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我黨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時代特色

—試論我黨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論文摘要: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長期實踐中，我們黨不斷探索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取得了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進而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實現社會和諧，建設小康社會，始終是我們人類社會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始終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制勝法寶，在我黨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中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時代特色。

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特色領導集體和諧社會馬克思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始終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制勝法寶。在我黨四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方略中充分體現出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

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無產階級政治學，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恩格斯在繼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指明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前進方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任務，適應了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的客觀要求。休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是我們黨執政理念和執政實踐的升華，標志著我們黨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對于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實現社會和諧，建設小康社會，始終是我們人類的一個社會理想，也是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懈追求的一個社會理想。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這個重大課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研究。在中國革命、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毛澤東從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狀出發，深刻研究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不斷探索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革命、建設理論，創造出八年抗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成功經驗，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1937年7.8月間發表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奠定了實事求是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川。",1956年，毛澤東發表了《論十大關系》，提出了“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的基本方針。”

1956年4月28號，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解決科學文化領域里的矛盾。1957年，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重要著作中，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創立了關于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要求學會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以解決全部各階層以及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矛盾等等理論，極大豐

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前進的理論。由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全新的實踐，人們對如何走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還缺少規律性的認識，加上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限制和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的影響，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發生過曲折，特別是后來發生了“文革”這樣的全局性、長期性的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正確思想沒有得到全面落實。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具有特別重要的指導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果斷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深刻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論點，果斷的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堅定不移的實行改革開放，積極加入世貿組織，科學的確定了時代主題，開辟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鄧小平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黨的十四大，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作了全面、系統的概括。第一:在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強調走自己的路;第二: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三: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第四:改革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第五:“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第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證;第七: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略步驟上分?三步走?;第八: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力量;第九:“一國兩制”實現祖國和平統一。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發展到新的境地、新的高度，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最新成果。在鄧小平的支持和推動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86年批準了(高新技術研究發展綱要》(簡稱863計劃);1988年我國又組織實施了“星火計劃”，極大地推動了我國高新技術的發展。開放了沿海城市，劃定了自由貿易區。要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關系，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國內外形式的發展變化，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們黨肩負的新任務，進一步豐富了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建設的理論。江澤民同志強調指出:??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經濟建設為重點的全面發展、全面提高的社會，要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協調發展。江澤民從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科教興國”戰略;從我國的長遠利益出發，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從我國的整體利益出發，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從我國面臨的政治形勢出發，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原則，成功恢復實施對香港和澳門的主權，積極開展國際外交和合作，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必須要處理好各種關系，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用“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判斷我們工作的是非得失，積極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鏟除“邪教”，同“法輪功”做堅決的斗爭，要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正確反應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要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正確

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把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高屋建叛。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中國國情，認真研究和回答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不斷擴展理論視野，不斷作出理論概括，形成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強調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堅決貫徹落實十六大三中全會精神，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牢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推進社會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發展黨內民主和黨外民主，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抗擊“非典”，戰勝“洪災”，樹立政府形象，在國際事務中但當重要角色，積極用和平方式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充分顯示了我黨第四代領導集體堅強的執政能力。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不僅強調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強調了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相統一。提出了“以人為本，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始終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增強使命感，增加責任感，學習時代楷模，認真搞好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切實做好關心群眾生產、生活和工作等等，都是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我們黨提出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符合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設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戰略任務，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發展了我們黨執政規律的新認識，是在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戰略舉措，即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充分體現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精神。07年底南方凍雨;08年5月12號四川汝川發生特大地震，胡總書記和溫總理親臨現場，指揮抗震救災，全國人民，眾志成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取得了抗震救災的決定性勝利;08年8月份我國又成功舉辦了奧運會;?.神七”飛天，令世人驚嘆;無不顯示我黨新一屆中央領導堅強的執政能力。

歷史經驗證明，馬克思主義原理始終是指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制勝法寶。什么時候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原理，我們的事業就遭受挫折;什么時候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我們的事業就興旺發達。我們黨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和實踐上取得的新進展，既是對黨執政經驗的總結，也是對國內外一些政黨執政經驗教訓的借鑒;既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的深化，也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既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是對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系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關系到鞏固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歷史任務，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關系到黨的事業興旺發達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

第二篇：中央領導集體反腐倡廉10句話及其評析

中央領導集體反腐倡廉10句話及其評析

第一句 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 領導原話：

總書記：“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就必須用唯物史觀看待事物，既要志存高遠守護革命理想，又要腳踏實地干好現實工作，把二者統一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不管到任何時候，堅定的理想信念，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而那些缺鈣者，那些軟骨漢，終究是要被歷史的風浪所淘汰的。

有關評析：

——“蛻化變質，緣由種種，最根本的就是丟失理想信念；貪污腐敗，形色斑斑，最可恥的就是精神世界糜爛。

——過去槍林彈雨、血雨腥風，有理想和信念才有錚錚鐵骨；現在和平建設、改革開放，靠理想和信念才能挺起脊梁。

——堅定理想信念，我們的精神世界才能不潰堤決壩；堅定理想信念，才能純潔黨員隊伍，才能保證黨的戰斗力，才能抵御腐敗的侵蝕。

第二句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領導原話：

總書記：“各級黨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產黨人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有關評析：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硬朗朗!響當當!三者是有效統一的整體——在干部清正的前提下，實現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為干部清正提供了良好的日常工作氛圍;政治清明為干部清正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態環境。“三清”猶如三個點，鼎立起的是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那就是: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

——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就是對腐敗問題要堅持零容忍。零容忍是一種態度，零容忍更是一面旗幟。對腐敗零容忍，就為干部清正創造了社會基礎，為干部清正奠定了輿論氛圍，為干部清正劃定了從政底線。

——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就是向制度化反腐推進。只有反腐實現制度化和法律化，才能保證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近期，廣東正式試點官員財產公示，并給出了“2014年前完成試點、并逐步推開”的時間表。輿論認為，官員財產申報公開制度已成為“制度防腐”的凸顯坐標。與此同時，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曬”三公，再到民眾知情、參與、監督權利在制度層面的推進，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圖像漸行漸近，正在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執政清明圖”。

第三句 憤怒的是扶貧款項被截流和挪作他用

領導原話：

2012年12月，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看望困難群眾時說:“我非常不滿意，甚至憤怒的是扶貧款項被截流和挪作他用，和救災款被挪用一樣，那是犯罪行為。必須堅決杜絕，堅決反對，堅決查處。” “對困難群眾，干部要千方百計幫助他們排憂解難。”

