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戰略目標

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發展動向

摘要：近年來，隨著美國“重返亞太”、南海海洋權益爭端日趨激烈，加上安倍第二次執政后，基于國內發展需要以及配合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的需要，依托日美同盟，加大了對南海問題的關注和介入力度，并試圖借南海問題遏制中國的崛起，以擴大自身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日本在南海問題上的戰略舉措將會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構成不容忽視的威脅和挑戰，對于中日兩國的關系會帶來一系列的不利影響。關鍵詞：日本；南海問題；中日關系

眾所周知，日本并非南海爭端的當事國。但其出于維護自身海上運輸通道的安全、應對釣魚島爭端等現實利益，又有爭奪地區影響力、遏制中國崛起等戰略性的考量，雖然沒有對南海主權提出訴求，卻極為關注并積極介入到南海爭端的相關事宜中。日本歷來視東南亞地區為其傳統戰略勢力范圍和海上“生命線”，加之近年來中日兩國在地區主導權、東海問題上的爭端不斷激化，在介入南海問題的力度和程度上，以及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和后果上，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區域外大國，其介入南海爭端的意愿更為強烈，目標也更為清晰，并且在不同時期由于對周邊和國際安全環境、自身戰略定位的判斷不同而展現出不同的政策重心和導向，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然而，與對美國介入南海問題的重視和探討相對比，目前國內學界對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關注和探討還遠遠不夠充分和深入。可以預見，在亞太地區格局深度調整和中日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的背景下，以及在日本加速解禁集體自衛權和修改和平憲法的情況下，日本今后會以各種方式進一步加強對南海問題的介入，甚至在軍事上重返南海。我們對此應保持警惕。本文將重點探究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及其發展動向。

一、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動因

日本對南海的染指，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當時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占領了中國臺灣省后，就開始逐步向南海滲透。“二戰”期間，日本一度侵占南海諸島。中國在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文件的相關條款，收復了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此后，日本對南海地區的關注逐漸淡化，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承認南海諸島的主權屬于中國。冷戰后，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日本相應地調整了國家戰略目標，開始從經濟大國向政治、軍事大國邁進。日本將南海問題視為其在亞太地區攫取地緣政治利益和抗衡中國的一個著力點，開始逐步介入南海問題。

2015年 9 月 19 日，日本執政聯盟憑借多數議席，在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強行表決通過了安保相關法案。這標志著該法案已正式升級為法律，日本政府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新安保法案包括 《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和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由十個小法案構成，其中 《周邊事態法》更名為 《重要影響事態安全確保法》，該法案取消了 “日本周邊”的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圍內，只要日本政府主觀判斷會對其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就可以出動自衛隊加以應對。此舉將會為日本軍事干預南海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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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經濟角度分析

首先，日本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的小島國，石油99.8%都依賴進口，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極高。資源的高度依賴國外進口使得油氣資源豐富的南海漸漸引起日本的矚目，這也是日本一貫使用的資源進口渠道的多元化戰略的一部分。上世紀 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為了保證石油進口的供給可靠、穩定價格，隨著號稱有“第二個波斯灣”之稱的南海的豐富的油氣資源的發現，未來日本肯定會要分得資源的“一杯羹”，所以現在的一切準備都是為了在以后的資源爭奪中獲得有利地位。其次，能源運輸航線安全的需要。馬六甲海峽—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線之一，這一命題對于日本來說尤其正確，且對日本有著生死攸關的影響。隨著近年來南海問題愈演愈烈，南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島嶼主權爭端越來越激烈，日本擔心從中東進口的石油無法保證其運輸航線的安全性。為了使從中東進口的石油順利抵達日本，對于地區熱點的南海，日本自然不會袖手旁觀。

（二）基于政治角度分析

首先，是為了配合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的需要。2010年 5 月，美國發布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指出，美國將對其亞洲戰略作出調整，以進一步維護霸權地位，重建美國的 “領導力”。[2]在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中，日本發揮著 “急先鋒”作用。同時，美國必須為 “重返亞太戰略”尋找介入點，而亞太地區存在爭端的問題主要有中日釣魚島爭端、俄日南千島群島爭端、韓日獨島爭端以及南海問題。在美國看來，對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構成威脅的是中國，而與中國相關的釣魚島爭端與南海問題成為了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的主要介入點。其次，日本是世界大國之一，對東亞一直有做領頭羊的心態，但 2009 [1][2]周永生：《日本 “新安保法案”的問題》，《國別政治》，2015 年第 12 期。杜曉軍：《日本外交與美國 “重返亞洲”戰略》，《政治與歷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年起，中國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對日本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隨著中國實力的日益上升，日本擔心一個強大的鄰居會成為自己的安全威脅。因此，日本想方設法削弱、遏制中國。希望通過插手南海問題使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上升，為日本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更重要的作用打下基礎。

（三）基于國際角度分析

隨著中國在東亞地區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國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后，日本對中國表現出了不適應癥狀。日本一直有主導東亞的雄心，但在實力相對衰落的現實下，中國的快速崛起是日本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主要障礙之一，日本將中國視為其實施亞太戰略的主要競爭對手。自 2008 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上臺以來，臺海局勢趨于緩和，日本手中原本可打的“臺灣牌”的效力大不如從前，“南海牌”是其在中國周邊制造麻煩的極好選擇。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的大背景下，日本積極策應美國，“密切配合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遏制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嚴防中國海上力量突破所謂‘第一島鏈’”[1]，“從海上圍堵中國，全面牽制中國的海洋戰略”[2]，并企圖聯手南海周邊國家一同構建遏制中國崛起的東亞戰略格局。

二、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發展動向

（一）借重美日同盟，尋求戰略對接

一直以來，日本雖然是經濟大國，但是在安全問題上依賴于美日同盟。受此影響，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政策也一貫與美國保持一致。二戰后，為了避免日本對社會主義中國過度依賴，在對東南亞國家戰后賠償問題上，美國提出了勞務賠償主張。當時日本雖然不愿意放棄中國市場，但依然遵從了美國的主張，重返東南亞。21 世紀后，美國提出了 “重返亞太戰略”，南海問題成為了美國的重要抓手，此時日本也高調介入南海問題，配合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一系列行動。因此，美日同盟關系是日本介入南海的重要依托，日本雖然介入到了南海問題中，但是不會貿然行動，日本未來在南海問題上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的態度。

