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社會心理探源_歷史論文

前不久，日本政府置亞洲及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于不顧，竟然審定通過了由一部分右翼學者炮制的以否定日本侵略中、韓等亞洲國家史實為目的的歷史教科書。自80年代以來，日本每對中學歷史教科書做一次修訂，都要引起一場國際范圍的爭論。人們不禁要問，日本為什么不顧損害自身的國際形象，總是強詞狡辯，利用各種機會來否定過去侵略中、韓等國家的史實，翻歷史的定案。在這歷史教科書的背后，除了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圖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原因？

本文試就此問題從日本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角度作一探討。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為首的右翼學者在東京赤坂急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成立“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宗旨是為21世紀的日本青少年編撰新的歷史教科書，從根本上改變歷史教育。他們認為“（日本）戰后的歷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卻了應該繼承的文化和傳統，喪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別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個子子孫孫都要不斷謝罪的罪人。冷戰結束后這種自虐傾向更加嚴重。現行教科書完全是將以往敵對國家的宣傳當作事實加以記述的，世界上沒有這樣進行歷史教育的國家。”“我們編撰的歷史教科書將立足于國際視野，通過品格和均衡表現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為一本）既能為先人業績所激勵，也能面對失敗，充分體驗其苦樂的日本人的歷史課本。”［1］

該會成立后，就開始為“編造”新歷史教科書奔走活動。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學文部大臣遞交了要求消除（現行歷史教科書中）關于慰安婦記述的申請。同年3月，舉行了首次題為“超越自虐史觀”的研討會。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島公會堂舉行第四次研討會，題為“新歷史教科書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廣島、松山等地舉行了多次以“我們開展的教科書運動”為題的研討會。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之后，該會將“編造”的新歷史教科書通過扶桑出版社提交給科學文部省進行檢定。科學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審定通過。

新版歷史教科書的要害是歪曲歷史史實、美化侵略。該書認為，亞洲和太平洋戰爭“不是侵略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爭”。“日本政府進行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自存自衛和把亞洲從歐美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宣布要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由于大東亞戰爭初期日本軍隊的勝利，在歐美統治下的亞洲民族獨立運動才高漲起來。”

在“初期勝利”一節中還有這樣的描述，“此事（指偷襲擊珍珠港）被報道后，日本國民精神振奮，一掃長期以來因中日戰爭所造成的沉悶氣氛。”在“戰時下的國民生活”部分中又寫到，“雖然生活物資極端貧乏，然而就是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諸多國民仍勤奮工作，英勇戰斗。這是希望取得戰爭勝利的行動。”關于戰爭性質，書中寫到“戰爭是悲劇。但是戰爭難分善惡。不能說哪一方是正義的。哪一方是非正義的。它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利潤發生摩擦的結果，當政治解決不了時，作為最終手段只能發動戰爭。”

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現行歷史教科書（1997年審定）是這樣記述的，“占領了首都南京。據說當時也殺害了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約20萬中國人。”在新版教科書中，有的將20萬人改寫成“大量”，有的將南京大屠殺的表述篡改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殺事件。

新版歷史教科書不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失和傷害，而

且還對侵占我國東北和吞并朝鮮的行為加以美化，宣揚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強盜邏輯。書中寫到，日本（建立滿洲國）是“想在中國大陸建立第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滿洲國由此“取得了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將韓國合并，這個穩定亞洲的政策受到了歐美列強的支持。合并韓國對保衛日本的安全和滿洲的權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經濟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處。不過，實行這一步驟的當時，是按國際關系的原則進行的。”

原來有5家出版社教科書中提到日軍在中國為消滅抗日力量而實行“三光政策”，現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現行教科書中有“將朝鮮等國的年輕女性作為慰安婦帶到戰場”等有關慰安婦的記述，但新版教科書中有3家將其內容全部刪掉，只有一家還使用“慰安婦”一詞。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新版歷史教科書否定侵略戰爭性質，美化侵略戰爭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揚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強盜邏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確表示，“不論是什么樣的教科書，只要沒有與史實有關的錯誤就予以批準”。［2］現在日本政府已經審定通過了新版教科書，這就表明日本政府對過去侵略亞洲國家史實的認識和教科書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書遭到中、韓等亞洲及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和批判也是理所當然的。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為其過去的侵略史實翻案，這其中除政治企圖外，還有著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背景和深刻的社會心理淵源。

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3］馬克思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們生活的自然環境不同決定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進而又決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識的不同。

日本是亞洲東部的一個島國，隔海同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相望，可耕種面積僅占國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資源匱乏。地形南北狹長，橫跨亞洲熱帶、北溫帶、亞寒帶，屬海洋性氣候，秋季常受臺風襲擾。日本民族就是在這種自然環境中形成了獨特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別于東方的文化傳統和心理意識。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大體上可以分為農業經濟、游牧經濟和農牧混合經濟。這三種不同形態的經濟結構在社會發展進化速度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農業經濟結構穩定性最強，游牧經濟結構穩定性最差，農牧混合經濟既具一定的穩定性，又具一定的可變性。正如馬列經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經濟社會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聯合”，［4］分合多變。“歐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營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5］這是因為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傳統農業經濟不僅頑強地抵抗著外來的新事物，而且也嚴重地阻礙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自我革新。農牧混合經濟的聯結紐帶是商業貿易。在商業相對弱小時產生的是城邦和莊園，當商業強大到“封建割據消滅，民族市場形成”［6］之時，便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況較為獨特。日本的農業幾乎全是以稻米生產為主的種植業，屬小農經濟結構。但和我國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在長子繼承權制度下形成了類似歐洲莊園的領主制。日本雖無畜牧業，但由于四面環海，海洋養殖業特別是漁業發達。因此，日本是一個既不同于我國又有別于歐洲的農漁混合型經濟結構。

民族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曾說過，“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7］因此，無論物質文化還是觀念文化，作為人類創造活動的過程及其結果，無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環境、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制約，并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間的交流。這種島國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