有關評析：

——河北省保定市委書記許寧說:“播種什么能收獲什么。黨中央關心基層群眾，就一定會收獲群眾對黨的擁護，收獲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不斷增強。”

——輿論評論:十八大后，總書記第二次外出考察就專程看望老區困難群眾，不僅傳遞出重要政策信息，也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勤政為民、實干興邦”的具體行動。我國還有十分之一人口處在貧困線之下。總書記的上述語言不僅表明了中央的態度，也對基層領導干部提出了要求——要嚴格扶貧開發項目和資金管理，保證把每一分錢都用在貧困群眾身上。

——怒貪官!親百姓!問疾苦!總書記“憤怒扶貧款項被截流和挪作他用”，我們可見總書記之性情，更見執政黨之本色。

第四句 不允許在執行中央部署上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 領導原話：

總書記在：“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本位主義，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決不允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決不允許在貫徹執行中央決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

有關評析：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的人似乎成了習慣；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有的人以為自己是聰明。

——確有那么一些地方，確有那么一些部門，也確有那么一些干部，他們把黨和國家的政策規定當成了“游戲”。順意的就執行，不順意的就打折扣執行、選擇執行、變通執行。（公開選拔考試之路網易博客博主、公選名師上海劉源老師提示：7天春節假期，卻被湖南省婁底市房地產管理局自行改成了10天。當記者就此詢問工作人員時，工作人員回答:“國務院?好遙遠啊!”一則新聞印證了總書記所指。）

——要提高執行力，就必須令行禁止。要令行禁止，就必須政令暢通。要政令暢通，就必須從嚴吏治。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本位主義是政令暢通之大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給令行禁止開口子。打折扣、做選擇、搞變通就是姑息和縱容違規違紀直至違法。以上，都為黨性不容。

第五句 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領導原話：

總書記在2013年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期間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中順利推進”。

有關評析：

——毫無疑問，政法工作就是為了讓老百姓生活得有安全感，能感受到公平正義。但現實中存在的執法不公、徇私枉法、貪贓枉法、冤假錯案等現象，嚴重影響了政法機關的社會公信力，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既是對政法工作的更高要求，也是對人民群眾的鄭重承諾。

——政法工作會議期間，孟建柱同志要求——政法機關要著力提升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能力、新媒體時代社會溝通能力、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政法隊伍拒腐防變能力。這“五大能力”直接關系到政法機關乃至黨和政府的親和力、公信力。政法機關只有提升“五大能力”，努力做好政法工作，辦理好每一件司法案件，讓人民群眾從每一件案件，實實在在地感受公平正義，讓公平正義就在百姓身邊——聞其聲、見其事；看得見、摸得著；得實惠、受鼓舞。

第六句 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 領導原話：

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提出:“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關鍵就在‘常’、‘長’二字，一個是要經常抓，一個是要長期抓。”

有關評析：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反腐倡廉方面交上了一份沉甸甸、實在在的答卷。已經公布的消息顯示，這期間有15名廳級以上

干部“落馬”、12名廳級以上干部被免職。但反腐倡廉是一項長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之舉。“常”、“長”，簡簡單單兩個字，體現了黨對反腐敗的清醒認識和堅定決心。

——“常”，就是經常抓。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對于腐敗分子，有一個抓一個，“老虎”、“蒼蠅”一起打，防止小錯釀成大錯、小貪變成大貪。

——“長”，就是長期抓。根除腐敗，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當前，在不放松懲治的同時，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預防上。懲防并舉，懲防一體，懲防同等重要。尤其要順應民眾呼聲，借助抓作風建設的有利時機，狠剎歪風、整肅紀律、清理特權，清除腐敗滋生的土壤。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從源頭上有效防治腐敗。

——經常抓、長期抓——亮出的是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決心和恒心;經常抓、長期抓——亮出的是取信于民的誠心和信心。

第七句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領導原話：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指出: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同時，總書記指出，如果沒有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 的保障機制，那廉潔自律就將成為一句空話。

有關評析：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任何不受制約的權力最終會走向腐敗。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這個比喻樸素、形象。編織這個籠子的“材料”是法律和人民監督，并由此形成三個機制——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

——反腐倡廉，監督是關鍵，制度是根本。而落實制度的過程就是編緊“籠子”的過程。

第八句 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 領導原話：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從嚴治黨，懲治這一手決不能放松。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有關評析：

——高級干部的貪腐行為，危及黨的形象；群眾身邊的腐敗，直接殃及民生。

——總書記的這個表述，是回應了老百姓一個普遍的疑慮，那就是反腐敗是不是只打“蒼蠅”不打“老虎”。強調“老虎”、“蒼蠅”一起打，就是既注意高級干部的貪腐行為，又關注發生在百姓身邊的腐敗行為，讓人民群眾進一步看到了中央反腐的決心和打擊 的重點、力度。

——歷史實踐已經證明，“運動式反腐”不會根除腐敗。反腐的力度如何，不是看落馬官員的級別或數量，還要看是否有效遏制了腐敗的現象，是否增強了廉潔的制度基礎，是否形成了一種“不想腐敗、不敢腐敗、不能腐敗”的制度約束環境。

——“老虎”、“蒼蠅”一起打，不廉必查、腐敗必究、貪污必懲，真正形成讓腐敗分子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氛圍，如是，反腐的制度約束和社會生態的環境就能漸以生成

第九句 踏石留印、抓鐵有痕 領導原話：

總書記說:八項規定是一個切入口和動員令。八項規定既不是最高標準，更不是最終目的，只是我們改進作風的第一步，是我們作為共產黨人應該做到的基本要求。??“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抓下去，善始善終、善做善成，防止虎頭蛇尾，讓全黨全體人民來監督，讓人民群眾不斷看到實實在在的成效和變化。”

有關評析：

——十八大之后，中央出臺八項規定，深獲民心。“踏石留印、抓鐵有痕”，意味著抓作風建設不是搞運動、不是一陣風。“踏石留印、抓鐵有痕”，意味著抓作風建設要真抓實干、動真碰硬、持久發力。“踏石留印、抓鐵有痕”，意味著抓作風建設要一如既往、持之以恒、全力推進。

——作風建設，一是難在做，二是難在堅持做。群眾在看我們如

何做，更在看我們如何堅持做。

第十句 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領導原話：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新任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指出:“要深刻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

有關評析：

——標本兼治，當下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這是一個辯證法的命題。正是在這樣一個辯證的思維和行動中，所謂標本兼治，才有了更加接近的可能性。

