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工討薪問題研究與對策

山東海心律師事務所的耿海瀅律師總結多年辦理農民工討薪維權案件經驗，分析認為：對于農民工維權案件目前普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難以區分，不利于農民工維權

在眾多的的農民工案件中，大部分農民工直接受雇于包工頭，包工頭直接向農民工發放工資，農民工與包工頭之間是一種雇傭與被雇傭的勞務關系，農民工與建筑公司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這樣，如果包工頭拖欠農民工的工資，農民工是不能起訴建筑公司的。

（二）勞動合同簽訂率低，農民工權益難保障

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的憑證，是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是勞動者保障自身權益、雙方處理爭議的重要依據。但是勞動合同簽訂率很低，不足10%，農民工直接找用人單位索要工資時，由于沒有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往往拒絕承認其與農民工的勞動關系，加之沒有其他的證據，造成農民工討要工資時求告無門。農民工由于沒有勞動合同的保障，只能確認與用人單位的事實勞動關系，增加了維權的困難。

（三）超時間勞動現象普遍，加班工資難以保障。

農民工從人數上來看，絕大多數從事的是建筑工程工作，加班加點現象更加普遍；并且，用人單位（或包工頭）也很少支付加班加點工資。由于建筑行業的特殊性，包工頭往往與農民工約定日工資標準，如架子工每日工資70元，小工每日工資45元等；或者直接按照工程量約定。無論其工作多長時間均以此為準，并且考勤記錄也只是記載工作天數，幾乎沒人統計每日工作的時間。因而對于建筑工地的農民工來說，加班加點工資難以保障，不僅是缺少勞動合同難以認定的問題，還涉及是否屬于勞動關系，再確認勞動關系后加班時間證明的問題。由于建筑工地被拖欠工資的，往往以拖欠勞務費（勞務關系）為由直接向法院起訴，也就無法按照勞動法律法規的保護性規定來要求加班工資了。

從事餐飲、保潔、保安等服務業以及加工制造業等非建筑行業的農民工，雖然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關系比較容易認定，但存在的嚴重超時工作和不支付加班費的問題同樣嚴重。

（四）收取押金、克扣工資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規都明確規定，用人單位在招用勞動者時，不能向其收取任何形式的押金。但有些單位仍然向勞動者收取押金，比如以前辦理的蘇某與某汽車銷售公司拖欠工資一案，用人單位某汽車銷售公司不但收取了1000元的押金，而且無故扣發了蘇某一個月的工資，最后通過勞動仲裁將拖欠的工資和收取的押金要了回來。

（五）農民工維權成本高

外地農民工在討要工資的過程中，不得不多次前往勞動監察機構、仲裁委及法院，這就得花費一部分交通費用及食宿費用，而在這期間，農民工不可能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由于勞動爭議案件勞動仲裁是前置程序，這就造成了“一裁二審”的模式，比一般的民事案件更多了一道程序，很多案件都是走完了二審才結案，給當事人增加了訴累，維權成本增加。

（六）仲裁裁決及法院的判決難以執行

經過漫長的維權，終于領到了裁決或判決，許多農民工以為終于可以拿到工資了,可是事實并非如他們所想的那樣。因為有許多對方當事人不履行相關義務。從以前辦結的案件當中，只有極少數義務人能夠主動履行調解書、裁決書或判決書所確定的義務。很大部分義務人根本不履行相關義務，農民工不得不申請強制執行；如果是不履行達成的調解協議，農民工還必須重新開始訴訟程序。

要破解農民工維權的難題，這是個社會問題，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加大普法宣傳力度，提高農民工的維權意識與維權能力。法律知識欠缺是農民工討薪難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普法活動不僅可以提高民工的維權意識還可以增強其維權能力，因為農民工只有學法、懂法，才能用法，發生糾紛以后才能比較理性地行事，也才能降低訴訟活動的各種交易成本。

第二，加大對農民工的司法救助力度，在緩、減、免訴訟費上對農民工給予傾斜，真正讓農民工打得起官司。雖然新的《訴訟費交納辦法》實施后案件受理費減少了很多，但其他訴訟費用及實際支出費用依然居高不下，農民工作為經濟困難的弱勢群體仍需要司法救助。目前，法院的司法救助主要體現在訴訟費的緩交、減交和免交上。我國民訴法第107條規定，當事人交納訴訟費用確有困難的，可以按照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緩交、減交或者免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求助的規定》也明確規定：進城務工人員追索勞動報酬或其他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請求賠償的，經濟確實困難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請緩交、減交或者免交訴訟費用。因此，為使農民工真正打得起官司，人民法院應當加大對農民工的司法救助力度，在訴訟費用的緩、減、免上對農民工給予傾斜。

