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新時政熱點：美麗鄉村規劃陷多龍治水困局

最新時政熱點：美麗鄉村規劃陷“多龍治水”困局

清遠中公教育

作為美麗鄉村建設面臨的首要問題，規劃是否合理關涉區域內城鄉統籌發展、村莊聚落形態重構和優化以及村莊內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事項，重要性不言而喻。不過，記者近期在基層調研了解到，盡管規劃為先的理念被地方官員和農民廣泛接受，但無規劃、偽規劃、亂規劃的問題仍然存在，陷入“多龍治水”困局。主體不清、責任不明，資金不足、技術不全，統籌不力、剛性不強，規劃中暴露的種種弊病已經成為美麗鄉村建設中必須首先要啃的“硬骨頭”。

“多龍治水”致規劃“打架”

除鄉村建設規劃上下層級之間“斷檔”外，各個部門間的規劃和方案“云集”村莊，甚至“打架”的問題也比較普遍。

從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始，“以規劃為先導”的理念就已經成為鄉村建設中的各方共識，到了建設美麗鄉村的階段，規劃先行更是基本原則。但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我國大部分鄉村有上級原則規劃，無基層具體規劃，多部門項目規劃，少地區全域規劃。上下“斷檔”，左右“分割”，各地在“誰來規劃”的問題上存在分歧，由此產生的規劃“缺位”和“錯位”問題非常嚴重。

記者首先對政府各層級間的鄉村規劃進行梳理，發現省市級一般都有鄉村建設的原則性規劃，但到村鎮一級乃至縣一級大部分地方卻沒有合理科學的具體規劃，呈現“省市有規劃，縣鄉有做法，村里沒辦法”的狀態。

以河北為例。省一級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有關鄉村建設規劃的法律法規，包括《河北省村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河北省新農村建設村莊規劃編制導則》等，對建設規劃的重要性和編制規則進行了說明。

在市一級，相關的建設規劃也比較健全，比如邯鄲市2001年出臺了《邯鄲市村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并在2005年修訂，對“改善村鎮的生產、生活環境，推進文明生態村鎮建設，加快城鎮化進程，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等進行了詳細說明。

但到了市級以下，規劃編制和實施的普及率便大大降低。邯鄲市下轄的15個縣市中，盡管都在進行鄉村建設，但并不是所有的縣都有完整的建設規劃。

除鄉村建設規劃上下層級之間“斷檔”之外，各個部門間的規劃和方案“云集”村莊，甚至“打架”的問題也比較普遍。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彭真懷認為，鄉村建設規劃統籌的問題非常突出。

在甘肅隴南市的一些村莊，臨近年底，村干部最忙的就是不斷應對上級各個部門的年度檢查。康縣的一位村干部告訴記者，有時候好幾個上級部門同時來村里檢查規劃的落實情況。在貴州興義市，一個村莊有各類規劃十余個，但這些都是各個部門針對自身項目制訂的規劃，沒有村莊整體規劃的統籌，一些部門規劃難以實施。

彭真懷表示，一村多規劃緣于“多龍治水”。財政部門管一事一議，環保部門管農村環境集中整治，農業部門也有相關責任，各個部門都有支農資金、項目建設規劃或方案，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落實到具體村莊時，自然出現規劃“打架”現象。

“被規劃”問題突出

一些村莊的規劃并未清晰，另一些村莊則由于做規劃時脫離村莊實際，片面模仿城市而把規劃變成“胡規亂劃”，建設規劃和基層實際“兩張皮”現象嚴重。

江蘇省住建廳村莊整治工作技術顧問唐和才曾經擔任江蘇省姜堰市住建局的副局長。他告訴記者，從專業上說，目前村鎮規劃從理論到實踐，都還處于起步階段。高校沒有相關專業，設計部門也沒有相關人才。由于工作量大、利潤有限，很多專業設計院也不愿意搞農村規劃，實際上也不會搞農村規劃。

脫離鄉村實際做規劃，基層干部稱之為“被規劃”。唐和才給記者講了一則“50萬公廁規劃”的故事。當初他邀請專家給溱潼鎮湖南村做規劃設計，結果對方設計了一個50萬元的公共廁所，比5A級風景區的廁所都高級。

“給我們做規劃的是一個建筑學院的院長，他在中國規劃建設界很有名望。”唐和才說。“但沒有我們這些土專家了解農村。50萬元的廁所，農村沒有那么多的錢，建成也就是個花瓶。”

規劃編制缺乏科學性，與編制規劃資金拮據密切相關。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在西部貧困地區，地方干部編制規劃時都遇到這樣的難題：錢從哪里來?“編制一個村莊規劃至少要20萬元。”近兩年一直負責村莊規劃編制和審查工作的浙江臨海市農辦主任王志堅說。“即便是西部貧困地區，一個村莊的規劃費用至少也要10萬元。”

規劃“變臉”造成資源浪費

鄉村規劃本來應該成為建設過程中的“指南針”，但在一些地方由于存在諸多弊端，成了浪費公共資源，增加農民負擔的“絆腳石”。

“誰來規劃”尚未理清，“怎么規劃”缺乏科學性，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面臨的這些規劃問題，束縛了基層干部群眾建設的腳步。鄉村規劃本來應該成為建設過程中的“指南針”，卻成了浪費公共資源，增加農民負擔的“絆腳石”。

