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對唐代寺院經濟的認識

淺析對唐朝寺院經濟的認識

摘要： 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在這一時期，寺院經濟也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從而大大增強了佛教的勢力。佛教寺院經濟是佛教文化、佛教整體賴以生存的土壤和基礎。是封建統治階級扶植起來的一種享有多方面特權的地主經濟。本文將從寺院經濟的獲取方式、存在的問題來論述對寺院經濟的認識。

關鍵詞：唐代 寺院經濟 存在的問題

據史料記載，佛教自東漢時期傳入中國后，因受佛教戒律的約束，僧侶斂財的現象并未出現，及至南北朝時期迅速膨脹起來，發展速度驚人。特別是北朝一代，除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兩次毀佛外，其余帝王都在極力維護佛教的發展，使得寺院的產業和依附的僧侶激增。由于統治集團的扶植，寺院已成為介于國家和人民之間的不容忽視的勢力。南北朝寺院經濟的發展成為了隋唐寺院經濟的基礎。唐朝時期，寺院經濟的實力達到鼎盛階段。各個寺院都開始經營大莊園，廣占田畝。據《舊唐書》卷一記載當時寺院的僧侶“驅策田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佛教寺院經濟成為一種享有多方面特權的地主經濟。

唐朝建立后，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李淵和李世民制定了一系列的抑佛政策來加強對寺院經濟的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到了貞觀后期，空前繁榮的社會經濟已經發展到能夠容納寺院經濟的擴張時，統治者便放松了對抑佛政策的推行，寺院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例如：兩京地區大寺名剎林立且每個寺院都是“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寺院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統治者的賞賜、信徒的布施，以及土地買賣，兼并、寺院的設備出租和做法事等。其中，土地是寺院財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時，國家對于土地的轉讓買賣管理得十分嚴格，寺院靠“自力”即經濟手段兼并土地的渠道是不太暢通的，土地的買賣不是僧侶地主獲得土地的最佳方式，那寺院是如何獲得土地來發展經濟呢？據史料記載，當時的寺院獲得土地的渠道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國家政權的賜地

寺院由國家賜予土地，稱為賜田或賜莊，縱觀整個世界寺院經濟的發展來看，國家政權的賞賜是所有寺廟最初獲取土地的基本手段。一般來說，皇帝在敕建寺院的時，同時要賜給寺院大批土地莊園。例如：顯慶元年（656）秋，唐高宗下令在長安延康里建西明寺，寺院落成后“賜田園百頃，凈人百房，車五十兩，絹布二千匹”（《全唐文》卷二五《長安西明寺塔碑》）這是宗教發展的結果，因為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以自己的學說來為統治階級服務，而統治者或提倡佛教，亦或支持道教，其目的都在于用宗教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們對于寺院的恩賜，實際上是支付宗教為其統治服務的報酬。而“恩賜者”上至皇帝，下至世族，構成了寺院地主經濟急劇膨脹的輸血隊伍。國家所賜的土地一般全是上等膏腴之地。但這種賜田的方式會隨著國有土地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國有土地多，賞賜給寺院的土地就多，但如果國有土地減少，這種賞賜也會隨之減少。

（二）、均田制下僧尼的授田

唐代均田法中有授田于僧侶的制度，僧給田三十畝，尼給田二十畝，授田的意義在于把寺觀占田納入均田制度的控制下。在這些有田地的僧侶死后，他們的所屬財產也會歸入寺院的常住田。由于佛教認為掘地傷生，僧人不從事生產，因此，統治者在賜田的同時還將附近農戶若干封賜于寺廟，這樣寺廟不僅獲得土地的收益權，而且好擁有對世代在這些土地上耕作的農民的控制權，便于了寺院地主剝削農民。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地主剝削經濟。不難看出，寺院經濟的興起，主要是統治階級大力扶持的結果。而統治者以施舍的形式興建寺院的同時，實際上是封建地主階級內部完成了對于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的瓜分。

（三）、私人的布施

佛教信徒對寺院施舍的財物，是寺院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佛教有“六度”的修行方式，布施處在第一位。它要求施與他人以財物、體力、智慧等，為他人造福，以求得累積功德，得以解脫自身，死后升往極樂世界。在中國，布施的對象多為寺院、僧人。一些佛教信徒。上至達官貴冑，下至普通殷實富戶，他們出于信仰和積功德的目的將私人莊園贈予寺院以求得解脫，例如：玄宗時期，號有“地癖”之稱的李憕田莊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亂，李憕死于叛兵之手，他的兒子便舍田莊立為洛陽慧林寺（《唐會要》卷五五）希望為他累積功德。名相陸執曾舍給祥符寺“田千余頃，以飯僧”（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一一零）但是，也有為逃避稅收和勞役的原因而布施財產的，這是因為寺院僧侶有免除稅務力役的特權，富貴之家的子弟剃度為僧，其產業就可以逃避征稅。從南北朝到唐初這一階段，貴族富者對寺僧的捐獻，一般不受法律的限制。但到了武后統治時期，給寺院捐獻土地的風氣很靡行，給社會土地問題待來嚴重的影響。睿宗下詔禁止說：“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將莊田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農即收，外州給貧下課戶。”（《唐大詔令集》卷110睿宗《誡勵風俗敕》）從史料記載中可以看出唐朝統治者想對那些不經過批準而擅自施舍的田產，采取沒收充公或分給下課戶的辦法來抑制這種猖狂的布施活動。但限制的效果并不明顯。顯然，這種施舍行為已影響到國家政權的經濟利益了。另外，由于一些僧侶利用宗教恫嚇民眾，加之農民階級的迷信，一些自耕農或半自耕農的小民不得不將手中僅有的一點財產“施舍”給寺院，這種施舍不同于地主富民階級的施舍，它反映了小農的破產和僧侶地主兼并土地的趨勢加強。

