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放前《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歷史探源

解放前《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歷史探源

周劼人

摘要：1946年5月1日《新民晚報》前身《新民報》上海版晚刊成立，同日其副刊“夜光杯”創刊。從1946年5月到1947年5月《新民報》上海版晚刊被停刊，這一時期也是“夜光杯”的第一個輝煌期。這一時期“夜光杯”其政治立場偏左，主要有張慧劍、吳祖光等主編，設有夏衍《桅燈錄》、袁水拍《月下小景》、趙超構的千字小文等主要欄目。1947年2月20日，因“夜光杯”刊登《冥國國歌》而使《新民報》上海版晚刊被迫停刊一日，并最終于1947年5月被封報。至此，“夜光杯”在上海解放前的第一次輝煌期結束。

關鍵詞：《新民報》“夜光杯”副刊上海版

2006年5月，上海《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迎來了它60歲的生日。創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報》“夜光杯”，是目前國內歷史最為悠久的報紙副刊之一。其歷時跨幅之大，經歷世變之多，用報界前輩柯靈先生的話來講，是“副刊史上，罕有其匹”。本文著眼于《新民晚報》創刊到上海解放這一時間段，梳理其副刊“夜光杯”第一次輝煌期的歷史。

一、《新民晚報》“夜光杯”創刊背景及其概況綜述

1、《新民報》上海版晚刊簡史

1946年5月1日，《新民晚報》在上海創刊。同日，其副刊“夜光杯”誕生。

“夜光杯”所在的《新民晚報》，其前身是1929年（民國18年）9月9日于南京創刊的《新民報》。創辦人是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第一任總主筆兼總編輯趙超構，一年后，程大千接任程大千總編輯，主筆仍為趙超構。

1946年5月1日，《新民報》上海版晚刊第一期出版，該報規格為四開一張，是南京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所屬“五社八版”中的一個。

1946年7月1日，《新民報》上海版晚刊改名為《新民晚報》，規格變為對開半張，8月改為對開一大張。

1948年12月1日，《新民晚報》恢復《新民報》上海版晚刊名稱。

2、“夜光杯”名稱由來及其辦刊宗旨

創刊時期，“夜光杯”并不是副刊的刊名，而是副刊的一個部分。當時的《新民報》副刊除“夜光杯”外，還有李嘉主編的“夜花園”和柯靈主編的“十字街頭”，以后又逐漸增加了“生意經”、“天下”。副刊作者多為當時的文化進步人士，其中一部分為抗戰期間一直為蓉瑜

二地《新民報》寫稿的老作者。當時副刊的記者有唐海（采訪部副主任）、張林嵐、韓鳴、沈史明、李仲源、周光楣、張之江、章正續、王戎等。各個副刊均每日見報。

“夜光杯”創刊于全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發動內戰的革命高潮中，且其所在的《新民報》政治上傾向進步，這兩點影響了“夜光杯”的政治立場與版面風格。《新民報》上海版晚刊的《發刊詞》提道：“我們愿意忠于國、忠于民，但是堅決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團??我們相信，一張報紙必須配合時代的要求，始有其存在的意義??為了國民的幸福，我們需要民主自由；為了國家的富強，我們需要和平統一。”1這也可以看作是“夜光杯”在當時的立場與宗旨，其不少專欄和文章都很好地貫徹與體現了這一宗旨。如當時夏衍以“朱儒”為筆名主筆的專欄《桅燈錄》，常常以五百字左右的短小文章針砭時弊，筆鋒辛辣犀利，毫不留情。

“夜光杯”這一名稱為第一任主編張慧劍所取，乃是其與同事在舊校場路老飯店舉杯暢飲時偶得，取意于唐詩“葡萄美酒夜光杯”。張慧劍在其主編的第一期“夜光杯”中撰寫“編者小啟”，闡發了“夜光杯”一名的含義：“唐代詩人王翰傳世之作不多，常為后人傳誦的只有一首涼州詞。《唐書》說他有輕俠之氣，詩人懂得生活，眼睛看到世界；做人與做詩一樣，不受禮法的羈勒，敢于對紳士社會的成規作戰。為了配得上“夜光杯”這個名字，我們應該發揚重俠精神，擴大視野，多為人民大眾的生活福利多說幾句話。”用當時“夜光杯”記者張林嵐的話來說，“夜光杯和《新民報》的5個地方版，8個日晚刊、包括所有副刊，都遵守一個共同的原則：‘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惡者惡之。’”2

1946年是“夜光杯”創刊后即迎來它的第一個輝煌時期。全國各地的名家都紛紛為其撰稿。但是好景不長，1947年后，隨著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全面鋪開，副刊和報紙都逐漸難以編寫。當時國統區民生凋蔽，政治腐敗，文網森嚴，而《新民報》上海版晚刊作為一張進步報紙，時時受到迫害，準備關門。此時的“夜光杯”也稿源枯竭，人手短缺，篇幅不得不跟著報紙縮了再縮，報紙由對開一張，縮為半張，副刊只剩下一個小角落。

