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企業可以借鑒韓國企業的經驗

對中國企業可以借鑒韓國企業的哪些經驗的分析

近些年，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加入WTO以及國際化背景下,中國企 業獲得了很大的成果。但面對這個激烈競爭的局面,他們的國際化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目前為止,在世界發達國家市場很難找到中國企業自身的品牌,中國大部分企業還處于低級的企業活動階段，也就是說中國企業還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案例中對韓國幾家大型工業集團國際化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中國企業在這個極具競爭的時代應借鑒韓國企業的先進經驗，以縮短我們的成功之路。

1.在目前這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經濟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戰略方向應該是實現在世界市場中占據大份額的中國市場、乃至整個世界市場的綜合化、本地化。

2.進行外國投資，降低綜合成本，獲取外國所屬機構所具有的質量、設計、工程 技術方面的經驗、技術情報和已有的市場。

3.研發投入不能半途而廢，要提高企業研發能力和對品牌的創建。談到LG的發展，人們總是感覺這個企業似乎在瞬間就崛起了。尤其是研發方面，LG公司似乎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非常多的研發專利，也由此在世界的電子產品行業里迅速排到前列。從他們的成功可知，高層方面一定要重視研發的投入，研發投入一定要是持久、長期的，要堅持一段時間，從而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成果才算，不要半途而廢。

4.在外國投資建廠，雇傭當地工人，就地制造，以撫慰外國政府對我們經濟地區日益增長的出口趨勢的憂慮。

5.跟外國的本土企業加強合作。韓國企業現在不僅僅將中國乃至歐洲看作是一個市場，而是想真正融入到國外的大市場中去，讓它本土化。

6.在全球建立自己的網絡，提高我們對市場變化的洞察能力。韓國企業不僅在全球建立了龐大的網絡，在克服非關稅壁壘方面也有很多經驗。我們洞察市場變化的能力很強，而這種軟性的經驗正是中國企業所欠缺的。

第二篇：中國企業韓國證券市場上市操作要點

中國企業韓國證券市場上市操作要點

眾所周知，我國股市前兩年基本處于“休克”狀態，這意味著國內企業直接融資因此而面臨巨大的障礙。有鑒于此，各個海外證券交易所借機加緊了到中國“招商”的步伐。除了歐美發達國家以及香港等發展成熟的證券市場外，與中國相鄰的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下稱“韓交所”）有感于中國經濟的美好發展前景，也開始向中國企業頻拋“橄欖枝”。

就當前來看，韓國證券市場表現優秀，為中國企業赴韓上市創造了充分的條件。據有關資料顯示，韓國證券市場目前的市盈率平均為7.9倍，而美國是16倍，日本是15.9倍，這表明韓股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同時，為了吸引中國企業前往韓國上市,以創建“東北亞最佳資本市場”為目標的韓交所甚至會同有關政府部門修改了相關法律法規,允許外國企業在韓交所通過IPO發行股票并掛牌上市，尤其令中國企業感到興奮的是，修改后的法律法規還規定外國企業申請在韓上市，標準與韓國本土企業一致。除此之外，中國企業到韓國上市存在上市門檻低、上市程序簡便、上市費用低等優點。

一、中國企業韓國上市的途徑

中國企業到韓國上市融資，有直接上市和間接上市兩種途徑。直接上市通常采用IPO（首次公開募集）方式進行。間接上市主要是指造殼上市，即先注冊一家海外控股公司(比如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然后用這家海外公司支付巨額現金收購國內企業，成為國內企業的控股母公司,再用這家海外公司在韓國市場買殼上市。

一般來講，條件成熟的企業會選擇直接上市；而對于相當多的中國企業而言，直接到韓國上市的條件尚不夠成熟，且直接上市成本昂貴，上市所需時間通常在一年以上，而上市成功與否受外在因素影響較多，風險較大。造殼上市雖然存在可以避開海外直接公開發行中遇到的中國和擬上市地的法律相抵觸的問題、縮短上市時間，但是，造殼上市也存在著雙重征稅，控制和管理殼公司以及在海外影響力不足等問題。因此，選擇何種方式在韓國上市是需要企業決策者慎重考慮的問題。

二、中國企業到韓交所上市的基本條件

韓交所，即韓國證券期貨交易所（KRX）是于2005年1月份，由韓國證券市場合并原來的韓國證券交易所（KSE）、韓國期貨交易所和韓國創業板市場（KOSDAQ）而形成并更名的。目前，中國企業到韓交所上市分主板上市和創業板上市，以下就外國企業到韓交所主板上市的操作要點簡單介紹如下。