（四）、農民依附于寺院

唐朝以前的僧侶階層都享有豁免租調徭役的特權，因此，大批的農民將自己的私有土地寄托在寺院，當做寺院的私有財產，從而使自己的土地免于繳納賦稅。寺院僧主又可以分得這些依附農民逃避稅收的部分利益。這種情況在南北朝至唐前期都比較普遍，雖然每一戶寄托在寺院的土地可能很少，但這一群體的數量卻很巨大，它們對寺院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庇護關系的建立導致了那些投靠者土地所有權的轉移，而依附寺院民戶“把地產獻給教會是合算的，只要在交納相當數量的租金的情況下，能夠保留土地使用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4頁），而寺院地主所得到的不僅有大量的生產勞動力，同時還

有土地。寺院地主憑借著宗教這條紐帶，既聯系了封建世俗地主階級，也聯系著一般百姓，通過神權的力量來聚斂社會財富，把寺院地主經濟的雪球越滾越大。除了經營土地來獲得巨大財富外，寺院還是地區的商業活動中心，寺院周圍有許多手工業的生產和交易場所，宗教節日的同時也是市集交易的日子，寺院經營許多盈利事業如：邸店、瓦窯、車坊、典當等，可以說中國古代最早的典當業就是從寺院興起的。此外，寺院還有可以出租取利的設備，諸如糧食加工設備、水磨坊、榨油設備等。由于聚集了許多錢幣、糧食等，寺院與社會各階層還通過借貸獲取高額利益，除了借一些資金給困難之人用于周轉外，寺院還出借實物（一般都是糧食）給農民，用作日常生活必需品。

通過這些方式，寺院經濟不斷融入到世俗經濟中，并與其他民間經濟力量產生競爭。但是，寺院經濟始終帶有宗教屬性，是構建在佛教基本財富觀理論基礎之上的。宗教階層宣揚說寺院的財產都是屬于佛祖的，但事實上，站在佛背后的是僧侶地主的集體而不是個人。由此可看出，寺院經濟是一種變態的私有制，是一種集體僧侶地主占有財產的方式，這種占有方式打破了家庭私有制式的血緣紐帶，也打破了國家編戶制度下以地緣為界線的土地分管制度。是一種不完整、不成熟的私有制。

寺院經濟的繁榮發展對宗教本身和社會都會產生一些影響，由此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也是我們應該重視的。

第一，出現富寺貧僧的現象。由于寺院常住財產與僧眾私人財產彼此獨立，因此，即使僧伽富有資財，僧眾也有可能很貧寒，表現在一方面是奢華的道場、貴重的法器、莊嚴的佛像、盛大的齋局，另一方面，普通僧侶卻有可能乞食抱貧，親歷了中國佛教由盛轉衰的日本求法僧圓仁記錄了武宗滅佛后僧尼流離失所的動蕩，“唐國僧尼本來貧，天下僧尼盡令還俗，乍作俗形，無衣可著，無物可吃，艱窮至甚”(圓仁，1986 :卷三:195)。最典型的是，有些寺院甚至不向僧眾提供日常飯食。例如：唐初義凈就抱怨中國寺院中不供衣食的做法。他認為，與其聽任“寺家巨富，谷麥爛倉，奴婢滿坊，錢財委庫，不知受用，相共抱貧”，不如將常住財用于供養僧人，這樣，僧人們就不必“巡家乞食”，為生活勞心勞力，從而“端拱不出寺門”(義凈，1995 :221)。

第二，隨著寺院經濟的發展，寺院內部的經濟管理問題會日益突出。有些思想不純的人，看到寺院的經濟效益，會想辦法混進寺院組織內部，違反戒條，貪圖享樂。個別思想不當的人的行為給寺院造成惡劣的影響，敗壞佛教事業，使宗教的功能偏離正確的軌道。寺院組織內部應加強財務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使不法之徒無可乘之機。

寺院經濟的發展嚴重侵害了國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這乃是自唐初期開始接連不斷的士大夫反佛，朝廷屢次壓制寺院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但另一方面，寺院經濟卻正是在朝廷以及世俗各階層的支持、扶植下膨脹起來的。它和世俗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成為封建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本身作為一種經濟實體，尤其是寺院經濟的發展，對封建經濟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佛教特殊的消費形式和消費手段也刺激了商品經濟的進步與發展，而佛教觀念和佛教道

德，如業報輪回說，佛性平等及農禪思想等也都通過影響人們的觀念和意識而對人們的經濟行為產生影響，最終促進并加快了唐朝經濟的發展。總的來說，唐朝佛教的進步和發展對經濟的興盛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使得唐朝經濟更加全面、穩定地發展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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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寺院經濟的發展

