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書的行政可訴性

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書的行政可訴性

【論文提要】

一、從具體行政行為的概念及特征來看，公安機關對火災事故的責任認定行為屬具體行政行為

二、從火災事故責任認定與技術鑒定的比較來看，認定行為亦屬行政行為，且系具體行政行為。

三、公安機關對火災事故責任進行重新認定的行為，其實質就是行政復議，而且屬于非終局裁決的行政復議。

四、從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精神看，應當允許不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的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正文】

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是公安消防機構在查明火災事故事實后，根據當事人的行為與火災事故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其行為在火災事故中所起的作用而作出的結論。由于根據1998年4月2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未明確規定當事人對公安機關就火災事故所作的責任認定不服時，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因而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是否具有可訴性，成為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爭論的熱點。2000年3月20日，公安部以公復字[2000]3號文對福建省公安廳《關于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不服是否屬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請示》(閩公廳[2000]2號)作出批復，認為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本身并不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不是一種獨立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的受案范圍。在此，筆者姑且不論公安部能否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不服是否屬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出解釋，僅就火災事故責任認定的性質及其可訴性作一初淺的探討。

筆者認為，公安消防機構對火災事故責任所作的認定屬具體行政行為，具有行政訴訟的可訴性，理由如下：

一、從具體行政行為的概念及特征來看，公安機關對火災事故的責任認定行為屬具體行政行為

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或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這一概念表明具體行政行為具有五個特征：第一，具體行政行為必須是行政主體作出的。這里的行政主體既包括行政機關，也包括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還包括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第二，行為是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也就是說，行為與行政職權相聯系，其必須發生在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職權時；第三，行為對象的特定性。行為是針對特定的人或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只能適用一次性的行為，它與抽象行政行為不同，抽象行政行為是對未來而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它的對象不具有特定性，且是可以反復多次適用的行為；第四，行為是行政主體單方決定的。即行為的作出不取決于當事人的意志，而是依據行政主體的單方意思表示；第五，行為產生法律后果。具體行政行為一經作出，即直接影響到相對人的權利義務和法律地位。這種權利義務關系既有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也有民法上的權利義務，甚至還有可能產生刑法上的權利義務。換句話說，就是公安機關就火災事故作出責任認定后，它就確定了當事人的法律地位，當事人處于被行政管理之下的相對一方，在民法上表現為民事權利義務的承擔者或享有者，在刑法上表現為刑事責任的承擔者。而公安消防機構是處理火災事故的主管機關，《消防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火災撲滅后，公安消防機構有權根據需要封閉火災現場、負責調查、認定火災原因，核定火災損失，查明火災事故責任。這一規定表明，調查火災原因、認定火災事故責任既是公安消防機構的職責，又是公安消防機構的職權，其他任何機關和個人都無此項權力。認定火災事故責任只能發生在公安機關處理火災事故過程中，其對象又具有特定性，只能對某一具體火災事故進行。從責任認定行為的作出看，它是公安消防機構在火災事故發生后，對事故現場進行勘察、鑒定、依據公安部《火災事故調查規定》單方作出的法律性結論，并非純專業技術性問題。這種結論一經作出，即具有約束力、確定力和執行力，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如《消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對當事人因過失引起火災，尚未構成嚴重損失的，處警告、罰款或者十日以下拘留等行政處罰；對他人人身、公私財產造成損害的，還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若發生重大火災事故，造成他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上述分析及法律的規定表明，公安消防機構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后，火災事故的當事人即處于公安消防機構的行政管理之下，并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因而火災事故責任認定行為屬于具體行政行為。

二、從火災事故責任認定與技術鑒定的比較來看，認定行為亦屬行政行為，且系具體行政行為。

有人認為，火災事故責任認定屬于技術鑒定，不具有行政行為的屬性。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公安消防機構對火災事故責任所作的認定與技術鑒定是有著本質區別的。我們知道，技術鑒定是鑒定人運用專門知識或技能，對某些專門性問題進行分析、鑒別和判斷而得出的事實性結論。鑒定具有不可訴性的特征，即當事人不服鑒定結論不得向其上級行政管理部門或上一級鑒定機構申請撤銷或變更，也不能據此單獨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是公安機關運用公安行政管理權對火災事故現場進行勘驗、鑒定、分析和判斷后，對火災事故所作的責任認定。

