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后感4000字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后感

本書的作者是馬克斯·韋伯（德語：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

1881年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之后轉入柏林大學完成學業。1889年獲法學博士學位，并取得開業律師資格。1891年任柏林大學法學講師，1892年升為副教授，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受“社會政策研究會”委托，分析德國東部農業社會結構變遷及其對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以此為基礎發表多篇文章，開始其對德國政治經濟轉型的具體分析。1894-1896年先后任弗萊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經濟學教授。

由于嚴重的神經疾病，在1898-1917年整整20年間不得不脫離教職，至1918年韋伯重新執教擔任維也納大學教授。韋伯還曾以專家身份作為德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在會上反對簽署《凡爾賽和約》。韋伯雖然患有嚴重的神經性疾病，但勤奮治學，長年堅持學術研究。同時還積極從事社會活動，韋伯曾與其他學人共同創辦了《社會科學與社會政治文獻》并擔任編輯，德國社會學學會也是在韋伯幫助下建立的。

馬克斯·韋伯與卡爾·馬克思和愛米爾·杜爾凱姆（涂爾干）被并列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韋伯以及他的同僚維爾納·松巴特（也是德國社會學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采納的則是反實證主義的路線，這些著作開始了反實證主義在社會科學界的革命，強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本質上的差異。韋伯的早期著作通常與工業社會學有關，但他最知名的貢獻是他后來在宗教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上的研究。

韋伯在宗教社會學上的研究開始于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并且繼續在《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以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與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里進行探索。他對于其它宗教的研究則由于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斷，使他無法繼續在《古猶太教》之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了計劃中對于詩篇、塔木德猶太人、以及早期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研究。他所完成的那三個主要研究都關注于宗教對于經濟活動的影響、社會階層與宗教理想間的關系、以及西方文明的獨特特征。

韋伯創造性地框架了現代社會學的體系，他不僅僅在詮釋社會學研究領域有巨大建樹，在經濟史學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還廣泛涉及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宗教學、哲學乃至音樂、藝術等各個學科。

此書寫于1904-1905年，當時的歐洲已經把工業化進程推進了近半個世紀，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然而，韋伯所身處的德國，此時卻仍然保留著各種封建采邑和小村莊，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在世界都在迅速變遷的時候，資本主義在各國的發展讓韋伯開始產生了疑問：究竟是什么導致這個工業化世界形成并展開？什么是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韋伯清楚地認識到，在研究資本主義的時候，一般社會學家研究的經濟、政治層面的原因只是一個方面，并不完備，“經濟倫理”也是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

現代資本主義區別于傳統資本主義的特征在于：市場上相對自由的物品交換，商業活動與家產活動的分離，復雜的簿記方法，理性的或系統的對工作的組織和一般意義上的工作場所。工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非被奴役的。利益追求是以有規則和連續的方式進行的。在這里面體現的現代經濟倫理，韋伯將其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

在比較資本主義在各國的發展過程中，韋伯發現，西方的資本主義崛起而且發展迅速，而同時期的東方卻僅僅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原因在于西方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從而，韋伯在這本書里剖析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起源以及重點探究宗教倫理與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本研究的任務在于研究和澄清宗教動機一般而言對我們現代的、特別“現世”取向的生活與文化的錯綜復雜的發展有什么影響。

除了緒論外，本書共有五個章節。緒論中，作者簡要說明了本書的主要內容，并解釋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理性化是其最大特點。現代資本主義體現出來的理性化與科學發展以及社會秩序的獨特品格息息相關。科學的發展經歷了從依靠“經驗”到專注于“精致的知識和觀察”的過程，而“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依賴于技術上的決定性因素的可計算性------依賴于西方科學，尤其是基于數學和實驗精確性的自然科學之獨特性。”可以說，自然科學的發展與應用促進了資本主義崛起，這從西方與東方的對比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窺見。東方雖然有科學的萌芽，但并未像西方這般大規模的集中的研究和應用，也就不能以科學帶動社會生產率的提高，所以資本主義興起的地方不是文明古國，而是后來居上、年輕的西方國家。另外，西方社會秩序的獨特之處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之一。西方先進發達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使得社會井井有條，這是理性化管理帶來的好處，人們深知這個道理。理性化的管理使得經濟發展有條理可循，人人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效率也大大提升，無疑這激勵了資本的擴大和再生。韋伯認為，經濟理性主義（桑巴特定義為“根據科學觀點組織生產過程，使生產率得到提高”）的形成和發展，除了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也取決于人們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時的能力與氣質，即理念或精神。同時，韋伯認為“各種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以他們為基礎的關于責任的倫理觀念，在以往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和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理念或精神的凝聚會引導行為的方向。”中心問題就是宗教與經濟的關系，重點是宗教觀念對于經濟精神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或者一種經濟制度的社會精神氣質。接下來介紹一下正文的五個章節：