寺院經濟的發展

研究現狀： 我國寺院經濟的研究開始于1934年何茲全先生的《中國時代之中國佛教寺院》，這篇文章開啟了寺院研究的先河，給當時的史學研究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這篇文章發表后引起了當時學者的關注，隨后發表自己的意見有全漢昇先生的《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葉受祺先生的《唐代寺院經濟之管窺》，何茲全先生的《中國大族寺院領戶研究》，以及食貨派代表人物陶希圣的《唐代寺院經濟概說》等。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此種狀況并沒有得到持續，寺院經濟的研究一度處于空白狀態，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寺院經濟研究才再次進入學者的視野，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法國著名學者謝和奈先生的《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濟》和何茲全先生的《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直到今天寺院經濟的研究已經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背景：佛教是在西漢末年由西土印度傳入中國的。永平十年，奉命西行求法的蔡偣等人在大月氏國遇到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2人并邀請來到中國，同時有佛像、經卷用白馬托歸洛陽。明帝在洛陽門外建立精美房舍供給僧尼居住，并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馬寺。用來翻譯經書，弘揚佛法，使佛教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然而，佛教作為一個外來的殖入者，要想在中國立地生根還是有著重重困難需要突破。首先印度文化向來敬信沙門，他們相信通過布施可以得到善報，但中國自古是以農立國，重視農耕，對于那些游蕩者，反而更容易招致不滿。其次，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儒道文化）的排擠，不管是與儒家還是道家都有著嚴重的沖突。孔子在《論語》中說“食、色、性也。”認為人的本能需要是正常的。講求的是父慈子孝，多子多福，更有孟子“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但佛家則要求信徒看破紅塵，四大皆空，離開家庭，過苦行生活，心中唯有佛教。這與當時中國人們的思想觀念顯得格格不入。那時候別說是弘揚佛法在中國開花結果，就連繼續生存下去都成為一種困難。佛教要想繼續在中國扎根下去就得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來支持。

形成與發展：早期佛教的傳播主要是以譯經為主的學術活動，影響僅限于社會上層。但魏晉南北朝以來，天下大亂，戰爭頻繁，人民流離失所，及其困苦。時逢魏晉玄學思潮興盛，社會**，佛教與漢地文化開始契合親近并在漢地社會各階層擴大發展的機會，于是逐漸演變成“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宏偉局面佛教所宣揚的因果報應，來世等觀念可以暫時緩減人們精神上的痛苦。大量的勞動人民開始信仰佛教。于是佛教的影響由上層走向全社會。佛教的這種社會功能，對于緩和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統治者也樂于支持佛教的發展。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佛教漸漸在中國大地開始扎下根，成為了我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形成與發展：佛教寺院經濟基本上可以分為寺屬土地、寺屬人口、寺屬財務三個方面。下面們我們就從這三個方面分別論述其形成與發展的過程。

(一)土地的獲得

最早的寺院地產由是僧人自行開墾的。史籍記載北方寺僧墾田，始見于公元四世紀初。北魏平陽郡(今山西臨汾)武陽人法顯，三歲時入寺做沙彌，“嘗與同學數十人，于田中劉稻”。，他們種的是汾河谷中的水田，晉僧釋道恒說沙門“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可見當時寺僧墾田自耕，已是常見的現象，但僧人自墾畢竟不是當時寺院地產的主要途徑，寺屬土地的獲得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

1、國家的賜與

帝王崇佛是寺院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國家賜田給寺院，南方最初開始于劉宋，北方始見于北魏，都稍晚于寺僧自耕。宋元嘉二年，文帝賜田瑾縣阿育王寺，田在寺東五十里處。《梁書》載梁武帝造大愛敬寺，賜田八十頃。為了營造佛寺，梁武帝甚至不惜皇帝尊嚴而巧取豪奪。他在鐘山西側為其夫建造大敬愛寺，強迫世家大組中書令王騫（qian）出賣其曾祖父王導的賜田。王騫不賣，武帝大怒，不盡以低價購買，還將其左遷外藩，貶為吳興太守。

北方賜田以凈土宗祖庭玄中寺（今山西）為早。該寺北魏延興二年(472)初建，太和十八年(494)重修，次年將距寺150里的一處山地，“特賜寺莊”又北齊天保初，文宣帝在鄴縣天城寺受戒，賜額“合水寺”，賜以山林，“封方十里，禁人樵采射獵”。國家賜田給佛寺，有奉佛與開墾土地的雙層含義不論南方北方都一樣。

2、社會人士的捐贈

社會人士的捐贈也是寺院土地獲得的重要途徑之一，由于帝王帶頭佞佛，官僚貴族也不甘落后。如劉宋車騎將軍范泰立抵園寺，并施“果竹園六十畝”，南朝高門何胤病危，也不忘遺囑“田疇館宇，悉奉眾僧”這是當時高門大族施地寺院的例子，而當時地方民眾無論南方北方都以鄉里集眾施田為多。東晉義熙(405-418)年間，慧遠弟子法安至新康(今湖南寧鄉西)，數百鄉民“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舍為眾業”。北方鄉里是同宗合施。宗姓一族為主的里人共同施地，多者50畝，少者10畝，所施土地有宅田、麻田、白田等。這些都是清信人士自愿施舍給寺院的例子。

寺院逐漸的擁有了大量的土地，故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不久，即有“寺奪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鎮僧寺亦然，侵奪民產，廣占民宅”的情形。而且寺院的土地多是地質肥沃膏膚良田。如《廣弘明集》載北齊時，“凡厥良沃，悉為僧，有傾竭府藏充佛福田。”’而寺院土地的大量擁有，為寺院地主階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更是隋唐之際寺院經濟發展繁榮的前提，而寺院擁有的大量土地，也為寺院附屬人口的出現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寺屬人口的獲得（度僧、依附人口）