通過分析，比較責任認定與鑒定的概念，可以看出二者的區別在于：

1、從主體上看，火災事故責任認定只能由公安機關依職權作出，責任認定是法律賦予公安機關的一項專有職權，而鑒定可以由具備專門知識、技能和資質的鑒定人或鑒定機構等多元主體作出，且鑒定機構一般屬于非行政機關。

2、從產生的原因來看，鑒定人的鑒定行為一般是基于指派、聘請或依當事人申請而產生，屬消極的法律行為；而責任認定是公安消防機構必須履行的法定職責，只要有火災事故發生，公安消防機構就必須對火災事故現場進行處理，必須調查火災原因，對當事人的火災事故責任進行認定，屬積極的法律行為。

3、鑒定必須遵循嚴格的操作規程和要求，依照一定的技術標準和條件對待鑒定的專門性問題作出符合其客觀規律的科學結論，是羈束行為；而責任認定沒有既定的規程和標準可以遵循，它是公安消防機構根據當事人的行為與火災事故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其行為在火災事故中所起的作用，酌情認定當事人的事故責任，屬自由裁量行為。

4、鑒定人或鑒定機構可以依照規定向申請鑒定人收取一定數額的鑒定費用，屬有償服務；而公安消防機構進行火災原因調查或火災事故的責任認定時，不得向當事人收取任何費用，這是因為責任認定是公安消防機構的行政管理職責，它非依申請鑒定人的申請產生，而是依職權主動作出。

5、在火災事故責任認定過程中，公安消防機構可以就某個技術性問題另行委托其他技術機構進行鑒定，然后依照有關事實和技術鑒定結論來劃分、確認各當事人所應承擔的責任，而技術鑒定則不允許鑒定機構再委托其他技術機構進行鑒定。所以，公安機關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的行為不具有鑒定的屬性，而屬于行政行為，且系具體行政行為。

三、公安機關對火災事故責任進行重新認定的行為，其實質就是行政復議，而且屬于非終局裁決的行政復議。

公安部《火災事故調查規定》第三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重新認定。既然責任認定是具體行為行為，那么上一級公安機關對事故責任進行重新認定的行為，又屬于什么行為呢？筆者認為，上一級公安機關對火災事故責任進行重新認定的行為就是行政復議。

我們知道，行政復議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條件向作出該具體行政行為的上一級行政機關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行政機關對該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復查，并作出復議決定的活動。行政復議有五個特征：第一，行政復議只能由作為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提起；第二，行政復議權只能由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上一級行政機關行使；第三，行政復議是法律賦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一種程序性權利；第四，行政復議對象只能是行政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第五，上一級行政機關復議后，應當作出維持、限期履行、撤銷或者變更的決定。據此，我們不難推斷上一級公安機關對火災事故責任進行重新認定的行為其實就是行政復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五條規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法律規定行政復議決定為最終裁決的除外。

從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看，僅有五種情形屬于當事人申請行政機關復議或復審后，該行政機關所作出的決定是終局性的，這五種情形是：

1、對國務院部門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向國務院申請裁決的，由國務院作出最終裁決（見行政復議法第十四條的規定）；

2、受公安機關拘留處罰的公民對處罰不服，向上一級公安機關提出申訴的，由上一級公安機關作出最后裁決（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五條規定）；

3、受公安機關罰款或拘留處罰的外國人對處罰不服，向上一級公安機關提出申訴的，由上一級公安機關作出最后裁決（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九條規定）；

4、對初步審定予以公告的商標提出異議后對商標局的裁定不服，或對商標局撤銷注冊商標的決定不服，而申請商標評審委員會復審的，均由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終局裁定（見商標法第二十二條、二十七條、二十九條、三十五條規定）；