——“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說明我們對反腐敗從理論到實踐又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正如有專家所言，治本要靠制度建設，但制度完善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在目前制度上還不完善的條件下，懲治已經暴露出來的腐敗問題，取得階段性的實效，是我們現實的選擇。

——治標，就是講務實；治標，就是講實效；治標，就是講漸進。在不斷取得實效的漸進中，我們會尋到治本的良策。

第三篇：中國古代治國方略

專題： 中國古代的治國方略

一、關于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

（一）概念理解

它包括專制主義和中央集權制度兩個概念，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

專制主義是就中央決策方式而言的，主要是帝位終身制與皇位世襲制，即帝王一旦登基，終身即為皇帝，體現了皇權的不可讓渡性；皇帝個人專斷獨裁，集國家最高權力于一身。封建皇帝從決策到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權都具有獨斷性和隨意性。

中央集權是針對地方分權而言，其特點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沒有獨立性，必須嚴格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

（二）形成根源（原因或條件）

是中國封建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結果。①理論法家思想。②經濟根源：維護封建經濟基礎（小農經濟、封建地主經濟）的需要。③政治根源：適應地主階級完成與鞏固統一、加強對人民控制的政治需要。

（三）基本內容和特點

1.基本內容：①皇帝制；②中央行政制度；③地方行政制度。其核心是集一切權力于皇帝。2.特點：①皇權至上，不可分割原則；②帝位終身制和皇位世襲制；③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一律由皇帝直接任免，不得世襲；④皇帝從決策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獨斷權力，并具有隨意性；⑤宣揚“君權神授”；⑥思想文化的專制統治。⑦中央和地方、君權和相權的矛盾和統一伴隨中央集權制度發展的始終；⑧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明清時期趨向強化，并走向反動。

（四）演變軌跡

1.戰國時期初步形成。法家代表韓非提出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國家的主張。新興地主階級從加強專政和保護封建經濟發展的需要，初步確立了君主集權的政治體制。

2.秦朝正式建立。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把專制主義的決策方式和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正式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

3.西漢鞏固。漢景帝、漢武帝解決了王國割據問題。漢武帝又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找到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理論基礎。從此，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基本定型并得以鞏固。

4.隋唐完善。實行三省六部制，克服了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實行科舉制，提高了行政效率，擴大了統治基礎，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完善。

5.北宋加強。北宋初年，大力加強中央集權．解決了藩鎮割據和武將爭權的問題，中央集權制度進一步加強。

6.元朝新發展。為了加強封建統治和對遼闊疆域的管轄，在中央設中書省，地方實行行省制度。這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新舉措。

7.明朝空前強化。明朝中央廢丞相，權分六部；地方廢行省，設三司；還設立特務機構，實行八股取士。

8.清朝達到頂峰。清朝沿用明制，增設軍機處，大興文字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達到了頂峰。

近代以來，清政府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維護、最終廢除和復辟帝制活動

（1）晚清王朝的維護：四次自救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清末預備立憲。（2）最終推翻：辛亥革命（1912年2月12日，宣統帝正式下詔退位）。

（3）兩次帝制復辟：袁世凱1915年當上“中華帝國的皇帝”，宣布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1915年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在云南發起護國運動，袁世凱于1916年被迫取消帝制；1917年夏，張勛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帝制，恢復宣統年號，孫中山發表《討逆宣言》，全國人民一致反對，段祺瑞組織“討逆軍”乘機打敗張勛。

注意：中外思想界對專制主義的批判

（1）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認為專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亡國”與“亡天下”不同。（2）近代維新派：要求進行政治改革，主張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憲制政治體制，（3）近代革命派：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主張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4）近代新文化運動：以民主、科學為旗幟，批判封建思想，反對封建專制，要求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

（5）法國啟蒙思想家等：提出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社會契約論等啟蒙思想，違反封建專制統治提供了思想武器。

（五）對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評價

在封建社會早期（明清以前）以進步作用為主。

表現：①有利于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②有利于各地區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推動先進生產技術和文化的傳播；③能有效組織人力、物力、財力從事大規模經濟活動，興建大型工程（水利、交通、防御等），奠定中華文明長期領先于世界的基礎；④有利于抵御外來侵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統一。

明清以后嚴重阻礙社會發展，日趨反動，以消極作用為主。根源：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世界歷史向資本主義過渡。阻礙的表現：①政治方面：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違背歷史潮流。皇權專制，易成暴政（秦、隋）；壓抑民主政治，束縛才智創新；“人治”、官僚、特權、腐敗等。②經濟方面：實行重農抑商政策，越來越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壓制新生產關系成長等。③思想文化方面：文化專制主義。死讀經書，學不致用；科技發展日益停滯；不問政事，禁絕民主；中華文化難以提升等。④在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以后，它還束縛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延緩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六）認識

1.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根源于封建經濟，由封建經濟所決定。地主階級運用這一制度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

2.既要看到它對歷史發展的進步作用，又要看到它對歷史發展的消極作用。

3.封建社會的早期和中期其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封建社會的衰落階段其消極作用是主要的。4.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存在的兩對基本矛盾：皇權與相權的矛盾、中央（集權）與地方（割據）的矛盾。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下，皇權加強就意味著地方割據勢力的削弱，反之地方割據勢力就膨脹。

5.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發展的總趨勢：①不斷改革中央行政機構，削弱相權，加強皇權。②不斷改革地方行政機構，加強中央對地方，特別是對邊疆地區的嚴密管轄。③思想控制日益加強。

6.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集中體現。它經歷了產生、形成、確立、完備、強化、衰亡的發展過程。這一整個過程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即：秦漢至宋元為第一階段，歷史進步性居主流；明清為第二階段，其消極影響日趨突出。歷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具體措施都具有明顯的繼承性、共性和特殊性。

7.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延續了二千多年，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其影響十分深遠。

二、兩種創新方式

（一）改朝換代造成的制度創新

新王朝建立之初對統治政策的調整結局多成功(王莽改制是例外)。其原因是：第一，新王朝的建立者多是雄才大略者，他們親歷了新舊王朝更替的血與火的變革，能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個人權威強，調整政策的阻力小。第二，新王朝多是在農民戰爭推翻舊王朝以后建立的，農民戰爭對封建統治沖擊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生產關系，改革的阻力相應小。第三，新王朝建立之初的改革，相對廣泛地符合社會各階級及不同政治集團的利益。

