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愛農民工討薪指南

關愛農民工

律師支招：年底討薪指南

年關又至，每年這個時侯除了各大影院會上映一些賀歲片之外，在一些地方的街頭、建筑工地、法院門口和政府廣場前也會如期上演“掩埋”“裸奔”“跳樓”“靜坐”等“自虐式”的農民工真人秀。農民工兄弟的所作所為無疑是想引起相關部門和單位的重視，希望早日拿到屬于自己的血汗錢后回家過個安穩年。想法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雖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許拖欠農民工兄弟工資，但是每年仍有大批的農民工兄弟無法及時、足額地拿到自己的工資，最終只能帶著無奈和遺憾等待新年的到來。回過頭去看看各地農民工兄弟上演的“行為藝術”，我們不能只是給予一些同情和理解，更應該去反思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家都明白“欠債還錢天經地義”這個道理，那為什么有些企業主和黑心老板可以堂而皇之的不付工錢？顯然，一些企業利用農民工的弱勢地位和維權過程中的不利地位，當前相關部門監督執法力度有限，人為的增加農民工的各項維權成本，最終達到拖賴工資的目的。身為勞動者，又該如何合法、快速、足額的追討到自已的工資呢？

江蘇欣正律師事務所賀冬律師表示，勞動者可以選擇協商解決、勞動監察或提起仲裁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在協商解決的過程中，勞動者既可以向當地工會組織尋求幫忙，由工會組織代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進行協商，也可以直接與用人單位進行協商。在協商過程中，勞動者不僅需要留意相關證據的證據的收集和保存以備后用，也需要合理把握協商期限，以免用人單位假借協商之名行拖延時間之實。在向勞動監察舉報的過程中，勞動者需要事先準備好必要的證據材料，同時最好能夠聯合更多的同事一起來到勞動部門舉報。一來可以相互證明事實勞動關系，二來也可以引起相關部門的足夠重視，給用人單位施加更大壓力。在與用人單位協商無果的情況下，勞動者除了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還可以直接向用人單位所在地或實際用工地勞動仲裁部門提起仲裁申請。近期由國家九部委聯合推出新規，要求勞動部門在處理十人以上的集體勞動報酬爭議案件時，要當天立案并在七日內結案；其中人均涉案金額1000元以上的案件，應由仲裁委員會主任掛牌督辦。為了更好的維護農民工兄弟的合法權益，各地區的法律援助中心和工

會組織均可以為符合相關條件的農民工兄弟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免費指派專業律師代為追討工資。

除了以上三種較常見方式外，還有一些勞動者采用“跟班”或“罷工”的方式，天天跟著老板追要工資，盡管這種方法很“土”，但有時確實很有效。在此，建議勞動者在現有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選擇合理的討薪方式，勿要走極端。

第二篇：農民工討薪（精選）

年年歲歲花相似 農民工討薪怪圈何時破？

導語：

1月19日，一位少女為父討薪，從高樓跳下身亡的消息成為社會焦點，再度將農民工討薪這一問題推向了輿論的風尖浪口。其實，每到年底，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就會集中見諸報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用這句話來形容每年歲末年初農民工討薪問題的現象并不為過。農民工討薪問題，這是一個歷久彌新并且為全社會所關注的話題。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用3年時間基本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和農民工工資問題。但轉眼十余年過去，相關部門治理討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農民工討薪問題仍不見緩解，極端討薪事件年年有，悲劇也在不斷重演。何時，農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討薪的怪圈，阻擋悲劇的蔓延？

01農民工討薪問題產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隨著春運的熱鬧，另外一種很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也開始上演--農民工討薪。討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稱“拖欠工資”。這一名詞的歷史并不長，最早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農民工聚集的建筑業、服務行業和制造業。伴隨著社會的進步，其他行業的欠薪行為已得到很大改觀。然而，建筑業的欠薪依然是行業的普遍現象，成為欠薪的重災區。對此，當前社會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一直在繼續，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當前社會普遍研究結論

關于建筑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當前社會的普遍結論有三種：

一是，農民工自身權益意識不高。

根據統計，在涉及農民工討薪的案件中，農民工群體有以下幾個共同點，它們分別是：

1、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2、沒有簽訂工資標準協議；

3、不掌握包工頭和用工單位的基本情況；

4、工資條上沒有包工頭確認簽字。

而上述這些又恰恰是農民工在日后維權中不可缺少的必備資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農民工通過正常途徑討薪的難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執法不嚴。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惡意欠薪”與醉駕一起被寫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機關認定為惡意欠薪的單位和個人最高將被處以七年有期徒刑。但從近年來的實踐來看，兩者發揮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駕入刑后，嚴厲查處了大量酒駕、醉駕行為，形成極大震懾，而打擊“惡意欠薪”的力度還需不斷加大。