二、“夜光杯”兩位重要主編及其時的“夜光杯”狀況

解放前“夜光杯”先后有過張慧劍、吳祖光、李嘉、袁水拍等幾位主編，此幾位都是當時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其對“夜光杯”的發展也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這幾位主編中，又尤以張慧劍和吳祖光最為重要，張慧劍是“夜光杯”的第一任主編，也是此副刊名稱的提出者；吳祖光在解放前的“夜光杯”主持時間最長，其任內發生的事件對“夜光杯”及《新民1

2《上海新聞志》，第一編第三章第一節：三家主要報紙《新民晚報》，2006年10月15日“夜光杯”，作者 張林嵐

報》的發展有著轉折意義。

1、張慧劍及其任主編時的“夜光杯”

張慧劍是“夜光杯”的首任主編，有“副刊圣手”之稱，與張恨水、張友鸞、趙超構并稱“三張一趙”。他主編過的副刊有重慶《新民報》的“西方夜譚”、成都《新民報》的“出師表”、南京《新民報》的“夜航船”，以及《新民報》上海版晚刊的“夜光杯”。以上這些副刊，都是由他擔當首任主編，當副刊運行進入正軌后，再交由他人繼任。

張慧劍時期的《新民報》副刊人手十分少，整個“夜光杯”由張一人編寫。當時的“夜光杯”版面風格活潑，文章長短搭配得當，文體有雜文、詩歌、隨筆、學術小品、考證文章等，還常常配有漫畫。當時主要的專欄有夏衍的言論專題《桅燈錄》，以及趙超構署名“沙”的小言論，這個言論專欄在原來重慶《新民報》就有，上海版晚刊成立后又在“夜光杯”繼續，到后來成為了在全國范圍內廣有影響的“林放雜文”，還有程大千的千字小小說，此外就是張慧劍自己撰寫的文史小品。當時“夜光杯”的一位作者這樣評價張慧劍排出的版面：“自己寫的雖是一篇豆腐干小稿子，經他一編，好像被安排到了最顯眼的地位！”

張慧劍的副刊編輯理念不光重視藝術性，還常常借副刊來發泄對當時時局的看法。因此其時“夜光杯”上無論文章漫畫，都言辭鋒利，直指時弊，毫不留情。

可以說張慧劍任主編的最大意義就在于為《新民報》上海版晚刊的副刊起了個好頭，為后來接任者打開了局面。

2、接任者吳祖光及其時的“夜光杯”

吳祖光繼張慧劍后任“夜光杯”主編。可以說吳祖光擔任主編的時光，是解放前“夜光杯”最核心最輝煌的階段。

吳祖光加盟《新民報》是機緣巧合。1944年，陳銘德找到了從成都回到重慶不久的吳祖光，委托他去邀請當時大后方文藝界尤其是戲劇界負有重望的夏衍為陳的重慶版《新民晚報》主編副刊“西方夜譚”。由于夏衍的工作安排，只能擔任短期的編輯工作。于是陳銘德便力邀吳祖光在夏衍離開后接任《新民報》重慶版副刊“西方夜譚”的主編。因吳從未做過報紙編輯工作，因此在夏衍任職期間，吳便潛心向夏衍學習編輯技術，這段經歷可以說為后來吳順利接受《新民報》上海版晚刊“夜光杯”奠定了基礎。3

吳祖光在去上海前短暫擔任了重慶《新民報》副刊主編，并在1945年11月14日，由于刊登了毛澤東同志的《沁園春·雪》而引起了全國范圍的震動。此一事件初步顯示出吳祖光的副刊編輯思想和風格。3 《吳祖光自述》李輝主編，大象出版社，2004年，P180

1946年元月，因籌辦《新民報》上海版晚刊，陳銘德在交通極其緊張的情況下，通過軍方的關系用“青島二號”軍用飛機將吳祖光送至南京最后轉至上海，參與“夜光杯”籌備及編輯工作，成為繼張慧劍之后的第二任“夜光杯”主編。

吳祖光時期的“夜光杯”依舊每天見刊，主要欄目有夏衍先生的《桅燈錄》和袁水拍先生的《月下小景》，這兩位作者都十分緊密結合社會現象和發生的事實負責供稿。當時外界投稿很多，但同時副刊編輯也會自己寫很多稿子，有時是為了結合時事，有時為了彌補由于多種原因而發生的版面空白，這類稿件大都是臨時隨便署一個化名，而具體是哪些稿件由哪位編輯所寫，連當事人自己也已記不清，所以無從考據了。4彼時參與編輯的人手依舊很少，副刊版面從選稿、寫稿、畫版面，最后還有校對一次清樣，都由吳祖光一人獨立完成，大致是編輯每日上午十時左右開始工作，首先校對昨天發稿的當天晚報的清樣，或增補一些空白，作一些調整，交總編輯看過便付印出報，同時編第二天的版面。

