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的早朝制度xsh5086200

據(jù)大明會典記載：早朝時，大臣必須午夜起床，穿越半個京城前往午門。凌晨3點，大臣到達午門外等候。

當午門城樓上的鼓敲響時，大臣就要排好隊伍；

到凌晨5點左右鐘聲響起時，宮門開啟。

百官依次進入，過金水橋在廣場整隊。

官員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穩(wěn)重的都會被負責糾察的御史記錄下來，聽候處理。

通常，皇帝駕臨太和門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頭禮。四品以上的官員才有機會與皇上對話，大臣向皇帝報告政務，皇帝則提出問題或者做出答復.明朝最勤奮的皇帝應該是亡國君崇禎皇帝了,根據(jù)史料記載當時崇禎雄心壯志,立志做個中興之主,每日批改各地周折到凌晨1,2點是很常見的,每日早朝必到.比明朝開國皇帝老朱還要勤奮,可是崇禎志大才疏,雖然勤奮但是還是逃不了亡國的命運.古人太陽下山就要回家睡覺，在有些朝代有宵禁，晚上不能出門，所以一般在酉時和戌時就上床了。而在寅時（八小時是滿足了的）就起床，趁天蒙蒙亮時開始務農(nóng)工作，早朝那么早就是因為古人的作息時間跟現(xiàn)代人不一樣。此外，古人每天只吃兩頓飯，早上四五點時一頓，下午四五點時一頓，這是跟農(nóng)業(yè)習慣相適應的.戲文中常說：朝臣代漏五更寒。意思是說，大臣們每天早上五更天就得上朝，等著朝見皇帝。五更天時天應該還沒亮，相當于現(xiàn)在幾點鐘呢？現(xiàn)代人上班，機關一般早上8：00，商場一般9：00，樓下賣包子的，天不亮就上班了。古代的王公大臣四更天就得從被窩里爬出來，五更天以前就的乖乖地站在朝堂下等候皇帝臨朝，可見，那時候的王公大臣的日子也不咋地。我就納悶兒了，皇帝老子為什么要把上班時間定得那么早呢？他自己不是也睡不成懶覺了嗎？

五更天相當于清晨的5點到7點，至少我知道在清朝的早朝時間是這樣的（因為清朝的歷任皇帝大都比較勤奮），都要五更上朝，那時皇帝和大臣確實比較辛苦，有的家住的遠的擔心遲到甚至要半夜爬起來。其實早朝制度也不是絕對的，要看皇帝自己是否親政和勤勉。最著名的是明神宗萬歷皇帝23年沒有上朝，雖然他不來，但是政務還要辦，大臣們還是要來的，只不過我想時間可能不會那么早了。

九年教育,六歲苦讀,今世進士盡是近視.官方假日和辦公時間

這一節(jié)主要限于官員階層的正常時間表，因為每一個官員的工作時間表顯然不必相同——他的職位可能是忙碌的，也可能是清閑的。還有，時間表也可能因為國家是在和平時期或處于危急狀況而有所改變[1]。夏天的時間表和冬天的時間表也會有季節(jié)性的差異。并且，即便正常的時間表也不能永遠同樣嚴格忠實地遵守。一個懶惰的統(tǒng)治者或官員常常不能按時辦公或視朝，而一個勤謹?shù)幕实蹠找共恍莸毓ぷ鳌Ｓ涗涍@些變化，我們可以開始描述討論時間表的正常實施情形。

首先，我們要問，在傳統(tǒng)中國是否有相當于星期天的例假日?答案是有的．在漢代，官員在每五天之中可以有一天不辦公，這個假日稱為“休沐”[2]，下至隋代仍然奉行這一個假日。不過在漢代以后的分裂時期，南方中國曾經(jīng)有所改變；我們知道，至少建都在今日南京的梁朝曾經(jīng)規(guī)定每十天之中才僅有一次的例假[3]。自唐至元都奉行這一個規(guī)定。這些假日稱為旬假或旬休，在每月的十日、二十日和最后一天(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4]。明、清時代再進一步削減，完全廢去這一類假日的規(guī)定(直到民國時期，星期天才成為官方假日)。

[1] 例如：在南宋初年的危急時期，官員在假日也要留在官署。參考《宋會要稿》，“職官”六十，頁15。

[2] 例子見《漢書》卷46，頁11下；卷50，頁12上；又見《后漢書》卷74，頁3下。

[3] 清代類書《淵鑒類函》卷123，頁37下—38上，載梁劉孝綽“旬假”詩；又載隋江總詩，起句是“洗沐惟五日”。江總原仕于陳，但這首詩可能在隋代時作。

[4] 《唐會要》(《叢書集成》本)卷82，頁1518—1521；《通制條格》卷22，頁4上。

我們?nèi)绾谓忉屩袊鴼v史上對例假日的不斷削減?可以想得到的簡易答案有兩個：第一，這種改變可能反映出需要由公務員處理的政府職責(或許是繁文縟節(jié))長期的增加；第二，中國歷史上可能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皇帝對待他的官員越來越像一個嚴厲的主人．大致說來，這些解釋可以用于統(tǒng)治權力較前代集中的明、清時期。唐代的事例則有所不同，因為如我們將要談到的，唐代的節(jié)慶假日和其他假期相當多。

要了解從五天之中有一天假期的漢制轉(zhuǎn)變到在比例上只有一半的唐制，我們必須考慮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官員的住所。可以斷言的是，漢代官員習慣上住在他們的官署，而不是住在家里[1]。因此在理論上，雖然平常他只在清早和傍晚正式辦公[2]，但是在日夜的任何時間他都可以處理公務。由于大部分官員住在他們的官署，休沐的假日對于家庭在一定距離內(nèi)的官員來說，等于是一個回家的休假。

根據(jù)史籍所載的例子，在這樣的一個假日里，一個清廉的官員由于無力乘車或乘船，會步行回家。一個喜歡交際的人在回家途中，會首先拜訪他的親戚朋友[3]。無疑地，很少官員會不肯休假。下述的故事可以說是一個例外，有趣而且發(fā)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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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1938)，頁351—353。

[2] 《說文》對“申”(下午三時至五時)的定義“吏以鋪時聽事申旦政也”，也反映了這個事實。參見《說文解字詁林》第十四下，頁6643下—6647上。

[3] 《后漢書》卷106，頁12上。

前漢時期，薛宣守左馮翊(一個鄰近首都的郡)，在夏至或冬至，所有官員都休假，只有賊曹掾張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因此，郡守薛宣下了這樣的一個教令給他：“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張扶因此自覺羞愧，而其他的官屬則贊美這個教令[1]。

漢代以后，可能繼續(xù)有一段時期官員必須住在官署里。這可以用公元3世紀曹魏時期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有一個苛刻的官員不肯給一個屬僚一天的假期去探望他生病的父親，而這個屬僚的父親就住在官署附近。大司農(nóng)王思在他年老的時候變得疑心很重，當這個屬僚因為父親病篤而要求請假時，王思生氣地表示：“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第二天，這個屬僚的父親死了，王思一點也沒有悔恨的意思[2]。

在南北朝時期，當官員開始編組在夜晚到官署輪值時(這個方法在此后的帝制時代中國一直施行)，休假的制度就可能有了改變。從唐代開始，官員習慣上是上午或上、下午在官署里，然后回家。當然，如果是一個朝會的日子，京城里的官員會先在清早上朝，然后才到他們的官署。由于大部分的官員和他們的家庭住在一起，因此沒有必要每五天作一次短期的休假．而且，由于官員留在官署的時間減少，削減例假日似乎也是公平的。

除了類似星期天的休假外，政府的法令也規(guī)定了節(jié)慶的假日。在唐、宋時期，有放假一天、三天、五天或七天的大小節(jié)慶。最長的是新年和冬至，各放七天。在唐代，據(jù)我統(tǒng)計，一年共有五十三天的節(jié)慶假日，包括皇帝的生辰放假三天，佛誕和老子的誕辰各放假一天[3]。宋代有五十四天這樣的假日，但只有十八天被指定為“休務”，可以推測到其他的假日至少有一部分時間要照常辦公[4]。宋代不認為佛誕和老子誕辰是法定假日，這可能反映佛教、道教影響力的衰退。

元代規(guī)定有十六天的節(jié)慶假日[5]。明、清時期，節(jié)慶假日起初甚至比元代還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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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書》卷83，頁4上—5上。

[2] 《太平御覽》卷634，頁2下。

[3] 仁井田升《唐令拾遺》，頁732—735。

[4] 《宋會要稿》“職官”六十，頁4上。

[5] 《通制條格》卷22，頁4上。

法令最初只規(guī)定了三個主要的節(jié)慶：新年、冬至，還有皇帝的生辰[1]。實際上，端午節(jié)和中秋節(jié)也變得重要了。不過明、清時期的主要改變是采用了長約一個月的新年假或寒假。欽天監(jiān)的官員會選擇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天，作為全國官員“封印”的日子。大約一個月之后，又會宣布另外一天來“開印”[2]。在這一段期間，官員仍要不時到他們的官署，但是司法案件完全停止處理。寒假可以看作是對例假日和節(jié)慶假日損失的補償。

當個人為了執(zhí)行對家庭和宗族的責任時(例如，近親的婚喪)，政府的法令也規(guī)定有回家的休假和相類似的假期。最寬大的是唐代的規(guī)定，包括[3]：

一、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住在五百里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

二、兒子行冠禮時，有三天假期；如果是親戚，則有一天。

三、兒女行婚禮時，有九天假期，不包括旅程；其他的近親行婚禮，則分別有五日、三日、一日的假期。

四、父母親去世，強迫解官三年；如果是軍職，則為一百天。

五、其他的近親去世，分別有三十日、二十日、十五日或七日的假期；如果是遠親，則分別是五日、三日或一日。

六、親身受業(yè)的老師去世，給假三天。

七、個人的忌日，給假一天。

八、在五月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有十五天的授衣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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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會典》(萬有文庫本)卷43，頁1235—1236；《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本)卷92，頁1上—6下。

[2] Derk Bodde，tr．，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as Recorded in the Yen-Ching-Sui-Shi-Chi by Tun Li-Ch'en(1936)，p．95．

[3] 《唐令拾遺》，頁736—749。

除了最后一項，這些規(guī)定似乎大部分為宋代所遵循。明、清時期，許多這些假日或者完全取消，或者成為特殊的，必須等待皇帝的批準[1]。唯一完全嚴格執(zhí)行的規(guī)定是，父母親去世之后強迫解官三年[2]。這些改變似乎顯示了個人對皇帝及父母親責任的增加或不斷強調(diào)，相對的忽視了其他的社會關系——譬如對其他親戚和老師的責任。這顯然是明、清時代道德的一個特色。

關于每日的工作時間表，令人覺得有趣的是地方政府長官的地位有很多地方都像皇帝。這種類似甚至從他們官署建筑構圖的相像反映出來(當然，在比例上完全不同)[3]。一個地方衙門，就像皇帝的宮殿，在前面有大門和庭院，兩側(cè)有警衛(wèi)和屬僚用的小戶間，大堂相當于皇帝的正殿，主要用來執(zhí)行儀式和其他正式的事情。二堂相當于皇帝的其他殿堂(特別是后殿)，主要用來完成每日的職務。在一個小衙門里，二堂或二堂的部分常被指定為簽押房。這個私人的辦公室或事務室，官員可以用來閱覽公文，也可以和他的親信幕僚商談，無論是在上午例常的辦公時間，或者在下午、晚上其他隨意的工作時刻。皇帝也會為了同樣的目的，指定一個內(nèi)殿或事務室，雖然不稱為簽押房。衙門后面的部分，用作長官家庭的住所，相當于皇帝后妃的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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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會典》卷5，頁115—116；《大清會典事例》卷296，頁l上—2上。

[2] 皇帝可以要求官員在丁憂結(jié)束以前回復原來的職位，稱為奪情起復(或簡稱起復)，但只有在軍機緊急時才能如此。大致說來，唐、宋時期使用這個方法要較后代為多。

