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組織形式的比較及啟示（推薦）

農民組織形式的比較及啟示

摘要：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在農民組織化尤其是農業經濟合作組織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本文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法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作為典型比較對象，分析其成功運作經驗，以便為我國建立合理的農民組織形式提供參考。

關鍵詞：農民組織；合作社；農協；農會

中圖分類號：F3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09)10-0111-03

隨著國家農業政策的不斷調整和惠農措施的逐步落實，我國“三農”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與日趨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相比，農業現代化滯后的矛盾日漸突出。特別是小規模的家庭經營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缺乏有效的對接，對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制約越來越突出。其根源大多都可歸結到農民缺乏有效的組織這樣一個至為關鍵的“結點”上。本文對國內外的農民組織形式進行對比分析，以便能從中發現能對我國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借鑒的經驗，進而提高我國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一、不同國家和地區農民組織形式的比較

(一)美國的銷售合作社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中小生產者為擺脫中間商的盤剝，自愿組織起來，成立了各種形式的農產品銷售合作社，從而使美國的家庭農場和農資、農技、農產品銷售市場之間，構建起了完善的服務體系。美國全部出口農產品的大約70％都是由合作社經辦的。合作社完全由農民自發聯辦，不依托政府，沒有任何官方色彩，主要活躍在流通及農產品初加工、儲運和銷售環節，把分散的農戶和大市場聯結起來，增強了農業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如今美國西部地區的“新奇士”合作社是運作非常成功的合作社之一，“新奇士”合作社是由加利福尼亞南部種植橙子、檸檬、葡萄等果農自發組織起來的合作社，合作社有科研、包裝和銷售三大部門。所有成員種植的水果成熟后統一商標、統一價格、統一包裝、統一做廣告、統一調配出口，形成了一個“拳頭”。產品出售之后，每個成員按銷量扣除摘收、包裝、銷售、廣告等成本費用給合作社，剩余所得全部歸自己所有。合作社從加州擴展到亞利桑那州，目前成員已發展到6 500多戶，“新奇士”品牌威震全球，據估算，僅這個品牌的無形資產就高達10億美元。美國的農業合作社通過分散經營和集中運銷的市場化運作模式，解決了農戶、農場和市場的諸多矛盾，化解了小生產的風險。

(二)日本的農協

農協是在日本政府農林水產省領導下，組織小農發展農業的全國性農民群眾組織。日本農協在組織體系上是采用“三段制”，即市町村一級設單位農協，都道府縣一級設農協聯合會，國家級設全國聯合會，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組織體系。農協在日本政府的財力物力的扶持下，通過其遍及全國的機構和廣泛的業務活動，同農戶建立了各種形式的經濟聯系，在農業生產、農村金融、農產品加工、銷售、工業品供應以及農民生活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影響，控制著農村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日本的農協起到在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上使小農戶同大市場對接的作用，即主要從事為農民辦信用、販賣、購買和共濟4種基本事業，并推廣農業種植、食品加工、病蟲害防治，住宅改建、道路修建、醫療保健等方面提供技術指導與生活服務，具有較強的綜合性。日本的農協并非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組織，它除完成經濟職能外，還兼有幫助政府貫徹農業政策、代表農民向政府反映意愿的雙重職責。日本農協通過覆蓋全國的組織系統，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壟斷組織體系，壟斷了整個農村市場，有效地阻止了商業資本對農民的盤剝，在保護農民利益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法國的合作社

法國合作社產生于19世紀中葉，隨后迅速發展起來。法國合作社主要特點是專業性強，通常以某一產品和功能為對象組成的合作社，如，小麥合作社、農機合作社、銷售合作社等。合作社一般按行業劃分，農戶可根據經營情況，同時加入幾個合作社。雙方每年簽訂一次合約，農戶只需專心生產，其他的事項全交給合作社去辦理。年終結算時，扣除風險基金和發展儲備金，其余的按入社資金、按農產品收購量分給社員。如果發生虧損，社員也要按對應的份額承擔風險。為鼓勵合作社的發展，國家出臺了有關政策，合作社可免交33.3％的公司稅。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法國農戶基本上都成了合作社社員。農業合作社占據了農產品市場絕大多數的份額，生產資料和飼料基本上由供銷合作社銷售，90％以上的農業貸款業務由信貸合作社提供。合作社的建立和高效能運作，形成了多種成分、多種渠道、分散經營和集中運銷的市場化購銷體系，解決了農民、農場和市場的諸多矛盾。

(四)我國臺灣的農會

我國臺灣地區農業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民組織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農業發展的引導者，對農民權益的維護及農業生產技術改進與農民生活改善等，均有很大貢獻。臺灣地區的農民組織包括農會、農業合作社、產銷班、代耕中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會。農會是一種多功能的農民組織，它分成了鎮農會、縣(市)農會和省農會三個層級。到上世紀70年代，農會已涵蓋了幾乎全部農戶。臺灣的農會在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與發展農村經濟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二、啟示

(一)農業合作性質的經濟組織是農業現代化的推動力量

農業現代化進程表明，一個有效的農業合作體系的建立，對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起決定性作用。這些組織不僅減少了中間商對農民的盤剝，而且增強了農戶抵御市場風險和意外自然災害的能力。在對農業科技的推廣和農業機械的普及等方面，也做出了較大貢獻。因此，我們應積極發展農民組織使之代表分散的小農利益與政府和大企業進行談判，讓農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不僅普遍建立了社區性的合作經濟組織，而且在這個基礎上普遍建立了全國性的合作經濟組織。有些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已發展成為世界性的合作經濟組織，如，世界合作社聯盟就是在眾多國家合作經濟組織基礎上產生的全球性合作經濟組織。

