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司法區劃調整問題研究

我國司法區劃調整問題研究

摘 要：司法區劃調整是指對司法層級、司法單位和司法區域等司法區劃要素的調整，其主要目的是通過實現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分離，確保司法權能得到獨立公正地行使。跨越行政區劃設置法院作為一種典型的司法區劃調整方式，因具有改革上的可行性、前瞻性，以及綱舉目張的功效，故而是“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首選方案。

關鍵詞：行政區劃 司法區劃 司法區劃調整 司法改革

中圖分類號：DF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4）03-0121-10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在司法管理體制改革問題上，提出要“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①而這其實就是指基于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高度重疊的現實，通過相關司法區劃調整措施，構建一種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保持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以期司法權得到獨立公正地行使。可關鍵的問題是，司法區劃是什么？司法區劃調整又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司法區劃調整到底又有多大的可行性？很顯然，解決這些基礎理論問題對于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有著極為重要的價值。另外，基于保證研究深入度的考慮，本文將只以法院為對象來探討司法區劃調整問題。

一、司法區劃的概念和要素

所謂司法區劃其實就是指國家為了發揮司法權力的效能，根據法律規定，將一國全部領土劃分成若干層級和大小不等的司法權力管轄地域，并分別設置相應司法機構的過程和現象。

由于筆者采用最狹義的司法觀點，即司法專指審判，因此，本文所言的司法區劃也就僅針對法院而言。總體而言，司法區劃的要素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司法層級，即法院設置的縱向等級結構。對于審判權力而言，除非某個國家或地區的領土面積極小，否則，該國或地區必須要設置多個法院行使審判權力，而且這些法院往往還必須要有層級之分，否則，訴訟程序中的審級制度就無法落實。當然，司法層級和審判層級并不具有同一性和對應性。例如，在我國，除了最高人民法院外，地方普通人民法院共設有高級、中級和基層等三級人民法院，但審級制度卻是二審終審制。另外，司法層級在司法區劃制度中的具體表現其實就是法院的級別。例如，根據實踐中法院設置的實際情況來看，目前我國的司法層級共有四級，具體情況可參見表1。

第二，司法單位，即行使司法權力的司法機構。司法單位是國家或地區在各個司法層級上設置的若干個行使司法權力的審判機構――法院。如果用一個框架結構來展示完成司法區域劃分行為之結果的話，司法單位就是此框架得以建立的最基本構成元素。也就是說，只有有了司法單位，司法區劃才有產生的可能，司法區域也才有存在的可能，③否則，司法權力如何得以行使？另外，就司法單位在司法區劃制度中所涉及的內容來看，其主要包括法院的類型、名稱和駐地類型等內容。首先，就法院的類型來看，根據《憲法》第124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2條規定，我國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除了設有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外，還設有軍事法院和海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其中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系對地方各級人大負責，而專門人民法院除了向相應人大負責外，還要接受相關行業部門的實質性領導。其次，就法院的名稱來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一般按照“本級行政區劃名稱+法院級別+人民法院”的方式來命名，例如，高級人民法院的名稱為“××省（市、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④中級人民法院的名稱為“××市（地區、旗、自治旗、盟）中級人民法院”、⑤基層人民法院的名稱為“××縣（市、自治縣、旗、林區）人民法院”和“××市××區人民法院”；⑥專門人民法院則一般按照“法院駐地行政區劃名稱中的專名+專門類型+（中級）+法院”的方式來命名，即其既不含有行政區劃名稱中的通名，亦一般不含有“人民”二字，具體如“大連海事法院”、“沈陽鐵路運輸中級法院”、“黑龍江省農墾中級法院”和“黑龍江省林區中級人民法院”等中級法院，以及“沈陽鐵路運輸法院”、“北安農墾法院”、”和“東方紅林區基層法院”等基層法院。⑦最后，就法院的駐地來看，其一般都和本級政府位于同一城市或縣城內，且位于不同司法層級的法院也往往不位于同一地。不過，也有例外情況，例如，河南省濟源中級人民法院和濟源市人民法院就都位于濟源市境內，北京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和北京鐵路運輸法院也都位于北京市海淀區境內。

第三，司法區域，即司法單位的權力管轄地域。司法區域，亦稱司法轄區或法院管轄區域，是指各個法院之審判權力所管轄的具有明確方位和界線的地域。例如，清末《司法區域分化暫行章程》第2條第1項就曾規定，“京師高等審判廳以順天府轄境為其管轄區域”。⑧趙興洪也認為，司法區域是指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力的場域。⑨根據前述我國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對應情況來看，我國地方法院所管轄的司法區域與相應地方政府所管轄的行政區域一般都是重疊的，不過，也并不排除個別法院存在司法區域跨行政區劃的情況。例如，位于河北省涉縣境內的天津鐵廠就屬于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管轄區域。⑩另外，就司法區域在司法區劃制度中所涉及的內容來看，其主要包括區域名稱、區域方位、區域面積、區域形狀和區域界線等內容。

二、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重疊與分離

（一）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重疊的對象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人大同時產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分院、阿勒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和塔城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另外，吉林省的吉林市、白山市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特殊情況在于，其人大既能產生一個中級人民法院，亦能產生該中級人民法院分院，不過，由于這三個中級人民法院分院均是林區基層法院的上訴法院，因此其在性質上應屬于專門人民法院。對于法院來說，所謂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重疊，其實是就地方各級普通人民法院（下文簡稱地方法院）而言的，理由如下：首先，從國家層面看，基于保證國家主權完整的需要，司法區劃和行政區劃無疑必須重疊或對應；其次，軍事、海事、鐵路、農墾和林區（神農架林區除外）等專門人民法院是不按照行政區劃設置的，至于已由油田法院轉變而成的“遼河中級人民法院”和“遼河人民法院”，以及“甘肅礦區人民法院”在本文中仍被認為是專門人民法院；再次，由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不屬于我國的行政區劃單位，其只是依據國家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有關法律、法規，自行管理行政和司法事務的特殊社會組織，因此，它的司法區劃亦不是按行政區劃來設置的。需要注意的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內的法院與地方普通人民法院之間仍存有審判業務上的聯系。例如，由于石河子市是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部分區域為基礎新建的自治區直轄縣級行政區劃單位，因此，石河子市人民法院的上訴法院仍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中級人民法院。

（二）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高度重疊

現在的問題是，司法區劃果真與行政區劃高度重疊嗎？

先從橫向來看：其一，各省級行政區劃單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除外）均只設有一個高級人民法院。其二，除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吉林省的吉林市、白山市和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以外，各地（市、地區、自治州、盟）級行政區劃單位均只設有一個中級人民法院，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中級人民法院都必然會對應存在一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例如，湖北省的“漢江中級人民法院”和河南省的“濟源中級人民法院”就都沒有對應的行政區劃單位。其三，各縣（市、區、自治縣、旗、自治旗、特區――六枝特區、林區――神農架林區）級行政區劃單位也均只設有一個基層人民法院，同時，這也并不意味著基層人民法院也都必然對應存在一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例如，廣東省的“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和“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海南省的“三亞市城郊人民法院”、開發區（并非行政區劃單位）人民法院，以及大興安嶺地區的加格達奇區人民法院、呼中區人民法院、新林區人民法院和松嶺區人民法院等基層人民法院，也都不存在對應的行政區劃單位。

再從縱向來看，地方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對應情況主要包括如下三種類型：一是適用于省（海南省除外）和自治區的基本重合型，即除鄉鎮及以下行政區劃層級不設法院以外，各縣級、地級和省級行政區劃單位分別設有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二是適用于直轄市的部分重合型，即除鄉鎮及以下行政區劃層級不設法院以外，各縣級行政區劃單位都設有基層人民法院，同時，幾個區（縣）共設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直轄市設高級人民法院。三是適用于海南省的復雜重合型，即海南省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對應情況同時包括前述的基本重合型和部分重合型兩種類型，具體情況參見表2。

通過前述，尤其是海南省的司法區劃情況可以看出，我國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對應情況呈現出相對多樣化的狀態，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得出中國絕大多數地方法院是與行政區劃一一對應的結論。

