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背景資料

對宗教改革時期的人們來說,生活中至關重大的是他自己的永恒得救,他只有獨自一人走下去,去面對那個永恒的早已為他決定了的命運,誰也無法幫助他。”[11]無論是教士、圣事、教會、上帝,都無法真正幫助那些自甘墮落的人。也就是說,新教倫理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個人必須通過自己的善行得救。

加爾文宗在其發展中為這一傾向添加了某種肯定性的東西,亦即增加了這樣一種觀念:必須在世俗生活中證明一個人的信仰。由此便給更為廣大的具有宗教傾向的人帶來一種明確的實行禁欲主義的誘引。

“虔信派??盡管沒有發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員卻力圖在這個團體內過一種擺脫了塵世的種種誘惑,在一切細節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從而得以通過他們日常生活中顯示出來的外在標記確信自己的重生。”[14]另外,“由于創造了一種誘發懺悔的方法,甚至獲得神圣的恩寵實際上也變成了合乎理性的人類活動的目的。”[15]

而浸禮宗則通過善良的行為,表明其對上帝的順從。“發自內心的對塵世及其利益的拋棄,通過良知向上帝表白無條件的順從,是惟一的毫無異議的重生標志。??善行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16]

按照新教倫理的準則,當財富誘使人無所事事,沉溺于罪惡的人生享樂時,它在道德上是邪惡的;當人為了日后的窮奢極欲、高枕無憂的生活而追逐財富時,它也是不正當的。只有通過勤勉工作獲得財富,盡量避免經濟上的窘迫,盡自己所能為社會和他人奉獻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悅,才能使自己的靈魂得救。

第一,韋伯的研究促使我們從倫理、宗教和文化的層面關注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開闊人們認識資本主義的視野。

他看來,正是新教倫理的盡天職、蒙恩、勤奮、勞動、守信、克制、儉省、節欲的精神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盡管在某一社會中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簡單地把它歸結為倫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無片面性,但是,毫無疑問,韋伯獨辟蹊徑,從倫理和經濟的關系出發

第二,韋伯通過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關系的研究,揭示了傳統文化必須向現代文化轉變的重要性。

“用高利貸和

利息玷污了大地的人不勞而獲,不散財而斂財,不播種而收獲,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種土地而得,而是借窮人無衣無食而獲”。圣利奧大教皇(?-461)曾把基督教的教義概括為“金錢的利息,就是靈魂的毀滅”。[18]

中古后期

教會對商人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實際上承認了商人作為社會有用成員的地位。15世紀神學家樞機加耶坦(1469-1534)甚至認為,擁有非凡經營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會頂層,這是對其“美德”或成就的報償。它一方面為當時社會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撐,另一方面,也必須針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

存天理,滅人欲”、“重義輕利”、“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等級觀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長官意志”等等。這些落后的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阻礙社會的進步,抑制經濟的發展。但是,也有許多深刻而有價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財有道”、“用財有制”、“勤儉節約”、“信則人任焉”

或許我們過去窮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于致富;或許物質誘惑的力量太大,在我們身邊,追逐利益的人猶如撲火的飛蛾,前赴后繼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線,向墮落的陷阱涌去。總之,出現了嚴重的拜金主義、縱欲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傾向

政治的變革、科學技術的發展、地理大發現、城市的興起、貿易的擴張、社會需求的擴大、利益的驅動、觀念的更新等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醞釀著社會的巨大變革。

5中國宗教)))儒教與道教6、5印度宗教)))印度教與佛教6、5古代猶太教6等都力圖闡 明: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這些古老民族宗教倫理精神對于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

1889年他因經歷了一次大的精神崩潰而中斷了學術研究。1904年,他在美國被大都市生活的節奏和喧囂以及土著人奇特的民主習慣深深吸引并獲益匪淺，基督教禁欲主義從宗教倫理的領域開始有條理地向日常的市場生活滲透,要把它塑造成一種既不為今世所應有,也不為今世所應享的塵世生活。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要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其結果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繁榮。

資本主義之所以最早產生于16、17世紀的荷蘭和英國這兩個新教國家,正是受到了新教倫理的影響,是新教倫理孕育了資本主義。

基督教徒的完美生活包括一切誠實的勞動和人際交往

貪得無厭決不等于資本主義,更不等于資本主義精神。相反,資本主義倒是可以等同于節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緩和這種不合理的沖動。它包含了誠信與合法的因素

這個世俗新教禁欲主義強烈反對財產的自發享受;它限制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二是反對不誠信行為