(二)大力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

發展農業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把農民組織起來參與競爭，使農民擁有分享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等環節利潤的權利。典型案例是日本，日本農業是建立在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小規模經營基礎之上的，這種生產方式具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缺乏抗御風險的能力，進入市場的門檻和成本太高。日本農協的建立很好地解決了這個矛盾，農協在貫徹政府農業政策、保護農戶利益、化解經營風險、促進農業現代化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完善的法規保障體系

農民組織發展得比較好的國家和地區，都已

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合作社法規。早在1889年，德國就頒布了第一部合作社法，美國在1922年的聯邦議會上通過了“卡珀――沃爾斯特德法案”，明確合作社的法律地位，1926年又通過了“合作社銷售法”，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農業協同組織法。合作社法是完善和發展合作經濟的前提和保證，合作社法以法律形式確定合作經濟組織的地位和作用，給合作社以公平的市場主體地位，保證合作社權益不受侵害。

(四)建立全國性的各類專業合作社

我國的農民雖然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但組織化程度低。只有自下而上地成立全國性的農民聯合會，才能代表農民向政府和社會其他階層進行呼吁，促進國家和地方政府實行有利于農業發展和保證農民利益的政策。可將全國各地的各類專業合作社聯合起來，建立全國性的各類專業合作社，協調國內生產、加工和銷售及統一對外事務，避免多頭對外時經常出現的競相采取低價出口的情況及應對國外農產品的沖擊，這樣既可維護農民的整體利益，又不至于經常遭受外國的反傾銷起訴。

(五)強化農民組織的服務功能

要切實為農民解決生產資料供應、生產技術指導、行業標準設置、人員培訓、市場信息提供、產品加工銷售等困難和問題，否則農民組織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吸引力。我國傳統合作經濟組織是政府介入農村經濟組織生產經營環節的組織模式，由于沉重的“制度遺產”，再加上產權不清、組織機構不規范、法律責任不明確等情況，在組織農民進入市場、為農民提供社會化服務等方面表現得很不得力，無論是在生產規模上還是在經濟組織上都存在嚴重的缺陷，因而難以完成我國農業與國內外大市場的對接，也難以有效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此外，由于這些組織的組織形式類似于以前的“政社合一”的農業合作社的組織模式，農民對此類組織的信任度、參與度還很低。所以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如果仍然依靠此類組織來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那是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的。

(六)為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當前，迫切需要政府加快體制創新，為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為促進農民組織化事業的順利發展必須推進農業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農村土地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大投融資體制改革，為農民組織化主體提供及時、充足的資金；加快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改革，為農民組織化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必須逐步改革城鄉二元化的戶籍管理制度，漸進地實現戶籍同一化。在就業制度改革方面，應樹立“農民就業”的觀念，在農民到城市就業的過程中，政府管理部門應堅決取消對農民就業進行歧視性限制的有關規定，減輕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成本。

三、結語

世界農業發展史表明，加強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建設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推進農業市場化的明智選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不僅構成了當代西方發達國家農業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組織基礎，而且也已成為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標志。大力發展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是應對農村經濟戰略轉型和市場競爭的需要，是農民實現和保護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徑，有利于促進農業政策的科學化與合理化及保障農業政策的順利實施，可以為農業發展爭取更好的國際環境。正如美國農民學家丹尼爾?托尼所說：“即使在當代發達工業國家，‘農民與農民的子孫’仍然構成人口的多數，而在中國，他們可以說構成了人口的全部”。農民通過經濟上的聯合形成自己的組織，有利于在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更好地捍衛自身的權益，增強我國農業的競爭力。

第二篇：創新農業組織形式促進農民

創新農業組織形式促進農民

創新農業組織形式 促進農民增收致富

元謀是典型的熱區農業縣，農業和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經營機制，調動了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長期堅持黨在農村的這一基本政策，是確保農村穩定、社會穩定的基礎。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一家一戶小生產的分散經營，難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生產主體規模化、專業化的高效組織形式的需要，農產品賣難、農民增收難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競爭日趨激烈，市場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日趨明顯。面對這樣的發展形勢，縣委政府在深入調查研究，準確把握發展趨勢后認為，農民的生產經營組織形式必須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進一步補充和完善，才能適應國內外市場專業化、規模化和信息化發展的需求，切實解決農產品賣難、農民增產不增收和農村經濟增長緩慢的現實問題。并以創新的思維，積極探索實踐提高農民生產組織化程度的、以“協會、公司、經紀人”為組織模式，“好品種+訂單”為經營模式的“農民聯營經濟組織機制”，以求有效地解決農民增收、財政增長難的突出問題。通過近三年的實踐，認真抓好宣傳引導和扶持措施的落實，取得了明顯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農民專業協會，是以農戶自愿、平等、互利為原則，聯合經營各自資源的自我服務中介組織。它以市場為導向，農戶為主體，經濟效益為中心，資本營運為紐帶，適應農產品生產專業化、規模化的要求，依托自我教育、相互帶動的組織優勢，實施產銷或產加銷一體化經營，形成了新的組織模式和利益共同體，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善和發展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機制的有效組織形式。協會充分發揮組織生產，提供服務的功能，將會員分散的資源統一規劃利用，積極為會員提供專業高效的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為會員農戶統一購買種子，確定農藥和化肥，組織技術人員深入田間地頭指導生產，實現了根據市場、品種、播種時間統一種植標準和質量標準，既避免了假冒偽劣農資產品坑農害農事件的發生，又使科技措施得到廣泛的推廣運用，產品生產的有效性、針對性和質量效益顯著提高，為市場銷售和增加效益打下良好的基礎。