吊詭的是，調查顯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頭，更上游的大魚們依然逍遙于外，這是極不正常的現象。似乎開發商和建筑商們特別容易玩“躲貓貓”，把責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強硬的國字號開發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惡意欠薪”的標準很難界定，造成“惡意欠薪”入罪執行不暢，給欠薪行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間。

三是，建筑業獨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國相關法律要求，工程項目必須由具備相應資質的建筑企業承建，但在實際運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這樣的情況與現象，即：總承包-分包-轉包-再轉包，最后將施工項目直接轉包給包工頭個人。一些關系戶只需繳納一筆占工程造價2%-5%的掛靠費，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資質從開發單位承攬工程，然后他們再層層轉手分包。

這種轉包、分包的現象，導致的是債權關系的復雜。由于層層轉包，導致責任主體分離，農民工和用工單位事實上不存在勞動關系，即使跟包工頭，也往往是口頭合同，提供不了正規的勞動關系證明。一旦某個環節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形成工資拖欠。

在這層層轉包中，始終處于“生物鏈”最底端的農民工，則被各種復雜的債權關系“推來推去”，致使討薪維權無從著手，像貝殼一樣被晾在沙灘上。

基于以上三種研究結論，十多年來國家和政府出臺的關于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法律法規政策文件達到200多個，對農民工工資拖欠的政策關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問題。但是，即便這樣，仍舊不能解決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問題。

一份研究報告大膽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計劃”與公益組織聯合發布的《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提出，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

《報告》認為，之所以遲遲解決不了農民工資拖欠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很少注意到地產資本在農民工工資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真正意識到地產商從拿地到銷售整個流程都涉入層層的資金卷入與墊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據以上圖表顯示（截圖），高達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資金墊付，商品房、保障房墊資比例最高。

而被人詬病為建筑業潛規則的“層層轉包”，與之相伴的則是資金墊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層層分包及由此產生的層層資金墊付，這中手段的高明之處在于：一來緩解資金緊張，二來有效地讓本應承擔勞動用工主體的施工單位在法律意義上變得模糊不清，從而成為建筑資本實現增殖和有效規避責任的有效手段。

其結果是，當在工地出現勞資糾紛和安全事故時，施工責任主體往往是以嫁禍包工制的最基層食利者--包工頭--的方式逃避責任。因為根據調查顯示，勞務分包企業與開發商分列建筑業農民工工資拖欠的前兩名，它們所占比例分別為43.5%與31.2%。我們傳統觀念中所認為的“欠薪包工頭”所占比例僅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頭無力支付工人工資而討薪”的比例也僅為18.1%。

假使《當代建筑業欠薪機制與勞資沖突調研報告》中關于“資金墊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觀點是確鑿無疑，那么，欲治理建筑業亂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從源頭上禁止資質掛靠和工程轉包行為；而欲消除掛靠與轉包，則必先消除建筑業監管部門的“權力尋租”機會，加強建筑公司的資質管理，鏟除權力尋租與腐敗的土壤，從根本上減少資金從上到下的層層墊付。

02農民工自身的流動性與技能水平不足

在討論農民工討薪問題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農民工自身的流動性強與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當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著大量的人力小工，這類農民工流動性極大，他們沒技術，只能靠賣力氣吃飯，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工程隊也不會不重視他們，他們幾乎不可能簽上合法的勞動合同。有活就召之即來，沒活就奔赴下一個地方。由于這種流動性極強的特點，加上建筑行業特殊的薪酬特點，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的幾率也會變得很大。

而與之相反的是，高級技術工種或是有某項技能的農民工，由于他們的流動性相對較小，一般在幾個固定的工程隊之間流動，勞動關系比較固定，議價能力也相對更強。一般來說，他們簽上合法 的勞動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現欠薪問題的概率也隨之減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據統計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中僅有30%接受過職業技能培訓，其中高級技工、管理人才和有專業技術特長的施工人才極其缺乏。此類勞動者的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從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過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養人才遠不能滿足企業需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2014年年初國務院新聞辦“農民工工作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難，反映的是轉型升級過程中中高級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實施農民工技能提升計劃是解決“技工荒”的重要途徑。

為此，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這種局面。2014年6月發布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2014年9月，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實施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計劃。