除了專門人民法院外，不存在相應行政區劃單位的地方法院屈指可數，具體如：漢江中級人民法院、濟源中級人民法院，以及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和海南省所設的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等共計15個中級法院；三亞市城郊人民法院、大興安嶺地區呼中區人民法院，以及東莞市和中山市所設的第一人民法院等共計10個基層法院；另外，還包括暫時無法統計出具體數據的開發區人民法院（但是，總體數據亦能想象得到，因為設有開發區人民法院的行政區劃單位一般都是地級市）。根據官方統計，截至2012年12月31日，我國大陸地區共有31個省級行政區劃單位、333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2852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由此可見，在我國，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另設的2個中級人民法院外，與行政區劃相互對應的地方法院數量至少也有3218個，那些不與行政區劃相對應的法院數量畢竟只占很少的比例。更何況，總體來看，前述不與行政區劃對應的法院也都系由更高一級地方行政區劃單位的人大所產生，因而其在本質上仍是與行政區劃相對應的。

（三）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重疊的影響

既然當前的司法區劃和行政區劃基本處于一種高度重疊或一一對應的狀態，無疑就意味著在我國大陸地區，占法院總數絕大比例的地方普通法院基本都是按照行政區劃來設置的，也就是說，實踐中，各個地方法院幾乎均由其所處行政區劃單位內（行政區域）的地方人大產生，且其經費也由本行政區劃單位內的地方政府負責。一旦國家（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產生沖突，甚或上級行政區劃單位利益與下級行政區劃單位利益產生沖突，各地方法院自然也就很難保證不會基于保護本行政區劃單位利益之需要而產生司法地方化的問題，進而造成國家法律難以得到統一正確實施，審判權難以得到獨立公正地行使。因為，“對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權”就“等于對其意志有控制權”。對此，也正如蔡定劍等學者所言，司法地方化之所以會必然產生，原因就在于我國的法院系統是與行政區劃對應設置的，司法轄區與行政轄區合一，使法院的人事任免和財政供給分別受同級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控制，并使得其在實質性權力關系上還受地方黨委的控制。

（四）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分離途徑

既然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高度重疊會影響到審判權的獨立公正行使，解決該問題的合理路徑自然是通過相關改革措施使司法區劃脫離于行政區劃，事實上，《決定》也很有可能正是基于此等考慮，才提出要“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從理論上來看，以下三種途徑都能實現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適當分離：其一，調整司法區劃，行政區劃維持原狀不動；其二，調整行政區劃，司法區劃維持原狀不動；其三，同時調整司法區劃和行政區劃。筆者認為，就區劃本身的復雜性和影響度而言，行政區劃顯然要大于司法區劃，因此，理性化的改革措施應是在行政區劃保持相對穩定（并不是一定不變）的基礎上，對司法區劃進行相應的調整。對此，有學者曾指出，“重新劃定司法區域是必要的”。還有學者也認為，最徹底的和最妥當的去除司法地方化方案，就是要通過設置不同于行政區劃的司法區劃，讓法院與行政區劃完全脫鉤，并重新構造單一的或復合的司法體系。另有學者認為，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形成的背景下，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完全可以在管轄地域范圍上，打破與地方行政區劃的對應關系，并設立相應的獨立司法管轄區。

三、司法區劃調整與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

（一）司法區劃調整的方式

司法區劃調整，亦稱司法區劃變更，其實是指司法區劃要素的調整，因為司法區劃本身只是一種過程或現象，故而并不存在調整的問題，其只會隨著司法區劃要素的調整而發生相應變化。結合司法區劃要素的內容，司法區劃調整的方式主要分為如下三大類：一是司法層級的調整，即審級的增加或縮小，反映到法院設置上來看，就是指新設或撤銷某一層級的法院；二是司法單位的調整，主要包括法院領導體制的改變、某個法院的新設或撤銷、法院名稱的變更和法院駐地的遷移等；三是司法區域的調整，主要包括因法院轄區之方位、界線的變化而引起的法院轄區面積的調整，以及法院轄區名稱的調整等。

可問題是，對于《決定》提出的“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之目標而言，我們需要采用何種方式的司法區劃調整措施，以及《決定》本身是否又已經對司法區劃調整的方式作出了具體規定。

對此，筆者認為，我們首先需要對《決定》中的相關表述加以仔細研究。根據官方提供的文本，《決定》是在第九部分“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之“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中對司法管轄體制作出了規定，其完整的文字表述是，“改革司法管理體制，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對此，有人可能會認為，《決定》對“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改革措施已經作出了規定，即只能是“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對此，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有問題的，理由如下：第一，從兩者間的關系來看，“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和“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是相互并列的關系，而非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因為其在實質上都是“改革司法管理體制”的子內容，且都是為了“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和“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第二，從語言習慣上來看，如果說“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話，那么后者中的“探索”二字就沒有必要存在，而應直接表述成“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當然，也許有觀點可能會認為，“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探索性的措施，因為其并不必然能實現“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目標。此種觀點的明顯缺陷是對司法區劃缺乏起碼的了解，因為“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是一種對司法單位所采取的非常明確、具體的司法區劃調整措施，其必然能實現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適當分離，而根本不存在探索或不探索的問題。第三，從涉及的改革內容來看，這兩者也并不具有手段和目的上的關聯性，因為司法管轄主要包括地域管轄和層級管轄等內容，并不包括司法單位的人財物管理制度。由此可見，《決定》為了實現“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和“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之目標，提出了兩種司法區劃調整措施：一種是非常明確和具體的，即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對此，不存在需要探索的問題，而是必須要去實施；另一種則是并不明確和具體的，即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明顯存在探索的問題，因為《規定》本身也不清楚到底有哪些具體的司法區劃調整措施能夠實現“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的目的。總而言之，“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只能是指不包括“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在內的其他司法區劃調整措施。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有關人士也持相同觀點，例如，其針對《決定》中“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之具體表述是：“為了確保跨省案件和涉及省級利益的案件能夠得到公正審理，進一步優化司法資源，人民法院還將總結海事法院的成功經驗，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如設立跨行政區劃的法院；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等專門法院；通過提級管轄、指定管轄，審理部分行政案件、跨行政區劃的民商事案件或環境保護案件。同時加大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法院的監督力度，通過建立巡回審判機制，徹底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

另外，考慮到《決定》只是提出要探索建立一種能使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實現適當分離而非徹底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就要求我們采取的司法區劃調整措施應當要有適度性，而不是對現有的司法區劃進行徹底性的調整或變更。就當前我國大陸地區的實際情況而言，完全增設或減少某一司法層級，都將會耗費或浪費大量的財力，且法院的名稱和駐地其實與司法地方化并無太多實質性關聯。此外，考慮到保持司法區劃之相對穩定性的需要，筆者不贊同對現行司法區劃進行全方位或大幅度的調整，而僅主張不完全按照行政區劃來重新劃分司法區域，即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

（二）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的方案

就學界和實務界所主張的一些司法區劃調整方案來看，其也基本都集中在司法區域的調整上面，其中，又以主張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為典型。例如，有學者主張按照各地經濟、地理和人文等客觀因素，從方便人民訴訟的角度出發，通過重新劃分司法區的方式設置高級法院和中級法院。有學者主張不按現有行政區劃設置法院，而是按照人口及糾紛的數量、交通狀況和通訊狀況等重新劃分司法區劃，重新設置法院，形成跨省、跨市（縣）的司法體系。還有學者主張，可以先在全國設立十個左右的大司法區，每個區設立一個巡回法院，等條件成熟時，再設立中司法區和小司法區。甚至有政協委員曾于2008年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專門提出相關議案，建議“重新設置司法區劃，讓一個基層法院轄幾個縣級行政區域、一個高級法院轄幾個省級行政區劃”。

當然，也有部分觀點主張在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的同時，也應對法院的體系或名稱作相應調整。例如，有學者主張，可以借鑒美國跨州設置聯邦上訴法院的經驗，在我國組建跨行政區劃、有單獨司法轄區的最高法院司法區分院。還有學者也主張，可以把我國先分為東北分區、華北分區、西北分區、華東分區、中南分區、西南分區和華南分區等七大司法區域，并各設一個巡回法院；然后再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不按行政區劃分為若干個司法區域，例如，河南省可分為豫東、豫西、豫南、豫北四大司法區域，并各設一個上訴法院；最后在每個縣（自治縣、區）各設一個初審法院。同時，為了擺脫行政區劃對司法區劃的影響和重塑各級法院之間的獨立性與平等性，各級法院的名稱也可以相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終審法院”、“××分區巡回法院”、“××省（市、自治區）××區上訴法院”和“××省（市、自治區）××縣（自治縣、區）初審法院”。

