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婦女就業平等權

摘要：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我國女性就業范圍越來越廣，然而同時又存在婦女就業難，就業不平等的問題。解決好婦女就業問題，保證女性就業上的平等，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發展。

關鍵詞：婦女就業 性別歧視 權益

婦女的就業平等權

達縣檬雙鄉

冉琦禎

有句老話叫做婦女頂著半邊天。隨著社會的發展，女性不再只拘泥于家庭，她們在社會上扮演著各種各樣的角色，她們對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國卻存在婦女就業難，就業不平等的問題。婦女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男女就業權的平等并沒有真正實現。解決好婦女就業問題，保證女性就業上的平等，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發展。

一、我國婦女勞動就業平等權實現的法律保障

當前，我國已形成了以憲法為主體的促進男女就業平等的法律體系。《憲法》第48條明確規定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障婦女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婦女權益保障法》第21條規定摘要：“國家保障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勞動權利”。該法第22條第1款規定：“各單位在錄用職工時，除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 《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第3條規定摘要：“凡適合婦女從事勞動的工作，不得拒絕招收女職工”。《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的規定》中規定女職工禁忌從事的范圍，在月經期間禁忌從事的勞動范圍，孕期、產期、哺乳期女職工禁忌從 事的勞動范圍，除了國家規定的絕對禁止婦女從事的工種和崗位外，凡是適合婦女工作的，用人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為借口拒絕錄用女職工。《勞動法》第13條規定摘要：“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或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

二、婦女就業平等權實目前狀況

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婦女地位的提高。我國婦女就業情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從行業分布看，女性在批發零售、社會服務、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工作的比例超過男性，在金融保險、科學探究、綜合技術服務部門和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工作的比例接近男性。這說明我國婦女就業不但在數量上有大幅增加，而且就業層次進一步提高。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在目前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情況下，男女兩性的就業機會并不平等，婦女在就業中遭受不平等的現象較為普遍。瀏覽報紙、雜志、互聯網、招聘會信息，“限男性”，“僅招男性”，“男性優先”，“女性招用后5年內不準懷孕”等字眼并不鮮見。部分用人單位拒絕招聘女性，或者暗中在錄用名額中規定男性多于女性，這就在事實上侵害了婦女的平等就業權利，使婦女在就業中遭受不平等待遇。

三、婦女就業權不能平等實現的根本原因

（一）女性勞動者的素質整體偏低

首先是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普遍低于男性。據有關統計，在15—54歲的多層文化人口中，大學本科男性占72.3%，女性占27.2%，專科男性占58.8%，女性占41.2%，高中男性占62.5%，女性占37.5%，初中男性占30%，女性占70%。其次，由于長期的“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使得女性經常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影響。長期將她們禁錮在家庭當中，限制其獨立的發展，使她們的依靠性大大提升，這樣就為她們走進社會設置了重重障礙。

（二）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

社會對女性家庭角色的重視遠遠高于對職業角色的重視，這種建立在傳統性別文化基礎上的社會性別差異觀念，是女性就業權不能平等實現的根本原因。

（三）用人單位對女性就業權的實現存在偏見

從生理角度來說，婦女參加工作后，都要面臨著“四期”考驗，即摘要：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有些用人單位不愿招收女工或者拒絕招用女性。這種思想的根源在于把婦女生理價值的社會意義和單位經濟效益的局部利益相對立。

（四）法律法規不完善

為了保護婦女權益，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法律規定。但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具體的保障辦法，沒有設置有效的保障機構，立法僅停留在原則性內容上，無法切實保障女性的就業平等權。

四、實現婦女平等就業權的途徑 婦女就業的比例，是衡量婦女社會地位的重要尺碼。采取切實可行的有效辦法，消除婦女就業權實現中的“不平等”現象是一項社會責任。

（一）提高婦女自身素質

首先是提高婦女文化素質。婦女接受高等教育是現代社會的現象，它不僅是婦女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同時也是婦女解放的一個能動的力量。根據調查，目前我國婦女文化素質總體偏低，在18至64歲的女性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為50.7%，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僅為3.5%；在農村，婦女文盲率為13.6%，58.8%的女性只有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在高科技廣泛運用的今天，科學技術在勞動生產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所面臨的是科技的挑戰和競爭，文化素質不高，必然被社會所淘汰。社會應該為女性提供寬松的學習和就業環境，把婦女的文化素質教育貫穿于學歷教育，非學歷教育以及各種培訓中。當前，在我國還有一些無力上學的女性，為了能拓展她們的文化教育，還可以為上不起學的女性提供援助，使更多的女性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在這一方面我國政府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其次是克服婦女的心理障礙，樹立新的就業觀念。在競爭激烈的現代社會中，婦女隨時都可以碰到各種困難的挑戰，提高自身心理素質，培養良好的心理耐挫力。女性要樹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信念，堅強勇敢的面對任何考驗。只有堅強自信才能使女性 脫穎而出。這就要求女性要把自己的人生觀放在時代的方向上，把關心家庭個人和關心社會結合起來，樹立適應社會要求的就業觀。

（二）轉變傳統思維觀念

要消除婦女就業權實現中的“不平等”現象，就必須改變傳統的性別差別，這是實現男女平等就業的根本。首先必須摒棄歷史遺留下來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樹立男女平等的觀念，人們應該熟悉到，無論男性還是女性，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員，應享有同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基本權利，當然也享有平等參和社會事務平等就業的權利。其次，實現家務勞動社會化，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要實現婦女和男子的平等地位，就必須減輕婦女的家務勞動，讓男性適當的承擔家務勞動或者夫妻雙方輪流承擔家務勞動。這樣既可以使女性有大量的精力從事本職工作，又可以使廣大的男性同胞理解女性勞動的辛勞，通過實踐轉變傳統的觀念。

