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時評】深刻認識“兩面人”的危害

【時評】深刻認識“兩面人”的危害

2017-04-14 19:03近年來，隨著嚴打專項斗爭的深入，一批“兩面人”開始浮出水面，這些人在與“三股勢力”作斗爭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態度曖昧、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甚至和“三股勢力”勾肩搭背、沆瀣一氣，成為維護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進程中比暴恐分子更陰險、更狠毒，危害更深重、更長遠的破壞性力量。

蜀黍將陸續刊發一組四篇新疆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深入分析闡釋“兩面人”的種種表現、罪惡本質及其深重危害，號召各族干部群眾擦亮眼睛、明辨是非，與“兩面人”劃清界限，揭穿“兩面人”的丑惡嘴臉，齊心協力奪取反分裂斗爭的全面勝利。

深刻認識“兩面人”的危害 新疆日報評論員

種種現實跡象已經表明，比起肆意制造事端的暴恐分子，“兩面人”更奸詐、更陰險、更可怕，危害更長遠、更深重！不僅影響到反分裂斗爭這場硬仗的成敗，更會破壞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進程，影響總目標的實現。因此，我們首先要在思想上對“兩面人”問題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有清醒而深刻的認識，才能在立場上、行動上，更加自覺而堅決地與“兩面人”劃清界限，同“兩面人”展開斗爭。“兩面人”嚴重危害我們的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大業。近一段時間以來，持續深入開展的嚴打專項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沉重打擊了“三股勢力”的囂張氣焰，自治區打出的反恐維穩“組合拳”也已經見到成效，社會穩定的形勢在朝好的方向發展，維護穩定沒有局外地區、沒有局外單位、沒有局外人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但是，正因為任何領域的人和工作都與穩定緊密相連，一旦出現“兩面人”，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反恐維穩斗爭的成效，破壞我們已經取得的維穩成果。一支忠誠干凈擔當的黨員干部隊伍是打贏反恐維穩斗爭的堅強保證。在這場我們與“三股勢力”的激烈交鋒中，黨員干部要身先士卒，做出表率。黨員干部中如果出了表里不一的“兩面人”，出了組織策劃暴恐活動的“幕后黑手”，給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帶來的危害不可估量。如果“兩面人”出現在領導干部中，權力就可能成為“三股勢力”的保護傘，反恐維穩的各項舉措就難以不折不扣落到實處，甚至會產生倒行逆施的危險；如果“兩面人”出現在政法隊伍，反恐維穩的行動力、戰斗力就會大為削弱，犯罪分子就有可能被袒護包庇，公平正義就得不到伸張；如果“兩面人”出現在基層干部中，自然無法引導群眾、發動群眾，促進和諧、維護穩定，“強基層打基礎”也有可能成為一句空話，更難凝聚起反恐維穩的強大力量。

新疆最大的群眾工作是民族團結、宗教和諧。在少數民族人口多、信教群眾比重大的新疆，廣大宗教人士在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維護穩定、促進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年來，黨和政府在促進宗教和睦和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爭取和凝聚了人心，我區廣大信教群眾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緊密地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出現在宗教人士中的“兩面人”，恰如陣陣妖風，破壞力巨大。他們利用合法的身份在合法的平臺上對信教群眾思想的滲透和蠱惑，讓宗教極端思想陰魂難散，成為暴恐活動多發頻發的根源。他們對信教群眾的欺騙和蒙蔽，更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維護穩定的思想基礎，抵消了我們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才取得的反恐維穩成績。

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我區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要在改善民生、增加就業方面作出積極貢獻，也要在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然而，一些隱藏在非公經濟中的“兩面人”卻無視國法，以商涉恐、以商資恐，為暴恐活動埋單、為“三股勢力”撐腰，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嚴重破壞，給我們的反分裂斗爭制造了直接的現實危害。“兩面人”極具隱蔽性、欺騙性。盡管有一些“兩面人”隨著嚴打斗爭的深入已經浮出了水面，但是可以斷定，還有為數不少的“兩面人”隱藏在各族干部群眾身邊，伺機制造各種障礙和麻煩，給新疆維護穩定的大局添堵添亂。“兩面人”出現在教育系統，直接扭曲青少年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其破壞力甚至可能波及幾代人；“兩面人”出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勢必擾亂思想、擾亂人心，流毒深遠 ……

當前，甄別和清除“兩面人”的斗爭正在向縱深發展，形勢復雜、任務艱巨，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提高認識、看清本質，是奪取這場斗爭勝利的關鍵，要貫穿斗爭的始終。每一位新疆兒女只有深刻認識“兩面人”的危害，堅定立場、堅定信心，才能奪取這場斗爭的全面勝利。

第二篇：對“兩面人”現實表現及危害認識

“學講話、學通報、肅流毒、反滲透”表態發言稿材料

對“兩面人”現實表現及危害認識

表態發言

烏恰縣實驗小學教師：開日麥江·圖爾蓀

我作為一名黨員教師，要始終牢記政治責任、站穩政治立場、把準政治方向，堅決不說兩面話、不做兩面事、不當兩面人，充分發揮好少數民族黨員特殊優勢和作用，敢于發聲亮劍，旗幟鮮明地向兩面人，以自己的行為影響和帶動身邊廣大的群眾對兩面人不再沉默。不當兩面人，爭做對黨忠誠的表率。