日本將日美同盟視為其軍事介入南海的“合法性”機制框架。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指出：“作為擁有依托開放海洋的全球貿易網絡的國家，日美兩國 [1][2]王傳劍:《日本的南海政策:內涵和外延》，《外交評論》，2011 年第3期。鄭澤民:《亞太格局下的南海爭端》，《中共中央黨校》，2004 年第5期。強調在遵守包括航行及飛越自由在內的國際法基礎上，維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安倍政府積極為自衛隊追隨美國赴南海行動提供法理支撐。日美在南海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還表現在對有關聲索國提供能力建設支持，比如為了幫助菲律賓提高在海上抗衡中國的能力，兩國分工明確，美國負責向菲律賓的武裝力量提供武器裝備，日本則負責向菲律賓的海岸警衛隊提供裝備。

（二）將南海問題不斷推向國家化浪尖

隨著美國高調介入南海問題，日本也緊隨其后，在各種場合大肆炒作南海問題，聲援東南亞相關國家的訴求，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近年來，日本分別在東盟地區論壇、東亞峰會、七國集團峰會等多邊場合，對中國在南海的正常行動大放厥詞，橫加指責。日本媒體和領導人不但多次表態支持南海問題在多邊框架下解決，而且還通過鼓吹建立各種南海問題討論機制，來促成南海問題的國際化。

日本積極提升與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安全關系，并將南海問題列入兩國首次“2+2”會談。除東盟國家外，日本在與澳大利亞、印度、英國等共同享有“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交往中，以自由、民主、法治等為工具，綁架相關國家同意日本提出的東海、南海議題。除在雙邊場合外，安倍在幾乎所有可資利用的國際場合，極力推動東海、南海問題國際化。在七國集團（G7）、二十國集團（G20）、東亞峰會（EAS）、“10+1”、“10+3”、日本—太平洋島國會議等國際場合，日本均以“維護國際法”、“維護航行自由”為幌子，將南海爭端裹挾進會議議程。“要求各相關國家明確本國海洋權益主張的國際法依據，并支持盡早制定行為準則（COC）”，“支持用包括國際仲裁在內的外交及法律手段解決南海的海洋紛爭”等是日本向中國施壓的主要論調。此外，日本還批評中國在南海的吹填作業和設施建設。

（三）構建針對中國的南海維權聯防體系

日本介入南海爭端的一個最新動態，就是將中國的南海和東海事務進行捆綁，通過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拉攏南海地區相關國家并博取其同情等手段，構建包圍中國的海洋聯防體系。由于東海問題與南海問題都涉及海域的主權歸屬，都涉及周圍國家的資源爭奪，以及涉及域外大國干涉問題，因此日本寄希望通過干預南海問題為解決東海問題爭取更多時間和空間。近期，日本頻頻插手南海問題，支持東南亞國家關于南海問題以及資源劃分的政策，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中國異質論”和“中國傲慢論”，企圖把更多的大國引入南海，在南海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扮演一種“攪渾水”的角色。日本希望通過“攪渾水”，一方面拖住中國，減輕日本在東海和釣魚島海域的壓力 ；另一方面趁中國無暇他顧的空隙，在沖繩等西南海域加快軍事部署。

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明確指出：“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等海空領域提出與現行國際法規則相矛盾的主張，試圖用武力改變現狀。”安倍政府以倡導所謂“海洋法治”為名，質疑中國南海維權行動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日本將南海視為“海洋公共財產”，聲稱“維護無可替代的國際公共財產安全與和平的唯一手段，就是通過法律來保持秩序的不可動搖”。安倍不點名指責中國“不斷出現基于單方主張的行動，使地區國家間的緊張氣氛驟增”。在 2014 年亞洲安全峰會上，安倍提出“海洋法治三原則”，即“國家主張，必須依照法律；不得以主張為由，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糾紛的解決，必須恪守和平”。2015 年 7 月，日防衛省發表題為《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報告，大肆制造“中國威脅論”，全面反對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及政策主張。這是日防衛省首次專門針對南海問題公開發表評述報告。

三、結語

日本積極介入南海問題，并不單純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產物，其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基于日本國家利益和國內政治變化的原因。當前，日本國內民眾希望日本成為與其經濟相匹配的政治大國的呼聲正越來越高，已漸漸成為日本國內政治的一個基本共識。日本對南海問題干涉程度的加大，正是其國內政治因素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日本與南海地區相關國家實施戰略互動，不僅影響了南海地區的安全格局，使地區不穩定因素增多，而且還使得南海問題更加復雜，增加了中國解決南海問題的難度，并且使中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海上戰略壓力。

隨著日本國內政治進一步右傾化，安倍政府持續加大擺脫“戰后體制”的政策投入及實施力度，加之中國快速發展而導致的中日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可以預見日本介入南海問題的舉動不會停止，在某種情況下還可能加大力度。這一方面將使南海問題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影響地區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面又會使在低位徘徊的中日關系全面回升困難重重。日本蓄意插手南海問題，“嚴重損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與中日關系改善勢頭背道而馳”。在此問題上，中國有必要提醒日方勿以犧牲兩國關系大局為代價攪局南海，更應做好反制日方損害中國利益的準備，打消其利用南海問題牽制中國的念頭。

未來，日本在南海問題上還將會采取新的舉措，以實現其戰略目標，并將更加靈活積極地利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機會，展現更加主動和強硬的姿態來對抗中國，這些都將會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構成不容忽視的威脅和挑戰。對此，中國要密切關注，提高警惕，并加強防范，有效應對。在制定或完善南海政策時，中國不僅要考慮如何應對日本在南海問題上選邊站和支持部分相關國家的舉動，而且更要考慮如何防范日本長遠的戰略野心和軍事化轉型所帶來的后果，這樣才能使南海爭端向著于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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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葛紅亮：《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與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互動關系分析》，《南海學刊》，2016年第3期。

第二篇：日本介入臺灣問題的動因分析

日本介入臺灣問題的動因分析

近年來，在臺灣問題上，日本的卷入日益加深，臺灣問題中的日本因素不斷上升。日臺關系逐步從臺后走向

臺前，其官方實質性聯系更加露骨，給中國大陸解決臺灣問題制造障礙。日本在臺灣問題上加強介入，主要是以下幾方面因素使然。

一、謀求地緣政治利益

臺灣在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緣環境中，戰略價值非常突出，臺灣海峽有東方的直布羅陀之稱，北有琉球群島，可通往日本，起著聯系日本本土的作用，南有巴士海峽，與菲律賓隔海相望，是極為重要的國際航道。從地緣政治上看，臺灣是輻射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最為理想的戰略支點。1994年，時任美國海軍部部長的詹姆斯·福雷斯特爾就曾說過：臺灣是未來太平洋最關鍵之處，誰控制了臺灣，誰就控制了亞洲大陸整個海岸。