缺乏技能是造成農民工流動性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們融入城市、成為新型產業工人的主要障礙。而加強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是促進農民工就業創業、實現生活改善最現實的途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

03先知先覺：建筑企業應當主動作為

孫中山曾根據當時的革命形勢和需要，將人群分為三大類：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主張先知先覺喚醒后知后覺，從而帶動不知不覺。以此類推，建筑企業也可以分為這三大類，后知后覺者當屬在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下被動作為的企業，不知不覺者則為枉顧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的企業，而先知先覺者則在遵守國家法制法規與現行政策的情況下，主動有所作為，主動革除種種弊端的企業。

對于建筑企業來說，主動有所作為，也許在短期內會給企業的業績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從長遠來看，消除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負面影響，不僅能夠樹立行業典范，提升企業的品牌影響力，也能夠招徠更多的技術人才，進而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

而建筑企業主動有所作為該從何處著手？

一是，繞過勞務分包，直接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根據《工調2013》對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調研情況顯示，全國建筑工人勞動合同簽訂率只有17.4%，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業用工制度已經到了一個大洗牌的時代，包工頭利潤空間在下降，生存愈來愈艱難；建筑業勞務制度越來越沒有價值可言, 建筑業勞務分包公司已成為阻礙建筑業勞資關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業應直接與工人訂立勞動關系，讓建筑業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規范的軌道。

二是，建立穩定薪酬制度。根據調查顯示,“依照約定，全額結算”或是“年底結清”或是“工程結束結算”這樣的薪酬制度出現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比例遠遠高于“按月結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結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僅能夠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也能減少用工短期化所產生的諸多勞資糾紛。

三是，簡化建筑施工管理。這樣可以使得建筑業農民工直接對應總包施工企業，勞動關系更加明晰；而總包施工企業也通過去除勞務分包、包工頭等層層“剝皮”的環節，不僅簡化了施工管理，而且總包施工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并讓渡一部分利潤改善工人的生產生活條件。對于施工企業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會長期跟隨項目部施工，工程質量也能夠得到保障。

四是，為農民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2015年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以來，已經連續三年出現絕對數量下降。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特別是對于勞動密集型的建筑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根據前文所述，在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同時，高級技工人才和有專業技術特長的施工人才極其缺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出現“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業不僅應該只有壓力，更應該有改變這種情形的動力，主動為農民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建筑裝飾協會官方網站中裝新網于2014年特別制定了職業教育平臺建設戰略規劃，提供覆蓋建筑裝飾全行業就業崗位的職業培訓項目，擬為行業培養更多適應市場需求的優秀設計師、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裝飾行業的人才困境。

結語：誠然，要打破農民工年年討薪的怪圈，是一個長久的過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國家法規政策的指導，也需要建筑企業的主動作為和農民工自身素質的提高。勞有所得、社會和諧、年末農民工討薪不再是新聞，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編輯手記：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個個血淋淋教訓的出現才能促使社會的改變與進步。

問題：您認為企業在農民工討薪問題上需要主動作為嗎？ 需要vs不需要

第三篇：農民工討薪

農民工集體討薪事件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引發為嚴重的社會治安案件，電視報紙經常報道的農民工“跳樓討薪”、“綁架老板討薪”、“暴力討薪”以及農民工為了討薪而被包工頭打死打傷等不僅危害了社會安定，也對政府形象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法規來保護農民工的權益，盡管如此，由于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原因非常復雜，這樣的行為并沒有完全杜絕。2005年我們開始關注農民工討薪的問題，李正洪進入了我們的鏡頭。

記錄片：李正洪1997年來到北京，憑著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這里。很多同鄉也跟著他來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個建筑項目，按照協議，工程完工后付清勞務。但工程結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個工人沒有拿到應得的工錢，總計18萬多元。為了拿回工錢，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幫著他們要回這筆錢。開始了討薪之路，通過勞動仲裁，訴訟，，北京西城區法院一審判決農民工敗訴，原因是沒有相關證據證明實際勞務關系。李正洪，及其工友們，他們是不懂法，不知道勞動關系建立需要合同。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敗述，在被告沒有出庭的情況下就做了這樣的結論，被告根本不需要陳述就可以贏得官司。誰來保護弱勢群體？？

當前農民工追索勞動報酬的主要途徑有：一是農民工向勞動保障部門進行舉報和投訴，由勞動保障部門進行行政處理。二是由勞動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第三是由勞動仲裁委員會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但在實踐中發現，上述解決途徑存在一些問題：