敢于發聲亮劍、敢于揭批“兩面人”，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切實增強“四個自信”。教育引導全體教師要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堅持立德樹人、德育為先，堅持三尺講臺講政治、講紀律、守好育人陣地，堅決做到教書不忘育人根本，言行不忘為人師表。緊緊圍繞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為培養全面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努力工作。

我堅決維護總書記權威，堅決貫徹黨中央治疆方略，堅決聚焦落實新疆工作總目標，堅決同干部隊伍中的‘兩面人’作斗爭，為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以身許黨許國、報黨報國！

第三篇：2013高考作文素材：最新深刻時評之一

時評文章

“文化墻”就是地地道道的“遮羞

近日，人民網記者從甘肅漳縣境內212國道經過時發現，沿線的部分村莊在路邊豎起了一堵堵高約兩米、用琉璃瓦裝飾的墻，將路邊農戶的房屋遮擋住，部分墻體已經刷成白色。這些墻是今年10月份開始建的。“是公家（政府）修的，具體哪個單位不太清楚。”幾位村民的回答大同小異。一位齊姓村民表示，這些墻是“扶貧項目”，但除了這些墻，他“再沒聽見其他的扶貧項目”。當地村民們認為，這些墻“最大的作用就是遮丑，農民房子不好看。”（12月4日《西安日報》）

誠如這些村民所言，當地政府修建的漂亮的高墻，目的是為了用來遮羞，遮住村民破舊的房屋，讓前來檢查的領導留下美好的印象。這樣，當地官員不但面子上好看，仕途還有可能因此一帆風順。

其實，修建“遮羞墻”這種做法，并不是漳縣首創，比如，2010年，甘肅永靖縣部分公路兩邊，就砌了9處總長度2公里多的高墻，用來擋住農民破舊的房屋和院落；而為了配合鄭州創建文明城市大檢查，河南省鄭州市古滎鎮在政府門前的老街兩側建起了兩道綿延2千多米的高墻，把道路兩邊的雜物擋住，使老街“不那么難看”；江蘇南京也連夜在待拆的南西營村土房子前突擊蓋起了圍墻，這些圍墻，都被群眾形象地比喻為“遮羞墻”。

這些“遮羞墻”，當地政府都會賦予其一個好聽的名字，有的稱之為“美化工程”，有的稱其是“文化墻”。然而，漂亮光鮮的名字遮不住那些官員美化政績的邪念，“遮羞墻”暴露了很多問題。一是暴露了基層官員的虛假政績。基層官員修建“遮羞墻”，無非是為了敷衍上級檢查，給上級留下美好印象。至于“遮羞墻”背后的臟亂差，貧窮和落后，則根本無暇去管，也無心去管。二是暴露了上級官員的一些問題。一些官員視察、檢查工作，都是走馬觀花，他們看的是表面，參觀的是地方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卻看不到這些工程背后的臟亂差和假惡丑。這種沒有真正走進基層，沒有真正深入老百姓之中的視察和檢查，則被老百姓稱為“擾民工程”。

“面子工程”和“擾民工程”是互相呼應的，“擾民工程”催生了“面子工程”，而“面子工程”助推了“擾民工程”，兩者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正視高門票帶來的“文化鴻溝”

旅游資源多是公共資源，是社會的共同財富，具有很強公益性，理應最大限度地用來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

旅游旺季將至，各景點門票漲價聲又起。據報道，全國130家5A級景區中近一半門票價格過百元，超過一成門票價格在200元以上。

門票歲歲漲，質疑年年有。今次，在眾多“門票經濟”、“畸形旅游產業”的追問中，有一種聲音格外值得認真傾聽——有專家指出，高門票實際上是把中低收入者拒之門外，這顯然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確實，高門票越來越多的將中低收入者阻擋在景區、旅游區之外。100元的門票，一家三口出游，加上餐飲、交通費等支出，中低收入人群還真是“玩不起”。

作為文化消費的一種，旅游正成為社會分層的新標尺。一如教育鴻溝、數字鴻溝，貧富差距正導致社會文化消費分層，讓文化休閑走向“奢侈品”。雖然門票在整個旅游消費中的比重也許不算太大，但因為門票背后的旅游景區多是公共資源，本身具有公益性質，高價門票不僅在經濟上給中低收入者更多壓力，也在公共產品服務導向上讓人滋生不滿，進一步加深這道“文化鴻溝”。

這幾年，人們感嘆大學教育的不公平，這當然有多種因素，但必須承認，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孩子，確實有更多條件享受從幼兒園到中學的優質教育資源，有更多機會參加各種興趣班進行“素質教育”，有更多能力于名山大川的游歷中開闊視野、增長知識、豐富閱歷。當富裕家庭的孩子在盧浮宮里流連忘返時，許多偏僻農村的留守兒童卻因無錢支付門票，連家門口的“世界遺產”都無法一睹。