厭惡非法的、政治的、殖民的、掠奪的、獨占的資本主義類型)))這些類型的資本主義是基于君王與人的恩惠,而相反于日常的冷靜、嚴密的合法性與有節制的理性動力。韋伯顯然把新教倫理理想化了,同樣也把資本的原始積累排斥在其倫理范疇之外了。西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肇始于14世紀。到16世紀資本主義的工廠手工業在英國、法國等國家已經相當普遍,莊園經濟迅速解體,社會結構重新整合,人們的思想也變得異常活躍 路德的這一教義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中政治和精神自由發展的一個根源 英國著名的費邊主義史學家托尼指出,16、17世紀資本主義在荷蘭和英國的發展是經濟變革,尤其是地理大發現影響的結果,而不是因為兩國信奉加爾文教o

經驗主義者則認為《新教倫理》是要“構建粗象的理念類型,而不是準確地描述事實”?。他們指出,從統計材料上看,天主教徒的職業抱負和成就并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低于新教徒,而且在某些加爾文教獲得充分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如蘇格蘭和匈牙利,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卻十分緩慢

韋伯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低估了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資本主義之所以興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提到的物質因素之外,還有一種獨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處的精神動力在起作用

伯說:“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抑制人貪圖享受的本能沖動,造就一種將勞動和事業當作目的本身的全新的工作態度。這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其意義比資本主義的物質前提,如資本原始積累更為重大。

所謂心態是指一定歷史時期整個社會人人都有的心理、習慣和態度。有的史學家將心態稱 之為“集體的無意識”,因為這些東西已被當時人視為理所當然,以致于很少或絲毫未被察覺

沒有人的現代化,即思想觀念的理性化,就不可能有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現代化。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歐洲歷史上那樣長時間、大規模的習俗改革運動,因此直至今日依賴思想、享樂主義、投機心理仍嚴重存在,日常生活中賭博打牌、大吃大喝、比闊斗富的不良現象比比皆是。這種傳統主義的文化嚴重阻礙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讀一讀韋伯的《新教倫理》可以使我們對改造傳統文化的必要性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上帝允許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們完 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

16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有兩個最主要的分支———德國的馬丁·路德改革和北歐的加爾文改革。在路德那里，他發展了職業是信徒的天職

加爾文教派本質上是一種世俗的禁欲主義，“預定論”是它最顯著的特點。由此，在加爾文這里，職業勞動開始具有了一種客觀的、非人格化的特性：為我們社會的理性化組織的利益服務，是為了獲得上帝的恩寵，增加上帝的榮耀。這樣，加爾文就把人們是否得救與其在塵世中是否取得了成就奇妙地結合了起來，即必須在世俗活動中證明一個人的信仰，拼命地工作，它證明你獲得了上帝的恩寵。

中國從未經歷過歐洲歷史上那樣長時間、大規模的習俗改革運動（蔣介石國民政府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完全不足以達到這樣的效果），因此，種種享樂主義、投機主義等劣根性從未根除，傳統文化中落后的道德文化嚴重地制約著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第二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王瑞 10368006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去讀一本關于宗教對人類經濟發展的影響的書，確實有一些困難。畢竟我本身沒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時又不是哲學與倫理學的專家，所以很難想像為什么有人會信仰上帝，他們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誠，是真信還是半信？這些問題令我困惑了很久。因為完全無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讀這本書之前我必須作出如下假設：自中世紀至韋伯所處的時代，歐洲人對宗教信仰的篤信與虔誠，相當于中國人對人情的偏愛，對家庭倫理的重視。只有做出這種假設，我才能確信韋伯所討論的新教倫理對歐洲人存在影響。

韋伯在書里討論新教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大致的思路是這樣的。是首先對資本主義進行界定，然后討論新教各個分支的內涵，最后從新教中提煉出禁欲主義這一基本的宗教內涵并總結它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和德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同，還是我學疏才淺，個人感覺韋伯的無關主旨的話很多。不過他確實引起了我的思考，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來接受的都是馬克思的哲學，大體上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韋伯的書，讓我體會到似乎世界沒有那么絕對。韋伯給我最大的啟發在于他的一個問題：當還沒有出現資本主義，與將要出現資本主義的那個時間段，是什么促使資本主義產生？我個人認為，經濟決定論在這里說不通，或者說，不能僅僅的歸因于經濟因素（韋伯也是這么認為的）。韋伯認為新教倫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他也沒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響。在他看來，新教包含著讓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賜予人的，去追求財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選中的將會得救的選民必然會彰顯上帝的榮耀，也就是說，所有虔誠的信徒都會產生追求財富的沖動（從宗教層面上說），以此彰顯上帝的榮耀（因為彰顯的榮耀不一定是選民，但不彰顯上帝榮耀的絕對不是選民）。同時教義里面還包含著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財富不會被揮霍，而是用于再投資。