在日本看來，臺灣問題關系到日本根本的地緣安全利益，涉及到了日本的核心國家利益。臺灣扼日本生命線之要沖，位于日本的1000海里海上運輸線范圍之內，是其南下東南亞，進入波斯灣，前往歐洲的必經之道，日本每年在這條航線上的運輸量達5億噸，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事實上，從甲午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戰略部署，日本都是以臺灣為戰略跳板的。

當前，中日兩國在東海大陸架、釣魚島、東海油氣資源開發等問題上的爭端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兩國關系，而這些爭端又大部分牽涉到臺灣問題。特別是釣魚島主權之爭，對于日本而言，尤其具有地緣戰略意義。因為釣魚島涉及中日兩國大陸架的劃分和東海經濟專屬區特別是石油開采區的劃分等諸多問題。釣魚島與臺灣島在地理上具有共生性，一旦臺灣回歸祖國，中國將在釣魚島等問題上對日本將形成絕對優勢，這是日本極不愿看到的。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中西輝政在《臺灣是日本的生命線》一文中指出，臺灣對日本的安全來說是最后的生命線，如果臺灣與中國大陸合為一體，那么尖閣列島(即釣魚島及附屬島嶼)周邊就將完全成為中國的海域，沖繩海域和東海就將成為中國軍艦的演習之域，日本的船舶和飛機將被趕出這一區域。此外，來自中東的石油被視為日本的生命，而這些油輪和運糧船的海上通道幾乎都經過臺灣周邊。如果臺灣被中國大陸統一，那就意味著日本的出入口將被中國完全堵死，日本只能對中國惟命是從，日美安保條約也將有名無實。這是一篇帶有濃厚右翼色彩的文章，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臺灣海峽對于日本地緣安全的重要性。

二、濃厚的臺灣情結

日本對臺灣的覬覦可以說由來已久。從19世紀中葉開始，日本就不斷染指臺灣。甲午戰爭后，清朝政府被迫把臺灣割給日本，日本對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培育出日本人斬不斷的臺灣情結。許多日本人的內心深處，依舊懷念著強占臺灣為殖民地的舊時代，對臺灣的眷念之情難以釋懷，明里暗里與臺獨勢力相勾結，妄圖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李登輝、陳水扁上臺后，其媚日、親日的言論和活動，以及加強對日務實外交等，更加重了日本人的臺灣情結。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和狹隘民族主義抬頭，皇國史觀在日本頗有市場，為日本過去的侵略歷史翻案已漸成氣候。日本有一部分人對臺灣在二戰后回歸中國一直耿耿于懷，至今仍未放棄臺灣歸屬未定論。他們認為統一的中國將是對日本的威脅，一些右翼勢力甚至公開鼓吹肢解、分裂中國。日本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寫作出版的《臺灣紀行》，公開為日本在臺的殖民統治唱頌歌，竟成為日本十大暢銷書之一，反映了日本人對臺灣的眷戀。稍后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的連環漫畫書《臺灣論》在臺灣出版，此書公然歪曲歷史，混淆是非，美化殖民侵略，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為臺獨勢力叫好。

在日本文化長期滲透下，臺灣社會中存在著一股親日氣氛，這又反過來促使日本人在心理上親近臺灣。在臺灣，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教育培養出一批像李登輝那樣的親日派，他們也具有很深的日本情結。如李登輝認為自己20歲之前是日本人，甚至反對日本就過去的侵略戰爭向中國道歉。呂秀蓮不時為日本殖民者評功擺好，散布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是臺灣人的幸福等謬論。這兩種情結結合在一起，使日本介入臺灣問題，提升對臺關系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礎。

三、巨大經濟利益的驅使

從20世紀50年代起, 日本經濟界就打出了重返臺灣的旗號，加緊經濟滲透。70年代時，日本是臺灣除美國之外最重要的貿易伙伴，1972年臺灣對日本的出口額占臺灣出口總額的12%，日本對臺灣的出口額占臺灣進口總額的42%。90年代以來，臺日雙方的經貿關系更為密切，日本對臺灣的經濟滲透日漸加深。日本不僅成為臺灣的第一大進口國，第二大出口國，也是其最大的投資國和技術來源國。日本九大貿易商社控制了臺灣外貿總額的66%以上。日本金融界的幾大銀行也非常重視在臺拓展業務，均在臺設有分行或辦事處。日本的鋼鐵、電子、機械等產業與臺灣相關產業的關系極為密切。有統計表明，日本控制著臺灣島內it產業60%以上的加工生產，在21世紀最被看好的辦公自動化機具領域，日本商品在臺灣也保持著90%的市場占有率。一些臺灣政要曾多次指出，當今的臺灣在經濟上仍然是日本的半殖民地。臺灣地區已成為日本獲取海外經濟利益的重要市場。2001年，日臺貿易額達386.1億美元，其中臺對日出口127.6億美元，進口258.5億美元，對日貿易逆差達130.9億美元。2003年，日本與臺灣的年貿易額為440億美元，比1972年增長了約30倍，日本順差達200億美元。日本長期保持對臺貿易巨額順差，可謂獲利甚豐。

密切的日臺經濟關系為日臺政治關系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日臺經濟關系近年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臺大財團關系的進一步密切，這對日臺政治關系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同時日本在臺灣的這種重要的經濟利益，也使一些日本人不愿意兩岸實現統一，擔心會使其經濟利益遭受損失。

四、日本國內政治生態變化的推動

日本國內政治因素是日本對臺政策調整的內在推動力。近年來日本在對華關系上頻頻打臺灣牌，與日本國內政治變化密切相關。20 世紀90 年代以后長達10多年的經濟衰退，在嚴重挫傷日本自負和自信的同時，也助長了日本民族主義思潮與政治的右傾化。日本國內政治趨于保守化、右傾化。企圖修改和平憲法，主要是針對第9條關于禁止日本擁有常規軍和剝奪其宣布戰爭的權利；鼓吹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實際上是追求外交、政治和軍事的大國化；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斷否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侵略歷史和戰爭罪行；日美安保體制重新定義；1999年日本國會正式通過國旗國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亞洲歷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為國旗和國歌；一些日本政治家、學者以及媒體不斷地鼓噪中國威脅論，等等，都是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抬頭的表現。