吳祖光在任《新民報》編輯期間還同時于其好友丁聰一起主編《清明》雜志，該雜志在“共舞臺”三樓有一間非常講究的編輯室，“夜光杯”的很多稿件也誕生在這間編輯室內。據吳祖光回憶：“由于（編輯室）地處鬧市，朋友們時常到此歇腳。夏公常到這里午休，有些（夜光杯）文稿就是在這里寫給我的，田漢、洪深先生都在這里為我寫過晚報的稿件。我都不教他白來。”5

吳祖光繼承了張慧劍的副刊編輯理念，而且他本人對于國民黨統治的態度只有“蔑視”二字，他曾公開表示：“國民黨統治腐敗到極點，他們做的許多事讓人瞧不起”6，因此在他編輯“夜光杯”期間，由于發稿不慎，曾多次觸怒民國政府當局。直到“冥國國歌事件”，《新民報》被迫停刊一日。這些事件發生后，都是由《新民報》的老板陳銘德出面化解，且他從不怪罪報社任何工作人員。陳銘德的這一態度和做法，是“夜光杯”在國統區內可以堅持偏左的政治立場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7年秋，吳被迫離開上海。根據當時的文獻與相關人后來的回憶，吳祖光離開是因為其在1946年至1947年間所寫的兩個劇本——《捉鬼傳》、《嫦娥奔月》——涉及諷刺社會、批評政府，引起當局不滿。后來一個警方劇團的年輕演員在民國政府企圖抓捕吳祖光時提前給吳報信7。于是吳祖光就在短時間內放下手頭工作，逃往香港。他在“夜光杯”的編輯生涯也就此結束。4《吳祖光自述》，李輝 主編，大象出版社，2004年，P182《一輩子——吳祖光回憶錄》，吳祖光 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P354

《陳銘德、鄧季惺伉儷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P221

《一輩子——吳祖光回憶錄》，吳祖光 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P356 673、吳祖光后的幾位“夜光杯”編輯

在發生《冥國國歌》（此事件在后文中將詳細介紹）事件后，老板陳銘德為順應當局“撤換‘夜光杯’編輯”的要求，將“夜光杯”主編吳祖光和“夜花園”主編李嘉互換職位，以求在報社損失最小的情況下平息該事件。但是，兩人調換崗位的時間并不長久，且調換后是否兩人仍實際從事自己原來的工作，已不得而考了。

后，李嘉離開報社，去了日本。“夜光杯”的編輯工作由原《月下小景》的專欄作者袁水拍繼任。但袁水拍彼時仍沒有離開其原本在銀行的工作，因此是用業余時間從事“夜光杯”編輯，且持續時間不長。

袁水拍是否一直擔任編輯到上海解放？又或者其后是否有別的人接任？這些問題，由于一手資料的欠缺，本文暫時無法闡述。

三、“夜光杯”《冥國國歌》事件及《新民報》被迫停刊

1947年（民國36年）2月20日，《新民報》上海版晚刊“夜光杯”副刊刊登了署名“愚者”的來稿《冥國國歌》。該稿件步國民黨黨歌——也是當時的“國歌”——的詞韻和格式，通過改動個別詞句，達到諷刺國民黨腐敗統治、揭露黑暗政治社會現實的目的。全文如下：

戰神土地，污黨所宗，以建冥國，以建“打”同。

茲爾事多，唯民前鋒，昔也非現，主義是祟（原注：別讀崇，以諧其音）。

世人似蛹，畢罄畢終，異心億得，動輒死終。

該文一經刊出，引起強烈反響，讀者紛紛來電來信，拍手稱快。

但此文再次惹怒了國民黨當局，且其程度遠遠超過以往歷次。國民黨上海市黨委主任委員方治，在中央訓練團上海同學聯誼會上，當眾訓斥陳銘德，將此行為稱為“如此妄行，顯系大逆不道！實有干犯黨紀之處，應以黨紀予陳氏以制裁”8。之后不久，方治正式提出要上海新民報自動停刊，且要求《新民報》交出《冥國國歌》的作者，并在跑馬廳（今人民廣場）開群眾大會來公審。

陳銘德、鄧季惺夫婦一方面堅持不把責任推給編輯和作者，且只能道歉、不能停刊；同時為此事在南京和上海兩地奔波，多方聯絡，請國民黨政要張群、孫科、吳鐵城等人為之緩頰。最后，《新民報》上海版晚刊自動停刊一天（另一說為停刊三天），登報就此事道歉；同時，陳銘德接受了“更換‘夜光杯’編輯”的要求，但他采用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將時任“夜花園”的編輯李嘉和“夜光杯”編輯吳祖光互換崗位，這樣既符合了當局的無理要求，又保住了晚刊的人力資源。只是《冥國國歌》的那位作者，雖經多方打聽，仍不知下落，直到19828 《陳銘德、鄧季惺伉儷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P2