市場經濟不可能沒有貧富差別，作為政府，既有責任鼓勵人們積極創造財富，也有義務讓公共資源服務更多的人，以公共資源共享填平社會鴻溝。旅游資源多具公共性，尤其是那些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是社會的共同財富，理應最大限度地用來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啟迪國民心智，滋養國民心靈，而不僅僅成為促進一地GDP增長的發動機。

對自然景觀和歷史人文景觀公益性質的強調，并不妨礙旅游產業的發展，相反，門票優惠政策往往能給一地的旅游帶來乘法效應，兼顧旅游業的公平與效率。杭州西湖免費開放就是一個經典案例，“煙柳畫橋，風簾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西湖之美面向天下所有人，無關貧富，無論貴賤；低價門票甚至免門票，能夠吸引更多的參觀者，他們在門票之外的商業消費往往數倍于門票收入。

貧富差異是無可避免的客觀存在。如果說，那些因城鄉分割、教育發展不均衡等等造成的歷史鴻溝，需要漫長的時間與努力才能填平，那么，我們現在起碼要做到不再人為加大社會裂痕。比如，從降低景區門票，博物館、美術館免費開放等細微處做起，努力彌補不平等、積極促成社會公平。

清明祭祀，該融入怎樣的現代元素

清明節，有一條有關清明紙iPhone和喬布斯的微博很火：蘋果CEO庫克清明節晚上做了個夢，夢見了喬布斯，喬幫主一臉慘兮兮地說：“小克克，你現在在中國吧？趕緊告死那些賣清明紙iPhone的人，陰間突然多了成千上萬的iPhone，每個人都來找我越獄!老子不會越獄啊！”

這條微博是有感而發的。有記者報道，清明買祭品，才知祭品早就不僅僅是銀錠，居然看到蘋果手機及機套充電器。問：老輩不懂怎么用？賣祭品的答：喬布斯會教的。并且，街頭小巷賣祭品的小店里，紙做的“蘋果手機”還從不采取限購政策，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說，地下的喬布斯要累死，一些當紅的女明星，可能要氣暈。在一些祭品店里，除了紙制的仿真奔馳、保時捷、銀行卡外，還有女明星的圖片，甚至很有想象力地搭售“與女明星的結婚證”。啥新潮、啥時尚，就搞出啥祭品，沒有買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現在，市民的生活日新月異，種種“現代元素”被嫁接進祭祀中，本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意大利、俄羅斯等國家的一些地方，葬禮也已經走向藝術化、時尚化，棺材被 制作成豪車、小船、美人魚、紅酒瓶、飛機等等各種形狀。

可問題是，清明祭祀“與時俱進”，應該符合社會公德和公眾利益，不能玷污清明節的“清”和“明”。“手機”之類的祭品，固然時尚，但把別人的商標印上當祭品，太惡搞。而“女明星”之類的祭品，則屬于太離譜，不但會讓活人氣個半死，逝去的恩愛老人若地下有知，沒準也會氣個半死。

清明祭祀如果不當，死者不安、生者煩。那么，怎樣做才能兩相安呢？

一些溫州人做法就很時尚，也值得提倡。如遠在香港的溫州人王浩俊，就在天堂紀念網上為過世爺爺建立了一個“紀念館”，注冊一塊虛擬“墓碑”，并附上生平簡介等相關信息，和家人一起用送上虛擬鮮花、花燭或留言等形式，表達對爺爺的思念之情；家住溫州市區下呂浦春秋社區的杜麗等11位中老年市民，則通過網絡、家庭會的方式追思親人，分享情感記憶和人生感悟。

在一些地方，一些時尚人士還在先人的墓碑上，刻上二維碼，吊唁者只要掃描一下墓碑下角的二維碼，手機屏幕上就會出現一個集合逝者生平介紹、照片、視頻以及家族歷史、親友評論的網頁。逝者親友通過密碼登陸后，還可以對頁面進行更新，在上面添加每年清明家族掃墓追思的新內容。親友、子孫后代，今后如果無法到墓前祭祀，還可直接在網上逝者紀念園祭祀留言。

這種閃爍著現代文明和智慧、寄托了人文情愫的清明祭祀方式，才是真正的與時俱進。

再見，那些聲情并貌的叫賣電視廣告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日前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衛視頻道播出電視購物短片廣告管理工作的通知》，自2014年1月1日實施。《通知》明確，各衛視頻道每天18點至24點時段內，不得播出電視購物短片廣告。其他時段播出電視購物短片廣告時，必須嚴格執行總局相關具體規定，如不得使用主持人作宣傳；不得使用“叫賣式”夸張配音、語調、動作等作宣傳；不得使用“矯形”、“塑形”、“透脂”、“甩脂”等宣傳或變相宣傳豐胸、減肥產品等。（10月30日人民網）

沒有美感，沒有文采，只有集市上販夫走卒式的叫賣——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我們的電視中出現了一批又一批聲嘶力竭的叫賣式廣告。我對那些主持人和推銷員的評價是，絕對的演技派，“霸氣側露啊，有木有”。除了佩服演技，我還相當佩服電視臺工作人員的審美眼光和無底線準入標準。為了能夠給電視臺多賺點廣告費，竟然可以允許讓廣大電視觀眾嘲笑電視臺的審美。