5、專利復審委員會對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的復審請求所作出的決定為終局決定（見專利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因而，公安機關對交通事故責任進行重新認定的行為不屬于行政機關作最終裁決的范圍，當事人對上一級公安機關的重新認定仍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復議法第五條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四、從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精神看，應當允許不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的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設立行政訴訟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制約，防止行政權的專橫和濫用，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維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公安機關是國家管理公共安全的重要行政執法機關，其對消防安全工作進行管理，并對火災事故進行責任認定是其行使公安行政管理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該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財產權力和人身權力。當火災事故責任人對責任認定是否合法持有異議或認為該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時，有權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法律保護，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精神。如果不允許當事人對公安機關的責任認定提起行政訴訟，那就會使這類行為排除在司法監督之外，得不到應有的監督，與“有權力就有監督”的法治原則相悖。因而，應當允許當事人對公安機關作出的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提起行政訴訟，由人民法院對責任認定行為進行司法審查，對證據確鑿，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的責任認定，判決予以維持；對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法規錯誤、違反法定程序或濫用職權的，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并判決公安機關重新作出責任認定。

綜上所述，公安消防機關對火災事故責任所作的認定具有可訴性，當事人對火災事故責任認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人民法院應當予以受理，并依法對其進行司法審查。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1、《行政法學》，羅豪才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2、《行政法學》，姜明安主編，法律出版社；

3、《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性質及其可訴性的研究》一文，姚仁安著；

4、《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的關系》一文

第二篇：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否具有可訴性

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否具有可訴性？

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否具有可訴性？

交通事故認定書在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及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性質問題，即是屬于行政行為還是一個技術鑒定行為，卻是一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當事人不服如何進行救濟、是否能進行復議及能否到法院作為行政案件進行訴訟，下面兩個案例可以說明這一問題。案例1、2004年9月21日晚家住江西南昌的李某駕車由豐城返回，行至105國道金豐加油站前與一摩托車會車時相撞，駕駛摩托車的駕駛員沒有受傷，但造成搭乘摩托車的李某左腿受重傷。2004年10月8日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根據現場勘查圖、勘查筆錄、現場照片、當事人陳述等證據認定李某夜間行車未保持安全車速，越過中心線與對方會車，致使急剎車時車尾橫掃對方車上的人，應負本次事故的全部責任并出具了交通事故認定書。

李某認為當晚水泥路面是直路，視線良好，看見二輪摩托車遂減速行駛，會車時往右借盤避讓摩托車，摩托車已過，在整個過程中不存在車速過快，也未越過公路中心線。李某腿部受傷摩托車駕駛人無照駕駛，在遇緊急狀況下因無駕駛經驗倒地產生的，而且摩托車駕駛人與乘坐人員都沒有戴安全頭盔，因此交警部門認定摩托車駕駛人在本次事故中不負任何責任明顯違法。李某不服訴至豐城市人民法院，要求撤銷該交通事故認定書。法院予以立案，但被告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認為交通事故認定不是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受案范圍，請求法院撤銷該案。

經審理后，法院認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證據，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為。被告以交通事故認定不是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法院受案范圍為由請求法院撤銷本案于法無據，本院不予支持。被告未能在法定舉證期限10日內向本院提交合法有效的證據證明其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及扣押原告車輛的具體行政行為程序、實體合法，應視為被訴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由此而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被告負擔。據此，法院撤銷了被告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對李某作出的交通事故認定書。

案例2、2005年6月30日晚，在張家口萬全縣萬全縣某單位開車的溫某同單位另一司機靳某開車外出，車中還乘坐兩女孩。途中，該車與一貨車追尾，車上兩名女孩身亡，溫某及其同事受傷。事后，萬全縣交警隊事故科下發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溫某駕駛該汽車，是交通事故的當事人并承擔本起交通事故全部責任。但是，溫某卻稱，當時并不是他開的車，而是他的同事靳某，拒絕在認定書上簽字，要求交警部門重新認定。但是根據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萬全縣交警隊事故科出具的認定書不能申請進行重新認定。本起交通事故造成了兩人死亡的嚴重后果，雖然溫某是履行公務，死者的民事賠償可有單位承擔，但作為的本起交通事故的承擔全部責任人，還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為逃避刑事責任，溫某于是外逃，流落他鄉。作為溫某的母親痛心之極，因為她的兒子剛剛20歲。她從多方打探得知，發生交通事故時，兒子確實沒有開車，而交警隊事故認定書卻認定是她兒子駕車肇事。她要求交警部門予以更改遭到拒絕。無奈中，溫某的母親代其兒子向萬全縣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法院撤銷交通事故認定書。但萬全縣法院認為根據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條，交通事故認定書只是一個證據，不屬于行政訴訟的范圍，駁回了溫某的訴訟請求。