（三）健全保障婦女就業的法律法規

這是實現婦女平等就業，消除就業不平等的法律保障，我國法律雖然制定了大量的保障婦女權益的法規，但是卻往往過于原則化，不輕易執行。所以我們就應該完善這些法律、法規。首先，應該制定《反就業歧視法》，對各種歧視婦女的行為進行定性，規定嚴格的法律責任，對歧視行為進行嚴厲的打擊。在這之前，還可以進行完善《勞動法》、《婦女權 益保障法》等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相關的法律責任。專門的法律和已經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相結合，確保婦女的勞動權益得到尊重和實現。其次，修改相關的法律，在用人單位內部制定相關的制度，確立工會在反歧視中的責任，賦予工會對被歧視者進行法律援助，對用人單位一些歧視婦女的做法進行監督糾正。第三，賦予勞動者對歧視的訴權，因為在相當一部分國家有相關法律的規定，假如婦女在就業過程中受到歧視，可以運用法律的手段，把用人單位告上法庭，而我國在這一方面并無明確的規定，賦予勞動者訴權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同時，我們必須要加大監督和懲罰的力度，對用人單位的歧視行為進行相應的懲罰辦法，除了經濟賠償外，還可以考慮精神損害賠償，并給歧視者以行政處罰，對于后果嚴重、惡劣的行為給予刑事處罰。

（四）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據國家統計局測算，我國第二產業增加值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能增加就業崗位17個；而第三產業增加值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能增加就業崗位85個。但是，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僅占全國就業人數的27.7%。實踐表明第三產業越發達，就業崗位就越多，反之，就業崗位就少，就沒有發達的經濟。我國的第三產業具有充分的發展空間，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以此增加就業崗位，使婦女就業權得以平等實現，促進我國經濟的騰飛。

第二篇：論平等就業權

論平等 就 業 權

（本部）

序號152

姓名：何斌

學號：1017010318 【摘要】：不歧視原則是人權平等在就業領域的集中體現，是平等就業權的核心內容。不歧視原則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證成和最充分的現實依據。農民工不平等就業是我國當前不平等就業問題的一個最為突出的表現，對勞動者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負面影響是全局性的。走出我國農民工不平等就業困境的關鍵，是重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制度體系，并著力解決好三個主要問題：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的勞動者身份；建立健全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內容；完備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機制。

關鍵詞：不歧視原則；平等就業權；農民工；保障機制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和農村生產力不斷解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工勞動力隊伍。農民工是指具有農村戶口而在城鎮務工的勞動者，他們是在中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類特殊的勞動者[1]。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使我國勞動關系呈現出一種“城市人”對“農村人”、“體制內”對“體制外”的雙重等級勞動關系。目前，不平等就業問題日益嚴峻，而農民工的不平等就業問題成為所有就業問題中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平等權利與不歧視原則是國際人權法的核心，平等就業權是反就業歧視的權利支點和權利平臺。不歧視原則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堅持不歧視原則不僅是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農民工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

一、不歧視原則與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內在關系

（一）不歧視原則的涵義

不歧視原則是聯合國人權條約的核心內容，國際勞工組織（ILO）八個基本公約中有兩個涉及不歧視[2]。在國際文件中，最早對“歧視”概念進行解釋的是國際勞工組織于1958年通過的《（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該公約第一條第一款將“歧視”定義為：“基于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的任何區別、排斥或特惠，其效果為取消或損害就業或職業方面的機會平等或待遇平等。”[3]國際人權法中的不歧視規定是基于個人受到歧視性待遇不符合平等這樣一個理念產生的。歧視的本質特征在于不合理的差別對待，或者說沒有正當理由的差別處理[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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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不歧視原則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證成。這主要是因為：不歧視原則是建立在人的固有尊嚴的基礎之上的。人的尊嚴作為人的一種類似本能的需求和渴望，伴隨著人類的產生而產生。人的尊嚴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富內涵的概念，正如羅納德·德沃金所說，“有權享有尊嚴”的概念曾被道德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冠以不同的含義[5]。

從法律上講，人的尊嚴的概念源于現代人權思想和康德的哲學學說，與人本身固有價值相聯系。人的尊嚴是每個人人之為人的固有屬性，具有普遍意義[6]。因此，從維護人的尊嚴出發，從無差別的人的自然屬性出發，研究農民工的平等就業權保障，可以使我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保障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法理學底蘊，凸顯農民工應有的主體價值。另一方面，不歧視原則還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現實依據。從根本上講，建立在人的尊嚴基礎之上的不歧視原則，不僅反映了人權的普遍性，也是人權平等的內在要求。即是說，不歧視原則是人權平等的核心內容，不歧視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一并成為人人享有人權的基礎。正如舍思特克所指出，平等與不歧視原則是“人權法的核心”[7]。就權利保障而言，不歧視原則所滲透的平等精神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提供了最充分的現實依據。

二、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現狀及其困境

（一）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現狀

考察我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現狀，我們可以從如下兩個維度進行觀察：一方面，在我國城鎮化建設和農村生產力不斷解放的雙重拉動下，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鎮，形成一個巨大的農民工勞動力隊伍。從根本上講，“民工潮”是在我國以城鄉或工農利益差別為基本內容的二元經濟的社會結構背景下，由部門間比較收益勢差而引導的、以致富為目的的一種地區間勞動力自愿流動；是一個農村隱性失業問題在城市公開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尤其是勞動體制改革促動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反映[8]。其為“民工”，有人稱其為“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有人稱其為“流動人口”，有人稱其為“農村勞動力”，有人稱其為“農民”，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既有的勞動用工制度主要還是針對改革前國有企業職工而設計的，在我國勞動就業市場化改革步伐明顯快于相關配套制度改革的情況下，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遭遇了制度失衡和權利失衡的雙重擠壓，最終處于被“邊緣化”的危險境地。

【參考文獻】

[5][美] 羅納德·德沃金.生命的主權[M].倫敦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93：223.[6]齊延平.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32-33.[7]Jorome J.Shestack, The Jurisprud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odor Meron(eds),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1984：101.[8]李拓.新時期中國階級階層結構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155.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為：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或者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形式出現，或者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現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政策規定的形式出現。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政策性”過強而“法制化”過弱，這是當前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集中寫照。

（二）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困境

首先，農民工的身份不明確。身份即一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映射了人們對一個人的印象、認識或評價。從整體上講，我國對農民工身份的認識和定位還處于十分混亂的狀態。雖然農民工這一稱謂沿用已久，甚至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概念，但這并不表示農民工就是其應有的身份。現實生活中與農民工有關的概念還不少，比如，有人稱其為“盲流”，有人稱