這種右傾化反映在為實現所謂普通國家、政治大國而推行的對外政策上。為了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日本近年來加強國際事務參與的程度，加大日本在國際上的發言權，尤其是加大了對亞太地區的戰略關注。臺灣不僅是牽動日本亞太政治外交的關鍵點，而且關乎日本的經濟安全，在日本的亞太政治和經濟戰略布局中戰略地位極為重要，自然成為日本關注的焦點。在對華關系上，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一改七八十年代的低姿態，在中國核試驗、臺灣、釣魚島等問題上，對中國采取強硬立場。同時，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政界和財界的新老交替，使原來主張發展中日友好的力量受到削弱。在臺灣務實外交的作用下，日本國內的親臺勢力有所發展。如原來親臺勢力的主力是自民黨，1993年以后，親臺勢力擴展到公明黨、民主黨等。隨著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臺灣作為一張牌，成為日本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環節。

第三篇：日本為何很難深度介入南中國海問題

日本為何很難深度介入南中國海問題

2016年08月06日 張云 來源：聯合早報

2015年下半年開始，日本介入南中國海似乎日益表面化，這又發生在日本國會正式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背景下，而南中國海仲裁庭最初設立時，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則是主要牽頭人，因此中國對日本可能利用南中國海問題達到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目的的懷疑也日益加重。

一些學者專家認為日本很可能乘機深度介入南中國海，不僅讓中日關系倒退，并且導致中美，中國與東盟關系受損，因而日本可能會成為爭端中的最大獲益方。筆者認為，日本無疑有介入的意圖，但是否真的既有心又有力實質性深度介入，并且帶來相應的戰略結果，則需要細致分析。

中日關系中的南中國海因素出現

2015年11月初，中日國防部長時隔四年又五個月在馬來西亞會談時，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告誡日方南中國海不是中日之間的問題，不要采取事態復雜化行動。中國外交部在2015年11月中旬的記者會上針對有報道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會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東亞峰會上提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島礁建設，回答說“東亞峰會不是討論南中國海問題的適當場合，日本在南沙群島主權問題上無權說三道四”。11月19日，安倍在馬尼拉APEC峰會期間舉行日美首腦會談中，表示對于美國軍艦在南中國海進行的“自由航行”行動表示支持，并說將根據形勢變化研究在南中國海自衛隊的活動。

考慮到9月份日本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中心的一系列安保相關立法案剛通過，只要政府認定對于日本和國際社會的安全和平造成影響，自衛隊的活動就沒有地理限制。換言之，日本也可以像美國一樣派遣自衛隊軍艦進入中國建設的人工島12海里以內進行“自由航行”行動，或者強化在南中國海公海上的監視巡邏活動。

同日，安倍在同菲律賓總統的會談中，雙方對于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為表示“嚴重的擔憂”，并對防衛裝備轉移協定大致達成共識，日本向菲方提供2420億日元貸款，阿基諾表示希望日本支持菲律賓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在隨后11月22日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亞峰會上，安倍說“海洋環境的單方面的物理性改變應該自制”，這是在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場情況下作出的批評。

進入2016年以來，隨著南中國海仲裁案結果公布臨近，中日關系中的南中國海因素也進一步發酵。5月份在日本召開的7國集團外長會議的聯合聲明中盡管沒有指明中國，但是“對于造成南中國海局勢緊張的單方面威壓，挑釁行為表示強烈反對”。首腦會議聲明中則表示反對“使用力量改變現狀”，呼吁遵守國際法，這間接批評了中國。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峰會前“奉勸日方不要繼續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刷存在感”，批評“日本標榜國際海洋法治暴露其虛偽性”。

在峰會發表聲明后，中國表示對日本主辦的G7峰會炒作南中國海，渲染緊張局勢，不利于穩定，對日本和G7做法強烈不滿。6月初，日本深夜召見中國駐日大使抗議中國軍艦進入釣魚島（日本稱尖 閣諸島）的接續水域，6月17日中國國防部披露中國兩架蘇30戰機在東海遭日軍機雷達照射，而日方否認。

7月初，柬埔寨首相洪森演講中披露日本駐柬大使向其施壓支持南中國海仲裁案結果，進一步加深中國對日本利用南中國海問題打壓中國的懷疑。7月中旬，亞歐會議期間中日總理會談，安倍對南中國海表示了擔憂，希望按照國際法和平解決，李克強則表示日本不應該介入。7月下旬在老撾舉行的東亞合作外長會議期間中日外長會談時，針對南中國海問題中國外長王毅告誡“日本如繼續高調介入，蓄意炒作，只能坐實你們是別有所圖”。而日本外長岸田文雄在隨后舉行的東盟（亞細安）地區論壇上表示對南中國海問題的“深刻的擔憂”。

從以上可以看出，南中國海問題已經開始成為影響中日關系的新的因素，而且可能讓剛剛走出低谷的中日關系前途更撲朔迷離。

日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要什么

日本不是南中國海的聲索國，這決定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利益訴求不可能是領土或者油氣資源；日本貿易立國，南中國海航道航行自由對其戰略意義自不待言，但南中國海的商業船只航行自由沒有問題；日本也沒有類似美國那樣把軍艦飛機在世界海空中自由航行作為戰略利益來定義，因此南中國海的軍事航行自由也不是日本的利益訴求。那么究竟為了什么日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同中國對著干呢？換句話說，日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要的是什么？

日本主要把南中國海問題看成未來亞洲安全秩序的一個風向標，而不是關注南中國海本身。在日本看來，日本受益于戰后幾十年主要由美國雙邊同盟主導的亞洲海上安全架構，在這個框架下日本不僅成為了經濟大國，還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在亞洲政治中獲得一定的存在感。然而在東亞的大陸部分中國的發展以及同周邊國家的相互依存增強，未來將不可避免成為一個中國主導的地區，如果亞洲的海上部分美國主導的架構也被削弱的話，日本在本地區的存在感就會進一步削弱。

與此同時，在日本看來，今后幾十年時間里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不會被其他國家取代，美國主導的海上秩序只要美國“有心”就可能繼續維護，只怕其“有力”而“無心”。

日本認為過去的國際秩序在美國強烈的意愿和能力下得到實現和維持，現在美國的意愿相對衰落，需要日本等盟國展示意愿和能力，一方面補充美國意愿不足留下的空缺，另一方面激發美國繼續領導世界的信心和動力。按照上述戰略邏輯，“拉住美國”就被認為是日本的頭等戰略需要，南中國海則為日本“拉住美國”提供了機會。

日本認為美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雷聲大雨點小”，例如美國雖然進行自由航行軍事行動但又強調無害通過，被認為在維護美國主導的西太平洋秩序上意愿不足（有意思的是中國相反認為美國霸權意愿過強），因此我們才會看到日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表態，有時候比美國還要強烈的反常現象。日本基于政治因素介入南中國海