寺院戶口最大的來源是度僧，北魏前度僧權操縱于寺院手中，只要愿意出家，可以遷自向寺院索取度碟（政府機構發給公度僧尼以證明其合法身份的憑證）。在南北朝時期，賦稅和徭役極為繁重，但僧尼卻卻有“寸絹不輸官府，升米不進公倉”的特權，寺院已然成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對于那些編戶齊民來說更是具有無限的誘惑力。于是貧苦農民更是紛紛帶著自己的錢財和土地加入到寺院的門戶下來求得寺院的庇護。在投靠寺院后，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僅有土地的使用權，漸漸的就發展成為寺院依附性的農民。自東晉以來，佛寺與僧尼數迅速增長，據統計魏晉僧尼有77000人，到北魏末年，短短50年的時間急劇增加到200萬人約24倍。南朝的梁，北朝在北齊時達到頂點，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真正的修道者，只是寺院的領民而已。南朝梁時“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北朝亦是“僧尼多養親識及他人奴裨子，年大私度為弟子。”可見，當時的寺院除了私度僧尼，擁有廣大的僧眾外，還有龐大的附屬人口。另外，北魏佛寺普遍配置的寺戶即浮圖戶，他們一部分來自重罪犯，一部分來自官奴。沙門統曇耀在奏置僧抵戶時，還奏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歲兼營田輸粟。高宗并許之。于是僧抵戶粟及寺戶，遍于州鎮矣。’這樣寺院就擁有了“佛圖戶”和“僧抵戶”來供養寺廟僧侶。

總之，大量的寺屬人口的存在，為寺院擁有大量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無償勞動，為后來寺院經濟的繁榮及寺院地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三)寺屬財產的獲得

在寺院經濟形成發展初期，寺院不僅能獲得大量的土地和寺院附屬人口，而且寺院也能獲得錢、布、帛等實物財產，這也是構成當時寺院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梁武帝本人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就三次共用錢一億萬來為梁武帝贖身。梁武帝及其臣下還以大量錢財施舍給寺院，如中大通五年(533)，他親至同泰寺講說《摩訶般若經》時，就施舍給寺中錢絹錫杖等物二百一十種，值錢一千九十萬。太子施舍與寺中錢絹計錢為三百四十萬，六宮施舍計錢二百七十萬，臣庶施舍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萬。總計這次舍入寺中計值二千八百萬左右，如裴植用“布帛數百贖免其母”。《魏書..裴植傳》記載“其母年逾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馬菲，手執箕帚，于沙門寺灑掃，，諸子各以數百贖免其母。” 不僅南朝如此，北朝亦有此風俗，如《洛陽伽藍記·正始寺》條云:“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后人刊之。”以上所舉都是信徒處于自愿而施舍于寺院的，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位居高官者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強迫他人捐錢物予寺院的事例也常發生。如南齊明帝甚至以百姓“賣兒貼婦錢”起湘東寺。而胡太后則更是“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寺。”

總之，國家民眾各方面的財富既不斷地向寺院輸進，寺院財產便很快的富厚起來，而且寺院不同于俗界，無分產繼承之事，所以寺院財富有積無散日漸增多。也正由于寺院在土地、寺屬人口及寺屬財產等方面的大量獲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寺院經濟得以產生并快速發展，為隋唐時期佛教寺院經濟的高度繁榮奠定了基礎。

由于以上三個方面的不斷充實，使得寺院經濟在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得以形成并穩定發展。當然寺院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也是相對的，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遇到過挫折和打擊。由于寺院經濟的過度發展，特別是對土地和勞動人口的大量占有，與封建國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發生矛盾和沖突，構成了對封建國家的威脅，因而在南北朝也有皇帝想要通過毀法、滅佛等措施來對寺院勢力加以限制，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然而佛教廢而復興，物質利益推動寺院經濟變本加厲的發展。唐初寺院的發展和寺院地主勢力的膨脹，加劇了封建王朝與寺院的矛盾。特別在唐玄宗以后，國家歷經戰亂，徭役頻繁，百姓多借寺院躲避徭役。寺院更趁“均田制”的施行大肆擴張莊園，驅使奴婢，并于貴族勢力勾結，逃免賦稅。（唐前期的士地制度是給予八十畝的口分田、二十畝的永業田的均田制。這制度中有僧道授田的規定。即《大唐六典》卷三戶部條云:“凡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冠二十畝，僧尼亦如之。”這種制度在中國也僅唐代有之，授田的動機則是以宗教與國家財政為出發點，因僧尼擁有大量土地，故以法律來加以限制，使他們只能抱有定額的田產。）至文宗時，寺院經濟膨脹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嚴重威脅到國家財政收入。中唐時期，全國大中型寺院已達5千座，小型近4千，僧尼近30萬人，寺院奴隸達15萬人。于是在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會昌滅佛”。全國共有4600座佛被毀，勒令還俗的僧尼26萬之多，沒收土地千畝，收寺院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這次滅佛給佛教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自此以后，一度繁榮的佛教和寺院經濟開始走下坡路。特別在兩稅法后，寺院、僧尼喪失了免納征稅的特權。對于這次打擊佛教徒稱之為“會昌法難”。第二年武宗死后，宣宗繼位，又下令恢復佛教。