（一）中國企業到韓交所上市的基本條件：

1、股權結構要求:至少有1000名少數股東，在韓國內招股量不低于100萬股（包括存托憑證），小股東占30%以上;

2、最低資本要求:凈資產100億韓元（8000萬元人民幣);

3、經營年限要求:需三年以上經營業績;

4、審計意見要求:最近及前兩年的審計報告中均無保留意見；

5、利潤要求:最近會計實現盈利基礎上同時滿足以下條件之一:

1）最近會計的凈資產收益率在5%以上，最近3個會計年累計凈資產收益率在10%以上；

2）最近會計的利潤額在25億韓元以上，最近3個會計年累計利潤額在50億韓元以上；

3）凈資產在1,000億韓元以上時，最近會計的凈資產收益率為3%以上或利潤額為50億韓元以上。

6、銷售收入要求：最近會計達300億韓元（2.4億元人民幣），最近三年平均銷售收入達200億韓元（1.6億元人民幣）。

另外，根據《關于企業申請境外上市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1999年）的相關規定，中國企業申請到境外主板市場上市還需符合以下條件：

1、符合中國有關境外上市的法律、法規和規則。

2、籌資用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利用外資政策及國家有關固定資產投資立項的規定。

3、凈資產不少于4億元人民幣，過去一年稅后利潤不少于6000萬人民幣，并有增長潛力，按合理預期市盈率計算，籌資額不少于5000萬美元。

4、具有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及較完善的內部管理制度，有較穩定的高級管理層及較高的管理水平。

5、上市后分紅派息有可靠的外匯來源，符合中國外匯管理的有關規定。

6、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的其他條件。

（二）中國企業到韓交所上市的基本流程

中國企業境外申請韓國IPO上市的，除了需要中國有關證券法規向證監會履行相應的審批程序外，其在韓國的整個上市程序大約需要6-7個月，其中，盡職調查的時間通常為3個月。中國企業在韓國上市需要遵守的上市程序如下：

1、外匯交易法上的程序——向財政經濟部部長提交證券發行申請書

1）提交證券發行申請書并附發行計劃書

2）向指定外匯銀行開設銀行賬戶

3）認繳完畢時向財政經濟部部長提交證券發行報告書

2、證券交易法上的程序——金融監督委員會的登記、有價證券申請書的提交、受理

1）向金融監督委員會登記為有價證券發行人

2）提交、受理有價證券申請書

3）有價證券申請書自受理之日起15日后發生效力

4）向金融證券監督委員會提交有價證券發行業績報告書

5）發行企業應就有價證券的募集、銷售、公告等事項在國內指定代理人

3、證券交易所的上市審查

以下僅介紹在有價證券市場上市過程中的上市審查問題

1）事前與證券期貨交易所協商的上市程序、時機等

2）上市預備審查

— 上市預備審查申請書

— 最近3個會計的報表以及對該報表的審計報告書

— 章程

— 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大會決議復印件

— 公司設立或注冊文件

— 已在國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證明文件（如有）

— 上市代理人選任合同書復印件

— 關于上市申請書和附件內容屬實的律師意見書

3）上市申請

— 上市合同書

— 初次上市申請書

— 有價證券申請書復印件

— 有價證券發行業績報告書復印件

— 外國股票或KDR實際所有人名簿

4）上市及交易開始

三、中國企業到韓交所上市時律師的聘用

（一）律師的聘用結構

在中國企業韓國上市過程中，律師與保薦人一樣,幾乎是貫穿整個上市過程的。但是不同的律師會從屬于不同的中介機構。有時一個上市項目會出現7、8個律師同時服務的情況。新股上市時，為節省發行人及主承銷商的費用支出，可以共同聘用中國及韓國的律師事務所作為發行人及主承銷商的共同咨詢律師。發行人及主承銷商之間發生利益沖突時，發行人所在地律師事務所和證券期貨交易所所在地律師事務所各自擔任發行人及證券期貨交易所的咨詢律師。

（二）中國律師的主要作用

中國律師在中國企業韓國上市過程中的主要作用如下：

1、接受企業與上市有關問題的咨詢

2、在各類合同的協商過程中提供咨詢意見

3、制作并提交官方要求的法律意見書

4、盡職調查

5、協助企業改制、重組

6、出具法律意見書

7、積極參與和與境內外中介機構的交流溝通、密切配合對于中國的擬上市企業來說，其所聘用的中國律師事務所，不僅需要熟悉中國國內證券法律法規,具有操作國內上市豐富經營的證券業務團隊，還需要能夠具備熟練運用韓國語，與韓國各大證券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保持良好溝通聯絡的業務團隊。