“我干了20多年村干部，村莊建設就沒有規劃。”西部某省一位村支書說，上面政策時有變化，各個領導想法不一樣。有的說要搞沿河風光帶，有的說要搞民族房屋，好幾次是剛搞好沒多久就要重新搞，有村民的房屋短短幾年里搞了好幾次，重復建設多，浪費多。

“從長遠來看，未來10%的村莊會進入城市，60%的村莊會空心化，30%的村莊會成為中心村中心鎮。”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程同順說，“中心村中心鎮是美麗鄉村建設的重點，規劃上也應該進行重點把握。相反，如果沒有合理科學的建設規劃，在那些空心化的村莊建設上過多投入資金，無疑會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 攻克鄉村規劃難題須闖“三關”

編制一份科學合理的美麗鄉村建設規劃，是一個地區城鄉統籌發展的指引，是整合涉農資金高效利用的關鍵，也是完善村莊空間布局的抓手。在無規劃、亂規劃、偽規劃三大問題的困擾下，基層官員及村民建言，解決好美麗鄉村建設規劃問題，要政府組織、群眾參與，過好“規劃主體關”;要全域統籌、生態為先，過好“科學合理關”;要強化效力、整合投資、適當靈活，過好“貫徹落實關”。

規劃主體宜為縣級政府

鄉村建設規劃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規劃誰來主導編制，村民如何參與。基層建言，考慮到鄉村建設涉及的部門多、資金散、項目雜、協調難，要在一定政府層級內理順部門間關系，明晰規劃責任，確定規劃牽頭部門。

甘肅省副省長冉萬祥認為，美麗鄉村建設規劃的制定，應該由縣級政府制訂規劃指導意見，指導各地做規劃。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原司長李兵弟也認為，要明確縣級政府在鄉村建設規劃編制中的責任和作用。

李兵弟表示，市級政府直接做鄉村規劃有其優勢，可以組織專家，從城鄉統籌的范圍科學規劃，但畢竟面對的村莊太多，對實際情況難以詳盡了解，而鄉級政府盡管了解基層，但資源不足，權力有限，也難以做到城鄉統籌。因此“建議把區域鄉村建設的規劃放在縣級政府，進行縣域范圍內的統籌安排。”

甘肅省住建廳副廳長劉永堂表示，規劃編制、修編、審批權必須集中在縣或縣級以上政府，至于規劃的實施管理職能及處罰權各地要積極、盡量地下放鄉鎮。要在體制機制上盡快理順，以適應當前村鎮建設發展形勢的需要。

在規劃編制過程中，要能夠讓村民廣泛參與。“讓農民表達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訴求，進而參與到規劃過程中來，才能保證規劃結果的客觀公正和可實施性。”天津市靜海縣縣委書記冀國強說。

應遵循生態為先原則

在確定規劃主體后，如何編制出符合基層發展實際的鄉村建設規劃成為下一個問題。基層民眾建議，要按照“全域統籌，發揮體系規劃的指導作用”、“生態優先，創造可持續發展的農村社區”的原則，進行鄉村建設規劃編制。

村莊建設規劃編制過程中首先要注重規劃的系統性，進行全域規劃。冀國強表示，美麗鄉村建設規劃不是單純講怎么蓋房子，而是以城鄉發展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為指導，以生活宜居、環境優美和設施配套為重點，制定鄉村建設的整體規劃。

在西部地區，全域規劃也逐漸深入人心。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的美麗鄉村規劃不是孤立地做村莊規劃，而是以市、區編制的城鄉發展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為指導，以生活宜居、環境優美和設施配套為重點，制定全區美麗鄉村建設的整體規劃。

甘肅省白銀區委農工辦主任張蘭浩表示，當地在有了整體規劃后，再細化區域內生產、生活、服務各區塊的生態功能定位，明確民居、道路、垃圾污水等項目建設的時序與要求。各區塊功能定位明確后，各鄉鎮、村再按照建設規劃、整治規劃和近期集中建設區修建性詳細規劃三個梯次來編制村莊規劃。

其次，規劃編制還要把生態保護的理念貫穿其中。天津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陳冠益表示，村莊建設規劃要確定生態優先的原則，創造可持續發展的農村社區。

“規劃要考慮農村接近自然的特點，體現生態思想，合理開發利用農村可再生資源，積極推廣新能源利用措施和建筑節能措施。”陳冠益說，“通過各項能源生態轉換技術將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的農作物秸稈、人畜糞便和生活垃圾等轉變為清潔、高效和無公害的燃料、肥料和飼料加以利用，從而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和農村的居住環境，創造出美好、自然的農村生態環境。”

規劃落地須有效力

科學合理的鄉村建設規劃確定之后，要能夠在實際建設過程中貫徹實施，規劃的生命在于落實。基層干部和專家建議，讓紙面上的規劃落到地上，要加強建設規劃的效力和約束力，實現對村莊建設的有效控制，對違反規劃的做法加以禁止。同時，考慮到農村的實際，還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規劃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統一。