第三篇：淺析唐宋寺院經濟

淺析唐宋寺院經濟

[摘要]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佛教在中國已經根深蒂固，其影響力擴展到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經濟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經濟。在唐宋時期，寺院經濟達到巔峰。本文回顧了寺院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并分析了寺院經濟興起到沒落的原因。[關鍵字]唐宋寺院經濟 田產 來源 經營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拋棄。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農禪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擺脫佛教經濟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這一制度在以小農經濟為主中國封建社會，具有強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經濟成為支持佛教發展一個重要基礎。其中寺田又為寺院經濟的核心和一個主要財源。隋唐以來，由于國力的日益強盛，人民富庶，社會穩定，以及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與此相適應的，中國佛教在歷經幾百年的長途跋涉后，也終于登上了它輝煌的顛峰，與那個時代一起享受著無尚的崇拜。即使在五代時經歷了一定的限制和打擊，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從前般燦爛奪目了。它的輝煌與經濟的繁榮是同時存在的，而經濟的繁榮又得益其擁有土地。在此，我們只簡單的分析一下其在田產一方面的問題，其余方面還待進一步研究。

一、田產的來源

從諸多的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田產的來源是多樣性的，下面我們就通過幾種顯而易見的方法來分析田產的來源。

（一）國家政權的賜予

國家政權的賞賜幾乎是各國的廟宇最初獲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國，皇室對寺院賞賜土地的現象普遍出現在南北朝以后，這是佛教發展的結果。無論唐朝還是宋代，幾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記錄。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貴，因此，這種方式稱為“賜田”。唐初，李世民與王世充決戰中原，少林寺僧俘虜了王世充的侄兒獻給李世民，李世民遂“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亂于益州，賜大圣慈寺田產一千畝。”[2]國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賞賜制度存在的基礎。唐中葉后，由于土地明顯減少，這種賞賜現象也隨之減少。

兩宋時期最早的賜田記載大概是建隆元年，“詔于廣陵站地造寺，額曰見隆，賜田四頃，拔薦戰亡軍士”[3]。自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的出生地都被改成了寺廟，讓僧人念佛頌經，企圖依靠佛祖的力量來保佑現世皇帝的平安，這些為皇帝祈福的寺廟，不僅又官方出資興建，并且還能得到皇室賞賜的田產。宋神宗熙寧八年，“詔潛邸為佛寺，以本鎮封，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十頃”[4]。此外，皇室還賜田給一些名望甚高或在佛教界有很大影響的寺院，南宋定都臨安之時，有一著名的天竺寺，南宋皇帝對此寺百般照顧，所賜田產之多，令人瞠目。皇室還會賜田給個別明德的高僧，尤其是在皇室面前得寵的僧人，皇室的賜田就更為豐厚了。鎮江府延慶寺的樊隆大師，與宋孝宗交情甚密，在他死后宋孝宗為了懷念這個朋友，“又命創常照院于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葉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與唐代相比，宋代皇室賜田有其特點，總體而言，宋代皇室賜田次數和數量遠比唐要少。這就是前面我們說過的，由于唐以后土地減少而導致的。另外，宋以前，皇室在賞賜寺廟田產的同時，還要賞賜一定數量的農戶給寺院，而宋以后就再不見 這類記載，從而表明，經過唐宋社會變革，農民的身份有了很大變化，社會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二）貴戚豪富的捐獻田

唐宋時，有錢有勢的人的捐助同樣是田產的重要組成要素，唐玄宗時，號有“地痞”之稱的李橙田莊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亂他死后，他的兒子舍田莊立為洛陽慧林寺。[5]名相鄭贄曾舍給祥福寺“田千余頃，以飯僧”[6]從南北朝到唐初的時候，世俗地主對寺僧的捐獻，一般不受法律限制。武后統治后期，由于捐獻土地入寺之風很盛行，給社會土地問題帶來了嚴重的弊端，所以，睿宗與玄宗都曾下發命令，控制向寺院捐地，當然，效果不得而知。

宋時，這種官僚大戶向寺院捐地之風仍然盛行，當然，當佛教盛行的時候，信佛的人自然也多，尤其這些人更希望佛祖能夠保佑他們永享這份幸福。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變法失敗以后，心恢意冷，一心皈依佛教。“施田與蔣山太平興國寺允常住，為父母及子營辦功德”[7]。由于，這些達官貴人的施舍對寺院的經濟是很有幫助的，于是也導致了僧侶巴結逢迎他們的現象。嚴重影響著社會風氣。

（三）小民的施舍

天寶年以后，唐出現了自耕農半自耕農的施舍。這種施舍與地主階級的施舍有著不同的階級內容，他反映了小農的破產和僧侶地主兼并的趨勢，既小農的破產是這種施舍得以進行的經濟原因，而宗教的恫嚇和農民渴望思想的寄托則是精神原因。佛教給了人們很多虛幻的想象，使人們產生了對來世的幻想，人們渴望通過對佛教的信仰來減輕他今世的痛苦，這實質上只是統治者的一種手段罷了。

在宋代，一般老百姓施舍田產給寺院的現象同樣極為普遍。有文記載“張明瞻與其兄為其父舍所有田，其廣十畝，歲得米為二十斛”[8]。一種原因是他們保有一種對來世的向往，還有就是在宋朝政府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下，貧民的生活日益緊迫，不得不將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捐給寺院，以求得寺院的庇護。再有就是，僧侶們利用宗教的詭計詐騙農民的田產。也有不少老百姓看破紅塵，皈依佛門，因而將自己的財產捐給寺院，如德泅和尚，不僅自己出了家，還讓家人陪他一起出了家。[9]宋代這類事還很多，一方面，佛家勸人出世，擺脫世俗社會的煩惱。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對現實充滿了不滿和厭倦，因而產生了逃離的想法，從此皈依佛門。