一、宗教歸屬與社會分層 此章節中，韋伯從當時的社會現象來試圖探究資本主義的根源，并嘗試說明經濟和政治因素并不能完美地解釋這個論題。首先是經濟方面。韋伯發現，新教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有著較多的所有權和經濟地位。人們可能會覺得，這與新教繼承了較多的經濟財富有關。但是韋伯認為繼承遺產因素并不足以解釋其他的現象。他發現，在對比天主教和新教時，兩者的職業選擇和教育都有很大的差異。“在任何一個數種宗教并存的國家里，資本擁有者、雇主、受過較高教育的熟練工人和現代企業中受過高級培訓的技術或者經營人員，少有例外的，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并且，新教徒傾向于選擇新職業，而天主教徒則較為保守，不善創新。在教育方面，天主教徒接受的教育相對少，而且他們選擇的主要是人文類教育，這大概能解釋為什么天主教徒較少涉及資本主義事業。韋伯對此的解釋是由于環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這里是個人家鄉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氣氛所首肯的那種教育類型）決定了對職業的選擇，從而也決定了教徒一生的職業生涯。在這里也就是宗教對職業的影響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韋伯的社會學的實證主義方法理論，即用一種社會事實解釋另一種社會事實。在政治方面，韋伯根據現有政治學上的理論“屈從于一個統治集團的少數民族或少數派宗教，由于他們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響之外，一般都會以一種異乎尋常的力量介入經濟行為”推斷出天主教應該在資本主義市場上更為活躍，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德國，新教的發展是很迅猛的，天主教派可以認為是少數派教會，根據歷史的結論，當少數派被排除在政治的影響范圍外，他們會通過在經濟領域的發展獲得經濟上的收益來彌補其在政治上的缺憾，這種認知往往會帶個他們追求另一種成就的力量。并且很多歷史事實也都是如此，但是天主教徒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都沒有獲得經濟上的發展。與天主教相同的是新教也沒有遵循這種歷史的“定論”，即使是多數派他們也會積極追求經濟上的發展。從上面的推理便可以看出，韋伯對社會學傳統的研究角度---經濟、政治因素并不完全同意，他在否定了這兩個因素對資本主義發展產生作用的基礎上，從當時篤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尋常的經商手腕結合緊密的現象上產生了對宗教信仰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的興趣。

二、資本主義精神

在這里，韋伯提出了“資本主義精神” 的概念。這里的資本主義精神與傳統的資本主義精神截然不同，這里為了讓大家清晰地理解，韋伯援引了本杰明?富蘭克林所說的一段話。這段話中傳達了一種精神倫理：在一種天職中（職業天職）系統而理性地為獲取合法利潤而努力。用人人皆知的一句富蘭克林的話來說，就是“時間就是金錢”。在現代經濟秩序下賺錢，只要賺的合法，就是在某種職業的天職中能力和技巧的結果和證明。而這種能力和技巧正是富蘭克林的倫理觀的全部實際內容。認為有責任擁有職業的天職的獨特觀念，是作為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社會倫理”特征的觀念。在這里，韋伯將這種孜孜以求的逐利行為與傳統的“資本主義精神”------經濟傳統主義相對比。何謂經濟傳統主義？簡單的說就是舒適地享受生活是經濟行為的最終目標。人們并非希望多多地掙錢，相反，他們只是希望生活，還是像他們已經習慣的那樣生活，并且掙到為此所必需的那么多錢就可。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中，勞動必須是被當做一種絕對的自身目的，當做一種天職來從事。“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絕對重要的忠于職守的責任感，這里與嚴格地計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經濟觀，與極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節儉心最經常地結合在一起。”所以，現代資本主義擴張背后的驅動力問題主要不是可以用于資本主義公司的資金儲備來源的問題，而首先是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問題。