農民專業協會作為松散型的農民自我合作經濟組織，還不能作為市場主體參與市場活動。因此，在進一步完善協會組織管理制度的情況下，我們采取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方式，幫助協會依法組建相應的公司，以公司作為市場主體，代表協會開展對外經營與合作，解決了協會無法解決的法人地位、融資簽約、產品質量申報認證等現實問題。協會通過公司，使農產品生產、流通與市場緊密銜接，引導勞動力、資本、技術以及土地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溝通融資渠道，理順與其它企業或經濟組織的經營合作關系，使公司不斷發展壯大，逐步地成為組織生產、服務農戶、連接市場的龍頭。在運作中，以協會為基礎的龍頭公司，深入進行市場調查，廣泛收集市場供需信息，把握市場銷售行情，千方百計開拓市場，建立產品流通窗口，構建安全穩定的營銷網絡。同時，竭力打造協會產品品牌，積極發展精、優、特和“人無我有”的專營產品，擴大生產經營品種，使協會及時組織會員農戶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形成上接銷售大市場，下連千家萬戶的生產經營模式，生產效益明顯提高。

經紀人是活動于協會與公司間最為活躍的因素，是連接公司與農戶的紐帶。在實踐中，我們把農村懂科技、能致富、敢于闖市場的鄉土能人列入重點扶持對象，形成了一批在產業建設和市場營銷中有事業心和責任感，有市場開拓經驗，懂經營、善管理的經紀人，積極支持他們負責協會的組織領導和經營管理工作，擔任公司的法人代表，以“好品種+訂單”的方式，把公司開發引進的有市場需求，有比較優勢，適合我縣資源特點，能獲取超額利潤的優新“好品種”，按市場需求制定生產種植規劃，以訂單的形式落實到會員農戶，會員農戶按訂單要求生產，公司按保護價確保收購，有效地化解市場風險，解除會員生產銷售的后顧之憂。農民專業協會“引導農民看、指導農民種、幫助農民銷”，以“好品種+訂單”的經營模式發展生產，帶動了全縣44026畝土地的生產和經營，有效提高了農村生產的組織化程度，促進了全縣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取得無公害生產種植成效的基礎上，我們以“協會、公司、經紀人”的農民聯營經濟組織為依托，大力發展貿工農、種養加為主體的龍頭公司，扶持發展集農產品精深加工、冷藏保鮮、包裝儲運為一體的龍頭企業，瞄準國際國內大市場，實現農產品的國際出口，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我們積極鼓勵支持協會以公司為參與市場競爭和融資的主體，代表協會開展對外經營與合作，引進私營業主，加快發展綠色食品加工園區。目前，元謀能禹綠色食品加工園區內已有14家企業入駐建設并相繼投產。其中，龍川江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已成為能夠帶動縣內外5萬畝薯類生產種植的加工型龍頭企業；3家小香蔥加工企業已經完成了組建企業集團的任務，帶動群眾種植小香蔥近3000畝，產品獲得了出口貿易權，并銷往韓國、日本和新加坡，開始直接出口創匯；元謀與北京匯源果汁集團合作的蔬菜精深加工項目已進入了實質性工作階段，項目報批、土地征用、廠房建設規劃、引種試驗等各項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進行；引進的上海恒通集團和昆明子元集團投資建設的印楝生產基地和印楝無公害農藥加工廠，廣東恩平漢忠水產養殖有限責任公司投資建設的對蝦、歐鯰魚基地及飼料加工廠，海南椰林農業開發公司投資建設的精品香蕉出口基地正在加緊建設中。各位領導，我們探索實踐的“協會、公司、經紀人”的農民聯營經濟組織模式才剛起步，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也不少，今后的工作更加艱巨。但我們有信心、有決心，在州委、州政府的領導和關心下，爭取各方面的支持，團結全縣各級干部和各族群眾，進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合力，大膽創新，不斷排除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努力奮斗！

第三篇：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上)

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啟示(上)

一、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含義

農民直接收入補貼是相對于價格支持等間接補貼而言的，所謂農民直接收入補貼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為了提高農民收人，或減少農業及涉農政策給農民帶來的損失而對農民的直接轉移支付。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不通過價格或產量等間接手段，政府僅根據事先確定的基期產出水平或其他條件直接對農民進行補貼；而間接收入補貼主要是通過政府計劃確定的目標支持價格來鼓勵生產，間接保證農民獲得較高收入。同時，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也不同于政府就整個行業(如科研或基建等)進行的補貼或投人，它的目標只是農民收入，直接對單個的農民進行補貼，使農民能夠獲得更直接的收入。

農民直接收入補貼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主要是指為了補償由于價格支持削減或其他攻策調整給農民收入造成的損失而進行的政府支付。廣義的農業直接收入補貼是指政府對一切以收入為目標的農民直接進行的補貼或支持，不僅包括狹義的直接收入補貼，還包括農民最低收入保障、農業救濟以及農業收入保險。

二、國外農民直接收入補貼的比較

為適應WTO《農業協議》的要求，各世貿組織成員國自1995年以來，對其國內農業支持政策進行調整和改革，逐步減少農產品市場價格支持，轉向增加對農民收入的直接補貼。

1．美國的直接收入補貼

1996年美國新農業法實施后，除蔬菜和水果外，其他農作物的種植都實現了自由化，并取消了生產結構調整政策，將農業的國內價格支持轉變為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計劃7年間(1996—XX年)的直接收入補貼總額為356．26億美元。美國對于農民直接收入補貼主要采用以下3種方式：①生產靈活性合同補貼。1996年4月美國改革后的新《農業法》引入了此項補貼，它是一種典型的脫鉤收入補貼，即補貼與實際生產情況無聯系，生產者無論生產什么，均能享受到這種補貼。具體操作是對于種植小麥、玉米、高梁、大麥、燕麥、水稻與棉花的農民，按1991—1995年平均生產量的85％乘以政府規定的單位重量補貼金額。以小麥為例：美國XX年小麥的補貼幅度為45．20美元／t，1991—1995年間平均每公頃小麥單產為3t，據此計算，基期種植小麥的農民每公頃土地的補貼額為115美元。美國計劃這一直接收人補貼的總額(1996—XX年)合計為356億美元，每年遞減，同時規定個人最高補貼額不超過4萬美元。②耕地休耕補貼。1996年美 國聯邦農業改革法案將1985年《食品安全法案》休耕1 800萬hm2耕地的計劃延長到XX年的1 456萬hm2。③農業災害補貼。包括災害救濟、特大災害保險和多種災害保險3種情況。美國的特大災害保險政策很寬松，農民只需要對每種作物繳納60美元的手續費，但保險程度一般很低，只適用于產量低于正常產量50％的情況。