首先，鄉村建設規劃確定后，要出臺相應的實施控制措施和行政執法保障，使規劃具有一定的約束力。甘肅省環保廳農村處處長張文榮認為，村莊建設規劃編制完成后要進行科學性評審，之后提交給縣級人大常委會通過，這樣規劃就能固定下來，不會因為領導更換而改變，保證規劃的效力和延續性。

邯鄲市農工委副調研員閆明海建議，每個鄉鎮在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成立一個專門監督的機構，對政府部門和村民規劃執行的情況進行監督，保證規劃能夠落實。

其次，要用規劃引領涉農資金集中整合使用，發揮規劃的導向作用。“項目和資金只能通過規劃去整合，這是美麗鄉村建設規劃中的重要內容。”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委書記李蘭宏表示。“以這些規劃來統籌整合現有的各類資源，如財政獎補、土地整理、環境連片治理、危房改造等多個部門的支農項目資金，集中用于美麗鄉村建設，使規劃早日落實。”

另外，還要保持規劃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統一。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程同順說，村莊規模很小，社會結構簡單，發展具有不確定性，過于具體的藍圖和目標無法保證實現，反而降低了規劃的嚴肅性。因此，在保持規劃原則和大方向穩定的前提下，及時根據村民要求進行調整。

第二篇：時政熱點：中國自來水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困局

近年來，隨著水污染、發黃、有異味、毒器材等自來水公共事件的發生，自來水安全成為人們切身的關注。記者調研發現，除了水源地水質下降、自來水廠處理工藝落后外，一些用水單位二次供水設施存在設備老化、不能定期清洗的現象，水質合格的自來水在經過這一環節后，被污染的幾率大大增加。

二次供水指“單位或者個人使用儲存、加壓等設備，將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設備供水經儲存、加壓以后再供用戶的形式”。業內人士認為，二次供水存在的風險隱患亟待重視，建議國家出臺統一的二次供水管理規范。

自來水之“臟”觸目驚心

環保部日前發布消息稱，我國有2.5億居民的住宅區靠近重點排污企業和交通干道，2.8億居民使用不安全飲用水。“這一結果觸目驚心，但也是意料之中。”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說，在水源地水質下降、自來水廠處理工藝和管網設施老化等約束下，盡管自來水廠出廠水質達到國家標準，但是并不代表是健康的水。

記者采訪了北京、天津、廣州、石家莊、南京、武漢、呼和浩特等城市的水務界相關專家，他們均表示，水源污染之“臟”，是自來水水質安全最大的問題。如果源頭污染，就會導致后續環節負重難行。

記者在京津水源地看到，由于上游和沿岸保護紅線范圍內并未做到有效保護，導致一些水源地庫區周邊垃圾遍地、礦山私采亂開，庫區水面開發旅游、網箱養魚，水質遭到嚴重染，使得作為飲用水的水源標準不斷放寬。

“僅靠一、二類水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飲水需求，三類水也開始作為自來水水源。”北京保健協會健康飲用水專業委員會主任趙飛虹說，水源水質本身就“臟”，再加工也出不來健康的水。水利部近日公布，目前我國水庫水源地水質有11%不達標，湖泊水源地水質較差，只有約30%達標，主要是富營養問題，地下水水源地水質達標率約為40%。

目前，我國城市自來水加工普遍采取加氯消毒處理，但氯氣消毒的副產品會形成一些對人體有害的聚合物，因此工藝之“臟”令人擔憂。在天津市中法芥園水務有限公司自來水廠車間，記者不僅看到了從濁水處理到清水的過程，還聞到一股刺鼻的氯氣味兒。該廠負責人說，遇到水質情況不好的時候，還要加更多的消毒劑。

水龍頭鉛超標之“臟”也成隱患。近日，溫州市家庭作坊生產的“毒水龍頭”被曝光，經檢測其鋅含量超出國家標準10倍，鉛含量超出國家標準81倍。傅濤說：“這樣的‘毒水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龍頭’放出的不是水，而是毒！”

而記者調研發現，二次供水之“臟”更成為影響自來水水質的又一重大隱患。

二次供水設備衛生狀況堪憂

為保證高層建筑供水，二次加壓有個蓄水池，自來水在此停蓄，疾控部門的檢測不包含這個環節，一些二次供水設施的衛生條件不堪入目，極易導致飲用者感染疾病。

自來水涉及千家萬戶，記者在河北、湖北調研了解到，各地供水企業嚴把自來水出廠關，同時出廠水中加放適量氯氣，以達到在市政管網中仍然有一定殺菌消毒的作用。但是，從居民家中水龍頭流出的自來水水質是否達標呢？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自來水從出廠到居民家中，二次供水成“最后一公里”污染治理盲區。

《城市供水水質管理規定》（1999年2月3日建設部令第67號發布，2004年7月23日根據《建設部關于修改<城市供水水質管理規定>的決定》修正）將二次供水定義為“單位或者個人使用儲存、加壓等設備，將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設備供水經儲存、加壓以后再供用戶的形式”。