第三篇：企業大學如何拯救中國企業？

人才是貫穿企業發展最基本、最具創造力的因素，現在企業大學除了培養企業高素質人才外，還承擔起拯救中國企業的歷史重任。

拯救，須先繞過“陷阱”

盡管企業大學有很多優勢，但也并非“靈丹妙藥”，希圖借助企業大學來解決所有難題只是異想天開。事實上，國內的企業大學尚處在探索階段，因而也就存在諸多不足。要想使企業大學真正起到拯救企業的作用，須先繞過企業大學建立過程中的諸多“陷阱”：利用率不高、針對性不強、管理不嚴格。

國內很多企業大學形同虛設。有一些企業大學采取企業與高校聯辦的方式，通過與高校合作，企業大學或企業商學院在高校內掛牌成立。可是某種程度上，那也僅僅是聯辦高校中掛的一塊牌匾而已。

很多企業還沒有搞明白企業大學與人力資源部的培訓或傳統高校教育的區別，就迫不及待地建立企業大學。企業大學與一般高校的不同之處就是“企業”二字，企業大學中的教學、培訓都要圍繞企業這個核心展開。盡管有些企業大學的課程稍顯合理一點，采取高校師資、外聘講師（管理咨詢公司顧問、專業的培訓師等）與企業的高層管理者三者結合的方式授課。可是這三者之間仍然相對獨立，而不是根據企業需要開發的系統化、整體化的課程。

國內的企業大學采取企業與高校聯辦的方式，也存在這樣一個陷阱：高校為完成企業員工培養的任務而管理不嚴。一些企業大學只不過是高校學生與企業員工的對接平臺，企業的聯辦大學為了完成定單式培養任務而放松培訓人員的考核要求。對于企業來說，除白白承擔了一大筆的培訓費用卻沒有獲得任何效果外，還滋長了弄虛作假、不勞而獲的風氣。對企業的隱性損失更大于顯性。

繞過這些陷阱后，企業大學的積極“拯救”作用又體現在哪里呢？

拯救企業文化

近年來，人才流動的加劇與中國企業的快速成長形成鮮明的反差。沒有穩定的團隊和充足的后備人才，企業大廈的根基開始出現震蕩，幾乎所有的企業都遭遇過員工集體出走或員工頻繁跳槽的尷尬。由此帶來的人力成本的提升、人才的短缺等一系列問題正困擾著每一個中國企業，其中也暴露出中國企業在企業文化建設上的不足。

企業文化的認同是人才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而企業大學的首要任務就是推動企業文化的建立與發展。通過企業培訓將追求企業目標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結合，使員工個人的價值實現與企業的價值體現相一致，激發員工的社會責任感，使員工視“實現企業目標”為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這種建立在偉大愿景上的驅動力和凝聚力遠遠勝過任何物質的刺激。

助企業提高生產效率

客觀的競爭環境和企業內在發展的需要同時向企業提出了提高生產效率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優化現有人才；培訓新進員工。

企業大學通過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培訓，能夠將現有的各級人員升級，從而達到提升企業整體人員素質的目的。這里有個例子，絲寶企業管理學院以集團中高級管理干部及其梯隊人員為培訓對象，由聯辦大學教授、集團職能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和專家、社會專業培訓師組成其師資隊伍。通過開設營銷管理初、中、高級班的方式，對現有營銷管理人才實現梯級式的升級，有效實現了人才的優化。在管理學院進修后，很多中層管理人員獲得了營銷管理的碩士學位；不但營銷理論基礎得以夯實，而且還將企業實踐上升為理論，總結出企業自身的特點及針對企業的營銷解決方案，給低迷的企業局面注入了活力；銷售業績也從下滑轉為逐步回升。

奧克斯學院以虛擬學院的方式，由用人單位奧克斯方面提出具體的崗位要求，針對這些要求，在聯辦高校的本、專科畢業生中招收相應專業的學生。根據企業崗位的需要由企業、專家、聯辦院校共同擬訂課程，被招收的學生完成學院的規定課程，考核合格后可順利進入該企業工作。這種方式通過企業大學將學校人才與企業所需人才順利對接，讓新員工最短時間適應新的工作崗位，也極大地提高了新員工的勞動效率。故通過培訓將新員工迅速轉化成適應企業需要的人才，或根據需要定制人才，也是企業大學幫助企業提升生產率的又一種途徑。

給人才戰略布局

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必須學會未雨綢繆，為將來的發展實施人才戰略布局。據統計，中國企業平均壽命只有短短數年，而世界級企業很多都是幾十年屹立不倒。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企業一直處于人才短缺的狀態，急速擴張所帶來的人才缺口越來越大，引發企業的崩潰。中國并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適合企業需要的人才。