[3] 地方政府衙門的肄筑設計圖常見于地方志。

皇帝的時間表通常從清早的朝會開始。儀式性質(zhì)的集會通常在節(jié)慶的日子，或每隔三天(三日、六日、九日)、五天(五日、十日)舉行。比較不正式的集會則在其他各天甚至每天都可以舉行。朝會的時間早得驚人，約在早上五點或六點。如果朝會到七八點才舉行，就被認為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有名的圓明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床。大致上，清朝的統(tǒng)治者相當忠實地遵守這個早朝的時間，這一事實無疑有助于清代成為一個穩(wěn)定而長久的朝代，雖然它是外族[1]。

不過，清朝皇帝的榜樣并非一定為地方官所仿效，雖然他們在自己的官署或者會依據(jù)類似的一個時間表。甚至當雍正皇帝對各省長官作特別嚴密的監(jiān)察時，官員工作仍然十分弛慢。根據(jù)雍正朝刊刻的《州縣事宜》[2]，許多府、縣官簡直都不在早上開始辦公。《州縣事宜》要求他們改革，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很難說了。

中央政府通常用鼓或鐘宣告辦公時間的開始(或結(jié)束)。地方政府，特別是府、縣級，一般使用聲音比較不威嚴的傳梆和打點[3]。在笞打的處罰下，衙吏和差人不得不準時到衙。在元代，權相桑哥甚至在相府嚴格地使用這個方法對付他的屬僚；有名的藝術家兼學者趙孟頫就曾因為在晨鐘之后才到達而受笞打。在趙孟頫向更高層的機關控訴之后，桑哥才把這個處罰限于曹吏以下[4]。

對于官員的升遷，服務的時間(勞)和服務的表現(xiàn)(功)同樣地受到考慮。至少早在漢代，就已經(jīng)如此規(guī)定了[5]。不過，從哪一個朝代開始，政府使用簽到簿讓官員簽到，則不十分清楚。在元代有一個例子，政府倉庫的官員、胥吏和警衛(wèi)必須在所謂“卯酉文歷”上簽到[6]。明、清時期，在許多機關里，使用類似的簽到簿似乎已成常例。在唐代，定期值夜的官員要在“直簿”上簽到，這種直簿大概在較早時期已經(jīng)存在[7]。有時候值夜只不過是虛應故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朝會的日子和時間的規(guī)定，見各朝的法令，如《唐會要》卷24，頁455—458。清代朝會的簡略敘述，見震鈞《天咫偶聞》(1907)卷1，頁2下—4上。

[2] 宦海指南本，頁9下—10上。

[3] 蔡申之《清代州縣故事》，《中和月刊》2卷(1941)10期，頁73—74。

[4] 《元史》卷172，頁6上。

[5] 大庭修，“漢代における功次による升進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2卷(1955)3號，頁14—28。A．F．P．Hulsewé，Remnants of Han Law，Vol．I(1955)，p．47。

[6] 《通制條格》卷14，頁5。

[7] 《唐全要》卷82，頁1516。

譬如在北宋時期，四館的官員常常冒稱肚子痛來躲避值夜。結(jié)果館閣的值夜簽到簿“宿歷”得到了“害肚歷”的外號[1]。

當然，一個謹慎的官員不只遵守辦公時間，而且還會增加許多額外的工作時間。我要引用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內(nèi)的工作時間表作為例子，當時他正領導平定太平軍的戰(zhàn)事。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記記載[2]，他決定他的每日時間表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上半日 見客審貌聽言 作折核保單

點名看操 寫親筆信

看書習字

下半日 閱本日文件 改信稿

核批札稿 查記銀錢賬目

夜 間 溫詩、古文 核批札稿

查應類事目

曾國藩又決定在早上特別留意吏事和軍事，下午特別留心餉事，晚上則專心于文事。大致上，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出來這是他每天工作的方式，雖然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些變化。我還要補充一件事，為了平衡他的工作，他每天要下一兩局的圍棋．但是由于他不是一個特別高明的弈手，因此他只是偶爾玩玩，可能不花很多時間。很顯然，他非常勤勞謹慎地恪盡他的職責，他的榜樣影響了很多和他同時的人。

曾國藩是一個謹慎的家長，他不僅為自己訂下了工作時間表，對他的家人也是一樣。根據(jù)他幼女的自傳[3]，1868年他在兩江總督任內(nèi)時，他為家里的婦女訂下了這樣的一個時間表：

早飯后 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 食事

巳、午刻后 紡花或績麻 衣事

中飯后 做針黹刺繡之類 細工

酉刻(過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縫衣 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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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夢溪筆談》(《四部叢刊》本)卷23，頁5下—6上。

[2]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十四，頁41下。

[3] 《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頁6。

家中的男子則要做四種功課：看、讀、寫、作。曾國藩親自驗功，有些功課每日驗一次，有些幾天一次，有些則每月一次。

這使我們聯(lián)想到帝制時代中國學生的時間表。中央官學(太學或國子監(jiān))學生的待遇大致和官員相同，同樣地有相當多的假日[1]。這些學生的數(shù)量不多，多半是數(shù)百人，而數(shù)千人的時候較少。大部分學生在私學私塾讀書，他們在上、下午都用功，只有主要的節(jié)慶才放假。明、清時期，私學私塾也有大約一個月的新年假或寒假。

和學校的時間表有關的，我們必須注意到中國教育史上通常被忽略的一點，那就是農(nóng)家子弟的學校只在農(nóng)閑季節(jié)上課。漢代的作品《四民月令》[2](這本書主要是業(yè)農(nóng)者的時間表)載，九歲到十四歲的幼童要在一月、八月、十一月人小學，十五歲到二十歲的成童要在一月和十月人大學。唐代的中央官學學生，在五月也有十五天的田假，在九月也有十五天的授衣假，顯然是為了適應來自農(nóng)村的學生。在宋代，農(nóng)家子弟就讀的鄉(xiāng)下學校稱為“冬學”，因為這些學校只在冬天開課[3]。冬學這個名稱甚至現(xiàn)在仍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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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代的學生必須在旬假的前一日考試，《唐令拾遺》，頁274—276。每月的一日和十五日是明代國子監(jiān)學生的例假(《南癰志》卷9，頁4；《國子監(jiān)志》卷43，頁21上)。

[2] 《全后漢文》卷47，頁1上—8上。

[3] 瞿宣穎《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1937)，頁815。

僧侶和道士的作息時間表比較嚴格，原因是他們具有自治團體的性質(zhì)。僧侶每年的時間表中最引人注意的項目是源于印度的“夏安居”。從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僧侶必須留在他們自己的寺院里。對這個要求的解釋是：在夏天的幾個月里，行腳僧會遭受豪雨之苦，或者他們會不知不覺地犯下殺生的罪惡[1]。前者的確是在印度比中國容易發(fā)生，后者也有這種可能。但是這個規(guī)定卻在中國實行了好幾個世紀，特別是在唐、宋時期。“夏安居”以在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齋為開始，也結(jié)束于各自寺院里的一餐大齋。

在寺院里，用鐘和鼓來宣告每日時間表的時刻，而且寺院準確的鐘聲也實在有助于鄰近的俗人。有些僧侶的確負起喚醒人們的責任，在每天早上打鐵牌子或敲木魚。在宋代，他們在首都里極其活躍，不只用他們的工具喚醒人們，并且報告氣候是晴朗、陰晦或下雨，以及各個清晨朝會的類別。每一個報曉僧都有他們自己的地區(qū)，并且不時沿門向區(qū)內(nèi)的商店和住家求乞齋糧[2]。

寺院的生活應該是安靜的，但是在節(jié)慶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卻非如此。這時寺院會打開大門讓人們來燒香。在一些節(jié)慶的日子里，這些地方變成忙碌嘈雜的市集。僧侶也必須在一定的時間里攜帶些小禮品去拜訪他們的施主，以募化施舍。這和報曉僧以服務換取的施舍有所不同。還有，認為僧侶在其他方面完全寄生的想法是不對的。對晚唐和宋初的禪僧來說尤其不對，他們遵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規(guī)定[3]。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時期，當寺院富有的時候，僧侶會從事相當規(guī)模的放款或其他商業(yè)活動。中國有幾種醵金制度似乎源自寺院[4].

第二篇：古代禮樂制度

古代禮樂制度6篇

古代禮樂制度1

禮樂文明中“禮”的要義有數(shù)端。其一，“禮”是人性的基礎。《禮記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把“禮”作為區(qū)別人與動物、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所以“禮”是人類文明社會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禮”的重要作用在于規(guī)范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關系。禮使人明確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謙讓;使人區(qū)別事物或行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該做和不該做的。“禮”作為一種行為規(guī)范，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和正義。

其三，“禮”也是一種道德規(guī)范，引導人們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因此，禮樂文明更強調(diào)通過禮教，使社會規(guī)則內(nèi)化為人的內(nèi)心尺度。其四，通過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的境界。《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既強調(diào)了“和為貴”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單純?yōu)楹投停荒苁菬o原則的和，這個原則就是守禮。在彼此遵守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達到和諧，才是最美的境界。

禮樂文明中“樂”的要義也有數(shù)端。其一，“樂”的社會作用重在和諧精神。《禮記樂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jié)，節(jié)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樂”是協(xié)調(diào)世間萬物的綱紀，它的作用是使人們各安其位，和諧相處。

其二，“樂”注重有秩序的協(xié)調(diào)。《樂記》說：“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種人物，說明要有序協(xié)調(diào)，才能奏出和諧之樂。

其三，“樂”也有陶冶情操，移風易俗的功用。《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孝經(jīng)》也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即樂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樂安寧，生命長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們要聽雅樂，遠淫音。

總的來說，禮的本質(zhì)是差異，也就是說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的各種人之間，必須遵守各自的行為規(guī)范，絕對不可混肴。這種有差異的秩序叫“禮”，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禮忽視，非禮忽聽，非禮忽言，非禮忽動”。但是社會只講差異，不講大同，社會就不會和諧。因而周公“制禮”的同時又“作樂“。樂講和同，樂當然是指音樂，但已超越了音樂，以音樂激起人們相同的共鳴的喜怒哀樂的情緒。

禮和樂不可偏廢，“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樂文明是國家和諧的基礎。孔子主張“仁愛”，“克己復禮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準則;“節(jié)用愛人，伺使民于時”,是對執(zhí)政的要求。在孔子看來，仁是禮的基礎，禮是貴淺有序，樂是對禮的調(diào)度。禮樂不僭越，就會形成和諧社會。所以，一個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最高理想。

孔子在對周朝禮樂制度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對禮樂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獨特的禮樂精神。在道德倫理、修身治國、構建融洽的社會關系方面都有生動的闡述，在解決人自身矛盾，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繼承和借鑒的寶貴品質(zhì)。

禮樂文明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價值，可以說是國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內(nèi)在要求。用禮樂文明的秩序與和諧理念，用禮樂內(nèi)在的道德修養(yǎng)，生發(fā)“禮尚往來”、以“誠”相待、以“信”相許、以“義”相重的情操，造就孝親睦鄰、敬業(yè)樂群、尊師敬長、禮賢下士、溫良謙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風范，也只有當禮樂精神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成為中國人的社會意識和文化精神，才能實現(xiàn)主體與外界的和諧，群體的和諧，社會的和諧。只有社會有禮，人心和樂，才能成就新時代的“禮儀之邦”!