評析：

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否具有可訴性？

交通事故認定書只是一種證據，不具有可訴性，應該是司法實踐中的通行的觀點，如案例2。雖然案例1判定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可訴的行政行為，但該判決是在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剛出臺不久發生的，當時司法實踐與理論上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認識還存在爭議，因此該判決顯然不具有代表性。但該判決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正像該判決的法官所說，交警部門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交通事故當事人承擔何種程度的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的最重要的依據，對當事人的人身自由、財產利益和其它合法權益都可能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它必須受到必要的監督與約束，直至接受司法審查。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證據，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行政行為。盡管它本身沒有為交通事故的當事人直接設定權利和義務，但對交通事故責任大小的劃分進行了確認和證實，對當事人此后的實體權利和義務間接產生了影響。

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之前，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依據《道路交通管理條例》對交通事故雙方當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所作的綜合評判被稱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是公安機關為依法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行政責任和對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進行調解而依法作出的行政文書。因此，交通事故認定在本質上是一種行政執法行為。這一點，從當事人對該責任認定書可以要求復議、復核得到印證。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解決的是法律問題，而不是證據問題，具有可訴性。《道路交通安全法》頒布以后，對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所作的事故認定書被稱為“交通事故認定書”，刪除了“責任”二字。該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及時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當載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并送達當事人。”不難發現，這條規定明確了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雖然該文書還要對當事人的責任進行認定，但其性質已定位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與此相對應，《道路交通安全法》不同于《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該法沒有規定當事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有復議和復核的權利。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交通事故認定書不同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它不是一種行政確認，也不是法律適用的文書，而只是一種“證據”，因而不具有可訴性。

第三篇：論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的行政可訴性

論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的行政可訴性

作者： 申國毅 發布時間： 2011-02-24 14:11:04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證據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如果當事人對交通事故認定書牽連的民事賠償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一、目前交通事故認定行為的不可訴性。

1、法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公安機關機關管理部門應當根據交通事故現場勘驗、檢查、調查情況和有關的檢驗、鑒定結論，及時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交通事故認定書應當載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并送達當事人。”該條將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定性為證據，做為證據，就需要經過質證，是否能被法院采信也具有或然性，所以不必然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而行政法理論通說認為：具體行政行為的特征之一就是該行為必然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事故認定結論不具有該特征，也就不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因此，對交通事故認定提起的行政訴訟，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歷史情況：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之前，交警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叫作《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對此認定書不服的，可以向其上級部門申請重新認定。但是對于交通事故認定提起的行政訴訟，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暫不受理此類案件。（最高法和公安部1992年12月1日發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關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第四條規定：當事人僅就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和傷殘評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在最高人民法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作出司法解釋后，根據解釋的內容，全國不少地方開始受理對事故責任認定書的行政訴訟。但是，一些公安機關對人民法院受理此類案件有不同看法，對此類行政訴訟不答辯，不應訴，不出庭，在人民法院作出撤銷判決后，也不再重新進行責任認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生效后，《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改稱為《交通事故認定書》，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工辦復字[2005]1號文的規定，《事故認定書》作為證據使用，是沒有任何救濟措施的。在某些地方，公安機關內部搞了一個申訴程序，以防止缺乏有效監督的事故認定可能會產生的嚴重錯誤。由此可見，制作交通事故認定書是交通警察的行政職權，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以前，可以申請行政復議，也可提起行政訴訟，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以后，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至少現在還沒有比較完善的包括訴訟在內的任何救濟手段。