首先，在這種封閉的島國環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種自尊與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開放與守舊對立的雙重性格。長期封閉的孤島和險惡的自然環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膘悍、獨自尊大、固守傳統、迷信權威和儉樸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觸到大洋彼岸世界時產生了一種自卑、貪婪、開放和功利的心理。過去，日本人常常習慣在“日本”前面加上一個“大”字，稱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稱之為大的本身就是這種雙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這種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來的命運變遷時，往往用自傲自尊來掩飾內心深處的自卑，同時對外界保持一種警戒或充滿敵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長的封建社會的農村共同體和武士家臣團（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請保留此標記。）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歸屬意識，同時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識。日本學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結構時將缺失自我定位意識稱之為自我不確定感。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等級制度森嚴，農民都分別歸屬于不同的領主，所以只要遵守約定俗成的禮儀成規和生活規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脅的情況，并由此逐漸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依附或歸屬意識。明治維新以后，隨著等級身份制度的廢止，憑借傳統行為規范來表現自身與他人間的心理關系變得益發困難起來。現代社會是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競爭為主旋律的社會，強調主體意識，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這更進一步增強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確定感。作為緩解這種不確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體之中，成為群體的一員，用這種依附心理或歸屬意識來彌補自我定位意識的不足。這種歸屬意識的價值取向是社會而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不存在個體的絕對價值，強調群體利益至上。于是，群體在成為其所屬成員的保護傘，使個體的自我不確定感借此得到某種解脫或克服的同時，隨著歸屬意識的增強又使得其它價值觀更難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會農村共同體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在培養歸屬意識的同時，還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種縱向主導型的非親族協力關系，支撐這種關系的社會倫理同“孝”相比更強調“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語類》中，將武士職責解釋為得主人而盡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獨審其身義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本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陰在《講孟余語》中也指出，日本人“對皇朝，君臣之義乃超萬國之上，絕無其

一。”日本這種非親族協力關系起源于鐮倉時代末期，形成于戰國大名領主制時代。日本戰國時期的身份等級制度雖然是按社會職業分工構成的，但是這種職業分工不是指個體從事的職業，而是由縱向承傳下來的以群體為單位的職業構成的。［8］由于這些職業群體又分別歸屬于大名統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領主”，所以社會奉仕對象也就轉向了“家臣”、“領主”和“大名”。在進入江戶時代后，這種社會關系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為代表，以忠為倫理意識基礎，將協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會關系也是日本民族傳統的一個特色。

日本民族的這種心理和性格特征，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自尊與自卑的雙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達自己意愿時態度曖昧，習慣用一些模棱兩可詞匯的語尾，不是直截了當地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是在拐彎抹角地表達著自己本意的同時，又在試探著對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識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著承認戰敗。但日本在多數場合用的卻不是戰敗或投降，而是“終戰”。終戰就是戰爭的結果，說不出誰勝誰負。所以，在使用“終戰”這個詞的背后就已經隱藏著一種日本人的“本音”（日語，意為真意），那就是不承認戰敗的事實，并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筆。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歷史教科書時就將“侵略”改為“進出”。時至今日，則是開始明目張膽地為侵略戰爭大唱贊歌。一些日本人就是這樣走一步試一步地來實現其從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實之目的的。再如，“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是中文譯法，日文的名稱是“新ろしぃ歷史教科書をつくち會”。“つくち”一詞在日文中的漢字為“作”或者“造”，是動詞，其含義主要有制造，創造；培訓、培養；創辦；做等。“つくち”一詞同教科書聯結使用時雖多被理解成“編撰”或者“編寫”，但是在日語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廣義上是指出版有獨創性的以往沒有見過的書籍。由此可見，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置日文中“編纂”等詞而不用卻單選“つくち”一詞的本身，就已經表明了他們要“獨創”出過去歷史教科書中所沒有，美化侵略行為，為侵略戰爭翻案的真實用心。

自我定位意識的缺失和群體歸屬意識的強化是緊密相連的。個體投身于某群體之中，既是彌補自我不確定感的一種辦法，同時也是保護自身權益的一種途徑。日本民族的這種強烈群體歸屬意識不僅表現在平民當中，也反映在政治家們的身上。例如，雖然自民黨本身就是一個群體，但是在自民黨之內卻又分成不同的派別。一名自民黨議員既隸屬于該黨，同時又隸屬于該黨內的某一個派別，否則就難以尋覓到出頭的機會。這種群體歸屬意識不僅將個體利益同群團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且還培養了其所屬成員注重維護群團形象的名譽感，以及甘心為群體利益效力意識。

有位外國學者在《菊和刀》一書中指出，歐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恥的文化，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由于歐洲將上帝信奉為惟一絕對的存在，而日本則是多種教派并存，而且一個人同時又可信奉多種宗教的緣故。實際上，日本人這種“恥”的觀念同日本人的群體歸屬意識和縱向主導型社會倫理不無關系。在前資本主義的日本，人們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別是在封建鎖國時代，不僅禁止日本人同外國人交往，而且國內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們都在各自的領主庇護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歸屬意識和群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念。甘于為群體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樣做不僅可以得到群體的肯定或庇護，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體中地位的提升。倘若為群體抹黑或帶來恥辱，則不僅得不到原諒，還會遭到他人的恥笑甚至被排除于群體之外。這種以職業為紐帶的封閉性群體觀念和重恥輕罪的社會心理，在江戶時代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當時大阪商人在合同

書中往往這樣寫到，“萬一有違背本合同所定條款之時，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產生怨恨”。［9］可見當時商人最重視的是“面子”，對以信用為本的日本商人來說最大的懲罰不是罰款或賠償，而是遭到他人的恥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總要利用各種機會來推翻侵略戰爭的歷史鐵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圖之外，就其心理意識而言，他們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首先考慮到的是“面子”問題，而不是戰爭性質和由于戰爭所犯下的罪行問題。大凡戰爭都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別。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來，徹底反省就意味著承認侵略，會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場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費解的曖昧詞匯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說由于戰爭給你們帶來了“麻煩”。麻煩一詞日語中寫作“迷惑”，意為由于自己的行為給對方帶來困難或不快。日語中也有“謝罪”一詞，不用“謝罪”而用“迷惑”的選詞本身正是日本民族這種心態的寫照。