韋伯的解釋說的通，但是我同時也產生了質疑：為什么沒有新教的當代中國仍舊可以發展資本主義？（在這里的“資本主義精神”采取韋伯的定義，即：理性的從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筆交易都會有利潤；以賺錢為目的；避免享樂）。韋伯很狡猾的補充到：一種制度的建立必須依靠精神倫理方面的創新，但當這種制度確定并向全球傳播時，那么人們就必須調整自己的倫理觀念，使之適應制度的要求。

在這里，我想自己討論一下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的前提。

“媽，就那幾畝地，你種，能種出什么結果。”

“不種怎么辦？”

“你辦個小賣部，賣東西，這樣你可以一直賣著。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種地。”

“可是那幾畝地??我還是先慢慢種著??”

這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到的兩個我的遠方親戚的對話。母親呢，是一個窮苦的農民。兒子呢，是一個財經大學的學生。從這個真實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覺出來，資本主義發生的前提是什么。商業從人類誕生時就開始了，原始社會就存在物與物交換。隨著商業規模的的不斷擴大，產生了貨幣、集市、金融，甚至工業資本主義也是在商業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說，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該歸功于商業的發展。換句話說，必須有廣泛的商業意識（在這里我的討論只是針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單一影響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個人懂得低價買進物品，然后高價賣出，賺取中間利潤這一過程，并且有足夠的意愿去這么做，商業和進一步的資本主義才有興起的個人基礎。西歐屬于海洋文明，有著漫長的海岸線，經商是人們最重要的謀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國屬于大河文明，以農耕為主要經濟形態，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區有比較發達的工商業，但總體上以農業為主。剛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來，甚至中國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農村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中仍然缺乏資本主義因子。所以從這一點上，西歐產生現代資本主義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親是一個工廠的老板，也就是個工業資本家。他的經營策略很簡單，低價買進原料，加工后高價賣出。同時他注重誠信，也十分勤奮，每日6點起床，凌晨1點睡覺，一有休息時間他就補覺。他之所以長時間的堅持著，因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輩子過上好日子。這種中國的儒家倫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倫理，不同于西方的個人救贖與金錢的渴望相結合。但是這種倫理卻確確實實的在推動他的工廠的運作，支撐著這一最傳統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寫了這么多，我其實想說的就是：相對于新教倫理，儒家倫理并不缺乏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要素，畢竟儒家倫理同樣將對金錢的渴望與道德倫理相結合，給人以追求財富的動力，中國的傳統美德里也不缺乏節儉（禁欲的結果也就是節儉）。所以雖然古代中國沒有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原因很多，但影響比較大的原因應該包括農耕民族缺乏商業意識，重農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國才逐漸接觸到了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與儒家倫理相結合，促成了今天中國的發展。

第三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

概述

導論

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顯現出明顯區別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現象，遍及科學、史學、藝術、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經濟體制各方面，這些文化現象的基本功同特點可以總結為“理性主義”。理性（rational）是韋伯高度強調的西方文明特性，對于本書所討論的資本主義，韋伯指出：“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對財富的貪欲）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顯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種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過考察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異同，韋伯認為，“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關于責任的倫理觀念，在以往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和決定性的影響。” 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

首先，韋伯從人口統計和社會調查中發現：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資本占有者、經營管理者以及在現代大型工商企業的高級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韋伯認為，“新教徒不管是作為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不管是作為多數還是作為少數，都表現出一種特別善于發揚經濟理性主義的傾向”。

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引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話來詮釋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富蘭克林的話包含著這樣的一種觀念：人有增加自己資本的責任，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韋伯認為，“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韋伯高度強調精神的作用，他說：“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這一論點雖然是對經濟基礎的決定性的輕視，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同時期的中國雖實際上具備更好的經濟基礎卻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這卻不得不歸于精神層面。

路德的職業概念

韋伯指出，路德在其作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發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它不僅提升了世俗活動的意義和價值，而且對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戰，認為他們那種放棄現世、遠離勞動的行為是逃避世俗的責任。可以認為，路德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初引導者，他的宗教思想對宗教改革以及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韋伯同時指出：路德的職業觀念是強調服從權柄、安于現狀的傳統主義的，在此，資本主義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爾文主義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倫理才和資本主義精神發生了關系，但即便如此，也不應認為這些宗教改革家試圖發展資本主義精神或者倡導社會改革，他們的工作中心在于靈魂的救贖；此外，宗教改革不應視為一種必然的歷史結果，無數的歷史條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這一結果，而不是某些經濟變革的直接結果。