二、因交通事故認定行為不可訴性而引發的問題。

由于交通事故具有數量較多，專業性較強、主體多元、舉證不易、法律沖突較大等特點，使因交通事故所引發的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趨勢，而如何確定和分配交通事故中的舉證責任又是正確處理交通事故案件的重要條件。但是由于交通事故涉及公共安全，國家必須行使必要的公權力介入事故的認定和處理，以避免不必要的私力救濟和暴力沖突。因此，交通事故中的舉證責任因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對交通事故的認定變得復雜起來。1同時，也因交通事故認定行為缺乏必要的救濟手段使人民法院在審理交通事故引發的民事案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下列的一些問題:

1、認定交通事故需要掌握專門的交通知識，對交通事故現場的勘察和現場證據保存以及最大限度的反映事故的原貌更是需要具備處理交通事故的專業技術和設備，而目前只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擁有這樣的技術力量對交通事故進行認定。因此，人民法院在審理交通事故認定書牽連的民事賠償的案件中,實際上也是根據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的事實來審理案件,因為交通事故認定書不具有可訴性,那么一個違法、錯誤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無疑會損害一方或者多方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既可能導致該方承擔不當刑事、行政責任，也可能導致該方民事權益受到損害。

2、在民事訴訟實踐中，交通事故認定書很難被推翻，由此可能引發舉證責任的錯位。事故認定書是公安機關依職權作出的，訴訟中的法院沒有到過事故現場，很難否定事故認定書，實際上等于加重了不服責任認定的一方當事人舉證難度。不服責任認定的一方當事人必須對事故的歸責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但是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具有瞬間形成的特殊性，作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往往處于弱勢的地位,完全要求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來否定交警出具的不符合事實的交通事故認定書是很困難的，會導致實質上的不公平。同時，公安交通管理部門在事故發生后制作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具有其他任何證據難以替代的證明力，其效力遠大于當事人自己的陳述和證人證言，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采信。在此時，交通事故認定書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只能寄希望于交警個人的勘查能力和道德品質，交警依職權作出的缺乏有效監督的事故認定書極易滋生腐敗。

三、交通事故認定行為行政可訴性的理論依據。(一)交通事故認定行為是不是具體行政行為？

在理論和實務界，對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作出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的法律性質有以下不同觀點： 第一、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是公安機關依法作出的一種具體行政，具有可訴性，屬于行政訴訟法司法審查的范圍。

第二、交通事故認定是行政責任認定，不是具體行政行為，責任認定書是行政文書。

第三、交通事故認定的性質應根據交通事故的性質而定：如果是一般輕微的交通事故，則是行政責任認定；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則具有刑事責任認定的性質。

第四、交通事故責任的“責任”是因果關系和因果關系中原因力的大小，不是法律責任，而是確定法律責任的前提和依據，本身并不等同于法律責任中的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交通事故認定是一種行政證明行為，不具有行政可訴性。

第五、交通事故認定是鑒定結論，不是具體行政行為。

對于交通事故認定的法律性質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筆者認為交通事故認定行為是公安機關依法行使的職權內容，是公安機關針對特定的交通事故單方作出的對特定平等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產生實質影響的行為。交通事故認定是一種典型的具體行政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在有關行政訴訟的司法解釋中,對具體行政行為作了下如下界定：“‘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由此可知構成具體行政行為的要件主要是以下幾點：

1、具體行政行為的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即具有行政職權的組織或個人。

2、具體行政行為的客體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即具體行政行為所針對的對象是明確具體的。