從上述對農民工各種不同的稱謂中，我們不難看出，農民工自其產生之日起，就面臨社會對其身份的不同理解、認識和對待；甚至可以說，林林總總的農民工稱謂，不是一個簡單的社會對農民工的感知、認識或評價問題，更體現了社會對農民工身份——這個嚴肅問題所持的何種態度。身份即意味著利益，我們無法想象，當“主體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和諧、公平正義普惠”成為時代主旋律的時候，主體身份十分混亂的農民工是處于多么尷尬的境地！同時，農民工這種稱謂混亂的身份已經成為其享有正當權益并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最大障礙。

其次，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不健全。我國《勞動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應當說，《勞動法》并未把農民工排除在其適用范圍之外。關鍵問題是，《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享有的平等就業權過于原則和抽象，不具有操作性。比如，《勞動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勞動法》第十二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從表面上看，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權。但如果仔細推敲，我們不難發現，平等就業權究竟是一種什么權利？平等就業權的定義和權利內容為何？就業歧視的定義及其判斷規則是什么？對于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勞動法》可謂語焉不詳。另外，《勞動法》也未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身份不同而受歧視。當歷史的車輪已經跨入新世紀的時候，如果中國還存在就業“身份歧視”的話，這既是中國政府無法容忍的問題，也是世界無法容忍的問題。又比如，千呼萬喚的《就業促進法》終于出臺了，其中的平等就業制度是一大亮點，“公平就業”的專章規定是其集中體現。縱觀《就業促進法》的平等就業規定，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平等就業權規定依然宣示性過強，缺乏健全的實質內容。回溯平等就業權在我國的現狀，我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平等就業權策略還只是一種對當前各種就業問題簡單應對的策略，是一種存在“系統性”缺陷的平等就業權策略，是一種沒有中國立場的平等就業權策略；而在各種不平等就業的問題中，最核心的問題在于勞動者平等就業權的實際淪落和用工自主權對平等就業權的肆意剝奪和侵害[9]。難怪許多國內學者和歐洲學者評價道，《就業促進法》在促進平等就業方面，仍然帶有過重的政策化色彩，而平等就業權缺少健全的實質內容，這導致《就業促進法》的“軟法”特征非常明顯。

【參考文獻】

[9]李雄.論平等就業權[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08年6月博士學位論文，2008：9.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就業區分制度對農民工的平等就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謂就業區分制度，是指在就業制度中，國家將勞動者因其社會身份的不同而區分為不同的就業在法律對平等就業權規定不足的情況下，在就業壓力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在用人單位日益膨脹的用工主權意識的情況下，農民工就業遭遇了形形色色的就業歧視和不平等待遇，就不難理解了。群體，并針對區分結果對不同就業群體采取不同就業政策的現象[10]。農民工就業因為其固有的農民身份而無法進入主流勞動力市場，其就業領域的典型特征表現為“3D”（Dirty/Dangerous/Demanding）[11]。另外，在法律對平等就業權的內容規定不足，并缺乏就業歧視定義及其判斷規則的情況下，一方面，農民工既不知道自己究竟享有哪些平等就業的權利，也不知道用人單位的招工行為是否存在就業歧視；另一方面，法律對平等就業權規定的不足還為地方就業立法制造了不應有的機會。

當前，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是，盡管中央在逐步淡化農民工就業政策和法制的區別，但在GDP情節的影響和左右下，地方政府出臺的各種就業管理規定成為限制農民工平等就業的一個最大障礙。比如，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勞動局發布《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行業工種分為三類：A類為可以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B類為調劑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C類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是作為上海市政府推行再就業工程的重要舉措而出現的，實際上成為新中國第一部“職業保留法”[12]。可以說，我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類似的規定，而這些規定實際上已經把農民工從整體上排斥在城市主流社會之外。我們把城市社會對農民工所采取的這些政策，統稱為“集體排他”政策。“集體排他”政策由美國社會學家帕金（F.Pakin）在社會分層問題上而提出，其基本含義是將某一個社會群體整體地排斥在一種體制之外，使他們喪失了向社會上層流動的機會。從根本上講，對農民工的“集體排他”政策違背了不歧視的法律原則。

最后，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機制非常脆弱。在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立法不足的基礎上，這里所指的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機制脆弱，主要包括兩個方面：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執法保障機制脆弱；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司法保障機制脆弱。就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執法保障機制來看，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有，有的地方政府以經濟增長為唯一目標，片面強調經濟發展指標而忽視勞動者利益的保護，把嚴格執行勞動法與招商引資和優化投資環境對立起來，對勞動監察重視不夠[13]。

【參考文獻】

[10]肖玉.我國制度性就業歧視的法理學分析[D].長春:吉林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2005：19.[11]劉傳江,董延芳.農民工的隱性失業——基于農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職業學歷要求錯配的研究[J].人口研究，2007，（6）：14.[12]劉翠霄.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J].法學研究，2005，（2）：111

[13]蔣月等.中國農民工勞動權利保護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7.在這種思維的影響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執法力度和執法效果就令人非常擔憂了。就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司法保障機制來看，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就業促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實施就業歧視的，勞動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雖然是一個突破，但深層次的問題也就隨之出現了，《就業促進法》規定的唯一訴訟機制不僅使就業歧視等不平等就業爭議解決的途徑過于狹窄，而且沒有在區分就業歧視類型（主要是用人單位對農民工的招工就業歧視和國家對農民工的制度性就業歧視）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就業歧視訴訟與相關訴訟機制如何對接。從整體上看，在平等就業權司法保障的現行框架內，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司法保障依然面臨制度不健全、機制不銜接、操作不方便等實際問題。

三、重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制度體系

筆者認為，走出我國農民工不平等就業困境的關鍵，是重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保障的制度體系，其路徑選擇應當著力解決好以下三個主要問題。

（一）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的勞動者身份

勞動問題所反映的，并不是社會經濟不發達或財富不充分，而是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利的分配不公[14]。