近幾年，國內很多零售企業發展相當快，幾天就可以新開一個賣場。可是鋪子好開，人難找，于是只好求助于招聘。偏偏剛招來的員工必然要經過與企業的磨合期，因此人員極不穩定，一邊開店一邊關門的現象時有發生。試想：如果這些企業兩年前就著手準備相應的人才，也就不會遭遇如此尷尬，新店的存活率肯定會大大增強。因此今天決定明天的成敗，在發展如此完備的世界級對手面前，我們不能再看一步走一步，而是走一步看十步。

對此，企業就可充分利用企業大學為其發展戰略準備人才，實現人才發展與企業發展的同步協調。摩托羅拉大學的“領導人才儲備”就是著眼于培養、留住、構建下一代領導者的戰略培訓計劃。通過讓受訓者掌握新技能、根據業務戰略方向提供課程安排、與其他下一代領導人締結關系、教授如何迅速發展等一系列課程目標的達成，摩托羅拉大學的這項計劃成功地建立起了下一代領導人團隊。

推進關聯企業共同成長

企業的發展除自身的的提高以外，也離不開與之關聯企業的成長。美國的很多企業大學已經被證明是建立與供應商、顧客、經銷商和批發商之間伙伴關系的自然、有效的場所。利用企業大學框架與所在系統的成員進行合作以尋求改善，可以賦予他們的關系某種重點、能量，并區別出真正的伙伴關系的目的。企業大學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鼓勵這種關系，因為它為企業提供了讓局外企業參與合作以追求質量改進和持續學習的途徑。

國內的很多企業也意識到了這點。拿聯想集團來說，它深知自身發展離不開各級經銷商的共同成長。這不僅因IT行業知識化、信息化的強度，要求更加專業的經銷商；同時，當前IT行業的營銷競爭不斷升級，也要求聯想及其渠道成員都能迅速提高和更新營銷、管理等各方面技能。1998年，聯想提出建立“以客戶、代理、聯想三位一體共同成長”、開放型大架構的“大聯想”。隨后，基于這一構想，聯想學院得以誕生。一些針對性強、行之有效的課程讓聯想的合作伙伴與其長期共同成長，很多當時的小公司在與聯想的合作中成長為銷售億元的企業。聯想通過長期對關聯企業的培訓與幫助也建立了自己高質、穩定的渠道體系。

事實上，只要我們的企業將企業大學正確定位，規避開建立企業大學初期時的種種誤區和陷阱，將企業大學與企業的經營目標與愿景建立直接的聯系，使其真正成為培訓員工、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有效工具，那時的企業大學自然也就承擔起“拯救”中國企業的重任了。

第四篇：淺析韓國金融改革經驗

一、韓國政府對危機爆發原因的總結

韓國政府認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索從表象上看是國際金融投機導致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但就本質而言，則是本國低效畸變的金融體系的缺陷所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金融結構失調。例如法人組織過多地借款和投資，金融組織通過國際市場短期借款進行貸款的條款不謹慎，以及對金融和法人組織的核算和管理缺乏透明度。第二，體制轉換的不謹慎。過去30年來，政府把選擇性信用分配和延期利率的管理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工具；對金融行業進行嚴格劃分和控制；介入銀行的內部管理嚴重傷害了其管理的自主性和自覺性。而在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時，政府并未建立管理及監督的安全網。

到1997年，一系列法人組織的破產使國家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貸款(NpLs)負擔。不良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率由1996年的4．1％增長到1997年的6％，再加上低效的管理、低利潤和缺乏透明度的地方性問題，使得金融部門在面臨東南亞國家的金融風暴時十分脆弱。

危機迫使政府采取了修改法規，指導金融部門結構重組和改良金融體系，增加金融部門安全等一系列的金融改革措施。

二、韓國的金融改革措施(一)修改法律和制度框架。

為實現改革目標，首先要修改法規和建立制度框架。其主導思想是實行金融結構調整，改善拘謹的規定和加速資本市場的自由化。1997年12月29日，國會通過了一攬子13項金融改革措施。其基本內容包括：加強央行的獨立性；建立獨立和中立的金融監督委員會(FSC)；放松外資擁有韓國證券業的限制。

第一，按新的韓國銀行法，央行的獨立性加強了。央行(BOK)行長在經國會商討后由總統直接任命。而且由央行行長而非經濟金融部的部長掌管最具政策制定權力的貨幣委員會。

第二，1998年4月，對銀行行使監督職能的金融監督委員會(FSC)的建立是韓國金融監管體系的一個轉折點。從1999年1月開始，由它的執行機構金融監督小組(FSS)負責監督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這4個組織。