在對禁欲主義四大擔綱者進行研究比較之后，韋伯發現：新教關于職業天職的觀念對人們如何獲取財貨和謀生的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是宗教“蒙恩狀態”的概括。講究方法的工作、財富和利潤作為了救贖的記號，人們希望確知其獲得救贖而努力在天職中做出努力，這一禁欲主義的激勵使得宗教信徒打破了修道院的禁錮，在塵世及世俗事務中過起圣徒的生活。就如書中生動的描繪所言：“基督教禁欲主義甩手關上了修道院的大門，進入了生活的集市，擔負起了新的任務：將它的規矩條例滲透到日常的、世俗的生活中去。”

總而言之，韋伯這本書帶給我們的啟示很有價值，不僅僅在于其社會學的探究方法，還在于其對社會人文的深情透視。在帶領我們回頭審視歷史上對資本主義精神產生根本性影響的宗教倫理的同時，韋伯還提出了他透視當今社會文化環境后的擔憂，這些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第二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讀后感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后感

翻閱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后的第一感覺就是全文很晦澀，其中涉及的教派尤為難解。其原因是對教派的教義及宗旨不太了解的緣故。雖然如此，但是無庸質疑的是偉大的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給我們一種全新的角度來解讀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原因。馬克思．韋伯先生在一個特定的角度解讀了“西方民族在經過了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新教對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中國﹑印度﹑巴比倫等都出現過，但是只有在西方才發展壯大，作者的解釋是宗教的思想變遷產生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人們從天主教的“平和，極少物欲，寧愿過著簡樸寧靜的生活”到新教的“享受美食，沉湎于欲望”的原始積累到企業家的追逐利潤相吻合。

在讀此書之前,我理解中的資本主義是“貪婪,虛偽,唯利是圖的, 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為己所用”的代名詞。但這于作者書中給出的資本主義是截然不同的。作者把資本主義劃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的資本主義；另一種是近代資本主義。前一種在古代的希臘、羅馬、印度、中國等曾出現過。他們是由世代相傳的商業紳士，貴族那里發展起來的。而資本主義是在貧困潦倒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既對生活充滿想象又善于計劃生活的人那里發展起來的。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人都有極強的自我控制力，他們不但精明強干，而且很講信用。其近代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富蘭克林。他是公認的守信、誠實的人。但是在他的道德觀念中，功利主義色彩占很大的位置。那么資本主義與守信誠實的高尚品格又無矛盾沖突呢？作者給出的答案是沒有沖突。他的解釋是近代資本主義是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產品。這種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使得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合乎歷史潮流，是社會進步的代表人物。

作者后來論述的是宗教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起著很大的作用。而之所以有宗教是因為有上帝的存在。有了上帝才有了宗教，才有了信仰宗教并且遵循宗教活動的人。這些活動就是伴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那么兩者之間是誰起主導作用呢？這恐怕又涉及到歷史是唯物的還是唯心的問題了。

作為中國主流思想的馬克思唯物史觀說的是社會的發展具有規律性：即隨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歷史形態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和韋伯的觀點有些違背的。但是不管怎樣，從韋伯先生的著作中我們從文化發展的方面提供給我們資本主義的另一面。

第三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后感

感悟“資本主義精神”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后感

摘要：韋伯是20世紀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和倫理學家, 他的宗教倫理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享譽世界, 韋伯在此書中大膽地提出了“資本主義精神” 這一概念, 為資本主義的研究開啟了新的思路。通過閱讀本書，旨在以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對“資本主義精神”的感悟，本文首先概述了何為“資本主義精神”；然后列舉“資本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最后探討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

關鍵詞：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

馬克斯·韋伯(1864—1920)是20世紀初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倫理學家, 他一生著述頗豐, 其中《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宗教社會學和倫理學的代表作享譽世界。在這部傳世之作中, 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精神”這個概念, 并以此作為他研究資本主義及其發展的出發點, 這使得韋伯在關于資本主義的研究中獨樹一幟。

一、何謂“資本主義精神”呢?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第二章中，用描述和歸納的方法，逐步地向我們展現了這種精神的特征。