古代禮樂制度2

歷史的長河總是滾滾向前進的，在13世紀曾經(jīng)雄霸天下，傲視群雄的蒙元帝國，終于在14世紀滾滾的農(nóng)民起義當中，進入了自己的暮年，而隨著蒙元帝國的勢力從中原大地上退去之后，以布衣天子著稱的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就像一顆冉冉升起的啟明星一般，人們都知道，它將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朱元璋和他的大明王朝浮雕

自打洪武皇帝開國之后，朱元璋一直試圖糾正前朝的弊端。自古天朝的封建王朝的弊端非常多，但朱元璋看來，前代的話，也就是元朝的弊端尤其多。最為明顯與致命的弊端就是關于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元朝的統(tǒng)治者的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深重程度絲毫不比元朝統(tǒng)治下的農(nóng)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遜色多少，在元朝不足百年的歷史當中，多次涌現(xiàn)出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權臣，數(shù)量之多，危害之大，遠勝于歷朝歷代。且對皇帝來講，手底下有這么些個權臣在側(cè)，實在是一個不好的體驗。

蒙元帝國的浮雕

其實，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也比較簡單。因為元初統(tǒng)治者并沒有意識到宋朝的中央官制乃至唐朝的中央官制其實是比較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合理就合理在將相權分割成無數(shù)塊，使其相互牽制，彼此制約，將裁決大權交給皇帝，皇權得到加強。道理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不過元朝人，特別是元朝初年的那些統(tǒng)治者，并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選擇廢棄以往的中央官制的成功經(jīng)驗，而去另辟一條新的道路——廢除三省，保留中書。

傳統(tǒng)的中樞權力結(jié)構

自唐朝以來的三省制度就到此結(jié)束，曾經(jīng)三省長官彼此牽制，互相制約的情況的確不復返，彼時唐宋中書決策、門下審議、尚書執(zhí)行的大好局面就此終結(jié)。僅僅只有一個中書省便直接等于給予了宰相一家獨大的好機會。

有鑒于前朝，所以朱元璋想要加強皇權，加強君主專制。朱元璋對自己的這個新的王朝有一個新的希望，那就是要讓自己和自己的子孫以后不要像元朝末年這些統(tǒng)治者，被宰相操縱成一個可憐的橡皮圖章。朱元璋的辦法是一勞永逸的將宰相制度廢除，胡惟庸則作為最后一任宰相，用自己的鮮血和性命，替這個傳承上千年的制度劃上了句號。

誅殺胡惟庸，廢除宰相制度

殺了胡惟庸，廢了宰相，朱元璋還立下祖訓：以后但凡再有人敢說恢復宰相制度的，在座各位都可以直接以謀反罪當場誅殺這位奸臣。

明朝的皇權在朱元璋的手上，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朱元璋用自己強而有力的手腕，以及非常血腥的政策，用無數(shù)條人命，貫徹落實了自己加強君主專制的決心和意志，但凡是敢阻攔這一目標的，立斬不饒。

朱元璋執(zhí)政時期，朝臣們更像是他的奴仆們。對于奴仆，沒必要給予好臉色和好待遇，他們之間的關系貼近私人隸屬，嫌棄大臣上的奏章字數(shù)太多，聽煩了，皇帝甚至能操起案板，直接打碎大臣的牙齒。在這種情況下，中樞大臣不過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看著不可一世，實際上就是皇帝眼里的螞蟻。

為奴為婢的大臣

唯唯諾諾的大臣與殺伐果斷的君主，是這一時期，洪武年間朝堂上的常態(tài)。更不要說洪武皇帝朱元璋為了進一步的限制奴仆般的臣下，還試圖侵入他們的私密空間，獲取臣下他們最隱私的消息——皇帝派遣的密探能夠蹲在房梁上，將這個大臣吃的.菜肴，都畫得清清楚楚。朱元璋重視皇權，不能容忍有人敢把手伸到皇權上，自己說一不二，是真正的皇權獨尊。

大明的永樂皇帝作為朱元璋的親生兒子，在這一點上基本上是照搬了老爹的那一套做法。雖然說造了的是侄子的反，但對于老爹和侄子的做法，他表示強烈支持。在他眼里皇權獨尊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削弱藩王也是必要的。

明成祖朱棣的畫像

所以永樂皇帝不但恢復了老爹曾經(jīng)的錦衣衛(wèi)坐探，而且還特別新設了東廠，皇帝對朝臣們依舊是像對待奴婢一樣。以身犯險親征蒙古全然不曾有朝臣膽敢阻攔，這還是他父親朱元璋那一套的皇權獨尊的做法。但此時已然有一些變化：與父親朱元璋不一樣，永樂皇帝，并沒有朱元璋那種勤政的活力，很多時候，既要忙著打蒙古，又要忙著處理任務，他覺得很煩。

影視作品當中的內(nèi)閣官員

于是他始開內(nèi)閣于文淵閣，延攬大學士入內(nèi)閣，內(nèi)閣制正式形成。內(nèi)閣制隨后就像一頭怪獸一樣，極速發(fā)展，僅僅十數(shù)年之后，就開始在民間有“權比宰輔”的說法，不過對此內(nèi)閣成員們倒沒有哪個不開眼到直接奏請皇帝恢復宰相制度，他們低調(diào)的行使著自己的顧問權力——喚作“票擬權”。

古畫當中的大明官員

時移歲走，到了明朝嘉靖年間的時候，內(nèi)閣的“閣老”們雖無宰相之名，卻都大有宰相之實，皇帝反而成為了“垂拱而治”的模范圣君，本該直接聽命于皇帝的六部，越來越多地被內(nèi)閣班子明里暗里把控著。而如果翻閱從永樂正式啟用內(nèi)閣制度到嘉靖年間的歷代大明皇帝的列表的話，會發(fā)覺一個極為詭異的情況正在發(fā)生：除了永樂與嘉靖，中間的皇帝竟然一個賽一個的短。

歷代大明皇帝一個賽一個的短命

暴斃的皇帝有，抑郁而崩的皇帝有，偶感風寒而死的皇帝有，落水而亡的皇帝也有，甚至就連嘉靖皇帝本人，如果仔細看他的兩次鬼門關遭遇：皇帝所處的臥室突然起火，怪異的是，皇宮侍衛(wèi)宮娥宦官若干人，竟然無人敢救駕，最后還是發(fā)小去救的人;一幫宮女打算刺殺皇帝，皇帝和妃子的寢宮附近居然沒有一個人值守，居然得手了(因為宮女打了死結(jié)并沒有成功，但是用簪子插了皇帝一身血)...

再根據(jù)內(nèi)閣制的發(fā)展軌跡——永樂以后，內(nèi)閣職權漸重有目共睹，雖不至于立刻就可以兼管六部尚書，也始終不曾成為中央一級的法定行政機構和決策機構，但是從最初只是皇帝顧問秘書性質(zhì)的機構，一躍而成為權比宰輔的存在，僅僅花了兩代人不到：大明宣德朝就有三楊輔政，距離永樂設置內(nèi)閣僅僅過去十多年。

而大明正統(tǒng)、成化、弘治朝之際，內(nèi)閣閣老們的任命方式再度發(fā)生較大變化：永樂時的閣臣都是皇帝特簡任命的，仁宣時期，閣臣也大多數(shù)由皇帝特簡任命，在正統(tǒng)以后，越來越多的閣臣都不是皇帝直接特簡任命的，而是被其他文官共同推舉的德高望重之人，這無疑助長了文官集團的力量。而到了孝宗朝，這種無視皇帝中旨的情況更是干脆就形成了定制。

所謂“弘治乙卯以前，內(nèi)閣大臣皆特簡，不從廷推”。

自有了漸漸形成定制的廷推選任后，曾經(jīng)的那種以特簡入閣的方式也就逐漸為士大夫們非議，且為輿論所不容，接受特簡的大臣，基本都會遭受朝臣的鄙視，鮮能久安于位。這背后反應的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如果對照此時明帝國君王孝宗的奇葩死亡：“孝宗偶感風寒，太醫(yī)們不診視就開藥，致使孝宗誤服藥物，鼻血不止而死。”，不難看出，在文官集團的飛速膨脹下，當年朱元璋絞盡腦汁斬殺的宰輔結(jié)構再次有死灰復燃的趨勢，皇權的衰變已經(jīng)是不可阻擋之勢了。

古畫當中的內(nèi)閣官員

明朝中后期的文官制度架空了皇帝，君權的空虛其實就是皇權的衰變。教科書當中說的有明一代的君主專制得到了加強，這其實一點問題都沒有，與明朝中后期皇權的衰變并不矛盾，因為君主專制的深度和皇權集中的程度較之前代，確實因為宰相制度的廢除而變得有極大的改善，然而這種高度的集中卻并沒有持續(xù)多久，到了晚明的時候，天啟皇帝落水死亡，崇禎皇帝則為財政所困，背后反應的都是大明皇權的衰敗。

歷史上的事情從來都是這么奇特，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兒》的原話：

是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限制大臣的權力，然而明朝的內(nèi)閣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專權。朱元璋規(guī)定老百姓不得四處流動，然而明朝中后期流民成風，四處游蕩，絲毫不受束。朱元璋頒布了抑制商業(yè)發(fā)展的條令，并規(guī)定商人不得穿著綢沙等貴重衣物，然而大規(guī)模的工商業(yè)發(fā)展正是從明朝開始，而那些本應該是社會最底層的商人卻穿金戴銀，甚至登堂入室，為官經(jīng)商。朱元璋嚴令太監(jiān)不得干政，可是明朝的閹宦卻個個都是重量級的(這與他廢除相權有關)朱元璋給他的所有子孫都準備了爵位和俸祿，然而一百多年后，他的很多后代都家道中落，窮困潦倒。

古代禮樂制度3

在西周用于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是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作為典章制度，它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xiàn)，是維護上層建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jié)儀式。《釋名》曰：“禮，體也。言得事之體也。”《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是一個人為人處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標準。故《論語》曰：“不學禮，無以立。

西周樂的定義在西周，以五聲八音為樂，五聲為音階，即宮、商、角、征、羽。八音為器樂之分類，即塤、笙、鼓、管、弦、磐、鐘、柷等。

西周的禮樂制度就是等級制度西周春秋時代所講究的“禮”，是貴族根據(jù)原始社會末期父系氏族制階段的風俗習慣加以發(fā)展和改造，用作統(tǒng)治人民和鞏固貴族內(nèi)部關系的一種手段。目的在于維護其宗法制度和君權、族權、夫權、神權，具有維護貴族的世襲制、等級制和加強統(tǒng)治的作用。當時許多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貫串在各種禮的舉行中，依靠各種禮的舉行來加以確立和維護。到春秋后期，就出現(xiàn)了“禮崩樂壞”的局面。這些卿大夫在奪取國君權力的同時，不但僭用諸侯之禮，甚至僭用天子之禮。按禮，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這時季孫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責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禮，天子祭祖唱《雍》詩來撤除祭品，這時魯?shù)娜叶肌耙浴队骸烦贰保浊鹫J為這種事不該出于“三家之堂”。按禮，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這時季孫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責他不懂禮（《論語·八佾篇》）。卿大夫這樣“僭禮”，實質(zhì)上就是奪取政治權力的一種表現(xiàn)。禮樂制度主要用來維護宗法制度和君權、族權、夫權、神權。《荀子·禮論篇》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族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說“禮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權，先祖代表族權，君師代表君權。后來統(tǒng)治者以天、地、君、親、師作為禮拜的主要對象，就是根據(jù)這個理論。西周春秋時代貴族講究的禮是比較多的，有籍禮、冠禮、大搜禮、鄉(xiāng)飲酒禮、鄉(xiāng)射禮、朝禮、聘禮、祭禮、婚禮、喪禮等等。籍禮是用來監(jiān)督平民在“籍田”上從事無償?shù)募w勞動，以維護稱為“籍”的辦法的。冠禮是授予成年貴族種種特權，以維護貴族的利益和鞏固貴族成員之間的關系。大搜禮具有軍事檢閱和軍事演習性質(zhì)，起著整編軍隊、檢閱兵力和加強統(tǒng)治的作用。鄉(xiāng)飲酒禮在于維護一鄉(xiāng)之內(nèi)貴族的宗法制度和統(tǒng)治秩序。鄉(xiāng)射禮具有以鄉(xiāng)為單位的軍事訓練和軍事學習的性質(zhì)。朝禮在于尊重國君的權力和地位。聘禮在于維護貴族內(nèi)部的等級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維護神權和尊重族權。婚禮和喪禮在于維護宗法制度和族權。到了戰(zhàn)國時代，由于農(nóng)田制度的變革，“籍”的方法廢除不用，這時籍禮只是統(tǒng)治者用來表示關心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禮儀。由于軍隊成分和戰(zhàn)斗方式的改變，原來的大搜禮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組織的改變，鄉(xiāng)飲酒禮和鄉(xiāng)射禮的性質(zhì)也不同了。這時由于中央集權政體的建立，執(zhí)政者統(tǒng)治的需要，重視的是即位禮、朝禮、祭禮和喪禮。《荀子》的《禮論篇》著重講究祭禮和喪禮，對喪禮講得特別詳細，就是為當時的禮樂制度制造理論根據(jù)的。