第三，加強存款保險的作用。韓國存款保險公司(KDIC)在金融經濟部指導下服務于所有的金融機構。它的基金用于向遇到困難的金融機構注入資金和彌補存款損失。

第四，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在金融改革的過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韓國資產管理公司的資金來源包括發行債券和出售購買的資產或資產擔保的證券。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基金，同韓國存款保險公司的基金一起，構成了對金融部門結構重組過程所需資金的財政支持。(二)金融部門的結構重組。

1．基本原則。(1)金融結構的重組應該盡快、全面地完成，以更快地恢復金融市場的中介職能；(2)依靠納稅人稅金的財政支持必須控制在最低水平。金融組織只有盡力降低成本和吸引國外投資重組資本才能獲得資助；(3)為防止在解救遇到困難的銀行的過程中引發信任危機，股票持有人、雇主和管理小組應該分擔相應的責任；(4)金融結構重組應該遵循透明和客觀的標準。

2.結構重組的成績。1997年底，韓國25家商業銀行中的12家因不能滿足巴塞爾協議關于資本充足比率的要求，不得不向金融監督委員會(FSC)提交自我修復計劃。金融監督委員會把他們分為三種類型：“不滿意”、“基本滿意”和“滿意”。其中5家銀行的修復計劃被評為“不滿意”，并被政府關閉，其資產和負債以代理形式被轉移到5家收購銀行；另7家銀行將鑒于其如何完成金融監督委員會提出的修正行為被評為“基本滿意”。

韓國政府同時也加大了對非銀行金融機構(NBFIs)固有的結構問題調整的力度。

截止1999年底，已有199家金融機構被清理，80家被合并，還有68家的經營許可被暫停。

3．對金融結構重組的政府支持。原則上講，金融結構重組應該由金融機構自己提供資金，但適度注入政府基金可防止金融體系發生騷亂。同時，銀行要裁減人員和分支機構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效益，并采取自救措施。由于管理失誤造成的損失必須由股東和管理小組通過減少資產或替換管理人員來承擔。

在結構重組過程中，政府首先解決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金融監督委員會估計，截止1998年6月底韓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為136萬億韓元。其中72．5萬億韓元為拖欠了3-6個月的“預警”性質。因此，問題嚴重的不良貸款占較小的份額。

考慮到不良貸款的數量很大，政府采用了以下措施：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按市場價值用自己發行的債券而非現金向銀行購買不良貸款。政府為資產管理公司的債券擔保，并到期以現金形式支付利息。

銀行的資本重組也應用了同樣的策略。韓國存款保險公司(KDIC)用自己發行的債券而非現金支付銀行的資本費用。政府為存款保險公司的債券擔保并同意按期用現金支付利息。以上做法增加了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

在解決不良貸款和資本重組過程中，現金交易被控制到了最低。同時，財政支持的數量也是最低的。與此相一致，資產管理公司計劃出售所購的不良貸款，降低政府的最終負擔。同樣，存款保險公司也計劃出售其購買的銀行股權，在降低政府最終負擔的同時再次實現所購銀行的私有化。

政府還采取多種措施彌補政府基金，例如出售持有的地方銀行的股票和發行資產信用公債。

表1 政府基金注入情況概述（截止1999年底）單位：萬億韓元

銀行 非銀行金融機構 總計

購買的不良貸款

存款支付、資本重組和損失彌補

總計 17．

3　27．9

45．2 3．

215．6

18．8 20．

543．5

64．0

(三)改良金融體系以增強金融部門的安全。

1．引進快速修正行為(pCA)體系。1998年4月，引進了以美國為標準的快速修正行為體系。在新引進的體系下，金融監督委員會被賦予權利干涉低于巴塞爾協議規定的資本充足比率的銀行轉變管理、降低資本、合并、業務轉移和由第三方獲得。

2．強化貸款分類標準和制度規定。1998年7月，政府制定了與國際準則相比更為謹慎的貸款分類標準和制度規定。從1999年底開始，貸款分類體系變得更為謹慎，以致于一些將來有還款希望的也被歸類為有問題的資產。為達到國際標準從1998年7月1日開始也嚴格了準備金制度。

表2 不良貸款的界限劃定及準備金制度

分類 1998年7月以前 1998年7月以后

預先示警的標準以下的有疑問的預計損失的拖欠3-6個月

超過6個月安全的　超過6個月不安全的　可能無法收回的拖欠1-3個月

超過3個月安全的　超過3個月不安全的　可能無法收回的　準備金制度的規定預先示警的標準以下的有疑問的預計損失的有可靠擔保的1．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2.0％