（四）僧尼的原因

這一點上，唐宋是有者很大區別的，因為唐時即使僧尼可以受一定額產田，但他并沒有自由支配權，僧尼是不允許擁有私人財產的，隨著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進程的加快，佛教經典所制定的田產原則被破壞了。但是到了宋就不一樣了，僧尼擁有個人財產的現象開始普遍，無論是錢財還是田產，私有化特別嚴重，于是僧尼作為特殊的捐贈者，在宋時出現了。僧尼擁有大量個人財產，是佛教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世俗封建經濟關系變化在寺廟內部的集中表現。

綜上所述，唐宋佛教寺院賴以生存的田產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布施，不管出于何種目的和動機，從高高在上的皇室、官僚到并不富裕的百姓，甚至一些一貧如洗之人，也向寺院捐施，寺院財富日積月累，逐漸增多，作為寺院的常住財物，田產構成了 中國古代寺院的經濟基礎。

二．田產的經營

寺院之中也有各種消費，首先就是衣食住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當寺院擁有土地以后，必須同世俗人一樣去經營。但其經營又是圍繞寺院的需求展開的，有其自身的特點。

一般的說，唐宋的寺院都以生產生活必需品為主，而尤以宋時經營品種多樣，所以在這里著重談一下宋代經營田產的情況，以供研究。經營范圍首當其沖的當然是糧食，宋代時北方地區的寺院為了僧侶的生活需求而種植水稻。蘇東破記載了博羅香識寺的生產情況，“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狹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磨，若筑塘而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轉，許四杵也??”[10]可見，當時的寺院都有種糧食一類的生產資料。此外，很多寺院還經營菜圃，對大多數佛教徒而言，他們還是要守一定的清規戒律的，僧人禁止吃葷，這是佛教戒律的規定。因而，蔬菜便成為他們的主要菜肴，蔬菜的種植當然更是少不了，宋代的寺院一般都經營一定規模的采地。商州福壽寺“嘉圃有蔬”，又如延慶寺“寺之西有菜圃，官欲以為貢院，勢甚急”可見此寺的菜園之大。寺院除了種植糧食之類的生產資料以外，還根據自身條件大力開展多種經營，一般說來，種植茶葉的寺廟比較多，特別是一些地處山區的寺廟，由于特殊的地理條件，所以茶葉的經營也特別興盛。福建路南劍州“寺多種茶，回令清除繁枝，欲異時益茂盛，實無他心”。[11]寺院生產的茶葉，除了一部分滿足僧侶的飲用以及招待客人外，不少寺院還將茶葉出售，以次獲取所需錢財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及進貢給朝廷。福建路所產臘茶系茶葉中的上乘佳品，異常珍貴，差不多都“以充歲貢及邦國之用”。[12] 寺院除了種植茶葉外，種植水果也極為普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壓沙寺的梨園，號稱“御園”，張邦基對這一寺院的梨的栽培技術曾作過全面介紹。[13]既然是“御園”，當然是上貢之品，品質自然也是最好的。南方地區的寺廟因地制宜，種植橘子，有些寺院房前屋后都被利用起來，種植各種水果，僧人德洪有《云庵生辰十一首》組詩，其中“空庭叢橘半垂黃，饒屋畦蔬又著霜”[14]之句，可見寺院的庭院里既栽培了橘子樹，房屋周圍又種植了蔬菜。即使是在北方，一些寺院也是種植了水果的。由于各地氣候、土質等自然條件的差異，因而寺廟種植的經濟作物也是大相徑庭的，福建路很多寺院就種植了荔枝，這可是水果中的珍品了。囊山寺周圍也種植了荔枝，“荔子枝中古道場，石門有路探懸囊”[15]。總之，寺院種植水果也是很普遍的，各地水果品種不同，栽培品種豐富，南北交流日益頻繁，種植技術也有所提高。種植的目的當然除了自己使用外，還是要賣錢和進貢的。

除了種植業外，寺院還經營養殖業，以滿足僧人的生活，汪洋曾經親眼所見僧人所養的蜜蜂，“鄰僧以木龕養蜂，一日墜地，僧見蜂積，燎煙熏蜂，蜂大駭散，因割取幾盡，適見此事，感而有作”[16]。綜上所述，兩宋時期的多種經營應該是相當發達的，隨著經濟作物種植的普遍和推廣，寺院的商品經濟和意識大大增強，因而使寺廟與外界的聯系也日益加強，寺院內部的經濟成分也日漸加重。因此，伴隨著佛教寺廟多種經營的逐漸深入發展，毫無疑問，寺院經營土地的模式必然會隨之發生很大的變化。正是由于寺院多種經營的展開，同世俗經濟一樣，宋代寺院的自然經濟受到極大的沖擊和挑戰。盡管如 此，宋代畢竟還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階段，寺院的土地經營依然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反過來說，這種自然經濟又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寺院多種經營的發展，因而，寺廟的土地經營、農業生產始終受到它的嚴重制約，其發展因而顯得緩慢。