河北衡水市自來水公司總經理鄭建恒說，市內自來水管網的水壓一般只能輸送到三、四樓，五層以上的小區需要二次加壓。為保證高層建筑供水，二次加壓有個蓄水池，自來水在此停蓄，疾控部門的檢測不包含這個環節，這是導致自來水污染的一個隱患。樓房住戶多，水箱的水循環快，住戶少，自來水停蓄時間越長，污染越嚴重。

曾對二次供水設施進行調研的武漢市水務集團總工程師邱文心說，一些二次供水設施的衛生條件不堪入目。一般來說，二次供水設施歸小區物業管理，部分小區能定期清理水箱，有一些小區的二次供水儲水箱常年無人清洗。有的二次供水設施在單獨房間，無專人看管，出入方便，由小區老頭老太太臨時負責，存在重大安全隱患。

業內人士介紹，二次供水的水箱容易變成微生物滋生的溫床，產生淤泥、青苔、雜草甚至紅蟲，導致飲用者感染疾病。沒有嚴密的監管，如果有人惡意投毒，后果不堪設想。

記者在個別老舊小區看到，小區內二次供水水箱處于無人看管狀態，常年未清洗、消毒或未蓋加鎖。水箱內都是淤泥雜質，蟲蟻尸體漂浮于水面，鐵銹和脫落漆皮四處散落，甚至還有死耗子等。

記者詢問多位小區物業公司、供水企業負責人，他們表示，二次供水確實存在污染風險，但是污染程度有多重，目前還沒有權威部門的統計。

二次供水設施管理不力

隨著我國城鎮化不斷推進、高層住宅不斷增多，二次供水導致的污染問題日益突出。記者調查發現，二次供水設施產權管理分散、建設標準不統一、設備缺乏定期維護等，是造成二次供水污染的重要原因。

據了解，武漢市水務部門每年有60%至70%的投訴因二次供水水質問題。記者梳理發現，造成二次供水污染的原因有三：

一是二次供水設施的產權歸業主，管理分散。我國《物權法》界定二次供水設施的產權為全體業主共有，業主應承擔其維護的職責，但目前國家沒有出臺與二次供水相關的管理辦法。石家莊市供水公司總經理劉建波說，自來水供應單位既不擁有這些二次供水設施的產權，也沒有得到授權去管理這些設備，供水企業保證水在進入小區時合格，而進入居民家前的“最后一公里”，一般由開發商、物業或房產所有者來負責。

隨著國有企業改制、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推進，大批由企事業單位管理的老舊居民小區無人管理或業主自發管理，而業主普遍缺乏管理意識和能力，不愿承擔二次供水設施運行維護費用，隨意廢除設施、改變設施用途等行為時有發生，造成二次供水設施無法正常發揮功能。

二是二次供水設施建設標準不統一。分散的二次供水設施由開發商建設、物業公司管理，開發商在建設二次供水設施過程中，存在建設標準不統一，所用材料良莠不齊。這些設施由小區物業負責維護清洗，至于能否保證二次供水水質，在于物業能否盡職盡責，保障二次供水水質成為物業能否“憑良心”做的事。

三是供水企業有心無力承擔設備的維護。邱文心說，居民的物權意識不強，遇到二次供水影響水質會找政府、找供水企業，政府出于維護社會穩定的考慮，讓企業被動地承擔了這類服務。現有水價內不含二次供水設施的改造和維護，在沒有政策、資金的支持下，由供水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成本過大。

武漢市二次供水的泵房有2000多個，為防止自來水污染“最后一公里”現象，武漢水務集團本打算全部接管，但是接管過程中發現這項工作消耗人力、物力、財力太大，接管了170多個，不得不停下來。

相應供水法律規章缺失

記者調研了解到，對于二次供水的安全隱患，個別地區探索制定地方二次供水條例。業內人士認為，國家應加大力度制定相應的法律規章，真正使二次供水有法可依。

近年來城鎮化速度加快，市區內二次供水設施逐年增長，一些水污染事件被媒體曝光后，市民日益關注自身飲水安全，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于自來水水質問題，一些地區出現市民堵路、堵政府等群體性事件。

對于二次供水的安全隱患，專家建議，相關部門應該加快制定相應的法律規章，為二次供水管理提供法律依據。邱文心建議，進一步明確二次供水設施建設、改造、管理的責任主體和資金渠道。新建樓房的二次供水設施建設采用建管合一模式，即設計、施工和后期運營維護由水務集團負責，建設資金列入房屋的建設成本。

老舊小區的二次供水設施改造，由政府組織，水務集團實施，改造后由水務集團統一管理，改造資金政府由承擔。對于水務集團接管的二次供水設施，通過收取二次供水服務費來進行日常的運營業管理，做到“統一設計、統一建設、統一管理、統一維護、統一收費”。

專家建議，在用水管理條例中明確，二次供水設施管理主體應當加強二次供水的日常管理，建立水質管理制度和檢測檔案；定期進行水質常規檢測，每季度不得少于一次；定期對各類儲水設施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