（三）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的可行性

如前所述，盡管已有不少觀點都認可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分離的必要性，并給出了具體方案，但是，仍有一些觀點對司法區劃調整的可行性、甚至是必要性持反對的態度。其中，就反對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而言，以姚莉教授的解釋最為詳細和典型，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基層法院原則上不宜跨行政區劃設置”，否則將會使得普通公民可能搞不清楚到哪里去訴訟或被迫到較遠的地方去訴訟；其二，既然“基層法院不宜跨行政區劃設置，那么，中級法院也不宜跨行政區劃設置”；其三，“如果中級法院不能夠跨行政區劃設置，那么跨行政區劃設置高級法院便幾乎沒有什么必要”，因為地方行政權對于審判活動的影響其實早在一審過程中就已經產生；其四，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將給刑事訴訟（或許還有行政訴訟）帶來復雜的管轄難題；其五，“從技術上說，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似乎也是不可行的”，否則將會導致現有法院設施出現閑置的問題；其六，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將會與目前我國地方法院向同級人大負責并受其常委會監督的制度相沖突；其七，按行政區劃設置法院不是產生地方保護主義的最根本原因，故而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盡管是保證法院獨立審判和實現司法公正的好方法，但卻不是唯一途徑。筆者認為，這七個方面的理由存有重復現象，因為第二和第三個理由都是建立在第一個理由基礎之上的，且第五和第二個方面的內容又是相同的。因此，姚莉教授關于反對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的理由，其實只有四個方面，即原則上不宜跨行政區劃設置基層法院、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將會給刑事訴訟（或許還有行政訴訟）帶來復雜的管轄難題、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將會與現行人大監督制度相沖突、按行政區劃設置法院不是產生地方保護主義的最根本原因。其中，前兩個原因是基于司法效率的考慮來否定跨行政區設置法院的可行性，第三個原因則是基于違反《憲法》的考慮來否定跨行政區設置法院的可行性，只有最后一個原因是基于地方保護主義的根本原因來否定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的應當性或必要性。由此可見，對這四個理由進行分析的重點也就隨之集中在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是否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是否符合現行憲政體制和是否能為其他實現司法公正途徑所取代等核心內容上面。

第一，針對“基層法院原則上不宜跨行政區劃設置”的觀點，首先請注意，此處的“原則上”和“不宜”，不等同于“絕對不能”，言下之意其實是“最好不要跨行政區劃設置基層法院”，但是這也就恰恰意味著“跨行政區劃設置基層法院并不是不可以的”。至于跨行政區劃設置基層法院將會使普通公民“可能搞不清楚到哪里去訴訟”，對此，筆者認為，這里的“可能搞不清楚”并不等于“一定搞不清楚”，更何況，“一時搞不清楚”也并不等于“永遠搞不清楚”。再者，在現行按行政區劃設置基層法院的情況下，普通公民就一定能搞清楚應當到哪里去訴訟嗎？另外，即使普通公民真的不清楚到哪里去訴訟，我們也無需過分擔心，因為隨著信息渠道的日益增多，民眾完全能夠通過眾多途徑獲知該到哪個法院提起訴訟。最后，跨行政區劃設置基層法院真的會使當事人被迫到較遠的地方去訴訟嗎？這個問題其實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問題，因為不論法院是否跨行政區劃設置，都會存在這個問題，即對有些人來說是遠了，但對有些人來說則肯定是近了，而根本不可能對所有人來說都是遠的或都是近的，除非法院為每個當事人都提供上門進行審判的機會。可以預見的是，如果能對司法區劃進行科學的調整，讓每個人與法院的直徑距離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還會在整體上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針對“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將給刑事訴訟（或許還有行政訴訟）帶來復雜的管轄問題”之觀點，也請注意，盡管這里的“或許還有行政訴訟”不僅沒有被明確化，而且也沒有給出詳細的理由，事實上，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并不會給行政訴訟帶來復雜的管轄問題，因為法院的地域管轄權不僅是被動的，而且完全是由法律規定的，即對于法院來說，只要有法律明文規定，其地域管轄權就不會引起歧義。例如，對于某個具體地點來說，只要法律明文規定其位于某個法院的管轄區域內，那么該法院就對該地的行政訴訟案件擁有管轄權。另外，就刑事訴訟中的公訴案件而言，其偵查管轄權和公訴管轄權均不同于審判管轄權，也就是說，如同前述的行政訴訟程序地域管轄權一樣，只要法律明確規定某地位于某個法院的地域管轄權內，那么該法院就對該地的公訴案件擁有審判管轄權。由此可見，“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將給刑事訴訟（或許還有行政訴訟）帶來復雜的管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敵。

第三，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將會與目前我國憲法所確立的地方法院向同級人大負責并接受其監督的原則和制度相沖突。在評價該理由之前，先來看一下我國《憲法》中有關該制度的兩個具體條文：一是第104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項；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另一是第128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而根據這兩個條文，我們只能得出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本級法院的工作和地方各級法院對產生它的人大負責這兩個方面的信息，卻無法得出如下信息：各個地方人大一定要產生法院、只能產生一個法院或只能產生一個級別的法院，以及地方各級法院一定要由同級人大產生。原因是：一方面，從《憲法》第104條的規定來看，我們無法得出這里的“本級”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實上，《憲法》的其他前后文也沒有就此給出進一步解釋。不過，就理論上來看，該“本級”在實質上應是指與行政區劃層級相對應的司法區劃層級，因為只有司法區劃層級才是描述法院層級的概念。對此，《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8、23、26條予以了驗證，即縣（市、自治縣、市轄區）級對應基層、地（地區、市、自治州）級對應中級、省（自治區、直轄市）對應高級。另外，根據《憲法》第104條最開始的一段內容，即“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本行政區域內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項”，可以推知，就縣級以上各個地方人大常委會而言，其監督的本級法院必須位于本行政區域內。這樣一來，僅從該《憲法》條文自身來看，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有權監督本級人民法院的工作，只是指：各個縣級人大有權且只能監督本行政區域內基層人民法院的工作，各個地級人大有權且只能監督本行政區域內中級人民法院的工作，各個省級人大有權且只能監督本行政區域內高級人民法院的工作。而根據這個結論，可以進一步推知：對于縣級以上某個行政區劃單位而言，其行政區域內只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會存在與該行政區劃層級相對應的法院，如果存在該種法院的話，那么其數量也有可能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另一方面，從《憲法》第128條的規定來看，其僅是提及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必須由國家權力機關（而不是行政機關）負責產生，卻并沒有進一步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由位于哪一行政區劃層級內的人大來負責產生，以及負責產生的標志是什么？也許有人會認為，根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8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35條的相關規定，除了在省內按地區設立的和在直轄市內設立的中級人民法院外，其他各級地方人民法院只能由其駐地所位于行政區域境內的、且與該法院司法區劃層級保持一致的人大負責產生，且負責產生的標志是看法院的院長由誰選舉，以及法院向誰作工作報告。對此，筆者可以提出如下反問：三亞市城郊人民法院、漢江中級人民法院，以及其他諸多開發區人民法院等法院并不存在相應的行政區劃單位（自然也就不存在相對應之行政區劃單位內的人大），那么它們又是怎么產生的呢？事實上，它們均是由其所處之比其司法區劃層級高一級的行政區劃層級之行政區劃單位內的人大負責產生。如此一來，自然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各級地方人大（不包括縣級，因為低行政區劃層級的人大產生高司法區劃層級的法院不太符合常理）可以產生多個司法區劃層級的法院，甚至就某個司法區劃層級而言，也可以產生多個法院，而這也就反證了地方法院不一定非得由所謂的本級人大產生。例如，以江蘇省為例，目前該省共轄南京市等13個地級市，每個地級市的人大均產生一個中級人民法院。現在，假如在該省內只設立4個中級法院，且這些中級法院均由江蘇省人大產生，那么此舉也絲毫不違背《憲法》的前述規定。更何況，就《憲法》第30條第1款規定來看，地級行政區劃層級的設置本身就是違憲的，進而說明地級人大的存在也就是違憲的，那么由地市級人大產生法院自然就更是違憲的，而這也就充分證明了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其實并不必然會與我國憲法所規定的人大監督制度相沖突。