世俗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

本章，韋伯通過考察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禮宗這四種歷史上主要的禁欲主義新教形式，試圖從各派的不同教義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倫理準則，從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所產生的心理約束力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轉而指導日常行為并制約個人行動”的程度。

加爾文派的兩大核心是“預定論”和“因信稱義”，加爾文派認為“一切造物只有一個生存意義，即服務于上帝的榮耀與最高權威。”上帝的絕對自由是不受人類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賜予一部分人的恩寵是不可改變的，而這也就將通過教會、圣事而獲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們只能服從上帝的圣戒、信賴上帝的選擇，轉而努力從事職業勞動以增加上帝的榮光。

虔信派對加爾文派的預定論進行了修正，虔信派認為恩寵是賜給所有人的，但不確定是哪一刻賜給你的，因此與加爾文教相比，虔信派對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強烈的，因為要占有恩寵狀態的壓力被轉向了現實的情感狀態，這種恩寵狀態是必須不斷被證明的，同時又是與未來的永恒性相關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點是：具備有條理的、系統化的行為本性，以求達至“唯一的確定性”。“唯一的確定性”是對寬恕的絕對確定性的一種純感覺，是在對恩寵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現而不是在對恩寵的意識中浮現，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確定性）是恩寵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循道派的倫理似乎建立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之上，這一點與虔信派相似，但對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們將預定論當做一種權宜之計。

浸禮宗諸派以極端的方式完成了對塵世的宗教理性化，堅決地棄絕一切肉體崇拜，認為如果沒有內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導下的人）也純粹是行尸走肉。只有聽任其良心指揮的人才能認定自己的重生，獲得上帝的恩寵，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給予個人的啟示。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

“發端于加爾文教的英國清教徒為職業觀提供了最融貫系統的宗教依據”，韋伯選了清教倫理學家巴克斯特作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來看，“上帝更樂于人各事其業以積極踐履他之意志”，“你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罪孽而如此”。這種禁欲主義的倫理觀反對享樂，而是鼓勵勤奮地工作，創造更多的財富來增加上帝的榮耀；清教徒在經濟生活中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擺脫非理性沖動的影響，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倫理以宗教的方式確認了正當追逐財富的合法性，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強調限制消費尤其是反對奢侈品則有利于資本的積累；進一步講，清教主義對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當時處于弱勢的中產階級，并且促進了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發展，培養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人。但是，宗教禁欲主義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也就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韋伯也指出，本書只是“嘗試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義對其他因素產生過影響這一事實和方向”，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化和歷史的因果解釋都是片面的，唯物論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義產生的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構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說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因，其對資本主義精神有很深刻的影響，而且也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也正是韋伯所強調的思想變革在歷史變革中獨立的影響，但是韋伯也并沒有否認新教倫理同樣會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簡評

韋伯通常是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歷史，閱讀韋伯給我們這些大致已經接受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和社會沖突的觀點的學生一個全新的視角，而韋伯的方法與馬克思也并非相沖突，歷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視角的，無可否認，每一個視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種對歷史的解讀，對歷史的認識也是必須通過這些不同的視角才得以逐漸完善和明晰。

本書是對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韋伯的后續作品中，還對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別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勢必對整個文化體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響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種體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統性和完善性實際上對其所發源和成長的文化的本質的內在特性有一定掩蓋作用，而文化的本質的內在特性也是對歷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讀的不可忽略的方面。僅僅對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當然韋伯也并沒有說考察宗教就足夠了，但是本書及其系列著作在對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蓋了文化內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對宗教的影響。

重商主義其實是歐洲文化的傳統特性，與中土文明相比較，無論在哪一個時代，歐洲文明對商業的重視程度以及自發的關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強烈。這和地域性有很大關系，但并不是全部關系，而當這種傾向性固化為文化內在特性以后，大可暫且忽略地域性差異，而單單以文化而論了。另一方面，理性主義也是歐洲文明明顯區別于中土文明的特性，這顯然不僅僅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近代哲學發展以來的產物，從近東的早期文明社會開始就已經呈現這個趨勢，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觀念和民主意識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是歷史發展的最順暢的途徑，盡管由于經濟基礎的原因，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可能早于歐洲產生，但在中國以及臨近地區發展起資本主義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們現在所見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可能性要遠遠小于歐洲。正是歐洲文明的這些內在特性才使得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倫理觀最大可能地在實踐中訴諸能夠產生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而在中國，禁欲主義則未必有這樣的實踐趨勢。

