源主要是行政法規和部門自行制訂的部門規章和其他一些行政規定，2000年9月25日公布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以下簡稱《電信條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和其他四部行政法規作為當前行政執法過程中調整信產部與其他行政機關之間，信產部與行政相對人法律關系的基本法律參照。除此之外，還有33部門規章，若干個規范性文件。以及一些地方性電信法規和規章。

其中，《電信條例》以調整電信市場、電信服務，電信建設、電信安全的法律關系為主，作為第一部專門規范電信業的綜合性行政法規，其制定與施行對促進我國電信市場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電信條例》在網間互聯互通的相關規范和三網融合方面卻存在著頗多的問題，前者在行政調解和裁決制度方面對“一邊倒”的電信市場缺乏有效的行政監管，不利于電信運營商的公平競爭，后者則回避了三網融合的問題沒有對加快中國信息產業的進程起到良好的推動和保護，反而滯后于社會的發展，甚至成為以后幾年阻礙信息產業發展的負面因素。

《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只有二十七條，主要對經營性互聯網服務和非經營性互聯網服務的監管設定了分界，對新聞、出版及電子公告類的互聯網信息服務行政監管主體和許可，備案程序予以確認，并對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內容，從事互聯網信息服務單位的設立程序、監管方式、法律責任等關鍵事項做出指導性的規定。雖然以后若干個圍繞互聯網各種信息服務的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相繼出臺，并在這些法律文件中有所體現，但在網間互聯問題和三網融合問題并沒有再多補充性的解釋。

我國最高立法機關尚未專門針對廣播電視活動制定法律。國家廣電總局目前進行行政活動的法律淵源主要是《廣播電視管理條列》，《廣播電視設施保護條例》、《電影管理條列》和《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以及總局自行制定的一系列部門規章和規定。除此之外，還有35個部門規章和一系列規范性文件。

1997年9月1日由國務院頒布施行的《廣播電視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是目前我國管理廣播電視活動的基本法律依據。《條例》的施行對于規范廣播電視活動的秩序，促進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加強廣播電視領域的法治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從當前情況看，十年前《條例》所確立的廣播電視管理體制與現在廣播電視產業推進的要求相比已經顯露出嚴重的滯后性。

廣電總局2003年2月10日發布施行《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的出臺，曾被新媒體和相關產業界看作是廣電總局積極跟進中國信息化進程的一千信號，因為這個規章首次明確了對視聽節目的網絡業務施行許可管理，只要獲得廣電總局頒發的《網上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便可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視聽節目，而2004年10月11日施行的修改過的《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業界稱之為“39號令”)則進一步為電信和廣電業務的相互滲透開啟了一條“門縫”。39號令明確了“廣電總局負責全國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的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廣播電視行政部門負責本轄區內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的管理工作”，“從事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業務，應取得《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

但是39號令同時規定，《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的核發由廣電總同按照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的業務類別、接收終端、傳輸網絡等項目分播放自辦節目、轉播節目和提供節目集成運營服務三類進行核發，尤其對以電視機為接收終端的信息網絡傳插視聽節目集成運營服務只能由經廣電總局批準設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省會市、計劃單列市級以上廣播電臺、電視臺、廣播影視集團（總臺）申請。其他機構和個人不得開辦此類業務。這些規定被指直接構成對電信運營商的限制。此外，39號令對于通過信息網絡對公眾傳播的新聞類視聽節目、影視劇類視聽節目，和利用信息網絡轉播視聽節目、鏈接或集成視聽節目都有嚴格的限制條款，而這些條款所指向的視聽節目源均掌控于廣電總局下屬管轄的節目生產、制作、播放機構。

3、現行行政法律制度分析

顯然，當今新媒體技術、內容與運營的融合已經與目前中國行政機關職能的分離形成了明顯的矛盾，而在缺乏一部具有管轄范圍廣，效力較高的法律的前提下，各行政機關在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立法觀念不同、法律體系不完善、法律制度層次低，直接導致了行政機構監管效率低下的后果。

