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以來的日本經濟金融動向

全球金融危機發(fā)生以來的日本經濟金融動向

2007年的次貸危機首先導致美國抵押貸款等證券化商品交易急劇減少，造成了整個金融交易和資本交易的混亂。與此同時，從美國開始的股價暴跌蔓延到全球股票市場。歐美等國在大型金融機構融資困難和資金短缺方面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開始出現金融機構的破產。這種動蕩的情況在歐美等國的中央銀行向金融市場提供緊急資金救市和政府向金融機構注資后得到了穩(wěn)定。但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產再次導致了全球金融、資本市場交易的混亂和股價的暴跌。進一步加速了美國實體經濟的惡化和國際貿易的萎縮，引發(fā)全球經濟衰退。更多最新相關資訊請瀏覽：合時代

在此狀況下，盡管日本國內銀行對與次貸有關的證券化商品的投資相對較少，但是日本也沒能逃脫歐美市場混亂所造成的影響，出現了金融、資本市場交易的動蕩和股價的大幅下跌。由于日本銀行提供了充裕的資金供應而使得日本金融資本市場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復蘇。但是金融危機后由美國引發(fā)的全球經濟蕭條將通過減少出口，給日本經濟帶來比其他國家更為嚴重的經濟衰退。

盡管自2009年9月政權更迭后，日本政府的政策重點出現了變化，新政權致力于支持家庭開支，但仍然堅持實行一直以來刺激經濟的財政政策來應對經濟衰退。而日本銀行也努力加強穩(wěn)定金融的政策，維持0.1%的利率，購入短期融資券和企業(yè)債，試圖通過實施這些政策避免經濟觸底。但是2008年和2009年日本的GDP還是出現了負增長，分別為-1.2%和-5.9%。2010年在美國經濟回升和中國等國高速增長的助力下，日本GDP預計能夠實現2%左右的小幅正增長。而日本股價受到近期歐債危機的影響，只能達到危機前約一半的水平，仍將處于低迷狀態(tài)。

第二篇：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全球金融的影響

金融學畢業(yè)論文范文》簡介：

內容提要: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fā)的全球金融風暴,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應對危機,總結事件過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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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fā)的全球金融風暴,給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應對危機,總結事件過程,反思經驗教訓,西部金融產業(yè)發(fā)展應注意信貸過度集中的問題,推進并發(fā)揮金融創(chuàng)新的積極作用,鼓勵適度消費,建立嚴格的金融風險評估機制,加強財政金融的監(jiān)管和立法,促進和保障金融產業(yè)穩(wěn)健發(fā)展。關鍵詞:金融危機;西部地區(qū);教訓汲取;發(fā)展思考

美國金融危機引發(fā)的世界金融風暴,給全球經濟發(fā)展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嚴重影響,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憂慮,尤其是金融業(yè)界更是談虎色變。那么,這場金融危機究竟是如何引發(fā),西部大開發(fā),發(fā)展西部金融業(yè)從中應當吸取哪些教訓?對此,本文作如下分析和思考。

一、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的原因及相關問題剖析

2007年4月,新世紀房貸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美國次級抵押信貸市場風險危機開始,此后伴隨著美聯(lián)儲、歐洲、日本等先后幾次向金融體系注資救市,以及美聯(lián)儲利率的不斷下調,這場以雷曼兄弟倒閉為代表的華爾街風暴,逐步已演變?yōu)槿蛐缘慕鹑谖C。這場金融危機的發(fā)展過程可劃為三個階段:一是債務危機,即金融機構向大量信用不良以及低收入群體貸款購房,貸款者不能按時還本付息所引起的問題;二是流動性的危機,即這些金融機構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不能夠及時產生足夠的流動性來應付債權人變現所引發(fā)的問題;三是信用危機,即人們對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金融活動產生全面懷疑所造成。探究這場金融危機的發(fā)生,如果從體制機制及相關財政金融宏觀管理決策上分析,與美國債務經濟模式和金融機制及金融宏觀管理決策本身存在的問題有著直接的關系。

(一)美國不勞而獲的經濟方式——債務經濟模式,是一個地道的空殼經濟,培育了美國經濟增長的大氣泡

眾所周知,債務經濟模式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各國對美元的需求大增,以及當時的美聯(lián)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放棄美元貨幣供應量的管制,改用利率作為調控宏觀經濟的貨幣手段的背景之下。即美國不再需要一般性的實業(yè)企業(yè),除食品以外的一般消費品和一般性工業(yè)設備外,其他商品都從國際市場購買,并借此向世界輸出美元。其他國家為了國際貿易結算順利進行,不得不持有相當數量的美元儲備,并購買美國債券或其他所謂安全的美元資產以保證美元儲備保值增值。在這種金融框架下,只要美元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不倒,外國政府就永遠需要美元儲備,美國欠下的債務就永遠不必歸還,并且通脹或美元貶值會自然蠶食掉利息率。據統(tǒng)計,從20世紀90年代到現在,美國GDP制造業(yè)所占比例不到10%,制造業(yè)投資的增長率更少,而服務業(yè)在美國GDP中的所占比例高達80%。按美國著名學者安德森·維金的推算,美國每獲得1美元的GDP,必須借助5美元以上的新債務。同時隨著國際貿易量增加,美元債務隨之也會增大。正是這種債務經濟模式,既膨脹了美國經濟,也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發(fā)生埋下了隱患。即一旦消費信貸迅速膨脹引發(fā)次債危機,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yè)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都會產生急劇下降或增加,進而引發(fā)金融危機。

(二)金融投資激勵機制失衡,導致金融過度膨脹

美國金融投資極度膨脹與金融投資激勵機制失衡有極大關系。在債務經濟模式下,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家與職業(yè)經理人只有把股票、期權等金融衍生產品無限擴大,從中才可獲得更

多的收益。到2008年中期,美國各類衍生工具的名義金額高達200萬億美元。金融機構杠桿率高達50~60倍,遠遠超過幾倍、十幾倍的正常水平,加劇了自身財務脆弱性①。而金融家和職業(yè)經理人卻為其自身利益鋌而走險,在證券化分析、系統(tǒng)風險估算甚至毀約概率計算上預測上不斷出現失誤。這種情形加之華爾街金融家們的不良行徑,如各種違規(guī)套利,失實的傳銷手段,導致資產證券化的急劇膨脹。而資產證券化一旦過度,必然加長金融交易鏈條,金融市場的透明度隨之降低,金融風險也會隨之被空前放大。

(三)消費信貸金融監(jiān)管的缺失

從Y=C+I+NX可知:美國巨額貿易赤字使凈出口NX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為負值。而美國制造業(yè)投資增長率不斷減小,2006年僅為2.7%,投資額僅相當于GDP的2.1%,并且金融投資僅能平衡貿易逆差,所以,美國也只有靠增加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僅2007年消費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72%。然而現實是從1971年到2007年,美國民眾的絕對收入水平下降,中產階級人數大幅萎縮,并且失業(yè)率不斷攀升。為解決這種矛盾,美國政府采取不斷鼓勵消費信貸的措施。即讓原本沒有資格借錢的人借錢消費,讓原本沒有能力買房的人購買住房。而金融監(jiān)管的缺失,導致金融專家被利益所驅使,經濟學家被公司所利用,最后政府監(jiān)管成為擺設,風險預警能力喪失,這是形成系統(tǒng)性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評級機制失信