面對中、韓等亞洲人民對新歷史教科書的批判與反對，有的日本人認為這是干涉內政，有的認為日本教科書檢定制度與中、韓等國不同，還有的認為國家不同歷史觀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觀史實。實際上這些觀點不僅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而且還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別人還不允許人家站出來講話，否則就是干涉內政，這不是明擺著的荒唐邏輯嗎？教科書檢定制度的不同也成為不了推卸責任的借口，因為日本科學文部省明確表示，“只要沒有與史實有關的錯誤就予以通過”，而新版教科書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實，所以日本政府對新版歷史教科書予以審定通過的本身只不過是借“民間”之口來表達自己不便直說的觀點而已。

總之，將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結合起來，就會對一些日本人在教科書問題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認識。否則，就很難將過去那些慘無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禮的極端軍國主義分子聯系起來；就很難理解一些日本人為什么或是通過修訂教科書，或是參拜靖國神社，總想推翻侵略史實的鐵案；就很難理解日本為什么只能成為經濟大國難以成為政治大國。一個不敢直面事實，不肯對自己過去犯下的侵略罪行進行徹底反省的國家，無論如何是無法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的；一個總是跟在別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確表白自己立場的民族，也是很難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樹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參考文獻：

［1］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總會成立，趣意書［Z］．1997．

［2］朝日新聞，2001－2－22.［3］［5］［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4，367，43．

［4］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8．

［6］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3．

［8］林水彪．封建制度的再編和日本社會的確立［M］．山川出版社，1987．72

［9］會田雄次．日本人的意識結構 ［M］．講談社出版，1972.132．

本文《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社會心理探源_歷史論文》來自中國教育文摘，查看更多與相關文章請到http://www.eduZhai.net。

第二篇：老年人社會心理問題案例

老年人社會心理問題案例

一、離退休綜合征（retired veteran syndrome)： 指老年人由于離退休后不能適應新的社會角色、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而出現的焦慮、抑郁、悲哀、恐懼等消極情緒，或因此產生偏離常態行為的一種適應性的心理障礙。

案例：劉老身體健康，耳聰目明，精神矍鑠，領導著一個近千人的大廠子，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不服他，不敬他。兩年前廠領導換屆，劉老的廠長職務被年輕人取代，但廠方考慮到他的年齡和工作經驗，反聘為廠里的技術顧問。可劉老當領導當慣了，總是愛管事，愛操心，看什么不順眼就像多說幾句，別人考慮到面子問題，當面不說什么，照樣該怎么做還怎么做，劉老只能是干著急生氣，回到家也總悶悶不樂。更使他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人看見自己連招呼都不打，還在背后說長道短。劉老實在不能忍受，賭氣提前一年退休了。一年多的光景，劉老就完全變了個人，變得連他老伴都有點不可思議—目光呆滯，臉色灰暗，腰也不直了，背也駝了，過去的精神頭一點也沒有了，天天呆在家里足不出戶。最近，劉老的舉止越來越奇怪，情緒低落到了極點，動不動就大發脾氣。后來干脆一個人跑到閣樓上住了。一天夜里，老伴半夜醒來發現閣樓上的燈還亮著，好像還聽見老頭子在和誰說話，老伴覺得很奇怪，于是上去一看，發現老頭子把孫女的幾個布娃娃一會擺弄正這樣，一會又擺弄成那樣，嘴里還在念念有詞，好像在指揮工人們生產一樣。

表現形式：坐臥不安，行為重復，猶豫不決，常做錯事；

性格變化明顯，容易急躁和發脾氣； 對什么都不滿意；

多疑，當聽到他人議論工作時常會煩躁不安，猜疑其有意刺激自己； 老年情緒抑郁，以至引起失眠、多夢、心悸、全身燥熱等癥狀。

二、老年抑郁癥（aged depressed disease)：廣義的老年抑郁癥是指發生于老年期(≥60歲)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癥，包括原發性(含青年或成年期發病，老年期復發)和見之于老年期的各種繼發性抑郁。嚴格而狹義的老年抑郁癥特指≥60歲首次發病的原發性抑郁。

案例：徐女士，59歲，退休工人，初中文化程度。一生經歷坎坷，總覺得身不由己，厄運纏身。初中畢業時，一場大病剝奪了她上高中的機會。26歲結婚后，丈夫另覓新歡，離她而去。進入老年以后，丈夫突發腦溢血，沒有流下一句話就撒手人寰。丈夫去世的第二年，獨生女兒又在上班的途中，慘遭車禍。從此，徐變得情緒低落，憂郁沮喪，一生的挫折總是縈回不去，覺得自己似乎是家人的剋星，感到前途渺茫，悲觀厭世。不愿與朋友來往，別人的歡樂反而增添自己的痛苦。常常獨坐一隅，暗自傷心落淚。長期的情緒低落，使徐的思維變得遲鈍，記憶力也明顯下降。

表現形式：興趣喪失，無愉快感； 精力減退、精神不振、疲乏無力；言行減少，好獨處，不愿與人交往；自我評價下降，自責自罪，有內疚感；反復出現想死的念頭或有自殺傾向；對前途悲觀失望，有厭世心理；自覺病情嚴重，有疑病傾向；睡眠欠佳，失眠早醒 ；食欲不振或體重明顯減輕；記憶力明顯下降、反應遲鈍。

第三篇：談小學歷史的愛國主義教育_歷史論文

談小學歷史的愛國主義教育_

小學歷史課本是向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它可以激發學生熱愛祖國的思想感情。通過幾年來的教學實踐，我們覺得，要在小學歷史課上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老師除了要準確地把握住教材中愛國主義教育的因素，適當地增補一些鄉土教材，把愛國主義教育貫穿于歷史課教學的始末外，還應注意做到：