1、解決渠道雖然多，但程序繁瑣且周期長；

2、相關的主管部門職責劃分不明確，各部門工作銜接不夠順暢，造成農民工多方求助，實體權利很難及時得到實現；

3、沒有統一的協調、聯動處理機制，各部門各自為政，重復工作，浪費行政和司法資源，且容易錯過解決糾紛的最佳時機；

4、缺乏對農民工討薪的有效法律指導和幫助，農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不了解相關程序，不懂得怎樣獲取和固定證據，導致討薪難上加難。

建議：

1、完善立法，加大對拒不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新的《勞動合同法》第十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勞動合同。

2、工在遇到工資拖欠時，應該注意相關證據。收集單位拖欠工資的證據，如簽訂有勞動合同應攜帶合同，沒有簽訂合同，應該尋找證人證明自己與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事實。此外，考勤表、臨時工作證、工地出入證、工資欠條等也是有效的證據。

3、加大對農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議擴大司法救助的范圍，降低法律援助門檻。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在適用法律規定、時效制度時適當予以放寬，盡量適用簡易程序，節省農民工的訴訟時間和成本。

4、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的法制宣傳教育力度，向農民工傳授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等相關知識，提高農民工的維權意識與維權能力。法律知識欠缺是農民工討薪難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民工只有學法、懂法，才能用法，發生糾紛以后才能比較理性地行事。

第四篇：農民工討薪

農民工討薪“在路上”！！

由于國家房地產調控力度的加大跟堅決，今年的樓市“寒意”陣陣。年關將至，民工忙活一年的薪資是否可以正常收到，成為近來人們關心的話題。

拖欠農民工工資的都要列入“黑名單”，“這話不能空講，如果今年欠薪嚴重，或者老板跑路的，一定要記錄在案，不僅建設主管部門要掌握，還要及時傳遞給招投標中心，讓他今年欠薪明年就別再想進入建筑市場！”昨天下午，合肥市建設領域農民工維權工作會議要求，“要讓意欲欠薪者害怕”。

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長盧仕仁說，今年農民工欠薪發生的概率可能明顯加大，工程項目開工多、竣工少成為不爭的事實，并且已經出現老板出逃的情況，伴隨而來的農民工欠薪的情況可能會是歷年中最難解決的一年。

為應對今年的新形勢，目前，合肥市城鄉建委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要求所有在建項目以項目部為單位建立農民工維權工作組，要求工程款只要支付到30%，就必須把農民工工資支付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等等，強化對農民工討薪的支持。

第五篇：農民工討薪明白紙

建筑業農民工討薪維權明白紙

1、當你前往建筑工地應聘時，需要注意了解該用人單位是否具有用人資格（是否持有資質等承攬工程的法定資格）。如果該用人單位不具有承攬工程的有效資格，將不利于討薪問題的協調解決。

2、不要給個人性質的包工頭打散工。農民工與企業之間是勞動關系，而農民工給包工頭打散工則屬于勞務關系。因為包工頭沒有用工資格，包工頭拖欠農民工工錢的行為，屬于兩個自然人之間的經濟糾紛，不屬于勞動關系。遇到這種狀況，你只能去司法部門通過打官司討回工資。

3、除了留意用工單位的用人資格之外，你還需要注意應聘的工地是否具有合法的開工手續。盡量不與無合法施工手續的工地產生勞務雇傭關系，若已經在違法建筑工地干活，產生工資糾紛，也只能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4、當你被建筑勞務用工單位錄用時，有權要求用工單位與你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在合同中明確約定工作內容、勞動報酬和支付方式以及易發生糾紛事宜的具體解決辦法等。

5、在施工過程中，注意留存在該單位打工和其拖欠工資的證據。這些證據包括出入證、臨時工作證、考勤表、工資單、欠條等。其中工資單和欠條需要建筑工地勞務、總包企業現場相關負責人針對你所完成工程量的產值進行簽字確認。

6、當勞務用工單位同你發生勞務報酬爭議或拖欠工資時，總包單位分管領導和項目經理是第一責任人，勞務用工單位是直接責任人，你可以與他們聯系進行協商解決。（具體聯系方式詳見工地門口的建筑業農民工維權告知牌）。

7、如第一責任人和直接責任人處置不力，你可以通過正常途徑向工程項目所在地的建設主管部門投訴。（嶗山區建筑農民工清欠電話：0532-80915377）

8、投訴時，你應當提供勞動合同、身份證明，并出具注明工程名稱、地址、施工（總、分包）單位名稱、從事工種、工作時間等的有效證明。

9、在討薪過程中，任何過激的不當投訴行為都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嶗山區城鄉建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