美國眾多的金融機構貸款出了問題,與金融評級機構嚴重失信分不開。由于金融機構的失信,使很多問題債券、問題銀行長期被評估為“優(yōu)等”,其中包括美國著名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失信的評級機制蒙蔽了政府、企業(yè)和社會大眾,也不得不使他們去吞下金融危機這個苦果。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西部金融產業(yè)發(fā)展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美國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影響,對各國的影響尤其是金融業(yè)的影響也正在向縱深發(fā)展。危機爆發(fā)之初,國際投資大亨索羅斯曾預言:“各國能否有效對付本輪金融危機,關鍵在于各自的政策效力。”面對危機,中國政府出重拳,采取加大投資,刺激消費,給經濟“輸血”等一系列有效措施。2008、2009兩年新增投資4萬億人民幣,2009年新增信貸近10萬億人民幣。減稅降費、貼現降息、家電下鄉(xiāng)、汽車補貼,各地實行積極的就業(yè)政策,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有效地應對這場危機。正如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面對危機“我們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實施并不斷完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很快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趨勢”②。目前這場危機似乎已近尾聲,但是這場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尤其是中央第二個西部大開發(fā)規(guī)劃即將出臺,西部大開發(fā)將進一步加速,西部金融產業(yè)也面臨難得的機遇,在此背景下西部金融產業(yè)發(fā)展應當汲取哪些教訓,注意些什么問題呢?

(一)在宏觀經濟決策上,必須根據國情區(qū)情制定產業(yè)政策,合理安排金融產業(yè)的發(fā)展比重,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平衡發(fā)展

在產業(yè)結構上農業(yè)和工業(yè)的比重應適度,金融發(fā)展的主導方向應當有效促進金融資本與產業(yè)資本的有機結合。對此,首先要把農業(y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農業(yè)這個基礎。切實加強財政政策與農村金融政策的有效銜接,引導更多信貸資金投向“三農”。完善縣域內銀行業(yè)金融機構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當地發(fā)放貸款政策。根據城鄉(xiāng)統(tǒng)籌的要求,加大政策性金融對農村改革發(fā)展重點領域和薄弱環(huán)節(jié)的支持力度,大力開展農業(yè)開發(fā)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長期政策性信貸業(yè)務。要努力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和水平,大力培育西部農村金融市場,盡快建立銀行農戶互信機制,有效地推動西部農業(yè)產業(yè)化、農業(yè)現代化發(fā)展。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情況下,重視“三農”問題和培育農村市場,金融業(yè)應采取有效措施,成立農業(yè)投資公司和農業(yè)產業(yè)發(fā)展基金,建立健全農業(yè)經濟財政支撐機制,加快推進農村金融制度創(chuàng)新、產品創(chuàng)新和服務創(chuàng)新,滿足農村信貸需求。

其次,要重視支持裝備制造業(yè)、清潔能源和輕工業(yè)的發(fā)展。幾年前,甘肅省委省政府就明確提出要振興裝備制造業(yè)和輕紡工業(yè),加快發(fā)展風電和清潔能源,這是符合甘肅實際的,有利于促進區(qū)域產業(yè)升級和產業(yè)競爭力的提升,也有利于解決目前工業(yè)發(fā)展的產業(yè)支撐面漸行漸窄,產業(yè)門類逐步向資源性產業(yè)縮減的問題。但是振興發(fā)展裝備制造業(yè)、清潔能源和輕工業(yè)要與金融銀行互動和聯(lián)盟。政府要設立發(fā)展引導基金和產業(yè)基金,通過政府引導基金促進產業(yè)基金發(fā)展,來支持相關產業(yè)的振興規(guī)劃的落實。同時,作為第三產業(yè)的金融業(yè),其發(fā)展應立足于市場分工,履行服務于實體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職能,要支持優(yōu)勢產業(yè)、特色產業(yè)、低碳經濟的發(fā)展,要采取措施解決西部中小企業(yè)貸款融資難的問題,推動和促進西部經濟的全面發(fā)展。

(二)信貸應均衡發(fā)展,不易過度集中,嚴格防范信貸風險

我國西部地區(qū)經濟相對落后,區(qū)域性經濟總量較小、產業(yè)結構單一和可貸項目資源相對較少,各銀行業(yè)金融機構難免會出現貸款地域和期限相對集中的問題,這種情況必定出現信貸投放的同質化趨勢,容易增加營銷成本,不利于信貸結構調整和金融機構分散風險。為此,各級政府就要統(tǒng)籌配置信貸資源,在保證中央投資項目和地方重點項目配套貸款的同時,還應注意拓展業(yè)務和金融產品創(chuàng)新,多途徑合理分散信貸風險,有效發(fā)揮投資對區(qū)域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并實現金融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

此外,房地產市場價升量降,應時刻警惕房地產信貸存在的潛在風險。僅以蘭州市為例,據蘭州房地產管理局網上售房統(tǒng)計數據顯示,2009年8月末商品房空置面積114.94萬平方米,同比增長65.10%,比上年同期上升96.03個百分點,且2009年1月1日至9月15日蘭州市網上銷售房屋3 859套,面積44.92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6 194元/平方米,去年同期銷售房屋6 395套,面積74.82萬平方米,成交均價為3 897元/平方米。房地產市場呈現價升量降的態(tài)勢從而可能引發(fā)的風險亦值得政府以及金融機構部門重視。

(三)發(fā)展西部金融業(yè)要重視金融創(chuàng)新

金融創(chuàng)新是經濟、金融發(fā)展的不竭動力。金融創(chuàng)新需要與金融市場的發(fā)展水平相匹配,而從西部金融業(yè)的發(fā)展來看,金融市場尚不發(fā)達,金融創(chuàng)新更是有限。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發(fā)展西部金融業(yè),一方面我們要警惕市場無序和金融創(chuàng)新過度的風險,但必須要從國情區(qū)情出發(fā),充分認識本地金融業(yè)的發(fā)展水平和特點,必須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不僅中國金融市場與美國的金融市場存在較大差距,就是西部的金融市場與國內發(fā)達地區(qū)的金融市場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不僅規(guī)模小、數量品種少,而且金融創(chuàng)新程度也低,西部金融業(yè)還處在一個較低水平,因而,發(fā)展西部金融業(yè)就必須重視金融創(chuàng)新和金融改革,要努力完善區(qū)域性金融業(yè)發(fā)展框架,拓寬產業(yè)發(fā)展領域。當然,西部金融業(yè)的創(chuàng)新要立足于服務地方實體經濟,要服從投資者的長期利益和風險承受能力,不能盲目創(chuàng)新。

(四)應加強財政金融的監(jiān)管

投資銀行近年來大量介入次貸市場和復雜衍生金融產品的投資,但是如果金融衍生產品的市場效應過度放大,必然產生巨大的經濟泡沫。要防范金融風險,實現金融市場的穩(wěn)定和正常發(fā)展,必須要采用一系列的措施,嚴防金融過度膨脹和過度投機。要通過建立嚴格的風險評估機制和預警系統(tǒng),加強對金融活動的日常監(jiān)管和調控,及時發(fā)現金融運行的不穩(wěn)定因素,防止金融風險積累及其向金融危機的轉化,以推動資本市場的健康運行。要建立金融重大信息發(fā)布制度,尤其要強化對政府公共投資的監(jiān)管和信息公開,盡可能減少信息不對稱。雖然目前西部地區(qū)的金融創(chuàng)新及金融市場還較落后,但對此必須要有清醒認識和及早采取全面防范的措施,要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做到未雨綢繆。在當前還應注意規(guī)范地方融資平臺,防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無節(jié)制膨脹問題,使金融業(yè)的發(fā)展健康平穩(wěn)有序。