不過，那些聲情并貌的叫賣廣告，就要和廣大觀眾說拜拜了。廣電總局出臺的限制廣告令，一反正常狀態地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叫好之聲。細細看來，此廣告限播令主要有以下幾個亮點：一是，黃金時間不能播電視購物廣告；二是，叫賣式夸張配音、語調、動作也不能用于宣傳了；三是，大大縮小了豐胸、減肥產品虛假宣傳的空間。

市場經濟社會之中，廣告是繁榮的標志。放眼望望四周，在我們城市的各個角落，沒有一處不含有廣告。然而，電視臺畢竟要保持一定的底線，既要有審美的底線，又要有賺錢的底線。雖說，賺更多的廣告費是每一家電視臺的經營目的之一。但是，我國多數電視臺畢竟還是“事業單位”，因此，也應該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更何況，之于公共媒體，本應就要有用良知對抗惡俗的勇氣。廣告無原罪。拍得廣告能夠達到嚇唬人的效果，就有相當大的罪過了。有些廣告，讓人百看不厭，有些廣告，則讓人只想反胃。“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廣告不是沒有，但惡俗式的叫賣也是比比皆是。需要提醒的是，電視臺不是夜市，廣告的質量也不只是廠家和廣告商自己的事。全國的觀眾，還是希望看能更多地能讓人舒服的設計。如果廣告都有“陳道明穿風衣”、“布拉德皮特開凱迪拉克”的高雅大氣，相信會有不少觀眾寧愿為了看廣告，也要看垃圾電視劇。

然而，好的制度和政策，需要不打折的執行和落實。我們從來不缺好制度，從來不缺相關部門的通知和規定，但是，一旦到了各電視臺那里，卻又變成了另外一個水平。一者，無論是多么惡俗的廣告，總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便是一些本應不差錢的省級衛視，似乎面對這些惡俗的廣告也來之不拒，問題是，咱的品味為何就那么容易讓位于收入呢？二者，一些地方電視臺甚至包括廣電部門一直保持著自身的傲慢，筆者家里的數字電視竟然有三個專門的購物頻道，這著實不可理解，一個每天買內衣，一個每天賣鍋，另一個則每天賣拖把。看來，廣告問題還得約束約束權力，或是要打破權力壟斷。

再見吧，那些聲情并貌的叫賣電視廣告，對此，我們不再懷念，不留一絲遺憾。讓廣告更多的成為藝術，帶給觀眾更多的美感和驚喜吧。

第四篇：2013高考作文素材：最新深刻時評之一

“文化墻”就是地地道道的“遮羞

近日，人民網記者從甘肅漳縣境內212國道經過時發現，沿線的部分村莊在路邊豎起了一堵堵高約兩米、用琉璃瓦裝飾的墻，將路邊農戶的房屋遮擋住，部分墻體已經刷成白色。這些墻是今年10月份開始建的。“是公家（政府）修的，具體哪個單位不太清楚。”幾位村民的回答大同小異。一位齊姓村民表示，這些墻是“扶貧項目”，但除了這些墻，他“再沒聽見其他的扶貧項目”。當地村民們認為，這些墻“最大的作用就是遮丑，農民房子不好看。”（12月4日《西安日報》）

誠如這些村民所言，當地政府修建的漂亮的高墻，目的是為了用來遮羞，遮住村民破舊的房屋，讓前來檢查的領導留下美好的印象。這樣，當地官員不但面子上好看，仕途還有可能因此一帆風順。

其實，修建“遮羞墻”這種做法，并不是漳縣首創，比如，2010年，甘肅永靖縣部分公路兩邊，就砌了9處總長度2公里多的高墻，用來擋住農民破舊的房屋和院落；而為了配合鄭州創建文明城市大檢查，河南省鄭州市古滎鎮在政府門前的老街兩側建起了兩道綿延2千多米的高墻，把道路兩邊的雜物擋住，使老街“不那么難看”；江蘇南京也連夜在待拆的南西營村土房子前突擊蓋起了圍墻，這些圍墻，都被群眾形象地比喻為“遮羞墻”。

這些“遮羞墻”，當地政府都會賦予其一個好聽的名字，有的稱之為“美化工程”，有的稱其是“文化墻”。然而，漂亮光鮮的名字遮不住那些官員美化政績的邪念，“遮羞墻”暴露了很多問題。一是暴露了基層官員的虛假政績。基層官員修建“遮羞墻”，無非是為了敷衍上級檢查，給上級留下美好印象。至于“遮羞墻”背后的臟亂差，貧窮和落后，則根本無暇去管，也無心去管。二是暴露了上級官員的一些問題。一些官員視察、檢查工作，都是走馬觀花，他們看的是表面，參觀的是地方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卻看不到這些工程背后的臟亂差和假惡丑。這種沒有真正走進基層，沒有真正深入老百姓之中的視察和檢查，則被老百姓稱為“擾民工程”。

“面子工程”和“擾民工程”是互相呼應的，“擾民工程”催生了“面子工程”，而“面子工程”助推了“擾民工程”，兩者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正視高門票帶來的“文化鴻溝”

旅游資源多是公共資源，是社會的共同財富，具有很強公益性，理應最大限度地用來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

