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理性化”之分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

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成，在這個過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著作中，馬克斯?韋伯具體分析了這一問題。

韋伯的社會變遷理論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韋伯看來，人類歷史的演進和社會變遷揭示社會生活的理性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行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過程并非漸進或連續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前，西方社會的經濟理性化并不是一個自行延續的過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也非直接地通過內在的一般理性化從資本主義早期形成發展而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載人的態度和氣質方面需要有急劇突破和飛躍，韋伯認為完成這一態度和氣質領域內的突破和飛躍的主要動因是經過改革的宗教意識。具體地說，這一棟因就是歐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爾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義的邏輯和心理的眼里所產生的“世俗禁欲主義精神”。

西方發展了資本主義，不僅數量上頗為可觀，而且還發展了在其它各地從未出現過的類型、形式和方向。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 理性的工業組織只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所有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特點之所以獲得了重要意義，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聯系著（即使通常所謂的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交換等等一類東西也是與之聯系著的）。

經濟生活整體上的顯著特征可以說是經濟理性主義。在技術和經濟組織領域的這種理性主義的進程，無疑決定了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理想的一個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物質產品，毫無疑問是他們畢生的最重要的 目的之一。

資本主義在西方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不僅為西方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發展過程，改寫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歷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們的中心問題，歸根結底，也不是資本主義活動發展本身，中心的問題毋寧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從文化史來說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及其特點的問題；這個問題與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的起源問題肯定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韋伯指出：初看上去，資本主義的獨特的近代西方形態一直受到各種技術可能性的發展的強烈影響，其理智性在今天從根本上依賴于最為重要的技術因素的可靠性。然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它依賴著現代科學，特別是以數學和精確的理性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特點。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和以這些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的發展又在其實際經濟應用中從資本主義利益中獲得重要的刺激；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曾經受到經濟考慮的鼓勵，這些考慮在西方曾對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甚為有利，而這一鼓勵是從社會結構的特性中衍生出來的，當然，并非社會結構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方面中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那么這種法律從何而來？韋伯分析如在其它情況下一樣，資本主義利益毫無疑問也曾反過來有助于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試圖做出這種說明時，我們首先考慮了經濟狀況，因為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與此相反的關聯作用也不可不加考慮。因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的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

一種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這種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所欲達的經濟成功，這與農民追求勉強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冒險家式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因為這種傳統主義趨向與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投機活動來追求經濟成功。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從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義這一角度可以說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卻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包含著各式各樣東西構成的一個完整世界。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這一特殊具體的形式到底是誰的精神產品，韋伯指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其實這也是韋伯在這部著作中所要論證的觀點。

韋伯同時還指出，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并不僅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結果，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產物。其實，在宗教改革之前，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業已存在了，這有力的證明了以上的觀點。其實韋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傳播。更進一步的說，資本主義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從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釋。在這本著作中韋伯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加爾文教的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韋伯認為：加爾文主義在社會組織方面的無可置疑的優越性能夠與這樣一種斬斷個人和塵世的千絲萬縷聯系的傾向有關系，這種關系源于基督教胞愛在加爾文信仰所導致的個人內心孤獨重壓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義就是如此的，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的，被選召的基督徒在塵界中唯一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服從上帝的圣誠，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與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據他的圣誡來組織社會生活。因而在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是為“增加上帝的榮耀”。為社會的塵世生活服務的職業中的勞動，也含有這一特性。在加爾文教中，這成為了他們倫理系統中的一個鮮明的特點。胞愛只能為了上帝的榮耀而存在，而不是為肉體服務的，那么這種友愛首先只能表現在完成自然所給予人們的日常工作中；漸漸地，完成這一工作開始具有了一種客觀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為我們社會的理性化組織的利益服務。這便是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天職觀”。

同時，韋伯還指出，作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義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理性化的發展。這種禁欲主義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種禁欲主義的，清教徒的禁欲主義是一種入世的禁欲主義。禁欲主義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種明確的理性特征。禁欲主義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發展成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為的有系統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狀態”，使人擺脫非理性的沖動的影響，擺脫對外界和自然的依賴。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類型的禁欲主義一樣，力求使人能夠堅持并按照他的經常性動機行事，而不依賴感情沖動，這種禁欲主義的目的是使人可能過一種機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自發的沖動性享樂，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為有秩序。