(五)國家及地方政府應鼓勵適度消費

美國的超前消費經濟模式可以說是次貸危機發(fā)生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在我國超前消

費也已普遍。然而我們應在肯定這種消費模式對經濟的積極作用下,要把握其規(guī)模的合理適度。應該認識到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者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作用相輔相成,過度消費會導致過低儲蓄,影響資本積累和銀行資本流動,導致投資不足,這樣會直接影響經濟的發(fā)展。當然,目前我國金融資本存在著過剩的問題,其根源并不在于消費,而在于金融與經濟發(fā)展之間不適配,導致許多需要資本的企業(yè)貸不到款。

(六)要發(fā)展西部金融業(yè)必須大力開放西部金融市場,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資渠道

金融創(chuàng)新產品如次級債券隱藏了系統(tǒng)化融資的規(guī)模,把風險變得比較不透明,所以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面對發(fā)達國家發(fā)達的金融系統(tǒng)和繁多的金融創(chuàng)新工具,中國以及西部無論實施“走出去”戰(zhàn)略還是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都需要更謹慎。要建立國家和地區(qū)性的投資風險評估和風險化解機制,做到既慎重又積極。尤其要發(fā)展西部金融業(yè),我們絕不能因噎廢食,要注意捕捉金融危機背景下的發(fā)展機遇,大力開放金融市場,爭取國家優(yōu)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國金融機構和發(fā)達地方的金融機構來西部設點開業(yè),擴大和激活西部金融業(yè)。當然西部金融業(yè)也應大力開拓新的市場,要加強與周邊地區(qū)和國家的金融業(yè)的聯(lián)系和來往,建立共同市場,促進和推動西部的改革開放和發(fā)展。

(七)加強財政金融立法,完善政府監(jiān)管責任,營造良好環(huán)境

要通過立法加大政府對金融企業(yè)的監(jiān)管和社會責任,規(guī)定重大投資項目和金融產品風險的單位和領導的責任,強化從業(yè)人員的職業(yè)道德素質和水準,建立健全金融評估、審查、監(jiān)督的制度機制,并規(guī)定一旦出現失誤,相關組織和領導應承擔的責任。要提升司法機關處理金融違法犯罪的能力,建立健全金融系統(tǒng)的犯罪預防。在平等保護金融創(chuàng)新主體的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嚴厲制裁金融違法犯罪行為,并通過建立相應的公共信息披露制度,加強與新聞媒體的溝通,引導社會公眾正確理解金融創(chuàng)新的客觀規(guī)律和法律體系,從而營造優(yōu)良的金融生態(tài)環(huán)境。同時,還應加強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信息評級機構的監(jiān)管立法,全面構建預防金融危機的制度屏障。

注 釋:

①胡懷邦.危機難改金融四大趨勢[J].瞭望,2009,(26).

②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法制日報》201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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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從 2008年美國發(fā)生金融危機以來

從 2008年美國發(fā)生金融危機以來，將近四年了，美國經濟復蘇緩慢，經濟學家預計到年底美國經濟增長只有1%左右。受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歐洲的危機不但還沒走出陰影，反而又出現了主權債務危機。民眾的抗議浪潮遍及整個西方世界。反觀中國，經濟增長又達9%，“風景這邊獨好”。于是，有不少國內外學者撰文指出美國和歐洲衰落了，“中國模式”勝利了。從經濟的角度看，美國和歐洲實行的是市場經濟，我國現階段實行的是半統(tǒng)制半市場的經濟；從政治的角度看，美國和歐洲實行的是多黨民主政治，我國實行的是一黨專制政治。如果美國和歐洲真的衰落了，中國模式真的勝利了，那么就意味著民主的失敗和專制的勝利，市場經濟的失敗和半統(tǒng)制半市場經濟的勝利。這是一個關乎人類發(fā)展方向的大問題，不得不引起人們高度重視。但根據我的觀察，歐美和中國都有問題，都需要改革，不過，改革的方向會有不同。

（一）歐美怎么了？

從經濟構架的角度看，市場經濟的充分發(fā)展帶來動力、公平交易、經濟自由和創(chuàng)新等等，但也必然導致貧富兩極分化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是世界各國市場經濟發(fā)展的歷史反復證明了的。

市場經濟發(fā)展到今天，不難看到，美國和歐洲又出現了新的矛盾即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西方市場經濟內部的金融或者貨幣資本和工業(yè)資本(或者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在這一波全球化過程中碰撞很激烈，西方國家已經從工業(yè)資本(或者制造業(yè)資本)發(fā)展到擁有很大份量的金融資本。無論從規(guī)模還是從性質來說，當代金融資本已經和昔日的金融資本全然不同。昔日金融就是要為實體經濟融資，盡管金融資本也有“投機”性，但這種“投機”性的交易還是和實體經濟相關。但在今天的金融資本那里，“投機”本身就變成了主體。金融不再是為實體經濟融資，而是為了更多的為自身“融資”，用錢來套取更多的錢。

當今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也已有了實質性的變化。現實的情況是，雖然實體經濟還是依賴于金融經濟，但金融經濟可以脫離和獨立于實體經濟而運作，這是一種單向面的依賴。當今金融資本成為歐美經濟的半壁江山之后，金融資本明顯呈現出一大趨勢即當代金融業(yè)不產生就業(yè)。金融資本最具有流動性，全球化時代更是如此。資本的特性就是流向可以獲得最高回報的地方。因此，很容易理解，在美國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錢拯救了金融業(yè)之后，美國金融資本并沒有意圖來擴大國內的投資，拯救實體經濟;相反，它仍然流向海外發(fā)展中國家，因為在那里，它可以獲取遠較國內高的收獲，這樣它不產生國內就業(yè)。同時，當代金融業(yè)主要是用貨幣炒作貨幣，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電腦化的行業(yè)。從其所雇用的員工的結果來看，只有股東和少量的技術操控人員(即金融工程人員)，不需要傳統(tǒng)金融業(yè)所雇用的大量雇員。因此，華爾街在不斷制造著富翁的同時也在解雇大量的員工。

對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需要進行干預。對于政府的干預，現在不論哪一派經濟學家都沒有反對的聲音了，爭論只在于干預的邊界在何處。不同性質的政府，比如，民主政府和專制政府干預的方法和邊界顯然不同。

在西方，民主政治一直被視為是保護市場經濟的最好政體，同時市場經濟也被視為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在歷史上，私有者通過早期市場經濟工商業(yè)活動積累了財富，成為了舊制度的主要納稅人和債權人，自然要和傳統(tǒng)貴族分享政治權力，這是有產者民主的開端。當工業(yè)資本產生的勞工群體即工人階級獲得選舉權時，這是大眾民主的第一步，西方民主從有產者民主轉型成為大眾民主。隨著這種政治的轉型，西方經濟從赤裸裸的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轉型成為福利經濟。經濟上的這種轉型不是資本本身的邏輯，而是政治民主化后政府干預的結果。只有在大眾民主的壓力下，財富分配才成為可能。因為政府就不能和從前一樣光站在資方一邊，而必須超越有產者的利益，表現為比較中立的立場。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發(fā)展出了勞動者、資本、政府三者之間的平衡。但隨著勞動者的增加，由于來自勞動者的選票的壓力，政府在勞動工資的提高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大眾民主下，因為政權的基礎不再局限于財富，而是選民的選票，政府很快向民眾傾斜。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足夠的選票，就很難取得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福利不但不能減少，而且還不得不繼續(xù)擴張。