我國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缺失及其地位的淪落，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在制度上還沒有及時確認農民工應當具有的地位和身份。因此，保障農民工的平等就業權，必須首先在法律上確認他們平等的主體資格。只有解決了法律主體資格的問題，才能進一步解決權利與義務的歸屬問題。筆者認為，解決農民工目前身份混亂、主體地位不明確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的勞動者身份。所謂勞動者，是指達到法定年齡、具有勞動行為能力和勞動愿望、以從事某種社會勞動獲取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公民[15]。雖然農民工在城鎮就業使我國勞動關系呈現出一種“城市人”對“農村人”、“體制內”對“體制外”的雙重等級關系，但這并不能成為政策和法制區分勞動者的當然理由。恰恰相反，作為國家政策，免于歧視的自由已經成為國際習慣法的原則[16]。同時，這些原則由于其人道性質或因涉及人類的良知，通常都具有強行法或“對所有人的普遍義務”的性質，任何國家，無論是否為有關人權條約的締約國，都有遵守這些規則的普遍性國際義務[17]。【參考文獻】.[ 4][德]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12 [15]李雄.勞動權保障與制度重構——以農民工為視角[J].現代法學，2006，（5）：115-116.[16]Third Restatement of U.S.foreign relations law, St.Paul, Min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193.702.[17]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權研究中心.以權利為基礎促進發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因此，我國政策與法制應當與時俱進，改變對農民工身份的傳統偏見，依法確認農民工

平等的勞動者身份。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有人指出，農民隊伍已經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不應該也不能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討論農民問題，而應該采用自然的標準，按年齡、受教育程度和職業來討論農民問題[18]。即便是在發達國家，農民的身份是基于職業選擇的自致身份，而我國的農民身份則具有相當程度的先賦性質。同時，對農民工和城鎮勞動者作體制上的區分和處理，并不能說明任何社會關系，而能夠表達社會關系的則主要是社會財富和稀缺資源的分配機制。從根本上講，農民工平等就業權的保障既是一個基本人權問題，也是恢復農民工平等國民待遇問題。從改革和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消除最廣大人民的貧窮和落后，從物質上和精神上極大地解放人。改革和發展成果是全體勞動者創造的，改革和發展成果的分享應當惠及全體勞動者，包括農民工。當然，實現農民工向平等勞動者身份的轉化需要制度的認可和社會的認可。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雖然農民工生活在城市已有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但他們依然被政府（制度認可）和城市居民（社會認可）視為農民，從而造成了農民工角色轉換和身份轉換的分離。比如，有研究表明，月收入不是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因素，而月收入滿意度則被納入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因素模型之中。即是說，日益嚴重的“同工不同酬”和“收入差距懸殊”等問題使農民工產生不公平感和被剝奪感，而這種負面體驗則易將城市居民與農民工這兩個群體截然對立起來，進而可能回歸農民工自身所歸屬的群體即強化對其固有身份的認同[19]。

我們應當認識到，盡管正式制度“扶正”了農民工與其他勞動者平等的身份，但各種非正式制度對農民工身份真正回歸的阻力依然很大。因此，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勞動者的身份，除了政府應當有一個明確而堅決的表態和行動外，還必須采取“一攬子”的配套改革措施，并培育相互尊重、寬容的社會認同文化。

（二）建立健全農民工平等就業的權利內容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指出，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不足[20]。我國目前所出現的大量的社會勞動問題，其實質即是勞動者的權利缺失和地位淪落[21]。因此，在依法確認農民工平等勞動者身份的基礎上，還必須跟進農民工平等就業的各項權利，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在《憲法》中莊嚴規定公民有遷徙自由的權利，為農民工的自由流動提供《憲法》依據。遷徙自由是現代文明國家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其性質為人身自由權，這是我國憲法學界通行的看法。同時，通過司法審查推動農民工遷徙自由權的落實。【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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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平等就業

就業現狀

就業問題

平等就業的權利

平等就業的意義

如何實現平等就業

平等就業與就業歧視

2013年注定是個不平凡的一年，2013年是我們堅持勇敢生活后，平安度過2012年世界末日后的第一年，2013年是我們艱難奮斗備考后，成功開始研究生學習的第一年，2013年也是習近平主席執政，開始領導中國人實現中國夢的第一年，2013年是我們美好的新生活，快樂的新學習階段的起點，與此同時，2013年也是就業最難，就業形勢更嚴峻的一年。

11月，又是一年畢業季，又有近700萬畢業生開始他們人生的新起航，可是面對他們的卻是十分嚴峻的就業形勢。據教育部網站消息，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在2013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推進會上表示，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為699萬人，比去年增加19萬人，再創歷史新高，當前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復雜嚴峻，就業工作已進入關鍵時期。這組數據僅僅反映了就業難的一個問題，就是在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就業人數多，用工單位少。可實際上，就業難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就業歧視，無法平等就業，那到底什么是平等就業，為什么要平等就業，又該如何實現平等就業呢？

所謂就業平等，就是在就業機會均等和錄用標準相同的條件下，求職者以平等的身份相互競爭實現就業，勞動者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勞動者享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和就業機會。任何公民都平等的享有就業的權利和資格，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年齡、文化、宗教信仰、經濟能力等而受到限制；在應聘某一職位時，任何公民都需平等的參與競爭，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權，也不得對任何人予以歧視；但平等不等于同等，平等是指對于符合要求、符合特殊職位條件的人，應給予他們平等的機會，而不是不論條件如何都同等對待。

平等就業權究竟有什么意義？

第一，平等就業權使憲法中的平等原則具體化，有利于保障勞動者勞動權利的實現。想勞動要有勞動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就業。現行的憲法就勞動者的平等權利作了以下規定，第33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4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是我國整個社會的指向標，平等作為憲法原則之一，是比較抽象的，將平等權細化到平等就業權，并且出臺《促進就業法》，有助于就業平等權的保障，也有助于勞動權利的實現。

第二，為每一個自然不平等的人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充分調動發揮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讓每個人都有“事”可做，有助于我國社會矛盾的緩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也帶來的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的社會矛盾，平等的就業權不是單純的解決就業問題，更多的是解決人民的生存問題，就業后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解決溫飽，減少社會矛盾的發生。

第三，平等就業，不僅能調動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還能激勵勞動者勞動的積極性，促進其自身的完善與發展，讓滿足人生存這一自然屬性與個人價值實現的社會屬性有機相結合合統一，形成良性競爭并良性循環，提高社會經濟發展的效率與效益，提高整個社會的剩余價值，也完成了國家的政治職能。

今年２月，《就業促進法》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隨后，這部法律草案向社會全文公布，廣泛征求意見。在一個月的時間里，各界群眾共提出意見１１０２０件，禁止就業歧視成為最強烈的聲音。學歷歧視、戶口歧視、性別歧視、外貌歧視、對殘疾人的歧視、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歧視，許多人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最高立法機關反映生活中