古代禮樂制度4

禮樂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禮作樂”形成獨有文化體系，后經(jīng)孔子和孟子承前啟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創(chuàng)建以禮樂仁義為核心的儒學文化系統(tǒng)，從而得以傳承發(fā)展至今，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禮樂文化”，奠定了中國成為“禮樂之邦”，也被稱之為“禮儀之邦”。

為了徹底搞清楚禮樂及禮樂制度的相關問題，小編拜讀了項陽老師的《中國禮樂制度四階段論綱》，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為禮樂

學界認為禮樂生成于夏商，確立于周公制禮作樂。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國家首要大事祭祀儀式中所用的樂當然是為禮樂，而且祭祀儀式中所用禮樂是禮樂整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樣講還是因為除了祭祀儀式之外，在“國之小事”等多種禮儀場合所用的樂也是禮樂。這些禮不是國之大事之禮，然而，不管國之大事還是國之小事，既然都納入國家禮制系統(tǒng)，則應視之為

禮制體系的整體，凡在國家禮制規(guī)定性中所用的樂，都應稱之為禮樂，國家禮樂顯現(xiàn)出豐富性的內(nèi)涵。

禮樂制度的確定期

如果說，中國禮樂制度確立之后有著三千載的貫穿，而不是隨著戰(zhàn)國的結(jié)束而消亡，那么，就應該審視禮樂制度有著怎樣的起伏變化，厘清其發(fā)展演化的脈絡。

在這種意義上，項陽老師將兩周定為禮樂制度的確立期。雖然周公制禮作樂使禮樂制度彰顯，經(jīng)歷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謂“禮崩樂壞”似乎使禮樂制度消解，其實這只不過是顯示了禮樂制度第一個“周期”的變化，諸侯以降各等級所偕越的是“周之禮”，壞掉的是“周之樂”，但國家必有禮樂之觀念已經(jīng)是根深蒂固，非但沒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統(tǒng)治者不斷加人新的理解與詮釋，并有制度和音樂本體實踐上加以保障，因此，從整體意義上講，禮樂制度其實是經(jīng)歷了一次轉(zhuǎn)型。

這種轉(zhuǎn)型包括理念上的變化，諸如國家祭祀中所用的禮樂“六代樂舞”不再相沿、也不相傳，是隨朝代更替而改變，所謂“秦、漢、魏、晉代有加減……有帝王為治，禮樂不相沿。”（《魏書》）

從樂隊組合上也顯示這種轉(zhuǎn)型的意義。兩周時期由于金石樂懸作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階層中雖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異、數(shù)量多寡不同、卻可以普遍擁有，所謂“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這就造成樂懸擁有者無論哪一種樣式的禮樂、甚至俗樂都會使用這樣的樂隊組合形式。

禮樂制度的演化期

項陽老師將秦漢到南北朝時期定為禮樂制度的演化期，這樣講是因為這一時期有轉(zhuǎn)型的特征，沒有定型而為后世全盤接受和效法的整體把握。秦漢到南北朝時期，宮廷太常系統(tǒng)實際上一直在對禮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類項”的意義，在反復與游移中逐漸向五禮歸攏，換言之，即是將兩周時期所用更多禮的類型歸至五禮類下。（以祭祀之事為吉禮、喪葬之事為兇禮，軍旅之事為軍禮，賓客之事為賓禮，冠婚之事為嘉禮，合稱五禮。）

從用樂的角度講來，更是可以顯現(xiàn)這一時期處于演化的過程之中，這一時期與兩周最大的差異在于鼓吹樂的出現(xiàn)。以及，秦漢以降那種金石樂懸作為士以上社會人士普遍擁有的制度規(guī)定性不再，這大概是那些視擁有樂懸為禮樂標志物的研究者認為禮樂制度消解的一個動因。然而，這種“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的樂隊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過不再具有兩周時期被廣泛運用的普適性意義，這種樂隊組合更多用于宮廷和王府一級，這就顯得越來越小眾化，雖然至高無上，卻有些“不食人間煙火”，馬王堆、南越王、洛莊等漢墓中出土的樂懸可以明確反映這一點，這是我們所講從樂本體上認知禮制變化處于演化期的道理。

禮樂制度的定型期

從樂的視角認知并從禮制上綜合考量，項陽老師認為隋唐可視為禮樂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稱之為成熟期。這樣認知出于以下考量。我們看到，《隋書》記載時人理念對禮樂之定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先是隋人在承繼南朝舊樂時認定了“華夏正聲”的存在，敏銳地提到了清商曲為“漢來舊曲”，無論樂曲還是樂器都是為“華夏正聲”。這種理念的出現(xiàn)對后世無論樂調(diào)的承繼、樂曲的創(chuàng)制以及樂器的使用都產(chǎn)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隋書》中提出的另外一個重要理念“雅樂為國樂”。究竟禮樂與雅樂的概念哪一個為大呢？顯然應該是禮樂概念為大，即禮樂涵蓋了雅樂，雅樂是為禮樂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之所以將禮樂與雅樂的概念混用，更多還在于講話與認知時的語境，即在某種本來就是禮的場合，獨有雅樂在場，如此說法不為錯，但從整體說來，辨清禮樂與雅樂的關系還是非常必要。

《隋書》中的認定使得一個上千載沒有說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這是文獻中首次出現(xiàn)“國樂”的概念。所謂國樂，應該是在國家重要的儀式場合代表國家形象而以樂的形式存在者，諸如我們現(xiàn)在的國歌具有同樣的含義。

有了漢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認知，從理念上對于“華夏正聲”和“國樂以雅為稱”有精到的把握，進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實踐，最終形成《大唐開元禮》中的用樂樣態(tài)：專門為此設置樂署歸之兩種不同樂隊組合并負責管理演練，以及創(chuàng)制相關禮儀中所用樂曲，使之服務于國家所需功能性禮儀的狀況。至此，五禮及其用樂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這是我們將隋唐時期視為禮樂定型階段的根本理由。

古代禮樂制度5

禮樂制度”的創(chuàng)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紂后不久，周武王去世傳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輔政。之后N多歷史證明，相對戰(zhàn)爭善后工作而言，戰(zhàn)爭本身反而是簡單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燙手的山芋一腳踢給了自己的弟弟。當時，擺在周公面前有兩大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釋周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轍，保證天下長治久安，政權千秋萬代的問題。周公創(chuàng)造性地設立一整套的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將兩大難題合二為一，一并解決。這就是“禮樂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論從講故事開始，故事大概是這樣。

上有天，下有地，天圓地方。圓的天猶如鍋蓋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為四海，所以整個世界稱為“天下”，也可稱為“四海之內(nèi)”。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塊巨石稱為“地膽”，與天上的“天星”遙相呼應。據(jù)說周公親自做過試驗，從地膽往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走到天邊的距離完全一樣。哈哈...，小朋友，你們相信嗎?不管你信不信，當時的人們可都相信了。

接下來，天下是誰的?天的。咦，被商人統(tǒng)治多年的民眾貌似比較容易接受這個說法，看來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夠直接統(tǒng)治和管理天下嗎?不能，因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測的。那么天下由誰來統(tǒng)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長子。天授權自己的嫡長子代為行使天下的管理權，稱為“天命”。所謂“天命難違”，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覺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變的呢?不是，難道你沒有看到原來的天子商紂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權、革除了天命嗎?革除天命簡稱“革命”，這個詞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紂王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貪圖享樂不顧百姓死活，踐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為。商紂王失德被革命，讓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就得到圓滿的回答和解決。

接著來，天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長子，而不是授予別的兒子?周公創(chuàng)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長子繼承制”“父權制”一整套理論支撐他的說法。貴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側(cè)室——稱為“妾”。正妻所生第一個兒子為嫡長子，其他兒子為次子，妾所生的兒子為庶子。例如，無論從相貌、學問、能力各方面，袁紹都要比袁術出色，年齡也要大一些，但袁術卻十分瞧不起袁紹，就因為袁術是嫡子，而袁紹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長子具有權力和財富的繼承權，然后再將這一切傳給自己的嫡長子，以此類推形成的系統(tǒng)，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將最親密的、最忠誠的隊伍叫做“嫡系部隊”，就是源自于此。當然，之前所講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會主導權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長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辦呢?封為諸侯。所謂“諸侯”，就是諸多的侯。因為嫡長子只有一個，次子和庶子則可能有一大堆。根據(jù)這套理論，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擁有天下，諸侯建國，士大夫立家，都擁有自己的領地，也都享有領地的所有權和管轄權。直到士大夫往下已無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貴族中最末階層——士族階層。士族階層作為貴族中唯一的無產(chǎn)階級，沒有土地和其他資產(chǎn)可以管理，只能修煉完善自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從此而來。這樣以來，相鄰的國或者相鄰的家，其所有人和統(tǒng)治者都是哥們弟兄或父子叔侄，一來相互之間相安無事，二來一旦有外敵入侵，便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

這就是周公的偉大創(chuàng)舉——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主要體現(xiàn)“禮”的部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創(chuàng)建了社會體系、明確了社會階層、分配了社會資源，將權力層層分包下去，落了個皆大歡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體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過自己的小日子，整個天下豈不成了一盤散沙?

靠什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樂。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認為世界被一種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為代表的周人則看破此事，你商人對上天和鬼神畢恭畢敬，請了那么多大餐(參照之前《細說“犧牲”》)，上天還不是讓我們周人取而代之了嗎?可見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進行祭祀活動了?不是。祭祀活動作為一種集體活動，發(fā)揮著聚集人心、統(tǒng)一思想、規(guī)范行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雖然對鬼神嗤之以鼻，卻并不反對祭祀活動。而在祭祀活動中，音樂是必不可少的，后來發(fā)展到幾乎任何活動都得配以相應的音樂。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種活動中，人們按照禮法制的要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莊嚴肅穆、或輕松歡快的音樂，氣勢雄偉而不失格調(diào)，尊卑有序而不失尊嚴。不同階層的人享受同樣的音樂，同樣的音樂又給人同樣的快樂。拉近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心理距離，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層也不低人一頭。不平等的社會又好像無比的和諧。

這就是“樂”的作用。“禮”將權力分下去，“樂”將人心聚集起來，二者對立又統(tǒng)一。“禮”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樂”是形式、是表現(xiàn)、是可以親身感受的東西，二者相輔又相成。

偉大的周公，用這套理論維護了周朝近8的統(tǒng)治，也為后來震古鑠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看上去嚴絲合縫、間不容發(fā)的理論，到了春秋時期怎么就轟然坍塌、支離破碎了呢?