20.0％

75．0％

100．0％

不需要

注：1999年6月底，金融監督委員會采用了一種更為嚴格的貸款分類標準，它根據貸款人產生充足的未來現金流量的能力而不是以他們過去的還款能力為依據劃分貸款類別。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委員會。

3．提高會計核算和政府稽核的標準。自1998年6月起，關于銀行持有的可出售證券的會計處理變為統一的當前市場評估標準。1999財政開始，金融機構包括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都需要根據這一統一的會計標準起草金融公告。

4．修改存款保險體系。為防止韓國銀行體系在貨幣危機過程中崩潰，1997年政府調整了至2000年止所有存款的本金和利息政策。同時修改了存款人保險法。新的存款保險體系把存款分為三種類型：受保護的、2000年前暫時受保護的和不受保護的。

表3 存款保障

金融機構 永久性保障 2000年前暫時保障 不保障

銀行

存款

分期存款

退休基金

被保障的本金

信托財產 海外存款

CDs

發展信托

銀行債券

1998年7月25日后購買 的再購買協議 以價值為基礎的債券

1998年7月25日后買的

再購買協議

商業銀行 收到的支票

有抵押的支票

CMA 無抵押的支票

再購買協議

保險公司 個人保險合同

公司的退休基金和退休金保險合同 退休金之外的公司保險合同

1998年7月31日前簽訂的擔保保險 1998年8月1日后定立的擔保保險

證券公司

存款

期貨

可選擇存款

貨幣市場基金 1998年7月24日后購買的再購買協議 稅收拖欠賬戶

共同存款和金融公司 存款

分期存款

已收支票

信貸聯盟 信貸聯盟支持的投資和存款

注：以資產為基礎的債券是一種收益以執行情況為基礎的信托工具。

5．對外匯流動和揭示的謹慎原則。1998年7月政府改變了一些規定以加強對短期外幣債務的風險管理。運用風險管理技術填補資產和負債揭示之間時間配比的差距。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現在被要求按各類期限報告到期情況。另一新的規則規定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3個月內到期的)的比率至少要達到70％。一項新的廣泛的風險管理體系規定，國家以國際信用等級為標準揭示風險。

6．信托資產。從1999年1月1日起，全面揭示信托受益人的新原則生效了。為防止由管理銀行擔保的各種可能損失，被擔保的信托賬戶為監督和核算目的而采用特殊的資產負債表。為達到資本充足的目的，此賬戶中的資產為1999年總資產的50％和2000年1月1日以后資產的100％。以上這些限制已被所有的信托賬戶采用，以保證管理和會計目標的分離。

由于以上措施的實施，韓國的金融部門已恢復穩定。現在幾乎所有韓國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都超過了10％，超過了巴塞爾協議規定的水平。銀行數量由27家減少到17家，雇員的減少超過了1／3。

三、可借鑒的經驗

在金融市場化過程中，要加強政府監管，建立有彈性、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是保證國民經濟資源合理配置、結構合理的基礎條件。韓國金融改革的政策導向清晰：金融機構市場化方向要堅定。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要加強，目標不宜多，但責任必須明確。政府不宜直接介入銀行內部管理，但應建立有權威和運轉有效的金融監管機構。韓國金融監督小組(FSS)正因為其高度獨立的地位充分發揮了金融監管的作用。

政府監管的重點是采取保證金融正常運轉的系列措施，如建立社會安全網、支持結構重組。最大限度地減少不良貸款。按此重點，政府從原則界定、法律修正、機構建設、政策調整等方面進行努力。如獨立的資產管理公司(我國已建立)和存款保險公司等，對剝離不良資產，提高金融機構信用度，切實防范金融風險都是有益的。

政府監管要制度化、透明化、經常化、防患于未然，及時調整。政府對金融監管應是全方位的。監管制度要系統、嚴密、及時。如監管部門對各金融機構應有獨立的等級評定制度(我國目前對各機構只有貸款評級制度)，以反映機構的基本經營狀況，應建立各金融機構經常化信息報告制度。

堅持市場競爭機制，在清算后堅決關閉無生存能力的機構。在韓國，“銀行不會倒閉”這一長期形成的錯誤觀點通過銀行的清算已告終結。通過無生存能力銀行破產這一新原則的引入，銀行開始在以盈利為目的、自負盈虧、安全和負責的管理形式下運行。商業銀行的這一新的管理形式已大大加強了韓國金融業的整體安全和透明度。解決經濟危機時，政府對金融結構快速重組的作用至關重要。信用危機最嚴重時，市場信心極易破碎，因而，僅靠市場自發調節是不可行的。政府必須在改革過程中擔當領導作用。因而，危機中，韓國動用了相當于GDp15％的64萬億韓元的政府資金被認為是快速恢復金融體系的費用最低和解決危機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動用政府財政支持必須充分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避免政府風險失控加劇金融風險，從而導致危機加劇.