客觀存在的種種就業歧視現象，并建議草案強化公平就業的原則，通過立法反對各種形式的就業歧視。比如有人提出，目前國企用工普遍分正式工和非正式工。“非正式工被視為二等公民，在待遇上受到歧視，同工不同酬。”還有人提出，目前很多政府機關在招聘工作人員時往往有戶籍、年齡等要求，而這些要求與工作本身沒有多大關系。“這實際上也構成了就業歧視。”

在這些意見中，多是自然的不平等帶來的。我也曾參加過很多招聘會，應聘過很多公司、企業，招聘條件都是大同小異，例如興業銀行，齊魯證券，長江證券中國電信，還有很多外貿公司，我也都順利通過并被告知錄取，我也一直沉浸在成功的喜悅和自豪中，可是夾雜在其中的還有失敗的經歷。其中一個是幼兒英語培訓機構，要求面試時唱歌或跳舞，初面沒有唱，算是勉強通過了，復試以失敗告終，我自知能力有限，我是個沒有藝術細胞的人，唱歌更是五音不全，這是沒有天賦的問題。另一個是三一重工，這是一個很知名的大企業，招聘多個崗位的員工，也吸引了很多來參加招聘會的人，包括我。我看中了其中一個崗位，可是這個崗位要求男性，面試官是個女性，看到這些，很多來參加招聘會的女生都直接放棄了，轉向其他公司，在職場，同性之間的較量比異性之間的較量來的更殘酷。可我是個不服輸的人，從小的座右銘就是：誰說女子不如男？我也一直相信，堅持到最后，一定有奇跡會發生！堅持站在隊伍中等候面試。終于到我了，我與面試官交談的氣氛也很輕松快樂，就在我以為真有奇跡要發生，我會順利通過這次面試時，被委婉告知，“雖然你很優秀，可是，我們還是覺得男生更適合這個崗位”。這個經歷在我讀凌老師的文章之前，一直是耿耿于懷的，我一直覺得這個企業，這個擁有著全球工程機械制造商50強、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機械制造商、中國企業500強、工程機械行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最強企業、福布斯“中國頂尖企業”，中國最具成長力自主品牌、中國最具競爭力品牌、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標志性品牌、亞洲品牌500強等若干個頭銜的大集團怎么可以有性別歧視？

現在，我釋然了。性別問題，就如同人的外貌，自己的父母家庭一樣，是無法選擇的。人生而不平等，先天的因素是使得人存在差異，如果我們對這些差異視而不見，空談平等，這絕不是社會正義價值的精神，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可如果我們將目光專注于這些差異上，那么人與人又是無法定位與同一水平線上，就像你一生無法踏入同一條河流，樹上不會掉下相同的兩片葉子一樣，平等從何而來？人天然的不平等，決定了后天的“能力”，“能力”影響你的社會分工和職務。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人有美丑，高矮，胖瘦等外觀上的差別，也有貧窮富貴等身份上的差別，這些都是自然的不平等。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人生，柏拉圖認為，有些人生來適合當統治者，另外一些人生來適合于從事手工業和農業，體力勞動是一些人的天然職業，腦力勞動天生宜于貴族，彼此絕對不能改變。在《婦女權益保護法》中第22條規定，“任何單位均應根據婦女的特點，依法保護婦女在工作和勞動時的安全和健康，不得安排不適合婦女從事的工作和勞動，婦女在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收特殊保護”。所以，三一重工那個崗位，又苦又累，女生體力不如男生，女生又有很愛干凈，怕影響皮膚，根本無法堅持更好的完成工作。這個社會賦予女性美麗優雅與溫順的氣質，正如這個社會賦予男性吃苦耐勞與霸氣的氣場一樣，在婚姻中，女人要承擔家務主要工作，男人則是承擔起養家主要責任。社會分工中，每個人應當擔任哪種行業和職務，是取決于秉性，由先天決定的。能力分有和沒有，能否去做這個工作，從事什么什么職業；也分強與弱，能否更好的去完成這個工作，獲取更高的職位。這樣也就有了學生與老師，社科院的所長與研究員不同的；大學里講師與教授，社會上平民百姓和成功人士，商場精英與政界高官。

如此，是不是在招聘會上，等待應聘的隊伍永遠是按照211 985博士生排前列，普通高校本科在中間，專科，自考，技校畢業的永遠在吊車尾這樣的順序排列？是不是有能力的畢業生可以不愁工作，在應聘過的公司中去挑一個，輕松入職；沒有能力的畢業生在找工作時就處處碰壁，坐等啃老？是不是能力強的員工不愁升職，3年內可以買房配車，出席高等酒

會，能力弱的員工到退休還是一個部門小經理，每天擠公交車，勉強省出房子的首付，30年還沒有還清房貸，每天買菜還要為了那一角錢與菜農爭的臉紅脖子粗？如果無法平等就業，豈不是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富翁更富，窮人更窮？

這樣的弱肉強食的社會是不公平的，要尋求真正的平等，就應該對弱勢群體給與特權，對能者精英有所限制。

如何實現平等就業呢？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建立經濟發展和擴大就業的聯動機制，健全政府促進就業責任制度。規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鄉、行業、身份、性別等一切影響平等就業的制度障礙和就業歧視。完善扶持創業的優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勵創業、社會支持創業、勞動者勇于創業新機制。完善城鄉均等的公共就業創業服務體系，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增強失業保險制度預防失業、促進就業功能，完善就業失業監測統計制度。創新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暢通職工表達合理訴求渠道。

第一，政府以身作則，從行政機關單位以及大型企業作起。每年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人數不勝數，多是僧多粥少，招收的標準也越來越嚴格，從簡單的要求學歷，專業，年齡，到現在要求戶籍，身高，性別，無傳染疾病等，這些都是就業歧視，應廢除這些就業歧視，在其他各行各業的用人單位中起帶頭表率作用。

第二，完善立法。在出臺《就業促進法》基礎上，應進一步針對就業歧視制定并完善專門的部門法，明確就業歧視的法律法規，在就業領域上，使得一些或明顯或隱性的就業歧視問題可以依法解決，讓勞動者在有法律保障的情況下行使勞動平等就業權利。，第三，完善法律監督體系，讓司法維護正義，制定并實施詳細嚴格的懲處措施，讓勞動者在受到就業歧視后，有法可依，有處申訴，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

總的來說，最根本的就是讓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提高的用人單位求職者素質，逐步實現平等就業。