21年《新民晚報》“文革”后復刊時此作者才寫信到報社，表示歉意，但仍然沒有告知姓名。

1947年5月25日，國民黨當局以“破壞社會秩序”、“意圖顛復政府”的罪名，將《新民報》，與《聯合晚報》、《文匯報》一同封閉。在這次報館被封事件中，“夜光杯”《冥國國歌》事件成了當局封報的一個主要理由。兩個月后，經過陳銘德夫婦奔走，《新民報》上海版晚刊于7月底復刊，“夜光杯”也同時恢復。但此次復刊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報社總編輯被撤換，由國民黨中宣部與方治、潘公展派王健民接任，并派帶槍特務分子二人公然駐報社監視記者編輯行動，趙超構經陳銘德力保留任，程大千則調編“夜花園”副刊。至此，“夜光杯”等副刊的第一次輝煌期結束。雖然整個《新民報》編輯部在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記者組織下，團結一致，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特務分子完全陷于孤立，但“夜光杯”再也無法以其創刊時的感召力影響社會、影響局勢。

1949年5月報紙不停頓地進入新社會，記者編輯和報社職工冒著流彈橫飛的危險，出版了上海解放第一天的晚報。“夜光杯”也在上海解放的第一天開始了它的新生命。

參考文獻：

《陳銘德、鄧季惺伉儷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吳祖光自述》李輝主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一輩子——吳祖光回憶錄》，吳祖光 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

《上海新聞志》，第一編第三章第一節：三家主要報紙

《新民報》春秋，陳銘德、鄧季惺 等著，重慶出版社，1987年

《〈新民報〉群英譜》，張京，《新閱讀》2004年32期

《葡萄美酒“夜光杯”——新民晚報副刊50年足跡》，吳承惠，《新聞記者》，1996年06期 《濃墨世間情意 重彩萬家燈火》，李豫生，《中華新聞報》，2003年1月17日

《新民報》上海版晚刊1946年9月合訂本，清華大學圖書館報紙庫存本區

第二篇：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社會心理探源_歷史論文

前不久，日本政府置亞洲及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于不顧，竟然審定通過了由一部分右翼學者炮制的以否定日本侵略中、韓等亞洲國家史實為目的的歷史教科書。自80年代以來，日本每對中學歷史教科書做一次修訂，都要引起一場國際范圍的爭論。人們不禁要問，日本為什么不顧損害自身的國際形象，總是強詞狡辯，利用各種機會來否定過去侵略中、韓等國家的史實，翻歷史的定案。在這歷史教科書的背后，除了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圖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原因？

本文試就此問題從日本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角度作一探討。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為首的右翼學者在東京赤坂急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成立“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宗旨是為21世紀的日本青少年編撰新的歷史教科書，從根本上改變歷史教育。他們認為“（日本）戰后的歷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卻了應該繼承的文化和傳統，喪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別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個子子孫孫都要不斷謝罪的罪人。冷戰結束后這種自虐傾向更加嚴重。現行教科書完全是將以往敵對國家的宣傳當作事實加以記述的，世界上沒有這樣進行歷史教育的國家。”“我們編撰的歷史教科書將立足于國際視野，通過品格和均衡表現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為一本）既能為先人業績所激勵，也能面對失敗，充分體驗其苦樂的日本人的歷史課本。”［1］

該會成立后，就開始為“編造”新歷史教科書奔走活動。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學文部大臣遞交了要求消除（現行歷史教科書中）關于慰安婦記述的申請。同年3月，舉行了首次題為“超越自虐史觀”的研討會。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島公會堂舉行第四次研討會，題為“新歷史教科書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廣島、松山等地舉行了多次以“我們開展的教科書運動”為題的研討會。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之后，該會將“編造”的新歷史教科書通過扶桑出版社提交給科學文部省進行檢定。科學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審定通過。

新版歷史教科書的要害是歪曲歷史史實、美化侵略。該書認為，亞洲和太平洋戰爭“不是侵略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戰爭”。“日本政府進行大東亞戰爭的目的是為了自存自衛和把亞洲從歐美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且宣布要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由于大東亞戰爭初期日本軍隊的勝利，在歐美統治下的亞洲民族獨立運動才高漲起來。”

在“初期勝利”一節中還有這樣的描述，“此事（指偷襲擊珍珠港）被報道后，日本國民精神振奮，一掃長期以來因中日戰爭所造成的沉悶氣氛。”在“戰時下的國民生活”部分中又寫到，“雖然生活物資極端貧乏，然而就是在這種困難的條件下，諸多國民仍勤奮工作，英勇戰斗。這是希望取得戰爭勝利的行動。”關于戰爭性質，書中寫到“戰爭是悲劇。但是戰爭難分善惡。不能說哪一方是正義的。哪一方是非正義的。它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利潤發生摩擦的結果，當政治解決不了時，作為最終手段只能發動戰爭。”