請關注明天《何為“禮壞樂崩”?》

古代禮樂制度6

禮樂制度的解體或消亡時期

宋至清近千年，是為禮樂制度的持續(xù)發(fā)展直至隨封建社會解體而或稱消亡、或稱被民間禮俗變化接衍的時期。

首先，從宋至清一直延續(xù)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禮及其用樂制度，而且不斷有人對此進行新的診釋，諸如《五禮通考》等著述的存在，顯示對既有理念的認同。

第二點是為鼓吹樂在發(fā)展中的變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屬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樂，在宋代曾一度歸至教坊，一段時間之后又將教坊回歸太常管理，這是管理機構所產(chǎn)生的變化，但最終還是回到太常，則說明對于鼓吹樂的性質(zhì)還是被認同為禮樂者。

第三點是關于鼓吹樂自身的變化，宋金時期，從西域傳人一種新的吹奏樂器開始廣泛應用于鼓吹樂隊中，這就是在史書中被稱之為“金口角”、“蘇爾奈”、“喇叭”的嗩吶。這種樂器的出，豐富了鼓吹樂隊領奏樂器，在既有笙管笛組合的基礎上延展出嗩吶、笙、笛領銜之樂隊多種樣態(tài)與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詠喇叭》云：“喇叭，鎖那，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您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見得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得水盡鵝飛罷！”這是對嗩吶進人鼓吹樂隊主流的生動寫照。

持續(xù)發(fā)展中的第四點亦非常重要，那就是從明代《太常續(xù)考》中我們能夠比較全面地把握吉禮用樂的樂曲全貌，以樂譜記錄的形式而存在，這在既有禮書中如此全面記錄吉禮樂曲尚屬首次。

隨著大清帝國的解體，歷經(jīng)三千余載、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禮樂制度在國家意義上得以壽終正寢。這種禮制下的禮樂經(jīng)歷了確立、演化、定型、持續(xù)發(fā)展直至消解四個階段，在成就了禮樂文明作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同時，也見證了傳統(tǒng)中華文明的興衰演化，但不管怎樣講，畢竟禮樂文明的豐富內(nèi)涵已經(jīng)深深融人中華文明之中。

第三篇：古代禮樂制度

古代禮樂制度范文4篇

禮樂制度”的創(chuàng)始人和奠基人是周公。

武王伐紂后不久，周武王去世傳位于周成王，因成王年幼，命周公——周武王之弟輔政。之后N多歷史證明，相對戰(zhàn)爭善后工作而言，戰(zhàn)爭本身反而是簡單的。周武王立下不世之功便撒手人寰，把燙手的山芋一腳踢給了自己的弟弟。當時，擺在周公面前有兩大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如何向天下解釋周王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而是如何避免周人重蹈商人的覆轍，保證天下長治久安，政權千秋萬代的問題。周公創(chuàng)造性地設立一整套的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tài)，將兩大難題合二為一，一并解決。這就是“禮樂制度”，也是儒家思想的前身。

周公的理論從講故事開始，故事大概是這樣。

上有天，下有地，天圓地方。圓的天猶如鍋蓋扣在方的地上，所漏四角為四海，所以整個世界稱為“天下”，也可稱為“四海之內(nèi)”。世界的中心在今天河南登封市，登封的地下有一塊巨石稱為“地膽”，與天上的“天星”遙相呼應。據(jù)說周公親自做過試驗，從地膽往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走到天邊的距離完全一樣。哈哈...，小朋友，你們相信嗎?不管你信不信，當時的人們可都相信了。

接下來，天下是誰的?天的。咦，被商人統(tǒng)治多年的民眾貌似比較容易接受這個說法，看來周公也是投其所好。天能夠直接統(tǒng)治和管理天下嗎?不能，因為天是高高在上的，是神秘莫測的。那么天下由誰來統(tǒng)治和管理呢?天子——天的嫡長子。天授權自己的嫡長子代為行使天下的管理權，稱為“天命”。所謂“天命難違”，就是你不想干也得干，感覺好像周人得了天下，周武王和成王成為天下至尊，多大不情愿似的。那天命是不是永恒的，一成不變的呢?不是，難道你沒有看到原來的天子商紂王，就被天收回了授權、革除了天命嗎?革除天命簡稱“革命”，這個詞一直沿用到今天。商紂王為什么被革命了呢?因為他“失德”，就是失去德行，比如貪圖享樂不顧百姓死活，踐踏生命大搞人牲和人殉等，都是失德的行為。商紂王失德被革命，讓有德的周武王取而代之。周王朝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就得到圓滿的回答和解決。

接著來，天為何要把天命授予天子——天的嫡長子，而不是授予別的兒子?周公創(chuàng)造“一夫一妻多妾制”、“嫡長子繼承制”“父權制”一整套理論支撐他的說法。貴族男人只能有一名正式的妻子，但可以有多名側(cè)室——稱為“妾”。正妻所生第一個兒子為嫡長子，其他兒子為次子，妾所生的兒子為庶子。例如，無論從相貌、學問、能力各方面，袁紹都要比袁術出色，年齡也要大一些，但袁術卻十分瞧不起袁紹，就因為袁術是嫡子，而袁紹是庶子，地位高下立判。嫡長子具有權力和財富的繼承權，然后再將這一切傳給自己的嫡長子，以此類推形成的系統(tǒng)，就叫“嫡系”。今天依然將最親密的、最忠誠的隊伍叫做“嫡系部隊”，就是源自于此。當然，之前所講都是建立在男性掌握社會主導權的前提之下。

天授予嫡長子天命后，天的次子和庶子怎么辦呢?封為諸侯。所謂“諸侯”，就是諸多的侯。因為嫡長子只有一個，次子和庶子則可能有一大堆。根據(jù)這套理論，諸侯再分封士大夫。于是天子擁有天下，諸侯建國，士大夫立家，都擁有自己的領地，也都享有領地的所有權和管轄權。直到士大夫往下已無土地可分，便形成了貴族中最末階層——士族階層。士族階層作為貴族中唯一的無產(chǎn)階級，沒有土地和其他資產(chǎn)可以管理，只能修煉完善自身。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從此而來。這樣以來，相鄰的國或者相鄰的家，其所有人和統(tǒng)治者都是哥們弟兄或父子叔侄，一來相互之間相安無事，二來一旦有外敵入侵，便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

這就是周公的偉大創(chuàng)舉——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周公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主要體現(xiàn)“禮”的部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創(chuàng)建了社會體系、明確了社會階層、分配了社會資源，將權力層層分包下去，落了個皆大歡喜。

可是，在封建分封制的體制下，大家都各有自己的小圈子，過自己的小日子，整個天下豈不成了一盤散沙?

靠什么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樂。

周人之前的商人是崇拜鬼神的，認為世界被一種冥冥的力量所控制。以周公為代表的周人則看破此事，你商人對上天和鬼神畢恭畢敬，請了那么多大餐(參照之前《細說“犧牲”》)，上天還不是讓我們周人取而代之了嗎?可見上天是靠不住的!上天靠不住，鬼神不可信，是不是就不必進行祭祀活動了?不是。祭祀活動作為一種集體活動，發(fā)揮著聚集人心、統(tǒng)一思想、規(guī)范行為等重要的作用。所以，周人雖然對鬼神嗤之以鼻，卻并不反對祭祀活動。而在祭祀活動中，音樂是必不可少的，后來發(fā)展到幾乎任何活動都得配以相應的音樂。在包括但不限于祭祀的各種活動中，人們按照禮法制的要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再配上或莊嚴肅穆、或輕松歡快的音樂，氣勢雄偉而不失格調(diào)，尊卑有序而不失尊嚴。不同階層的人享受同樣的音樂，同樣的音樂又給人同樣的快樂。拉近了不同階層之間的心理距離，位居高位也不高人一等，身居下層也不低人一頭。不平等的社會又好像無比的和諧。

這就是“樂”的作用。“禮”將權力分下去，“樂”將人心聚集起來，二者對立又統(tǒng)一。“禮”是思想、是制度、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樂”是形式、是表現(xiàn)、是可以親身感受的東西，二者相輔又相成。

偉大的周公，用這套理論維護了周朝近___年的統(tǒng)治，也為后來震古鑠今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然而，看上去嚴絲合縫、間不容發(fā)的理論，到了春秋時期怎么就轟然坍塌、支離破碎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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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制度合集2

禮樂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禮作樂”形成獨有文化體系，后經(jīng)孔子和孟子承前啟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創(chuàng)建以禮樂仁義為核心的儒學文化系統(tǒng)，從而得以傳承發(fā)展至今，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禮樂文化”，奠定了中國成為“禮樂之邦”，也被稱之為“禮儀之邦”。

為了徹底搞清楚禮樂及禮樂制度的相關問題，小編拜讀了項陽老師的《中國禮樂制度四階段論綱》，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為禮樂?

學界認為禮樂生成于夏商，確立于周公制禮作樂。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國家首要大事祭祀儀式中所用的樂當然是為禮樂，而且祭祀儀式中所用禮樂是禮樂整體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樣講還是因為除了祭祀儀式之外，在“國之小事”等多種禮儀場合所用的樂也是禮樂。這些禮不是國之大事之禮，然而，不管國之大事還是國之小事，既然都納入國家禮制系統(tǒng)，則應視之為

禮制體系的整體，凡在國家禮制規(guī)定性中所用的樂，都應稱之為禮樂，國家禮樂顯現(xiàn)出豐富性的內(nèi)涵。

禮樂制度的確定期

如果說，中國禮樂制度確立之后有著三千載的貫穿，而不是隨著戰(zhàn)國的結(jié)束而消亡，那么，就應該審視禮樂制度有著怎樣的起伏變化，厘清其發(fā)展演化的脈絡。

在這種意義上，項陽老師將兩周定為禮樂制度的確立期。雖然周公制禮作樂使禮樂制度彰顯，經(jīng)歷了八百年又由于所謂“禮崩樂壞”似乎使禮樂制度消解，其實這只不過是顯示了禮樂制度第一個“周期”的變化，諸侯以降各等級所偕越的是“周之禮”，壞掉的是“周之樂”，但國家必有禮樂之觀念已經(jīng)是根深蒂固，非但沒有降解，而是被后世統(tǒng)治者不斷加人新的理解與詮釋，并有制度和音樂本體實踐上加以保障，因此，從整體意義上講，禮樂制度其實是經(jīng)歷了一次轉(zhuǎn)型。

這種轉(zhuǎn)型包括理念上的變化，諸如國家祭祀中所用的禮樂“六代樂舞”不再相沿、也不相傳，是隨朝代更替而改變，所謂“秦、漢、魏、晉代有加減……有帝王為治，禮樂不相沿。”(《魏書》)

從樂隊組合上也顯示這種轉(zhuǎn)型的意義。兩周時期由于金石樂懸作為制度下重器，在士以上階層中雖然依制排列的方位有異、數(shù)量多寡不同、卻可以普遍擁有，所謂“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這就造成樂懸擁有者無論哪一種樣式的禮樂、甚至俗樂都會使用這樣的樂隊組合形式。

禮樂制度的演化期

項陽老師將秦漢到南北朝時期定為禮樂制度的演化期，這樣講是因為這一時期有轉(zhuǎn)型的特征，沒有定型而為后世全盤接受和效法的整體把握。秦漢到南北朝時期，宮廷太常系統(tǒng)實際上一直在對禮制加以改造，如此具有“合并同類項”的意義，在反復與游移中逐漸向五禮歸攏，換言之，即是將兩周時期所用更多禮的類型歸至五禮類下。(以祭祀之事為吉禮、喪葬之事為兇禮，軍旅之事為軍禮，賓客之事為賓禮，冠婚之事為嘉禮，合稱五禮。)

從用樂的角度講來，更是可以顯現(xiàn)這一時期處于演化的過程之中，這一時期與兩周最大的差異在于鼓吹樂的出現(xiàn)。以及，秦漢以降那種金石樂懸作為士以上社會人士普遍擁有的制度規(guī)定性不再，這大概是那些視擁有樂懸為禮樂標志物的研究者認為禮樂制度消解的一個動因。然而，這種“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的樂隊組合并非不存在，只不過不再具有兩周時期被廣泛運用的普適性意義，這種樂隊組合更多用于宮廷和王府一級，這就顯得越來越小眾化，雖然至高無上，卻有些“不食人間煙火”，馬王堆、南越王、洛莊等漢墓中出土的樂懸可以明確反映這一點，這是我們所講從樂本體上認知禮制變化處于演化期的道理。