禁欲主義如何深入個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確定自己受到恩寵呢？況且只有在證明具有與自然人生活方式明顯相異的特殊行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這種恩寵，由此產生出對于個人的推動力，激勵個人有條有理的監督自己的行為，以使自己獲得恩寵，并因此而把禁欲主義注入其行為之中。但是，這種禁欲主義行為意味著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這種禁欲主義再也不是一種不堪承受的負擔，而是每一個確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與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們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離開塵世的修道院里度過，而是在塵世及其各種機構里度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這種在現世中（但又是為了來世的緣故）將行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義新教的職業觀引起的結果。

在私有財產的生產方面，禁欲主義譴責欺詐和沖動性的貪婪。被斥之為貪婪、拜金主義等等的是為個人目的而追求財富的行為。因為財富本身就是一種誘惑，但在這里禁欲主義是那種“總是在追求善卻又總是在創造惡的力量”，這里邪惡是指對財產的占有和占有的誘惑力。因為，禁欲主義，為了與《圣經?舊約》保持一致，為了與善行的倫理評價相近似，嚴厲的斥責把追求財富作為自身目的的行為；但是，如果財富是從事一項職業而獲得的勞動果實，那么財富的獲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標志了。更為重要的是：在一項世俗的職業重要殫精竭慮，持之不懈，有條不紊的勞動，這樣一種宗教觀念作為禁欲主義的最高手段。

當著消費的限制與這種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實際效果也就顯而易見了：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

基于上述理論，韋伯認為新教的禁欲主義思想“必定成為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活態度普遍的發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桿。”

韋伯的上述論點，無疑是強調了新教倫理的思想“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其形成階段的發展了強有力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倫理要求與資本主義制度發展所需的經濟動機模式之間的選擇性親和。”應當指出，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著作中，韋伯雖然強調了“思想在歷史變革中所起的獨立影響”，但是它并不否認“新教同樣地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理性化”之分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第2頁)一文由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第二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范文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

首先我想總體概括《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主要內容。這本書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一、導論

二、問題

三、禁欲主義新教諸分支的實踐倫理觀。

導論通過一個問題：“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僅僅在西方文明中才體現出來的那些文化現象——這些現象（正如我們常愛認為的那樣）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價值的發展中——究竟應歸結為哪些時間的合成作用呢？”來引出這本書的研究主題。那么長的一個問題講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說：為什么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西方文明為什么只有在西方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也就是韋伯在探究西方文明的獨特性的根源在哪？

第一章：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中，韋伯分析了不同宗教派別間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致使他們在經濟地位上的優劣差別。而得出的結論是：新教徒在經濟地位上有著整體優勢。

第二章：資本主義精神。引用美國富蘭克林的話來詮釋什么事資本主義精神區別于傳統精神和前資本主義精神的現代資本主義精神。

第三章：路德的“職業”觀念。（本書的主要研究任務）主要通過路德的“職業觀”引出新教的“天職觀”。

第四章：世俗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韋伯主要概括了新教各派，包括：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禮派的共同的“世俗禁欲主義”的觀念。

第五章：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講的是上面的共同的“世俗禁欲主義”觀念，對日常經濟生活的倫理準則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讀完這本書以后，我對資本主義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那么新教倫理又是怎么促進資本主義為什么只在西方社會興起？而且僅僅在西方？在韋伯看來，新教倫理之所以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成長提供了沃土，是由于新教的理性化，尤其是理性化的新教 “天職’觀念。

在這里不得不先對書中幾個概念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1、第二章中的資本主義精神：富蘭克林的話已經包含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一部分特征：a、個人有增加資本的能力，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說人們要盡可能的掙更多的錢；b、無論貧窮富裕生活上都要節儉。關于前后資本主義的區別，韋伯還舉例了一個例子。資本家對勞動者采取兩種截然不同的刺激生產的方法，而取得不同的成果。這就說明，前后資本主義精神的差異不在于賺錢的欲望的發