高福利需要征更多的稅，但是隨著以規(guī)避納稅著稱的金融資本的崛起，歐美國家的稅基已經在不斷流失。20年來實際生活水平沒有提高的中產者和資產者，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不但堅決反對增稅，而且積極追求減稅。在經濟體不能創(chuàng)造龐大的財富來支撐福利和公共開支國家又無法增加稅收的時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國債度日的赤字財政，這就是歐洲等國家債務危機的根源。

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很多西方發(fā)達國家，比如美國、法國、德國和英國等等的跨國公司就已經把制造業(yè)和通過產業(yè)鏈的全球化將本國許多中低端制造業(yè)轉到發(fā)展中國家去了，這對本國的就業(yè)也產生負面影響。同時，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半邊江山也已經從產業(yè)轉向金融，金融業(yè)也不產生就業(yè)，所以對本國就業(yè)產生負面影響，比如美國的失業(yè)率總是保持在9%左右。所有這些因素，都在促使著西方發(fā)達國家朝著兩極分化趨勢發(fā)展。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必然導致社會的不滿，很多人走上街頭抗議就是這種不滿的表現。

政府是否可以通過傳統(tǒng)的征稅方式來對付呢?在全球化時代，政府對資本缺少有效的制約，如果對富人征稅，富人很容易出走他鄉(xiāng)，財富流出到其他國家。沒辦法，民主政府為了對付財政危機，往往選擇繼續(xù)向中產者征稅，這必然導致更大的不滿。今天的西方發(fā)達國家，社會抗議運動也在那里頻繁發(fā)生。最近發(fā)生的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具有指標性意義。

從目前的情況看，沒有人知道西方如何應付每況愈下的經濟。西方的選擇似乎不多。從歷史上看，不管是社會危機還是經濟危機，最終必然轉化成為政治危機。從歐美社會抗議的狀況來看，經濟危機已經開始政治化。

（二）中國“風景這邊獨好”怎么好法？

在中國，我們情況與美歐不同，1978年以后，我國在中共主導下改革開放，逐漸走上市場化道路，現在處于半統(tǒng)制半市場化階段，經濟快速發(fā)展，現在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當然，發(fā)展的代價也很大，比如環(huán)境污染、食品偽劣、道德淪喪、官員腐敗、官商勾結、奴役勞工、權貴掠奪等等。

當今在我國半統(tǒng)制半市場化下，權貴資本、平民資本和外國資本這三部分就是當今的私營企業(yè)的狀況,權貴資本在半統(tǒng)制半市場化階段由于有官方背景享有優(yōu)先權。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權貴”這類人通過三種方式發(fā)家致富了，從1978年到1989年通過倒賣廉價物資發(fā)家，從1992年到2000年由于實行部分國有資產私有化，權貴或者利用手中的資金或者從銀行貸款低價收購國有資產，重組后上市，又發(fā)了一筆；從2001年起到現在利用父母手中握有的公權，或者低價領進工程項目高價轉手獲利，或者低價買進城市周圍的土地然后高價轉手或經營房地產又大大發(fā)了一筆。這種情況在民主化國家的市場經濟下一般是沒有的，只有我國或類似我國的國家在專制之下實行所謂的市場經濟的才會出現。

在半統(tǒng)制半市場化階段，迄今為止，中共控制的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國有企業(yè)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yè)中繼續(xù)處于壟斷地位，有壟斷利潤和特權，這些企業(yè)的領導人基本上是高官的子女和親屬。說我國的經濟是半統(tǒng)制和半市場經濟不僅是因為有權貴企業(yè)和有壟斷國有企業(yè)的存在，還因為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他們優(yōu)先將資金注入國有企業(yè)和權貴企業(yè)，破壞市場公平;同時還因為各級政府的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yè)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這種半統(tǒng)制半市場化經濟，不僅是經濟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政治的原因。***制度是這種半統(tǒng)制半市場化經濟產生問題的主要根源。一黨制的特點是：黨國一體化，在中國,中共一個黨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和司法等所有領域的權力。中共享有專制的特權，由于改革在沒有實行民主和法治之下搞所謂的市場經濟，所以官員腐敗、權貴掠奪、官商勾結等就如山洪暴發(fā)一樣表現出來了。官員腐敗、權貴掠奪和官商勾結這一些現象首先是跟公權力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設計一種制度來限制公權力這是最主要的。人類社會治理的實踐和學說發(fā)展至今，已經證明了四種制衡權力的有效方式——多黨制下的反對黨制衡、自由競選制度下的選民制衡、三權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論自由下的輿論監(jiān)督。這四種制衡就是反對官員腐敗、權貴掠奪和官商勾結的最有效形式。

（三）如何根據情況進行改革？

現在有人就失去了理性判斷，說什么既然歐美市場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問題，民主政府干預也沒能夠解決好問題，那么就干脆終結市場經濟回到計劃經濟體制，這樣的論調已經充斥了世界各地大小媒體。市場經濟真的要終結了？我國經濟實力現在能夠強勁當然應該歸功于近三十三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產生的奇跡，不是“大政府主義”

而是市場化的奇跡。到今天，中國和美歐各國的經濟體制差別，不在于政府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差別，而是存在于市場與政府的邊界劃在哪里的差別，不是“質”的差別。所以，現在的爭論，不是圍繞市場經濟是否要被計劃經濟所取代，而是圍繞監(jiān)管的邊界要往哪里延伸、延伸多少的問題。所以世界各國應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政策選擇或者改革。

美國是全球金融風暴的策源地，美國經濟本身也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必須解決。如今，美國財政部的債券信用卻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財政開支在未來必須削減。美國既有極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yè)、部門和人群，包括高科技、高等教育、高端制造等方面，蘋果、微軟、谷歌、波音等大公司比比皆是，但是必須看到，美國還存在著一大批積聚在低端制造業(yè)、普通的國內服務業(yè)不具備競爭力的產業(yè)、部門和人群，這部分人群是從拉丁美洲國家通過非法移民或投親靠友進入美國境內的、連英語都講不好的沒有受過良好基本素質訓練的新移民，這部分人事實上已經成為了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包袱。

面對這樣問題，美國長期形成的高福利的制度安排，導致60%以上的財政支出屬于賦權性的財政支出，用于失業(yè)保險、醫(yī)療保險、貧困救濟、低收入家庭過多的住房補貼等方面。這一切使得美國社會中沒有競爭力的那部分人群更加沒有競爭力；而這種負擔將越來越重，又會反過來作用到高端人群身上，使得他們的稅收負擔日益加重。

我們看到美國的政界為此爭吵的不可開交，雙方一直爭執(zhí)不下，以奧巴馬為首的民主黨人認為，應該增加社會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和解決社會矛盾；而以共和黨、茶黨為代表的政治家們，卻想恢復美國早年以新教徒文化為社會核心的傳統(tǒng)經濟制度，那就是大幅度地削減財政開支、削減稅負，以此刺激經濟。

在現有科技條件下，有理由推斷，美國經濟格局在未來4-5年內很難出現大規(guī)模的逆轉，據此我們可以認為，美國的主權債務規(guī)模很難在短期內削減。未來四五年美國的基本狀況，可能是維持比較低速的經濟增長，財政情況繼續(xù)惡化。在此情況下，在美國的民主政治條件下，美國唯一的政策選擇就是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此帶動和刺激經濟的發(fā)展。

歐元區(qū)的狀況是一方面德國的制造業(yè)及經濟的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另一方是南歐一些競爭力較差的經濟體，它們所面臨的是必須削減政府福利性開支，既是為了平衡預算和削減債務，更重要的是通過削減社會福利的方式增加其勞工的競爭力。這些南歐國家必須啟動改革程序。