禮樂制度的定型期

從樂的視角認知并從禮制上綜合考量，項陽老師認為隋唐可視為禮樂制度的定型期，亦可稱之為成熟期。這樣認知出于以下考量。我們看到，《隋書》記載時人理念對禮樂之定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先是隋人在承繼南朝舊樂時認定了“華夏正聲”的存在，敏銳地提到了清商曲為“漢來舊曲”，無論樂曲還是樂器都是為“華夏正聲”。這種理念的出現(xiàn)對后世無論樂調(diào)的承繼、樂曲的創(chuàng)制以及樂器的使用都產(chǎn)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隋書》中提出的另外一個重要理念“雅樂為國樂”。究竟禮樂與雅樂的概念哪一個為大呢?顯然應該是禮樂概念為大，即禮樂涵蓋了雅樂，雅樂是為禮樂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之所以將禮樂與雅樂的概念混用，更多還在于講話與認知時的語境，即在某種本來就是禮的場合，獨有雅樂在場，如此說法不為錯，但從整體說來，辨清禮樂與雅樂的關系還是非常必要。

《隋書》中的認定使得一個上千載沒有說清楚的概念得以明晰，這是文獻中首次出現(xiàn)“國樂”的概念。所謂國樂，應該是在國家重要的儀式場合代表國家形象而以樂的形式存在者，諸如我們現(xiàn)在的國歌具有同樣的含義。

有了漢魏南北朝之演化，隋代之新認知，從理念上對于“華夏正聲”和“國樂以雅為稱”有精到的把握，進人唐代又有百年之探索實踐，最終形成《大唐開元禮》中的用樂樣態(tài):專門為此設置樂署歸之兩種不同樂隊組合并負責管理演練，以及創(chuàng)制相關禮儀中所用樂曲，使之服務于國家所需功能性禮儀的狀況。至此，五禮及其用樂的理念、形式得以定型，這是我們將隋唐時期視為禮樂定型階段的根本理由。

禮樂制度合集3

禮樂制度的解體或消亡時期

宋至清近千年，是為禮樂制度的持續(xù)發(fā)展直至隨封建社會解體而或稱消亡、或稱被民間禮俗變化接衍的時期。

首先，從宋至清一直延續(xù)的是隋唐定型之后的五禮及其用樂制度，而且不斷有人對此進行新的診釋，諸如《五禮通考》等著述的存在，顯示對既有理念的認同。

第二點是為鼓吹樂在發(fā)展中的變化，即唐代在太常寺屬下鼓吹署管理的鼓吹樂，在宋代曾一度歸至教坊，一段時間之后又將教坊回歸太常管理，這是管理機構所產(chǎn)生的變化，但最終還是回到太常，則說明對于鼓吹樂的性質(zhì)還是被認同為禮樂者。

第三點是關于鼓吹樂自身的變化，宋金時期，從西域傳人一種新的吹奏樂器開始廣泛應用于鼓吹樂隊中，這就是在史書中被稱之為“金口角”、“蘇爾奈”、“喇叭”的嗩吶。這種樂器的出，豐富了鼓吹樂隊領奏樂器，在既有笙管笛組合的基礎上延展出嗩吶、笙、笛領銜之樂隊多種樣態(tài)與其并列。王磐的《朝天子·詠喇叭》云:“喇叭，鎖那，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您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見得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得水盡鵝飛罷!”這是對嗩吶進人鼓吹樂隊主流的生動寫照。

持續(xù)發(fā)展中的第四點亦非常重要，那就是從明代《太常續(xù)考》中我們能夠比較全面地把握吉禮用樂的樂曲全貌，以樂譜記錄的形式而存在，這在既有禮書中如此全面記錄吉禮樂曲尚屬首次。

隨著大清帝國的解體，歷經(jīng)三千余載、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禮樂制度在國家意義上得以壽終正寢。這種禮制下的禮樂經(jīng)歷了確立、演化、定型、持續(xù)發(fā)展直至消解四個階段，在成就了禮樂文明作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同時，也見證了傳統(tǒng)中華文明的興衰演化，但不管怎樣講，畢竟禮樂文明的豐富內(nèi)涵已經(jīng)深深融人中華文明之中。

禮樂制度合集4

禮樂文明中“禮”的要義有數(shù)端。其一，“禮”是人性的基礎。《禮記?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把“禮”作為區(qū)別人與動物、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所以“禮”是人類文明社會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禮”的重要作用在于規(guī)范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關系。禮使人明確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謙讓;使人區(qū)別事物或行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該做和不該做的。“禮”作為一種行為規(guī)范，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和正義。

其三，“禮”也是一種道德規(guī)范，引導人們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因此，禮樂文明更強調(diào)通過禮教，使社會規(guī)則內(nèi)化為人的內(nèi)心尺度。其四，通過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的境界。《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既強調(diào)了“和為貴”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單純?yōu)楹投停荒苁菬o原則的和，這個原則就是守禮。在彼此遵守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達到和諧，才是最美的境界。

禮樂文明中“樂”的要義也有數(shù)端。其一，“樂”的社會作用重在和諧精神。《禮記?樂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jié)，節(jié)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樂”是協(xié)調(diào)世間萬物的綱紀，它的作用是使人們各安其位，和諧相處。

其二，“樂”注重有秩序的協(xié)調(diào)。《樂記》說：“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chì)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種人物，說明要有序協(xié)調(diào)，才能奏出和諧之樂。

其三，“樂”也有陶冶情操，移風易俗的功用。《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孝經(jīng)》也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即樂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樂安寧，生命長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們要聽雅樂，遠淫音。

總的來說，禮的本質(zhì)是差異，也就是說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的各種人之間，必須遵守各自的行為規(guī)范，絕對不可混肴。這種有差異的秩序叫“禮”，不可僭越。所以孔子曰：“非禮忽視，非禮忽聽，非禮忽言，非禮忽動”。但是社會只講差異，不講大同，社會就不會和諧。因而周公“制禮”的同時又“作樂“。樂講和同，樂當然是指音樂，但已超越了音樂，以音樂激起人們相同的共鳴的喜怒哀樂的情緒。

禮和樂不可偏廢，“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禮樂文明是國家和諧的基礎。孔子主張“仁愛”，“克己復禮為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準則;“節(jié)用愛人，伺使民于時“,是對執(zhí)政的要求。在孔子看來，仁是禮的基礎，禮是貴淺有序，樂是對禮的調(diào)度。禮樂不僭越，就會形成和諧社會。所以，一個有文化的人要以“格物·致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最高理想。

孔子在對周朝禮樂制度有所損益的基礎上，對禮樂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獨特的禮樂精神。在道德倫理、修身治國、構建融洽的社會關系方面都有生動的闡述，在解決人自身矛盾，解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繼承和借鑒的寶貴品質(zhì)。

禮樂文明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價值，可以說是國家和民族保持永久魅力和活力，增強民族凝聚力的內(nèi)在要求。用禮樂文明的秩序與和諧理念，用禮樂內(nèi)在的道德修養(yǎng)，生發(fā)“禮尚往來”、以“誠”相待、以“信”相許、以“義”相重的情操，造就孝親睦鄰、敬業(yè)樂群、尊師敬長、禮賢下士、溫良謙恭、平和中正的君子風范，也只有當禮樂精神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成為中國人的社會意識和文化精神，才能實現(xiàn)主體與外界的和諧，群體的和諧，社會的和諧。只有社會有禮，人心和樂，才能成就新時代的“禮儀之邦”!

第四篇：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啟示

借鑒中國古代監(jiān)察完善當今檢察制度

行政管理082班 劉耀 5302108074 [摘 要] 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歷史悠久，隨同封建制度的產(chǎn)生而萌發(fā)，伴隨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建立而誕生，又隨著封建君主專制的不斷強化而發(fā)展、完備。它對完善我國當今檢察制度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古代監(jiān)察制度 當今檢察制度 完善 改革

中國古代御使監(jiān)察制度是封建王朝為監(jiān)察政府官員，維護統(tǒng)治秩序，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zhuǎn)而設立的制度，是封建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職責是監(jiān)督法律、法令的實施，維護國家法律、法令的統(tǒng)一，糾舉不法官員，參與并監(jiān)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機關對重大案件的審理活動等。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封建專制統(tǒng)治，維護綱紀，保持官員廉潔性，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備而又嚴密的監(jiān)察制度，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改善了吏治。我國古代御使監(jiān)察制度在職能上類似于現(xiàn)今的檢察制度，古代御使監(jiān)察制度中的某些制度和規(guī)定，作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組成部分蘊含著豐富的經(jīng)驗與智慧，很值得我們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的基本概況。

第一階段，先秦時期，是監(jiān)察制度的萌芽階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國家事務中已有監(jiān)察因素和監(jiān)察活動。春秋戰(zhàn)國時的御史即兼有監(jiān)察的使命。但這個時期尚未產(chǎn)生專職的監(jiān)察機構，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監(jiān)察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第二階段，秦漢時期，是監(jiān)察制度的形成階段。秦創(chuàng)建御史大夫府為中央監(jiān)察機構，在地方設置監(jiān)郡御史。漢承秦制，在中央設御史府的同時，增設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為中央監(jiān)察官，在地方設立十三部剌史，監(jiān)察地方二千石長吏，并制定了第一個專門性的地方監(jiān)察法規(guī)，給事中與諫議大夫等言官也已問世。第三階段，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監(jiān)察制度的建立階段。秦始皇一統(tǒng)天下，置御史大夫。漢設御史臺，歸屬辦理宮中內(nèi)務的少府，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xiàn)了專門的監(jiān)察機構。漢武帝時期將天下分為十三部監(jiān)察區(qū)，由刺史代表皇帝對地方實行監(jiān)察。京師長安附近七郡為司隸校尉部，司隸校尉除三公之外對朝廷百官都可彈劾。第四階段，隋唐時期，是監(jiān)察制度完善的階段。隋唐兩代，特別是唐代，“以法理大下，尤重憲官”，將御史臺分為三院，各司其責：臺院“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殿院“掌殿廷供奉之儀式”；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使監(jiān)察制度更趨完善。第五階段，宋元明清時期，是監(jiān)察制度畸形發(fā)展的階段。宋代監(jiān)察制度的變化主要是在地方設立通判，兼掌對地方官的監(jiān)察，成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元代尤重監(jiān)察御史，御史臺與出令的中書省互不統(tǒng)屬；御史大夫有權直接選任臺官，因而大大提高了監(jiān)察官員的地位。明清兩代改御史臺為都察院，雖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監(jiān)察御史的活動則直接受皇帝節(jié)制，不受都御史統(tǒng)轄，同時擴大并加強了監(jiān)察御史的活動范圍及權力。縱觀整個封建社會監(jiān)察制度的發(fā)展變革，可以看出監(jiān)察制度最根本是為了強化皇權政治的需要。

二、中國古代監(jiān)察制度特點。

一部封建監(jiān)察制度史，從某種意義上看，可以說是一部維護皇權獨裁史。歷代統(tǒng)治者均在弱化對自己監(jiān)督的同時，必然加強對中央和地方官吏的監(jiān)察，歷代監(jiān)察制度的變化，新的運行機制的建立總原則就是有利于皇權的強化。西漢武帝時創(chuàng)立的“刺史制度”，便是證明。無論中國那一個朝代，監(jiān)察制度都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對京師百官的監(jiān)察重于對地方官吏的監(jiān)察。這無論從官職高低的設置，賦予權力的大小，或是從組織系統(tǒng)上來看，均是如此。監(jiān)察京師的官員，官高位顯，巡查地方的監(jiān)御史則官低位末。在組織機構上，“中央”派駐地方的監(jiān)察御史往往只設于省級，將機構設到府一級的朝代很少，府以下的縣乃至縣以下的行政組織，則幾乎沒有。專司監(jiān)察的官員，絕大多數(shù)是府縣長官或副手兼領，或“自糾”。大概他們認為最直接危及王朝存亡的威脅主要來自朝廷中的顯貴大臣。史實也確實如此，很多王朝皇位的更迭往往是官廷政變所致，對那些手握各種大權的“三公九卿”們自然是放心不下，于是察監(jiān)的重點便放到他們身上，而形成“強干弱枝”的監(jiān)察模式。