（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與變法

古代歷史上無數次革新與變法實踐表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因此，也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1.變法改革的類型

（1）春秋時富國強兵的改革——管仲改革。這次改革是奴隸主統治階級進行的，使齊國確立了霸主地位。

（2）地主階級封建化的改革——商鞅變法。這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所進行的調整和變革，確立了封建統治，是劃時代的政治改革。

（3）封建統治者為挽救統治危機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改革——有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這些改革，多是在社會矛盾激化、出現統治危機的情況下，封建統治階級對生產關系和統治政策某些環節所作的一定調整。從整體上看，多數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暫時挽救了統治危機，是值得肯定的。但這些改革不是從根本上觸動生產關系，又招致大地主的反對，多是以失敗而終。

（4）少數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加速了少數民族的封建化，促進了民族融合。

（5）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治政策的調整和厘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清入關后的第三代皇帝，實則起了開國作用)等對統治政策的調整。這些調整雖未直接冠名“改革”“變法”，但實質上也應視作改革。這一類改革多發生于新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接受了前朝覆亡的教訓或經歷了農民戰爭，銳于圖治，又是由強有力的君主推行，因而取得了明顯的成效。2.古代著名的改革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改革：改革內政，發展生產，改革軍制，使齊國強盛，齊桓公確立霸業。公元前356年，秦國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廢除特權，獎勵耕戰；建立縣制。秦國封建經濟得到發展，國家實力增強，為秦統一全國創造了條件。

王莽改制：公元8年改制：王田私屬，不許買賣；多次改變幣制。改制失敗，激化了社會矛盾。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速了北方少數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

后周周世宗改革：采取措施開墾荒田，取消苛捐雜稅，重視興修水利，整頓軍隊，嚴格紀律。后周力量增強，為后來結束分裂割據局面奠定了基礎。

王安石變法：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興修水利，發展了農業，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一些，軍事力量也有所增強。但是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失敗。

金世宗改革：提倡開荒，利用黃河故道實行屯田，招募農民墾種，遇到荒歉年，減免租稅。改革使北方經濟得到發展。

明朝中期張居正改革：實行“一條鞭法”，增加政府財政收入。3.認識

對于歷史上的改革和變法的評價要堅持如下標準：堅持社會發展的標準；堅持歷史的標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重視歷史發展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注意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之間的關系；改革的成敗不能以改革者個人的結局來作判斷，而應視改革的積極作用是否得以維持。

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分析理解古代的改革變法。王安石變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表明改革的復雜性與曲折性的道理。理解我國古代的改革與現今的改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聯系有關時事，了解如何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以及深化農業改革和發展農村經濟，進而掌握改革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大現實意義。

三、對三個封建盛世時期認識

（一）封建盛世的表現：政治穩定階級矛盾緩和；經濟繁榮；民族團結；科技文化發達；對外交往較頻繁。

（二）出現封建盛世的原因

1.新王朝的建立者體驗了農民戰爭的威力，吸取前朝覆亡教訓，調整政策；初履皇位和個人特有的經歷，致使其有較好個人政治品質。

2.相對良好安定的社會環境。

3.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 4.統治者重視人才任用賢能治國；

5.開放政策：加強對外交往和民族融合的互動作用。

（三）對“盛世”的認識 古代盛世客觀上有利于社會發展，有利于人民安居樂業，應肯定。但它建立在對廣大人民壓迫和剝削基礎之上，并帶有封建史家的夸大溢美之詞。再者統治者不能保持“治世”的長久，繼之以亂世，循環反復。四、四種主要的政治制度

（一）中國古代的中央行政制度

君 權 與 相 權 專 制 皇 權 不 斷 加 強 秦 皇位世襲

1.皇帝制度 皇權至上 2.中央官制:三公九卿制

漢 1.漢承秦制；2.中朝與外朝（決策、執行）；3.尚書臺

隋唐 中書—決策

門下—審議

尚書—執行→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宋 樞密院（軍事）三司（財政）參知政事（行政）元

一省二院制： 中書省 樞密院

宣政院 明 廢中書省、宰相制,權分六部；創立內閣

清

南書房 內閣

議政王大臣會議→軍機處

（二）中國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 1.制度沿革

（1）先秦：周朝分封制。西周把王族、功臣和先代貴族分封到各地做諸侯，建立諸侯國，并將封地和對周王的義務密切聯系，從而維系和鞏固了西周的統治。

（2）秦朝：郡縣制。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統一，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度，分天下為36郡，后增加到46個郡，每郡設若干縣。行政區劃制度正式確立。

（3）兩漢：漢承秦制，略有所改，實行的是郡國并行制。東漢時期，作為監察區域的州逐漸成為郡以上一級地方行政區域，州刺史的權力大大加重。（4）遼朝：蕃漢分治制度。（5）金朝：猛安謀克制。

（6）元朝：行省制度。元朝為有效地管轄遼闊的國土，加強封建統治，實行行省制度。行省成為地方最高一級行政機構，可以在中央統一政令的基礎上獨立處理省內事務，對后世影響深遠。元朝時，我國開始對西藏、云南、臺灣等地實施行政管轄，應特別予以注意。（7）明朝：僧官制度。

（8）后金和清：八旗制度。

（9）明清：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

（10）清朝：清朝沿用和發展了元代的行省制度，將全國經濟發達地區分為18個省。在邊疆地區設立理藩院管理蒙、藏、新疆、青海等地區的少數民族事務，另派將軍、大臣駐該地監管。外蒙古設烏里雅蘇臺將軍，新疆設伊犁將軍，青海設西寧辦事大臣，西藏派駐藏大臣同**、**共同管轄。東北地區則由滿族將軍治理，盛京、吉林、黑龍江各設將軍一人，分駐各地，統管軍民之政。2.認識（1）我國古代政治制度是由古代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核心是國家政權的結構關系及其運作方式，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斗爭的產物。其確立和變更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經濟利益服務的，是與國家的社會性質和發展相適應的。

（2）在郡縣制的發展過程中，中央一直強化對地方的領導、監督和制約，而地方則要求有充分的獨立自主權，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一直存在。歷代統治者總是采取調整地方結構和限制地方權力的措施以加強中央的統治，這種情況到封建社會后期更加明顯。地方行政受到多方面限制，不能充分發揮積極性。這種情況在宋、明兩朝尤為突出。（3）我國的地方行政制度，自秦朝實施郡縣制以來，逐漸發展和完善。這一制度組織系統龐大，結構嚴密，在征發徭役、兵役，征收田賦與租稅，以及管理地方治安方面發揮了良好的作用，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封建統治，也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三）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 1.制度沿革