旅游旺季將至，各景點門票漲價聲又起。據報道，全國130家5A級景區中近一半

門票價格過百元，超過一成門票價格在200元以上。

門票歲歲漲，質疑年年有。今次，在眾多“門票經濟”、“畸形旅游產業”的追問中，有一種聲音格外值得認真傾聽——有專家指出，高門票實際上是把中低收入者拒之門外，這顯然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

確實，高門票越來越多的將中低收入者阻擋在景區、旅游區之外。100元的門票，一家三口出游，加上餐飲、交通費等支出，中低收入人群還真是“玩不起”。

作為文化消費的一種，旅游正成為社會分層的新標尺。一如教育鴻溝、數字鴻溝，貧富差距正導致社會文化消費分層，讓文化休閑走向“奢侈品”。雖然門票在整個旅游消費中的比重也許不算太大，但因為門票背后的旅游景區多是公共資源，本身具有公益性質，高價門票不僅在經濟上給中低收入者更多壓力，也在公共產品服務導向上讓人滋生不滿，進一步加深這道“文化鴻溝”。

這幾年，人們感嘆大學教育的不公平，這當然有多種因素，但必須承認，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經濟條件好的孩子，確實有更多條件享受從幼兒園到中學的優質教育資源，有更多機會參加各種興趣班進行“素質教育”，有更多能力于名山大川的游歷中開闊視野、增長知識、豐富閱歷。當富裕家庭的孩子在盧浮宮里流連忘返時，許多偏僻農村的留守兒童卻因無錢支付門票，連家門口的“世界遺產”都無法一睹。

市場經濟不可能沒有貧富差別，作為政府，既有責任鼓勵人們積極創造財富，也有義務讓公共資源服務更多的人，以公共資源共享填平社會鴻溝。旅游資源多具公共性，尤其是那些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是社會的共同財富，理應最大限度地用來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啟迪國民心智，滋養國民心靈，而不僅僅成為促進一地GDP增長的發動機。

對自然景觀和歷史人文景觀公益性質的強調，并不妨礙旅游產業的發展，相反，門票優惠政策往往能給一地的旅游帶來乘法效應，兼顧旅游業的公平與效率。杭州西湖免費開放就是一個經典案例，“煙柳畫橋，風簾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西湖之美面向天下所有人，無關貧富，無論貴賤；低價門票甚至免門票，能夠吸引更多的參觀者，他們在門票之外的商業消費往往數倍于門票收入。

貧富差異是無可避免的客觀存在。如果說，那些因城鄉分割、教育發展不均衡等等造成的歷史鴻溝，需要漫長的時間與努力才能填平，那么，我們現在起碼要做到不再人為加大社會裂痕。比如，從降低景區門票，博物館、美術館免費開放等細微處做起，努力彌補不平等、積極促成社會公平。

“重大工程”就能違法用地嗎？

本應是依法依規、依法行政模范的相關部門，在用地上卻帶頭違法違規，既傷害了資源，也損害了政府公信力

隨著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高潮的興起，違法用地現象給國土資源保護帶來的挑戰愈加嚴峻。27日，國土資源部、交通運輸部、鐵道部、水利部等6部委聯手會商建立國土資源執法監管共同責任機制，以求破解重大項目違法違規用地頑疾。

事實上，土地管理并不缺乏制度約束。到目前，相關法律法規已經出臺了十余部，還頒布實施了3次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建立了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實施了國家土地監察制度和地方行政首長問責制。然而，一系列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仍未從根本上遏制違法違規用地現象。在一些領域，重大工程項目儼然成了違法用地的“特區”，個中原因值得深究。

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土地作為最重要的要素資源，寄托了政府部門和市場主體的主要利益要求。土地財政和地方經濟的發展，讓有的地方對土地資源支配權的重視程度超過對土地管理的重視程度。二者一旦不能協調，往往會選擇前者。重大工程項目因為時間緊、建設周期長、用地類別多、涉及范圍廣、用地報批工作難度大等客觀原因，“未報即用”現象越來越多，甚至有地方把重大工程項目視為規避土地制度約束的擋箭牌。

另一方面，土地監管程序不暢，也是違法用地現象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目前，在土地管理格局上，地方政府部門與中央政府部門之間、中央政府的部門之間，仍然缺乏聯動機制。在有的地方，許多重大工程項目異化成圈地游戲，造成大量土地閑置。近3年的土地執法檢查數據表明，這一現象依然嚴重。

相關部門本應是依法依規、依法行政的模范，如今在用地問題上卻違法違規，嚴重損害了政府公信力。而在人地關系長期緊張的形勢下浪費土地，降低土地集約使用效率，又嚴重傷害了資源。

6部委建立國土資源執法監管共同責任機制的嘗試，無疑是打通土地監管脈絡的效率改進。要讓土地使用真正形成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個人意志服從客觀規律的態勢，還需進一步加強制度改進。比如，建立用地違法審查制度，通過提高土地監察在項目建設特別是重大項目建設中的權重，扭轉監察成本過大、效果不彰的被動局面，讓政府部門從土地的利益迷思中跳出來，實現土地的有序開發。此外，還需加快財稅體制改革，通過新的長期稅種的培育，幫助地方財政減輕對土地的過度依賴。