另外，韋伯對新教倫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倫理》第二章，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載體的“新教徒”的證據，基本上是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蘭克林勸說富商的觀點和新教徒信仰之間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義的表現及其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契合關系時，主要依據英國十七世紀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觀點。雖然他一再強調要從新教布道的實際效果來解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但他對這個命題的引文幾乎都是從神學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錄出來，而明顯缺乏對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實心理狀態和行為準則的準確反映。所以，在這一點上，韋伯的論證是有很大缺陷的。

第四篇：淺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淺析《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摘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馬克思?韋伯的成名之作。韋伯用他豐富的知識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穎的理論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并不僅僅是因為制度和組織，也有深層次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在宗教熱情和禁欲主義方面非理性，卻在人們的行動中表現出有制度、有效率、有紀律的理性的特點。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出問題：指出基督新教主張資本主義營利生活的參與，路德賦予俗世職業以道德意義，這種天職觀與資本主義精神一致。下篇分析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即其宗教背景，分析了新教教義導致人們禁欲，勤勉刻苦的勞動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

【關鍵詞】：宗教、資本主義精神、天職觀、東方與西方

【內容】：

（1）歷史背景與宗教理念

（2）關于韋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及其體現

（3）天職觀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觀念

（4）東方與西方差異

（5）總結

一、歷史背景與宗教理念

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在歷史的長河中，分析并且整理新教文化的發展脈絡的。宗教改革，是西方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羅馬帝國衰亡后，歐洲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形成，然而教權對世俗事務的干涉，達到了頂峰。教皇大興土木，開始出售“贖罪券”，說可以縮短購買者靈魂待在煉獄里的時間，以使其早日脫離苦境，進入天堂。馬丁?路德對此義憤填膺，寫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嚴厲批判了教皇借贖罪券盤剝百姓的行為。由此興起另外反對教皇和天主教勢力的宗教改革運動。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爾文也發表了《基督教要義》，帶來了政教合一的理念。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因信稱義、事功無益”，支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們可以跟上帝直接交流而不是需要依靠教會。這就為理性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在書中，首先指出一種現象：在近代企業里，基督新教于資本擁有與領導地位上占了較重的分量。天主教徒的雇工顯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業里的強烈愿望，所以較多的成為工匠師傅。而基督新教徒則相對較多地流入工廠，為的是在這兒占有熟練勞工層與工業經理層的高階位置。然后作者分析了產生上述傾向的原因即宗教信仰在發揮作用：天主教較強烈的“超塵出世”，其最高理想所顯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導致其信奉者對于此世財貨不大感興趣。但基督新教主張的是入世禁欲，主張資本主義營利生活的參與。它這里的禁欲指克服自然狀態，讓人服從于有計劃的意志的支配之下，不斷自我檢視一己的行為且審慎思量自己行為的倫理價值。總之，就是使自己的經濟生活處于一種理性計劃之下。體現了基督新教的禁欲主張與天主教不同。

二、關于韋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及其體現

韋伯在論述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帶來的不同社會分層后，得出結論即宗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存在聯系。韋伯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是從引用美國名人本杰明·富蘭克林的箴言開始的。他引用了很多，并且把雅各布 ·福格（一個商人）的話和富蘭克林的箴言進行對比。認為“前者表現的是商人的大膽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貶色彩的個人嗜好，后者則是具有倫理色彩的勸世格言。本文的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概念，就是指后一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亦即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富蘭克林的箴言里體現的倫理，宣揚一種至善——盡可能地多掙錢，是和那種嚴格避免任憑本能沖動享受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沒有幸福主義的（更不必說享樂主義的）成分攙在其中。但是，為什么“要在人身上賺錢”呢？富蘭克林的自傳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一條古訓：“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經·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節）。在現代經濟制度下能掙錢，只要掙得合法，就是長于、精于某種天職（Calling）的結果和表現；而這種美德和能力，正是富蘭克林倫理觀的全部內容。