三、衰退的寺院經濟

寺院在通過自己特有的方式，得到土地以后，又大力經營，因而經濟得到了一定發展，而當寺院經濟力量的擴張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的收入的時候，勢必引起封建國家的不滿。隋唐以來，政府開始逐漸限制寺院的經濟特權。中唐以后，均田制土崩瓦解，世俗地主、寺院等的土地私有制迅速發展，尤其在唐政府實行了兩稅法以后，佛教寺院所占領的大片土地，也必須按照兩稅法原則交納賦稅，寺院的免納土地稅的特權已經取消。入宋以后，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唐朝以來對寺院經濟進行嚴格控制的政策，特別是宋神宗時期，要求僧侶必須交納助役錢，南宋以后，又向僧侶征收免丁錢，從而大大加重了僧人的經濟負擔。這些措施的出臺，打破了歷代統治者賦予寺廟的種種經濟特權，使寺廟經濟與世俗封建經濟接軌，從而達到了國家控制和有效管理寺院的目的。余

論

寺院經濟支持了佛教的存在以及發展，而佛教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統治者利用它作為重要的精神統治工具來統治人民。另一方面，佛教的虛幻學說、因果報應等說教提倡人們積德行善，從而緩和了各種社會矛盾。同時，還應看到，百姓對佛教的癡迷以及趨之若騖，不僅僅說明了百姓的無知，更多的也反映了社會的黑暗以及封建統治者對人們的壓迫，從而使人們對現實不滿但又無可奈何，這都是寺院經濟得以發展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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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金石萃編》卷17

[2] 《佛祖統紀》卷40

[3] 《釋氏稽古略》卷1

[4] 《揮前錄》卷1

[5] 《唐會要》卷55

[6] 《古今圖書集成》卷110

[7] 《王文公文集》卷19

[8] 《嵩山集》卷50

[9] 《江蘇金石志》卷10

[10] 《東破集》卷5

[11] 《夷堅甲志》卷5

[12] 《宋史》卷183

[13] 《墨莊漫錄》卷3

[14] 《石門文字禪》卷17

[15] 《梅溪先生文集》卷17

[16] 《東牟集》卷2

第四篇：對經濟的一點認識

對經濟的一點認識

自古就有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中國石油的千萬圖書下基層，百元員工品書香的活動中，我很榮幸能夠成為其中的一員。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需要不斷的學習才能跟上社會這架馬車，不被落下。

在我看完《政治與經濟》這本書之后，我對經濟的認識比以前更加的深刻了，以前看電視經常遇到財經方面的問題和專業名詞看不懂，只能遺憾的跳過，根本不懂其中的關系。在我看完了這本書的經濟部分之后我明白了許多，現在看到財經頻道的經濟問題我一聽就懂，甚至還給家人偶爾講解幾句。

在這本書中它很系統的從經濟的基本概念開始以及我國經濟的一些重要概念，然后是經濟學中的一些基本的術語解釋。在第一章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小康社會這個名詞，因為在今年剛剛結束的黨的十八大中描繪了我國要在2020年全面建設成為小康社會，人均年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為百姓創造一個綠色和諧的現代化生活環境。在第一章中還介紹了生活中常用的經濟學定律，例如我們常常說到的蝴蝶效應等。然后全面的介紹了一下現有的世界主要經濟組織。其中包括了總部所在地在我國南海的“博鰲亞洲論壇”等。

在本書的后面還介紹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我國的市

場經濟及經濟學中的經典文獻，為我們學習經濟學指明了道路。

在這本書的最后一大章詳細介紹了當前經濟熱點和對這些熱點的解說。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一章。因為這些都在我們身邊無時無刻的發生著，而且我們深深的體會著。也同時深深的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與工作。在這一章中介紹了我們現在最關心的問題就是物價的上漲和收入的增長，我們正在經歷著我國建國以來的第二次價格大幅度上漲。特別是2008年以來物價的上漲速度更快。我個人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房價的大幅度上漲，我覺得用暴漲來形容都不為過。而人民的經濟收入卻沒能跟上物價的上漲速度，這其中有著錯綜復雜的經濟問題和嚴重的中國社會問題。在這種經濟情況下我們也深深的感受到了當前我國存在的一個很明顯的經濟弊端就是我國的貧富差距很大，而且近兩年惡化的更加嚴重。想當年鄧小平同志告訴大家我們要達到共同富裕，先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富起來，先富的幫助后富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和奮斗目標。然而看看當下的中國，貧富分化的差距還在繼續拉大，中國政府也公開承認收入差距懸殊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同時也提出了我國分配制度的改革目標是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在這次黨的十八大中也有代表委員提出了要對工資分配進行改革，不知道這樣的理想何時能夠實現。

在最后我個人對中國的經濟提出一個歷史的問題，讓歷史來為我解答：中國的貧富差距何時能夠開始縮小？共同富裕的奮斗目標何時實現？

總之很感謝集團公司這次百萬圖書下基層活動。讓我自由的翱翔在知識的海洋之中，不想上岸。

第五篇：對經濟適用房的認識

中國礦業大學銀川學院考試卷面紙

～學第學期

姓名號院（所、部）年級專業指導老師課程考試方式

對經濟適用房的認識

中文摘要：

隨著商品房的價格不斷攀升，經濟適用房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面臨著中國十三億的人口大國，怎么能很好的處理在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直接決定著經濟適用房能很好的開展下去，隨著經濟適用房的開展，雖然有好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到頭來，人民住房的根本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只有對商品房降價，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關鍵詞：“經濟適用房”，“政府”，“商品房”