專家：亟待建立安全健康水標準體系

民以食為天，食以水為重。對于生活在現代城市中的人來說，時時刻刻都離不開自來水。自來水的出廠水質雖然達標，但是送到用戶面前的水卻并不一定是安全健康的。除了二次供水環節出現的污染之外，相關健康水標準的缺失也是困擾飲用水行業的一大難題。專家認為，現行檢驗項目合格率評價方法存在諸多缺陷，安全健康水并不是單靠《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說了算，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好水”健康標準。

達標水并非安全健康水

我國新的《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于2012年7月1日起強制實施，其中包括了106項水質指標。專家表示，絕大多數城市的自來水出廠水質都是達標的，但是送到每家每戶卻不一定是安全健康的飲用水。

北京公眾健康飲用水研究所所長李復興和趙飛虹夫婦，是多年研究飲用水健康的專家，他們已有20余年不喝自來水。記者近日來到李復興夫婦家中，看到他家里擺放著終端大型凈水設備和小型凈水機，還有多種品牌的天然礦泉水。趙飛虹說：“家里淘米、洗菜、煮飯就用大桶裝的礦泉水，喝水就飲天然礦泉水。”

“自來水加氯消毒被視為上世紀最偉大的公共衛生技術進步，目前全世界基本采取這一技術。”李復興說，國外水源地水質比我們好，加一些氯消毒就可以使水干凈，而我們要加很多消毒劑。加了氯氣消毒，就形成了一些對人體有害的聚合物。

李復興說，由于經濟承受能力所限，目前大部分的水廠都是使用百年前加氯處理工藝，但是水已經是百年以后的水。加之管道幾十年都不換，更不好開膛破肚沖刷，只有加越來越多的消毒劑。

按照目前的自來水處理水平，有30%左右的小分子有機物是處理不掉的，個別重金屬更無法處理。當前，我國自來水已知的消毒副產物有300余種，其中有幾十種可能致癌、致畸形、致突變，降低人體免疫力和生育能力。

李復興夫婦這些年走遍了我國的長壽村，他們說這些長壽村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人們都不喝自來水，而是飲用山泉水。而這種水才算是靠譜的健康水。

安全健康水由誰說了算

一方面各地自來水廠稱出廠水是達標的，另一方面研究水健康的專家卻不喝自來水。那么，安全健康水究竟誰說了算？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說，新國標里的部分指標堪比歐盟標準，但仍有一些對人體有害的聚合物檢測不到。更何況有的地方還達不到新國標要求的106項檢測。因此，安全健康水并不是單靠《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就能說了算。

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說，現行的供水行業安全評價標準無法全面體現新國標預算106項水質指標情況。目前存在著一些非常規指標超標卻大部分未檢出、超標指標較少等。現行檢驗項目合格率評價方法存在諸多缺陷，比如，未能解決水質安全的評價問題，未能反映產品質量的總體特性，未能與國家標準有效對接等。

北京市水務局供水處處長胡波說，目前的監測基本覆蓋了所知道的對人體有害的化學物質。但是考慮到成本、檢測能力，不是所有的有害物質都包含在檢測范圍內。他建議增加一些有機物的化學物質檢測。

李復興說，“好水”（安全健康水）標準的缺失一直以來都是困擾飲用水行業的一大難題。據了解，李復興此前找到多個主管部門游說出臺“好水”的健康標準，但是都被“推”回來，他表示今年自己以研究所的名義出臺。

此外，研究水健康的專家還呼吁，引導公眾不喝純凈水，厘清市場上各種飲用水的區別。市場上，純凈水、礦泉水、礦物質水等名目繁雜，價格從不到1元至幾十元不等。首鋼京唐

公司能源與環境部部長吳禮云說，曹妃甸海水淡化后出來的水裝上瓶子就是“娃哈哈”純凈水。純凈水不含任何礦物質，長期飲用對身體健康不利。

第三篇：公務員面試時政熱點：美麗中國,從健康呼吸開始

公務員面試時政熱點：美麗中國，從健康呼吸開始連日來，我國中東部地區厚重的霧霾久久揮之不去。大霧中，一條深褐色的巨大污染帶斜穿1/3的國土，從北京、天津到石家莊，從鄭州、南通到貴陽，空氣污染指數紛紛“爆表”，74個重點監測城市近半數嚴重污染，北京城區PM2.5值一度逼近1000。

延綿不散的霧霾遮蔽了視線，卻讓我們格外清晰地看到環境污染治理的緊迫感，格外真切地認識到十八大提出的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必要性。

面對頭頂昏暗的天空，越來越多人在思考：如何走出這令人窒息的污染圍城？實時發布空氣質量數據，提醒居民減少戶外活動，督促施工單位控制揚塵，強制機關單位停駛部分公務用車??北京等地啟動空氣重污染日應急方案，力爭將污染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然而這些事后的末端處置，難以替代系統、科學、高效、有力的源頭治理。

近些年來，我們在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方面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十一五”期間，國家大力推進節能減排，二氧化硫等空氣污染物排放明顯下降。但是這一成績遠不足以令人樂觀。連日來濃霧重鎖的城市污染再次警醒我們：隨著經濟發展的快速向前，工業化、城鎮化還將持續，能源消耗不斷增加，空氣污染防治依然面臨巨大挑戰。