筆者認為日本介入南中國海將會主要體現在政治層面，其政治意味大于實際安全和軍事意義。

首先，美國并不歡迎日本實質性介入南中國海問題。對美國來說，南中國海問題與其說是一個軍事問題，不如說是一個中美之間的戰略問題。中美戰略博弈中，美國需要日本在政治上的支持，例如表態支持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國際法原則解決爭端等。但是如果一旦日本系統性地從軍事上介入南中國海，例如常規派遣自衛隊與美軍一起或者單獨監視警戒活動，將會讓中美戰略博弈極端復雜化，中日之間的偶發事件會將美國卷入其中。

正因為如此，2015年11月日美首腦會談中，盡管美國總統奧巴馬稱贊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為“歷史性偉業”，并重申“日美同盟也是美國的安保的基軸”，但對其派遣自衛隊到南中國海的暗示并未表態。

第二，日本政府也沒有決心深度卷入南中國海問題。2015年11月底，就在安倍自衛隊派遣南中國海表態后一周日本共同社調查顯示，對此表示贊成為52.7%，反對39.9%，贊成超過了半數。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表態反而非常謹慎，官房長官表示日本目前沒有在南中國海的監視活動，也完全沒有計劃派遣自衛隊進行同美軍那樣的巡航活動。2016年2月，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哈里斯訪日時候，針對新聞報道中國在西沙部署導彈，日本也只是要求美軍加強監視警戒。第三，東盟不少國家也認為日本的深度介入將會讓問題更加復雜。盡管近年來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安全防務交流合作升溫，例如2016年4月初，海上自衛隊潛艇訪問菲律賓軍港蘇比克灣，這是15年首次。隨后，日本兩艘護衛艦對越南金蘭灣軍港訪問。3月中旬，日本自衛隊還組織了對越南軍隊維和活動研修指導。然而這些更多還是具有象征性政治意義的動作，東盟整體上很難想象會期待同日本強化安全關系來對應南中國海問題。

第四，從日本的能力上來說，巡航監視南中國海也不現實。據媒體報道，目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艦艇規模在執行海外反海盜活動和東海的警戒任務外，并沒有太多余力對應南中國海。目前日本海上軍事力量主要集中在東海，如果向南中國海派遣自衛隊，勢必造成東海巡航能力減弱，或者需要大規模進行軍備建設，在目前的日本財政狀況下大幅度增加防衛開支不實際，也很難得到國內支持。從日本對東南亞國家軍事能力建設的援助狀況來看，也很難說是實質性大規模的支援。2015年11月，日本向越南提供的是六艘二手艦艇，向菲律賓提供的是舊的TC90海上自衛隊的練習飛機。

盡管南中國海因素顯然已經進入中日關系的棋盤，但這個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中日關系、地區安全和中國外交，則需要更加細致冷靜地分析，當然過小評估日本介入南中國海的影響會帶來嚴重后果，但過大評估同樣可能會導致自我實現的預言。

第四篇：南海問題解決方案

南海問題解決方案

第一、與美、日、韓國家繼續進行經濟互綁，形成你亡我亡、你生我生的局面

美國商業周刊：中美已被經濟捆綁在一起2007年07月21日 星期六 08:12由食品安全之爭而有可能引發美中貿易大戰，令全球關注。美國專家撰文指出，貿易大戰會讓兩國皆輸，唯有合作才會有更多收益，因為兩國關系和未來已被經濟緊緊捆綁在一起。

美國商業周刊網站7月18日發表美國波士頓咨詢集團資深副總裁、北京公司負責人大衛.邁克爾(David Michael)撰寫的文章，論述了目前有可能進一步惡化的美中關系，并得出兩國“只有合作才會雙贏否則就會雙輸”的結論。

文章指出，在美國與中國爆發一場貿易大戰之前，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政治領袖們應該不要緊盯著眼前的貿易赤字，而是要考慮這個復雜而且性質正在轉變的美中經濟關系。美國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稱，2006年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2325億美元。這的確代表著一種真實的經濟不平衡，它也制造出一套復雜的挑戰，而且還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雖然對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來說，尋找外部原因是很自然的，但事實則是，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中國政府，都不應該為這種貿易不平衡負主要責任。中國的絕大多數的出口，都是由外國公司驅動的，而中國國內的許多市場相對來說也是對外國產品和品牌開放的。因此，貿易赤字只反映出復雜的全球化的現實。

豐富的西方品牌

這也反映出許多非中國公司的決策。那些在中國建立的非中國公司總的來說，是讓想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顧客受益。這樣考慮一下：在所有的“中國貨”中有接近60%的產品，都是那些尋求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最新基礎設施的非中國公司而生產的。

美國消費者每天在沃爾瑪(Wal-Mart)、好市多(Costco)、電路城(Circuit City)、梅西(Macy)等其它大型零售連鎖商所購買的那些商品，都標出由西方人設計并符合西方質量標準的品牌，但這些商品卻是在中國生產的。其實，為了保持貨源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和其它國際公司為了進一步擴大他們在中國的業務，每周都在向中國投資10億美元。

相比之下，中國還沒有產生出一個規模龐大的純粹屬于自己的出口基地。它與日本和韓國有著極大的差異，這兩個亞洲國家的本土公司，在出口方面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但在中國，出口游戲卻完全被外國公司主導著。

入世提升了中國的沖力

那么，中國自己的市場又是什么樣子呢？中國從國外進口許多外國貨么？雖然中國沒有進口足夠的美國貨來緩解兩國的貿易不平衡，但與早前相比，中國正在從美國購買很多商品，而且在其經濟繼續蓬勃發展之際，中國可能會在未來進口大批的美國貨。

例如，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統計，自2001年中國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美國對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原文)的出口，已經增長了 190%，使其成為美國的第四大出口市場。如果要是把美國對香港的出口也包括在內的話，那么中國已是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市場。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中國銷售率的增長，要比美國在同一時期對其它國家的出口增長率，高出了12倍。

事實上，中國消費者喜歡外國品牌。而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更多的中國消費者將尋求外國制造的商品。美國和其他非中國國內品牌已經支配著許多行業，包括家用小車、移動電話、電腦打印機和高端電視機。

快餐、飛機和醫療儀器

早在1992年就開始在中國上海工作的波士頓咨詢集團資深副總裁邁克爾，還在文章中強調指出，中國的消費者其實很喜歡美國的一些名牌產品。比如說，在中國最受歡迎的汽車品牌，就是美國的別克車。如果你想享用一杯咖啡或炸雞，找到星巴克或肯德雞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雖然這些產品和服務可能都是中國產的，但他們引進了美國提供的管理和設計，甚有美國的雇員。此外，美國和其它外國公司還主導著中國日益壯大的商業客機市場，還是中國所有的高端醫