從歐債危機兩大主角的任一方來看，歐元垮臺對它們都不利。從德國的角度看，如果其重新啟用自己的貨幣馬克，則將面臨巨大的貨幣升值壓力，從正處在主權債務危機中的南歐國家的角度看，歐元倒臺更是引火自焚，因為如果脫離歐元區(qū)，它們自己發(fā)行貨幣將面臨極大的市場挑戰(zhàn)，因此，歐元機制不會因為這一次的債務危機而崩潰。

動蕩的國際環(huán)境給中國經濟提出了挑戰(zhàn)，面對這樣一個形勢，中國必須做好認真的準備。必須加快政治和經濟改革的步伐，必須管理好自己的外匯儲備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中國近年來經濟和社會事態(tài)的發(fā)展充分說明，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后果。與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的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xù)，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近年來政府啟動巨量投資和海量貸款造成的消極后果正在開始顯現。

中國社會雖然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迄今為止，中國在20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和權貴資本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這樣一來，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半統(tǒng)制、半市場”的經濟格局。

這種體制建立后，就出現了兩種可能的發(fā)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諸如市場監(jiān)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法治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強化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以及權貴資本力量，使經濟的不斷增長蛻變?yōu)楣倭刨Y本主義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的聯(lián)合體。

要避免出現后一種情況不僅要求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配套地推進。歷史告訴我們，一切采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在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以后，都需要從威權發(fā)展模式向民主發(fā)展模式的轉型。中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已經取得長足的進展，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規(guī)則和公正執(zhí)法來保障的。所以，經濟和政治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應該配合起來推進。

鄭酋午

第四篇：歷數全球金融危機

FT中文網

歷數全球金融危機

每一次經濟恐慌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點，但都有一個相似之處，即它們都緊接著一段表面上的繁榮期之后發(fā)生，從而暴露出這種繁榮的空洞。這種順序屢試不爽，每當我們發(fā)現可以不必通過艱苦緩慢的實干，就能輕松大發(fā)其財之時，就可以十拿九穩(wěn)地斷言，恐慌時期即將來臨。

可能過去就有人講過這樣的話。事實上，在1859年，它已被寫進1857-58年商業(yè)危機的歷史。金融動蕩感覺上各不相同，但大多數幾乎如出一轍。

讓我們從一個顯然極為相似的案例開始。北巖銀行(Northern Rock)是英國自1866年歐沃倫格尼銀行(Overend Gurney)關門以來第一家倒閉的大型銀行。兩家都是久負盛名的機構，有著審慎且令人敬佩的財務歷史：北巖銀行的前身是東北部一家共同所有的建房互助會，歐沃倫格尼銀行則在東安格利亞貴格會擁有深厚根基。

渴望增長的新一代高管接掌了兩家銀行的領導權，他們急切想要迅速擴大他們的貸款規(guī)模：北巖在房價泡沫的頂峰陷在房屋抵押貸款里，而歐沃尼栽在一些顯然有問題的企業(yè)上，包括造船、谷物貿易、鐵路融資行業(yè)及許多其他行業(yè)的企業(yè)。這些企業(yè)都犯了致命錯誤，即依賴短期借款為他們快速擴張和風險越來越大的貸款賬目提供資金。與北巖一樣，歐沃尼為其有缺陷的業(yè)務模式付出了代價。一個重大的不同之處在于，英國央行讓歐沃尼倒閉了，導致其他一些企業(yè)在接著引發(fā)的恐慌中倒閉。

最近，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馬里蘭大學的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學的肯?羅格夫(Ken Rogoff)發(fā)表了一份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分析報告，在文中他們找出了二戰(zhàn)以來發(fā)生在工業(yè)國家的前18次銀行業(yè)危機，把當前的金融危機放到了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他們發(fā)現了把單個事件轉化成金融繁榮和蕭條的整體圖景的共同主題，他們稱之為“諸多標準金融危機指標上驚人的定性和定量相似點”。他們重點對美國進行了研究，但如果你觀察相關數字，他們分析中的大部分內容也適用于英國。

在每次重大金融動蕩之前，住房價格都會快速上漲，股票價格也是如此。由于直到危機發(fā)生的前夜，資本流入加速，經常賬盈余迅速擴大。公共債務上升是戰(zhàn)后危機中一個幾乎普遍的前兆。當問題隱約浮現時，總體經濟增長開始逐漸放緩。此外，以往的金融沖擊發(fā)生前，通常有一段放松金融管制的時期。

作為一位見識頗多的記者，我見證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級銀行危機，我們最強大的金融機構險些被拖垮。現在，我還仍然保留著由四大清算銀行之一發(fā)布的否認它們身處困境的新聞稿。那次事件有幾個不同的觸發(fā)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開始實施的《競爭與信貸管理條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開了貸款的上限，降低了對銀行的流動性要求，并終結了利率同盟。之后的兩年里，對英國居民的信用墊款總額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著角色。引用前美聯(lián)儲主席保羅?沃克爾(Paul Volcker)的話，過去25年間“我們從一個以商業(yè)銀行為中心的、高度監(jiān)管的金融體系，轉變?yōu)橐粋€經過了高度設計、復雜得多的體系。今天，眾多金融中介發(fā)生在有效的官方監(jiān)管和監(jiān)督之外的市場，全都裝在不知有多少萬億規(guī)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個共同特征是，資產價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時期的價格穩(wěn)定后發(fā)生，最近英國《金融時報》一篇由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維納什?佩爾紹德(Avinash Persaud)撰寫的文章指出了這一點。他們引用了1929年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亞洲，以及2007-08年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危機作為案例。低通脹導致低利率和真實資產的積累，繼而導致投資者為了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而去冒更大風險。20世紀70年代就有一個經典案例，當時石油美元涌入國際資本市場并推動利率走低。銀行流動性充足，正四處尋找新的出口。他們在中歐和拉美的發(fā)展中經濟體找到了正在找尋的東西。但當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暫停償還外債時，這種情形便戛然而止。

過去數年中發(fā)生了很多同樣的事件。甚至羅格夫和萊因哈特大膽地暗示，這一次大量資金事實上已被再循環(huán)至一個發(fā)展中經濟體，但這回這個經濟體存在于美國境內。逾一萬億美元被導入由最窮、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構成的美國次級房貸市場。

此處的共同特征就是對風險的誤判，對風險的定價錯得離譜。1929年，問題出在投資資金被過度利用；1997-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則是與錯配的貨幣敞口有關；互聯(lián)網熱潮時期，當時的想法就是互聯(lián)網將導致永不休止的經濟增長。在最近這次信貸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債務分開拆碎，然后分發(fā)到世界各地，垃圾債券能就這樣奇跡般地轉變?yōu)?A級投資對象。

這一次確實有什么不同之處嗎？

然而，最近的這次事件與歷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個特征是，其性質是真正的國際性的。幾個世紀來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機讓世人明白一個道理，即樂觀、貪婪、狂熱和絕望是不分國界的。早在互聯(lián)網之前，不斷變化的市場情緒就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價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這一幕，簡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場里同步發(fā)生的。用套利、資本流動或資金轉移遠不能解釋這一現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關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蘭及法國的強力貨幣擴張助長了泡沫。緊跟泡沫發(fā)生的危機波及到了荷蘭、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國北部。此類國際性震蕩的名單一眼看不到頭。