“十二五”期間，預計全國新增建設用地需求在4000萬—4500萬畝，超出規劃安排規模1000萬畝以上。能否通過制度改進平衡發展與國土資源保護間的關系，能否將政府部門與土地之間的關系定好位，不僅決定房地產調控的前景，也將影響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質量。

如何關上安置房“質量門”

如果為了速度不管質量是“講政治”，那么，安置房“質量門”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

江西省最大的地震災民安置小區瑞昌市（縣級）瑞民家園，日前被媒體曝光存在竹篾窨井蓋、“紙殼”單元門等質量問題。當地政府也承認，因建設工期短，房屋“或多或少”存在質量問題。

安置房的對象主要是困難群眾，政府有責任讓他們住上舒心、滿意的房子。開工前，也常能看到地方政府要做“民心工程”、“陽光工程”的鑿鑿表態；但建成后，卻不時曝出各種“質量門”。這種反差不僅讓百姓期待落空，也使政府公信力受損。

安置房“質量門”的出現，自然與開發商缺乏“道德血液”有關。不過從道理上講，安置房建設要經過設計、開發、施工、監理、政府驗收等關卡。令人費解的是，這些安置房帶病闖關的能力怎么那么強？明明有監管驗收環節，為何有人看守卻無人設防？

監理專家被稱為房屋質量的“把關人”。就瑞昌安置房來說，問題反映多年，卻長期未能解決。是把關能力不足，還是監管態度不正？群眾疑惑重重。監理本應是公正的第三方，然而，從以往媒體披露的其他地方情況看，一些監理專家往往“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監管功能無法發揮。不僅如此，在“競爭”的邏輯下，一些監理企業底線頻頻失守，不再做給開發商找麻煩的“婆婆”，而當起了聽話的“管家”。

如果說，監理企業的花瓶角色中看不中用，那么作為驗收主體，政府的作為同樣值得反思。目前，政府驗收房屋，采取“抽檢”和“竣工備案”制。“抽檢”就不會挨家挨戶，存在漏洞；“備案”是例行公事，不出事不追究。這種監管稍顯粗糙，離百姓需求距離較遠，還需積極創新。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瑞昌當地一方面表示“房屋結構安全可靠”，一方面也承認房屋存在質量問題，并解釋安置房在建設過程中，在當時是政治任務，工期被縮短，對質量肯定有影響。這種解釋其實難以說通。如果為了速度是“講政治”，那么，安置房“質量門”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據悉，瑞昌政府稱已成立調查組，保證十天內處理到位。這樣的姿

態固然值得鼓勵，但為何不能提前做到呢？

今年保障房要基本建成500萬套，新開工700萬套以上。質量問題不容絲毫馬虎和放松，它直接關系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事關房地產調控大局。保障房質量不過關，沒人愿買愿住，就起不到保障百姓居住權利的作用，難以達到分流剛性需求的效果，給樓市調控埋下隱患。

“要對保障房建設實行質量終身責任制，一旦質量出了問題，不論責任人走到哪里，都要追究其責任。”中央領導的表態，言猶在耳，政府相關部門還是莫要當成耳邊風，還請提前關上安置房的“質量門”。

第五篇：2013高考作文素材：最新深刻時評之三

警惕“勇奪第一”背后的發展陷阱

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輕視質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會埋下悲劇的伏筆，這么多年，因過于追求速度、過于趕工期而發生的安全事故，可謂舉不勝舉。可以說，如今“勇奪第一”已異化為一個巨大的發展陷阱。

剝繭抽絲之后，真相一旦呈現出來，總讓人感到殘忍和憤怒。山西“3·28”透水事故，震驚國人，趕工期或是事故重要誘因。據報道，為了能早日產煤，華晉公司董事長武華太曾提出“花錢買進度”的理念，要求盡一切可能加快工程建設。看來,金錢真是萬能的，不僅能買到生活必需品，原來還可以購買進度。

無獨有偶，王家嶺礦難搶險總指揮、山西省副省長陳川平也表示，“王家嶺礦難就壞在這個‘勇爭第一’上。”此前，負責施工的華晉焦煤公司于3月5日召開王家嶺煤礦項目按期投運推進大會，要求“加快王家嶺煤礦項目建設”。

當惟速度馬首是瞻，速度成了指揮棒，就必然潛伏危機。根據著名的海恩法則，每一起嚴重的安全事故背后，必然有29次輕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隱患。當一味追逐速度，就必然罔顧其他。比如，相關部門不僅誓師、表態，還與各施工單位簽訂節點考核獎罰協議。悠悠萬事，速度為大!