展程度，而在于大眾的心態上對于獲利的理解。前者只想掙夠自己

生活需要的錢。后者卻盡可能掙錢，并且勤儉節約，使自已有存款。

2、第三章的“天職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

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義超越塵世道德，而是完成每個人在塵

世上的地位所賦予他的義務“人們要辛苦勞動積累財富，為上帝增

添光彩，稱為上帝的選民、得到上帝的恩寵。這就意味著人們為了得到上帝的恩寵、成為上帝的選民的話就每時每刻兢兢業業地工作。

3、第四第五章中的禁欲主義：宗教改革之前的禁欲主義純粹的禁錮人

們的世俗欲望，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則把禁欲的范圍縮小，并更具體

化。是一種理性化的禁欲主義：a、要珍惜勞動時間，兢兢業業地工作，以至于完成上帝賦予的責任；b、勞動一向都是禁欲途徑，新教則更加強調勞動是人生的目的，就是說你現在的職業是上帝恩寵你而賜予你的獎勵；c、理性對待財富，傳統禁欲反對人們占有財富，新教則認為只有掙更多的錢就是在為上帝添光彩。

說了這三個概念它們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但是三個概念共同指向了資本主義精神。我想大家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為什么也唯獨在西方產生、發展？

包括新教“理性教義”、“天職觀”在內的理性宗教觀，使人們在宗教倫理上產生了一種新的禁欲主義，這些都要求人們努力工作、生活節儉。而努力工作就意味著人們獲得更多的報酬，生活節儉就意味著資本的積累。在這種資本主義精神下，最終促成資本主義的興起。這是其他地區所沒有的。

最后我想說韋伯不是一個宗教決定論者，在導論中已近說過了，他肯定技術、現代科學、社會結構包括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等等方面對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的研究視角不是這些非宗教的東西，而是新教，這一個在宗教改革后崛起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宗教信仰中的某些教義對人理性思維方式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教義中禁欲主義、天職觀等元素最終促使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從而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

第三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王瑞 10368006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去讀一本關于宗教對人類經濟發展的影響的書，確實有一些困難。畢竟我本身沒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時又不是哲學與倫理學的專家，所以很難想像為什么有人會信仰上帝，他們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誠，是真信還是半信？這些問題令我困惑了很久。因為完全無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讀這本書之前我必須作出如下假設：自中世紀至韋伯所處的時代，歐洲人對宗教信仰的篤信與虔誠，相當于中國人對人情的偏愛，對家庭倫理的重視。只有做出這種假設，我才能確信韋伯所討論的新教倫理對歐洲人存在影響。

韋伯在書里討論新教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大致的思路是這樣的。是首先對資本主義進行界定，然后討論新教各個分支的內涵，最后從新教中提煉出禁欲主義這一基本的宗教內涵并總結它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和德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同，還是我學疏才淺，個人感覺韋伯的無關主旨的話很多。不過他確實引起了我的思考，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來接受的都是馬克思的哲學，大體上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韋伯的書，讓我體會到似乎世界沒有那么絕對。韋伯給我最大的啟發在于他的一個問題：當還沒有出現資本主義，與將要出現資本主義的那個時間段，是什么促使資本主義產生？我個人認為，經濟決定論在這里說不通，或者說，不能僅僅的歸因于經濟因素（韋伯也是這么認為的）。韋伯認為新教倫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他也沒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響。在他看來，新教包含著讓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賜予人的，去追求財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選中的將會得救的選民必然會彰顯上帝的榮耀，也就是說，所有虔誠的信徒都會產生追求財富的沖動（從宗教層面上說），以此彰顯上帝的榮耀（因為彰顯的榮耀不一定是選民，但不彰顯上帝榮耀的絕對不是選民）。同時教義里面還包含著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財富不會被揮霍，而是用于再投資。

韋伯的解釋說的通，但是我同時也產生了質疑：為什么沒有新教的當代中國仍舊可以發展資本主義？（在這里的“資本主義精神”采取韋伯的定義，即：理性的從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筆交易都會有利潤；以賺錢為目的；避免享樂）。韋伯很狡猾的補充到：一種制度的建立必須依靠精神倫理方面的創新，但當這種制度確定并向全球傳播時，那么人們就必須調整自己的倫理觀念，使之適應制度的要求。

在這里，我想自己討論一下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的前提。

“媽，就那幾畝地，你種，能種出什么結果。”

“不種怎么辦？”

“你辦個小賣部，賣東西，這樣你可以一直賣著。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種地。”

“可是那幾畝地??我還是先慢慢種著??”