3、具體行政行為的內容是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也就是說具體行政行為的內容對行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交通事故認定的主體為公安機關管理部門，是國家行政機關；交通事故認定的客體為交通事故的當事人，可以是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其對象具體明確；交通事故認定的內容為對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實、成因和當事人的責任作出的結論，且屬于單方行為。可見，交通事故認定的主體與客體均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要件，其內容雖然沒有為交通事故的當事人直接設定權利和義務，但它卻是交通事故當事人承擔何種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責任的最重要的依據，對當事人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及其它合法權益等實體權利和義務都可能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證據，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具體行政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將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定性為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從而把交通事故認定排除在具體行政行為之外，并否認其具有行政可訴性缺乏充分的理論依據。但是，“具體行政行為”與“證據”并不是矛盾概念，許多具體行政行為在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是在訴另一行政行為的行政訴訟中都可以表現為“證據”，并不能由此得出做為證據使用的都不是具體行政行為的結論。因此，即便交通事故認定書在處理交通事故中是作為證據使用，也不能否定交通事故認定行為在實質上應歸屬于具體行政行為。事實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作為國家行政機關出具的《交通事故認定書》，屬于有行政管理權的機關對行政相對人的行為作出的行政結論，完全符合具體行政行為的特征，應當具有可訴性，以其系處理交通事故的證據為由否認屬具體行政行為，缺乏法理依據與科學性。

（二）交通責任事故認定書與鑒定結論的區別

公安部在《關于對地方政府法制機構可否受理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復議申請的批復》中指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公安機關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實后，根據當事人的違章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違章行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出的鑒定結論。”該批復的規定實際上是將交通責任事故認定書定性為一種技術性的結論，與其它鑒定結論一樣，都應歸為證據，法官在審理案件中可以決定是否予以采納。不可否認，交通事故認定從表面上看具備了鑒定行為的一些特征，例如，需要綜合運用動力學、法醫學、邏輯學、工程學方面的專業知識，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判斷，在實際操作中具有很強的技術性的特點。但是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交通事故認定與其它鑒定行為存在本質上的區別。

區別一：從兩者的程序上看，交通事故認定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依職權主動作出的行為，而鑒定行為是依當事人的申請或委托作出的行為。

區別二：交通事故認定必須由具有行政職能的行政機關作出，而鑒定行為既可以由司法機關作出也可以由作為科研機構的事業單位或其他社會組織作出，兩個行為的主體完全不同。

區別三：鑒定解決的是事實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也就是說，鑒定的對象必須是一定的事實，并且是專門性的事實。而交通事故認定是對當事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責任作出的認定，它的最根本的內容就是對于交通事故的各方進行責任上的劃分，像同等責任、主次責任等等，因此作為交通事故認定對象的交通事故責任實質上是一種法律責任，其本身并不能成為鑒定的對象；而在鑒定行為中只是對某個事實的成因、過程、結果作出的科學判斷，對當事人的法律責任不作也不能作確定性的陳述。區別四：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作出交通事故認定以后，因為沒有任何救濟途徑，當事人的責任劃分在實際上就已經被確定了，而且是無法改變的了；而其它鑒定行為則可以要求重新鑒定，對不科學、不客觀的鑒定予以更正。

由此可見，交通事故認定不可與其它鑒定行為相混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所以也不能將交通事故認定與其它鑒定結論混淆，簡單作為一般證據使用。