“速度上來的背后，生命成為了犧牲品。”有網友如此哀嘆。斯誠不謬！當把速度放在了第一位，質量和安全就等而下之了。在這種語境下，最該重視的生命反倒不重要了，生命成了完成目標的工具，不發生事故才怪。

難道“勇爭第一”、“花錢買進度”只存在王家嶺一地嗎？當然不是！曾幾何時，“勇爭第一”成了響徹神州的流行口號。應該承認，剛從大鍋飯的年代走過，在過度強調公平而忽略效率的語境中，安于現狀的懶漢思想要不得，沒有緊迫感的拼搏意識是不行的。“勇爭第一”在當時是必需的，否則就無法后來居上，也不能在短期內改變落后面貌。簡言之，“勇爭第一”既是對以往的矯正，也是主動奮進的一種自勉，比如深圳速度就曾一度成為佳話。但遺憾的是，發展到最后，“勇爭第一”走向了另一個極端，GDP崇拜其實也是“勇爭第一”的異化。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輕視質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會埋下悲劇的伏筆，這么多年，因過于追求速度、過于趕工期而發生的安全事故，可謂舉不勝舉。可以說，如今“勇奪第一”已異化為一個巨大的發展陷阱。

“慢慢走，欣賞啊！”這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在《談美》中提到的。一個人應該保持相對的慢生活，長期的快節奏、高負荷生活不僅損傷身體，也易導致人性的扭曲。慢不是停滯

不前，而是更講究質量，這質量對人而言是生活的質量，對工程而言是建筑的質量，對國家而言是科學發展。其實，中央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早些年，提倡經濟發展“又快又好”；前些年，則提出“又好又快”；再到如今，則提出“好字當頭”，在好的前提下加快發展，轉方式、調結構。這條清晰的認知脈絡顯示，決不能盲目追求速度，速度絕不是第一位的。

當然，還需一提的是，趕工期、盲目追求速度，只是事故的重要誘因，不能把事故板子完全打在速度上，否則就遮蔽了其他人禍，比如監管不嚴，比如執行不力，比如《煤礦安全規程》成了一紙空文。此外，尤需追問的是，為何一些人、一些部門忙于趕工期、追求速度，除了邀功心切、或謀取更大利益，難道與上級部門的施壓無關嗎？“花錢買進度”是該擯棄的，“勇爭第一”潛伏著巨大的發展陷阱，但是不從根本上破除數字迷信、速度迷信、GDP崇拜等等，不真正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是無濟于事的，就無法從根子上擯除“勇奪第一”的流毒。

脫貧最需要“自我革新”

珍惜并善用每一筆扶貧資金、每一項扶貧政策，讓貧困不再生長，當成為貧困地區干部的政治自覺

3月19日，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名單公布。因此前“高調炫貧”的湖南新邵縣未列其中，這則簡單的新聞引發輿論廣泛關注。

新邵“高調炫貧”事件發生于一個多月前。今年1月30日，新邵縣城一些醒目的電子宣傳牌上，“熱烈祝賀”其被納入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成為“新時期國家扶貧攻堅的主戰場”。

國家級貧困縣與國家“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并非一回事，新邵未列其中也并不意外。輿論的關注，除了對新邵的揶揄，更有對國家扶貧政策的期待，希望扶貧資金能有效地投入到真正的貧困地區，踏踏實實地落在百姓頭上，而不是被一些地方當成“來之不易”的政績，助長一些地區“以貧為喜”、“以困為榮”的等、靠、要思維。

近年來，國家加大對貧困地區投入。據報道，2011年國家綜合扶貧投入2272億元，比上年增加了逾40%；專項扶貧投入272億元，比上年增加了21.56%。這些投入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和貧困人口脫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扶貧投入增長之下，有自我發展、脫貧致富的喜悅，有勤勉奮進、攻堅克難的精神，卻也有亂作為、窮折騰的怪相，甚至出現干部超編、形象工程、奢侈腐敗的丑聞。

像新邵這樣以“雷人”方式進入公眾視野的國家級貧困縣，并不少見。有大手筆投建市

政工程，有一鳴驚人的天價接待費??錯誤的政績觀，走偏的扶貧思維，把本應是造福貧困地區的國家扶貧政策，弄出一地雞毛來。

扶貧，扶助誰？怎么扶？扶貧制度設計的原則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領導在參加一些西部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努力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這句話很值得那些努力“跑部錢進”、爭搶“貧困帽子”的地區深思。脫貧不只是要資金、要政策，只有明確了科學的發展理念、找到了適宜的發展思路，資金、政策才能激活貧瘠的土地，才是可以額手稱慶的事。

貧困地區要發展，除了需要政策和資金的扶持，更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除去貧困的“細菌”，這些細菌隱藏在官僚主義的思想溫床上、權力尋租的制度漏洞里。當公開、公正的原則被遺忘，扶貧資金和政策使用落實難免在暗箱操作中流失殆盡；當“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信仰被拋棄，肌體將失去抵抗貧困的免疫力。

我們早應走出以貧為榮的時代，貧困縣、特困區不是一組冷冰冰的數字，數字背后站立的是一家一戶因貧而困的生活。珍惜并善用每一筆扶貧資金、每一項扶貧政策，讓貧困不再生長，當成為貧困地區干部的政治自覺。

高鐵工程不容“小算盤”

建設領域問題不斷，表明監督工作有效性還需不斷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堅決執行、有程序不嚴格遵循的現象

近日公布的京滬高鐵審計結果讓人有些吃驚，這讓人想起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顯示，工程建設領域仍是腐敗高發地。