一、激發學生情感，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情感”在歷史教學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它是提高歷史課堂教學效果的一個因素。學生的感情往往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產生，在講解過程中，通過多種途徑來再現當時當地的情景。例如教學《中日黃海大戰》一課時，為了突出鄧世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教師用簡短的語言勾起學生回憶影片《甲午風云》黃海大戰的生動場面，再讓學生議論，教師歸納時指出鄧世昌入水后曾被隨從救起，但當他看到全艦戰士都犧牲了，再次跳入大海殉難，臨死前還高呼殺敵不絕，這種義不獨生的愛國主義精神，深深感動著每一個學生。

二、教師用生動的語言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歷史是過去的東西，它主要靠教師語言的講述，使學生形成歷史表象和概念。因此歷史教師的語言應準確、精煉而富于感情和啟發性，才能喚起學生的積極思維。例如教學《百日維新》一課時，教師要生動形象地講述史實，繪聲繪色地展現意境，戊戌六君子代表人物譚嗣同甘愿為變法流血獻出生命，“（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http://，請保留此標記。）我自橫刀向天笑”的鏗鏘語言，在教師敬重、慷慨、深有感情地講述后，引導學生有表情地朗誦，以表達譚嗣同不畏艱難，為人民、為國家敢于獻身的精神，激起學生對英雄人物的懷念和崇敬。

三、改進教學方法，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小學歷史課必須改變照本宣讀、一講到底的舊模式，根據小學生年齡特征和已有知識水平，采用啟發式教學誘導他們步步深入。教師猶似一位導游者把眾多的“小游客”帶到歷史的百花園中去欣賞“奇花異景”。在教學中，我們在新課講授前根據課文的重點難點提出思考題，在課堂上自學課文。對教材有初步理解后，教師再鋪開敘述，啟發提問，讓小學生對歷史的來龍去脈步步深入理解。例如講解《大澤鄉起義》一課，我們列出三個思考題：為什么秦末會發生農民起義？這次農民起義的時間、地點、領導人？起義的經過是怎樣的？這次農民起義在歷史上起了什么作用？這種按教材重點難點出示思考題，逐段閱讀課文，深入理解歷史事件，然后教師鋪開敘述，既可加深學生對教材的理解，又可把教學中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地位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培養學生理解能力和分析表達能力。

在歷史課堂教學中，我們還允許學生根據自己課外所學的歷史知識進行補充，只要不是野史，只要圍繞本課教學內容，就鼓勵他們講。他們從《上下五千年》、《中國歷史故事從書》等書中，學到不少知識，在課堂內外談論。我們還開辟了“歷史第二課堂”、“歷史之窗”，讓學生在這個園地里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干，進而也可以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的熏陶。

第四篇：高中歷史論文：關于歷史課堂教學的反思

歷史課堂教學反思

在初中課程改革實踐以來，作為一名歷史教師我有太多的東西不了解，有太多的東西要學習、掌握，但一下子又學習不完、掌握不了，因而，在歷史教師心中也就留有太多的迷惘與困惑。“路在哪里？”不僅從心底發出的哀怨與呼喚。在課程改革中，確實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去學習、去了解、去掌握。

當前的課程改革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重要舉措，而教育現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實現人的現代化。歷史課程改革與教學以培養現代化所需要的高素質人才、培養新時代合格的公民為根本目的他們向往與追求真、善、美，具有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或者說具有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其中，科學精神主要表現為堅毅、嚴謹、求真、求實，懷疑、批判、創新精神；人文精神主要表現為能和諧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以人為本、熱愛生命，尊重人格、人權，講究人性、人道。體會最深的是，一旦接觸到教學實際，一個個問題接踵而至，一組組關系錯綜復雜，真讓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無疑，坦然面對、正確理解、盡快理順那些錯綜復雜的關系，也就成了歷史課堂教學的當務之急。那么，哪些關系是首先要去理順的呢？

一：領會課程理念,改變舊觀念。

新一輪歷史課程改革應全面實施素質教育，大力推進教育創新，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充滿活力的新課程體系，為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奠定基礎。

(一)初中歷史課程根據歷史學科和歷史教學的特點，全面發揮歷史教育的功能，尊重歷史，追求真實，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陶冶關愛人類的情操。通過歷史學習，使學生增強歷史意識，汲取歷史智慧，開闊視野，了解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大勢，增強歷史洞察力和歷史使命感。

(二)初中歷史課程在體系的構建上，遵循初中歷史教學規律，在內容的選擇上，堅持基礎性、時代性，密切與現實生活和社會發展的聯系，關注學生已有的學習體驗和學習經驗，關注學生全面發展。

(三)初中歷史課程的實施有利于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倡導積極主動的學習，在多樣化、開放式和探究性的學習環境中，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培養探究歷史問題的能力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增強創新意識。課程的實施有利于教師教學理念的更新，有利于教學方式的轉變，倡導靈活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手段和方法，為學生的自主學習創造必要的前提。課程的實施有利于歷史教學評價的改進，形成以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為目標的評價體系，全面實現歷史教學評價的功能。

二：三維課程目標之間的關系

在歷史課程標準中，提出了 “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三維課程目標。其中，“知識與能力”是課程學習的基本目標，要求學生具備基本的文化素質和進一步發展的潛能。“過程與方法”旨在強調歷史的認識過程以及得出結論的可能性，從而有利于學生科學素養、科學方法以及實踐能力的培養。“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是指通過歷史學習與感悟，培養學生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感、人文主義精神、優良的人格品質、科學歷史觀、開放的世界意識，等等。與以往的歷史教學目標（即掌握知識、培養能力、思想教育）相比，歷史三維課程目標有很大的變化：在掌握知識、培養能力方面有相通的地方，但要求學生掌握的知識范圍大大縮小，而歷史探究能力的要求明顯提高；它特別重視歷史學習、探究過程中學生的參與、體驗、感受，重視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它著力扭轉以往思想教育中的泛政治教育化傾向，力求全面發揮歷史教育的育人功能，豐富學生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提升學生的人格道德品位，引導學生學會做人。在教學中，只要我們心中有學生，依托學科知識，用心愛心專心