農民工在遭遇欠薪時可采取的正常維權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種：

一、直接與用人單位進行協商：有工會的單位，可首先向工會反映情況，通過工會與用工方進行交涉；若單位還沒有成立工會組織，也可直接向用工方提出協商要求；被拖欠工資的工人還可聯合起來，向用工方提出集體協商要求，給他們施加壓力。

二、采用行政解決方法：可向勞動監察部門進行舉報。隨著討薪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各地勞動局基本都有專門處理該類投訴的部門。

三、委托律師進行追討：即通過律師進行調解，調解不果可申請勞動仲裁；若對仲裁不滿的話還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要注意的問題：

1、不要采取過激方式，要合理合法，私自扣人、扣押財物都有可能觸犯法律，情節嚴重的還可能構成犯罪；曾經有過農民工扣了包工頭的貨車追討工資，卻被包工頭告上法庭要求返還車輛并賠償損失的案例，甚至還有私自把人扣押起來，這就構成非法拘禁，以上案例值得深思。

2、注意保留好相關證據，比如勞動合同、工資發放清單或者銀行工資存折，此外還有工作過程中發放的工作服、胸牌、進出證等證明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據。

3、如果實在找不到以上書面的證據，最好在與用人單位或者承包人溝通或者協調的時候做一個錄音、錄像，也可以作為一個輔助證據使用。另外，同事之間的證人證言同樣也可以作為證據。

4、如果決定要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勞動爭議案件最好不要超過1年的仲裁時效，超過了會得不到仲裁委的支持；同樣，如果是勞務關系的民事訴訟也不要超過2年，以免自己的權益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

第二篇：農民工討薪問題

部長“發飆”能否阻止欠薪

打工掙錢，天經地義！任何一個企業都不能拖欠農民工工資，你拖欠工資就沒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現這個問題。”這是年末歲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年終工作會議上的“發飆”，也是尹蔚民面對全國幾十名廳局長的發問。我國農民工大約有1.5億左右，每年的這個時候總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高發期。(1月3日中國廣播網)雖然尹部長的發飆很“給力”，但因工資被拖欠而過不好年的農民工最需要的不是部長的聲援，而是勞動保障部門幫助他們討回血汗錢的實際行動。對黑心老板的道德譴責，遠不如實實在在的處罰措施更有效。勞動保障部門年年查欠薪，但農民工討薪事件仍然年年上演。如果監管力度不加強，處罰措施不到位，明年、后年乃至更遠的將來，如何解決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問題仍將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每年都必須面對的難題。當然，把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都歸咎于勞動保障部門的監管不力也有點不公平。

討薪難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一些農民工法律意識不強，因拿不出足夠的用工證據而無法通過法律維權。有的雖然手握證據，卻沒有及時向有關部門投訴，錯過了兩年的追索勞動報酬的訴訟時效。這就需要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加大對農民工的普法力度，讓他們知道如何通過法律手段更好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外出打工一定要簽訂勞動合同，如果沒有勞動合同，至少也要保留考勤記錄或上崗證、工號卡、胸牌、工資單和工資卡（可以查到銀行代發工資記錄），或者是包工頭和廠方打的欠條。一旦遭遇欠薪應第一時間向當地勞動監察大隊投訴，以免錯過勞動爭議申請仲裁時效或訴訟時效。不僅外來工流入地的勞動保障部門要做好相關宣傳，農民工輸出地的勞動保障部門也應該主動把給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發放維權手冊，讓他們人手一本，避免因不懂法而吃虧上當。很多時候，基層勞動保障部門在農民工討薪問題上并不是不盡力，但由于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加上黑心老板的故意拖延，致使農民工的討薪成本大增，必須按規定走完法律程序的勞動保障部門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幫助農民工討回血汗錢。一旦黑心老板在此期間出逃，農民工想拿回被拖欠的工資就很困難了。