這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到的兩個我的遠方親戚的對話。母親呢，是一個窮苦的農民。兒子呢，是一個財經大學的學生。從這個真實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覺出來，資本主義發生的前提是什么。商業從人類誕生時就開始了，原始社會就存在物與物交換。隨著商業規模的的不斷擴大，產生了貨幣、集市、金融，甚至工業資本主義也是在商業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說，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該歸功于商業的發展。換句話說，必須有廣泛的商業意識（在這里我的討論只是針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單一影響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個人懂得低價買進物品，然后高價賣出，賺取中間利潤這一過程，并且有足夠的意愿去這么做，商業和進一步的資本主義才有興起的個人基礎。西歐屬于海洋文明，有著漫長的海岸線，經商是人們最重要的謀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國屬于大河文明，以農耕為主要經濟形態，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區有比較發達的工商業，但總體上以農業為主。剛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來，甚至中國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農村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中仍然缺乏資本主義因子。所以從這一點上，西歐產生現代資本主義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親是一個工廠的老板，也就是個工業資本家。他的經營策略很簡單，低價買進原料，加工后高價賣出。同時他注重誠信，也十分勤奮，每日6點起床，凌晨1點睡覺，一有休息時間他就補覺。他之所以長時間的堅持著，因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輩子過上好日子。這種中國的儒家倫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倫理，不同于西方的個人救贖與金錢的渴望相結合。但是這種倫理卻確確實實的在推動他的工廠的運作，支撐著這一最傳統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寫了這么多，我其實想說的就是：相對于新教倫理，儒家倫理并不缺乏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要素，畢竟儒家倫理同樣將對金錢的渴望與道德倫理相結合，給人以追求財富的動力，中國的傳統美德里也不缺乏節儉（禁欲的結果也就是節儉）。所以雖然古代中國沒有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原因很多，但影響比較大的原因應該包括農耕民族缺乏商業意識，重農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國才逐漸接觸到了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與儒家倫理相結合，促成了今天中國的發展。

第四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

概述

導論

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顯現出明顯區別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現象，遍及科學、史學、藝術、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經濟體制各方面，這些文化現象的基本功同特點可以總結為“理性主義”。理性（rational）是韋伯高度強調的西方文明特性，對于本書所討論的資本主義，韋伯指出：“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對財富的貪欲）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顯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種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過考察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異同，韋伯認為，“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關于責任的倫理觀念，在以往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和決定性的影響。” 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

首先，韋伯從人口統計和社會調查中發現：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資本占有者、經營管理者以及在現代大型工商企業的高級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韋伯認為，“新教徒不管是作為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不管是作為多數還是作為少數，都表現出一種特別善于發揚經濟理性主義的傾向”。

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引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話來詮釋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富蘭克林的話包含著這樣的一種觀念：人有增加自己資本的責任，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韋伯認為，“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韋伯高度強調精神的作用，他說：“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這一論點雖然是對經濟基礎的決定性的輕視，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同時期的中國雖實際上具備更好的經濟基礎卻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這卻不得不歸于精神層面。

路德的職業概念

韋伯指出，路德在其作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發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它不僅提升了世俗活動的意義和價值，而且對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戰，認為他們那種放棄現世、遠離勞動的行為是逃避世俗的責任。可以認為，路德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初引導者，他的宗教思想對宗教改革以及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韋伯同時指出：路德的職業觀念是強調服從權柄、安于現狀的傳統主義的，在此，資本主義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爾文主義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倫理才和資本主義精神發生了關系，但即便如此，也不應認為這些宗教改革家試圖發展資本主義精神或者倡導社會改革，他們的工作中心在于靈魂的救贖；此外，宗教改革不應視為一種必然的歷史結果，無數的歷史條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這一結果，而不是某些經濟變革的直接結果。

世俗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

本章，韋伯通過考察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禮宗這四種歷史上主要的禁欲主義新教形式，試圖從各派的不同教義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倫理準則，從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所產生的心理約束力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轉而指導日常行為并制約個人行動”的程度。