（1）軍功授爵制：戰國、秦國。依據戰功的多少授予相應爵位，打擊奴隸主貴族世襲特權；培養大批軍功地主，壯大了統治基礎。

（2）察舉制：漢代。自下而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包括察舉、皇帝征召、公府與州郡辟除、大臣舉薦、考試等內容。初期重德才，后期重門第出生；導致世家地主形成并發展起來，削弱了中央集權。

（3）九品中正制：魏晉。

（4）士族制度：魏晉以來，地主階級中形成了以門第高低為標準的選拔官吏的“做官看門第，通婚分士庶”的政治制度。這一制度形成于魏晉，東晉時充分發展，南朝末年走向衰落，隋唐時消亡。

（5）科舉制：隋到清。

①隋朝：科舉制度的創立。隋文帝開始采用分科考試的辦法選拔官吏，隋煬帝始設進士科，科舉制形成。

②唐朝：科舉制度的完善。唐太宗增設考試科目，以進士和明經兩科為主；武則天創設武科和殿試；唐玄宗開元年間任用高官主持考試，提高科舉地位。

③北宋：科舉制度的發展。北宋科舉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科目逐漸減少，進士科成為主要科目，考試實行糊名法，錄取名額增加。王安石改革科舉，廢明經，進士考經義和時務策，設明法科，培養變法人才。

④元朝：科舉制度的中落。元代的政權是以蒙古貴族為主體。科舉分為鄉試、會試、御試三級，每三年一次。漢族儒生想通過科舉進入仕途非常困難，使得廣大知識分子前途渺茫．被迫放棄學業，以至一時“天下習儒者少”。

⑤明朝：科舉制度的鼎盛。明代的科舉，分鄉試、會試和殿試三級進行。開始實行八股取土，命題范圍為四書五經，答題模式固定，禁止發揮個人見解。八股取土鼓勵只知埋頭讀書，不講究實際學問的人，旨在為皇帝培養忠順的奴仆，束縛了思想，嚴重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⑥清朝：科舉制度的衰落。清朝前期承襲明代制度；1905年清政府制定了新學制，廢除科舉制。2.認識

（1）不同歷史時期，統治者選拔人才的標準及方法、途徑各不相同，但都對維護地主階級封建統治、促進封建社會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

（2）科舉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影響產生的社會原因：科舉制度的開創是社會經濟發展、階級關系變化的產物。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制度只按門第高低分配權力，不能滿足數量眾多、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同時封建經濟有所發展，中小地主勢力增長，非常渴望進人統治階層。隋唐時期實現了國家統一，為了革新政治、鞏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實行了科舉制。因此，科舉制度實際上是一種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選官制度。

積極意義：①科舉制度的創立和實施，削弱了地方豪強士族勢力，使封建官吏的選拔和任用權收歸中央，改變了自漢代以來以推薦為主的官吏選拔制度。②加強和鞏固中央集權。③為庶族地主進入仕途開辟了道路，擴大封建政權統治基礎。④科舉制度把讀書一考試一做官聯系起來，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⑤推動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發展。

消極影響：明清時實行八股取士，極大地束縛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壓制了科技的發展，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是中國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其弊端的出現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極端強化的產物，并非考試制度本身。

（四）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 1.制度沿革

（1）秦朝：設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百官。

（2）漢代：西漢漢武帝創設刺史制度，位卑權重，以小馭大。東漢初期刺史增加了地方行政權和軍權，變為州一級的地方長官，地位高于郡守。東漢末年刺史改為州牧，掌握一州的軍政大權，逐步形成割據勢力，導致軍閥割據。

（3）宋朝：在地方沒立通判，和知州相互牽制。

（4）明朝：設立提刑按察使司，管地方監察、司法；設立廠衛特務機構，監視、偵查官民的不法行為。2.認識

在秦、漢、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時期，監察制度發揮了應有的功能，主要起了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而封建社會漸趨衰落的明朝，特務統治表明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君主專制的空前強化。上述史實說明封建制度的滅亡是不可逆轉的。【技能點撥】

怎樣評價歷史上的各種制度和思想主張？

對各種制度和思想主張的評價最重要的方法有三點：其一，是將所評對象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包括特定的時空范圍，特定的時代屬性、階級屬性、社會屬性，試題本身所限定的條件等。其二，掌握好評價的標準。這主要包括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標準。其三，注意表達的格式。如包括劃分出不同階段，歸納成不同的方面（肯定、否定）等。具體表達模式：

模式一 判斷功過并評價影響（1）功過判斷

（2）積極影響及史實依據（時間、地區、特定條件、相關主體、是否促進社會或生產力發展及影響的具體表現）；

（3）消極影響及史實依據（同上）。模式二 開放性評價題（1）說明自己的觀點

（2）說明自己持這一觀點的理由（具體寫法同模式一）【好題精練】

1.隋唐實行科舉制的進步意義主要是 【 】 A.擴大了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 B.促進了科技文化的發展 C.對皇帝的專制權力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D.削弱了顯貴的特權

【解析】本題旨在考查學生對科舉制度意義的理解和認識能力．科舉制取代門閥士族把持的九品中正制，沖破了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局面，使大批庶族地主知識分子通過考試參加了政權，贏得了庶族地主對政府的支持，擴大了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同時，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于政局的穩定。B項不準確，隋唐科考，不重視科技；C項錯誤；D項對促進隋唐社會發展而言，居次要地位。本題要求對科舉制度初創時期的作用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解題的關鍵是領會題目要求“主要進步意義”。【答案】A 2.中國古代地方官制的演變體現了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回答(1)～(4)題。(1)廢除分封制、建立郡縣制以后，秦朝 【 】 A.郡縣長官直接由皇帝任免 B.貴族不得擔任地方行政長官 C.家族勢力在地方絕跡 D.縣以下不設立基層組織

(2)漢武帝為加強對地方官僚的監察、控制而采取的措施是 【 】 A.實行察舉制 B.設置刺史 C.取消封國 D.創設御史大夫(3)北宋削奪地方財政權的措施是 【 】