它表現在企業家身上就是：有著一種強烈地、盡可能多地賺錢或者獲利的動機。然而，在資本主義精神里面，賺錢并不是用來消費和享樂，而是人生的最終目的！賺錢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來獲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當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精打細算、有計劃、講究信用、勤奮、節儉等等的精神品質也便應運而生。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精神在勞動者身上則表現為：“集中精神的那種能力，以及絕對重要的忠于職守的責任感；嚴格計算高收人可能性的經濟觀，與極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節儉心最經常地結合在一起。”

韋伯在書中列舉了這樣一個有趣的例子：“近代雇主為從其雇傭者那里獲得最大可能的勞動量所使用的技術手段之一就是計件工價的方法??但是，雇主卻常常遇到一個奇特的困難，其發生頻率之高令人驚訝，即提高計件工價常常招致這樣的后果：在同一時間內所完成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為勞動者對工價提高的反應不是增多而是減少其工作量”[1]。

為什么工資率的提高反而招致了勞動供給的減少呢?在韋伯看來，這是傳統主義束縛下雇工的一種行為表現。由于受這種傳統主義的約束，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賺錢，他只是希望像他

已經習慣的那樣生活。這種傳統主義的習慣勢利，不僅體現在雇工的身上，同時也深深地束縛著企業主的行為，韋伯在書中這樣寫道：“??那時的企業家的精神，它仍是傳統主義的業務：傳統的生活方式、傳統的利潤率、傳統的工作量、傳統的調節勞資關系的方法、以及本質上是傳統的主顧圈以及吸引新主顧的方法。”由此，近代資本主義每前進一步，都要受到這種前資本主義時期傳統主義的阻礙。如果不突破這種傳統主義習慣勢力的束縛，就不可能有西方獨特的理性資本主義的興起。

二、“資本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

“資本主義精神”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

1、守時守信

韋伯在引證富蘭克林的一些格言時提到最多的是借貸中的守時、守信以及怎樣做到守時守信, 守信的好處等等。例如“切記, 信用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信用好, 借貸得多并善于利用這些錢, 那么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影響信用的事, 哪怕十分瑣碎也得注意。如果債權人清早五點到八點聽到你的錘聲, 這會使他在半年之內感到安心；反之, 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干活的時候玩臺球, 或在酒館里, 他第二天就會派人來討還債務, 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放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借人的錢到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 否則因此失信, 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永遠向你關閉。

2、勤勞節儉

積累財富要靠辛勤勞動, 而辛勤勞動最忌諱的是懶散閑逛。富蘭克林講道: 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十先令, 那么, 如果他這天外出或閑坐半天,即使這期間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認為這是他的全部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或應說是白仍了另外五個先令。關于節儉,富蘭克林指出:要當心, 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視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為出。假如, 你是一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只有六鎊的收入, 卻可以使用一百英鎊。

3、積累財富

誠實、守信、敬業、節約、勤勉這樣做的最終目的無非是追求財富、積累財富。富蘭克林的格言中有很多這樣的記錄：“切記,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錢可生金錢,孳生的金錢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金錢越多,每次周轉再生的錢也就越多,這樣收益也就增長的越來越快。誰若丟失了五先令, 實際上丟失的便不只是這五先令, 而是丟失了這五先令在周轉中帶來的所有收益, 這收益到一個年輕人老了的時候會積成一大筆錢。

在富蘭克林的格言和清教徒的語錄中所看到的這些是原初的資本主義精神, 完全的、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在近代, 它是在這些宗教倫理思想基礎之上, 結合資本主義在各國的實踐,在思想與實踐的融合中不斷地提升和逐步完善的[2]。在近代之前, 資本主義精神在新教倫理中潛在地孕育著, 雖然它和宗教改革一道成為資本主義的強勁動力, 但它還是不完善的,隨著世界各地資本主義進程的推進,資本主義精神也不斷的完善并理性化。所謂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合乎理性地賺錢,合理地使用資本, 合理地組織勞動。更進一步說, 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不是以賺錢為唯一目的, 而是怎樣賺錢才是合乎理性的, 是道德允的，是應該的。

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

傳統資本主義是如何轉化為近現代資本主義的呢?