2．歐盟的直接收入補貼

歐盟對農民的補貼名目繁多，數額不等。據歐盟有關部門和德國農業部的統計，目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給農民的各類補貼已達到農民年總收入的50％。除此之外，各國政府還給農民額外補貼，如生態農業補貼、環保補貼等，所有的補貼目的都是保護農民利益，穩定農民收入，促進農業和農村地區健康和諧發展。歐盟對農民直接補貼的主體是“藍箱”政策補貼，主要包括3種方式：①種植業補貼。歐盟于1993年削減了對谷物、油子和豆類什物的價格支持，同時作為對生產者損失的補償，歐盟引入了“補償支付”這種部分與生產脫鉤的直接收入補貼形式。對種植業的補貼支付主要基于這些作物1989一]991年間的平均種植面積，并要求大的生產者(谷物生產總量超過92t)休耕10％農田，對于小規模農場不要求休耕義務，所行休耕的土地都可以獲得休耕補貼。②休耕補貼。歐盟的休耕補貼分兩種。一種是種植面積中所涉及的，每年同面積補貼一起申報，大農場須將休耕作為享 受面積補貼的前提條件。此外，大小農場可自由休耕，這種每年一次的休耕享受與谷物同等的面積補貼標準，自愿休耕的面積總量不限，但是享受休耕補貼的上限為耕地面積的33％，超過部分不給子補貼。另一種是多年性休耕，至少休耕10年以上。100hm2以下的農場最多可以休耕5hm2，100hm2以上的農場最多可以休耕l0hm2。這種補貼的標準略高一些，德國每公頃為700馬克。③環境保護補貼。歐盟的環境保護補貼是對在農業生產中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方向發展的行為給予的資金鼓勵，根據實際情況，環境保護補貼有不同的分類。

3．日本的直接收入補貼

近年來，日本開始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XX年，日本新出臺了對山區、半山區的直接支付制度。此項補貼的對象是處于根據有關法規劃定的山區和半山區的農田。對農田的要求是：至少是1hm2以上毗連成塊、坡度大(水田1／20坡度，旱田8度以上)、地塊小而必須規整(多數地塊不滿0．3hm2，同時地塊平均面積小于0．2hm2)；草地比例高(70％)的草原，有坡度的人工單地；其他特殊情況如農民老齡化比例高、撂荒比例高等情況。享受直接收入補貼的農民除了要符合上述條件外，還必須滿足一些特殊要求：農業生產活動必須有助于減少避免撂荒，要促進農村的綜合發展，包括防止水土流失、生物保護等。日本的直接收入補貼的理論標準是山區、半山區與平原地區的生產成本差異的80％，并按陡坡地和非陡坡地設定兩個標準。

4．墨西哥的直接收入補貼

從1994年開始，墨西哥政府發起了新的農場計劃，向大約占全國農民總數90％的谷物和油子生產者提供直接收入補貼，作為取消作物保護價對生產者的補償。補貼的基礎是1991—1993年間享有政府支持價格的9種作物的平均種植面積，并在1996年取消了作物種植品種限制。這一計劃的實施期為15年，前10年補貼額固定，后5年補貼額遞減。單個農場能獲得的最大補貼額約6 700美元。

美國、歐盟、日本、墨西哥所采取的直接補貼政策既有共同之處，也有重要差別。從具體實施的時間和力度上看，美國在先，歐盟次之，日本居后。美國的改革是全面的，力度最強，直接補貼措施與當前生產徹底脫鉤；歐盟的改革也是全面的，但尚未與當前的生產完全脫鉤，農民享受到的直接補貼與目前的生產有聯系；日本的直接補貼僅僅是地區性的、局部的。在補貼程度上，美國的單位面積補貼額相當于歐盟的1／3-1／2，但是按農民人均收入則高于歐盟的2-3倍。美國、歐盟和日本在環境保護和地區發展方面的政策更為復雜一些。尤其是美國的土地休耕保護，實際上是按個案處理的，同時，因為每個農戶的要價和地塊條件都可能不同，需要對農戶的申報逐個審查比較，并確定是否補貼以及補貼 多少。

第四篇：中韓兩國農民合作組織的比較及其啟示

中韓兩國農民合作組織的比較及其啟示

作者：任軍利來源：《廣東農業科學》2012 年第 2 期

摘 要：衡量現代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標準是農民組織化程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已成為鞏固我國農業基礎地位，增強農業競爭實力，進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對中韓兩國農民合作組織的結構和功能作用進行比較，韓國成功的經驗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建設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借鑒。

關鍵詞：農民合作組織； 中韓； 比較； 啟示

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最大不同在于農業的組織性。一般而言，農業的組織化水平越高，農業生產的效率越高，抵抗各種風險的能力就越強，因而農業生產的社會成本就越低；反之，分散的以個體農戶為單位的生產，既難以形成農業的規模效益，又不利于農民的增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城鄉居民的糧食需求，但從整體來看，農民收入并沒有隨糧食增產而明顯增加。其原因除了農業生產特性外，還在于我國農產品深加工不夠、附加值很低，農產品的銷售利潤基本掌握在經銷商手中，而農村中廣大農民的市場收益卻很少。因此，要從源頭上解決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必須走組織化的道路，以專業合作社的方式組織廣大農民參與市場競爭，才能形成農產品的規模效益。這是確保廣大農民增產增收的關鍵，也是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精神所在。相比較之下，我國的近鄰———韓國，其農業自然稟賦遠不及我國，但先于我國實現農業現代化，這其中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護外，作為農民的主要經濟組織的韓國農協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目前，在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將全面鋪開之際，認真研究和比較中韓兩國農民合作組織的構成及運行機制，對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我國農民合作社組織建設、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打造堅實的現代農業基礎具有一定現實意義。中韓兩國農民合作組織結構模式的比較