第四篇：關于我國農民工就業平等權的現狀與思考

關于我國農民工就業平等權的現狀與思考

[論文摘要]

從珠三角發端，進而波及全國的“民工荒”已成為當前中國的一個關健詞，它引起了法學界的一系列檢討思考。這種現象所觸及的深層問題中，《勞動法》中的不足之處暴露無遺，現行《勞動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過的，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勞動法》卻沒有與時俱進。應是中國法學界和有關政府部門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政府管理和法律法規滯后。《勞動法》第三條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第十二條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勞動法》在實踐過程中，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增強勞動者的法律維權意識。隨著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社會發展的多元化，也顯露了法律不足之處，勞動者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為了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針對就業歧視，應當對我國現行有效的《勞動法》在其健全方面進行必要修改。如《勞動法》關于適用范圍的條款應當加上“民工”，集體合同的條款急需嚴謹化；加上禁止“戶籍勞動歧視”；勞動保障條款亟待修改，因此，為了平衡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為了達到實體公平，國務院應以憲法的原則，規定和《勞動法》相關制定勞動就業的行政法規，相關部門如勞動保障部門應以憲法，法律和國務院行政法規關于勞動就業方面的規定，制定出針對性強，具有可操作性的規章，地方人大和政府也應當根據本地勞動市場實際情況，針對勞動就業突出問題制定出地方性法規和規章，應呼吁弱勢群體積極維護自已的合法權利。只有通上述行政機關的立法和勞動者共同努力，約束歧視者的行為，實現對公民平等就業權的有效保障，構建更加和諧的勞動關系。

[關健詞]

民工荒

就業歧視

合法權益

平等就業權

農民工在“勞動歧視”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現行《勞動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禁止的“勞動歧視”，只包括民族、種族，性別和宗教信仰等四種情況這一規定，明顯窄于第111號國際勞工公約的范圍（該公約還規定了基于勞動者出身等原因而進行的勞動歧視），然而，出乎經濟學家意料的是，認為“至少50年不會退潮”的中國民工潮，截至2004年為止僅僅25年，就開始出現了“民工荒”這種明顯的“退潮”征兆。針對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一方的差別待遇而提出，消除歧視。根據我國《憲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所有的勞動者都應平等的適用《勞動法》的規定，但是在實踐中,許多勞動者不能得到平等保護,受到各種歧視待遇。鑒于上述內容，筆者提出以下幾點：

一、現行《勞動法》關于適用的條款急需擴容

由于現行《勞動法》制定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沿襲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之基礎了的，其第二條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適用范圍并不包括“民工”這樣也不利于人口的流動。

有專家主張區分“勞動”，“勞務”，“雇用”三個概念，認為民工不能成為“勞動法律主體關系”的主體，只能成為“雇用法律和勞務法律關系”的主體；主張在現行《勞動法》之外，再單獨制定專門適用于民工的《民工雇用法》。筆者并不贊成這種基于“身份識別”的分別立法模式，因為它與現代市場經濟通行的“契約識別”相悖，不利于打破傳統，由于城鄉差別而形成的“城市工人”與“農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積弊。正確的解決之道應是修改現行《勞動法》，擴大其適用范圍。

二、反對戶籍勞動歧視，完善《勞動法》部分條款 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現行《勞動法》根本沒有禁止“戶籍勞動歧視”的條款。而根據有關的法規及司法解釋，比如，1994年11月勞動部發布的《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對民工進行了明顯的“戶籍勞動歧視”，實際上，這種歧視，不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勞動者身上都普遍發生。正是由于這一點，使很多企業因為戶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已急需的人員，很多勞動者也因戶籍歧視而不能應聘那些能更好發揮其才能的崗位。這已經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勞動力不能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動，極大地浪費勞動力資源，使其不能優化配置。

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部門存在著極為豐富的勞動力，工業部門只要認略高于農民收入的低工資，就可以獲得“無限供給①”勞動。從而在相當長時期內實現低成本發展。從人口的發展周期和現代化的發展速度來看，一般而言，這個過程會長達“至少50年”，中國農民工的工資與國際標準相比，“很低”——是歐美的1/30—1/50，是中國臺灣的1/30左右，這被稱為中國參與國際大分工的“比較優勢”。說它在情理之中，是由于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義務教育政策到目前剛好到顯效期。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劉大洪指出，由于人口的更新換代，老一輩的民工已經由于年齡原因而退出了，新一代成長起來的民工雖然仍沒達到發達國家高素質程度，但是，與他們父輩相比，中國的新一代民工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他們不會繼續接受廉價勞動力的命運。

新一代民工關心則是爭取話語權，包括城市工人相同的同工同酬權，法定的勞動保障權，崗位培訓權，他們進城的目的，由生存的起碼要求，升級為渴望自身價值的實現。他們渴望融入當地城市，他們的求職價值取向，更傾向于工作環境好，待遇高的企業，而不再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要再苦再累的工作也去做。

當現有的崗位，不能滿足他們的這些要求時，他們寧愿選擇暫時的不就業。報有這種想法的人多了，最終就釀成了大面積的“民工荒”。以前，當勞動力市場處于“買方市場”的時候，企業可以隨意挑選勞動力，勞方處于弱劣勢，老一輩民工唯命是從，因為他們的工資養活一家三口甚至四口，還有子女的學費。一家人的生計都掌握在他自已手中。唯恐失去了這份工作之后，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了。他們默默忍受了長期加班加點，勞動強度大，公司制度苛刻，工傷得不到補償，不幫職工繳納社保等現象非常普遍。他們不敢維護自已的合法權益，他們社會地位，財力，文化程度相對于雇主都處于劣勢，今年國家安全總局下令，對煤礦傷亡一人可賠償20萬元，農民工工資長期拖欠，討要無果，溫總理替農民工討工資，拖欠工資，不僅出現在私營企業，國有企業，甚至還有政府單位。地方出臺政策，強制企業給員工交納三險，不拖欠工資，尤其在建筑市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如果建筑企業拖欠工程款，和民工工資，可能被逐出當地建筑市場，還有不良記錄。企業工會形同虛設，不能維護民工的合法權益。現在各行各業“跳槽”比較嚴重，一方面說了人才流動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另一方面，說明勞資雙方關系矛盾突出，對于不滿意的企業，他們已經敢說“不”，通過辭職換單位，來表達自已的不滿。