A.派文臣做知州 B.各州設通判 C.設立轉運使 D.設立布政使(4)行省制度最早設立于 【 】 A.宋朝 B.元朝 C.明朝 D.清朝

【解析】這是一組典型的文綜試題中的主題組合型選擇題，這類題要求平時對一些小專題知識多歸納，多類比，注意對同類知識多加區分辨析。第(1)題：秦朝時在地方上推行郡縣制，縣以下設鄉、里等基層行政組織，郡縣長官直接由皇帝任免。(2)A是漢朝的選官制度；C是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D是秦朝時中央設置的長官，執掌群臣奏章，下達皇帝詔令，兼理國家監察事務。(3)知州是北宋中央派到地方的行政長官，北宋通判負責監督知州，布政使是明朝統管地方民政和財政的長官。(4)本題考查的是識記能力。為加強中央集權，元朝在地方上實行行省制度，這一制度一直影響到今天。【答案】(1)A(2)B(3)C(4)B 3.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英兩國政治發展有了較大的差異。據此回答下列問題。

（1）18世紀前期，兩國政權機構有什么變化？這些變化反映了各自的什么政治特點？并說明差異的原因。

（2）19世紀中期，中國政權機構、英國議會發生了什么變化？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3）簡要評價上述變化的趨勢，并指出影響政權機構變革的根本原因。【解析】本題是一道中外比較題，考查中英兩國政權機構的在古代和近代的發展變化情況并分析原因。要分析清楚兩國在近代發展的差異性，是導致兩國近代形成政權機構不同的原因。【答案】（1）變化：中國清政府設立軍機處；英國內閣制開始形成。特點：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空前加強；英國君主立憲制逐漸發展。原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緩慢，封建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資產階級力量壯大，資產階級革命勝利。（2）變化：1861年設立總理衙門，這是中國中央政府半殖民地化的開始，也是中國中央政府機構近代化的開端；英國議會改革，工業資產階級獲得了更多的政治權利，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進一步發展。原因：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加強對清政府的控制，清政府被迫開放；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工業資產階級力量增強。（3）中國專制主義強化，封建國家走向衰落，半殖民地化加深，落后于世界發展的潮流；英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代表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決定國家政治制度的變革、調整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

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強調，要著力解決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突出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表現之一。

（1）我們今天要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可以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哪些思想觀點在建立和諧社會方面有一些合理成分和值得借鑒的地方，試結合有關歷史知識說明。（2）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曾出現過一些社會相對安定、政治比較清明的歷史時期，可以說，這就是中國古代“和諧社會”的典型代表。試舉中國古代“和諧社會”的典型代表一例并簡述出現這一相對和諧局面的主要原因。

（3）中國古代統治者追求的“盛世”局面和我們今天建設的“和諧社會”有何本質的區別？

【解析】 解答本題的關鍵是要正確理解“和諧社會”的含義。第一問要結合諸子百家思想主張提煉；第二問實際上是回答古代盛世局面出現的原因；第三問要用階級分析法分析其本質區別。【答案】（1）儒家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張以愛人之心來諧調社會人際關系。墨家墨子主張“兼愛”“非攻”，讓人民安居樂業。道家主張“無為”，有利于化合社會矛盾，法家主張“法治”有助于維護社會安定。(學生若有其他觀點，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即可)（2）貞觀之治。吸取隋朝暴政滅亡教訓；知人善任、善于納諫；革新政治、完善制度；輕徭薄賦、勸課農桑；提倡節儉、戒奢從簡；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和對外政策。(考生若舉其他例子，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即可）（3）古代統治者追求“盛世”局面主要是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封建統治；而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則主要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試題評析】本題以“和諧社會”為切入點，將歷史和現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是一道很好的試題。

5.閱讀下列材料：

材料一 自康熙(1661～1721)經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又一個輝煌盛世，史稱康乾盛世。當前，許多專家認為康乾盛世是“落日的輝煌”。回答：

(1)根據所學知識，概括康乾盛世出現的原因。

材料二 19世紀40年代中國周邊形勢圖

材料三 “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16頁

(2)材料三中說：“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依據所學知識，結合材料二，說明當時中國處于怎樣的“時勢”?

(3)依據中西方當時歷史背景，你是如何理解康乾盛世只是“落日的輝煌”，清王朝“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決斗中被打垮”?

(4)從社會發展角度看，這場“殊死的決斗”的實質是什么? 【解析】此題考查了在向近代過渡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以及其前途命運，結合世界歷史發展情況，說明閉關鎖國、只會封閉自己，落后于世。【答案】(1)①清初調整統治政策。②統一多民族國家得以鞏固和發展。③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④康熙、乾隆等前期統治者勵精圖治。(答對其中的三點，即可。)(2)新航路開辟后，西方列強積極對外殖民擴張。西方殖民國家已環伺中國四周，把殖民目標指向中國；中國危機四伏而清政府盲目自大。(3)康乾時期，西方主要國家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相繼興起了工業革命，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由于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和閉關鎖國政策，中國失去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機會。中國與西方列強的力量對比迅速逆轉。(4)先進資本主義制度與落后的封建制度之間(或工業文明農業文明之間)的對抗。

第四篇：歷屆中央領導集體名單照片

歷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照片

第一屆 政治局常委 陳獨秀、張國燾、李達

第二屆 政治局常委

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鄧中夏

第三屆 政治局常委

陳獨秀、蔡和森、譚平山、毛澤東、羅章龍

第四屆 政治局常委

陳獨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

第五屆 政治局常委

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

第六屆 政治局常委

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 英、蔡和森、王 明（陳紹禹）、秦邦憲（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毛澤東

第七屆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 德、任弼時、陳云

第八屆 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 德、陳云、鄧小平、林彪、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

第九屆 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林 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

第十屆 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 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鄧小平、華國鋒

第十一屆 政治局常委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陳 云、胡耀邦、趙紫陽

第十二屆 政治局常委

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陳云、李先念、趙紫陽

第十三屆政治局常委

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江澤民、李瑞環、宋平

第十四屆 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镕基、劉華清、胡錦濤

第十五屆 政治局常委

江澤民、李鵬、朱镕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

第十六屆 政治局常委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2007年逝世）、吳官正、李長春、羅干

第十七屆 政治局常委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

第十八屆 政治局常委

習近平李克強 張德江 俞正聲 劉云山 王岐山 張高麗

第五篇：淺談中國傳統治國方略的歷史考察

淺談中國傳統治國方略的歷史考察

論文關鍵詞：法律思想；治國模式；理論基礎；實踐價值

論文摘要：考察天治、人治、法治、德治、德法并治等中國傳統治國方略諸范疇的理論基礎和歷史實踐，揭示其內蘊的規律性，對當代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一個時期以來法學界發表了很多法治研討的文章，在論述中似乎有一個通病，就是往往把法治與人治作為對立的兩種治國方略相提并論，把人治與德治相等同，往往一提法治，就反對人治，忽略道德。事實上，法治與人治不是一對對立的范疇，而是一對包含關系的范疇。法治不是相對于人治而言的，而是相對于德治而言的;人治更不同于德治，在外延上要比德治大得多，它是相對于天治而言的，它同天治屬于更高層次的一對范疇。法治、德治、德法并治則是人治范疇下的一個次范疇。