四、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可訴性分析

按照現行法律與相關規定對《交通事故認定書》不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能提起行政訴訟，但這一法律規定是否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礎值得懷疑。在民事訴訟當中，主要是在由于交通事故而導致的賠償案件中，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確實是以“證據”的身份而出現的，是否被法院所采納，似乎完全由法院來決定，但這同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原因也不復雜，既然法院認為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的認定與事實不符，那么就應該自己對責任作出劃分，只有這樣才可以作出相應的判決，但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專屬于公安交通管理部門的行政職權，并不屬于人民法院的職權范圍。人民法院如果自行認定交通事故責任，并對責任作出劃分，實際上就等于以審判權去取代行政權，這顯然又違反了行政訴訟法的基本原則。3 我國在制定行政訴訟法時出于多方面的考慮，對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了較為嚴格的限制。行政訴訟法采用了了兩種方法規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一是概括式，即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作出原則的統一的規定；二是列舉式，即對法院應該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從行政行為的角度加以列舉。行政訴訟法界定行政訴訟范圍的標準有兩項：一是具體行政行為標準，二是人身財產權標準。4因此，交通事故認定能否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必須具備兩個標準，一是必須構成具體行政行為，二是必須對相對人的人身財產權利產生影響。按照筆者在前文所作的分析，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完全具備了具體行政行為的基本特征，因此完全符合行政訴訟法所界定的行政訴訟范圍的第一個標準。然而，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不是對相對人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造成了影響？否定的觀點認為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性質為證據，做為證據，就需要經過質證，是否能被法院采信也具有或然性，所以不必然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影響。但實際上，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對于相對人的權利義務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則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是對交通事故責任的劃分，這樣的一種責任劃分可以成為交通事故當事人承擔何種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責任的最重要的依據，決定著案件當事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筆者認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同時符合行政訴訟范圍的第二個標準，它對相對人的權利和義務產生了實際的影響。所以說，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否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具有行政可訴性的觀點認為，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行政可訴性會導致訴訟程序的沖突和訴訟資源的浪費。對公安機關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如果事先可以采用行政訴訟的方式救濟，而在民事、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又作為證據進行審查，勢必對同一行為在人民法院產生雙重救濟，而不同的救濟方法可能造成結果不同，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同時，必將增加審判成本和當事人的訴累。5這種觀點本身是不能成立的，行政訴訟審查與證據的審查并不是矛盾的概念。在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是對其合法性的審查，即需解決的是該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是否可以成立的問題；而在民事、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對證據的審查是對證據在個案中是否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審查，即需解決的是一個證據在個案是否可以被采信，是否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的問題。因此，一個具體行政行為既可以在行政訴訟中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也可以在其他案件中作為證據被審查，并不存在所謂的“雙重救濟”的問題。比如，一個經過行政訴訟并被判決為違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在另一個案件的證據審查中當然不能被法院所采信，而一個經過行政訴訟并被判決為合法的具體行政行為在另一個案件的證據審查可能會為人民法院所采信，也可能不被人民法院所采信，關鍵在于該具體行政行為是否能夠證明案件的事實，是否具備證據的證明力。同樣的道理，作為具體行政行為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在行政訴訟審查中如果被判定違法并被撤銷，那么其他案件的證據審查中，該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當然不能作為其他案件的可以采信的證據，如果該認定在行政訴訟中被人民法院判定為合法，并予以維持，并且在其他案件的證據審查中被確認對案件事實具有證明力，那么該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可以在其他案件中作為被采信的證據。

至于認為將交通事故認定納入行政訴訟會增加審判成本并造成當事人訴累的看法更可以說是荒誕。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是當事人承擔行政、民事、刑事責任，或者主張相應權利的重要甚至關鍵依據，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我們的立法怎么能因為害怕增加審判成本而將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排除在行政訴訟的范圍之外并置人民群眾的的利益而不顧？這樣的觀點從根本上是與司法為民的原則相悖的。

綜上，筆者認為交警部門所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雖然其本身沒有為交通事故的當事人直接設定權利和義務，但它卻是交通事故當事人承擔何種程度刑事、民事、行政責任的最重要的依據，在實踐中決定著案件當事人的切身利益。認定書只做認定,卻剝奪當事人重新認定申請權,不允許復議或起訴,既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不利于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證其行為公開、公平、公正。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證據，而是具有行政法效力的可訴的具體行政行為。因此，應賦予交通事故當事人訴權。

五、建議 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行為作為一個具體的行政行為，對該行政行為不服的當事人有權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復議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建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條增加一款，“對交通事故認定書不服，可在收到交通事故認定書六十日內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復議，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參考文獻： 1、2、賀小榮著：《論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中舉證責任的負擔原則》，原載《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第56頁、第57頁。

3、東北一只虎著：《交通事故責任認定可訴性之我見》，原載2005年12月2日中國法院網法治論壇。

4、馬懷德著：《修改行政訴訟法需重點解決的幾個問題》，原載《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5、賀小榮著：《論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中舉證責任的負擔原則》，原載《人民司法》2005年第11期，第57頁。