而這一問題顯然不是部長“發飆”就能解決的。一方面需要勞動部門修訂相關規定，簡化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程序，降低農民工的討薪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快立法步伐，盡快將“惡意欠薪”入罪，提高黑心老板的違法成本，減少惡意欠薪現象。要讓討薪悲劇不再重演，已被事實證明行之有效的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制度必須加快推行和全面落實，由建設領域逐步擴大到其他領域，以便有關部門在查明欠薪事實的同時即可啟動先行墊付程序。當然，把拖欠工資問題與相關部門及地方的政績考核掛鉤、農民工討薪未果由相關部門先行墊付等做法也應該加以考慮。法律法規完善了，有關部門的責任心加強了，尹部長“不要再出現這個（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希望才會真正變成現實。

第三篇：農民工討薪（精選）

年年歲歲花相似 農民工討薪怪圈何時破？

導語：

1月19日，一位少女為父討薪，從高樓跳下身亡的消息成為社會焦點，再度將農民工討薪這一問題推向了輿論的風尖浪口。其實，每到年底，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就會集中見諸報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用這句話來形容每年歲末年初農民工討薪問題的現象并不為過。農民工討薪問題，這是一個歷久彌新并且為全社會所關注的話題。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用3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但轉眼十余年過去，相關部門治理討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農民工討薪問題仍不見緩解，極端討薪事件年年有，悲劇也在不斷重演。何時，農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討薪的怪圈，阻擋悲劇的蔓延？

01農民工討薪問題產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隨著春運的熱鬧，另外一種很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也開始上演--農民工討薪。討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稱“拖欠工資”。這一名詞的歷史并不長，最早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農民工聚集的建筑業、服務行業和制造業。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其他行業的欠薪行為已得到很大改觀。然而，建筑業的欠薪依然是行業的普遍現象，成為欠薪的重災區。對此，當前社會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一直在繼續，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當前社會普遍研究結論

關于建筑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當前社會的普遍結論有三種：

一是，農民工自身權益意識不高。

根據統計，在涉及農民工討薪的案件中，農民工群體有以下幾個共同點，它們分別是：

1、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2、沒有簽訂工資標準協議；

3、不掌握包工頭和用工單位的基本情況；

4、工資條上沒有包工頭確認簽字。

而上述這些又恰恰是農民工在日后維權中不可缺少的必備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農民工通過正常途徑討薪的難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執法不嚴。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惡意欠薪”與醉駕一起被寫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機關認定為惡意欠薪的單位和個人最高將被處以七年有期徒刑。但從近年來的實踐來看，兩者發揮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駕入刑后，嚴厲查處了大量酒駕、醉駕行為，形成極大震懾，而打擊“惡意欠薪”的力度還需不斷加大。

吊詭的是，調查顯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頭，更上游的大魚們依然逍遙于外，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似乎開發商和建筑商們特別容易玩“躲貓貓”，把責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強硬的國字號開發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惡意欠薪”的標準很難界定，造成“惡意欠薪”入罪執行不暢，給欠薪行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間。

三是，建筑業獨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國相關法律要求，工程項目必須由具備相應資質的建筑企業承建，但在實際運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與現象，即：總承包-分包-轉包-再轉包，最后將施工項目直接轉包給包工頭個人。一些關系戶只需繳納一筆占工程造價2%-5%的掛靠費，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資質從開發單位承攬工程，然后他們再層層轉手分包。

這種轉包、分包的現象，導致的是債權關系的復雜。由于層層轉包，導致責任主體分離，農民工和用工單位事實上不存在勞動關系，即使跟包工頭，也往往是口頭合同，提供不了正規的勞動關系證明。一旦某個環節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形成工資拖欠。

在這層層轉包中，始終處于“生物鏈”最底端的農民工，則被各種復雜的債權關系“推來推去”，致使討薪維權無從著手，像貝殼一樣被晾在沙灘上。

基于以上三種研究結論，十多年來國家和政府出臺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法律法規政策文件達到200多個，對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政策關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但是，即便這樣，仍舊不能解決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問題。

一份研究報告大膽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與公益組織聯合發布的《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報告》認為，之所以遲遲解決不了農民工資拖欠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很少注意到地產資本在農民工工資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真正意識到地產商從拿地到銷售整個流程都涉入層層的資金卷入與墊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據以上圖表顯示（截圖），高達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資金墊付，商品房、保障房墊資比例最高。

而被人詬病為建筑業潛規則的“層層轉包”，與之相伴的則是資金墊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層層分包及由此產生的層層資金墊付，這中手段的高明之處在于：一來緩解資金緊張，二來有效地讓本應承擔勞動用工主體的施工單位在法律意義上變得模糊不清，從而成為建筑資本實現增殖和有效規避責任的有效手段。