（1）立法觀念的不一致是最為突出的問題

世界各國在廣播電視和電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相關法律文件中，已經體現出允許廣電與電信的對稱開放和混業經營的態勢。因此，對于新媒體監管的行政主體、法律制度相對于傳統廣播電視、電信的管理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

信息產業部和廣電總局的現行行政法律制度源于不同的立法理念，因此兩個部門對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一系列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施行完全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在中國從事新媒體產業的人都非常熟悉“國辦82號文件”。這個“82號文件”指的是國務院辦公廳于1999年9月17日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信息產業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關于加強廣播電視有線網絡建設管理意見的通知》。這個通知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明確兩個部門應避免有線傳輸網絡的重復建設和確保廣播電視節目安全傳輸的問題。通知中指出．“廣播電視以自身的技術優勢，已成為受眾最廣泛的傳播媒體，是輿論宣傳的重要陣地。對廣播電視傳輸網絡的管理，應充分考慮這種特殊性，”另外強調了繼續遵守電信部門與廣播電視部門的分工問題，即“電信部門不得從事廣播電視業務，廣播電視部門不得從事通信業務，對此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對各類網絡資源的綜合利用，暫只在上海試點。”這個文件如今仍作為廣電和信產兩大行政部門劃分業務關系的一根“紅線”。

源于這樣一種區分，較之信息產業網絡規劃、技術標準、市場準入、電信費率、互聯互通、服務質量等一般行業管理的行政監管活動，廣電總局更著重于“媒體”所應具備的輿論控制和輿論導向的監管職能，這在廣電總局制定的眾多法律文件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反應，比如實行嚴格的許可制度和內容審制度，以事先監管為主。

另外，隨著入世，中國在電信服務方面將承擔如下義務：允許外國服務商參與中國公共電信網及其服務；履行關于電信業市場準入、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和透明度承諾等。一系列行政法規、部門規章都須按照平等、開放的原則逐步被補充、修改甚至廢止，一些原來設定的許可制度將被取消或以備案制度所替代，事先監管制度將逐步改為事先監管或事后監管并重的局面。而廣播電視在內容方面涉及到保護本國文化和歷史傳統等原因將對WTO相關規則進行保留，因此，多數許可制度和內容的審查制度仍將延續既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以上原因是因涉及到社會宏觀環境因素影響，而導致兩個行政機關在法律制度設計上遵循著不同的行政理念。還有一個原因卻是來自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施行過程中的內部因素——部門本位和地方本位思想。

（2）法律制度層次地下、不配套、有法難依

由于立法總是滯后于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國務院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往往無法具體深入到行政管理的各個細節，更無法預見改革所帶來的各種新業務形態、新的運營模式，因此，行政機關往往要在行政法規的基礎上，以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予以補充和完善。這其中，因涉及到部門利益、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和其他利益集團、支持變革的主體和集團與反對變革的主體和集團的力量對比及變化，還有來自于政府的偏好及政府機構的官僚化程度，在整體性法律架構缺乏的情況下，往往會使一部部門規章或以后一系列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實施朝著改革預期目標的反方向發展。一度成為新聞界和新媒體業界談論焦點的“泉州事件”和“叫停盛大”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這兩起事件從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國的行政立法和管理制度上的一大弊病：有利爭之，無利躲之。某種程度上，立法即是攬權爭利的開始，無法處理的矛盾，則盡量不在法律文件中體現。

4、國外新媒體監管體制的借鑒

對于新媒體的出現，國情不同，國外的法律制度自然各不相同，對新媒體的管理部門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世界各國在廣播電視和電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相關法律文件中，已經體現出允許廣電與電信的對稱開放和混業經營的態勢。因此，對于新媒體監管的行政主體、法律制度相對于傳統廣播電視、電信的管理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