著力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三維課程目標之間的關系就不難處理，三維課程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三：教學手段多樣化，現代化。

新課程的課堂教學是怎樣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仿效。教師要在新課程理念的指導下去探索，去行動，使新課程理念能夠體現在其教學行為上。這種探索、行動的過程是教師不斷提高、不斷成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困惑、困難、誤區，但只要確立新課程意識、把握新課程理念，就會在實踐中予以調整、改進。在一定意義上說，新課程的實施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的發現誤區、分析和研究誤區、形成應對誤區措施、辦法的過程。舊的誤區消除了，又會出現新的誤區。當然，這不會是簡單的重復，新的誤區的出現常常意味著新課程進一步開展中遇到的新問題。新課程的課堂上存在的誤區就是新課程實施中面對的問題，只有在不斷的解決問題中，才能使教師將新課程理念加以內化為個人的信念，才能使新課改切實向縱深推進，才能真正提高新課程的實施水平。如果看到新課程的課堂上存在著誤區（有時是不是誤區還很難說）就大驚小怪，就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那么就束縛了教師的手腳，就會使新課程的實施在低層次上徘徊。人們經常說，沒有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也許能夠說，新課程的課堂上，沒有誤區才是最大的誤區。人們談論新課堂誤區，幾乎都要列舉一條“濫用現代教學手段”之類，常常要責怪過多使用多媒體課件的種種弊端。而事實上，以多媒體課件為特征的教學技術遠遠沒有達到“濫用”的程度，即便對某一個教師來說最多也是偶一為之。能夠獨立制作供自己教學使用的多媒體課件的老師少之又少，教師能夠使用多媒體教學技術的機會也非常有限。也許，不用這些“花里胡哨”手段照樣能很好的完成教學任務，但是現代教學技術特別是多媒體的使用并不單單是為了完成教學任務，同時也是為了使學生感受現在教學技術特別是多媒體的魅力，領略一種特有的氛圍，使學生受到一種感染和熏陶。所以現在教學技術特別是多媒體在課堂上的使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四：充分體現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理念，努力探索教學方式的改革。

《歷史課程標準》的一個重要改革就是要打破傳統的教師講授、學生被動學習的教學模式，使以往單一的教學過程成為一個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三位一體的過程，建立起學生主動學習、積極參與、注重能力與方法培養的現代教學模式。新課程背景下的歷史教學要樹立以學生發展為本的理念，把教學的著眼點放在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方面，研究學生的認知障礙，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推動學生在自覺參與學習的過程中重視自身利益的發展。歷史課程還必須注重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學生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的培養。

教師應更新教學觀念，轉變角色，逐步實現教學形式、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多樣化和現代化。要合理地、創造性地應用現代教育資源，積極推進信息技術與歷史學科的課程整合。在教學過程中應適當增加啟發學生思考的內容，多些“論從史出”，少些結論的灌輸，使教學過程變成學生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探索過程；變成教師指導學生收集和利用學習資源的過程；變成教師幫助學生設計恰當的學習活動的過程；變成教師針對學習內容選擇不同學習方式的過程；變成教師引導學生形成情感體驗的過程。教師可通過開展課堂討論，組織辯論會，舉行故事會，舉辦歷史講座，進行歷史方面的社會調查，參觀歷史博物館、紀念館及當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考察歷史遺址、遺跡，編演歷史劇，觀看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閱讀欣賞歷史文學藝術作品，仿制歷史文物，撰寫歷史小論文、歷史人物小傳，編輯歷史板報、通訊、刊物，采訪歷史見證人，撰寫家庭簡史和社區簡史，舉辦專題展覽等各種有效的方法和途徑，使學生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養成正確的歷史思維習慣，形成理性的思維方式，從而為學生的健康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在教學設計中要善于從學生實際出發營造教學情境、設計教學問題并引發學生發現、探究、解決問題；要注意師生互動方式；要設計兩三種

針對不同群體學生的教學安排。應提倡學生自主學習，教師在履行組織、指導、示范和傳授知識的同時，應高度重視和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啟發、指導和培養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要高度關注和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熱情，力求在知識的呈現方式、內容的選擇、學生獨立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結論、問題的設置、教學活動建議、課型選擇、參與社會實踐和鼓勵學生動手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促進學生思維的活躍，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培養學生對知識的渴望與興趣，從根本上改變學生被動接受學習的傳統學習方式。與此同時，以往歷史教學中的合理要求和有效做法仍值得我們借鑒和繼承。

五：傳統教學要求、做法與課改教學要求、模式的關系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對傳統的揚棄，都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求發展，初中歷史課改也不例外。從依托學科知識，利用學科教學理論、方法培養高素質人才的角度講，以往歷史教學中的一些合理要求和有效做法仍有生命力，還是要堅持的。如注重歷史主體知識的落實、歷史線索的梳理，注重歷史概念的把握、歷史階段特征的歸納，注重對歷史事件、歷史現象、歷史人物的歸類與多角度分析，注重講、練、評的有機結合，等等。當然，一些教師一講到底、照本宣科、滿堂灌、題海戰術的那些做法肯定是不能再搞了。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因為課程改革，對教育教學的要求與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歷史教學必須適應形勢的變化，在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教學要求上進行積極的探索。在這方面，一些課改的先進地區，一些優秀的教師早已進行過探索，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們借鑒。從理論上講，課改背景下的歷史課應該是全面開放的，它應力求教學理論多元化、教學素材多元化、教學方式多元化、教學手段多元化、教學功能多元化、教學評價多元化；應該在合作探究的天地里充分發揮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應該使學生和教師以平等的地位、平和的心態共同去學習、領悟、探討歷史，最終使師生在歷史學習和研究的領域里都敢想、敢說、敢寫、敢做，能想、能說、能寫、能做，善想、善說、善寫、善做。當然，這種美好局面的到來需要一個長過程。在現階段，不能忽視教師在思維方法和價值觀方面的引導，不能離開教師在內容、概念方面的講解，理智的做法應當是接受性學習和探究性學習融會貫通。