近幾年，勞動部門和法院受理的勞資糾紛繳增，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就是工人已經覺醒，爭取自已的合法權益，提高待遇，降低勞動強度，減少工作時間，增加福利。

三、現行《勞動法》關于集體合同的條款急需嚴謹化 民工與用工單位之間，以集體合同最為普遍。但是，現行《勞動法》在這方面也存在著不足，其第三十三條款定“企業職工一方與企業可認就XX事項，簽訂集體合同。”“從法律用語的嚴謹性上看，這里的用語是“可以”而不是“有權”按照法理學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種任意性的權利，當事人可認為一定的行為，也可認不為一定的行為。那么，當勞動者提出要簽集體合同時，用工單位就“可以”選擇不為，不為這種行為，即拒絕與勞動者簽訂集體合同。可見，現行《勞動法》第三十三條關于集體合同的規定，是一種授權規范和任意性規范，而非義務性規范和強制性規范。這明顯不利于保護弱勢群體的勞動者。因此，為了平衡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為了達到實體公司，應該把“可以”改為“有權”，且主語由雙方（企業職工一方與企業）改為單方（勞方）。即把《勞動法》的這一條款改為“勞方有權提出與用工單位就XX等事項”簽訂集體合同。

四、平等保護，消除歧視

制度性歧視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現行的勞動關系調整方法和勞動立法多是基于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的，勞動關系調查的對象主要是國有集體企業的職工，也就是所謂體制內的職工；而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確立，大量體制外職工出現了，如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職工以及大量流入城市外來務工人員，企業為了降低這部分員工的用工成本，對其實行差別待遇。“臨時工”意識。在不給民工入勞動保險的單位，有大多數領導認為，民工是臨時工，他們是來打工賺錢的，發生工傷是他們意料之中的事情，風險應當共擔，不應該由企業獨自承擔。針對這些體制外職工的規定，從而化這種制度性歧視。筆者認為，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低工資，高福利”政策已經不再適應現在的社會需要，應當將那些“比例過高，難以實現”的勞動標準進行適當的調整，形成一個企業可以普遍接受的，統一的標準，這樣，企業就沒有必要區分所謂體制內，體制外的職工，對勞動者一視同仁了。同樣是鮮活的生命，同樣遭遇傷亡事故，但根據受損害人是農村戶口還是城市戶口的身份不同，所采取的賠償標準也不一樣，這就使其所獲賠的金額懸殊，更具體地說，因為生命是無價的，這種損害賠償全是以勞動力標準來衡量人的價值，即一個人因為受到侵害可能使勞動能力受損或喪失而給自已或家屬帶來經濟損失，這是一種勞動力價值而非生命價值，可以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在確定賠償額時，可對人的理解是：人只是勞動力，人死了，等于死了一個勞動力。死了一個勞動力，就按照一個勞動力可能取得的收入賠償。一個農村勞動力和一個城市勞動力，一般情況下，取得的收入是有差別的，因此，當其受到侵害時，所獲得的賠償金也應當有差別，在人身損害賠償標準中，“城鄉差異”帶來了許多消極影響，主要存在以下兩點：

1、不利于法律公平原則的實現，也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外來人員為了城市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他們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享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樣的醫保，子女教育權利最近幾年來，大中城市出現了打工子弟學校和民辦中小學，方便外來人員子女就近上學。外來人員要在城市中立足發展，需要花費幾倍于當地人的代價。

2、不利于保護弱勢群體。

相對來說，城市居民比農民多一些社會保障，比如，城市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金。對于農民來說，一旦遭遇人身損害，使勞動能力受損或喪失，由于獲得的賠償少，必然會使自已甚至全家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可能成為貧困人口。這種“城鄉差異”工傷賠償標準，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顯然不利于對弱勢群體的保護。農民工也應當列為城市的失業人員，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與城市居民一樣，有最低生活保障金。農民工的子女在當地城市學校接受義務教育，要交納借讀費，擇校費，建校費等項目繁多費用，否則，就只能失學，這也違背了“公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曾有專家算過一筆賬：一個農民工一年給城市創造的價值大約在2.5萬元左右，而一個農民工一年獲得的薪酬平均在8000元左右，剩余的1.7萬元都留給了城市。他來是因為自已的夢想而來的，對城市充滿憧憬。長期以來，出于城市既得利益階級的自我保護需要，始終對那些正在以不可遏制的勢頭涌入城市的外來人員懷有成見——“遣送站”、“暫住證”（《行政許可法》出臺以后，兩者都與法規相悖而取消），戶籍已經出現“松動”，政府在制度政策安排，以及社會經濟文化資源分配方面，為迎接這個龐大群體的和諧融入，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為了加快城鎮化建設，創造和諧社會，立法機構亟待解決外來人員就業平等，子女教育社保等問題。這個龐大群體生活就業狀況也直接關系我國“三農”建設。

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強調公平和諧社會，城鄉之間戶籍壁壘，社會壁壘，經濟壁壘，文化壁壘全面拆除，社會公民勞動就業條件一律平等，沒有城鄉歧視，男女之別，《勞動法》逐步完善，勞動關系更加和諧。

五、現行《勞動法》關于勞動保障的條款急需修改

在對民工的勞動保障，現行《勞動法》更急修改，由于它把民工等類型的勞動者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因此，民工的勞動保障就不能適用《勞動法》。

由于民工所從事的工種不再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耕種土地，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業生產，相應把他們所面臨的勞動風險，已經不再是小農經濟的自然風險，而是一種與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相適應的現代風險結構。傳統的家庭體系和土地體系已經難認再為民工提供勞動生產和再生產的基本保障，必須將這些“農民工人（民工）”納入“成市工人”相同的勞動保障體系之中。將來修改《勞動法》時應當對此做出規定。思考與建議