1.1 韓國農業協會的結構模式

韓國政府于 1957 年頒發了第 1 部《農業協同組合法》（以下簡稱為《農協法》），于 1958 年成立了第 1 個全國性農協組織———國家農業協同聯盟（簡稱農協）。為了更好地保護農民利益，應對市場的變化，韓國農業協會自 20世紀 50 年代成立以來先后經過了幾次大的調整。第 1 次調整是根據 1961 年韓國政府頒布的《農協法》，將原先獨立的農協中央會和農業銀行合并，組成了新的國家農協聯盟。新成立的農協是一個由中央會、市郡、里洞農協組成的 3 個層級的組織。第 2 次調整是在 1984 年，政府根據新修訂的《農協法》將先前獨立的市郡農協置于中央會之下，作為農協中央會的分支機構，農協由原先的 3 個層級變為 2 個層級，其目的是為了提高農協的組織效率。第 3次調整根據 1987 年修訂的《農協法》，農協主要負責人由先前的任命制改成了農協會員直選制，廢除了以前農協董事會成員任命的法律依據。按照新的《農協法》，成員農戶可以直接選舉基層組織的領導人，中央會的總裁也由以前的總統任命改為直接

由基層組織領導人選舉產生。第 4 次調整根據 1999 年韓國政府修訂的《農協法》，將韓國原先的畜牧協會和人參協會并入農協，這時期的韓國農協由原先的 1 個業務主管部門增加到 3 個，并且各部門享有資金、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權。經過幾次大的調整后，目前韓國農協已形成了上至中央會、下至基層農協的組織嚴密、功能齊全、結構合理，集生產、加工、流通、金融服務、技術培訓與推廣為一體的被稱為“國民生命庫”的組織。從農協內部構成來看，韓國基層農協設立有會員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會員大會是農協的最高權力機關，會長由全體會員選舉產生；理事會作為一個執行機構，在會員大會期間由全體會員選舉產生；監事會則主要起監督理事會的作用。

從農協外部構成來看，韓國農協不但在農村中有基層農協，而且在全國范圍內還有農協中央會。農協中央會和基層農協雖然是農協兩個層級的組織，但它們之間并不是上下級的隸屬關系。農協中央會是由全國基層農協志愿加入而成立，在全國范圍內主持農產品的開發、銷售，并向基層農協提供指導；基層農協則直接面向會員農戶，對其會員進行從生產、加工、銷售到技術培訓的全面服務。韓國農協作為農業經濟組織、市場競爭主體，無論是內部構成還是外部組織，都已形成了合理規范的利益鏈條。從機構內部里來看，每一個農戶就是一個利益主體，彼此平等、利益共享、風險共擔。而上一層級的農協中央會只負責農產品的開發和銷售，對于農協內部事務從不插手。這種既“分”又“統”的管理模式很符合農業生產特性。

1.2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結構模式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建國初期的農村曾出現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的組織形式，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高級社逐漸被政社合一式的組織———人民公社取代。而真正將農業生產納入市場經濟是在改革開放后。隨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廣大農村開始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當溫飽問題不再成為農村中的主要問題時，農業經濟面臨著如何去分享市場經濟的問題，20 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是在這個新舊體制轉型時期出現的。

從已成立的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組織的內部構成來看，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與韓國的農協會除了名稱不同外，其內部管理機制大體相同。我國合作社主要由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和監事會組成。社員（代表）大會是合作社的最高權力機構，具有審議、修改章程、選舉和罷免理事長、理事會和監事會成員、決定重大財產處置、對外投資、對外擔保和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其他重大事項等職權；理事會是由社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執行機構，理事長為合作社的法定代理人；監事會或執行監事是由社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監察機構，監事會向社員（代表）大會負責。從外部構成來看，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由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按照自愿聯合、民主管理原則成立的互助性的經濟組織。

目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還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具有明顯的地域分散性、形式多樣性、經營粗放性、規模狹小性等特點。其組成有以當地農村中的大戶牽頭的，更常見的是“反租倒包”的合作組織。所謂“反租倒包”是由原先在城市的公司企業，根據產品的性質同時利用政策優勢在農村中獲得了土地使用權，雇傭當地農民從事規模化的生產。這兩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各有利弊。以大戶牽頭式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其內部管理多為家族式管理，中小農戶常被排除在外；“反租倒包”型的合作組織雖然

彌補了農民資金短缺的問題，但這種模式畢竟不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更談不上由農民自主管理和權利平等。

此外，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到目前為止尚未形成類似于韓國那樣的全國范圍內自上而下、統籌全局的農民合作組織，這使得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運作帶有很強的地域性、分散性和盲目性，給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保證農戶收入帶來不利影響。因此，有時候農產品銷售遇到困難只能靠政府尋找出路，這在無形中給地方政府增加了難度。中韓兩國農民合作組織職能的比較

2.1 韓國農業協會的職能

韓國農協自成立初期就把農協的宗旨定位為服務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在這種服務理念的指導下，韓國農協具有職能健全、服務內容豐富、組織運作綜合和多樣的特點。韓國農協有以下幾種職能：

2.1.1引導農產品的流通與加工 韓國農協在農產品的流通過程中主要抓產地流通和消費地區流通兩個環節。產地流通是指各地農協通過巡回收購的方式，為偏遠地區的農戶提供農產品銷售渠道； 消費地區流通是指在農產品消費區籌建銷售地、調配中心、農產品連鎖超市，從而更好地履行農產品的批發和零售職能。韓國農協不僅在農產品的市場流通中發揮著直接引導作用，而且還參與對農產品的加工制作，目的在于控制農產品的深加工所取得的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另外，韓國農協中央會還擁有規模較大的肥料、農藥、農機企業，并在政府指導下，以低廉的價格提供給農協會員，滿足農協會員的需求。