京滬高鐵是國內外高度關注的國家標志性重大建設項目。據悉，3年建設周期中，平均每年都有100多名審計人員、花100多天時間撲在現場進行審計，防范之嚴，前所未有。在重大工程建設中，包括審計在內的各種監督工作，不僅起到了利劍高懸的威懾作用，對被審計和監督的單位，也是一種及時必要的提醒和實實在在的幫助。如果沒有如此密集而嚴格的審計，恐怕漏洞會更多。

還應看到，概算2000多億元的超大型工程項目，時間壓縮成3年建設周期，空間涉及7省市，施工單位和人員浩瀚龐大。如此特大型工程項目，難免會讓人鉆空子，就此否定京

滬高鐵的全部建設工作，不客觀也不公正。但無論如何，作為國家重大工程，特別是人命關天的高鐵工程，發生如此嚴重的資金違紀違規現象，都必須認真反思、高度重視。無論是中央要求，還是群眾期待，都無法容忍這樣的大事業存在任何個人和部門的“小九九”。高鐵審計中查出的問題，相當部分屬于部門利益、集體違規。現在“潛規則”里有一種解讀，認為只要不把錢放到自己口袋里，違點紀犯點規，都不算什么。

這樣的想法和行為極其危險。這次查出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遷資金近5億元的“公罪”，破壞性一點不比個人貪污受賄的“私罪”小；同時，因為“私罪好問，公罪難罰”，往往會因法不責眾而使相關部門和領導“脫罪”。這顯然而且必將危害我們的大事業。

一旦打起“小算盤”，往往會在工程設計、規劃建設時不再把遵循科學規律放在必須、不再把“安全重于泰山”置之首位。比如，審計查出有關方面擅自取消部分路段風屏障的問題。風屏障是確保高鐵在大風狀況下正常運行的重要防線，取消之后，可能會節約成本，但安全隱患卻增加了，“速度風險”也提高了。遭遇這樣的小算盤，“世界第一”的水平也被打了折扣。

在預防工程建設腐敗問題方面，我們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措施、規則、制度，實行了紀檢、審計前置、全程跟蹤監督等多種方式，對抑制建設領域腐敗高發現象起到積極作用。但更應看到，建設領域問題不斷，表明監督工作有效性還需不斷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堅決執行、有程序不嚴格遵循的現象。尤其是像高鐵這樣的重大工程，不僅要避免失范，相反更應成為遵紀守規的示范。

我們應該堅持這樣一個原則，“有事”就有責任人；處理責任人時，要防止失之于軟，避免罰酒三杯式的輕描淡寫。要讓每個人，特別是負決策責任領導，既不敢自己伸手，也不敢因部門利益而在大事業中存“小心思”，打“小算盤”。

空心化農村如何“養活中國”

農村人口老齡化、農業勞動者素質下降，對農業的發展來說，都可能是致命問題

有一組以“缺席者”為主題的照片，發人深省：田間水渠邊，老人獨坐，旁邊是兩張空椅子，留給在外打工的兩個兒子；農家小院中，老兩口帶著孫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學，留下一地空板凳??

照片反映的勞動力流失后農村空心化現象，近日為15名兩院院士所關注。他們指出，若不從戰略上研究并解決新生代農民棄農的問題，人口大國將面臨無人種地的局面。剛剛結

束的全國兩會上，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也憂心忡忡：青壯年勞力、有文化的勞力都進城打工了，將來誰來種地？

這不是20年前“誰來養活中國”問題的升級版，而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的過程中必然發生、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去年，我國的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而據統計，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比也下降到38.1%。“十億人口，八億農民”的局面早已不復存在。應該說，農業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國家都會經歷的過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不例外，這對于社會結構的調整、產業的發展不無裨益。從另一方面看，農民“洗腳進城”也是用腳投票，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

在某種程度上，這一過程可能倒逼出農業的轉型升級。以日本為例，1955年到1975年間，農業人口減少近一半，然而農業組織化程度、生產率等，也都在這一階段取得長足進步。中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對于農業又何嘗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農村的照片隱藏著很大的挑戰。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顯示，全國農業從業人員中50歲以上的占32.5%。而據媒體報道，中西部一些地區80%的農民都是50—70歲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國農業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達95%。農村勞動力的短缺，是一種結構性失衡。農業人口老齡化、農業勞動者素質下降，對農業發展來說，都可能是致命問題。而這，不僅關乎農民、農村、農業的發展，更關乎國家的經濟穩定、長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農民與農業進入了一種惡性循環。雖然大學生村官越來越多，然而在調查中，20歲以下的農民工中高達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時，國土資源部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萬畝。沒有人，農業發展不起來，進而造成勞動力和人才進一步流失，幾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樣需要雙向著力。一方面，需要遏制農村勞動力結構失衡的趨勢，提高農民收入、加強相關培訓，同時更多引入社會化力量，以“社會協同、公眾參與”走出農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斷提高農業的產業化、現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桿、稅收杠桿等，推動農村建設、農業發展。

“三農”問題，我們一向視之為根本。中央1號文件已連續九年鎖定“三農”問題。“三農”領域既需面對積累下的老問題，也需解決時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遠。或許，農村勞動力問題正可成為一個支點，撬動“三農”問題解決，讓田野更加充滿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