韋伯認為首先是出現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精神，與傳統資本主義精神相比，它把賺錢視為人生的目的，而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它完全踢開了傳統習俗、觀念的羈絆，在徹底的效率理性指導下從事生產經營。正是在這種新資本主義精神的推動下傳統資本主義產生了革命，跨入近現代資本主義階段[3]。

韋伯通過對歐洲紡織業經營方式變化的描述來形象地表現這一過程，他指出：“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

在韋伯看來，宗教籠罩下的歐洲，這種新的資本豐義精神既違背天主教倫理，又很難獲得人們的同情理解，必須依靠新的宗教背景才能生存發展下來。因為，如果它不是通過某種宗教的形式表達出來，如果它不附著宗教的神圣意義，就根本不能在當時的歐洲立足。以加爾文為代表的新教就承擔起這個歷史任務，通過殘酷而曠日持久的宗教斗爭，新教在歐洲的許多地區戰勝天主教并發展起來，以新教倫理面貌出現的新資本主義精神就在人們思想中扎下根來并推動資本主義行為快速發展，使歐洲社會邁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上海：三聯書店．1987．

[2]孫宗偉.論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解讀[J].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4(2).[3]曹鳳月.解析韋伯“資本主義精神” [J].工會理論與實踐,2004,2.

第四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王瑞 10368006

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去讀一本關于宗教對人類經濟發展的影響的書，確實有一些困難。畢竟我本身沒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時又不是哲學與倫理學的專家，所以很難想像為什么有人會信仰上帝，他們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誠，是真信還是半信？這些問題令我困惑了很久。因為完全無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讀這本書之前我必須作出如下假設：自中世紀至韋伯所處的時代，歐洲人對宗教信仰的篤信與虔誠，相當于中國人對人情的偏愛，對家庭倫理的重視。只有做出這種假設，我才能確信韋伯所討論的新教倫理對歐洲人存在影響。

韋伯在書里討論新教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大致的思路是這樣的。是首先對資本主義進行界定，然后討論新教各個分支的內涵，最后從新教中提煉出禁欲主義這一基本的宗教內涵并總結它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和德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同，還是我學疏才淺，個人感覺韋伯的無關主旨的話很多。不過他確實引起了我的思考，給了我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來接受的都是馬克思的哲學，大體上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是韋伯的書，讓我體會到似乎世界沒有那么絕對。韋伯給我最大的啟發在于他的一個問題：當還沒有出現資本主義，與將要出現資本主義的那個時間段，是什么促使資本主義產生？我個人認為，經濟決定論在這里說不通，或者說，不能僅僅的歸因于經濟因素（韋伯也是這么認為的）。韋伯認為新教倫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他也沒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響。在他看來，新教包含著讓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賜予人的，去追求財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選中的將會得救的選民必然會彰顯上帝的榮耀，也就是說，所有虔誠的信徒都會產生追求財富的沖動（從宗教層面上說），以此彰顯上帝的榮耀（因為彰顯的榮耀不一定是選民，但不彰顯上帝榮耀的絕對不是選民）。同時教義里面還包含著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財富不會被揮霍，而是用于再投資。

韋伯的解釋說的通，但是我同時也產生了質疑：為什么沒有新教的當代中國仍舊可以發展資本主義？（在這里的“資本主義精神”采取韋伯的定義，即：理性的從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筆交易都會有利潤；以賺錢為目的；避免享樂）。韋伯很狡猾的補充到：一種制度的建立必須依靠精神倫理方面的創新，但當這種制度確定并向全球傳播時，那么人們就必須調整自己的倫理觀念，使之適應制度的要求。

在這里，我想自己討論一下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的前提。

“媽，就那幾畝地，你種，能種出什么結果。”

“不種怎么辦？”

“你辦個小賣部，賣東西，這樣你可以一直賣著。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種地。”

“可是那幾畝地??我還是先慢慢種著??”