2．1．2 金融與信貸支持 韓國農協為了保證農業生產對資金的需求，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就把農業銀行并入到農業協會中，歸并后的農協組織對農民的資金支持，上有中央會的銀行業務、下有農協會員間的金融互助業務。農協中央會的金融組織主要從非農業部門和非農協成員中吸取資金貸予農協會員；基層農協按照互助原則從會員中相互融資，主要用于提高農業的生產水平和改善農民的家庭生活。此外，韓國農協還承擔著信貸證券和保險業務，這種金融業務既保證農業資金的正確流向，又直接為農民提供了融資服務。

2.1.3農業教育和培訓服務 韓國農協不僅是農業經濟組織，而且還承擔著農業教育的職能。目前韓國的農協中央會有 8 個培訓中心（又叫研修院）和農協大學。研修院主要向農民傳授農業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知識，農協大學主要培訓農業技術指導員，農協會員參加培訓基本上是免費的。為滿足各地農民對技術的多樣化需求，1985 年起農協大學的部分課程由各郡(省)農協的研修院承擔，1987年農協中央會成立了農業經營技術與支援團，主要負責農協會員的相關教育。

2．1．4 政府和農民的溝通中介 一方面，韓國農協是政府與農民溝通的渠道，協助政府把農業發展計劃、農業科技項目、資金支持及各項優惠政策落實到農村；另一方面，作為農民的代言人，韓國農協中央會在國家層面上，向韓國政府和國會反映會員的意見，基層農協則直接向地方政府反映農戶的利益需求。這種上下兩個層級的農民利益表達，既起到了保護廣大農民的作用，又影響著政府政策的制定。

除此之外，韓國農協非常注重加強國際合作，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發展可持續農業和解決農業非貿易壁壘等問題上開展國際合作，以增強韓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2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職能

為了更好地發揮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作用，2006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自此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一個獨立法人的身份開始融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據統計，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總數約 15 萬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成員達 3 486 萬戶[1]。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圍繞本地區的優勢產業，以專項產品為龍頭進行合作，例如糧食生產合作社、畜牧業合作社、水果蔬菜合作社、食用菌合作社等。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產品銷售和生產資料購買、市場信息、聯系農民和企業等方面開始發揮積極作用。但由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尚處于起步發展階段，其職能范圍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立足于生產和銷售兩個環節，而其他功能作用目前尚不具備。

從已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來看，存在以下問題：（1）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在農村經濟發展中尚未占據主導地位。無論是以農民大戶為主體的農合組織還是“反租倒包”型的合作組織，單從數量上看依然很少，規模也不大，農村中大批農戶還游離在組織之外。（2）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分布不均勻，大多集中在東部，而在農地資源相對豐富的西部省份卻很少。農合組織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僅難以體現政府積極倡導組建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初衷，而且也不利于提高農產品規避市場風險的能力。（3）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沒有像韓國農業協會那樣有自上而下的機構設置以及兼顧金融服務和職業教育的職能，我國的農民合作社所需的資金除了農民自籌和向銀行貸款外，其內部還沒有自己的金融組織。對農民的職業培訓也非經常化、正常化、制度化，而更多的是靠政府和社會力量，與未來的“職業農民”還有較大差距。韓國農協的發展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韓國農協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歷經改革，最終成為職能分工合理、組織機構完善、共享市場收益的經濟組織，其成功的經驗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建設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借鑒。

3.1 提升農民的主體地位，突出農民合作組織的民營化性質

根據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成員當中農民的比例不得低于 80％，合作社成員按一人一票制行使表決權。這實際上從 3 個方面界定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性質：一是農民在專業合作社組織中的主體地位；二是合作社的建立要在廣大農民自愿的基礎上；三是合作社要堅持民營化性質。只有這樣才能充分體現農民專業合作社組織的性質，才能不背離農業合作組織建立的初衷，才能更好地履行農業合作組織的權利和義務。但是近年來，有些地方政府部門過多地干預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活動，甚至將農民專業合作社當作政府的附屬機構，這種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既不利于合作社本身的健康發展，同時也是一種違法行為。另外，我國不少農民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認知度不夠，對于組建和參加合作組織缺乏熱情，即使在我國一些地方有這樣的組織，但多半是由大戶控制著，廣大農民的主體地位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因此，針對這些問題，地方政府要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力，為新型農合組織創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參加專業合作

社的積極性，切實保障和有效維護農合組織的民營化性質，從而使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更好更快地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

3.2 完善合作社的組織體系，規范內部民主治理結構

完整的組織體系是合作社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與韓國的農業協會雖然都是性質相同的經濟組織，但韓國農業協會有上至中央會下到基層農協的健全的組織機構，它們之間由于性質和利益的一致性形成相互配合的關系，而我國現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僅不是以廣大農戶為主體，而且沒有形成一套組織體系。筆者認為，我國農村當務之急是首先嚴格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規定，成立遍及廣大農村的惠及廣大農民的合作社組織，即使在一些地方由大戶主宰的合作社，在地方政府的引導下也應當充分吸納廣大農戶的加入，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農合組織來自農民、服務于農民的性質。同時，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要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要求建立健全合作社組織機構，保證社員對內部財務與簽訂合同的知情權、參與權，以更好地體現社員的主人翁地位。合作社所獲得的效益要突出按交易額和股金額進行分紅，落實利潤返還與二次分配機制，讓廣大農民真正成為農民合作組織的受益者。