（1）美國

在美國，監管主體是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眾所周知FCC是一個獨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別機構，委員會為履行職責，設立了若干職能機構，其中主要有：大眾媒介局、有線服務局、共同載體局及私人無線電局，大眾媒介局負責廣播電視業內容的監管，有線服務局、共同載體局負責有線網絡、互聯網等信息業務的管理。

《1996年電信法》是迄今為止美國最新的有關電信、廣播電視、有線電視等產業的法案。它是美國政府放寬對廣播電視業與其他(包括互聯網、電信等)產業聯合兼并的限制的產物，這一法案現已成為指導美國電視業和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基本法規，也是保護新媒體產業發展的主要法律規范。

(2)日本

在日本，由郵政省主管包括廣播電視在內的整個電信事業。其中廣播行政局負責管理廣播電視業，包括有線電視系統在內，電信局管理頻率分配和通信業務，通信政策局負責制定電信系統的各項基本政策和綜合性規則。由于所有立法都源自郵政省，因此，集權的管理模式帶來的最大優勢就是關于電信和廣電的相關行政法律制度較為配套。

日本2002年出臺了《電信業務廣播法》，保證了通過電信寬帶網絡順利傳輸電視節目，推動了IPTV業務的發展。

(3)歐洲

在歐洲各國，監管主體及形式因國情而不同。但大致為兩類，一類以英國為代表的監管模式——由通信管理局(0FCOM)橫跨電信、廣電業、統一監管內容、技術、頻譜分布、戰略及規劃發展；另一類則以法國為代表的監管模式——網絡、內容分設監管機構，最高視聽委員會(CSA)作為獨立于政府、議會之外的監管機構，統一管理包括公營、私營、全國和地方的廣播電視節目內容。法國電子通信與郵政監管局(ARCEP)作為政府行政主管部門主管(網絡)容量和管道(頻道)。

值得關注的是，在內容監管方面，歐盟已于2007年5月通過對《電視無國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Directive，TVWF指令)進行修改的建議草案，將TVWF指令改

名為《視聽媒體業務指令》(Audio Visual Media ServiceDirective)作為歐盟統一的內容監管方面的法律規范，《視聽媒體業務指令》將管轄范圍覆蓋了所有的媒體內容領域，包括電信、廣播、互聯網、VOD等，而不受傳播方式的限制。

上述情況表明，隨著新媒體技術、運營和服務方式所帶來的一系列變革，融合不僅僅發生在新媒體的產業端，政府和行政機關的立法理念、法律體系的建立以及法律制度的實行也須走向融合，突出表現在確立了網絡與技術中立的原則、業務上允許雙向進入的原則上。但是，簡單照搬這些國家的模式，顯然與我國的具體國情不相適應。如何能將新媒體的發展與我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建立起較好的法律制度以保證這個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呢?

5、新媒體管理的立法建議

從現實情況看，如果僅僅從

一、兩個部門入手、對現有的部門規章進行修改難以達到切實的管理效果，且部門規章屬于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因此修改勢必造成違背法律，恣意擴大行政立法權之嫌。因此，根據我國《立法法》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可以有以下幾種思路：

第一種，可以依據《立法法》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七條和第七十二條的規定，提請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或者由國務院有關部門聯合制定規章。新媒體產業的管理涉及到信產、廣電、文化、新聞等多個行政機構，可以向國務院法制辦提出申請立項由國務院法制辦協調成立立法小組根據具體情況制定新的行政法規，也可牽頭各部門聯合制定規章。這種思路在短期內較為適用，能在缺乏層次較高的法律規范的情況下，以行政法規或聯合制定部門規章的方式能暫時處理一些部門之間的矛盾和利益平衡問題，但是，這種方法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權宜之計。從長期發展來看，并不能深層次地解決本質性問題，更不利于新媒體產業的長期發展。

第二種，可以依據《立法法》第八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的規定，結合《電信法》等法律的起草、制定，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規范。這種方案雖然難度大、從立法到實施時間長，但在現實情況下卻能為新媒體和傳統電信、廣電及相關行業的業態平衡、發展能奠定一個良好的法治基礎。