當然，世界各地國家經濟體之間總有著實體的聯(lián)系，如國際貿易商品和金條、出口和進口、資本和資金流動，等等。但我發(fā)現，讓我著迷的卻是純心理方面的聯(lián)系，像是某國投資人的情緒在什么時候影響另一國投資人的情緒，有時候是距離非常遠的兩個國家。我們在考慮金融快感和恐懼時始終要牢記的是，理性行為總是不在考慮之列。歷史上最偉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機，結果輸慘了。正如他沮喪地感言：“我能計算天體的運動，卻不能計算人類的瘋狂。”

重大金融震蕩的結果是什么？

關于這個問題，大量知識來自于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發(fā)表了經典著作《癲狂、恐慌與崩潰》(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爾伯格用相當沒有把握的方式所表達觀點是，得到正確運用的最后貸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緊接著金融危機之后發(fā)生的商業(yè)滑坡縮短的關鍵。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機作為證據。這幾次危機中，沒有一次最后貸款人能真正出現。之后發(fā)生的蕭條比之其他幾次時間更長、程度更深。19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30年代發(fā)生的兩次危機，均被稱為“大蕭條”。

最后貸款人角色的經典定義是由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偉大著作《倫巴第街》(Lombard Street)發(fā)表于1873年，書中闡述的一個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機時刻的指導格言：憑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貸，也是從那本書開始的。自由放貸，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沒人可以不經過慎重考慮、用很低的代價就借到錢”。無限度地憑所有良好的銀行業(yè)證券放貸——因為“造成驚恐的方式，就是拒絕持有優(yōu)質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簡單。首先，央行官員們并不總是把他們的工作做得很好。人們普遍認為，英國央行在干預1825年恐慌時沒起什么作用。城市歷史學家戴維?基納斯頓(David Kynaston)說明了英國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滿和過于劇烈的信貸緊縮之間急劇轉向的。70多家銀行倒閉了，據傳，英國央行自己也是僥幸逃過一劫。正當5英鎊和10英鎊的紙幣全部用光之際，有人發(fā)現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庫里的1英鎊的票

子。這些紙幣是得到政府許可發(fā)行的，并“創(chuàng)造了奇跡”。接著發(fā)生的蕭條持續(xù)了幾年時間：根據一份報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幾乎人人都仍舊感覺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給他們的損失所造成的傷痛——并且直到現在，由于害怕風暴后持續(xù)很長時間的洶涌波濤，甚至現在都遠離海邊”。

另一個問題是，過度熱情的央行干預可能給未來造成實際麻煩。關于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來的經濟攤子的熱議，背后體現的就是這個問題。2006年1月，艾倫?格林斯潘卸任美聯(lián)儲主席。美聯(lián)儲的經典角色一直是逆風而行，在艱難時期放松信貸，在局面失控之前緊縮信貸。威廉?麥克切斯尼?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擔任過18年的美聯(lián)儲主席，直到尼克松總統(tǒng)時代，用他的話說：“美聯(lián)儲的功能，就是在聚會漸入佳境的時候，端走賓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評者聲稱，他非但沒有端走賓治盆，而且在聚會快結束的苗頭初步顯露時，他又喝了一瓶白蘭地，高興得不想離場。

他們還說，不論出了什么問題，格林斯潘執(zhí)掌的美儲儲總會通過創(chuàng)造足夠多廉價貨幣收買的方法來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場崩盤后，美聯(lián)儲在六周內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復。同樣的情形也發(fā)生在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遠還是有限制的。隨著時間推移，廉價貨幣和負的實際利率導致帶來泡沫的投機和通貨膨脹。這是央行行長們警告道德風險的危險時所要表達的意思，這種道德風險指的是，把銀行家們從困境中拯救出來只會鼓勵他們將來更加不負責任。當應該讓一家機構倒閉時，試圖把個人過失和可能導致極嚴重后果的系統(tǒng)性失效清楚地區(qū)分開來是十分困難的。

出于這個原因，多年來，常常是這樣一個情況，銀行當局下決心不干預，最終卻發(fā)現自己被迫屈服于壓力。利物浦勛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脅說，如果投機者得到拯救，他將辭去財政大臣的職務，但最后投機者還是得救了。金德爾伯格發(fā)現類似的例子發(fā)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紐約時。現任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也對道德風險多次發(fā)出強有力的警告，直到幾個月前英國央行準備進行一次看上去象經典白芝浩式的干預為止。

在給投機者一個教訓和系統(tǒng)性失效之間取得平衡相當困難。只有歷史才能夠對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評判。

在對最近這場危機的反應中，美聯(lián)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比他們的前輩們走得更遠。華爾街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證券化貸款市場上的巨大敞口而面臨倒閉危險。面對這種情況，再次引用保羅?沃克爾的話，美聯(lián)儲判斷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權利用到極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準則和慣例”的措施。

同樣，這種救援肯定必定導致美國證券監(jiān)管的徹底重塑。如果美聯(lián)儲將來站到這些機構背后，那它需要的監(jiān)督程度要遠比當前規(guī)則下允許的要直接地多。難怪沃克爾言語之間有些擔心。

經濟低迷時間跨度可能有多長，影響可能有多深？

當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變數。關鍵之一是最后貸款人的存在和表現。但還有許多其他變數，因為繁榮和蕭條鮮有單一觸發(fā)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機的觸發(fā)因素有：鐵路狂熱、馬鈴薯病害、一年小麥歉收和第二年豐產以及歐陸接著發(fā)生的革命。1857年華爾街恐慌通過內戰(zhàn)變成了一場持續(xù)很長時間的衰退。關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成因，著有眾多的教科書，而《大崩潰》(Great Crash)絕不是其唯一的貢獻者。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價格在飚升，正好在這個時刻，世界最重要的各家銀行突然驚現一個十分巨大的漏洞──這再次說明：造成麻煩的不只是金融沖擊，這樣的事實令當今的經濟挑戰(zhàn)更加使人生畏。通貨膨脹上升加上需求減緩意味著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面臨嚴峻的問題。因此歐洲央行最近調升利率以保持通貨膨脹得到抑制，而這偏偏又是在需求減緩的時刻，通常需要來一次減息。

盡管存在所有這些變數，但歷史確實也為重大金融事件的潛在經濟影響提供了一些指南。正如萊因哈特和的羅格夫分析的那樣，二戰(zhàn)后最具災難性的五個例子中（芬蘭、日本、挪威、瑞典和西班牙），年產出增長率從頂峰到谷底的跌幅超過5%，甚至三年后，增長率仍維持在比危機前趨勢增長率稍低的水平上。把所有18次沖擊放在一起評價，實際人均產出增長率平均跌幅結果是略大于2%，且一般需要兩年時間恢復到趨勢增長率水平。

經濟學家保羅?奧默羅德(Paul Ormerod)最近分析了17個西方國家在1871年和2006年間的255次衰退案例。他發(fā)現，其中164次只持續(xù)了一年時間，大多數在兩年內結束。

由此，作為一個憑經驗得出的非常粗糙的規(guī)律，在最后貸款人做了它該做工作的前提下，多年來金融沖擊后的經濟低迷時期持續(xù)長達兩年左右時間的情形屢見不鮮。在那基礎上，鑒于當前金融事件的規(guī)模之大，美國和英國財政部看上去總是在預計中相當樂觀，他們預計2007年夏季后出現短暫、劇烈的倒退，而在今年下半年復蘇將會初露端倪。而從目前情況來看，2009年的前景很可能會比2008年更糟糕，至少在英國是這樣。