第四，對于“產生地方保護主義的最根本原因是司法權與行政權的混同，而非按行政區劃設置法院”這個觀點，筆者認為這里存在著一個明顯的邏輯性錯誤或陷阱，也就是說，盡管可以說前者是產生地方保護主義最根本原因，但卻并不意味著后者是產生地方保護主義的一般原因，因為后者又是導致前者的原因之一，即這兩者并不處于同一位階上。事實上，如果說前者是產生地方保護主義的最根本原因，那么地方政府官員的畸形政績觀等因素才是產生地方保護主義的一般原因。總而言之，相對于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來說，前者屬于直接原因，而后者則屬于間接原因，這兩者之間不是“最根本”和“非最根本”的關系。由此可見，要想解決司法地方化問題，最終難免要從根源上解決完全按行政區劃來設置法院的問題。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只要允許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就一定可以徹底解決司法地方化問題，畢竟對現行司法區劃進行調整是一個涉及憲法體制、憲法實踐和憲法理念等全方位的綜合性問題。不過，這也并不是說，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就可以為其他實現審判獨立和司法公正的途徑所取代。更何況，反觀當前世界上主要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按專門司法區劃來設置法院卻已幾乎成為通例；而從國內的實踐來看，也有跨行政區劃設置海事法院的成功經驗，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國大陸地區構建脫離于行政區劃的司法區劃并非不具有可行性。

第五，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分離除了可以消解司法地方化的現象外，還將具有如下預期價值：其一，為構建公正、高效和權威的司法體制的改革之路提供新的思路或突破口，因為事實上的司法體制改革也正因缺少新的動力和路徑而基本處于一種觀望狀態。司法區劃自身的內容，決定了其具有一種綱舉目張的功效，即其對于整個司法體制改革來說，可以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其二，通過重新調整司法區劃，不僅可以盡最大可能確保法院審判權能夠獨立公正地行使，而且能夠通過重新構建審級體系和重新設置法院的名稱等方式來滌蕩長期以來形成的司法行政化的氣息。其三，通過重新調整司法區劃，不僅可以極大地避免因行政區劃自身問題所連帶司法區劃出現的諸多弊端，還有利于民眾能夠更加便利地行使自己的裁判請求權，從而提高司法效率，因為我國的行政區劃形狀實在是太不規則了。總而言之，通過重新調整司法區劃，實現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的分離，將極大有利于消解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區劃等現象，以最終能實現審判獨立，并對提高司法效率也有極大幫助，這將為進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保證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進程，提供足夠的支持。

綜上所述，通過跨行政區劃設置法院這種典型的司法區劃調整方式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較為務實的一種司法改革途徑，尤其是我們不應錯過當前的絕佳天時――國家正在積極推動的“省直管縣（市）”之行政區劃體制改革。當然，至于更為具體的司法區劃調整方案，則需要認真的研究和論證。

第二篇：淺談區劃調整的利弊

淺談區劃調整的弊病

內容提要 行政區劃就是國家為了進行分級管理而實行的國土和政治、行政權力的劃分。一般說來，行政區劃是以在不同區域內，為全面實現地方國家機構能順利實現各種職能而建立的不同級別政權機構作為標志。行政區劃的層級與一個國家的中央地方關系模式、國土面積的大小、政府與公 眾的關系狀況等因素有關。

主題詞 行政區劃 區劃調整 統籌規劃

一、行政區劃概念：

行政區劃就是國家根據政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充分考慮經濟聯系、地理條件、民族分布、歷史傳統、風俗習慣、地區差異、人口密度等客觀因素，將全國的地域劃分為若干層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區域，設置相應的地方國家機關，實施行政管理。

二、區劃調整的成因：

（1）城市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對現行行政區劃設置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城鄉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特別是近幾年隨著城鎮戶籍制度和農民進城政策的進一步放開,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城鎮人口大幅度增加,城區規模成倍擴大,原有地域空間和行政區劃格局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束縛著城市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因而不得不調整行政區劃、拓寬地域空間。

（2）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許多大中城市原有市區行政區劃格局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主要是由兩個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切塊設市模式造成的,二是改革開放前行政區劃管理不規范造成的。我國今天的大中城市是由過去的中小城市發展而來的,在建市之初,很多城市的市區就是某個縣城或地區行政公署駐地,地域空間很小。這些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受到行政區劃體制的制約時,自然就要求改變這種歷史上形成的行政區劃格局。

（3）改革開放前行政區劃管理不規范、不科學也是造成大中城市市區行政區劃格局不適應新形勢要求的重要原因。建國初期大中城市的市轄區設置不需經中央政府批準,也沒有具體標準,一個市設多少個市轄區,市轄區的面積應該多大,都由各市自己確定,這樣就導致有的城市市轄區設得過多,有的城市設得偏少,有些人口規模相近的城市,市轄區的數量相差一倍以上。

（4）現行行政體制對市轄區的調整也有很大影響。我國是單一體制國家,不同級別、不同類別的行政建制享有不同的管理職權,有的問題只能通過行政手段解決,有的問題則是通過行政手段解決比通過經濟手段來解決更有效益，也更有利于城鄉統籌發展。而且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通過協商機制解決市縣矛盾的難度更大,因此通過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市縣矛盾或大市與小市矛盾,既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辦法,也是一個較為可行的辦法。

三、區劃調整中的弊端：

一是劃轉過程統籌考慮欠缺，反復劃轉，不利于地方穩定發展。劃轉工作做得不夠好,有的調整事項基本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從長遠、從全局上去考慮某項行政區劃調整。部分市在調整規模過大的城郊、市轄區時沒有統籌考慮中心城區市轄區面積過小的問題。區劃調整后，有的中心城區的市轄區只有幾平方公里或十幾平方公里的面積,市轄區的發展空間過小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連云港市新浦區從2001年以來共發生8次區劃調整,這或多或少地影響了當地社會的穩定。二是劃轉區域人事變動頻繁，不利于各項工作的開展。行政區劃必然涉及到經濟利益的重新劃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事的變動。主要表現為鄉鎮主要領導的人員變動，部分劃轉區域的領導人因為各方面的原因（如住房、夫妻分居、社會關系等）想回到原所在管轄區域工作，因而想方設法調離劃轉區域，不專心工作；另一方面部分領導人員，由于各種原因（經濟利益、社會關系、發展空間等）想回到劃進區域，于是就出現到處活動請求調動的情況。其次，鄉鎮財政供養人員急增，調出區域為盡可能的減少損失，千方百計的調出部分人員進劃轉區域以減輕負擔，最為突出的是教師及事業單位人員的調動。在新浦區一次劃轉中曾存在一夜之間增加教師40多人的現象，大大增加了劃轉區域的人員支出。再者有部分突出人才，原劃轉區域為了留用，想方設法在劃轉前通過提拔，調離等將人員劃調，造成劃轉區域人才資源的短缺，更有甚者，會出現劃轉區域主要領導人員不足。三是劃轉區域出現兩不管現象，經濟發展出現期間停滯。表現為原區域所在地不再關心和支持劃轉區域的經濟發展，有大重大項目也盡量不往劃轉區域放，有資金也盡量向別的地方投，更有部分上級行政部門將劃轉地的資源在短時間內抽空，資金大量上劃，導致部分劃轉區域所留企業都為空殼，資金調度相當困難。其次，劃轉區域所得的上級轉移支付急劇下降，我國現行財政體制中上級對下級的轉移支付都為專項補助，劃轉區域爭取項目資金仍由原所在地上報，在上報環節，原所在地盡可能的減少劃轉鄉鎮的項目，將本地區項目調節到其他鄉鎮，有時即使是本鄉鎮已審批的項目也會出現截留、調劑，將項目資金抽走。對于接受地區，由于未能實現交接，好多工作無法開展，對當地經濟發展只能有規劃，有思路，很難有實質性的支持，造成劃轉區域經濟發展短期停滯不前。

四、統籌考慮區劃調整，減少劃轉矛盾

行政區劃是一個基于一定自然、地理條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綜合體。雖然行政區劃具有一定的經濟功能，為了發展經濟，適當地對行政區劃進行微調也是必要的。但是，行政區劃的形成首先是來自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需要，并且行政區劃一旦劃定便具有法律地位，在一定歷史時期和社會條件下，一國行政區劃相對穩定。否則，行政區劃的頻繁調整不僅造成大量社會財富的浪費，而且，每次調整的成本很高，會降低行政效率，還會對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產 生許多不良影響。在實施區劃調整前，要充分考慮各方利益，做到統籌規劃，有序進行。一是政區劃調整一定要著眼全局，整體規劃，通盤考慮區域的科學設置，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調整方案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使區劃調整既能解決當前的突出矛盾,又能適應較長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要防止反復劃轉，盡可能減少劃轉次數。二是區劃過程要仔細安排，有序進行，要抽調精兵強將組織實施，不能“宣而不劃，劃而不轉，轉而不合”。造成劃轉地長時間處于真空狀態，影響劃轉區域的各項事業開展。三是要防止劃轉過程的矛盾轉移，要及時果斷的制止突擊花錢，突擊調人，突擊處置資產，保證劃轉區域的相對穩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楊秀紅 新浦區財政局副局長、國庫集中支付中心主任 連云港市新浦區民主中路177號前樓803 222000 聯系電話：85605582 ***