曾有專家認為中國也有必要仿效美國設立一個獨立性的保護公平就業機會的委員會，從而對就業歧視的認定或消除提出建議，對于求職者或受雇人提出的遭受就業歧視申訴案件進行協商，調解，研究并對公平就業政策提出建議，協助各企事業單位或有法人資格之雇立或社會團體維護公平就業政策，提供各機關團體或民眾認有關就業歧視資詢服務和法律援助。令人值得欣慰的是遼寧將出臺就業規定，招聘禁止有性別和年齡歧視。河南已經出臺了“務工人員進城開通綠色通道”，戶籍管理政策改革，實行城鄉一體化，外來進城從業人員享有和城市其他社會成員同等的勞動就業和公共服務的權利，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在招錄公務員和工作人員時，不得進行戶籍和地域限制，不得對外來人員從業設置，任何歧視性登記項目，取消對外來從業人員及其用工單位的不臺限收費。將外來從業人員納入城鎮公共就業服務范圍，城鎮公共職業介紹機構要免費的外來人員開放，街道，社區勞動保障工作，機構要積極開展，外來從業人員就業服務，進一步做好職業介紹，職業指導，工資指導價位和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等工作。積極創造條件，對于加強城鎮化建設，構筑和諧社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為了使勞動者的就業平等權得到保障，應從以下幾方面來考慮：

一、應呼吁弱勢群體（被歧視者）正確認識自身權利并積極主張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保障就業平等，歸根結底還是有賴于求職者，自身權利維護的意識。許多人在求職過程中，沒有主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是默默接受了歧視性的用人標準，自動放棄了追求平等的機會。

二、應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體系，約束歧視者行為，確保勞動者有平等的就業權。目前，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人們對于消滅歧視行為不知所措，就連國家招考公務員，以地域限制，年齡限制，性別限制等等，公民依法與國務事務管理是憲法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權利。我國法律雖然原則上規定了就業平等，但缺乏相應的配套法律認支配，對侵犯就業平等的情況也未規定明確的法律責任，因而目前關于就業平等權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一些地方雖然出臺過相關政策法規，操作性也不夠強，而且司法機關缺乏認識。勞動者（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社會地位低，在社會上缺少法律援助，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處于“賣方市場”企業可以隨意挑選動力，勞方處于弱勢，因此應盡快建立積極主動的制度和法律，同時，司法機關也負起應有的責任。

三、明確政府責任。政府在立法的同時，可以通過行政手段來保障平等就業，設立專門政府機構來負責相關事務。

四、企事業單位應盡可能的建立一套適合本單位的合理有效的能力測試系統，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完備所帶來的對勞動者的歧視。

注釋：①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無限供給”經濟理論。參考文獻：賈俊玲《勞動法學》中央電大出版，2003年1月。

張興華，“對外來工的政策歧視，效果評價與根源探討，《中國農村經濟》2000年11月。郭正模，“勞動歧視”問題初探

《經濟科學》

1999年第2期。曾恂，“美國反就業歧視立法的啟示”《南方經濟》

2003年第5期。

張昕,《中國勞動保障報》2004年10月12日

第3版總第316期

李凌云《工會理論研究》2004年4期

《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1994年11月11日

勞動部

第五篇：憲政評論：平等及平等權

憲政評論：平等及平等權

甘肅省靜寧縣細巷鄉人民政府魏齊富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我們探討平等的憲法依據。

平等是作為人所應當擁有的一種資格，而平等權是作為一個國家的合法公民依法所應當享有的一種原始權利。平等不僅體現著人與人之間在這個社會上的人格尊嚴，更重要的是它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不被排擠和歧視。而平等權作為一種原始權利，基于作為人所應當享有的尊嚴和地位更是不可剝奪不可侵犯的，因為只有通過平等權的實現才能保障平等的客觀存在，平等權也是公民實然存在于這個世界的一種法律例證，因為這種例證它證明的不僅是公民的生存狀況，更有效的證明應當是公民基于生命的最初意愿-----平等而且享有尊嚴和保障地位的存在著。這種理解，更加有助于我們廊清迷霧，準確把握平等及平等權的內在意義和原始意義。

平等必須通過平等權的實施來實現，而這種實現的途徑不能僅限于憲法的文字規范，當然，文字規范是得以實踐的唯一合法根據，我們的平等需要憲法規范性文件加以載明并宣告，但不停留于此，它必須長途遠行。

從憲政言，享有平等和行使平等權的憲政主體不僅包括公民，還包括各種社團，但主要是對于公民言平等和平等權的。這里有一個前置，即只要是一國合法公民，則毋論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地位、出身背景、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貧富狀況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權。毋論國家元首、普通民眾、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干部、群眾、妓女、乞丐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權。毋論其行為合法、非法、守法、違法都必須依據法律享有平等和平等權。

但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平等在憲法實踐中卻被無情地踐踏，任何一個非眼盲的公民都能讀懂立在施行憲政面前的國情，這個國情，是一種對憲政最蠻橫、最無知的刁難。

平等權的行使和平等的實現，必須有真正體現平等的良性法律來保障，必須有真正能夠居中裁判的司法機關來保障，這種保障，必須有能夠權衡把握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則的法官來操作。

但是，我國的司法系統卻由一些什么樣的人把持：文盲、小學生、中專生。這些半路出家而成的司法者對法律、對公正、對公平、對法律精神、對法律原則的理解和認同不過是白紙畫圓圈，生搬硬套。但為了遮司法系統的羞，這些非法律專業的文盲、小學生、中專生花幾千元都獲得法律專業大專以上學歷，甚至有的還獲得法律碩士學歷，對此我們并無可厚非，只承認現如今的司法者經濟能力均有所提升，他們占據司法維護公正保護正義這個稀缺資源，不愁沒錢使用。而法律大專和本科以上具有法律意識和法律思辯能力并且能夠權衡把握法律精神和原則的政法院校畢業生卻在司法系統無立足之地，甚至一旦進入這個系統，原有的正義和公正卻被涮得干凈，這不僅讓人想起“新警察和老警察”這個笑話，但這個笑話卻又是活生生地戕害著這個社會的平等和阻撓平等權的正常行使。這又不僅讓人想問，我國的憲法給了我們每個公民平等及平等的權利，但在這樣的司法環境下，我們的平等及平等權又如何去實現？

歷來的憲法教科書上講：平等作為權利，是與義務相伴隨的。而我要說：平等作為權利，是一種對世權，即絕對權利，不存在與其相對應的義務。作為絕對權，只需享有應當享有的權利，而不須考慮對他人的義務有無。因為絕對權對于每個公民言，都是如此，更無因義務的不履行而影響他人行使權利的可能。所以，對于憲法規定的平等權，每個公民只需積極主張，才能保障和維護作為共和國公民依據神圣不可侵犯和褻瀆的憲法所應當享有的一切權利，也才是一個憲政公民所應當具備的憲政意識和憲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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