所以，韋伯說：“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了這種義務。”韋伯在文中用提高計件工價常常招致工作量的減少這樣奇怪的后果，說明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掙錢。但是同時，降低工資的方法也會失敗。于是，韋伯認為：“勞動必須是被當作一種絕對的自身目的，當作一項天職來從事。但是，這樣一種態度絕對不是天然的產物。它是不能單憑低工資或高工資刺激起來的，它只能是長期而艱苦的教育的結果。”韋伯還通過未婚女工的工作例子來說明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戰勝傳統主義。資本主義精神表現在企業家身上就是:有著一種強烈地、盡可能多地賺錢或者獲利的動機。然而,在資本主義精神里面,賺錢并不是用來消費和享樂,而是人生的最終目的!賺錢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來獲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精打細算、有計劃、講究信用、勤奮、節儉等等的精神品質也便應運而生。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精神在勞動者身上則表現為:“集中精神的那種能力,以及絕對重要的忠于職守的責任感;嚴格計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經濟觀,與極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節儉心最經常地結合在一起。”

三、天職觀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觀念

路德將世俗職業里的義務履行，評價為個人的道德實踐所能達到的最高內容。認為經營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著修道僧的禁欲來超越塵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賴切實履行各人生活崗位所帶來的俗世義務，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職”。“天職”在英文中是“calling”一詞，它是一種宗教觀念，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務的觀念。職業就是人應將之視為神的旨意而甘愿接受且“順從”的事。新教徒做好世俗職業，勤勉工作，杜絕享樂以至禁欲，在經濟生活中工于算計，因而積累了財富，在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這作為一種廣泛風行的社會精神，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以此種精神作支撐的。

職業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路德認為，修道士的生活不僅毫無價值，不能成為在上帝面前為自己辯護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棄現世的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責任。與此相反，履行職業的勞動在他看來是胞愛的外在表現。這樣的職業觀，有利于人們的積極地勞動，而不是消極的遁世。所以，十分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

四、東方與西方差異

在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后，韋伯又構建了另一部世人所矚目的杰作《儒教與道教》。在這本書中，他大量討論了中國的傳統思想、宗教現象，并將其與西方進行比較研究。韋伯認為，中國的儒教和道教均缺乏對超越價值的追求，他們思考的是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儒教是入世的，且主張和現實調和，具有傳統主義的特點；而道教則是以身體的健康長壽為目的，主張修身養性；二者皆缺少強烈的改造世界的號召力。這其中，韋伯所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這個問題的分析方法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分析方法是異曲同工的。他指出，中國在長期的儒教思想統治之下，很難有新的嘗試，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沒有理性化的可能。與之相反的是，西方的基督新教促進了理性化的發展，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這本書的寫作，完善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也將韋伯的思想提高到了世界的高度。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出，韋伯對于中國的思想是較有局限性的。他沒有考慮到儒教并不像基督教那樣有著完全中心的地位，而中國宗教的復雜性也是不能單單從幾個方面就加以定論的。在這里，韋伯西方中心的色彩較為濃厚。

然而，我們也可以借用韋伯的方法來反思一下我國的情況。很多學者對儒教是否影響了東亞地區現代化發展有爭論。儒家傳統美德如節儉、勤勞、注重教育，都是經濟發展的刺激物。但是我們也不能僅僅因為套用這個模式來分析問題。中國社會是非常復雜而多變的，僅僅用儒教來解釋也是不正確的。

此書的獨到之處在于作者極為注意對資本主義經濟興起過程中的非經濟因素的重要意義的探究。但是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是有多重因素促成的。除了宗教倫理的促進作用還有其他因素。我們不能把宗教倫理的作用夸大化、絕對化。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一個原始就積累的過程。在英國，圈地運動被稱為“羊吃人”。另外，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還表現在盜竊共有地、劫奪教會財產、掠奪封建所有地以及對外的殖民擴張和掠奪。另外，科學技術也極大地推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例如，英國工業革命中的種種發明，使手工工場為工廠制度所取代，最終使英國成為世界工業強國。

此外，我們要弄清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產物。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早在14世紀就出現在地中海沿岸。在宗教改革之前，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業已存在了。所以，韋伯只是想通過此文來論證新教倫理是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和發展，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我們可以想到，在中國也曾有過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但它終究處于萌芽狀態而沒有發展成資本主義制度。這以此書作者的角度來看，應該是沒有新教倫理的支撐作用吧。

總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不能過分強調新教倫理的推動作用。但經濟的發展確實是需要一種文化倫理的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講，韋伯此書的確為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個新穎的視角。

第五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是韋伯對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開始，在這本書中，韋伯致力于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即近代資本主義為什么出現在西方？他極為注重對資本主義經濟興起過程中非經濟因素的探究，力圖論證西方民族在經過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對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認為源于宗教改革的新教倫理導致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進而形成近代的資本主義。可以說，本書是從宗教領域的革新與精神層次的變化的角度來考察近代資本主義興起與發展的原因，因而韋伯從各個方面對宗教信仰與日常經濟行為的關系問題進行分析。