3.3 積極拓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職能范圍

韓國農協發展到今天，形成了一個集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金融服務、農民培訓于一體的多功能經濟組織，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對其進行保護和規范。借鑒韓國的經驗, 我國在今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中，應充分發揮農合組織直接聯系農戶的優勢，在科教興農、科技培訓、科學種田等方面要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有條件的合作社要立足于本地的優勢資源，形成一條相對專業的產業鏈，盡可能地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在發展比較成熟的合作社組織當中，還可以探索互助性的金融服務，以彌補中小農戶貸款難的問題。農閑期間，有條件的地方，農合組織應在政府幫助下主辦各種類型的學習班，普及農業科技知識，不斷提高廣大農民的科學素養。

3.4 政府要不斷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引導和扶持力度

我國農民合作組織雖然是定性于農民的自愿結合，但要使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為我國農業發展下一階段的主要組織形式，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在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問題上，政府首先要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同時又要為其保駕護航。第一，在政策方面，政府要從財政、稅收上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資金支持力度，解決當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過程中資金短缺的問題。在農民專業合作社購買農業機械、種苗、肥料等生產資料時提高專項財政補貼幅度，保證專款專用；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進行的生產、加工、銷售、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實行優惠稅收，在所得稅方面對與農民專業合作社有經濟合作的企業實行優惠政策。第二，在信貸支持方面，政府要積極創造寬松的環境，以貸款低息、貼息等方式加大向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傾斜力度，降低其融資貸款的門檻。第三，在服務監管方面，政府要不斷完善合作社登記制度，簡化登記手續，為合作社提供相關信息，同時政府應為合作社提供外部審計等服務，保證合作社內部財務的公開透明。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有一個好的起點，進而健康穩步發展。

3.5 農民合作社在發展中要樹立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今后的發展中，不僅是為了滿足農民利益，還要在擴大自身影響、帶動農民增收的同時，承擔起在建設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中的社會責任。近

年來，我國農業生態環境狀況不容樂觀，出現了土壤被侵蝕、土地沙漠化嚴重，水質污染、湖泊蓄水量減少、農作物化肥使用過量、農產品農藥殘留超標等諸多問題，導致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多方面，其中不合理的生產與開發是不可忽視的。這就要求農合組織一定要樹立起高度的社會責任意識，充分利用農合組織向社員宣傳科學知識，傳授先進的農業科學生產技術，從源頭上嚴把農產品質量安全關，加深社員對自身角色的社會認同感，愛護環境，愛護家園，做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堅守集約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克服傳統粗放型農業耕作方式的弊端，只有這樣才能走出一條 “既要農民增收，又要青山綠水”的農業發展新路子。

參考文獻：

[1] 張曉山.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趨勢探析[J].管理世界,2009(5):：8-6.

第五篇：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及啟示

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及啟示

摘要：發展農民合作組織一直是眾多學者和農村發展工作者們認同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中國目前農民合作組織也呈現出飛速發展的局面，但是由于地域差異，發展條件的限制等原因，其發展狀況也是良莠不齊。本文通過不同的劃分角度來介紹不同類型的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的狀況以及發展趨勢，以此來為中國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市場一體化的局面已經逐步向世界打開，農業生產市場化、世界化的趨勢也是顯而易見的，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就呈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農民的合作也就成為了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一條可選途徑。

一、國外農民合作社組織的類型

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在國外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在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歷程中，由于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以及資源稟賦各不相同，所以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也呈現出多樣性。目前，關于這些農民合作組織的劃分也存在著不同的標準，總的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農民合作組織的性質進行劃分，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專業性的合作組織，這類農民合作組織主要在歐美發達國家存在。在那里，農業經營規模普遍較大，農業生 產發展的趨勢帶動農民對合作的需求；另外，發達的工業將大量的勞動力由農業轉向非農就業，隨著農場規模的擴大，農民數量的減少，就為農民合作組織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并且也為農業機械化生產提供了保障。這類農民合作組織以德國和法國為主要代表。它的主要特點就是專業性強，即以某項農產品或者某個功能為內容而組成聯合體。如水稻合作社、農機合作社、養牛合作社等；另一類是社區型合作組織，它是一種集多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性服務組織，這類組織主要存在于東亞和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比較成功的是日本的農協和以色列的莫沙夫。另外，韓國、印度、泰國所組建的合作社都屬于這種類型。如在日本，農協主要從事信用、販賣、購買和共集這四種基本事業以及農業種植技術、食品加工技術、病蟲害防治、住宅改建、道路修建等與其生產生活服務相關的活動。它相當于一個綜合性的平臺，承載著與農民生產生活相關的多項內容。

其次，從農民合作組織所涉及到的范圍來劃分，還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區域內的合作組織，主要是指在同一個區域內，形成的農民之間的合作性組織；另外一種是跨區域合作組織。這類合作社主要是跨地區的合作和聯合，以共同銷售為主，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主要代表。前面劃分類型中所提到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也可能會出現這種跨區域的合作，如美國的農場主合作社中，銷售合作社的歷史最長，數量多 且規模大，在牛奶、水果和蔬菜等領域都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對于農業發展的作用顯著。這種劃分方式主要是針對合作所涉及的范圍來界定的，至于合作的性質方面還是存在著交叉的。