加爾文派的兩大核心是“預定論”和“因信稱義”，加爾文派認為“一切造物只有一個生存意義，即服務于上帝的榮耀與最高權威。”上帝的絕對自由是不受人類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賜予一部分人的恩寵是不可改變的，而這也就將通過教會、圣事而獲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們只能服從上帝的圣戒、信賴上帝的選擇，轉而努力從事職業勞動以增加上帝的榮光。

虔信派對加爾文派的預定論進行了修正，虔信派認為恩寵是賜給所有人的，但不確定是哪一刻賜給你的，因此與加爾文教相比，虔信派對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強烈的，因為要占有恩寵狀態的壓力被轉向了現實的情感狀態，這種恩寵狀態是必須不斷被證明的，同時又是與未來的永恒性相關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點是：具備有條理的、系統化的行為本性，以求達至“唯一的確定性”。“唯一的確定性”是對寬恕的絕對確定性的一種純感覺，是在對恩寵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現而不是在對恩寵的意識中浮現，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確定性）是恩寵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循道派的倫理似乎建立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之上，這一點與虔信派相似，但對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們將預定論當做一種權宜之計。

浸禮宗諸派以極端的方式完成了對塵世的宗教理性化，堅決地棄絕一切肉體崇拜，認為如果沒有內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導下的人）也純粹是行尸走肉。只有聽任其良心指揮的人才能認定自己的重生，獲得上帝的恩寵，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給予個人的啟示。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

“發端于加爾文教的英國清教徒為職業觀提供了最融貫系統的宗教依據”，韋伯選了清教倫理學家巴克斯特作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來看，“上帝更樂于人各事其業以積極踐履他之意志”，“你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罪孽而如此”。這種禁欲主義的倫理觀反對享樂，而是鼓勵勤奮地工作，創造更多的財富來增加上帝的榮耀；清教徒在經濟生活中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擺脫非理性沖動的影響，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倫理以宗教的方式確認了正當追逐財富的合法性，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強調限制消費尤其是反對奢侈品則有利于資本的積累；進一步講，清教主義對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當時處于弱勢的中產階級，并且促進了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發展，培養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人。但是，宗教禁欲主義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也就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韋伯也指出，本書只是“嘗試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義對其他因素產生過影響這一事實和方向”，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化和歷史的因果解釋都是片面的，唯物論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義產生的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構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說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因，其對資本主義精神有很深刻的影響，而且也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也正是韋伯所強調的思想變革在歷史變革中獨立的影響，但是韋伯也并沒有否認新教倫理同樣會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簡評

韋伯通常是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歷史，閱讀韋伯給我們這些大致已經接受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和社會沖突的觀點的學生一個全新的視角，而韋伯的方法與馬克思也并非相沖突，歷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視角的，無可否認，每一個視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種對歷史的解讀，對歷史的認識也是必須通過這些不同的視角才得以逐漸完善和明晰。

本書是對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韋伯的后續作品中，還對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別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勢必對整個文化體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響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種體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統性和完善性實際上對其所發源和成長的文化的本質的內在特性有一定掩蓋作用，而文化的本質的內在特性也是對歷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讀的不可忽略的方面。僅僅對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當然韋伯也并沒有說考察宗教就足夠了，但是本書及其系列著作在對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蓋了文化內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對宗教的影響。

重商主義其實是歐洲文化的傳統特性，與中土文明相比較，無論在哪一個時代，歐洲文明對商業的重視程度以及自發的關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強烈。這和地域性有很大關系，但并不是全部關系，而當這種傾向性固化為文化內在特性以后，大可暫且忽略地域性差異，而單單以文化而論了。另一方面，理性主義也是歐洲文明明顯區別于中土文明的特性，這顯然不僅僅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近代哲學發展以來的產物，從近東的早期文明社會開始就已經呈現這個趨勢，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觀念和民主意識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是歷史發展的最順暢的途徑，盡管由于經濟基礎的原因，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可能早于歐洲產生，但在中國以及臨近地區發展起資本主義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們現在所見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可能性要遠遠小于歐洲。正是歐洲文明的這些內在特性才使得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倫理觀最大可能地在實踐中訴諸能夠產生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而在中國，禁欲主義則未必有這樣的實踐趨勢。