對于宗教的研究，與涂爾干認為要研究宗教就必須研究最原始的圖騰崇拜現象所不同的是，韋伯沒有給宗教界定一個嚴格的定義，他只是粗略的做了一些劃分。韋伯把宗教劃分為非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宗教。而在這本書中，韋伯就圍繞理性的宗教如何通過宗教改革把傳統的禁欲主義改革成為入世禁欲主義，而這種具有入世禁欲精神的新教倫理所采取的價值觀在客觀上符合資本主義職業觀的要求。在韋伯的闡述中，新教倫理主要包括路德的天職觀、加爾文教的恩寵論和預定論、清教的入世禁欲主義。而根據新教倫理的價值觀念來從事的行為必然是符合資本主義精神的行為。

韋伯在導論中從自然科學、思想、政治等不同方面論證了西方在不同領域的科學性與其他國家所缺乏的理性，而正是強大的技術能力、合理的法律體系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接著韋伯澄清了資本主義的概念，指出資本主義更多的是對財富的貪婪等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是依賴于利用交換機會來謀取利潤的行為。其實這也正是我一直都疑惑的，正如在《奢侈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桑巴特所說，禁欲作用是孕育資本主義的動力之一，至少作為企業經營者來說，必須節約成本、積累資本。但是，從宗教禁欲下解放出來的、世俗的享受資本主義生產成果的消費也是資本主義的動力之一。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資本在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外，市場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信徒們都深信禁欲主義的教義，在日常生活中都崇尚節儉，那么生產出來的產品又如何實現其價值和使用價值？而產品的滯銷不也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嗎？

然后再后面的閱讀和請教老師后，對這一疑問有一定的理解。韋伯在對“宗教關系和社會分層”的討論中通過天主教和新教的對比，發現不同的宗教氛圍影響人們的不同教育背景，做出不同的職業選擇。天主教徒更加青睞傳統手工業和中等人文教育，并且傾向于從事手工業行業，而較少參與現代工商業生活。新教徒更偏愛技術學習教育和工商業教育，新教徒在資本占有者、管理者和高級勞動從業者的人數中占有顯著優勢，而新教徒大多是擁有一定資本的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這樣對于當時的社會情況來說，資產階級擁有大量的資本，對于資產階級的禁欲就顯得很重要了。因而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關鍵就要積累資本，擴大對棉紡織業等生活必需品的再生產。并且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并不反對合理的獲得行為，贊同合理使用財富以滿足個人的社會需要。限制消費與謀利解放的結果是資本的積累，在任何場合，這種觀念波及之處，都產生了有利于資產階級生活發展的影響。所以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與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就有一致性。同時，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是與傳統主義的經濟活動相比照的，在他看來，傳統主義的工人好逸惡勞，企業家寧愿經營多種商品而不愿追求標準化，這樣的思想就需要宗教的禁欲思想的教化。以加爾文教為例，預定論認為人一出生就被上帝決定了其是否為選民。恩寵一經決定，就不會失去。任何宗教手段（如圣事、教會、懺悔等）和其他手段都不能使其獲得拯救，所以每個人都要通過財富的積累和平時的善行來努力證明是上帝的選民，是為了彰顯上帝的榮耀而存在的。這樣對于那些信奉加爾文教的資

產階級來說，他們為了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就會努力地工作，節儉地生活，把資本大部分都用在擴大生產上，這樣，隨著當時主樣工業產品棉布的增加，更多的底層人民可以穿到物美價廉棉布，技術的發展，消費的擴大，就在很大程度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正如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一般，仔細讀完這本書后，除了疑惑，我對韋伯也有自己的理解。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核心是理性，而新教倫理對理性的資本主義的興起產生什么影響呢？這也是韋伯重要論述的問題。首先是天職思想的影響。在新教倫理中，教徒以自己在事業上的成就，以自己積累財富的多少，以自己辛勤的勞動、節儉的生活來獲得上帝的恩寵從而得救。這樣，每個教徒無論其出身如何，為了證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寵，便需要在日常事務勞動中獲得成功。不勞動者不得食這一原則通過新教倫理也潛移默化的在教徒的觀念中扎根。而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不是為了創造可揮霍的財富或為了奢侈的享受，資本主義需要的是大部分民眾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與傳統的只滿足于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寧愿少做事，多清閑的職業觀相比，新教倫理實際上便孕育了一種勤勞刻苦，努力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精神。