再次，根據農民合作組織產生的動因．還可以將其分為3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民合作組織。這種類型的產生，主要是農民在共同的市場需求下，為了增強他們在市場上的競爭力而組織起來，以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獲取利益。這種類型的主要的特點是農民在自愿的基礎上自由聯合，在市場的驅動下，為了獲取利益而走向聯合，比較典型的有美國、法國、德國、丹麥等國家；第二種類型是以政府推動為導向的農民合作組織。這種類型主要指的是政府為了貫徹農業發展戰略，利用政府行為號召農民聯合起來，并且具體指導和幫助農民組成具有合作性質的農村經濟組織的一種發展模式。這種類型的合作社相關的功能和組織體系都是在政府的推動下形成的，政府的推動在這類組織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這就使得這類農民合作組織或多或少地帶有官辦的色彩。典型的例子有日本、印度、泰國和韓國等亞洲國家；第三種類型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農民合作組織。它主要指的是，農民合作組織的出現是基于社區內出現的某些與生產生活相關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并不是能夠依賴個人能夠完成的，這就需要農民通過聯合來尋求解決問 題的途徑，在這種情況下，就形成了這類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農民合作性組織。一般這類組織可能是由于生產中出現的技術問題而產生的合作，也可能是由于社區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而產生的合作。目前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促進農村的發展所開展的活動中有關于這方面組織的一些嘗試，如拉美地區的洪都拉斯，那里的農民為了解決當地農民生產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而自我組織起來進行田間試驗和評估活動，通過大家的合作來尋找解決他們生產中遇到難題的方法。

二、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趨勢

雖然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的形式多樣，但是基本特征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以營利為目的，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成員享有自愿參與和退出的權利，采取分紅制。主要目的是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即遵守羅奇代爾原則。在保持著這個基本特征的基礎上，農民合作組織不同類型的出現說明農民的需求在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改變的。不同的時代下，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發展趨勢。1．農民合作組織的功能趨于多元化

為了滿足農民需求的多樣化，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的功能也趨于多元化發展，服務的內容和范圍也在不斷地擴大。這就使得農民的合作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也開始向其他領域擴展開來，如有些國家的合作組織也開始從政治方面為農 民提供服務，并且以立法的方式來保護農民的利益，如稅法、環境法等相關的立法，市場規則等，有些農民合作組織的工作包括分析立法、為農民提供信息、明確農民在立法中的需求．并通過與國家政府或者國會的官員進行溝通，借以為國家的立法來提供參考。有些農民合作組織的功能是提供技術支持，對農民生產中遇到的問題給予幫助和指導。如丹麥的農民聯合會和小農場主協會，這些協會在技術上和職業技能等多方面為協會中的成員提供幫助和支持。2．農民合作組織的形式趨于多樣化

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農民合作組織的形式也異彩紛呈，這也是國際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另一個新趨勢。目前，國外農民合作組織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農業生產中，還將其范圍和內涵延伸到其他的領域，如消費、住宅、金融等領域。如在意大利的特倫蒂諾省，合作社的類型有5種，包括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業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生產、勞務、服務類合作社，住房合作社等。這些不同形式合作社的存在表明了農民的需求也趨于多樣化，也因此依靠豐富合作的形式才能夠滿足他們多樣化的需求。

3．政府對于農民合作組織的關注和支持力度的增加

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也離不開其外部環境的影響因素，而政府就是這個外部環境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目前，許多國家的政府對于農民合作組織持支持和鼓勵的態度，并 且從不同方面給予支持和幫助。政府的這些努力為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國家政府對于農民合作組織的幫助體現在稅收的減免、信貸提供的優惠政策、成立農民合作組織空間的擴大，以及立法對農民合作組織的保護等。

4．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系統化

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系統化主要體現在組織發展的層次性上。有些國家現在已經具有全國性的專業或綜合的農民合作組織．并形成上下的體系。但是在體系中的各層次間經濟上是相互獨立的，雖然上級有對下級具有指導和管理的職能，但相互間不存在行政指揮關系和隸屬關系。

三、對中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啟示

中國幅員遼闊，由于各個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經濟、社會文化等條件的不同，因此地域差異也比較大。正如不同國家所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一樣，所以農民合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也應考慮到不同的因素，根據各地區的具體情況來考慮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問題。總的來說，通過對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狀況以及發展趨勢的了解，對于提高中國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促進農村社區的發展具有如下幾點啟示：

第一，中國的農村發展需要農民的聯合。

農民合作組織的出現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在世界大市場的發展趨勢下，中國目前的小戶經營模式已經不能再適應發 展需求。各國農民普遍建立合作組織，這主要是由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和家庭經營的局限性決定的，合作組織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保障。

第二，大力發展農業專業合作組織。

從國外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實踐來看，專業合作組織是農產品商品化、農業生產規模化的產物，盡管目前中國農業和農村從整體上來看，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但在部分地區、部分品種上農業的商品化、專業化、規模化程度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具備了發展專業性合作組織的條件。那么就應該在這樣有利的基礎上，在那些地區大力發展專業性合作組織，使之能夠為農業生產和農業發展有所促進，并且也能夠通過聯合加快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步伐。

第三，根據各地區的發展條件來發展多種不同模式的農民合作組織。

國外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同的發展條件下會產生不同類型的農民合作組織類型，中國的農村地區發展不平衡，各地區的發展基礎和條件也各不相同，因此不能搞“一刀切”的發展模式。應該多注重本地的發展環境，注重農民在農民合作組織發展過程中的能動性和需求，才能夠使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效果和作用。

第四，在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過程中，要以農民為中心。

其中包括兩層含義：首先，以農民為中心，要本著農民 合作組織的成立以農民的需求為中心的原則，保證農民合作組織是農民所需要的，能夠為農民服務：其次，以農民中心，要保證農民在合作組織中的自主地位，合作組織的準入制度對于社區內的每一個農民來說都是平等的，他們具有志愿加入和退出的權利，并且其成員能夠平等地參與到組織的決策中來，而外來者作為輔助者或者是推動者，而不是決策者和主導者。

第五，中國農民合作組織發展同樣離不開各方的支持。從國際農民合作組織發展的經驗來看，不同動因發展起來的農民合作組織都有其利弊。中國可以借鑒他們的經驗，汲取他們的教訓，揚長避短。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農民在這個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固然不能動搖，但是一個組織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外部的環境，這其中包括政府的支持，社會中介機構的幫助、外援項目的推動等重要因素。有了這些有利的條件，還需要明確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合理地利用它為農民組織的發展服務，而不是使之成為農民組織發展的制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