第三篇：區劃調整以來工作總結

區劃調整以來工作總結

一、發展理念與合肥等高對接情況：

自區劃調整以來我們首先從思想上講大局，凝聚共識。深入開展“三個建設年”活動，努力實現巢湖“兩年大變樣”，為合肥現代化新興中心城市和區域性特大城市建設作出積極貢獻，是我們當前的大局和根本所在，將以此為共識，任何時候、任何情況，做到思想絕不動搖、意識絕不淡化、標桿絕不降低、工作絕不懈怠。

在等高對接中講大局。我們將在合肥市委市政府堅強領導下，立足省會城市中心城區定位，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努力實現與合肥市XXX的等高對接。

在認清大勢中講大局。綜觀合肥市各縣區的環衛發展情況我們面臨的壓力巨大。尤其在XXXXX遠遠落后于兄弟縣區，我們必須要迎難而上，奮力趕超。放眼巢湖市容管理的未來發展，我們信心滿懷。

在團結協作中講大局。團結對當前巢湖的發展尤為重要。強責任，勇于擔當。我們將首先著力解決XX管理水平的等高對接，全力美化城市環境。我們將把改善城市環境衛生作為第一目標，把群眾滿意作為第一追求，對定下的事，雷厲風行，一抓到底；對發現的不良苗頭堅決制止，切實糾正；對存在的問題，不遮掩護短，不推諉扯皮，以紀律和制度保障工作落實。

二、工作開展情況：

2011年8月份至2011年12月份按上級要求對有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因素進行了工作方式和工作職責的應急改變。

1、首先是單位全體職工取消節假日休假，從早上五點半至晚上十點半對城區的XXXX管理進行全程嚴控。

2、在完成日常環衛檢查的基礎上，密切關注各垃圾中轉站的垃圾轉運情況，發現轉運不及時現象時及時上報解決。確保垃圾出城運輸的順暢。

3、在日常環衛管理的同時密切關注XXXX管理情況，發現路面污 染及時上報并協調保潔公司組織人員及時清掃。

4、增加車輛灑水除塵的次數和延伸灑水除塵服務范圍，由一天二次灑水作業增加到一天四次灑水作業，道路由原核心城區向市政新務區延伸。

5、環衛設施細致管理。積極適應形勢變化，努力提高環衛作業水平，細化管理。對沿街布放的垃圾桶的位置及外表面整潔度、對三輪保潔板車的外表面整潔度都進行了規范要求，對影響市容的沿街固定垃圾箱（池）則進行拆除，合理換擺垃圾桶或垃圾板車。

2012年元月至六月

6、在兩節期間加強了保潔工作的同時，狠抓路面管理。做到了節日期間路面保潔安排有序、對過節期間市民燃放的煙花爆竹衣和冥幣灰燼進行及時清掃和清運，使市區主干道的環境衛生質量保持并穩定在一定的水平上。

7、在3至5月份按照“查 擺 找 補 創”活動的要求，我單位在原工作的基礎上安排了為期三個月環境衛生整治活動的安排。3月份集中整治的主次干道的環境衛生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檢查，重點是沿街綠化帶（花壇內）內的白色垃圾的清理和保潔、人行道的清掃和保潔、快慢車道路牙的清掃和路面保潔工作、沿街垃圾桶及果皮箱日常的清掏和擦洗養護工作，針對發現的問題要求限時整改，對存在的問題出具環衛整改通知書，限期整改。4月份對小街小巷、城鄉結合部、無物業管理小區進行檢查，重點是街巷路面的清掃標準、垃圾箱及垃圾桶及垃圾堆放點垃圾的清運情況、巷道內綠化帶（花壇內）內的白色垃圾的清理情況。同時回訪回頭看三月份存在問題的路段個回訪回頭再檢查。對發現的問題現場指正并出具限期整改通知書，逾期按照《巢湖市城區環境衛生工作考評辦法》附件一，填寫獎懲表，當月兌現。5月份重點是對上二個月檢查中處罰過的路段及出現的問題進行再檢查同時對重點道路的環境衛生進行回訪，同時對城區水面漂浮物打撈進行系統檢查，目的是通過檢查促進水面環衛承包公司提高轄區水面環境衛生漂浮物打撈的水平和質量。檢查中對再次出現相同問題 的保潔公司進行加重加倍處罰，同時要求保潔公司立即整改、直至問題解決。回訪檢查的目的是在鞏固和穩定前二個月環境衛生質量的前提下，進一步規范保潔公司的作業行為，抓好對保潔公司日常管理制度的執行及落實，從制度上保障城區道路環衛清掃保潔質量的提升。

8、積極創新清掃保潔檢查模式，按照市委主要負責人5月份作出的“要求改變環衛每月明察和暗訪的檢查方式，以提升城市環境衛生的管理水平和路面清掃保潔質量為目的，引入第三方介入檢查”的指示，我單位積極響應配合，自5月26日下午抽調業務骨干研討并進一步擬定完善了清掃保潔標準、考評細則及評分標準。在參與的過程中不斷的自我剖析前段環衛管理工作的不足，學習上級的新要求和新方法，探索新的管理模式，促進清掃保潔質量的提升。

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環衛管理方面

1、安全問題：各保潔公司的日常安全工作管理不到位，雖多次強調環衛工人上崗時穿戴安全標志服，但仍有部分環衛工人上崗時不按要求穿戴安全標志服，更有甚者在擦洗道路中心護欄時未穿戴安全標志服，保潔板車沿路亂停亂放，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

2、清掃保潔質量不穩定，要求嚴的時候或檢查時衛生質量要好點，但是一段時間后就會下降，如；主干道路的慢車道路牙浮灰較重、清掃標準不高，人行道存在漏掃現象，部分路段人行道做不到每日清掃。無物業管理小區及小街小巷的路面清掃質量普遍不高，存在路面浮灰重和部分路面漏掃，垃圾箱周圍雜物較多清理不及時。

3、日常管理中對細節的要求不高，如垃圾桶外表面的擦洗不及時，垃圾桶擺放位置不整齊，保潔板車的外表面擦洗不及時，部分環衛工人的黃馬甲臟、破清洗及更換不及時，路查員日常管理時不佩戴標志牌僅在迎檢時臨時佩戴等細節。

日常工作

4、目前的環衛長效管理機制尚不健全，環境衛生管理尚存在盲區（如：城區大型物業與主干道交接處路面清掃時間的差別），環衛 基礎設施還不到位（城市高速發展的同時環衛垃圾中轉站的布點建設和環衛工人休息房的建設和規劃明顯滯后）。

5、環衛經費資金問題仍然是清掃保潔質量難以進一步提升的瓶頸問題，雖然相比過去我們在環衛基礎設施建設上已加大了投入，但與相鄰的縣區相比，我們還大大落后，要進一步爭取政府對環衛的投入，盡早解決環衛臨時工月工資過低和節假日環衛工人加班工資過低等老大難問題。

6、需要進一步加強學習，以提高干部職工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為今后環衛工作的進一步提高，打好堅實的基礎。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以提高提高環衛清掃保潔的質量為目的，加強對各保潔公司的管理，尤其是加強制度落實，增加日常檢查的頻率和力度。

2、積極協調各辦事處加強對其屬地環境衛生的管理力度，形成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3、積極申請政府財政對環衛基礎設施及環衛經費的投入。

4、以思想為抓手，業務水平為基礎，開展學習為手段，切實加強自身管理隊伍的建設，提高管理和服務水平。

二O一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四篇：合肥區劃調整一周年特稿

區域性特大城市的奠基禮

——寫在實施行政區劃調整一周年

歷史常常因毅然一躍辟出全新局面，也常常以深耕細作織就絢麗篇章。

撤銷地級巢湖市；撤銷原地級巢湖市居巢區，設立縣級巢湖市，由合肥市代管；廬江縣劃歸合肥市管轄……2011年8月22日23時至23日1時，隨著“零點行動”展開，行政區劃調整在紛飛秋雨中實現對接，合肥乃至安徽登上了建設與發展新的起點。