再者新教倫理催生了世俗禁欲主義。與傳統宗教不同的是，新教倫理所催生的是一種入世禁欲主義。前者把禁欲主義限制在寺廟里，后者則帶有強烈的入世傾向，它鼓勵教徒們努力投入到世俗勞動中。在這種禁欲主義中，教徒們把創造財富看成自己的一項義務，認為追求財富不是為了世俗的享受，而是為了獲得上帝的恩寵，最終得救。所以，要節制欲望，提倡節儉和杜絕奢侈享受。在禁欲主義影響下形成的勤勞、節儉、財富積累等資本主義精神，成為生產擴大和財富積累的力量源泉。同時，就如富蘭克林所說的，“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信用”，禁欲主義反對對時間的浪費，認為浪費時間便是為增添上帝榮耀的勞動的損失。因此每個教徒除了睡覺吃飯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時間外，都必須投入到世俗的勞動中，不斷積累財富。韋伯始終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即以天職思想為基礎的合理的經濟行為，產生于新教禁欲主義倫理。入世的禁欲主義，財富的積累，生產的擴大，金錢的滋生繁衍，很大程度地促使西方社會理性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也迅速鋪開。但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的凸現，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經濟活動逐漸失去了宗教倫理精神，日益與世俗的情感結為一體，宗教感情在今天的資本主義活動中也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環境，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社會所需要的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倫理精神是不盡相同的，在資本主義需要迅速發展卻受傳統倫理精神制約的中世紀的西方，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就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杠桿，迫切地被時代所需要。

綜上所述，韋伯通過對禁欲主義精神、職業觀念、財產觀念及其關系的分析，論證了他的觀點：“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總體看來，韋伯通過宗教與精神這一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系，頗有“文化決定論”的嫌疑，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間的邏輯聯系，這本身也說明了文化機制也將作為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存在。

所以，作為引起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倫理，即禁欲主義精神，它能使人們發揚經濟理性主義，注重勤奮、守時、節約、信用等，正是這種理念在相當大程度上塑造了資本主義精神，而在宗教改革中，加爾文教正式 體現了這些原則。加爾文認為，聚斂財富并不會阻礙教會發揮作用，相反地，它將大大提高教會的威望，而這是十分可取的；由此，它允許教職人員為謀取利潤而動用其資產。清教徒們反對的是占有財富而不是勞動。“他們執持反對態度的真實道德依據是：占有財富將導致懈怠，享受財富會造成游手好閑與屈從于肉體享樂的誘惑，最重要的是它將使人放棄對正義人生的追求。事實上，反對占有財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縱懈怠”[1]P123。因為，在他們的觀念中，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塵世生活里，人為了確保他蒙承圣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晝隱退”。按照主之意志的明確昭示，惟有勞作而非悠閑享樂方可贈益上帝的榮耀。上帝的神意已毫無例外地替每個人安排了一個職業，人必須各事其業，辛勤勞作。“正規的職業乃是每個人最寶貴的財富”，因為，無職業者缺乏有條不紊、明達事理的性格，清教徒職業觀所強調的重點就在此處，而這正是理性主義精神的表現。

這正是突出了加爾文教改革的核心——上帝選民論。它認為只要是篤信上帝的清教徒，不管他原來的地位如何，只要勤勉的勞動，以獲取日常事務的成功，就可以避免被罰入抵御的命運，成為上帝的選民，所以，這種勞動是天職的概念使地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們在精神領域具備一種沖破傳統觀念的動力，從而努力工作和生活，以合法的手段來獲取財富，他們鄙視貴族的窮奢極欲和新貴的大肆揮霍，但卻對中產階級類型的節制有度、自我奮斗爭贊揚有加，這些行為無非都是為了爭取成為“上帝的選民”。事實上，清教徒的這一精神氣質是合乎理性地組織資本和勞動的。也就是說，清教徒的職業觀以及它對禁欲主義行為的贊揚必然會直接影響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發展。“那種強大的要求生活統一性的傾向在否定肉體崇拜的觀念中找到了其理想的基礎。而這種傾向直至今天仍然極大地增強著資本主義對生產標準化的興趣”[1]P132-133。但作者同時也認為，“人們服從于自己的財產，就像一個順從的管家，或者說就像一部獲利的機器。這種對財產的責任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令人心寒的重負”[1]P133。其實這種生活方式雖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但它卻在禁欲的新教倫理中找到了它堅實的基礎，總的來說就是對財產理性的使用和對消費尤其是奢侈品消費的嚴格限制。“這種精神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必然產生一個后果，即是，禁欲主義的節儉導致資本的積累；……，同時也有利于一種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發展。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哺育了近代經濟人’”[1]P135-136，而這些則成為了理性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精神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