三、借鑒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制度，如何完善當今檢察事業(yè)。

1、借鑒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的身份保障，完善當今檢察官的監(jiān)督身份特權。

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都是依附于皇權,官員在行使職權時有充分的身份保障。對于現(xiàn)今中國檢察官的監(jiān)督權力，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受到很大的限制，很多職能不能發(fā)揮，對此，我們有必要借鑒我國古代監(jiān)察的身份保障來完善當今檢察事業(yè)的監(jiān)督權。首先可探索實行檢察官終身制，檢察官一經(jīng)任用，一般不得違反檢察官個人的意愿將其罷免、轉(zhuǎn)職、停職、減薪或調(diào)換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條件，才能予以彈劾，撤職，調(diào)離或令其提前退休，而在職務上受到不利變動，從而能夠保持公正獨立的地位，并依法處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檢察官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賦予檢察官與其特殊責任相適應的某些特權，增強檢察官的社會威望，增強社會對檢察官執(zhí)法的認同感。

2、借鑒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機構垂直管理，完善檢察機關管理體系。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機構都是從上到下垂直管理。自魏晉御史臺脫離少府后，中央監(jiān)察主體機構與行政機關分離，組成獨立的監(jiān)察機關。地方監(jiān)察機構和監(jiān)察機關一般也不隸屬于地方衙門。這種監(jiān)察體制有利于監(jiān)察機構獨立行使監(jiān)察權，排除同級或上級行政長官的干擾。而現(xiàn)今檢察機關實行的是與司法規(guī)律格格不入的雙重領導體制，而且在實踐中更偏重受制于橫向的權力體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傾向嚴重。因此，應改革雙重領導體制為垂直管理體制。應加強和改善黨對檢察工作的領導，將黨對檢察工作的領導權交由中央統(tǒng)一行使，最高人民檢察院黨委成員由黨中央選配和管理；省級檢察院黨委成員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黨委主管，基層人民檢察院黨委成員由省檢察院黨委主管。地方各級人大對同級人民檢察院黨組實行監(jiān)督。加強檢察機關的獨立性，建立自成一體，完全獨立的檢察機構。改變目前檢察官以及地方各級檢察機關的檢察長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將地方檢察機關的檢察官由地方權力機關選舉和任免改為由國家元首或者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根據(jù)一定的程序任命。

3、借鑒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機構對中央地方的控制，保障檢察機關的法律監(jiān)督特權。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機構的設置與行政機構的設置不一致，很重視“中央”集權，對地方的制約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現(xiàn)行檢察機關雙重領導體制，按行政區(qū)劃，設立不同級別的檢察機關，為地方保護主義滋生制造了條件。造成了就國家而言，檢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檢察官只知服從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從憲法和法律這個大局。改革檢察機關按行政區(qū)域設置的現(xiàn)狀，重新劃分司法管轄區(qū)，不與行政轄區(qū)重合一致。打破檢察機關按行政區(qū)劃設置的體系，設立不與行政轄區(qū)重合的檢察機關，創(chuàng)制出一套適合國情的可使檢察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設置體系。這樣有利于防止地方勢力的干擾，保證檢察機關依法獨立行使監(jiān)督權。

4、借鑒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體制，對御史監(jiān)察官的選任嚴格完備的制度，完善檢察官的執(zhí)法能力和綜合素質(zhì)。歷代統(tǒng)治者都非常注重監(jiān)察官的遴選，即要求監(jiān)察官有剛正不阿的品質(zhì)，又要求監(jiān)察官有豐富的為官經(jīng)驗和優(yōu)異的治績，還要求監(jiān)察官有較高的文化素質(zhì)。再者對監(jiān)察官的考核實行“憑實績黜陟“，即根據(jù)實績對監(jiān)察官進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這樣就可促使監(jiān)察官盡職盡責、積極上進，減少察與不察一個樣的虛監(jiān)現(xiàn)象。現(xiàn)今檢察機關人員整體素質(zhì)偏低，不能很好地適應檢察工作的發(fā)展，很有必要參酌這一制度，建立一套檢察官職業(yè)準入和選任制度。在檢察官的選任方面，除了借鑒古代監(jiān)察官選任的條件外，還要求被選任的檢察官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時，在選任的過程中要加強上級檢察機關的決定權，弱化行政機關的決定權。在考核、升降方面，要嚴格以其實績?yōu)楦鶕?jù)，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結(jié)合，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相結(jié)合的方式，全面、充分地掌握檢察人員的實績，進而決定其獎懲、升降。同樣，在這一方面要加強上級檢察機關的決定權，弱化行政機關的決定權。雖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2次會議對檢察官法進行修改，提高了檢察官任職條件中的學歷條件，規(guī)定從2002年開始，我國檢察官任職的學歷條件必須達到本科畢業(yè)以上。但這一規(guī)定還是極大忽視了檢察職業(yè)的特殊性要求，建議國家立法機關再次修改檢察官法，將檢察官任職的學歷條件進一步提高到法律專業(yè)本科畢業(yè)。規(guī)范檢察官選任程序，統(tǒng)一檢察官選任標準。改變檢察官的選任的行政化，按照檢察工作規(guī)律要求，從傳統(tǒng)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轉(zhuǎn)變。建立從律師或法學教師中選任檢察官的制度。逐步實行上級檢察院的檢察官主要從下級檢察院檢察官中擇優(yōu)選任，形成檢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動的機制。

5、借鑒中國古代御史監(jiān)察機構內(nèi)部監(jiān)督制度，制定完善的內(nèi)部檢察監(jiān)督機制。現(xiàn)今的檢察機構上下級之間的業(yè)務領導比較薄弱，沒有形成全國統(tǒng)一的、上命下從的縱向指揮有力、橫向協(xié)作緊密的一體化工作機制。中國封建社會歷朝歷代都制定了不同類型的監(jiān)察法規(guī),如漢代的《刺史六條》、宋代的《監(jiān)司互監(jiān)法》、元代的《憲臺格例》、明代的《憲綱條例》、清代的《欽定臺規(guī)》等。監(jiān)察法的制定有助于御史正確地行使職權,同時也對監(jiān)察官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約束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強上級檢察院對下級檢察院督察、同級檢察院之間相互監(jiān)督的機制，逐步建成全國各級檢察機關之間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協(xié)調(diào)、互相監(jiān)督的工作機制。在各級檢察院內(nèi)部完善索檢委會工作新機制，強化檢委會的監(jiān)督制約作用，設立案件督察部門，建立辦案質(zhì)量督察機制，加強各相關內(nèi)設機構之間的訴訟程序的監(jiān)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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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大詔令集》卷100《令御史錄奏內(nèi)外官職事詔》。

第五篇：我國古代秘書選拔制度

目錄

摘要：......................................................................2 關鍵詞：.....................................................................2 Abstract:...................................................................2 Keywords:..................................................................2 一．古代秘書管制時代.........................................................2 二．秘書選拔的歷史演變過程...................................................3

（一）原始社會時期.......................................................3

（二）奴隸社會時期.......................................................3

1.夏代時期...........................................................3 2商朝時期...........................................................3 3西周時期...........................................................4 4春秋戰(zhàn)國時期.......................................................4

（三）封建社會時期.......................................................4

1秦代...............................................................4 2漢代...............................................................4 3三國時期...........................................................5 4魏晉南北朝時期.....................................................5 5隋、唐時期.........................................................5 6宋朝時期...........................................................5 7元朝時期...........................................................5 8元朝時期...........................................................5 9 明清時期...........................................................6

3.結(jié)論......................................................................6 注釋：......................................................................6 參考文獻.....................................................................6

我國古代秘書選拔制度

摘要：中國文化有著五千多年的歷史，而我國秘書工作的歷史也是源遠流長。我國古代的秘書活動，上可追溯到三皇五帝，下可查詢到明清兩代。中國古代秘書工作經(jīng)歷了幾千年的變化和演練，從出現(xiàn)到初步形成、發(fā)展、逐步走向成熟的階段。總管這幾千年的的秘書活動，雖然它們在每個朝代的稱謂和職位都不盡相同，對機構的設置也不盡一致，但是其具有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了輔助君主政令順利地頒布。而每個朝代對于秘書的選拔制度也是不相同的，條件及要求都有每個朝代自己的特色。本文通過例舉我國古代對秘書選拔制度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雖然這些都只是古代舊社會選拔秘書官員的方法，但其中也有著它獨特的精華所在。這對我們當今社會的秘書人員的工作有著一定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古代秘書 選拔制度 政策措施

Abstract: Chinese culture has a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our secretary work is also a long history.China's ancient Secretary activit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ree Emperors and Five Sovereigns, can quer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wo generations.Chinese ancient secretary work experience of change and drill for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there to the preliminary formation, development, mature stage.Duct that thousands of years of secretary activities, although they are in every dynasty titles and positions are not the same, the institutions are not consistent, but the common purpose of its is to assist him smoothly promulgated decree.And every dynasty for the Secretary of the selection system is not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each dynasty own characteristics.In this paper, by the example of ancient China's secretary selection system an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although these are ancient old social selection Secretary officials, but it also has its unique essence.Have a certain guiding role the Secretary of our social work.Keywords: Ancient secretary Selection system

Policies and measure

一．古代秘書管制時代

國家的產(chǎn)生和公共事務的發(fā)展促進了相應的秘書職位和人員的出現(xiàn)，但是，我國古代秘書史上的秘書工作到底是從哪個時代開始萌生的，學術界有著不同的觀點。有一種觀點認為秘書工作起源于夏代的奴隸社會，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秘書的工作起源于堯舜時期。

在我國，“秘書”這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漢代，而最初的含義是指物不像今天一樣是指人。根

據(jù)古典記載，皇宮里藏有一些有神秘色彩的書籍，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宮禁里的秘籍，因為是宮禁內(nèi)收藏的各種經(jīng)典文獻，因而一般不予公開，故稱為“秘書”。第二類是指讖緯圖箓，也即是一種在漢代流行的宗教迷信，是巫師或方士制作的一種預算吉兇的隱語。

到了東漢后期，“秘書”不再只是指物，也指機構和人員，古代的秘書工作者，被成稱為“史官”、“御史大夫”、“尚書”、“長史”、“主簿”等。但東漢末年那段時期比較例外，魏王曹操為削弱當時位高權重的皇帝身邊的秘書機構--尚書臺的勢力，曾設秘書令，以“典尚書事”，這樣，秘書令不僅具有原先掌管圖書典籍的職能，而且還具有收發(fā)奏章、草擬和上傳下達的職責。①②

到了清朝末期，我國的秘書工作真正名實相符。辛亥革命后，秘書的含義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其一：秘書一詞已完全擺脫了“圖書”的含義，從原先指物轉(zhuǎn)變?yōu)樘刂笍氖旅貢ぷ鞯娜嘶蚵毼弧Ｆ涠瑢γ貢藛T所有的舊式稱謂全部退出了歷史舞臺，對各級政府部門中從事秘書工作的人員或相關職位均以“秘書”相稱。

秘書一職的出現(xiàn)，說明了我國歷代君主都懂得秘書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在秘書的選拔上，不同朝代的君主對人才的選拔制度是不同的，這不僅要求秘書人員必須具有良好的職業(yè)道德，還必須具有豐富的學時才能。秘書人員的選拔不僅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的體現(xiàn)，還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文化的進步。

二．秘書選拔的歷史演變過程

（一）原始社會時期

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經(jīng)過了漫長的原始社會時期，因為其原始、粗糙以及簡陋的生產(chǎn)工具，加上及其低下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因此，在那個時期里面就沒有階級和國家。當人類進入氏族社會之后，便產(chǎn)生了小規(guī)模的組織，雖然氏族規(guī)模比較小，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公共事務要處理，就需要一定的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因此，就產(chǎn)生了秘書人員。而那時候的秘書人員的工作任務就是會務活動和傳達活動。傳達活動又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食將首領的意圖傳達給下面；另一方面是將民眾的意見傳達給首領。