其結果是，當在工地出現勞資糾紛和安全事故時，施工責任主體往往是以嫁禍包工制的最基層食利者--包工頭--的方式逃避責任。因為根據調查顯示，勞務分包企業與開發商分列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前兩名，它們所占比例分別為43.5%與31.2%。我們傳統觀念中所認為的“欠薪包工頭”所占比例僅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頭無力支付工人工資而討薪”的比例也僅為18.1%。

假使《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關于“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觀點是確鑿無疑，那么，欲治理建筑業亂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從源頭上禁止資質掛靠和工程轉包行為；而欲消除掛靠與轉包，則必先消除建筑業監管部門的“權力尋租”機會，加強建筑公司的資質管理，鏟除權力尋租與腐敗的土壤，從根本上減少資金從上到下的層層墊付。

02農民工自身的流動性與技能水平不足

在討論農民工討薪問題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農民工自身的流動性強與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當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著大量的人力小工，這類農民工流動性極大，他們沒技術，只能靠賣力氣吃飯，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工程隊也不會不重視他們，他們幾乎不可能簽上合法的勞動合同。有活就召之即來，沒活就奔赴下一個地方。由于這種流動性極強的特點，加上建筑行業特殊的薪酬特點，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的幾率也會變得很大。

而與之相反的是，高級技術工種或是有某項技能的農民工，由于他們的流動性相對較小，一般在幾個固定的工程隊之間流動，勞動關系比較固定，議價能力也相對更強。一般來說，他們簽上合法 的勞動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現欠薪問題的概率也隨之減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據統計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中僅有30%接受過職業技能培訓，其中高級技工、管理人才和有專業技術特長的施工人才極其缺乏。此類勞動者的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從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過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養人才遠不能滿足企業需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2014年年初國務院新聞辦“農民工工作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難，反映的是轉型升級過程中中高級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實施農民工技能提升計劃是解決“技工荒”的重要途徑。

為此，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這種局面。2014年6月發布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2014年9月，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實施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

缺乏技能是造成農民工流動性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們融入城市、成為新型產業工人的主要障礙。而加強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是促進農民工就業創業、實現生活改善最現實的途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

03先知先覺：建筑企業應當主動作為

孫中山曾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和需要，將人群分為三大類：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主張先知先覺喚醒后知后覺，從而帶動不知不覺。以此類推，建筑企業也可以分為這三大類，后知后覺者當屬在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下被動作為的企業，不知不覺者則為枉顧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的企業，而先知先覺者則在遵守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的情況下，主動有所作為，主動革除種種弊端的企業。

對于建筑企業來說，主動有所作為，也許在短期內會給企業的業績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消除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負面影響，不僅能夠樹立行業典范，提升企業的品牌影響力，也能夠招徠更多的技術人才，進而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

而建筑企業主動有所作為該從何處著手？

一是，繞過勞務分包，直接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根據《工調2013》對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調研情況顯示，全國建筑工人勞動合同簽訂率只有17.4%，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業用工制度已經到了一個大洗牌的時代，包工頭利潤空間在下降，生存愈來愈艱難；建筑業勞務制度越來越沒有價值可言, 建筑業勞務分包公司已成為阻礙建筑業勞資關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業應直接與工人訂立勞動關系，讓建筑業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規范的軌道。

二是，建立穩定薪酬制度。根據調查顯示,“依照約定，全額結算”或是“年底結清”或是“工程結束結算”這樣的薪酬制度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比例遠遠高于“按月結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結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僅能夠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也能減少用工短期化所產生的諸多勞資糾紛。

三是，簡化建筑施工管理。這樣可以使得建筑業農民工直接對應總包施工企業，勞動關系更加明晰；而總包施工企業也通過去除勞務分包、包工頭等層層“剝皮”的環節，不僅簡化了施工管理，而且總包施工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并讓渡一部分利潤改善工人的生產生活條件。對于施工企業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會長期跟隨項目部施工，工程質量也能夠得到保障。

四是，為農民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2015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以來，已經連續三年出現絕對數量下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特別是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建筑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根據前文所述，在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同時，高級技工人才和有專業技術特長的施工人才極其缺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出現“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業不僅應該只有壓力，更應該有改變這種情形的動力，主動為農民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建筑裝飾協會官方網站中裝新網于2014年特別制定了職業教育平臺建設戰略規劃，提供覆蓋建筑裝飾全行業就業崗位的職業培訓項目，擬為行業培養更多適應市場需求的優秀設計師、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裝飾行業的人才困境。