第五篇：新農村建設國際經驗-韓國經驗

解決農村發展問題的國際經驗

國外在農村立法、管理、政府扶持、培養開放意識、加強道德建設等方面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值得我們總結借鑒。

韓國的“新村運動”

韓國的國情、農情、人文、習俗與我國相通，許多經驗適合為我所用。韓國是亞洲除日本、我國臺灣省以外，農村現代化事業卓有成效的一個國家。韓國的農村在20世紀60年代，農民收入低，生活艱苦，居住簡陋。城鄉收入差距巨大。在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政府把農村開發列為國家發展戰略，開展了“新農村運動”。“新農村運動”的重點在于“精神啟發”，始終將“勤勉、自助、合作”作為一種民族精神加以啟迪。（單刀：《中國財經報》2005年12月15日）

解決“三農”問題要多關注上一世紀70年代韓國新村運動的政策與需求依據、精神實質、社會特征、運行機制、綜合效益與評價，而不是去死扣幾個數字、字眼，如“運動”一詞在韓國意味著福祉活動、社會行為和體育運動等，沒有消極、負面印象，而在我國因長期政治運動的負面影響，有時一聽“運動”二字讓人膽戰心驚，也的確需要防范，所以韓國的“新村運動”應理解為新農村、新社區建設活動。（李水山：《光明觀察》2006年3月24日）

韓國新村運動的發展歷程

吳敬學在《農業經濟導刊》2006年第3期上發表文章指出，韓國政府在組織實施新村運動的過程中，制定了階段性目標，至今已開展30年，取得了超出預期目標的效果，實現了一個發展中國家跨越式、超常規發展的模式。基礎建設階

段（1971-1973年）：目標是改善農民的居住條件，自1970年冬季開始，政府無償提供水泥、鋼筋等物資，激發農民自主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勤勉、自助、協同精神。由中央內務部直接領導和組織實施，建立了全國性組織新村運動中央協議會，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網絡，同時建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培養大批新村指導員。新村運動經過基礎建設階段，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生活居住條件；擴展階段（1974-1976年）：新村運動迅速向城鎮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現代化建設活動。原來劃分的自立村，根據村民的收入情況改劃為福利村。新村建設的重點，從基礎階段的改善農民居住生活條件發展為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會館和自來水設施，以及生產公用設施，新建住房，發展多種經營。政府對新村指導員、國家各級公務員、社會各界負責人分批進行了新村教育；對卓有成就的農村提供貸款，并在各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在這一階段，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農業連年實現了豐收；充實和提高階段（1977-1980年）：隨著城鄉差距的逐步縮小，社區經濟的開發日趨紅火，政府推進新村運動的工作重點放在鼓勵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和特產農業上，積極推動農村保險業的發展。同時，為推動鄉村文化的建設與發展，為廣大農村提供各種建材，支援農村的文化住宅和農工開發區建設。新村運動從政府主導的“下鄉式運動”轉變為民間自發，更加注重活動內涵、發展規律和社會實效的群眾活動。國民自發運動階段（1981-1988年）：此階段政府大幅度調整了有關新村運動的政策與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國性新村運動的民間組織，培訓和信息、宣傳工作改由民間組織來承擔。政府只是通過制定規劃、協調、服務，以及提供一些財政、物質、技術支持和服務等手段，著重調整農業結構，進一步發展多種經營，大力發展農村金融業、流通業，進一步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繼續提高農民收入等。當

時，農村居民普遍認為，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準。自我發展階段（1988年以后）：隨著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繁榮氣象從城市開始逐步向四周農村地區擴散，新村運動也帶有鮮明的社區文明建設與經濟開發的特征。政府倡導全體公民自覺抵制各種社會不良現象，并致力于國民倫理道德建設、共同體意識教育和民主與法制教育。同時，積極推動城鄉流通業的健康發展。新村運動轉變為國民自我發展階段以后，為在運動初期啟動農村經濟、文化活動而建立的政府機構、活動內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觀生存與發展規律，有助于農村經濟、文化發展的機構、活動內容和形式，如農業科技、推廣、培訓組織，農村教育機構、農協、流通、農村綜合開發、農村經濟研究等組織機構應運而生，并在不斷優化其結構中生機盎然地傳承著新村運動的精神和理念，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韓國新村運動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啟示

2006年第2期《農業經濟導刊》刊登了赴韓國“新村運動”聯合考察團的報告，報告總結了韓國“新村運動”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四點啟示，分別為：