金融創(chuàng)傷多大程度上導致經濟低迷？

首先，金融危機導致人們大規(guī)模損失資產和財富，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可想而知——只要想想世界上大型銀行的股東如今感覺比一年前少了多少錢。沖擊對于銀行資產負債情況的影響也對他們的放貸能力有著直接的影響。最驚人的例子就是大蕭條時期嚴厲的信貸限制。美國汽車銷量從1929年時的450萬輛下降至1932年的110萬輛，在20年時間里沒能超過先前的頂峰水平。

此外，從繁榮到蕭條的轉變完全改變了公眾對于金融和承擔風險意愿的觀點。昨天的英雄成了今天的惡棍。投資的時間長度縮短了。如J.K.?加爾布雷斯(J.K.Galbraith)在他偉大的著作《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里評述的那樣，在經濟低迷的一些日子里，“某些近乎普遍相信的東西變成了好似受到普遍懷疑的東西”。

金融震蕩也頻繁暴露出欺詐和犯罪，加強了一種不安的總體感覺，并讓公眾叫嚷著要復仇。南海公司的董事們的勉強保住了性命。當時，一位議員堅決主張，這些人應該被判弒長犯上罪，并受到古羅馬對于此罪的刑罰——即把他們跟一只猴子和一條蛇一起縫在麻袋里，并把他們溺死。當情況變得不太對勁時，要留意那些從不休假的雇員。在倫敦，當聯(lián)合銀行的威廉?普林格(William Pullinger)被迫在1860年參加葬禮時，一樁巨大的挪用資金案才被曝光。在巴黎，最近在興業(yè)銀行(Societe Generale)資產負債表上捅了個大窟窿的違規(guī)交易員杰洛米?科維爾(Jerome Kerviel)同樣也不想離開他的辦公桌。

立法機構在這種金融狂熱的時刻并不總是能作出最英明的決策。1720年《泡沫法》(The Bubble Act)禁止所有未經皇家許可狀授權的股票發(fā)行，這使得一個多世紀時間里里，在英國要開辦一家合法企業(yè)都變得很困難，直到該法最終被廢除情況才有了變化。1929年華爾街崩潰催生了《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Legislation of 1930)，這部法律對國際貿易產生了破壞性影響。本世紀初商業(yè)網絡泡沫之后，美國出臺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Legislation），增加了所有美國上市公司的經濟負擔。

正如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在本報評論的那樣：“人人都牽扯其中——借款人、放款人和監(jiān)管者——都過于頻繁地被過度興趣和恐慌的潮流席卷。是人都會犯錯。那是監(jiān)管很少逆經濟周期而動的原因之一：監(jiān)管方也被潮流席卷。”所以歷史記錄說明，我們應對于去年的事件審慎地作出監(jiān)管反應，但這并不是說監(jiān)管者應該袖手旁觀。

我們應該怎么辦？

一個建議是，我們應建立某種機制，可能是一個重新設定焦點的國際貨幣基金，賦予它在視野里尋找問題的職責。聽上去這個主意不賴。但歷史上充斥著這樣的情形，在狂熱的氛圍里，當局有關泡沫即將來臨的警告被完全無視。1996年年底，艾倫?格林斯潘談到了“非理性繁榮”，股價短暫下滑。但之后10年的大多數時間里

股價加速上漲。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就在去年夏天之前很早的時候就曾談到過錯誤定價的信貸風險和艱難時局即將到來。但當市場上漲時，沒人把那些災難預言家的話當回事。

那就是與當今流行的觀點相反的論點。如今的普遍觀點是，貨幣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利率時，應該考慮資產價格通貨膨脹和貨幣通貨膨脹。當住房價格在到2006年的3年內越飚越高時，我正在貨幣政策委員會任職。我能記得當時的想法：“如果我們的使命是抑制住房價格上漲（當然那時還沒發(fā)生），那么利率將何去何從？”要弄清楚是什么構成了可以長期維持的住房價格非常困難。僅僅因為感覺到住房價格太活躍，我們是不是就準備徹底打跨這個行業(yè)呢？我不這么看。

最近，古德哈特和佩爾紹德提出了一個更有趣、更進一步的想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監(jiān)管框架，提高銀行資本金要求，用一個比率將之與一個同銀行資產價格增長率掛鉤。其目的是遏制過度的放款，并在繁榮時期擴充銀行準備金。

一些監(jiān)管是無可避免的，拯救貝爾斯登的行動使得一場改革在美國勢在必行。在英國，今年稍晚時候政府將推出立法，以解決一些在北巖事件期間浮現出來的弊端。此外，也有可能進行更多微觀經濟層面的改變，例如信貸評級機構的工作等。沒完沒了且最終沒有什么成果的爭論——關于有必要限制金融城獎金的，關于更充分披露和提高透明度的，將一如既往地存在。大型商業(yè)銀行的年報將繼續(xù)以每年多出20至50頁的速度變厚。

顯然有必要使銀行體系里雇員和股東的經濟利益更加一致，以減少交易商去肩負巨大短期風險的誘因。但無論如何，未來幾年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謹慎和節(jié)制成為主基調。銀行在考慮把錢放在哪里和如何放時，將謹慎得多。灰暗乏味將統(tǒng)治地球，浮華的繁榮將被視為庸俗。這或許是歷史的最后一個教訓，對此，沒人比白芝浩說得更好了：“在英格蘭，一場巨大災難后，人們相互猜忌。一旦災難被遺忘，人們再次互相信賴。”

理查德?蘭伯特是英國工業(yè)聯(lián)合會(CBI)主席，《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前任總編輯。本文是根據他在牛津大學坦普頓學院演講基礎上經編輯的講稿。

1866年歐沃倫?格尼銀行

歐沃倫?格尼銀行的破產引發(fā)了英國最著名的銀行擠兌。當該銀行從核心業(yè)務（交易匯票）向外擴張進入到如船廠等風險更高的投資領域時，問題就發(fā)生了。當幾家債權人破產時，該銀行的股票驟然暴跌。沃爾特?白芝浩稱其政策“過于輕率，人們會覺得小孩來放貸也會比這做得好”。英國央行拒絕提供支持的那天，歐沃尼停止現金支付，擠兌變成了一場騷亂，之后又有10家銀行暫停支付，200家公司無力償債，“倫敦金融城的街道上人群擁擠，跌跌撞撞”。

2007年北巖銀行

去年9月12日，當信貸緊縮加劇時，北巖被迫求助于英國央行，希望由后者以最后貸款人角色為其提供流動性支持。關于貸款的新聞引發(fā)了擠兌。接下來的兩個月里，因多個援救方案失敗，該銀行2007年2月曾一度漲到12.14英鎊歷史高位的股價重挫至90便士。北巖銀行估計欠英國央行250億英鎊，于2月17日被政府國有化。

1720年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1711年贏得對南美貿易的壟斷，附帶條件是承擔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造成的國家債務。但西班牙對于海洋的控制使得公司貿易范圍很小，甚至在1718年戰(zhàn)火重燃前情況也沒有改觀。然而，由于擁有皇家特許狀，并且董事們四處散布編造的國外貿易大獲成功的故事，泡沫使得公司股價在1720年頭6個月里，從128英鎊飚升至1050英鎊。當泡沫破滅時，價格重挫回落至175英鎊，成千上萬的人因此破產。

1997年亞洲危機

在經歷數十年強勁經濟增長后，該地區(qū)贏得了“亞洲虎”外號，資本從發(fā)達世界快速流入這些自由化的市場。1997年7月，泰國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的決定引發(fā)了金融危機，很快傳播到該地區(qū)其他經濟體。不久，“亞洲傳染病”危機擴散到全球，巴西和俄羅斯也受害。