應該說，一名比較出色的初中歷史老師是一位能抓住每一節課的關鍵點的水手。而這樣的歷史老師并不是天生的，總是與他們走上工作崗位后不斷學習，實踐和反思分不開的，與在高中歷史教學研究領域里始終堅持不懈地高標準.嚴要求分不開。誰抓住每節課的45分鐘，重難點，誰就能贏得上課的主動，贏得學生的歡迎，在工作中不斷體味到幸福和成功。

歷史課堂教學反思

安九紅

第五篇：山西環境問題探源及解決對策

山西環境問題探源及解決對策

山西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嚴重。自開展大氣環境監測以來至2006年，所有城市沒有一個達到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準（即人類長期居住所需要的空氣質量最低要求）。大多數泉源衰竭、干枯，使大多數河流無徑流或僅有源頭少且短的溪水，河道里流著的是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多年來有約60%的河道監測斷面為失去使用功能的劣五類水質。水土流失面積達70%以上，到處荒山禿嶺，黃塵彌漫。挖煤造成的地面塌陷和矸石堆放污染環境的現象在廣大礦區普通存在。山西污染嚴重不但是全國之最，也在當今世界之最的行列。

一、山西環境問題探源

多年來，山西省的環保工作可以說是下了大力氣、付出了大代價的。炸藥包、推土機、停電、停運、停貸、抓人、處分干部的措施都用上了。累計關停取締土（小）企業和設施以及違法建設、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務的企業或設施在2萬個上下。1997年在全國的取締污染嚴重的土（小）企業和設施行動中，就取締關閉了1.3萬家，占到全國的1/10。2000年在全國的工業企業限期達標、逾期關停活動中，關停不達標企業4000多家，占到全國關停總數的1/7。近兩年來掀起的環保風暴又關停了4000多家污染企業的設施。與此同時，對規模較大的工業企業建設了7000多臺污染防治設施。為什么以這樣的大力度、大代價，在產污與治污的對壘、較量中，環境保護沒有占到壓倒優勢，環境污染仍很嚴重呢？

通過分析歷史進程、總結經驗教訓、剖析深層次原因，得到如下啟示：

（一）過渡開發造成了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首先是千百年來的農耕生產對地上的高強度開發，破壞了生態環境。山西丘陵山地占80%，其中20度以上坡地占60%。在丘陵山地開荒由生態破壞導致水土流失、涵養水源能力下降，地下水補給不足，形成泉源衰竭、河流干枯，反過來又因生態用水不足，影響到生態系統，使原來的生態良性循環變為了惡性循環。二是以采煤為主的地下過度開發，破壞了地下水與地表之間的連接、貫通，加劇了水環境的失衡，造成了干旱增多，有河必干的環境。三是在以煤炭為主的礦物超強度開發和初級產品加工，使大量的廢棄物排放到環境中，超過了環境的承載能力，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水體和固體廢物污染。

（二）對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的片面理解導致了重污染企業的無序發展，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一度時期曾錯誤地以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只能發展能源重工業產業。從而形成了嚴重的產業結構問題。一是主導產業結構單一，更多地注重了能源、原材料工業的發展，忽略了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平衡。在結構已極不合理情況下，雖然強調了經濟結構調整，但重心沒有放在產業門類的調整上，基本上是在重污染產業的圈圈內打轉轉，突出“關小上大”，結果是小的沒關好，大的上來了，形成了重污染企業猶如割韭菜一搬的輪回重復。以煉鐵爐為例，取締了“一腳蹬”上了6m3的煉鐵爐，取締了6m3的上13m3的，取締了13m3的上30m3的，然后依次是60m3、100m3，拆了再建，建了再拆，輪回重復，現在正在關閉拆除200m3以下的。煉焦爐也是如此，取締了坑式土焦，上了萍鄉爐，取締了萍鄉爐，上了改良爐，取締了改良爐，上了小機焦，取締了小機焦，上中機焦、大機焦（其實也是國外在2000年就形成共識要關閉的重污染難以治理的煉焦爐）。耐火材料、鐵合金、水泥窯都是這樣。這么多年來，一直是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重復，實際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邊治理邊污染”的路子。對山西嚴重污染的根源是產業結構的問題，社會早有共識。省委、省政府也大抓了經濟結構調整。“十五”期間提出了采煤、煉焦、煉鐵等傳統產業“關小上大”新型化，發展旅游、文化、信息及新型材料等產業并規模化。多年的努力使傳統的煤炭開采、電力、焦化等企業在規模上有所擴大，技術裝備上有所提升，旅游等新型產業有所發展。但是由于對發展一產和三產重視不夠，政策、投資支持力度不大，使重污染的產業結構不但沒有改變，反而進一步加重，重污染產業的比重以70%、80%至90%的直線上升。原來基礎好的紡織、電子、機械、日用化工、服裝鞋帽等產業逐步委縮。與之相隨的是，除了少數重點城市因為一定程度控制了重污染產業的發展，環境質量有所改善外，在其它大多數縣城和工業集中區，空氣污染卻在加重。相當多的縣城全年二級天數不到100天。水環境污染超標濃度和固體廢物堆存量均為全國之最，山西成為全國污染最嚴重的省份。