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現行歷史教科書（1997年審定）是這樣記述的，“占領了首都南京。據說當時也殺害了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約20萬中國人。”在新版教科書中，有的將20萬人改寫成“大量”，有的將南京大屠殺的表述篡改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殺事件。

新版歷史教科書不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失和傷害，而

且還對侵占我國東北和吞并朝鮮的行為加以美化，宣揚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強盜邏輯。書中寫到，日本（建立滿洲國）是“想在中國大陸建立第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滿洲國由此“取得了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將韓國合并，這個穩定亞洲的政策受到了歐美列強的支持。合并韓國對保衛日本的安全和滿洲的權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經濟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處。不過，實行這一步驟的當時，是按國際關系的原則進行的。”

原來有5家出版社教科書中提到日軍在中國為消滅抗日力量而實行“三光政策”，現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現行教科書中有“將朝鮮等國的年輕女性作為慰安婦帶到戰場”等有關慰安婦的記述，但新版教科書中有3家將其內容全部刪掉，只有一家還使用“慰安婦”一詞。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新版歷史教科書否定侵略戰爭性質，美化侵略戰爭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揚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強盜邏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確表示，“不論是什么樣的教科書，只要沒有與史實有關的錯誤就予以批準”。［2］現在日本政府已經審定通過了新版教科書，這就表明日本政府對過去侵略亞洲國家史實的認識和教科書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書遭到中、韓等亞洲及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和批判也是理所當然的。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為其過去的侵略史實翻案，這其中除政治企圖外，還有著獨特的民族文化傳統背景和深刻的社會心理淵源。

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3］馬克思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們生活的自然環境不同決定了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進而又決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識的不同。

日本是亞洲東部的一個島國，隔海同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相望，可耕種面積僅占國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資源匱乏。地形南北狹長，橫跨亞洲熱帶、北溫帶、亞寒帶，屬海洋性氣候，秋季常受臺風襲擾。日本民族就是在這種自然環境中形成了獨特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別于東方的文化傳統和心理意識。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大體上可以分為農業經濟、游牧經濟和農牧混合經濟。這三種不同形態的經濟結構在社會發展進化速度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農業經濟結構穩定性最強，游牧經濟結構穩定性最差，農牧混合經濟既具一定的穩定性，又具一定的可變性。正如馬列經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經濟社會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聯合”，［4］分合多變。“歐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營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5］這是因為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傳統農業經濟不僅頑強地抵抗著外來的新事物，而且也嚴重地阻礙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自我革新。農牧混合經濟的聯結紐帶是商業貿易。在商業相對弱小時產生的是城邦和莊園，當商業強大到“封建割據消滅，民族市場形成”［6］之時，便產生了近代資本主義國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況較為獨特。日本的農業幾乎全是以稻米生產為主的種植業，屬小農經濟結構。但和我國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在長子繼承權制度下形成了類似歐洲莊園的領主制。日本雖無畜牧業，但由于四面環海，海洋養殖業特別是漁業發達。因此，日本是一個既不同于我國又有別于歐洲的農漁混合型經濟結構。

民族文化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馬克思曾說過，“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7］因此，無論物質文化還是觀念文化，作為人類創造活動的過程及其結果，無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環境、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制約，并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資本主義社會，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間的交流。這種島國的自然環境和生產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

首先，在這種封閉的島國環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種自尊與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開放與守舊對立的雙重性格。長期封閉的孤島和險惡的自然環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膘悍、獨自尊大、固守傳統、迷信權威和儉樸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觸到大洋彼岸世界時產生了一種自卑、貪婪、開放和功利的心理。過去，日本人常常習慣在“日本”前面加上一個“大”字，稱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稱之為大的本身就是這種雙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這種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來的命運變遷時，往往用自傲自尊來掩飾內心深處的自卑，同時對外界保持一種警戒或充滿敵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長的封建社會的農村共同體和武士家臣團（轉載自中國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請保留此標記。）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歸屬意識，同時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識。日本學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結構時將缺失自我定位意識稱之為自我不確定感。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等級制度森嚴，農民都分別歸屬于不同的領主，所以只要遵守約定俗成的禮儀成規和生活規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脅的情況，并由此逐漸形成了一種強烈的依附或歸屬意識。明治維新以后，隨著等級身份制度的廢止，憑借傳統行為規范來表現自身與他人間的心理關系變得益發困難起來。現代社會是一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以競爭為主旋律的社會，強調主體意識，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這更進一步增強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確定感。作為緩解這種不確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體之中，成為群體的一員，用這種依附心理或歸屬意識來彌補自我定位意識的不足。這種歸屬意識的價值取向是社會而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不存在個體的絕對價值，強調群體利益至上。于是，群體在成為其所屬成員的保護傘，使個體的自我不確定感借此得到某種解脫或克服的同時，隨著歸屬意識的增強又使得其它價值觀更難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會農村共同體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在培養歸屬意識的同時，還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種縱向主導型的非親族協力關系，支撐這種關系的社會倫理同“孝”相比更強調“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語類》中，將武士職責解釋為得主人而盡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獨審其身義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本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陰在《講孟余語》中也指出，日本人“對皇朝，君臣之義乃超萬國之上，絕無其