一、中國傳統“天治”方略的歷史考察

(一)“天治”方略的理論基礎

在中國歷史上主張“天治”的是道家。老子主張自然無為，他說“道法自然”，“道常無為”。“自然”指毫無勉強、不受外在制約的自在自由狀態，即“自己如此”的狀態;“無為”是指不強作妄為，不貪求私欲，順其自然的態度。“自然”指存在狀態，“無為”指主體態度，二者合而為一。老子認為，如果達到了自然無為狀態，萬物就會按其固有的本性去自由發展，自然生長，人也會實現自己的一切愿望。以“無為”的態度和方式處事，就會使天下大治。因此，圣人應以無為的態度行事。

道家認為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則就是“無為而治”。老子說:“為無為，則無不治”，莊子說:“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余，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又說:“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故天下治矣。”道家的“無為而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守大道，不懷私欲，不用私智。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愛國治民，能無知乎”;“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圣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就是說，統治者和百姓都遵循自然之道，無知無欲，天下就能大治大安。二是順應民性，不苛擾百姓，不加干預，不加強制。統治者自己要“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治大國，如烹小鮮”;只“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莊子以“治馬”為喻，形象地說明了無為而治的原則。他說伯樂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雛之，連之以羈縈，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撅飾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他認為善治天下者絕不能采取這種“有為”的辦法，而應該依民之“常性”，使其“同乎無知”，“同乎無欲”、“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為游”，“織而衣，耕而食”。就是說，實行無為而治的原則，使百姓無知無欲，自然而然地生、活。總之，只有順大道，順民性，不懷私欲，不用私智，不固執，不干預，不強制，不妄為，才會使百姓安居，天下大治。

道家理想社會藍圖的底色和基調是自然主義，這個社會不需要政治、經濟、軍事的機構，不需要文化、技術的設施，不知有什么知識、道德和藝術。即使有一些社會設備也不應用。老子說:“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莊子說:“純樸不殘，敦為犧尊!白玉不毀，敦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又說:“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道家認為，這種取消文化的自然狀態才是最有價值的“圣治”、“至治”、“至德之世”。

(二)“天治”方略的歷史實踐

在中國歷史上實踐了“天治”這一治國方略的，是漢初的“黃老之治”。西漢初年，黃老“無為’，思想流行于朝野，這是當時客觀情勢所決定的。經過長期戰伐，“民失作業而大饑懂”，廣大人民渴求安定。漢初統治者鑒于秦亡的教訓，看到“揭竿而起”的農民暴動的威力，也力圖“安集百姓”，恢復和發展生產，緩和各種矛盾，以鞏固封建統治，因而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方針。漢初黃老“無為”思想的重要代表有陸賈、蓋公和司馬談。陸賈獻給漢高祖劉邦的((新語》一書，重點總結了秦亡的教訓在于:“蒙恬討亂于外，李斯法治于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舉措太眾，刑罰太極故也。”因而他說:“夫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君子之為治也，決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者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陸賈所強調的“無為”，是指朝廷和官吏不要苛擾人民，以便安定社會生活，恢復被破壞的封建經濟。同時，還要統一政令，“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鞏固大一統的封建秩序。他認為，這樣的“無為”，實際上是“有為”。陸賈在中央的建議與蓋公在齊地對曹參的指教不謀而合。這位蓋公是當時齊地學有師承的著名黃老學者。“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于齊，稱賢師”;“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

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蓋公根據戰國以來形成了學派的黃老之學，向曹參提出了“清靜無為”的為政方針和思想原則。蕭何死后，曹參任漢相國，繼續實行“清靜無為”的方針，司馬遷盛贊說:“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亡，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稱其美矣”!可見，黃老之學的“無為”思想，在漢初實際政治生活中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由于繼曹參為承相的陳平，“本好黃帝老子之術”;參政文景兩朝的竇太后，也“好黃帝老子言”，使這種歷史作用持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取得了“事少而功多”的良好效果。

二、中國傳統“人治”方略的歷史考察

所謂“人治”，就是以人為主體來治理社會。社會發展的不同時代都是通過人來治理的，盡管采用法律，但人仍是社會的主體，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人治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法治、德治不過是人選擇的兩種治國方略而已，兩者都屬人治的范疇。人治主要有三種治國方式:德治，利用道德教化治理國家;法治，嚴格依據法律治理國家;德法并治，道德與法律相結合的治國方式。在中國歷史上，主張“人治”方略的是儒家、法家和墨家等等，其中，儒家主張“德治”，法家主張“法治”，墨家主張“尚同”。

(一)德治方略的理論基礎和歷史實踐

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把德治和法治對立起來，認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主張“為政以德”、“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之也義”，認為德治比“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法治要高明。孟子主張“仁政”，認為“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認為最好的政治乃是道德化的政治，即“仁政”，“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天子不仁，不促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櫻;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儒家把統治階級的道德修養作為行仁政的根本，在治國的政治措施上主要著眼于人的道德修養:其一，力主君主施德行人，認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二，在任用官吏上主張“舉賢使能”，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其三，對被統治的民眾，主張進行法化教育，輔之以刑罰。儒家以德治國方略思想在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始終居于統治地位，其影響十分深遠。荀子提出在統治階級內部應按道德水準的高低劃分等級職別，“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賢的標準不是具有生產技術、經濟管理方面的知識，而是指“知其義”的“君子”。