結語：誠然，要打破農民工年年討薪的怪圈，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國家法規政策的指導，也需要建筑企業的主動作為和農民工自身素質的提高。勞有所得、社會和諧、年末農民工討薪不再是新聞，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編輯手記：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個個血淋淋教訓的出現才能促使社會的改變與進步。

問題：您認為企業在農民工討薪問題上需要主動作為嗎？ 需要vs不需要

第四篇：農民工討薪

農民工集體討薪事件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引發為嚴重的社會治安案件，電視報紙經常報道的農民工“跳樓討薪”、“綁架老板討薪”、“暴力討薪”以及農民工為了討薪而被包工頭打死打傷等不僅危害了社會安定，也對政府形象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法規來保護農民工的權益，盡管如此，由于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原因非常復雜，這樣的行為并沒有完全杜絕。2005年我們開始關注農民工討薪的問題，李正洪進入了我們的鏡頭。

記錄片：李正洪1997年來到北京，憑著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這里。很多同鄉也跟著他來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個建筑項目，按照協議，工程完工后付清勞務。但工程結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個工人沒有拿到應得的工錢，總計18萬多元。為了拿回工錢，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幫著他們要回這筆錢。開始了討薪之路，通過勞動仲裁，訴訟，，北京西城區法院一審判決農民工敗訴，原因是沒有相關證據證明實際勞務關系。李正洪，及其工友們，他們是不懂法，不知道勞動關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敗述，在被告沒有出庭的情況下就做了這樣的結論，被告根本不需要陳述就可以贏得官司。誰來保護弱勢群體？？

當前農民工追索勞動報酬的主要途徑有：一是農民工向勞動保障部門進行舉報和投訴，由勞動保障部門進行行政處理。二是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第三是由勞動仲裁委員會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在實踐中發現，上述解決途徑存在一些問題：

1、解決渠道雖然多，但程序繁瑣且周期長；

2、相關的主管部門職責劃分不明確，各部門工作銜接不夠順暢，造成農民工多方求助，實體權利很難及時得到實現；

3、沒有統一的協調、聯動處理機制，各部門各自為政，重復工作，浪費行政和司法資源，且容易錯過解決糾紛的最佳時機；

4、缺乏對農民工討薪的有效法律指導和幫助，農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不了解相關程序，不懂得怎樣獲取和固定證據，導致討薪難上加難。

建議：

1、完善立法，加大對拒不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新的《勞動合同法》第十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勞動合同。

2、工在遇到工資拖欠時，應該注意相關證據。收集單位拖欠工資的證據，如簽訂有勞動合同應攜帶合同，沒有簽訂合同，應該尋找證人證明自己與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此外，考勤表、臨時工作證、工地出入證、工資欠條等也是有效的證據。

3、加大對農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議擴大司法救助的范圍，降低法律援助門檻。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在適用法律規定、時效制度時適當予以放寬，盡量適用簡易程序，節省農民工的訴訟時間和成本。

4、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的法制宣傳教育力度，向農民工傳授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等相關知識，提高農民工的維權意識與維權能力。法律知識欠缺是農民工討薪難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民工只有學法、懂法，才能用法，發生糾紛以后才能比較理性地行事。

第五篇：農民工討薪

農民工討薪“在路上”！！

由于國家房地產調控力度的加大跟堅決，今年的樓市“寒意”陣陣。年關將至，民工忙活一年的薪資是否可以正常收到，成為近來人們關心的話題。

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都要列入“黑名單”，“這話不能空講，如果今年欠薪嚴重，或者老板跑路的，一定要記錄在案，不僅建設主管部門要掌握，還要及時傳遞給招投標中心，讓他今年欠薪明年就別再想進入建筑市場！”昨天下午，合肥市建設領域農民工維權工作會議要求，“要讓意欲欠薪者害怕”。

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長盧仕仁說，今年農民工欠薪發生的概率可能明顯加大，工程項目開工多、竣工少成為不爭的事實，并且已經出現老板出逃的情況，伴隨而來的農民工欠薪的情況可能會是歷年中最難解決的一年。

為應對今年的新形勢，目前，合肥市城鄉建委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在建項目以項目部為單位建立農民工維權工作組，要求工程款只要支付到30%，就必須把農民工工資支付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等等，強化對農民工討薪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