另外，韋伯對新教倫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倫理》第二章，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載體的“新教徒”的證據，基本上是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蘭克林勸說富商的觀點和新教徒信仰之間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義的表現及其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契合關系時，主要依據英國十七世紀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觀點。雖然他一再強調要從新教布道的實際效果來解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但他對這個命題的引文幾乎都是從神學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錄出來，而明顯缺乏對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實心理狀態和行為準則的準確反映。所以，在這一點上，韋伯的論證是有很大缺陷的。

第五篇：淺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淺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摘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馬克思?韋伯的成名之作。韋伯用他豐富的知識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穎的理論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并不僅僅是因為制度和組織，也有深層次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在宗教熱情和禁欲主義方面非理性，卻在人們的行動中表現出有制度、有效率、有紀律的理性的特點。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出問題：指出基督新教主張資本主義營利生活的參與，路德賦予俗世職業以道德意義，這種天職觀與資本主義精神一致。下篇分析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即其宗教背景，分析了新教教義導致人們禁欲，勤勉刻苦的勞動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關鍵詞】：宗教、資本主義精神、天職觀、東方與西方

【內容】：

（1）歷史背景與宗教理念

（2）關于韋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及其體現

（3）天職觀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觀念

（4）東方與西方差異

（5）總結

一、歷史背景與宗教理念

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分析并且整理新教文化的發展脈絡的。宗教改革，是西方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羅馬帝國衰亡后，歐洲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形成，然而教權對世俗事務的干涉，達到了頂峰。教皇大興土木，開始出售“贖罪券”，說可以縮短購買者靈魂待在煉獄里的時間，以使其早日脫離苦境，進入天堂。馬丁?路德對此義憤填膺，寫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嚴厲批判了教皇借贖罪券盤剝百姓的行為。由此興起另外反對教皇和天主教勢力的宗教改革運動。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爾文也發表了《基督教要義》，帶來了政教合一的理念。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因信稱義、事功無益”，支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們可以跟上帝直接交流而不是需要依靠教會。這就為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在書中，首先指出一種現象：在近代企業里，基督新教于資本擁有與領導地位上占了較重的分量。天主教徒的雇工顯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業里的強烈愿望，所以較多的成為工匠師傅。而基督新教徒則相對較多地流入工廠，為的是在這兒占有熟練勞工層與工業經理層的高階位置。然后作者分析了產生上述傾向的原因即宗教信仰在發揮作用：天主教較強烈的“超塵出世”，其最高理想所顯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導致其信奉者對于此世財貨不大感興趣。但基督新教主張的是入世禁欲，主張資本主義營利生活的參與。它這里的禁欲指克服自然狀態，讓人服從于有計劃的意志的支配之下，不斷自我檢視一己的行為且審慎思量自己行為的倫理價值。總之，就是使自己的經濟生活處于一種理性計劃之下。體現了基督新教的禁欲主張與天主教不同。

二、關于韋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及其體現

韋伯在論述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帶來的不同社會分層后，得出結論即宗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存在聯系。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是從引用美國名人本杰明·富蘭克林的箴言開始的。他引用了很多，并且把雅各布 ·福格（一個商人）的話和富蘭克林的箴言進行對比。認為“前者表現的是商人的大膽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貶色彩的個人嗜好，后者則是具有倫理色彩的勸世格言。本文的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概念，就是指后一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亦即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富蘭克林的箴言里體現的倫理，宣揚一種至善——盡可能地多掙錢，是和那種嚴格避免任憑本能沖動享受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沒有幸福主義的（更不必說享樂主義的）成分攙在其中。但是，為什么“要在人身上賺錢”呢？富蘭克林的自傳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一條古訓：“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經·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節）。在現代經濟制度下能掙錢，只要掙得合法，就是長于、精于某種天職（Calling）的結果和表現；而這種美德和能力，正是富蘭克林倫理觀的全部內容。