蜀山黃了又綠，巢湖落了又漲，案頭日歷再次掀到了這一頁：8月23日。驀然回首，一年時光在合肥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寫下了什么？眺望前方，又有什么樣的歷史契機向我們招手？

讓局面豁然開朗的戰略決策——為合肥乃至安徽建設與發展帶來重大契機

任何一場偉大變革都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行政區劃調整看起來猛然發力，承載的卻是多少年來的歷史脈動。

歷史上，原地級巢湖市區域一直處于合合分分的狀態。新中國成立后，也是幾度變革。此前的一次在1999年，撤銷巢湖地區及縣級巢湖市，設立地級巢湖市，轄無為縣、廬江縣、含山縣、和縣和新設立的居巢區。

行政區劃和發展需要的蹺蹺板在不斷平衡中，人們的討論并未停歇。2002年起，省“兩會”上陸續出現拆分地級巢湖市的議案；2004年，省民政廳組織專家進行研究；2007年，全國“兩會”上出現相關議案，被全國人大關注并交國家民政部研究。“研究中”，既可以說希望大門已打開，又表明成功還在別處。

歷史總是按照自己的邏輯行進。大江東去，途經安徽八百里，世人稱之為皖江。2010年1月12日，國務院批準實施《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子落皖江，聲震全省乃至全國。

隨著皖江示范區的強力推進，奮力一躍的時機降臨。2011年5月，安徽省正式提出行政區劃調整方案；7月，安徽省收到《國務院關于同意安徽省撤銷地級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區劃調整的批復》。

“動一子，全盤更活！”消息傳來，各方從不同角度進行評說。言之命至，一年時光的沖洗，未損其芒更增其華。

——從原地級巢湖市來看，活力釋放。原地級巢湖市夾在合肥與蕪湖兩個相對強勢的城市之間，發展空間受到影響。

——從巢湖來看，管理理順。調整后，巢湖由跨兩市而成為合肥“城中湖”，改“多龍治水”為“一龍治水”。

——從合肥來看，氣象一新。“背靠大別山，懷抱巢湖，腳踏長江，向大海走去”，合肥空間更大、人口更多；“環城-濱湖-環湖”，胸襟和氣度不可同日而語。

——從全省來看，格局大展。中心城市能級和綜合承載能力顯著提升，能更好地發揮帶動引領作用，促進皖北、皖南和大別山區加快發展。

——從長三角乃至長江流域來看，一極崛起。合肥、蕪湖和馬鞍山三市連成一片，形成與長三角全面對接的空間開發新格局；合肥成為長江經濟帶南京至武漢段發展空間最大的城市。

——從全國看，牽動全局。一個和南京都市圈、武漢經濟圈、長株潭城市群等輝映媲美、在中部乃至全國有影響力的城市群呼之欲出……

2011年8月22日在肥召開的全省領導干部會議上，這一戰略決策的重大意義被濃縮為“四個有利于”——

有利于優化國土開發格局，全面提升皖江地區中心城市建設和承接產業轉移水平，培育引領全省發展的核心增長極。

有利于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在更大區域范圍統籌安排生產力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加速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有利于實現對巢湖的統一規劃、統一治理、統一管護，統籌規劃和綜合開發利用皖江兩岸資源，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有利于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城鄉就業和社會保障水平，增強城鄉居民收入。

“巢湖分拆，觸動南京神經”——江蘇報紙《現代快報》以此為題展開大篇幅報道。觸動的，又何止于此。

“安徽省撤分巢湖市做大合肥 中國中東部誕生又一特大城市圈”——新華網相關報道標題；“安徽行政區劃調整 大合肥將?呼之欲出?”——中新社相關報道標題……辛卯年秋風中，世人關注的目光投向安徽，而焦點匯聚合肥。

行政區劃調整會不會釋放生產力？愿望和效果能不能實現一致？一年太短，一切都在進展；一年雖短，足可看出端倪。

平穩順利的無縫對接——過程比想象復雜 結果比預期圓滿

知行合一需要巨大的勇氣，也會釋放出驚人的能量。作為一個地區建設與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近年來國內部分區域行政區劃調整陸續亮相。但事涉交接、安置等紛繁事宜，無不慎之又慎。“相當敏感和復雜。”民政部區劃司區劃管理處負責人這樣評說行政區劃調整實施工作。

整建制撤銷地級市，所屬縣區三分，無現成模式可搬，沒成熟經驗可循。《安徽日報》在報道動員部署行政區劃調整工作時，1500余字的新聞稿件中，“確保”這個詞出現8次，一個細節傳遞出任務的艱巨和舉止的凝重。

作為本次行政區劃調整影響面最廣、任務最重、涉及程度最深的合肥市，如何果斷作為，使正確決策效率最大化、效果最優化，是擺在市委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重大命題。況且，8月23日實施行政區劃調整，9月21日市第十次黨代會開幕。影響合肥市歷史走向的兩件大事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接踵而至，2011年之秋，上上下下弦繃得有多緊可以想象。

貫徹，馬不停蹄。

全省領導干部會議召開翌日，23日上午，全市領導干部會議召開，貫徹落實全省領導干部會議精神；全市領導干部會議甫一散會，省市領導就赴巢湖市召開縣級巢湖市領導干部會議，并為縣級巢湖市成立揭牌；24日上午，召開廬江縣領導干部會議，安排部署該縣行政區劃調整各項工作。

執行，雷厲風行。

“最近一段時間，沒有特殊情況，市行政區劃調整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和有關縣市區、市直有關單位主要負責人不得出差、不要請假，一般性工作會議、部門性會議都要向后排一排，確保集中精力、齊心協力，共同抓好行政區劃調整工作。”“凡因工作不力，處置失誤，影響單位工作正常運轉等，要嚴肅追究責任。”一個個嚴明紀律的文件和規定快速出臺，馬上傳達，立即執行。明人細說，響鼓重錘，志在萬無一失。推進，一氣呵成。

市委市政府成立行政區劃調整工作領導小組，與省里對口設立了9個專項工作組，并專門成立了縣級巢湖市運轉（工作）指導組，形成“9+1”的工作格局。省市領導孫金龍、吳存榮、張慶軍等親自部署指揮，市委副書記熊建輝坐鎮一線協調；各組各司其職，扎實推進；有關縣市區和市直各部門集中力量、深入細致地做好各項工作。

以人為本，民生至上；統一思想，嚴明紀律；勇于創新，無縫對接，做到“四個確保”——

確保干部職工得到妥善安排。操作中，既嚴格貫徹省委的總體原則要求，又結合合肥的實際，突出以人為本，在“思想穩定、秩序不亂、工作不斷”中，分層次分批次地做好人員安置。原地級巢湖市廣大干部職工顧大局、識大體。1.47萬名同志重新安置等任務圓滿完成。

確保干部群眾利益得到合理保障。按照“屬地管理、待遇從優”原則，干部群眾的福利待遇標準和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標準都有了明顯提高。

確保群眾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不受影響。不但要保障城市功能正常運轉，而且要提供更優服務，讓廣大群眾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新變化、新氣象。

確保其他調整工作同步推進。坊間諺語：“搬家三日亂”，但實施行政區劃調整期間，始終忙而有序、快而不亂。

兩個多月后，2011年10月26日，安徽大劇院，省第九次黨代會在此隆重開幕。洪亮的聲音從會場傳出，回蕩在巢湖之濱、江淮大地上：“特別是部分行政區劃調整平穩順利實施，為進一步優化中心城市戰略布局、打造核心增長極創造了有利條件。”“平穩順利”，來之不易，彌足珍貴。近一周年時，今年8月8日，中央信訪工作督導組來巢湖市考察，所見所聞讓他們很感慨：“這是很好的案例，經驗值得深入總結并在全國推廣。”

一年來，國內許多地方派人專程來肥取經。裁撤合并從來是難點，是什么讓歷史“慣例”在這里失效？事緩則圓，一些人深信不疑的辦事“理念”，為什么在這里不靈光？他們稱之為“合肥樣本”、“行政區劃調整精神”，一路走、一路問，連稱“非常有啟發”。