療儀器和設備的提供者。

美國和外國產品在中國表現得如此之好，其原因實在太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的市場總得來說是對外國產品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市場對外國產品的開放程度，已遠遠超過了日本和韓國。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外國產品正扮演著一個很大的角色。

文章稱，這也應該是我們的提示：讓中國市場繼續保持這個勢頭。

但目前最主要的例外是，中國的服務領域如金融服務、通信、媒體和娛樂等，還沒有完全對外國公司開放。這也是美國的貿易談判專家應該從法律上給予關注的領域，因為一個開放的中國市場將會讓美國的經濟獲益。另一個有前途的行業就是旅游業。中國消費者渴望到美國旅游，到美國去花錢。為此，美國的政策應該逐步改善，更好地抓住這個時機。

松馳的法律環境

已經在中國和亞洲工作了13年的大衛.邁克爾在文章中寫道，顧全美中經濟關系的“大局”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們要肯定的是，我們所倡導的是對兩國都有巨大好處的貿易，而不是想方設法地設置障礙。如果我們這樣做獲得成功的話，美國還可以獲得一種影響，它可以說服中國打擊盜版和保護知識產權也符合自身利益，而這些問題又都是美國公司極為關注的。此外，美國還可能會處于更有利的地位，來推動中國向前發展具有實際意義的環境保護。這將包括實施更強大的環保排放標準，對新的能夠加工出更清潔燃料的煉油廠進行投資，同時也可以要求中國國內的生產者遵守全球公認的污染標準。目前，中國在這方面正取得進展。中國也需要面對其他問題。盡管它作為一個全球經濟強國，中國人仍然有18%的人口是世界上的窮人，有1.5億人低于每天1美元。但據世界銀行統計，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正讓數億人口擺脫貧困。這一點應該是美國值得高興的。

無數人脫離貧窮

我們還應該感到高興的是，皮尤民調機構在2006年進行的一份全球民調顯示，中國人對美國有著一個整體的好感。它還表明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態度，已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那些更傳統的盟友。

文章指出，在我們考慮我們與中國的貿易關系時，讓我們反思一下：過去十年與中國貿易的增長，已經幫助無數中國人擺脫了貧窮，也助長普遍親美的態度，并幫助美國公司提供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和投資市場，它有可能在未來創造出一個更大幅度的增長。那么，是否有其

他可行的劇本會比這些更積極呢？

可以把美國與中國的優勢和劣勢擺到桌面上來。中國的主要優勢是，它擁有龐大的低成本勞動力，其驕人的基礎設施可以讓那些進入中國的美國公司獲得這些勞動力，它有利于投資的政策。無論是貨幣的調整還是貿易壁壘，都將無法改變這一局面。事實上，牛津分析最近曾報導說，即使是25%的升值，中國貨幣對貿易赤字而言，只會帶來輕微的變動。

對每一個人都重要的問題

要中國走回頭路，放棄其在全球經濟中所扮演的越來越大的角色，這不是問題的答案。事實上，在未來幾年將會成為真正至關重要的，就是美國要與中國一道解決重要的共同利益的使

命。

中國在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能源政策，以及地球變曖方面所作出的決策，將會很快成為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屆時將會從中受益的美國也會保證，這些問題在我們與

中國的整體關系中是突出的。

第二、穩住周邊國家，實施胡蘿卜加大棒政策，政治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經紀上加速推進自貿區建設；

首先,奉行相融以利的原則,加快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新自由主義理論學派的羅斯克蘭斯認為,一個依存度較高的國家或者開放性較大的國家,割斷對外經濟聯系而遭受的經濟損失及支付重新建立國民經濟體系而導致的“調整成本”都十分巨大,因此這些國家不傾向挑起破壞經濟聯系的戰爭或沖突。自由派還主張相互依存能促進和平,但只有在國家期望于可預見的將來出現高貿易水平,相互依存能促進和平的情形才能實現。[14](P7)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國市場對南海國家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大,這自然會增加南海周邊國家對未來與中國貿易的預期,有助于增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傾向。而一旦建成包括中國和東盟各國在內的自由貿易區,東盟和中國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許多問題便迎刃而解。因此,在經濟層面,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在中國經濟吸引力日增的情況下,與東盟各國形成“利益共享、危機同擔”的經濟實體,使東盟各國能分享我經濟快速發展的實惠。第二,在“主權歸我”的前提下,把“共同開發”具體化,并兼顧東盟各國的現實利益。第三,使東亞合作機制與上海合作組織形成呼應,打造好東南、西北兩個平臺。通過區域合作,增強雙方的互信。

第三、軍備競賽，拖垮南海周邊國家

最近幾年，東南亞國家的軍備發展受到了廣泛關注。類似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南海周邊國家都大肆加強軍事力量的建設。新的作戰系統的引進某種意義上開始改變南海地區的傳統局勢。從長遠來看，這種態勢最終將深刻影響中國未來平定南海局勢的戰略和戰術。

南海周邊地區的軍備競賽問題，起因也涉及到了中國。近年來，中國的現代化戰力持續增長，在南海地區實施遠程作戰的能力也明顯上升。周邊不少國家都與中國存在領土和海上經濟專屬區沖突。以越南為代表的南海周邊國家感受到了中國軍力發展的壓力，于是也就有了所謂軍備競賽的開始。部分國家首先開始的大規模軍購活動又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盟成員國在南海周邊地區的力量對比及動態平衡。現狀一旦被打破即形成了連鎖反應。與中國沒有大規模領土爭議的國家為了維持自身區域內的實力地位，也不得不或主動或被動地參與這場軍購游戲。近些年，東南亞國家就先是戰艦，接著是戰機，然后是潛艇和反潛機，大宗軍購接踵而至。軍備競賽的苗頭已經很明顯了。

從短期內看，南海周邊地區的軍備競賽對于中國在南海范圍內的軍事優勢會形成一些沖擊。當然，這個沖擊主要并不是在實力層面，而是在心理層面。對于中國來說，擁有完善的現代化作戰系統的軍事大國面對東南亞僅有部分現代化武器的中小型國家具備戰場的不對稱優勢。在系統對抗中，幾種先進的武器根本改變不了戰爭的結果。以一個軍事大國的眼光來看，東南亞國家的軍事系統都是殘缺的，弱點明顯的。

從東南亞國家自己的角度來看，事情卻并非和中國眼里一樣。他們面對中國，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戰爭，而是嚇阻。大量的軍購多少含有壯膽的成分。在他們的眼里，只要具備給中國造成更大殺傷的能力，就必然讓中國在南海問題的解決上三思而后行。同時，加強軍備也是告訴自己，還有手段來應對中國。這種心理安慰，對于弱勢國家政權還是有相當意義的。這就類似于皇帝的新衣，只要自己感覺到穿上了就不會有什么不妥的感覺。