“牽著你的手，卻看不見你”不是美麗中國，“厚德載霧，自強不吸”不是全面小康。經濟發展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城市管理再也不能以“空氣不好是小事”心態來應對突發情況，居民生活再也不能只圖自己方便、不管環境負擔。只有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我們才可能擁有天藍、地綠、水凈、風清的美好家園。“同呼吸，共責任”，這責任是政府的責任，是企業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

美麗中國，從健康呼吸開始。

第四篇：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當公務員“性格”有多重要？

國家公務員考試時政熱點：當公務員“性格”有多重要？去年9月，劉金星報考了福建省省委辦公廳一科員職位，在筆試、面試取得第一名。正當辭掉工作的劉金星準備入職時，卻被電話告知因性格原因不予錄用。

好不容易考了個公考狀元，卻因為“性格不合適”斷了入仕夢，這事放在誰身上都讓人心堵。

當公務員性格重不重要？這事其實不能一概而論。應當說，大部分公務員崗位，主要講的是能力和素質，性格不應是履職障礙。但是，也不排除有些特殊的崗位，對從業者的性格有特殊要求，例如負責招商工作，或和媒體打交道的崗位，要求從業者性格更外向等。說劉金星“性格不合適”，為何面試中一點沒發現，反倒給人家打了最高分？面試看不出，又沒有試用，如何證明此人性格不合適？如果說是在后來的考察程序中發現其性格問題，但也不能一句話就將人打發了，至少應給當事人一個說明：有關崗位的具體要求是什么，在考察中發現當事人什么問題。若做不到這一點，怎能讓當事人口服心服，讓公眾相信公務員招錄的公正？

遺憾的是，整個事件中，福建相關部門對拒錄劉金星的原因諱莫如深，先是不給正面答復，第二次則說劉金星“作風有問題”，第三次又改口稱是“性格問題”。記者采訪福建省辦公廳干部處，一名工作人員堅持稱，由于具體崗位涉密，并不能向當事人公開不予錄取的原因。

好一個“崗位涉密”！一個公務員崗位需要什么樣的人，這難道也是個機密？只是把崗位要求說出來，不涉及具體工作內容，又會給政府工作和國家利益帶來什么危害？據悉，為劉金星一事，福建有關部門8次開會研究，這樣的“研究”為何可以關起門來，不給當事人一次當面聲辯的機會？

公務員招考，法律并不禁止招考單位就身體狀況、性格特征等方面設置有區別的資格條件，但這絕不意味著招考單位可隨意而為。一個崗位有什么樣的要求，之前就應該公布細化的職位說明書；拒錄某人引起非議，招考應承擔舉證責任，公開說明理由。如此，才能避免爭議，消除歧視，防止暗箱操作。

第五篇：時政熱點：農村學校多空殼 城里教室擠爆棚

編者按：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城鄉人口比例在不斷變化。按照《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到2020年，全國常住人口、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分別達到60%和45%。隨著城鄉人口的空間重組，農村教育的空間形態、體制形態和結構形態也將出現重構。

促進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不能在放棄農村教育的前提下實現。在新型城鎮化發展背景下，農村教育發展是當下必須面對的時代命題，必須以系統性思維去定位農村教育，以前瞻性的眼光去規劃農村教育，以統籌協調的策略去發展農村教育。

兩個同樣12歲的孩子，一個告訴記者，自己的同學越來越多，班里已經有80人了;而另一個卻說，班里的同學越來越少，只剩下十八九個了。

前一個孩子家在城里，后一個孩子家在農村。

這樣的現象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城鎮化的大趨勢中，越來越多農村家庭的孩子進城讀書，對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影響都是全方位的。

設施完善無師生，農村學校多空殼

一些許多設施完善、建造標準頗高的農村學校，昔日有幾百人、上千人。如今，有的僅剩下幾十人甚至完全荒廢，少數捐建的希望小學甚至變成了祠堂或者垃圾回收站。

希望小學變垃圾站

新華社2013年報道稱，貴州省凱里市龍場鎮一所35萬元建成的希望小學,投入使用了僅一年半時間就被棄用,漸成垃圾站。

記者在凱里市龍場鎮采訪時看到,這所希望小學建在老山村一個斜坡上,該地被村民稱為“岔河”,周圍大山陡峭。老山希望小學有兩層教學樓共8間教室,教學樓內外均堆滿了廢呼倫貝爾人事考試信息網：http://hlbe.offcn.com/

品和垃圾。記者注意到,教學樓的瓷磚、門窗基本都是新的。當地村民說,這所希望小學已棄用很久了,目前是一個外地人在這里回收加工廢品。

根據學校的紀念碑文,老山希望小學由省外一家慈善基金會捐款20萬元,凱里市政府配套15萬元修建,占地3.5畝,建筑面積460平方米,2009年3月投入使用。“希望小學的建成可解決老山村、漁洞村等5個村200余名適齡兒童上學。”碑文寫道。而村民告訴記者,希望小學學生最多時僅30余人,到2010年9月,只剩11人。為何計劃和實際學生人數如此懸殊?