不過，也應看到，雖然法律的制定從其積極意義看，能夠解決社會關系的共性問題，能夠體現制度上的穩定性，能夠維護社會成員的安全，為社會帶來效率。但同時也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滯后性的問題，即法的“二律背反”現象。因此，考慮到對中國新媒體產業的長期影響，《電信法》等相關法律的起草應當充分重視立法技術的完善，立法制度的配套和健全，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僅僅停留于原來的狀態，沒有妥善地處理好改革、開放與意識形態、文化傳統保護的關系，所立之法亦將只是個別行政部門用以攬權的工具，不能為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做出任何的貢獻。

這里筆者提出第三種思路：結合于行政體制的改革推行新的法律制度，亦即借鑒有關專家提到的設立獨立監管機構的思路，可以在相關新的法律出臺時，以法的形式明確一個專門的監管主體負責傳播內容的監管工作。這種機構類似于法國視聽最高委員會(CSA)，主席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任名，委員3—5人，來自各相關行政部門，并可設若干機構，分別對廣播電視、電信及各新媒體領域的內容實施監管，有權制定涉及內容監管的法規，設立涉及內容管制的許可制度。至于信息產業領域，可將部分涉及市場和具體企業行為的職能剝離于行政機關后，仍實行行政監管的體制。

目前有的法律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電子出版物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等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管理辦法》、《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電信法》、《中國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自律公約》、《手機媒體自律公約》

第五篇：法律進社區宣傳欄參考內容

社區法律宣傳欄

一、憲法篇

1、什么是公民？《憲法》第33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第33條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我國公民有哪些基本政治自由權？ 《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3、公民有哪些基本義務？

公民在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主要有：（1）公民有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義務；

（2）公民有遵紀守法的義務；

（3）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

（4）公民有保衛國家的義務；（5）公民有納稅的義務；

（6）公民有撫養、贍養及計劃生育的義務。除此以外公民還有其它憲法和法律規定應 盡的義務。

二、婚姻家庭篇

1、男女法定結婚年齡是多少？

《婚姻法》第6條規定，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22周歲，女不得早于20周歲。

2、哪些情況禁止結婚？

《婚姻法》第7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結婚：

（1）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2）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的。

3、收養人需要具備什么條件？

《收養法》第6條規定，作為收養人，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條件：（1）無子女；

（2）有撫養教育被收養人的能力；（3）未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收養子女的疾病；

（4）年滿30周歲。

4、繼承遺產的順序是怎樣的？

《繼承法》第10條規定，遺產按照下列順序繼承：

第一順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順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繼承開始由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第二順序繼承人不繼承。沒有第一順序繼承人繼承的，由第二順序繼承人繼承。

三、維權篇

1、哪些人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因經濟困難需要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級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申請時，當事人必須向法律援助機構提供下列證明材料：（1）有充分理由和證據證明為保障自己合法權益需要法律幫助；（2）本人及其家庭經濟狀況符合當地政府部門規定的公民經濟困難標準。

2、民事訴訟中一般由誰舉證？

舉證的基本規則是“誰主張，誰舉證”，即誰提出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誰就要提供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就負有舉證責任。在民事訴訟中，有些案件也規定由被告舉證。即“舉證責任倒置”。

3、什么是行政復議？ 行政復議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向行政機關提出 行政復議申請，行政機關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作出行政復議決定的一種程序。依法履行行政復議職責的行政機關是行政復議機關。

四、治安管理篇

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有幾種？（1）警告；（2）罰款；

（3）行政拘留；

（4）吊銷公安機關發放的許可證；

（5）對違反治安管理的外國人，可以附加適用限期出境或者驅逐出境。

五、法律服務篇

1、居民尋求法律服務的途徑：

一、調解；

二、行政復議；

三、訴訟。

2、法律服務熱線： 匪警電話：110 火警電話：119 消費者權益投訴電話：12315 法律援助服務咨詢中心電話：12348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