多年來，中國軍費一直保持著一個比較高速的增長。在南海周邊范圍內部署的海空力量已經初步具備了進行一場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能力。從戰爭形態的角度而言，中國也領先東南亞國家很大一截。即便是中國軍費增幅下調的2010年，7.5%的增長率所代表的絕對數值相對于東南亞國家仍然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因而，在南海沖突沒有緩解前，東南亞國家沒有安全感的情況不會消失，只會與日俱增。

換句話來說，從當前中國軍費在GDP的比重和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來看，未來比較高的增長仍然是可以預見的。而中國經濟發展的勢頭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是東南亞國家所能夠比擬的。因此，當前這樣一種慢慢興起的軍備競賽氛圍必然給東南亞國家帶來長期的財政壓力，并且這種壓力是持續增長的。

也許有部分國家會在這個過程中試圖退出軍備競賽。這個時候，中國就應該主動操作，通過適當的刺激來讓其無法退出游戲。特別是面對與中國在南海領土問題上存在沖突的國家，手段是多樣的。對于這些所謂的西方民主式政權，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在領土問題上刺激民意，使其政府在民眾的壓力之下不得不繼續在加強軍備的道路上走到底。

持續增長的財政壓力總有一天會達到臨界狀態。此時，南海周邊國家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以獲得國家意義上的安全感。如果美國的力量愿意實質性介入南海地區的話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可是就從目前美國的態度而言，顯然并不愿意過分深入一個中國力量的內線位置。美國更愿意做的是以東南亞國家本不多的硬實力來有限地牽制中國。因此，東南亞國家很難獲得美國實質上的保障。至于其他國家，有那個意圖，也沒有那個實力。即便是如今很是囂張的印度也是一樣。

近期，中國在國際政治領域的斗爭中也有所加強。如果這種趨勢保持下來，勢必會對東亞國家的壓力上升起到一個催化的作用。中國所需要的局面，就是壓力突破臨界點后的恐慌情緒。也許這個情緒在平常并不明顯，可是只要中國施加一點軍事上的刺激，無疑會爆發出來。這樣做，可以直接刺激南海周邊國家的不安全感。對于中國來說卻是很簡單，就是戰艦戰機前壓一些而已。

一系列變化的最終結局只有一個，逼迫這些國家最大程度地將資源投入到軍事領域，達到透支。這樣做的一個明顯好處，就是將中國現在面對的狀況不同的對手變成同一狀況的對手，從而為未來解決南海問題進行最優化的鋪墊。就南海周邊國家而言，軍備競賽是他們手頭資源所能進行的不多的心理安慰手段。

南海問題上真正讓中國頭疼的怕就是對手多。一個一個解決，問題真是不少，換了誰也頭疼。若每解決一個國家都靠戰爭，中國就必然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付出更大代價。同時，其余國家會感受到危機，從而去加強自己。自我加強的手段越多抱有的僥幸也越多。因此，壓榨對手使用后續手段，對于我國解決南海問題錯綜復雜的局面有相當積極的意義。如果中國能夠面對的是同一類型，已經達到透支狀態的國家。那么解決一個之后，將對其余國家造成最大化的威懾。他們缺少新的心理安慰手段。少給對手一些僥幸的理由，一波流解決的可能性將變大。這就如同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中國和英國談完之后葡萄牙就沒有懸念了。究其原因，葡萄牙不如英國。既然英國都頂不住，葡萄牙沒有道理能夠頂住。

領土沖突并非立馬爆發戰爭，而是一個政治手段不斷上升，沖突烈度不斷提高的過程。最終手段，才是戰爭。中國就是要用行動告訴他們，最終手段發揮到極致也阻止不了什么。失去希望，剩下的當然是絕望。軍備競賽就是這樣一種神奇的東西。南海周邊國家用上這一套來獲取心理安慰了，也正說明中國給他們的壓力已經到了他們要用上不多的后續手段來抵抗的層面。或者說，南海周邊國家已經感受到了中國在未來改變“保持現狀”策略的傾向。無論哪種情況，他們無疑害怕了。把握住這一點后，尋找機會給予最后一擊僅僅是一個時機和決心的問題了。

這里面基本不存在抱成團的問題。只要我們針對的對象是一個，就不會有其他國家來出頭。雖然其他國家也很清楚一旦開始我們必然要最終解決問題，但是并不會有那種勇氣提前站出來。究其原因，還是一種僥幸和觀望的心態。

美國因素在這里仍然不得不再次提到。中國近年來外交姿態的一些改變已經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相信未來東海、臺海、南海都將成為美國的主要試探方向。針鋒相對地迎接美國的試探也算是剝離南海周邊國家最后的救命稻草。這一點，無論是中美斗爭還是對南海周邊國家的斗爭都是相當重要的。切忌習慣性地“韜光養晦”。韜光養晦沒有錯，新時代的韜光養晦卻不是這樣了。我們不去搶別人的，他們就該謝天謝地了。要堅信，美國是不敢投入大把力量進入到南海的。

無論是政治手段還是軍事手段，只要解決一個國家，口子就已經開了。既是給其他國家開一個泄壓口，同時也給出了最大程度的震懾。說白了，其實就是攻心，摧毀心理層面的抵抗意志。沒有更多的辦法來取得心理上的安慰，基本也就沒招了。通過一些經濟層面的代價來最終快速解決南海問題的曙光也就出現了。

第五篇：中菲南海問題

中菲南海能源合作要先解決主權問題

2012年05月25日 01:33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江瑋 衣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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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菲律賓的黃巖島爭端，除了領土的含義，還有南海豐富的油氣資源。這里被認為是一個“新的波斯灣”。據估算，南海的石油蘊藏量約為230億至300億噸，天然氣儲量為16萬億立方米，相當于全球儲量的12%。

在持續發酵一個多月后，這場爭端所輻射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資源開發，兩國更廣泛程度的經濟合作也已經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本報記者就此專訪菲律賓雅典耀大學教授林智聰，他曾經出任中菲建交后的首批駐華外交官；中國國家能源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林伯強和菲律賓最有影響力的華人社團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莊前進，請他們就中菲能源合作前景發表看法。