一年過去，那些不眠之夜，那些字斟句酌，那些心血汗水，已靜靜定格在時光的長河里，見證著大湖名城的分娩，昭示著創新高地的崛起。

巢湖市廬江縣等高對接強行入軌——力爭城鄉面貌2～3年內大變樣

巢湖市，“溫泉之鄉、文化之鄉、三將軍故里”，面積2031平方公里，人口90萬。

廬江縣，“周瑜故里、溫泉之鄉、資源大縣”，面積2348平方公里，人口118萬。

“山水相連、文化同源、人文相親”，合肥與巢湖市、廬江縣，歷史上行政隸屬時分時合。巢湖市曾屬合肥。合肥因是廬州府治所在而別稱廬州，而廬州府轄廬江縣。

并入合肥，對巢湖市、廬江縣意味著什么？網絡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2011年秋日巢湖論壇等網站上論帖如云，給力的有之，糾結的也有之。當2012年秋雁在兩縣市上空翱翔時，幾千平方公里大地上處處寫著答案。

——不再是地級市所在地的巢湖市，卻繁華更甚。1～7月份，巢湖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9.40億元，同比增長6.9%。

——融入“大合肥”后，更加成為發展高地。7月份招商引資總量，廬江縣同比增長95.56%，合肥巢湖市同比增長52.66%，增速在五縣市中分列第一位、第二位；合肥巢湖經開區同比增長540.95%，增速在四大開發區中走在最前。

——家園更美、歸屬感更強、精氣神更足。“十大工程”強力推進，兩縣市光彩叢生；1～7月份，巢湖市、廬江縣群眾來訪總量，同口徑比較較大幅度下降……

是什么讓古老的巢湖市、廬江縣大地，澎湃起奮起直追的熱潮？是什么讓行政區劃調整效應，在兩縣市立竿見影式顯現？

環顧各國各地強勢崛起歷程，內容或有不一，但路徑是驚人的一致：等高對接、強行入軌。在市委市政府堅強領導、直接推動下，“等高對接、強行入軌”迅速成為合肥市廣大干群口中的熱詞、面前的任務。

——“等高對接”要點在“高”，標準向高看齊，兩縣市強化“中心城市”意識，所有工作標準、要求和舉措都向新的定位看齊。

——“強行入軌”重點在“強”，執行強勢推進，以明確的責任來保、以嚴格的督查來推、以到位的獎懲來促，環環相扣抓落實，做到抓鐵有痕、踏石留印。

足音跫然，汗跡尚溫。沿著那一行行堅實有力的步伐，站在一年時光奮斗壘起的高度上，能愈加清晰地看到激情是如何點燃、面貌是怎樣改變。

——明晰新定位。市第十次黨代會明確提出：“巢湖市是新興中心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按照中心城區標準，等高對接，建設成為現代產業發展的高地、全國著名的旅游休閑度假勝地和山川秀美的生態之城；廬江縣要按照新興中心城市南部副中心和現代產業基地的標準，加快縣城和以湯池為中心的旅游度假區規劃建設，加大礦產資源開發和循環利用，帶動資源大縣向經濟強縣的跨越。”

——出臺新政策。市委市政府分別量身制定了高含金量的“十大政策”，支持巢湖市、廬江縣建設和發展，在招商引資、工業發展、園區建設、人才支撐等方面給予強力支持。

——編制新規劃。通過一系列高起點的規劃，提升了兩縣市的規劃品位和檔次。

——鍛造新形象。要求巢湖市、廬江縣和巢湖經開區立足新的定位，按照省會城市要求，提升發展標桿，努力實現“巢湖市城市面貌兩年大變樣、廬江縣城鄉面貌三年大變樣”。2012年元旦前后，巢湖市、廬江縣接踵啟動“十大工程”建設。

——錘煉新作風。成功舉辦了巢湖市、廬江縣干部專題培訓班。

——民生新改善。人是萬物的尺度。社會保險工作提標擴面，文教衛體等事業加快建設，城鄉建設發展高潮迭起……

無邊光景一時新，更有精彩在后頭。

巢湖市承諾：“力爭今年進入中部百強縣”；廬江縣目標：“三年大變樣”；巢湖經開區宣布：“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要在2012年至2015年間，分別實現98.4%、121.4%的年均增幅”——這些“桃子”都需要跳得很高才能摘得到。

巢湖之濱千帆競發，行政區劃調整后續效應正在持續釋放。

巢湖掀開綜合治理開發嶄新一頁——

為治理大型湖泊探出一條新路

“氣吞吳楚千帆落，影動星河五夜來。”780平方公里巢湖為中國第五大淡水湖，西枕大別山余脈，橫臥江淮之間，煙波浩渺，氣象萬千。

大湖沃土，有巢子孫生生不息；勝景如畫，引來無數詩家吟哦。巢湖流域面積1.35萬平方公里，人口1020萬。流域涵蓋5市14個縣市區，即合肥市的肥東縣、肥西縣、廬江縣、巢湖市、包河區、廬陽區、蜀山區、瑤海區，六安市的舒城縣、金安區，蕪湖市的無為縣，馬鞍山市的含山縣、和縣，安慶市的岳西縣；33條大小河流呈放射狀匯入巢湖。

痛心疾首！曾幾何時，人和大自然的平衡被打破。專家分析：“長期積聚的污染負荷是造成水體惡化的根本原因，江湖阻隔的封閉水域是加劇污染富集的主要原因，逐步消失的環湖濕地是加劇生態惡化的重要原因，較為適宜的生長環境是誘發藍藻暴發的客觀原因。”

痛定思痛！巢湖被列入全國重點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

近年來，合肥堅持不懈地做好“水文章”，“基本不讓一滴污水流進巢湖”。經過共同努力，巢湖水質由中度污染轉為輕度污染，富營養化程度由中度富營養化轉為輕度富營養化。2011年，主要指標總磷、總氮均值比2006年分別下降65.3%和36.8%。

此次行政區劃調整，最重要意義之一，是將巢湖水域及其周邊區域劃歸合肥。合肥享有中國唯一環抱五大淡水湖之一省會城市的榮光，同時也肩負著保護好、治理好、開發好巢湖的重任。

合肥和巢湖從來不曾分離：“陷巢州、漲廬州”的傳說，早就將二者連為一體；巢湖亦名漅湖，《康熙字典》解，“漅：湖名。在今廬州合肥縣”；“巢湖夜月”就是昔日“廬陽八景”之一。

“巢湖是中華大地上的一顆璀璨明珠，是合肥獨特資源、靚麗名片。抓好巢湖綜合治理開發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要在堅持生態優先的前提下，按照綜合規劃、綜合治理、綜合開發、綜合利用的要求，實行統一有序的保護與開發，走永續發展的路子……”市第十次黨代會報告惜墨如金，對巢湖卻不吝篇幅，不僅多次提及，還用647字篇幅集中闡述。

“巢湖是寶湖”、“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巢湖”、“巢湖治理決定合肥終極規模”……共識高度凝聚，舉措迅速有力。

——改革管理模式，改“多龍治水”為“一龍治水”。成立了副廳級建制的安徽省巢湖管理局，作為省政府派出機構，由合肥市管理，一改過去兩地各管一塊、多個部門職能交叉等問題，進一步理順了體制機制。

——注重規劃引領，以高起點規劃引領高水平綜合治理開發。向世界拋出“繡球”，征集《合肥市城市空間發展戰略及環巢湖地區生態保護修復與旅游發展規劃》，以及《半湯、湯池國際溫泉度假區概念規劃及城市設計》，并請市民投票、建言；重新編制了環巢湖旅游項目。

——致力全面推進，科學確定“八大工程”。市委市政府適時啟動實施了總投資409億元的巢湖治理“八大工程”，計劃用3～4年時間，加強基礎建設，搞好生態修復，扎緊“污染口”，激活整湖水。

——強化依法治水，及時頒布全國最嚴格的水環境保護條例。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合肥市水環境保護條例》，要求對違法排污行為零容忍，并首次明確了鄉鎮街道負有水環境保護職責等。“最嚴格”的表情下是對巢湖的拳拳之心。

——狠抓源頭治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鎮規劃步伐。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加大對巢湖流域落后產能關停并轉力度……

周游巢湖，宋代詩人陸游贊道：“何曾蓄筆硯，景物自成詩”；擁湖入城，當代合肥人民正以城湖共生的理念，謀劃推進環巢湖生態示范區建設。這是“大湖名城”的頂層設計，也是“生態強省”的重要支撐。

古老巢湖，怎樣在盛世中不斷煥發絢麗光彩？因水建城、因水得名的合肥，又將如何因水而興？從初繪藍圖到全面推進，從探索試水到千舟競發，僅僅一年。

“一色湖光萬頃秋”。壬辰秋日里，置身巢湖岸邊，面前，風清云淡中的巢湖波光粼粼、直抵天際；身后，綠樹掩映里的現代化城市生機盎然、氣象萬千。城市風貌與自然風光在這里完美融合，令人流連忘返。