漢儒董仲舒用“天下感應”說來促使、監督、維持統治階層的道德化，認為統治者如果違背了天的意志，不行仁義，天就會出現“災害”，進行“譴告”。漢代大儒董仲舒的治國方略說，是以德主刑輔為核心內容的，并以“天”論與“性”論作為其理論根據。“大德小刑”、“前德后刑”等觀點反映的是一種德主刑輔、重德清刑的傾向，是對孔孟德刑觀的繼承和發揚。“天”是其德刑論的形而上根據。董仲舒所說的“天”既指自然之天，又指神靈之天，同時還指道德之天。它既是自然和社會存在發展的內在根據和最高主宰，又是能夠賞善罰惡的人格神。董仲舒之所以強調以德教為主，也有其現實方面的考慮，他的理論是在總結秦朝專任刑罰而亡國的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深刻認識到，一味嚴刑重罰而拋棄德教，不利于國家的長久治安，明智的辦法是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并把德教放在主導的地位上，這樣才能有效地防止民眾破壞封建秩序的行為。這種德刑并用的“漢家制度”成為后世歷代統治者的施政范式。董仲舒的“春秋決獄”說與其治國方略也有密切關系，它是借助法律手段推行儒家道德的一種嘗試，同時也等于肯定儒家的某些道德原則具有高于現行法律的地位，也可以說儒家的某些道德原則具有替代某些現行法律條文的作用或者說它們具有與某些現行法律條文同等的法律效力。這樣，儒家的道德原則便通過“春秋決獄”的形式而被引人司法實踐領域，從而開啟了儒家道德法律化的進程，繼之又通過“決事比”(判例法)的方式滲人立法領域。這樣，由“漢承秦制”帶來的法家立法和司法便被悄悄注人了儒家的道德精神，一場影響深遠的儒家道德的法律化運動開始了。董仲舒的治國方略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孔孟也有德主刑輔思想，但他們并沒有做出系統詳細的論證，這一工作是由董仲舒完成的。董仲舒把他的德刑論與“天”論聯系起來，賦予德主刑輔說以形而上的意義，把它視為一種“天意”。從而使其獲得了一種神圣和絕對的權威，并得到了當時最高統治者的認同，而且作為其施政的基本方針。以后歷代相沿，“德主刑輔”成為歷代封建王朝極力標榜的政統和法統。如隋文帝楊堅一統天下后，提出了“刑以輔德”，命人制定開皇律，提出“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的觀點，這顯然是對德主刑輔說的發揮。著名的《唐律疏議》也貫徹了德主刑輔的思想。南宋大儒朱熹主張王道政治，只要統治者的心術是“仁義”的天理流行，那么社會上的一切都是至善的。他在儒家傳統道德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德禮政刑”論。朱熹的治國方略說是以其理氣論和人性論為基礎的，理氣論是其治國方略的超驗根據，人性論則是其治國方略說的現實根據。朱熹提出德禮為本，政刑為末的主張，實際上是對儒家傳統的“德主刑輔”理論的繼承和發揚。但他在司法上力主“以嚴為本”。在治國理論方面主張把刑罰置于次要或輔助地位，并不意味著在司法上主張要放寬或減輕刑罰，這是兩個不同層面、不同性質的問題。明代朱元璋喜用重典治世，也提出“仁義，治天下之本也”，“威人以法不如感人以心”。近代主張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統治經驗的著名律學家沈家本，也提出諸如“刑非威民之具而以輔教之不足”之類的觀點，可見“德主刑輔”說的影響之深之巨。中國歷史進程中，歷代統治者也主要實行的是德治，從漢至清，綿延二千余年。

(二)法治方略的理論基礎和歷史實踐

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把法治與德治鮮明對立起來，明確提出“以法治國”、“循法而治”、“道法而治”、“唯法為治”等口號，反對“釋法任智”、“舍法上賢”、“去法務德”的治國方略。當然，法家體現專制精神的法治與近代以來體現民主精神的法治根本不同，盡管他們也發表過不少要求君主遵從法制的言論，如“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有明主忠臣產于今世，而能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于法”。法家認為法的基本價值就是治國，法“為治之本”。“治強生于法，弱禮生于阿”，“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法治乃強國之道，故必須以法作為人們行為的準則，竭力主張“以法治國”、“以法為教”、“以法為本”。認為執法的根本原則就是“去私心行公義”，“明于公私之分”，由于法是“義必公正”的規范，因此它才能發揮治世的作用，“公義行則治”，“以事，遇手法則行，不遇于法則止”，并提出“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取消了貴族許多世襲特權，改變了“刑不上大夫”的狀況。“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當然，我國古代的法治主張是以實行君主集權、確立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為目的的，與現今所說近代法治不可同日而語。但不管怎樣，對法治的積極作用還是應予充分肯定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一書中提出“由最好的一人或最好的法律統治哪一方面較為有利”的問題，并給法治下了一個定義:“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當本身是制定得好的法律。”亞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是和他主張共和制相聯系的。古代思想家的法治思想在人類歷史上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同時又有階級和歷史局限性，歸根到底是維護奴隸主或封建主的統治特權的。在奴隸和封建等級制度下，這種法治思想是不可能實現的。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期，為了反對君主制和封建特權，也強調法治，并把法治與民主聯系起來，宣稱法是至高無上的，國家要依據法律行使職權，不準非法限制人民的權利，或將法律以外的義務強加給人民。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在法律上明文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并把上述法治主張定型為一種制度。這對反對封建制度、保障資產階級民主和維護其統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資本主義進人壟斷階段，資產階級統治者感到法治有可能被無產階級利用而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時，又往往拋棄法治外衣，代之以警察、司法專橫和公開的軍事鎮壓。

(三)德法并治方略的理論基礎和歷史實踐

德法并治就是同時用道德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春秋時期的政治家管仲，一方面重視德的功用，認為“德不可不興”。《管子·牧民》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另一方面又提出“法者，天之至道也，圣君之實用也”。他在重視道德的同時，也很重視法律與刑罰的作用，主張“設象以為民紀……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但他反對空談禮義法度。管仲以此來治理齊國，修政強兵，使齊桓公成為歷史上的“五霸”之一。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在重視法律的同時，更為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他譴責“后是教育之不講，而惟刑是務”的殘酷的封建專制主義;就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而言，沈家本明確主張“化民之道，故在政教不在刑威”。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法律刑罰是第二位的。沈家本關于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思想，不僅來自儒家仁政學說的影響，而且也來自他本人對大量案例所作的實際觀察。他提醒統治者“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主張教養為主，懲治為輔。古希臘哲學家德漠克利特是西方“德法并治”思想的早期代表，他認為為維護社會秩序，強調尊重法律，同時注意人們的道德培養。近代西歐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鴻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中認為，民主制的原則是品德，中心是守法。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人物康德認為，道德是內在的、自覺的，法律是外在的、強制的，法律是道德的外殼。主張以“法治”建立統一的政治制度，通過“道德的不斷完善”作為實現途徑。德法并治的思想，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至于今日，作為與德治、法治并立的一種治國方略，仍在吸引人們去探索、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