這個時期的秘書人員主要表現(xiàn)為三種形式。第一種是管理者既從事社會組織管理活動，又從事管理活動中的秘書活動，管理者即氏族首領兼職秘書，和大家一起吃一起住。第二種是由一些經(jīng)驗比較豐富的長老來長官火、天時以及調(diào)節(jié)糾紛等事務，這些長老經(jīng)常幫助首領處理公務。第三種是專門承辦秘書活動的人員，這些人員有著一定的職務，他們是由民眾選舉或者是禪讓而產(chǎn)生的。

（二）奴隸社會時期 1.夏代時期

到了夏代時期，人類的生產(chǎn)工具得到了改進，生產(chǎn)力也得到了提高，因此，社會制度也就相應地發(fā)生了變化，逐漸出現(xiàn)了階級和國家。國家必須設立一批專事國家事務的官吏來操縱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zhuǎn)，所以我國最早的秘書也就因此產(chǎn)生了，但是那時把這一類官員稱為“史官”，秩宗和太史令則屬于秘書官職。

秩宗是傳說中堯舜兩人都設置的一種官職，其主要任務是進行司典宗教祭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秩宗是史官在宗教活動中的另一個身份，因此，這種官職的選拔方式也和史官一樣，通過世代相襲的方式來進行繼承。

太史令的主要任務是輔助國君處理國政的機要秘書長，記錄國君的言行，起草和保管文書，掌管典志；有的還對民情進行了解，向君王提出建議，協(xié)助君王制定相關的法令。史官的職位大多數(shù)是由貴族時代相襲，他們是知識的壟斷者，普通老百姓的子弟因為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作為具備高文化和業(yè)務知識的史官一般不會在普通老百姓家庭中產(chǎn)生，也不會從白丁中進行選拔。

2商朝時期

商朝是在推翻夏朝之后強盛起來的朝代，國家機器和國家管理機構有了新的發(fā)展，并且逐步建立了以國王為中心的一套內(nèi)外職官體制。官職可分為：政務官、事務官、武官和史官。史官則主要從事秘書工作。商朝的史官分為兩類，史類秘書和巫類秘書史類秘書。史類秘書要求會制作和保管重要公文，記錄君王的言行、宮廷大事、觀察天象、記錄歷法以及保管檔案典籍等。無淚秘書則是神權和政治的歷史產(chǎn)物。他的主要工作是專門處理人和神靈和先祖之間的關系。這就需要史官本身會占卜、解釋卜詞，或者是有能力長官商王朝的祭神和祭祖典禮等事務。

由此看來，巫類秘書和史類秘書在工作內(nèi)容方面有很大的差別，但是有的卻是身兼兩職，也并未做到嚴格的劃分。而且，在選拔方面也是采取世代相襲的方式，但是和夏朝比起來，史官需要具備的能力增多了。秘書官吏必須具有文字、軍事、政治、天文以及占卜等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從以上可以看出，商朝的秘書官吏已經(jīng)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zhì)，并企已經(jīng)形成了一支專職秘書工作的隊伍。3西周時期

在西周時期，我國奴隸制度逐漸開始瓦解，封建制度逐漸開始產(chǎn)生。這種過渡的主要特點是在政治上開始由神權向人權進行轉(zhuǎn)變。在這時期，國家機構不斷在發(fā)展，形成了以卿為首的政務部門“卿事寮”和以太守為首的事物部門“太史寮”，太史寮是專門為王室服務的秘書處。在王宮里還設置了專門記錄國王言行的左吏和右吏，專門保管君王的印章。還設置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女秘書，也即是專門為王后掌管禮儀和文書的女史。③ 4春秋戰(zhàn)國時期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戰(zhàn)爭最頻繁和社會最**的時期，在這幾百年的大變革中，各國競相變法圖強，戰(zhàn)爭的紛亂使得各國的經(jīng)濟、政治以及文化等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因此，這一時期的秘書工作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時期的秘書官吏主要有御史、主書、尚書和掌書等。因為在這個奴隸時期都有著“親貴和一”的正字色彩，因此，在這個時期的秘書選拔上也是通過世襲相承的形式，但是與前面朝代不同的是，這個時期的選拔方式有了一定的靈活性。

（三）封建社會時期 1秦代

眾所周知，秦朝是我國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這個時期承辦文書為主要任務的人員被稱為“史”，這是一種專門的職業(yè)。這個時期對于秘書的選拔也是通過世襲相傳的形式，他們的后代從小就被送到專門的學校進行學習。秦朝有嚴格的規(guī)定，不是史的后代是不能進入這類學校的。2漢代

西漢時期，御史仍舊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秘書機構。但是在這個時期里，御史有了更多的權利。這個時期的秘書官職主要有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配的副職御史中丞、下隸御史、令曹、書曹和印曹等等。

這個時期，中央集權的統(tǒng)一封建王朝已經(jīng)呈比較穩(wěn)固的態(tài)勢，因此，在選拔秘書人員的時候不再采取“親貴和一”的方式，而是注重人員的業(yè)務能力，選拔方式則主要采取的是察舉、征召和辟除等方式。

在東漢時期，尚書臺抓緊發(fā)展成皇帝的機要秘書處，并且地位逐漸得到提高。這時的尚書臺不僅僅要辦理文書和傳達皇帝下達的詔令，還可以為皇帝出謀劃策，直接對政務進行參與。因此，在選拔尚書臺人員的時候就非常嚴格，需要進行嚴格的考試。這些人員必須年滿17歲，要能背誦9000字以上的籀書，并且還要考察大篆、小賺和隸書等八種字體。每年 4

年底，需要先在郡一級考試，合格之后轉(zhuǎn)移到京城，再由太守進行面試，當中優(yōu)秀的人則被派到尚書臺和御史府擔任尚書令史一職，掌寫文書。而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書郎中，對其選拔的要求則更高，一年之內(nèi)為見習官員，一年之后被升為尚書郎，協(xié)助詩郎辦理文書事務，三年之后才能被升為尚書傳郎。3三國時期

三國時期，群雄紛爭，政局很不穩(wěn)定。而三國時期的秘書官制，開始的時候是沿襲漢代的制度，但是因為混亂的政局和官制，因此，從事秘書工作的則基本上是尚書丞進行管理。地方上的秘書就主要是別駕、治中、長史、主簿、司馬、閣下書佐等。4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是我國歷史上長期混戰(zhàn)以及紛亂割據(jù)的時代，社會動蕩不安，戰(zhàn)爭連年不斷，王朝的交替更換也很頻繁。但是嗎，在這樣的時期里，中國古代秘書進行了一個大轉(zhuǎn)折點，從原先的指物，轉(zhuǎn)變成指人。

這一時期，秘書寫作已經(jīng)發(fā)展成一門專業(yè)性很強的技藝。在選拔秘書的時候，要求其精通于業(yè)務的能力。往往是以察訪的方式進行評定，并從中選拔出秘書官吏。因為在這一時期里，文虎工作在繼承了秦朝、漢朝的制度之后有了新的發(fā)展，增加了令、符、啟和箋等公文文中；并且規(guī)定了新的公文體式；不僅如此，對公文的書寫材料也進行了改革，規(guī)定公文一律采用毛筆在紙上進行書寫。5隋、唐時期

隋唐結(jié)束了長期分裂割據(jù)的局面，雖然只是維持了短短幾十年的朝政，但是它為唐朝的興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這些時期都是唐朝繁榮昌盛的時候。唐朝皇帝非常重視秘書官員，為了避免宰相的權利過于膨脹，皇帝在選擇秘書人員的時候通常選拔身邊品位較低且資歷尚淺的小臣來作為皇帝直接服務的秘書官員。

唐代開始的時候重用的秘書官員是中書舍人，到了唐玄宗時期，開始以翰林院學士代替中書舍人進行秘書活動。這個時期，對秘書官員的選拔是比較全面的。主要是通過科舉考試的方式進行篩選，包括身材相貌、口才、書法文理以及對政事的判斷能力等，不僅要求他們具備高文化水平，對書法有著一定的造詣，在寫作和治理公文有著較強的能力之外，還要口齒清晰，擅于辭令。歸納起來也就是說，這些人員必須有參政經(jīng)驗和深厚的文字功底；要清潔自守，不結(jié)黨營私；要有強烈的保密意識。

唐代以科考成績的好壞為主要評定人才的根據(jù)，打破了以往用人的制度，大大擴寬了選人用人的范圍，激勵世子們發(fā)憤圖強，充分體現(xiàn)了“任人唯賢”的思想，保障了統(tǒng)治階級的有效運行。6宋朝時期

宋朝時期的秘書活動沿襲了唐朝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變。建朝之后，強化了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行政機構較為龐大。為了維持起正常的運行，在中央和地方都設有專職或者兼職的秘書工作人員，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嚴密的制度。

宋代通過專門的考試來選用秘書，宋哲宗時期就專門設置宏詞科，專美對朝廷所需的文字秘書進行選拔，嚴格規(guī)定只有取得進士的人才有資格進行報考。而且，要求報考的人必須博覽古今，具備很高的文學修養(yǎng)，只有擁有這些功底，才對其進行公文寫作的能力測試。不僅如此，對考試的內(nèi)容也有限制，考生必須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等十二種文體各做應用公文兩篇，合格之后才能準予考試。7元朝時期

元朝時期對秘書的選拔方式已經(jīng)相對比較成熟，增設了很多秘書機構，以此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這一時期對秘書人選拔的要求是品行必須端正，辦事小心謹慎，必須精通業(yè)務的辦理，有實際的工作經(jīng)驗，還需要有可靠的人進行擔保。除此之外還有規(guī)定，上級機關的秘 5

書人員必須是依次從夏季官衙中挑選出來的比較優(yōu)秀的人。8元朝時期

元代是以蒙古族為主題的封建王朝，各級官員大多是由蒙古族人進行擔任，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懂文墨，在政務的處理方面也就處理得不好，而且有很多官員利用自己的權利徇私舞弊。元朝統(tǒng)治者逐漸認識到秘書人員的重要性，因此開始對秘書人員進行嚴格的選拔。規(guī)定，必須選擇言行舉止符合統(tǒng)治階級的行為規(guī)范和道德標準，有較強的辦事能力以及奉公廉潔的人。這樣的選拔制度，保證了秘書人員的素質(zhì)處于一個普遍較高的水平。明清時期

到了明代，科舉制度已經(jīng)相當完善了。秘書人員的選拔也必須是從科舉出身的人中進行篩選。中央秘書機構和各部門的秘書由進士通過管選，進入翰林院時候才能進行職位擔任；地方的秘書則由貢士和進士進行擔任。在選拔秘書的同時注重其具備的處理實際業(yè)務的能力。

清代秘書選拔中以軍機章京的選拔最為典型。選拔的條件有以下這些：首先是品德要良好，相貌要端正；其次是要精明能干；第三是擬稿要迅速，字跡要端正；第四是要聰明敏銳，為人小心謹慎；第五是不用高官的子弟。軍機章京有著龐大的封建王朝的軍政事務，隊伍的規(guī)模，效率之高以及素質(zhì)的優(yōu)質(zhì)是歷代以來最為罕見的。

3.結(jié)論

古代的秘書活動經(jīng)歷了幾千年的變革，對秘書的選拔制度也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逐漸進行完善。不同的朝代在沿襲前面朝代的基礎上又不斷地進行創(chuàng)新和改變，對選拔人員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以至于對秘書素質(zhì)的要求也越來越重視。選拔的手段不斷在變革中進行提高和成熟，秘書機構也在這不斷變化的選拔中逐漸得到完善。因此，他們之間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

注釋：

①李海霞，《我國古代秘書選拔制度》，蘭臺世界，2007-02-01，期刊，整理自第二頁。②倪代川，《歷代秘書選拔制度簡介》，秘書，2010-04-18，期刊，整理自第三頁。③宋寧，《論中國古代秘書工作的發(fā)展》，蘭臺世界，2008-12-01，期刊，整理自第五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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