凱里市教育局黨組書記龍運國說,該希望小學前身是龍場鎮老山村教學點。2008年,因地質災害和雪凝災害,教學點成為危房。正好龍場鎮政府此前有計劃,將原老山村整體移民搬遷。為方便搬遷后的村民,也因為“岔河”已算是多山的貴州一片相對開闊的土地,于是當地將希望小學定在此處。但后來整村搬遷難度大,多數村民未按原計劃搬遷過來。而新建的希望小學離村寨較遠,山路危險陡峭,致使學生人數一直很少,“確實浪費了教育資源。”龍運國說。此后,又有一些學生隨父母轉到鎮上讀書。2010年,貴州凱里至余慶高速公路規劃又需通過此處,征用了學校占地,僅剩下的11名學生也全部轉入龍場鎮寄宿小學就讀。

從建成使用到廢棄,投入35萬元的希望小學僅使用了一年半時間。

據統計,貴州是依托“希望工程”援建小學數量較多的省份之一。貴州省青基會秘書長陳保國表示,“此事仍值得青基會及各地政府反思,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和方法,加強彼此的溝通銜接,不辜負廣大捐建人的愛心。”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一些地方過去援建的希望小學被空置或挪作他用的情況呈增多趨勢。普通的農村學校也出現相似情況。

農村只見學校不見師生

山西省臨縣是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農村學生流失嚴重，多數農村學校幾成空殼，留下一所所空落落的校園和一幢幢裝修精美的教學樓，在小山村顯得格外扎眼。

王家坪村地處臨縣西部，因“大學生多”成為全鄉最有名的“文化村”。記者在走訪時發現，該村有兩所小學校，共計23間教學用房，而學生全部流失，空殼學校成為全村最高檔的建筑。

路邊端著碗吃飯的一位村民指著空落落的校園告訴記者，西邊的窯洞曾經也屬學校，后來因為用不著了，便賣給了村民，留下三間窯洞并另修了兩間平房，筑起圍墻就形成了獨立的校園。

同樣，在周邊的新化村、喬家坪村，都是窯洞、平房以及圍墻得“標準組合”的校園，同樣沒有師生。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來，王家坪村又多了一所新修的學校，窯洞加平房共18間。記者在新學校看到，校園東側二層樓的教室不見任何教學設施，堆放了一堆堆雜物，教室內墻上的水泥黑板向人們昭示這是學校的教室。在另一間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筆歪歪歪扭扭地寫著“王家坪村是臥虎藏龍”幾個大字。

一位村民告訴記者，新學校修好后，還配上了桌椅、電視、光盤等教學器材，全村十多個學生搬進新校園，“上面來人攝了像”。可好景不長，半年后，學校即“倒閉”，教學器材現在都不知去向。

多位村民告訴記者，這樣高檔的學校閑置實在可惜。有家長反映，學校關門后，村里的孩子們有的去了鄉鎮、縣城上學，有的干脆棄學務農、打工。外出求學的，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做飯陪讀，“農田沒人種了，家庭負擔更重了”，同時也滋生不少問題。

一位教育工作者告訴記者：“以前是一村一校，現在是一鄉一校”。記者在臨縣走訪了數十個鄉村，大都只見學校不見師生。知情人士稱，閑置的這些外觀“高大上”的校舍在臨縣的西部鄉鎮并不多，實際多集中于離縣城較近的鄉鎮。

教育“小移民”猛增 城市學校不堪重負

在農村學校就讀的學生越來越少，而大量涌入城市的教育“小移民”卻讓城里學校越來越不堪重負。

據教育部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截至2013年底，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民工隨遷子女達1277萬人，占到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9.3%，其中超八成孩子進入輸入地公辦學校就讀。

縣城小學越來越“胖”

在河北省順平縣，為了讓孩子進縣城讀書，順平縣的農村家長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位于縣城東部的順平縣實驗學校小學部是該縣辦學條件和教學設施最好的小學，家長們習慣稱之為實驗小學。它和位于縣城西部的逸夫小學，成為鄉下進城小學生的主要就讀地。

順平縣沒有寄宿制小學，為了讓孩子能到縣城讀書，家長們采取了各種辦法。有的在縣城買了房子，有的租房子，有的借住在親戚家，還有的把孩子托付給“小飯桌”。

“現在供一個小學生的花費，趕上供一個大學生了!”神北村劉大姐的女兒在省會一所大學就讀，每年學費4700元;兒子在縣城讀小學，每月要交給“小飯桌”450元。

而高大姐為了孩子上學，則花12萬元在縣城買了套房子。她慶幸自己早在2008年孩子剛上幼兒園時就舉債買了房，不然現在買一套同樣大小的房子得花近30萬元。

“下學期，我們小區這些‘小飯桌’商量著每月要漲50元。”一位經營者告訴記者，因為小區物業收取的費用高，普通家庭每噸水只花2.5元，“小飯桌”要交5元，所以只能漲價。這家“小飯桌”聘請了3個工作人員，一個接送孩子，一個輔導作業，還有一個專門做飯。