所以，韋伯說：“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了這種義務。”韋伯在文中用提高計件工價常常招致工作量的減少這樣奇怪的后果，說明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掙錢。但是同時，降低工資的方法也會失敗。于是，韋伯認為：“勞動必須是被當作一種絕對的自身目的，當作一項天職來從事。但是，這樣一種態度絕對不是天然的產物。它是不能單憑低工資或高工資刺激起來的，它只能是長期而艱苦的教育的結果。”韋伯還通過未婚女工的工作例子來說明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戰勝傳統主義。資本主義精神表現在企業家身上就是:有著一種強烈地、盡可能多地賺錢或者獲利的動機。然而,在資本主義精神里面,賺錢并不是用來消費和享樂,而是人生的最終目的!賺錢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來獲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精打細算、有計劃、講究信用、勤奮、節儉等等的精神品質也便應運而生。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精神在勞動者身上則表現為:“集中精神的那種能力,以及絕對重要的忠于職守的責任感;嚴格計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經濟觀,與極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節儉心最經常地結合在一起。”

三、天職觀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觀念

路德將世俗職業里的義務履行，評價為個人的道德實踐所能達到的最高內容。認為經營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著修道僧的禁欲來超越塵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賴切實履行各人生活崗位所帶來的俗世義務，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職”。“天職”在英文中是“calling”一詞，它是一種宗教觀念，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務的觀念。職業就是人應將之視為神的旨意而甘愿接受且“順從”的事。新教徒做好世俗職業，勤勉工作，杜絕享樂以至禁欲，在經濟生活中工于算計，因而積累了財富，在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這作為一種廣泛風行的社會精神，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以此種精神作支撐的。

職業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路德認為，修道士的生活不僅毫無價值，不能成為在上帝面前為自己辯護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棄現世的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責任。與此相反，履行職業的勞動在他看來是胞愛的外在表現。這樣的職業觀，有利于人們的積極地勞動，而不是消極的遁世。所以，十分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

四、東方與西方差異

在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后，韋伯又構建了另一部世人所矚目的杰作《儒教與道教》。在這本書中，他大量討論了中國的傳統思想、宗教現象，并將其與西方進行比較研究。韋伯認為，中國的儒教和道教均缺乏對超越價值的追求，他們思考的是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儒教是入世的，且主張和現實調和，具有傳統主義的特點；而道教則是以身體的健康長壽為目的，主張修身養性；二者皆缺少強烈的改造世界的號召力。這其中，韋伯所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這個問題的分析方法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方法是異曲同工的。他指出，中國在長期的儒教思想統治之下，很難有新的嘗試，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沒有理性化的可能。與之相反的是，西方的基督新教促進了理性化的發展，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這本書的寫作，完善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也將韋伯的思想提高到了世界的高度。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出，韋伯對于中國的思想是較有局限性的。他沒有考慮到儒教并不像基督教那樣有著完全中心的地位，而中國宗教的復雜性也是不能單單從幾個方面就加以定論的。在這里，韋伯西方中心的色彩較為濃厚。

然而，我們也可以借用韋伯的方法來反思一下我國的情況。很多學者對儒教是否影響了東亞地區現代化發展有爭論。儒家傳統美德如節儉、勤勞、注重教育，都是經濟發展的刺激物。但是我們也不能僅僅因為套用這個模式來分析問題。中國社會是非常復雜而多變的，僅僅用儒教來解釋也是不正確的。

此書的獨到之處在于作者極為注意對資本主義經濟興起過程中的非經濟因素的重要意義的探究。但是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是有多重因素促成的。除了宗教倫理的促進作用還有其他因素。我們不能把宗教倫理的作用夸大化、絕對化。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一個原始就積累的過程。在英國，圈地運動被稱為“羊吃人”。另外，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還表現在盜竊共有地、劫奪教會財產、掠奪封建所有地以及對外的殖民擴張和掠奪。另外，科學技術也極大地推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例如，英國工業革命中的種種發明，使手工工場為工廠制度所取代，最終使英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

此外，我們要弄清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產物。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早在14世紀就出現在地中海沿岸。在宗教改革之前，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業已存在了。所以，韋伯只是想通過此文來論證新教倫理是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我們可以想到，在中國也曾有過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但它終究處于萌芽狀態而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制度。這以此書作者的角度來看，應該是沒有新教倫理的支撐作用吧。

總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不能過分強調新教倫理的推動作用。但經濟的發展確實是需要一種文化倫理的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講，韋伯此書的確為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