來源： 中國法院網

第四篇：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范本

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范文

第××××號

時間19××年 5 月17日 12 時 30分地 點××市××路××路口××市××有限公司司機王××駕駛“桑塔納”小客車，在××路由西向東通過××路口時，適有××市××出租汽車公司司機李××駕駛“切諾基”吉普車以八十多公里時速由南向北通過路口。李××臨近路口發現前方橫穿的小客車后雖踩了緊急剎車，但由于車速快,停車不及,吉普車前部撞在小客車右部，造成小客車內乘車人趙××當場死亡、兩車均損壞的重大交通事故。

發生交通事故原因是：王××駕車通過路口時，未讓干路車先行，屬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四十三條“車輛通過沒有交通信號或交通標志控制的交叉路口，必須遵守下列規定依次讓行：(一)支路車讓干路車先行……”的規定，李××駕車通過路口時，未減速慢行，屬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第三十五條機動車遇道路寬闊、空閑、視線良好，在保證交通安全的原則下，最高時速規定城市街道為七十公里的規定。

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王××負事故主要責任，李××負事故次要責任，趙××不負責任。

(公章)

承辦人：宋××郭××19××年5月27日

此認定書，已于19××年5月28日向當事各方宣布，當事人不服的，可在接到認定書后十五日內向××市交警支隊申請重新認定。

(一式二份，一份交當事人，一份存檔)本文來自華律網收集，轉載請注明出處 www.tmdps.cn

第五篇：《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

申請人：河北省任丘市謝亞飛

一、申請人在本次事故中無責任

申請人2013年4月2日早晨約7時20分，在任丘市中華路與會戰道交叉路口，騎電動三輪車由南向北正常行駛，行駛過右側非機動車隔離帶后，被騎電動自行車由西向東行駛闖紅燈的人撞到電動三輪車左后方靠車尾處。事發后申請人及時報警，并及時撥打120送傷者去醫院。傷者去醫院后治療無效死亡。申請人騎電動三輪車為非機動車，并且遵守交通規則，正常行駛，無任何違章行為，因此，申請人依法不應負交通事故任何責任！

二、死者負本次事故的全部責任

1、死者2013年4月2日早晨約7時20分由西向東行駛，東西方向的路上有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隔離帶，死者騎電動自行車在機動車道上違章行駛。

2、經過十字路口時未減速，而是加速闖紅燈。

3、其電動車剎車已壞未修，遇到前方車輛時無法剎車減速，因此撞到由南向北正常行駛的電動三輪車左后方靠車尾處。送醫院后治療無效死亡。

4、死者未按規定行駛，違反交通規則，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全部原因。以上三點，死者有一項不違規，此次事故就可以完全避免，根本不會發生！因此死者應負該事故的全部責任。

事后死者親屬7人找到申請人家鬧事，申請人及時撥打110并與任丘市交警大隊聯系，任丘市交警大隊高定國說，先交給死者家屬20000元，申請人出于對死者家屬同情，從人道主義出發，交付給死者家屬20000元，以作撫慰。

三、事發第五天任丘交警大隊高定國說路口有電子監控，可以調出查看，但幾天后又說沒有，申請人在2013年5月6日突然接到法院的傳票后才知道《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已下達，認定雙方為同等責任，交警大隊沒有把《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送達申請人，使申請人失去行政復議的權利和機會。致使任丘市人民法院依據冀公交認字【2013】第50123號《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雙方為同等責任。交警大隊蒙蔽申請人，認定事實不清、認定責任嚴重失實。

四、交警大隊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說申請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條（駕駛非機動車在道路上行駛應當遵守有關交通安全的規定。非機動車應當在非機動車道內行駛；在沒有非機動車道的道路上，應當靠車行道的右側行駛。）的規定。請問：

1、我正常行駛，第五十七條一點沒有違反，為什么讓我承擔同等責任？

2、請提供電子監控錄像的證據。

3、請核查 申請人簽字的圖像資料相關證據。

交警大隊辦案人高定國、王瑞寶、萬衛東、劉國利利用手中的權利，無端地把責任強加給申請人，歪曲事實，隱瞞真相，明顯辦案不公，請上級領導核查辦案人高定國、王瑞寶、萬衛東、劉國利瀆職、濫用職權行為，追究相關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