記者了解到，圍繞進城小學生當地已形成一條產業鏈：有負責學生吃住的，有專門開車接送的，還有人將農村來的孩子聚在一起收費補課的，而據家長指認，這些經營者中不乏教育系統人士，甚至個別學校的領導。

2013年秋季開學，逸夫小學一棟新的三層教學樓投入使用了。但這樣仍舊容納不下該校所有的學生，一二年級的學生仍要安排到原來的校區上課。

一位該校的老師回憶，學校最初只是一所村辦小學，七八個老師，200多名學生;而今，教師達到100人，學生已經達到了1000多人。另一位老師介紹，自己所帶的班級，一年級時有70人，二年級時增加到80多人，無奈之下便在三年級的時候進行了分班，剩下60多人，結果寒暑假又轉來了一些學生，又增加到了80多人??

同樣的情況也在實驗小學出現。一位熟悉情況的人士介紹：“2009年全校才有31個教學班，現在光一年級就有8個班，而每個班都有七八十名學生!”

因為學生太多，逸夫小學的課間操有點見縫插針的感覺。操場只能容下五六年級的學生，四年級的學生放到兩棟教學樓之間，而三年級的學生則安排在南側教學樓和校門之間的空地上。

而在實驗小學，一位三年級的孩子告訴記者，課間只允許上廁所，然后必須在教室里待著，不能到教室外玩耍，有班長專門看著。因為老師害怕孩子們跑起來發生沖撞，引發事故。“學生的作業太多，中午也留，還要家長簽名。”一位家長認為，這也許是因為老師管不過來，讓家長幫著管。

大城市流動兒童上學難

2013年5月，全國婦聯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到3581萬(流動兒童指隨務工父母到戶籍地以外生活學習半年以上的兒童)，流動兒童在個別省份也非常集中，北京每10個兒童中就有3個是流動兒童。

近年，北京、廣州、上海等流動兒童集中的省市也制定了一些向流動兒童傾斜的教育政策，只要辦齊相關證件、通過申請流程，流動兒童也可以在當地就學。

辦齊“五證”就可以上學，但是辦“五證”對于農民工來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們當中大多工作不固定、居住地點不固定，“五證”中的“務工就業證明”對他們來說就是個大難題。另外，辦齊“五證”也不能上學的農民工子弟大有人在。

2012年春天，從河南來的農民工周小獻的兒子剛滿6周歲，為辦齊能讓兒子在北京上學的證件，周小獻的丈夫坐火車往返老家兩次，托親戚、求朋友，好不容易辦成，卻因為學校簡單的一句“名額滿了”被拒之門外。周小獻認為學校的理由讓人無法信服：“我們來回跑，耽誤工夫、少賺錢，我們也都認了，但最后耽誤了小孩上學，這可是大事啊。”孩子上學不能再拖，周小獻只得讓兒子進了附近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明園學校，就讀一年級，“我們還是想讓他轉到公辦學校去，先在這邊上邊想辦法吧。”

據北京“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的王春華透露，很多農民工家長反映，公辦學校根本進不去，而所謂的“辦齊五證便可就學”也不是那么簡單，有的學校交借讀費也是明面上的事。對此，北京市教委相關負責人回應說，北京市在義務教育階段不存在“借讀費”。

今年春季開學第一天，明園小學的家長在送孩子上學的路上都收到了舊宮鎮教委辦發出的“致明園學校學生家長的一封信”，信中告知學生家長明園學校即將拆遷，請家長早做準備。一時間，家長、小孩紛紛亂了陣腳：學校拆了，我們去哪?

就讀明園小學四年級的王京鑫說：“媽媽說學校拆了我們就回家了。我也想回家看看，我從來都沒回過老家。但是我不想回家讀書，家里的老師說話我都聽不懂，上的課也不一樣。”談起學校要拆，王京鑫的同學們都“炸開了鍋”：“大家都不想回去，但是爸爸媽媽說沒辦法，他們工作的市場也要被拆了，只能回家去了。”

但是，農民工子弟想返回戶籍所在地上學也沒有那么容易。

自2013年9月起，首部全國性《中小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正式實施，我國開始建立全國統一的學籍信息管理制度，實行全國學生“一人一號”。

明園學校作為北京市已經通過審批的打工子弟學校，其學生在轉出、轉入時卻遇到了問題。明園學校校長張哥真告訴記者：“我們學校早在去年就已經錄入學籍了，可是在轉出的時候才發現不被外地接收，我們這才得知我們的學生編碼沒有全國聯網。”全國統一編碼并與身份證號碼關聯，終身使用，這就意味著沒有統一編碼的農民工子弟在上學時成了“黑戶”。

對于農民工子女的學籍問題，王春華也深感擔憂，“那些獲得審批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信息錄入了當地的教育機構系統，卻沒有正式聯網，目前他們也沒有享受到與公立學校學生同等待遇，比如統一學籍學生可以享受的公交優惠等。”

只有不到10%的農村孩子在城里就學，就已經讓城市不堪重負、難以接納了。隨著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今后還會有大量隨遷子女進城，我們的城市，該怎么辦?(半月談網綜合新華社、中國教育報、河北日報、新京報等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