這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到的兩個我的遠方親戚的對話。母親呢，是一個窮苦的農民。兒子呢，是一個財經大學的學生。從這個真實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覺出來，資本主義發生的前提是什么。商業從人類誕生時就開始了，原始社會就存在物與物交換。隨著商業規模的的不斷擴大，產生了貨幣、集市、金融，甚至工業資本主義也是在商業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說，現代資本主義興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該歸功于商業的發展。換句話說，必須有廣泛的商業意識（在這里我的討論只是針對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單一影響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個人懂得低價買進物品，然后高價賣出，賺取中間利潤這一過程，并且有足夠的意愿去這么做，商業和進一步的資本主義才有興起的個人基礎。西歐屬于海洋文明，有著漫長的海岸線，經商是人們最重要的謀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國屬于大河文明，以農耕為主要經濟形態，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區有比較發達的工商業，但總體上以農業為主。剛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來，甚至中國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農村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中仍然缺乏資本主義因子。所以從這一點上，西歐產生現代資本主義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親是一個工廠的老板，也就是個工業資本家。他的經營策略很簡單，低價買進原料，加工后高價賣出。同時他注重誠信，也十分勤奮，每日6點起床，凌晨1點睡覺，一有休息時間他就補覺。他之所以長時間的堅持著，因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輩子過上好日子。這種中國的儒家倫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倫理，不同于西方的個人救贖與金錢的渴望相結合。但是這種倫理卻確確實實的在推動他的工廠的運作，支撐著這一最傳統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寫了這么多，我其實想說的就是：相對于新教倫理，儒家倫理并不缺乏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進資本主義精神發展的要素，畢竟儒家倫理同樣將對金錢的渴望與道德倫理相結合，給人以追求財富的動力，中國的傳統美德里也不缺乏節儉（禁欲的結果也就是節儉）。所以雖然古代中國沒有產生現代資本主義的原因很多，但影響比較大的原因應該包括農耕民族缺乏商業意識，重農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國才逐漸接觸到了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與儒家倫理相結合，促成了今天中國的發展。

第五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筆記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讀書報告

概述

導論

西方文明的發展過程顯現出明顯區別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現象，遍及科學、史學、藝術、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經濟體制各方面，這些文化現象的基本功同特點可以總結為“理性主義”。理性（rational）是韋伯高度強調的西方文明特性，對于本書所討論的資本主義，韋伯指出：“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對財富的貪欲）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顯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種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過考察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異同，韋伯認為，“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關于責任的倫理觀念，在以往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和決定性的影響。” 宗教派別與社會分層

首先，韋伯從人口統計和社會調查中發現：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資本占有者、經營管理者以及在現代大型工商企業的高級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韋伯認為，“新教徒不管是作為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不管是作為多數還是作為少數，都表現出一種特別善于發揚經濟理性主義的傾向”。

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引用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話來詮釋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富蘭克林的話包含著這樣的一種觀念：人有增加自己資本的責任，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韋伯認為，“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韋伯高度強調精神的作用，他說：“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這一論點雖然是對經濟基礎的決定性的輕視，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同時期的中國雖實際上具備更好的經濟基礎卻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這卻不得不歸于精神層面。

路德的職業概念

韋伯指出，路德在其作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發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個人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它不僅提升了世俗活動的意義和價值，而且對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戰，認為他們那種放棄現世、遠離勞動的行為是逃避世俗的責任。可以認為，路德是宗教改革運動的最初引導者，他的宗教思想對宗教改革以及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韋伯同時指出：路德的職業觀念是強調服從權柄、安于現狀的傳統主義的，在此，資本主義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爾文主義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倫理才和資本主義精神發生了關系，但即便如此，也不應認為這些宗教改革家試圖發展資本主義精神或者倡導社會改革，他們的工作中心在于靈魂的救贖；此外，宗教改革不應視為一種必然的歷史結果，無數的歷史條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這一結果，而不是某些經濟變革的直接結果。

世俗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

本章，韋伯通過考察加爾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禮宗這四種歷史上主要的禁欲主義新教形式，試圖從各派的不同教義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倫理準則，從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所產生的心理約束力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轉而指導日常行為并制約個人行動”的程度。

加爾文派的兩大核心是“預定論”和“因信稱義”，加爾文派認為“一切造物只有一個生存意義，即服務于上帝的榮耀與最高權威。”上帝的絕對自由是不受人類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賜予一部分人的恩寵是不可改變的，而這也就將通過教會、圣事而獲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們只能服從上帝的圣戒、信賴上帝的選擇，轉而努力從事職業勞動以增加上帝的榮光。