一。”日本這種非親族協力關系起源于鐮倉時代末期，形成于戰國大名領主制時代。日本戰國時期的身份等級制度雖然是按社會職業分工構成的，但是這種職業分工不是指個體從事的職業，而是由縱向承傳下來的以群體為單位的職業構成的。［8］由于這些職業群體又分別歸屬于大名統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領主”，所以社會奉仕對象也就轉向了“家臣”、“領主”和“大名”。在進入江戶時代后，這種社會關系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為代表，以忠為倫理意識基礎，將協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會關系也是日本民族傳統的一個特色。

日本民族的這種心理和性格特征，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自尊與自卑的雙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達自己意愿時態度曖昧，習慣用一些模棱兩可詞匯的語尾，不是直截了當地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是在拐彎抹角地表達著自己本意的同時，又在試探著對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識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著承認戰敗。但日本在多數場合用的卻不是戰敗或投降，而是“終戰”。終戰就是戰爭的結果，說不出誰勝誰負。所以，在使用“終戰”這個詞的背后就已經隱藏著一種日本人的“本音”（日語，意為真意），那就是不承認戰敗的事實，并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筆。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歷史教科書時就將“侵略”改為“進出”。時至今日，則是開始明目張膽地為侵略戰爭大唱贊歌。一些日本人就是這樣走一步試一步地來實現其從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實之目的的。再如，“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是中文譯法，日文的名稱是“新ろしぃ歷史教科書をつくち會”。“つくち”一詞在日文中的漢字為“作”或者“造”，是動詞，其含義主要有制造，創造；培訓、培養；創辦；做等。“つくち”一詞同教科書聯結使用時雖多被理解成“編撰”或者“編寫”，但是在日語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廣義上是指出版有獨創性的以往沒有見過的書籍。由此可見，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置日文中“編纂”等詞而不用卻單選“つくち”一詞的本身，就已經表明了他們要“獨創”出過去歷史教科書中所沒有，美化侵略行為，為侵略戰爭翻案的真實用心。

自我定位意識的缺失和群體歸屬意識的強化是緊密相連的。個體投身于某群體之中，既是彌補自我不確定感的一種辦法，同時也是保護自身權益的一種途徑。日本民族的這種強烈群體歸屬意識不僅表現在平民當中，也反映在政治家們的身上。例如，雖然自民黨本身就是一個群體，但是在自民黨之內卻又分成不同的派別。一名自民黨議員既隸屬于該黨，同時又隸屬于該黨內的某一個派別，否則就難以尋覓到出頭的機會。這種群體歸屬意識不僅將個體利益同群團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且還培養了其所屬成員注重維護群團形象的名譽感，以及甘心為群體利益效力意識。

有位外國學者在《菊和刀》一書中指出，歐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恥的文化，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由于歐洲將上帝信奉為惟一絕對的存在，而日本則是多種教派并存，而且一個人同時又可信奉多種宗教的緣故。實際上，日本人這種“恥”的觀念同日本人的群體歸屬意識和縱向主導型社會倫理不無關系。在前資本主義的日本，人們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別是在封建鎖國時代，不僅禁止日本人同外國人交往，而且國內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們都在各自的領主庇護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歸屬意識和群體利益至上的價值觀念。甘于為群體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樣做不僅可以得到群體的肯定或庇護，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體中地位的提升。倘若為群體抹黑或帶來恥辱，則不僅得不到原諒，還會遭到他人的恥笑甚至被排除于群體之外。這種以職業為紐帶的封閉性群體觀念和重恥輕罪的社會心理，在江戶時代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當時大阪商人在合同

書中往往這樣寫到，“萬一有違背本合同所定條款之時，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產生怨恨”。［9］可見當時商人最重視的是“面子”，對以信用為本的日本商人來說最大的懲罰不是罰款或賠償，而是遭到他人的恥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總要利用各種機會來推翻侵略戰爭的歷史鐵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圖之外，就其心理意識而言，他們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首先考慮到的是“面子”問題，而不是戰爭性質和由于戰爭所犯下的罪行問題。大凡戰爭都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別。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來，徹底反省就意味著承認侵略，會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場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費解的曖昧詞匯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說由于戰爭給你們帶來了“麻煩”。麻煩一詞日語中寫作“迷惑”，意為由于自己的行為給對方帶來困難或不快。日語中也有“謝罪”一詞，不用“謝罪”而用“迷惑”的選詞本身正是日本民族這種心態的寫照。