“為治理大型湖泊探出一條新路”，巢湖煙波錄下當代合肥人民氣勢磅礴的思想實踐樂章；區域性特大城市建設進程中，780平方公里湖面就是一座平放的豐碑。

合肥掀起現代化新興中心城市建設高潮——

致力實現大湖名城、創新高地愿景

“縱目湖天遠，煙霞一望收。香云燭光炫，勝境在廬州。”大城元年，人們期待新的“合肥故事”。

行政區劃調整后，合肥面積達1.14萬平方公里，這意味著什么？在中部六省省會中，僅小于長沙，超過了武漢；從長三角地區來說，仍小于杭州，比南京、上海更大了；從全國范圍來看，將西安、濟南等落在身后。一葉知秋，今非昔比。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天問之聲盤旋不去。

我是誰？這是擁有2200多年歷史的古城，又是新中國建立之后迅速發展起來的省會城市；這是溫和的中部城市，卻生就走向全球的DNA，向水而生，敢為天下先；這是高速發展的城市，但現階段最基本市情和最大矛盾仍然是發展不足；這是自然資源稟賦有限的城市，要發展只能靠不斷解放思想、改革開放。

從傳統來，向現代化去。北京時間7月28日凌晨，倫敦奧運會開幕式，英國人用林立的煙囪、蒸騰的熔爐帶觀眾穿越到他們深以為傲的工業革命時期。工業革命的發軔，通行的說法是1765年珍妮紡織機的發明。是年為清乾隆三十年，合肥沉寂在一片熟透了的田園風光中無從自拔。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要經多少年？要過多少坎？合肥在路上。今天，中國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合肥是中國發展最快的省會城市之一。從后發來，向新興去。北京時間7月11日正午，被譽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美國紐約時報廣場一如既往熙熙攘攘，大屏幕上，“中國合肥”城市宣傳片首播，作為合肥元素，李鴻章又出現在這里。他第一次到紐約是1896年，滿目新奇，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最使我感到驚訝的是20層，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樓。”兩“赴”紐約，他身后站著不一樣的祖國、不一樣的故鄉。

從邊緣來，向中心去。毋庸諱言，在長三角地區，和滬寧杭等城市比，合肥還有相當差距。“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于津北”，三國時，南京是吳國都城，合肥是遍地烽火的戰場；“綠楊巷陌秋風起，邊城一片離索”，身在杭州的姜夔魂系夢牽的是合肥，是時，杭州是南宋帝都，合肥是靠近宋金前線的邊城；“到上海發財去”，淮軍立威揚名是在上海城下，是時，上海列為通商口岸20年左右，廬州是內地尋常一府。這差距正是歷史賦予當代合肥人民奮進的空間。城鄉居民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常住人口超過戶籍人口、節假日進出城人口基本持平……滴水聚海，合肥奮起直追。

“要以行政區劃調整為契機，大力提高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水平，支持合肥建設全國有影響力的區域性特大城市”，省委省政府對合肥的建設與發展高度關懷、大力支持。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張寶順勉勵合肥：“堅定信心、搶抓機遇、穩中求進、改革開放，在新起點上開拓進取、扎實奮斗、實現新跨越。”省委副書記、省長李斌寄語合肥：“鞏固良好發展勢頭，發揮龍頭帶動作用，為加快建設美好安徽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立足新起點、勇擔新使命。市第十次黨代會發出號召：“在加快建設現代化濱湖大城市的基礎上，把合肥打造成為現代化新興中心城市，朝著在全國有較大影響力的區域性特大城市方向邁進，充分發揮合肥在全省發展大局中的核心輻射帶動作用，為建設美好安徽多作貢獻。”

今年是貫徹落實省、市黨代會精神的第一年，也是行政區劃調整后推進新跨越的第一年，世人凝神注目——

逆風勁揚，合肥劃出一道高位穩進的弧線。上半年，全市主要經濟指標繼續高位平穩增長，實現生產總值1751.7億元，同比增長13.5%，增幅居全國省會第三、中部第一。

水漲船高，讓人民群眾的幸福感比GDP跑得還快。上半年，各項民生事業穩步推進，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58元，同比增長14.2%；農民人均現金收入4505元，同比增長19.3%。

蓄積升騰，合肥斬獲榮光、播種希望。前7個月，“中國城市科研實力前三名”、“2012中國最佳投資城市第三名”、“環境友好中部第一”等，一個個權威機構將殊榮授予合肥；“合肥光谷”、“中國信達濱湖后臺中心”等，2696個新開工項目把信任投給合肥……

時間為我們呈現結果，卻往往略去了過程。輝煌從來就不僅是瞬間的力道噴發和霎時的靈光綻放，而更是堅實的每一步和從量變到質變的積攢——

夏陽高照下，中科大先進技術研究院奠基，寫就創新發展轉型發展點睛一筆，“創新高地”再添支點；

萬眾矚目中，軌道交通1號線工程開工，地鐵時代正呼嘯而來；

浩蕩湖風里，調研環巢湖建設與發展，以城湖共生理念醞釀環巢湖生態示范區之夢，“大湖名城”漸走漸近；

淅瀝春雨中，安徽省巢湖管理局掛牌；

年味仍濃時，在“講大局、強責任、提能力、抓落實”中吹響“新跨越、進十強”號角； 辭舊迎新里，2011年“發展捷報”在市“兩會”上傳開，奪取“十二五”高起點開局；

金色晨曦中，城市空間及巢湖發展規劃全球招標；

勁颯秋光里，市第十次黨代會勝利召開……

這一波接著一波的大事件，由近及遠連接起來，勾勒出這座城市的發展年輪，成就史詩般起跑，為區域性特大城市舉行了奠基禮。而這波瀾壯闊一年征程的起點，正始于辛卯年秋雨紛飛中進行的行政區劃調整。

歷史將飽蘸濃墨記下：行政區劃調整以來的合肥建設與發展成績充分證明，黨中央國務院、省委省政府撤銷原地級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區劃調整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完全正確的。

歷史還將用激情與信心書寫：如果說合肥是在“三大推進”里掀起“十一五”發展新高潮，那么，就是在行政區劃調整“大融合”中邁上“十二五”發展新境界。

2012年8月23日，又一個初秋的日子。

數千年滄桑歲月里，合肥曾是府治、重鎮，也曾為戰地、邊城；古老巢湖倒影中，合肥家園從未如今日之美麗，人們從未如今日之奮發；眺望未來，區域性特大城市正冉冉升起，“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一年前，我們充滿激情；今天，我們充滿信心。

“巢湖好比硯中波，手把孤山當墨磨。姥山塔如羊毫筆，夠寫青天八行書。”光榮和夢想，合肥將繼續證明！瞿曉陸

第五篇：面試區劃調整的意義

鎮行政區劃調整工作的重要意義

創建日期：2012年12月13日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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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進一步加快我市城市化進程，推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在前期試點的基礎上，市委、市政府決定，全面啟動鎮（街道）（以下簡稱鎮）行政區劃調整工作。

鎮行政區劃調整工作是推進我市城鄉一體化的重要舉措，對實現現代農業的新突破、鎮域經濟的新跨越、鄉村面貌的新變化、農村民生的新改善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一）鎮行政區劃調整是實現率先科學發展的需要。今年青島市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了率先科學發展、實現藍色跨越、加快建設宜居幸福現代化國際城市的奮斗目標，并要求我市在大青島北部率先崛起。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解決鎮設置過多、規模過小等問題。通過區劃調整，一方面，可以使鎮規模擴大，經濟總量增加，調控能力增強；另一方面，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園區、水利、道路、市場、學校、醫院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投資環境，加快二、三產業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為今后加快發展奠定基礎。

（二）鎮行政區劃調整工作是推進城鄉全域發展、城鄉統籌發展的需要。鎮行政區劃調整有利于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有利于促進城區人流、物流、信息流迅速聚集，加快城市化進程，帶動縣域經濟發展；有利于資源配置與生產力布局合理化，解決一些建制鎮因面積狹小制約區域經濟發展的問題，把鎮域經濟做大做強，提升鎮域經濟競爭力。

（三）鎮行政區劃調整工作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需要。鎮行政區劃調整以優化鎮規模和布局為著力點，有利于強化和完善鎮功能，減少鎮總量，有效精簡機構和人員，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完善公共服務和行政管理職能，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有利于政府工作重心下沉到社區，更好地服務基層、服務人民群眾，建設人民滿意的高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