虔信派對加爾文派的預定論進行了修正，虔信派認為恩寵是賜給所有人的，但不確定是哪一刻賜給你的，因此與加爾文教相比，虔信派對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強烈的，因為要占有恩寵狀態的壓力被轉向了現實的情感狀態，這種恩寵狀態是必須不斷被證明的，同時又是與未來的永恒性相關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點是：具備有條理的、系統化的行為本性，以求達至“唯一的確定性”。“唯一的確定性”是對寬恕的絕對確定性的一種純感覺，是在對恩寵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現而不是在對恩寵的意識中浮現，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確定性）是恩寵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循道派的倫理似乎建立在不確定性的基礎之上，這一點與虔信派相似，但對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們將預定論當做一種權宜之計。

浸禮宗諸派以極端的方式完成了對塵世的宗教理性化，堅決地棄絕一切肉體崇拜，認為如果沒有內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導下的人）也純粹是行尸走肉。只有聽任其良心指揮的人才能認定自己的重生，獲得上帝的恩寵，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給予個人的啟示。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

“發端于加爾文教的英國清教徒為職業觀提供了最融貫系統的宗教依據”，韋伯選了清教倫理學家巴克斯特作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來看，“上帝更樂于人各事其業以積極踐履他之意志”，“你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罪孽而如此”。這種禁欲主義的倫理觀反對享樂，而是鼓勵勤奮地工作，創造更多的財富來增加上帝的榮耀；清教徒在經濟生活中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擺脫非理性沖動的影響，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倫理以宗教的方式確認了正當追逐財富的合法性，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強調限制消費尤其是反對奢侈品則有利于資本的積累；進一步講，清教主義對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當時處于弱勢的中產階級，并且促進了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發展，培養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經濟人。但是，宗教禁欲主義只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也就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韋伯也指出，本書只是“嘗試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義對其他因素產生過影響這一事實和方向”，任何一種單一的文化和歷史的因果解釋都是片面的，唯物論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義產生的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構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說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因，其對資本主義精神有很深刻的影響，而且也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也正是韋伯所強調的思想變革在歷史變革中獨立的影響，但是韋伯也并沒有否認新教倫理同樣會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簡評

韋伯通常是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歷史，閱讀韋伯給我們這些大致已經接受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和社會沖突的觀點的學生一個全新的視角，而韋伯的方法與馬克思也并非相沖突，歷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視角的，無可否認，每一個視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種對歷史的解讀，對歷史的認識也是必須通過這些不同的視角才得以逐漸完善和明晰。

本書是對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韋伯的后續作品中，還對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別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勢必對整個文化體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響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種體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統性和完善性實際上對其所發源和成長的文化的本質的內在特性有一定掩蓋作用，而文化的本質的內在特性也是對歷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讀的不可忽略的方面。僅僅對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當然韋伯也并沒有說考察宗教就足夠了，但是本書及其系列著作在對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蓋了文化內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對宗教的影響。

重商主義其實是歐洲文化的傳統特性，與中土文明相比較，無論在哪一個時代，歐洲文明對商業的重視程度以及自發的關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強烈。這和地域性有很大關系，但并不是全部關系，而當這種傾向性固化為文化內在特性以后，大可暫且忽略地域性差異，而單單以文化而論了。另一方面，理性主義也是歐洲文明明顯區別于中土文明的特性，這顯然不僅僅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近代哲學發展以來的產物，從近東的早期文明社會開始就已經呈現這個趨勢，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觀念和民主意識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資本主義在歐洲興起是歷史發展的最順暢的途徑，盡管由于經濟基礎的原因，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可能早于歐洲產生，但在中國以及臨近地區發展起資本主義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們現在所見的資本主義文明的可能性要遠遠小于歐洲。正是歐洲文明的這些內在特性才使得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倫理觀最大可能地在實踐中訴諸能夠產生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而在中國，禁欲主義則未必有這樣的實踐趨勢。

另外，韋伯對新教倫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倫理》第二章，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載體的“新教徒”的證據，基本上是本杰明?富蘭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蘭克林勸說富商的觀點和新教徒信仰之間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義的表現及其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契合關系時，主要依據英國十七世紀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觀點。雖然他一再強調要從新教布道的實際效果來解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但他對這個命題的引文幾乎都是從神學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錄出來，而明顯缺乏對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實心理狀態和行為準則的準確反映。所以，在這一點上，韋伯的論證是有很大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