面對中、韓等亞洲人民對新歷史教科書的批判與反對，有的日本人認為這是干涉內政，有的認為日本教科書檢定制度與中、韓等國不同，還有的認為國家不同歷史觀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觀史實。實際上這些觀點不僅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而且還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別人還不允許人家站出來講話，否則就是干涉內政，這不是明擺著的荒唐邏輯嗎？教科書檢定制度的不同也成為不了推卸責任的借口，因為日本科學文部省明確表示，“只要沒有與史實有關的錯誤就予以通過”，而新版教科書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實，所以日本政府對新版歷史教科書予以審定通過的本身只不過是借“民間”之口來表達自己不便直說的觀點而已。

總之，將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結合起來，就會對一些日本人在教科書問題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認識。否則，就很難將過去那些慘無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禮的極端軍國主義分子聯系起來；就很難理解一些日本人為什么或是通過修訂教科書，或是參拜靖國神社，總想推翻侵略史實的鐵案；就很難理解日本為什么只能成為經濟大國難以成為政治大國。一個不敢直面事實，不肯對自己過去犯下的侵略罪行進行徹底反省的國家，無論如何是無法取得國際社會的信任的；一個總是跟在別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確表白自己立場的民族，也是很難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樹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參考文獻：

［1］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總會成立，趣意書［Z］．1997．

［2］朝日新聞，2001－2－22.［3］［5］［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4，367，43．

［4］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8．

［6］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3．

［8］林水彪．封建制度的再編和日本社會的確立［M］．山川出版社，1987．72

［9］會田雄次．日本人的意識結構 ［M］．講談社出版，1972.132．

本文《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社會心理探源_歷史論文》來自中國教育文摘，查看更多與相關文章請到http://www.eduZhai.net。

第三篇：干部學習講稿：大黨興衰的歷史探源(上)

課程前言

各位學員，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題目是大黨興衰的歷史探源，今天的課程里邊我準備從一個組織學的角度來和大家探討這個題目。今天這個題目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大黨興衰的規律性的命題，看看我們黨歷史各個階段是怎么認識這樣一個大黨興衰的歷史命題的；第二個，從組織學的角度來研究一下政黨這樣一個組織的興衰、生命周期有什么樣的規律；第三個，以最典型的一個案例，蘇共解體的案例，用我們的分析框架來看它為什么會衰亡，它衰亡的原因在哪里；第四個，最后我們回到一個未來究竟應該怎么辦，然后來探尋怎么來讓我們的執政黨永葆生機，能夠更加地長壽。

一、大黨興衰的歷史命題

第一個部分，大黨興衰的歷史命題。《資治通鑒》里邊有一句話叫做“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中國古人也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憂患意識是中國人自古以來，中國文化里邊一個很核心的精神。我們黨也恰恰是善于從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中來汲取教訓，才找到了進步的動力，這是我們的一條進步經驗。對于一個國家，對于一個政黨都是要講究大勢和規律的。而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這樣一個問題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政黨如何能夠避免走向衰亡，如何能夠保持勃勃生機？

要探討這個歷史興亡的問題，我們不得不提一提在建國之前，我們在奪取政權之前非常有名的“窯洞對”，“窯洞對”是我們的民主愛國人士黃炎培先生和毛澤東同志的一個對話，毛澤東同志其實很早之前，中國共產黨就對這樣的一個問題已經進行了很深入的思考。1945年，當時的黃炎培作為一個國民參政會的代表訪問延安，當時延安還屬于一個邊區的位置，黃炎培先生當時是這么說的，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沒有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然后他最后說：“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屈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律。

所以，當時，毛主席，包括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是非常推崇這樣的一本著作的，而當年恰恰是《甲申三百年祭》發表七十周年的日子，所以這本書今年的時候也引起了進一步的討論，這本書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當時毛主席看到郭沫若同志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后，是把它當做了“延安整風”時候的一個重要讀本，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以為戒，不要重返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他還寫信給郭沫若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看作整風文件看，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這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所以，在著名的“窯洞對”之所以能夠信心滿滿地說住民主新路的時候，毛澤東同志已經對這個問題有了很深入的思考。我們黨當時還沒有奪取政權，也沒有發生國內戰爭，和國民黨進行正面的大規模的較量。在那樣一個時候，毛澤東同志卻看到的整個國家發展的大勢，在思考黨興衰起伏的命題。

在經歷了三大戰役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以后，我們到1948年、1949年的時候，整個全國和平統一的局勢基本上已成定居，而當時的中央準備離開河北西北坡，搬遷到北平，臨上車之前，當時毛主席又提到了這樣一個李自成敗亡的教訓，他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李自成進京后就變了，我們一定要考一個好成績。”這是特別有名的“進京趕考”的說法。同時在西柏坡會議上，我們黨提出在奪取全國政權后一定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是當時的一種對于整個精神懈怠這一方面的憂患。在我們黨的這樣一個建黨90周年的時候，胡錦濤同志發表了“七一講話”，更進一步闡述了我們黨的這樣一種憂患思想和執政理念。“七一講話”里講到，要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這是“四個危險”。

同時，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我們黨當時標志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對于執政黨理念的認識，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來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也提出來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更加自覺地加強執政黨能力建設，努力始終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可見，這樣的一種憂患意識在我們黨的認識中是不斷去深化的，精神懈怠對政黨衰落所帶來的影響，我們一直是有這樣的一種警惕的。