（三）區域功能定位模糊和錯位導致了對人居環境缺乏有效保護和改善。山西是國家確定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但同時還是3000多萬人口休養生息的地方，特別是各個城市、縣城，更是人口稠密的地方。能源重工業產業，必然比其它產業產污及排污量大，對區域環境污染嚴重，而人居區域，必然要求優良的環境質量。這兩者是矛盾和不能共容的。但是長期以來沒有高度重視這一不同區域的功能區別，沒有分區進行區域功能定位，實行合理布局，不少城市不顧人居環境的要求，提出發展能源重化工城市的目標。在城市市區及周邊建設和擴張重污染項目，使人居環境的污染物超過了環境容量，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以太原市2001年至2006年這一階段為例，問題就看得很清楚。這六年來，太原市下了很大的力氣抓污染治理，開展了企業達標升級和藍天、碧水、生態、凈化等五大環保工程，使全市999個重點工業企業中，有708個完成全面治理，實現排污達標任務，269個企業被關停，取締推平土焦坑4255個，取締關閉嚴重污染的土小企業和落后生產設施1129個，拆除燃煤鍋爐1804臺，更新改造鍋爐2110臺，新增集中供熱面積3600平方米，新建、改建、擴建污水處理廠4個，取締了市區城鄉結合的756個非法儲煤場。而與此同時，從2001年至2006年，太原市原煤產量增加了56%，粗鋼產業增加了75%，發電量增加了75.6%，焦炭產量增加了44.9%，水泥產量增加了93.1%。這些重污染產業的擴張，必然是能源原料的高消耗、污染物的大量產生和排放。盡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使污染物排放總量有所下降，空氣環境中可吸入顆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濃度值分別下降了22.8%、41.6%和40.5%，空氣綜合污染指數平均值下降了40.5%，二級以上天數增加了141天。但是太原市的大氣環境質量距國家大氣環境質量二級標準仍有較大距離，在全國47個重點城市和113個環保重點城市中排名仍在靠后。也是這同一時期，曾經和太原排名不相上下的周邊幾個城市都在大步前進。在2001年前后，在沈陽、天津、北京、石家莊、呼市、西安、蘭州、鄭州等城市的排名中，太原位于中間位置，而2006年則下降到了位于倒數第二的位置。特別是沈陽市由原來的和太原市不相上下，發生了質的飛躍，空氣質量達到了二級標準，二級天氣多年保持在310天以上，成為全國的環保模范城市。兩市環境質量變化的顯著差異，在于治理環境污染路子的迥異。沈陽市對工業污染源采取的做法是“關小的、搬大的、嚴堵進來的”，而太原市采取的做法是“關小的、上大的、治理超標的”。

（四）產業政策的低標準和生產方式的粗放型，增加了污染物的產生和對環境的污染。在這樣一個具有獨特的資源優勢，極容易上馬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產業的地區，對這些產業必須高標準、嚴要求。但長期以來，沒有重視山西這一特點，而是被動跟著國家的產業政策走，對規定淘汰的工藝設備，遠遠滯后于國家的時限要求。應該看到國家產業政策是在全國范圍內的最低要求，在山西這樣一個重污染產業高度聚集的地方，按照國家的最低要求走，永遠是最落后的。我們多年來就是跟著最落后的腳印走，舊的被關閉后新建企業按最低要求建，往往是還沒有建成投產，國家更嚴格的產業政策又頒布了，再來一遍取締關停。結果是污染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而投資也變成了被關閉摧毀的破磚爛瓦、破銅爛鐵，教訓十分深刻。

（五）財政稅收政策導致了山西收入低，公共財政用于環保等公益事業的投資嚴重不足。按國家的財政稅收政策，山西的資源型高能耗、重污染產業稅收高、上繳比例大，地方留成少。以河南省和山西省相比，2006年，河南省GDP為1.246萬億元，財政收入為600多億元，每元GDP收稅費不到5分錢，沒有上繳任務，中央轉移支付為1千億元。山西GDP為4746億元，財政收入達1048億元，每1元GDP收稅費接近2角1分錢，是河南省的4倍多，上繳600多億元，自己留成400億元，中央轉移支付100億元。相比之下，山西稅收高，地方留成少、轉移支付少的狀況十分明顯。稅收高，則使職工收入降低，山西省的電力、冶金、煤炭各個行業職工收入都較外省要低許多。而地方留成少，則使地方可自由支配財力少，有的市政府可支配財力僅為幾千萬元，可用于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捉襟見肘。從國家的財政稅收政策也可看出，我省這種單一的重型經濟結構不但有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的一面，還有從業人員收入低、地方財政收益低的一面。

（六）山西環境問題的隱憂。近幾年來，山西省委、省政府下大決心要采取大措施使山西的環境面貌有大改觀。以實施藍天碧水工程和削減排污總量為主線，大刀闊斧地對重點污染原實行摧枯拉朽式的整治，取締、關閉、治理、改造，多管齊下，取得了明顯成效。這樣繼續下去，環境狀況還會有進一步改善。但是，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隱憂。

一是大量的煤化工產業的上馬，給惡性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和危害，埋伏了隱患。特別是對地下水的污染危害造成了潛在威脅。經清理整頓后，保留的焦炭能力約為1.57億噸，同時還有大量的煤化工要上馬，焦化和煤化工在生產過程中，要有污染物排入環境。這些污染物大多數是具有強列毒害作用的有毒有害物質，有相當多數還是難降解的有機污染物。因為土壤難以降解，這些污染物會隨著降水的下滲而下滲，終有一天要和地下水對接起來。目前，山西人生活主要靠的是地下水。如果地下水被這些有毒有害物質污染，人畜飲水就會成大問題。目前已有個別地方的地下水飲用水源出現了含鉻、含氨氮的有毒有害物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長此下去，會怎么樣呢？再有，就是這些有毒有害物質在生產、貯存、運輸過程中，一旦發生污染事故，往往是災難性的。去年繁峙、昔陽的水污染事故，就是運輸化工物質的車輛翻倒，使有毒有害污染物流入水體，影響到飲用水源地安全的。

二是采煤對水資源的破壞。采煤要對地下形成一個個的大窟窿。當降水穿過地表下滲時，就滲到大窟窿里，破壞了地下水上下的連通。使地下水位下降，泉源衰竭。目前，山西全省大多數泉源已干涸，人們主要靠從淺層地下水取水飲用，維持生活。一些礦區已因淺層地下水干枯而造成飲水困難，而這種挖煤造成的地下水破壞的勢頭，隨著產煤量的增加，不但不會減弱，反而會增加。按目前的年采煤量連同矸石、巖石、泥土在內測算，每年會在地下形成一個超過10億立方以上容積的大庫容，那么20年以后呢？會更大范圍地影響到水環境的平衡，缺水將會更加嚴重，加上煉焦、煤化工可能出現的對地下水的污染，水環境危機的潛在威脅形勢十分嚴峻。