經濟適用住房是指已經列入國家計劃，由城市政府組織房地產開發企業或者集資建房單位建造，以微利價向城鎮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它是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商品住宅。具有經濟性和適用性的特點。經濟性，是指住房的價格相對同期市場價格來說是適中的，適合中等及低收入家庭的負擔能力。適用性，是指在房屋的建筑標準上不能削減和降低，要達到一定的使用效果。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經濟適用房是國家為低收入人群解決住房問題所做出的政策性安排，另一種出租為主的住宅政策稱為廉租房。

隨著房地產諸多政策的發布，引發了許多對象現階段經濟適用房政策的爭論，下面就以我對經濟適用房的看法，談談對其的認識。

首先我先談談經濟適用房積極地一面

（1）體現了政府人文關懷的重大舉措。

隨著房價的不斷攀升，很多人買房已經變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就拿南方大城市來說吧，廣州，福建，北京等一線城市，購房者往往是望房心嘆。普通市民甚至連住房里的一間臥室都買不起，可見購房者壓力之大。而對于二線城市來說，中上收入的購房者勉勉強強的能買到住房，而對于下層收入者也是同樣的問題，而銀川等這樣的三線城市，人們為了買房都眉頭緊鎖。可見居高不下的房價越來越困擾絕大多數人民。而政府適時的提供經濟適用房，則很好的體現了政府的人文關懷，足見經濟適用房是民心工程。

（2）適當的緩解了人民各方面的困境。

由于買不起房，許多人去租郊區相對低廉的出租房，而這樣，則離上班的地方的相對較遠，同時，頻繁的搬遷使得兒童不斷地變換新環境，影響兒童的學習和智力的提高。而政府建設經濟適用房，不但可以減輕低收入者的經濟壓力，妥善的管理。還能對低收入者進行相應的補助，讓兒童更好的投身到學習之中去。

（二）經濟適用房同樣有不和諧的一面，它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經濟適用房信用度不高，引發了社會矛盾。

近日，在湖北武漢的一次經濟適用房的要好申購過程中，出現了六個人，他們不斷連 1

續搖中了房號，巧合的是他們的購房資格證明編號也是連號。就在人們的一片質疑聲中，房管部門給出了這樣的答案，這六個人的申請材料全都是虛假的。那么大家看來本來應該十分公正的電腦，怎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整個搖號過程中又有哪些貓膩呢？這些一連串的疑問讓大家對其失去了信任，造成了很大的社會矛盾，阻礙了經濟適用房的發展。

（2）經濟適用房推行力度不大，人民意見很大。

本人對經濟適用房的認識就是通過這篇論文才知道的，可見政府對經濟適用房的宣傳力度和執行力度不大，面對中國十三億人口，中國在過去的幾年間，不能及時的滿足廣大人民的要求，這么好的政策卻使很多人都享受不到。所以，人民對政府的經濟適用房的推行力度產生了質疑。

（3）經濟適用房制度設計缺陷。

現階段，我國各大城市，作出的經濟適用房購買群體的限制太過嚴厲。這就使真正需要這個房子的人，被排除在外面，而有條件買經濟適用房的人，其實都不需要這個房子，這就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4）經濟適用房難以體現社會公平。

既然低收入者家庭可以享受到經濟適用房制度，那么那些不窮不富的普通工薪階層，他們的權益由誰來保護呢？大家都知道，經濟適用房制度是個好政策，但是現階段，普通工薪階層卻不能享受這個好處，只能買更貴的商品房。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三）經濟適用房該通過怎樣的調整，才能使其走上快速，健康發展的道路呢？對此，我有以下觀點。1.降低土地價格及各種稅費，讓商品房走進普通民眾

經濟適用房可以讓中低收入家庭受益，普通工薪階層卻要買價格是經濟適用房好幾倍的商品房，這難以體現社會公平，因此我建議，是否可以對現有的商品房制度進行改革呢。首先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地，使土地價格趨于平穩；其次降低開發商的各種稅費，作用能減則減，能免則免，進而降低開發成本；最后，由政府對開發商開發成本進行監督，對開發商開發樓盤實行政策指導價，在保證開發商合理利潤的同時讓最大的利于廣大群眾。

2.政府購買商品房，廉租給中低收入家庭

針對低收入家庭我們真正要解決的是他們的居住權而不是產權，因此各地政府可以出資購買商品房廉租給低收入家庭，讓低收入家庭有房住，具體租金標準可以結合當地實際制定，在我們身邊就有一個成功的例子，成都溫江區政府貸款買房廉租給群眾，受到了群眾的廣泛歡迎，同時還促進了地方經濟建設，政府資產也得到了穩步提高，可以說是一舉三得，這個成功經驗是值得我們各地政府紛紛效仿的。

3.政府應該成立專項部門，進行市場調研，根據人民的實際情況進行決策。

現在政府還是不了解廣大人民的實際情況，不能很好的很好的發揮的主觀能動性，所以政府應該成立相關部門，先對家庭特別的困難的進行優先選擇，這樣才能使人們提高對政府的行人，同時，只有真正困難的家庭才能享受此待遇，更好的發揮經濟適用房的真正作用。從上述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出，經濟適用房顯然是治標不治本，面對中國龐大的人口，政府必須再實施更好的辦法對中國房價高，人民無錢買房的困境進行處理。中國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我相信，合理的利用每一寸土地，完善每一項政策，大力建造商品房，是每一個中國人民不再為住房擔憂，這才能更好的解決社會矛盾。

（參考文獻）[1]山西財經大學畢業范文：《對發展經濟適用房的認識》

[2]鄧位：《關于經濟適用房建設的反思與對策》清華大學建筑學院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zxb20010801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