包括十八大以后，總書記也一再提到了從嚴治黨，黨要管黨的這樣一種理念。我們最近推行的，包括像整個的“八項規定”、黨的群體路線教育實踐運動，所針對的“打四風”，我們要開展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都是要全黨必須警醒起來，必須要打鐵還需自身硬。習近平同志就此進行了很多的講話，包括提出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是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亂，牢牢把握主動權，要讓我們黨時時刻刻有一種警醒、警惕之心。

（二）對大黨治國的憂患意識

同樣，我們看到除了精神懈怠一方面的警惕以外，我們還能看到對于我們黨的這樣一種大黨治國憂患意識的看法。黃炎培先生當時講的區域一步步擴大的原因的分析，我們當時并沒有太遇到，當時是處于一個從革命黨到執政的轉變過程中。在隨著我們黨組織一步一步的規模的擴大，黨員數量、干部數量一步一步地增多，這樣一個黨的組織規模的擴大，對于我們政黨管理和組織的整個的成敗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和它的問題。在這一方面，這樣的認識是近年來才慢慢地有體會的。

我們看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的一個基本情況，從一大到十七大的時候，一大的時候，當時1921年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新生的政黨成立的時候，我們只有13個代表參加代表大會，當時的共產黨員只有50多個人，到了1949年，我們黨成立的時候，當時的黨員數量是449萬名，占到差不多5億人口里邊的0.83%。而2011年的時候，全黨的黨員按照中組部的統計是達到了8026.9萬名，差不多占到總人口的5.85%。

這樣一個龐大的隊伍給整個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到去年十八大的時候，按照統計我們已經有了8512.7萬名的黨員，基層組織有420.1萬個，這樣一個黨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大政黨，有的人也許會說，和我們整個的人口總量，十三點幾億的這么一個人口總量，這么多黨員好像也不算多，只占到將近十三點幾億人口的6%，但橫向去比較一下，2013年，歐盟最大的一個國家德國，全國人口是8033萬人，而法國人口就6000多萬人一點，這些國家全部是由我們的中共黨員來組成的話，這個人口的規模和數量帶來的管理難度是很難以想象的，治理擁有這么多人口的一個龐大國家，治理擁有這么多黨員的一個大黨，我們既感到一種光榮，我們覺得我們黨的事業欣欣向上，但同時我們又感到這樣一種壓力和困難。我們剛才提到一個數字是，我們黨的黨員大概占到總人口的6%，但這個6%恰恰有很多學者來看，恰恰是存在這樣一個危機和危險。

有的學者提出一個羅馬尼亞悖論的現象，這個羅馬尼亞悖論是指在上個世紀（20世紀80年代前后）的時候，當時很多的前蘇聯，東歐劇變的前夜，這些國家的黨員占人口的比例都不低，一般都在6%以上，其中，像羅馬尼亞的黨員比重是最高的，達到了16.1%，差不多6個人里邊就有一個人是黨員，但在蘇東解體的過程中，垮得最厲害的恰恰是羅馬尼亞，政權還沒有瓦解的時候，這些共產黨員基本上各自土崩瓦解，最后就作鳥獸散了，包括羅馬尼亞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最后也是通過很暴力的活動然后來把他進行槍斃，把他給拉下政權。這就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黨員的人數能夠越來越多，但政權卻垮得越來越快？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羅馬尼亞悖論？黨員數量越來越多，干部越來越多，是不是意味著這個黨就勃勃生機？恰恰不是的，羅馬尼亞悖論恰恰要告訴我們，黨員人口的這樣一種發展對于一個政黨的組織的健康成長來講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我們黨對于大黨治理，尤其是人口規模越來越大的現象，近年來越來越有警醒，我們在90年代的時候，當時江澤民同志就曾經指出，說：“我們黨這么大一個隊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會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

今年在總書記在河南召開民主生活會的時候也專門提出來這么一個大黨治理的命題，他講到，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當中，我們黨的這么大一支隊伍怎么給它充分發揮作用？他說聚沙成塔，聚水成涓。800萬的公務人員，8000萬的黨員，如果都能在每一次的群眾路線中解決一起群眾的實際困難，那黨的事業就會取得長足的進步，群眾的困難就能解決8000萬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能取得巨大成功。他是對8000萬的黨員提出勉勵。同時，在中央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也提出，說，我們黨現在是一個擁有8000多萬黨員，380多萬個基層組織的大黨，又處在長期執政和改革開放的環境下，保持黨員隊伍和干部隊伍的純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困難，也更為重要。現在有的人入黨當干部是認為能夠給自己帶來好處，要把入黨當干部作為個人和家庭、親屬獲取利益的政治資本，所以，發展新黨員的時候必須認真分析入黨動機，要嚴格掌握標準和程序，確保質量，切忌帶病入黨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