（一）農村現代化與工業化、城市化可以做到同步推進。韓國的經驗證明，只有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農村的發展不僅不會延緩工業化過程，反而能為工業化提供更大的市場和人力物力支持，進而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韓國農民收入相當于城市居民的比例，1970年為75%，1980年為95.8%，1990年為97.4%，2000年為83.6%。同期，韓國的城市化率分別為55.3%、71.6%、84.4%、90.2%；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成員的比重分別為49.5%、32.4%、17.1%、10.2%，2003年已降為8.5%。2004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僅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到2010年將進一步下降。農民收入水平上不去，將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的最大難點。

（二）我們更有條件、更有能力搞好農村的建設和發展。韓國在其國情和體制背景下能夠動員全社會，對農民和國民進行“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教育，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財力，辦成一些大事，相比之下我們更應該做到并做得更好。一是我們現在已基本統一思想，提出了“統籌城鄉”、“重中之重”、“兩個趨向”、“多予少取”等一系列重大的方針和方略；二是我們的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比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韓國新村運動起步時的綜合實力要強；三是我們的鄉鎮企業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比較發達，這對帶動農業和農村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四是我們有傳統的政治優勢，只要不搞包辦代替，我們統一思想、統一步調、調動資源、辦成大事的能力更強。

（三）要形成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體制機制。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須形成一套有效的機制，要把在政府的支持下，動員全社會力量支持農村發展，同提高農民的積極性結合起來。韓國政府實行的獎勤罰懶政策，對新村建設指導者和基層干部的激勵政策，強化公務員對新村建設的責任制，從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入手、先易后難的操作程序等，都值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借鑒。

（四）統一規劃、突出重點、以城帶鄉、提高實效。要像組織農村電網改造工程那樣，近期重點抓好解決飲水困難和飲水安全、鄉村道路、沼氣、衛生間改造、垃圾和污水處理、標準節能住宅、信息網絡等工程。通過國家給予一定的建材和技術支持，引導農民投工投勞。要整合各個渠道的財政支農資金，使之發揮更大鄉村效益。同時通過發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國債、彩券，完善農村金融體

系等方式，加大對農村的支持力度。韓國農村的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地價升值，不少農民從出售土地中獲得高額收入，帶資進城落戶。我國土地批租的收入絕大部分為各級地方政府所有，改革以來，在土地出讓中約有2萬億元以上的資金為城市建設作出貢獻。所以，我們更應當發揮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支持帶動作用，較大幅度地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各項政策向農村傾斜，下大力氣遏制城鄉差距拉大的趨勢。

李水山在2005年10月28日的《三農中國》中談了學習韓國經驗的六點體會：

1.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始終是農民，新村運動的實質和精髓是農民自發的“致富運動”，農民由衷發出：干！就能行，這是新村運動的真實寫照。

2.中央和各級政府在初期需要倡導、扶持、示范、帶動，但要在幾年內逐步淡出，科技教育和民間部門推進。在這一過程中始終突出和激發農民的自發、自助、協同的主體意識和創造性、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千萬不能本末倒置，否則又成為“農業熱鬧、農村蕭條、農民消沉”的形式主義花架子。

3.政府在人財物方面積極支持，但不能抑制和抵消農民自發、自助、協同的創造性，如支援物質是為了調動農民的組織、策劃、設計、實施、改進、維護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攬，更不能成為行業部門壟斷的自留地。在策劃時，專家、學者必須參與制定、監督和評價。

4.新農村建設要遵循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特點、規律，以及自身發展需求和過程，并與世界農業發展銜接，如發展農村民主、農民組織、婦女參與、農村教育、農村衛生、技術推廣、農業貿易、文化建設、城鄉交流、農村旅游、有機農業等。否則我們還會重蹈覆轍，計劃經濟時代的弊端又恢復得淋漓盡致。韓國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搞政治運動，卻引用了政府主導而計劃色彩濃厚的農

村建設運動，實際上是優勢互補，揚長避短；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更要防止弊端疊加效應，不然將變成劣勢互補。

5.新農村運動實際上克服了韓國在引進美國文明時的盲目西化傾向，很好地保留了傳統文化，樹起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建立了國家倫理和道德。

6.加強研究。韓國新村運動到了1980年以后，開始總結經驗教訓時的第一條就是：研究滯后于社會實踐，因此付出了代價。我們不妨在開啟新農村建設的同時，邀請專家、學者開展專題研究，我們的科研因制度原因，受各種制約，總在照葫蘆畫瓢，缺乏創意。可以說，新農村建設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學的理論研究和誠實的實踐，而不是開大會號召、做報告，頒發很多政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