讓商業公司自己做合同

《21世紀》：中菲在南海石油[0.10-2.97%]上的利益分歧是怎樣出現和發展的？ 林智聰：1970年代馬科斯總統開始擴大和中國交往，那之前十幾年菲律賓就和中國已經就卡拉延(Calayan)等島嶼的歸屬有過爭論。當時因為本土的穆斯林問題，占全國約90%的原油難以從中東運出，馬科斯只能尋找其他的來源，菲律賓在和中國的關系中，總是得到中國出口油品的“友情價”。這價格往往低于菲律賓在國際上的價格，所以菲律賓在當時就平息了與中國的爭論。

后來鄧小平時代中菲談過爭議問題，我當時在北京使館任職，鄧的意思是中國理解菲律賓的經濟困難，但是中國不能接受菲律賓作為西方操控的工具，如果中國答應把一些領土讓給菲律賓，就會有很多國家提這樣的要求。我們后來的研究看到，往往國際油價上漲或貿易不通暢時，中菲就容易爭論南海問題。但那些海溝里到底有沒有油，得花大價錢試了才知道。當然政治上的原因是1898年美國與菲律賓簽訂的協議中，其實只是說他們會保護菲律賓的大城市(metropolitan)，而不涉及那些遙遠的島嶼，到基辛格做國務卿時他們還有這樣的表述。

菲律賓國內是有一部分人認為美國不會為菲律賓而戰的。于是他們也主張在中美之間平衡。拉莫斯總統時期和當時中國領導人在主權爭論和能源合作上都說的很多。到近幾年美國提出重返亞洲，中國官員在一些場合把南海也說成重要的國家利益。從這次黃巖島事件看，菲考慮的顯然不是這一個島，而是更多有資源潛力的島嶼。

《21世紀》：中國和菲律賓談這類合作很久了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林智聰：中國和菲律賓談了一些能源合作，但是有些菲律賓官員后來被發現有貪污行為，這會讓菲律賓老百姓認的這些項目就是為這些權貴服務的。菲律賓人很理解美國，對中國幾乎沒什么了解，這種時候中國的經濟項目如果和當地政客聯系在一起，這些項目就很難持續。中國應該讓商業公司自己來做合同。雖然政府審批免不了，但要減少和政治家族的“合同”。

合作要先解決主權問題

《21世紀》：現階段有菲律賓石油公司試圖在南海尋找與中國公司的合作，你認為達成合作的可能性有多大？

林伯強：這樣的合作很難。因為它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到主權問題。而且這所牽涉到的也不止一個國家，而是好幾個國家，牽涉的國家太多。所以，想要在南海達成合作是很困難的事情，我不太看好。雖然談判可以繼續，但最終很難有結果。尤其是在現階段，現在主要還是要先解決爭端。

在合作開發這個問題上，且不說是兩個有爭議的國家，就是兩個沒有爭議的國家要實現都很困難。比如，我們和俄羅斯之間并沒有這些爭議，但輸油管道依然談了那么多年。

《21世紀》：但是中國與菲律賓8年前簽署過聯合開發的協議。

林伯強：那個不算數，從來就沒有執行通過。它只是一個意向而已，后來并沒有實質性的動作。在開發這件事情上，菲律賓的資金和技術和中國沒有可比性。我們的“海洋石油981”深海鉆井平臺已經起步，雖然才剛起步，但肯定比菲律賓強。所以要開發的話，中國更有機會。

政治和商業難以分開

《21世紀》：持續一個多月的黃巖島爭端給兩國經濟關系帶來了什么影響？

莊前進：水果出口商很著急。菲律賓和中國的經濟聯系非常密切。如果雙方發生不愉快，對兩方損失都很大，而不止是菲律賓。菲律賓和中國的經濟充滿互補性，菲律賓大約有1億的人口，中國出口很多日常用品到菲律賓，衣服、鞋子，當地人穿戴的很多東西都來自中國。每年大概有20萬中國游客來菲律賓，菲律賓則有80萬游客到中國。兩國之間有很多互動。

我們華人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希望雙方減少爭議；共同開發有助于兩國的經濟利益和人民的友情。華人生活在菲律賓，心懷祖國。對我們來說，一個是婆家，一個是娘家。兩國的紛爭，是我們華人最不希望看到的。

《21世紀》：你去年曾和阿基諾總統一起訪華，當時中菲簽訂了70多億美元的訂單，現在進展如何？

莊前進：進展緩慢。不過也有一些項目有了進展，比如礦業。一方面要投資，另一方面又發生這樣的問題。總統說，政治要和商業分開，但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嗎？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希望先把問題解決。

上周，我們到總統府和阿基諾總統有過一次一個小時的對話。是總統府邀請我們去的，他要聽聽我們的聲音。總統談了他對中菲關系的看法，他對我們說中菲關系是歷史悠久的友好關系，他珍視這段關系，希望黃巖島的問題能在外交途徑上坐下來談。他說也不喜歡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我們則向總統表達說，我們非常在意中菲之間的友情，建議他尋求一個雙贏的局面

核心提示：隨著國際休漁期的到來，表面平靜的黃巖島之下仍然暗流洶涌，中菲關于領海和島嶼主權的碰撞呈現出更加國際化和復雜化的趨勢。起碼在軍事上，菲律賓儼然成為了中菲黃巖島對峙的獲益者，漢密爾頓級巡邏艦從一艘被增為兩艘，菲律賓將會從日本得到12艘巡邏船，和韓國、澳大利亞的軍事合作也得到加強，稍后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將會成為中菲角力的另外一個戰場，而美國的身影也將會越來越明顯。

鳳凰衛視5月23日《鳳凰全球連線》，以下為文字實錄：

任韌：臺灣的安全部門首長蔡得勝，他在21日說菲律賓、印尼和越南等過的官員不管在公開或者私下場合，都曾經一再要求臺灣在南海問題上不要和大陸進行聯手。我首先要請教一下黃棟星先生，從菲律賓的角度，是否真的有這樣的言態以及擔憂，就是在南海問題上，臺灣和大陸會真的聯手。黃棟星：我想這個實際上是存在的，因為菲律賓是不希望看到說，兩岸能夠聯手在維護南海的主權。大概在去年，菲律賓跟臺灣曾經就臺灣電信欺騙案要遣返臺灣的事情，鬧了一場“外交”**，當時臺灣就威脅要遣返6萬菲傭跟菲律賓的勞工，在那個時候菲律賓這邊就很緊張，派了總統的人到臺灣去請求，所以如果說臺灣跟中國大陸聯手在維護南海的主權，這對菲律賓來說是吃不消的。

就說如果雙方的力量加起來在采取一定的措施，菲律賓在這方是受到了太大的壓力，所以他當然不希望臺灣能夠跟大陸走在一起，再維護南海的主權，特別是臺灣太平島跟黃巖島，如果說臺灣跟大陸聯手起來，菲律賓會感到更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