1929年華爾街崩盤

20世紀初，股票市場投機還被限于專業(yè)人士，到了20世紀20年代，就有數以百萬計的“普通美國人”在紐約股票交易所進行投資。到了1929年8月，小投資人用保證金所購股票面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是向經紀人的借款——借款超過了85億美元。到了10月，這種情況難以為繼，股東出現恐慌。就在一天時間里，股票交易量超過了1200萬股，人們拼命兌現他們的資產。“大蕭條”開始了。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日，全球股市經歷了史上最大單日下挫（道瓊斯工業(yè)平均指數下跌22.6%，而富時100指數下跌10.8%）。崩盤的確切原因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有人甚至將之將富時指數的暴跌歸咎于10月16日的倫敦颶風。

譯者/紅嶺

第五篇：全球金融危機演講稿

經濟危機早已籠罩全球。中國雖不像歐美那樣陷入全面的金融恐慌，但我們面臨的問題卻絕不是那么簡單的。

其實我很慶幸，歐美在這一時刻發(fā)生了這樣一場經濟危機，這不但使中國經濟在擠掉自己泡沫的時候在國際上不會太被動，也使中國的很多問題有機會盡早暴露出來，而不至于使它病入膏肓。

中國經濟有自己的問題，這不管歐美是否陷入次貸危機，它總是要爆發(fā)的，而且時間就在近年。中國的問題表面上看是房地產價格過高，熱錢涌入等等，但這實際上是一個系統(tǒng)問題。

經過一系列的分析，下面我把這一系統(tǒng)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問題列出，并提出一些理想主義的解決方案，我深知這一方案很難實行，但也深信，如果能實行，必然能夠解決中國的經濟困境。歡迎大家參考、指正。

1、先從房地產說起。中國的房地產過熱，不僅僅是開發(fā)商的問題，開發(fā)商在其中只是起到了部分的作用。前陣子網上流傳這一篇郎咸平教授的講話稿，對我深有啟發(fā)，由此也產生了許多的想法。按照我理解的郎教授的發(fā)言，中國的房地產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泡沫，一方面，開發(fā)商哄抬物價肯定是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場上有大量的資金注入房地產行業(yè)。這些資金的來源，有政府投資，有銀行投資，但是，更重要的是從制造業(yè)流入的資金。制造業(yè)的資金怎么會大量的流入房地產呢？為什么他們不用于自己的擴大再生產呢？按照資本運作的理論，資本只會流向利潤更高的行業(yè)，正是制造業(yè)近些年的低迷、虧損以及房地產的超額利潤，吸引大量的資金從制造業(yè)轉移到房地產，其結果，一方面推高了房價，另一方面，使制造業(yè)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所以，郎教授提出了“斬斷工商業(yè)鏈條”這一概念，對中國來說，這就要通過引導、限制等種種措施，使制造業(yè)的資金留在制造業(yè)。只有這樣，房地產行業(yè)才會失去最大的熱錢來源，才會有真正調整的動力。

此外，這還會造成一種好處。近期，國家開始收緊房地產政策，于是，有相關利益者就出面恫嚇：房地產下跌會嚴重的拖累中國的gdp——一般認為，中國的gdp增長如果低于7%，將會嚴重影響就業(yè)和全國的生活水平，從而造成社會動蕩。但是，如果房價下跌的原因是由于制造業(yè)資金的撤回，那制造業(yè)的增長將會抵消掉房價下跌的損失，中國的經濟不會出現滑坡。

當然，即便房價的下跌是由于危機或者政府的調控，即便制造業(yè)的資金陷在房地產市場不能自拔，沃野并不認為“嚴重拖累經濟增長”的情況會出現。因為，雖然房地產的低迷會拖累經濟增長，但社會在房地產市場省下的資金會投入消費市場以及其他行業(yè)的投資，從而帶動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的增長，這些增長，往往也能抵消掉房地產下滑的損失。

2、制造業(yè)是這個鏈條上的第二個環(huán)節(jié)。前面說到，如果能將制造業(yè)的資金從房地產市場撤出，這會對中國的經濟帶來最大的好處。但是，制造業(yè)的資金如何才能撤出？依靠政令？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近期政府通過一些手段將制造業(yè)的資本剝離房地產市場，等經濟好轉以后，它們還會回去，這又會造成另一個死循環(huán)，治標不治本。真正重要的手段，是將制造業(yè)的利潤和房地產市場的利潤加以平均，只要投資制造業(yè)能夠獲得不少于房地產的利潤，那制造業(yè)的資金就沒有理由不留在本行業(yè)內了。

但是，提高制造業(yè)的利潤并非簡單的事。中國制造業(yè)，雖然也是由面向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部分組成，但是，面向國際市場占了6成以上，且多是低水平、低附加值的加工業(yè)。如此，中國制造業(yè)就很難保證利潤。

這條道路雖然極難，但并非絕不可行。

4、消費水平在前面不止一次被提到。中國的消費水平是很低的，這有兩條原因：a、三座大山使人們不敢或不能消費；b、過高的稅收使消費萎縮。

第一條前面已經說過，這里主要講第二條。

近年上半年國家的稅收又是新高，而財政盈余更是達到10000億人民幣以上。這個數字讓我看著很不舒服。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對于國家來說，只要資產還在國內流動，無論它的直接所有者是誰，其最終所有者都是國家。因此，國家的資產就是在領土以內的所有資產。這就意味著，一國沒必要將過多的資本集中于政府手中，政府需要的，只是滿足日常開銷的數字而已（除非有一個很可怕的觀念產生，即政府和國家是割裂的，但愿不是這樣）。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太高了，倒不是體現在每年20%以上的增長率，而是體現在半年萬億以上的財政盈余。這萬億資產，既然是盈余，便說明它沒有被利用，這對社會是一個巨大的浪費，試想，如果這萬億資產投入消費領域，將會產生多大的效益？如果投入社會福利領域，又會解放多少消費能力？最終，這筆錢躺在了國庫里……

換個思路，即便這筆錢得到了應用，比如說投入高鐵、核電站的建設等等，它的效益還是不如留在民間。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政府投資過熱，政府投資在哪呢？都是一些重工業(yè)、道路、房屋之類，這產業(yè)的利潤率是很低的，但是，真正高利潤的輕工業(yè)、服務業(yè)卻是國家投資無法顧及的，這無形中就降低了同一筆資產產生的效率。

政府的稅收，在夠用的基礎上微有盈余才是最好的，可是今年上半年的萬億盈余，可算不上“微有”，對社會資源的如此浪費，希望在日后不會看到……

通過以上幾條，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一切都處于一個閉合的鏈條之中，是一個相互關聯(lián)的系統(tǒng)。我們不能簡單的通過調整其中的一兩個方面來解決當前經濟中遇到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市場的主動調控，更需要政府下放資源。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30年前的問題早已不再困擾我們，可以說，我們站在一個新的起點，面臨著新的矛盾，只希望當權者能夠迅速轉變觀念。目前我們能夠依稀看到一些利好的信號，希望它們能夠發(fā)揮作用，真正改善中國的經濟。

人們常說，20年前的日本，XX年前的亞洲四小龍，都在做著和現在的中國差不多的事。但是，現在的日本，是一個技術高度發(fā)達，自主研發(fā)型的經濟體，亞洲四小龍也都不同程度的走在創(chuàng)新型經濟的道路上。我們不能因為領先者曾經與我們一樣而沾沾自喜，我們當想的是，既然日本用了20年走到今天，我們如何確保中國在20年后，經濟的“質”而不是“量”，至少不低于日本今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