三是大量重污染企業的建設，使排污總量和正在改善的大氣環境質量有可能出現反彈。盡管全省正以摧枯拉朽之勢治理污染、削減排污總量，新上項目通過建設嚴格的治理設施，使新增排污量最小化。但不容忽視的是，在新一輪的經濟發展中，由于投資者在山西看好、看重的主要還是那些能源、原材料項目，這一點在近年來舉辦的招商會上反映的非常明顯。而且山西強大的習慣勢力還是側重發展這些項目。這些項目的大量上馬，又會形成又一輪的再污染。即使這些項目都采取了嚴格的排污量削減措施，但因其規模大、排污量也大，眾多項目的排污總量就會超過環境容量，并抵消了花大力氣減下來的排污量，從而使改善環境質量的步伐有可能停頓，甚至出現反彈。

二、山西環境問題得到根本解決的對策建議

山西嚴重的環境問題，不是就污染論污染、就生態論生態能解決的。必須揚棄圍著污染源打轉轉的事倍功半的做法，以科學的發展觀和生態文明的理念，在經濟結構、產業布局、合理區域功能定位的高層面上，統籌考慮、綜合決策。通過追求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平衡、經濟活動對環境影響與環境承載能力的平衡，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環境質量改善，人居環境的優美。

（一）解決區域功能矛盾，明確區域主體功能定位，實行合理布局。重點是將能源、重工業產業與人居區域分開布局。一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以人居環境為主導功能定位，實行以人為本，環保優先。把滿足人居環境的要求作為最高要求，對破壞人居環境要求的生產活動設立紅色警戒線和高壓線。對重污染的企業，車間或生產設施，實行關小、搬大、堵進的政策，同時，加大投入，進行生活污水、垃圾的處理，發展集中供熱、供氣，增加綠地和景觀水域，建設優美的人工環境，并大力發展無污染產業。二是對滿足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設需求的產業，實行大分散、小集中。大分散是就整體來說，在全省范圍內要科學合理利用環境容量，充分利用環境的稀釋擴散能力，并結合平衡區域的經濟布局和收益水平，對這些重污染產業實行分散布局。小集中是就一個區域來說，對這些產業建立園區，集中布局，既避免重污染企業的分散污染，又便于企業相互之間廢棄物的再利用、再循或者集中處置，發展循環經濟。同時，遠離人口稠密和飲用水源地等與集中人群生活緊密相關的地方，避免重污染企業影響人居環境。

（二）發展良性產業，實現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平衡。要破除能源重化工基地只注重發展能源重化工產業的狹隘認識。要認清這種產業結構不僅浪費資源，污染破壞環境，而且稅收高、地方留成少，從業人員和地方財政得實惠不多的實質。要大力發展無污染或少污染、低能耗、低稅收、多留成的產業。一是制定鼓勵第三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支持鼓勵發展無污染、少污染、多收益產業，同時適度限制煤炭、焦炭、煉鐵、鐵合金等產量，把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朝著平衡合理的方向推進，再不能走那越調越重的路了。二是爭取國家對山西的優惠政策和資金支持，增加轉移支付，讓山西人民在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同時，更多地得到改革開放和能源基地建設的實惠。三是在實現產業之間的平衡的同時，還必須使生產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與環境承載能力平衡，排污總量與環境容量平衡，對環境的影響要與對環境的恢復平衡。即使是工業集中區，也必須以工業區的大氣環境質量標準來要求，控制這個區域的最高允許排污總量。煤炭開采量要與采煤形成的地下窟窿的填補效果相平衡，從現在起，就要狠抓對地下窟窿的填補。

（三）制定山西地方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技術政策。一是在山西這樣一個重污染產業集中的地方，必須對高能耗、高消耗、重污染的行業實行嚴于國家的產業政策。對現有的要從嚴、從快淘汰或高標準提升。對新建的，要制定高于國家產業政策的準入條件。這樣，才能高起點、高質量地提升這類產業的技術裝備水平、管理水平和節能減排水平。近年來，山東省就制定實施了嚴于國家的產業政策。二是制定主要產業生產過程中各個環節包括技術設備水平、資源能源利用轉化水平在內的具體的經濟技術政策，并隨著新工藝、新技術、新裝備的出現及時調整，使每個企業在主要環節上有所遵循和約束。過去，國家曾頒布過環境保護技術政策，詳細具體，實用性很強。雖然隨著大量新工藝、新技術的出現，許多技術政策已過時，但是這種做法可以借鑒，對規范企業行為，提升企業整體水平大有益處。

（四）建立正確的經濟、社會、環保考評體系，發揮正確的導向作用。要按照科學發展，優化結構、改善民生、改善環境，增加地方收益的思路，制定考核指標體系，引導、推動山西的產業結構得到良性調整，環境得到改善，人民收入得到較大提高，公共財政和公益性投資得到迅速增加。一是突出考核地方可支配財力指標，好處有二，一方面可促進地方可支配財力增加，對提高地方公共投資、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可激勵地方政府降低發展高消耗、高污染、高稅收、低留成、低收益產業的熱情，轉而發展無污染或少污染、低能耗、低稅收、高留成的產業，引導產業結構向良性調整和發展。二是突出考核節能減排和環境質量指標。節能減排是國家確定的剛性指標，對山西這樣一個能耗高、污染嚴重的地方，更迫切需要強化對這項指標的考核，促進節能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三是降低考核GTP指標的力度，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將這項指標列為了預期性指標，而非剛性指標。對山西來說，由于發展高能耗、重污染產業的習慣性勢力很強，考核GTP指標會導致地方追求產量產值，偏離科學發展，大力發展重污染、高能耗的產業。四是弱化或不考核財政收入指標。如前所說，財政收入指標對山西是有虛名而無實惠的。反而促進了重污染、高能耗、高稅（費）收、低留成產業的增加和擴張。故應當弱化對其的考核，以促使山西的產業結構、分配結構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