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民增收論文農民人均純收入論文

農民增收論文農民人均純收入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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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安徽省農民增收因素分析與對策研究

摘 要：長期以來，農民增收問題不但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已有很多學者對中國農民收入快速增長發揮重要作用的因素做過分析，在對安徽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實證分析中，對安徽農民收入增長的數量進行了分析，包括收入的總體水平和收入結構的變動態勢。通過比較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了安徽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水平差距。通過建立線性C—D模型，對影響農民人均收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得出重要的影響因素。從影響安徽農民人均收入的因素來看，城鎮化水平、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的比值、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村機械收獲面積表現出正相關，而與農業勞動力呈較高程度的負相關。最后結合前面的分析，加入一些制度因素提出一些增加農民收入的對策。

關鍵詞：安徽省農民收入現狀；增收因素；C—D模型；對策

安徽省農民收入的現狀

1.1 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概述

安徽省是一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70%以上的農業大省，根據2009年統計年鑒統計，2008年安徽省現有耕地面積4144.98千公頃，占全國耕地面積的4.59%。糧食總產量為2860.7萬噸。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和國家不斷出臺一些惠農政策，安徽的農民收入水平在不斷增加，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們更應看到

存在的一些嚴峻的問題，以2006年為例,全國農民人均收入平均為3587.04元,安徽只為2969.08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617.96元。從2000年到2008年，安徽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從1934.6元增長到4202.5元，增長116%。而與此同時，安徽省的國內生產總值從2902.1億元增加到8874.2億元，增長206%?？梢姮F階段安徽省農民收入增長水平滯后于同期安徽經濟發展水平。

1.2 安徽省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對比

2002年安徽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032.4元，比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高出3914.8元，2006年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到9771.1元，比農民人均順收入高出6802元。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大多低于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安徽省城鄉居民人均純收入之間差距越來越大，這樣會嚴重影響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生活消費仍未擺脫以必需品為主的生存型消費模式，延滯了農村的小康進程。

1.3 安徽省農民收入結構變動特征

1.3.1 農民工資性收入變動情況

2000年至2008年農民家庭人均工資性收入從547.8元增加到1737.8元，增幅達217%；工資性收入在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所占的比重從2000年的28.3%增加至2008年的41.4%。與此同時，家庭經營性收入雖從2000年的1298.4元增加到2114.2元，但其在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從67.1%降至50.3%?？梢娺M入新世紀安徽省

農民收入結構變化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農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增長較快，在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家庭經營純收入在人均純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則越來越小。1.3.2 農民收入中的政策性補貼狀況

從2000年至2005年雖然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每年都以不同的幅度增加，但其在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卻十分穩定，處于5%；從2006年國家實施農業補貼政策開始，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增幅更大，2006年其在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中比重為6%，2007年比重增加至7%，到了2008年增加至8%。可見國家出臺的宏觀經濟政策深深地影響著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結構及總體水平。

模型設定和實證分析

2.1 模型的設定與指標選擇

目前，分析農民收入增長的模型有很多，有的是從宏觀角度綜合分析各個因素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有的是提取某個顯著因素，分析其與農民收入的關系。其中，柯布?道格托斯生產函數模型在經濟增長等多領域的論題研究中應用廣泛。其表達式為:Q=AKαLβ，式中，A、a、β為大于零的參數；Q表示產出，K、L代表要素投入。從實際情況來看，當前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眾多，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對農民收入發生作用。因此。在建立模型時，應當使分布于再生產各個環節的因素都有所體現，尤其是必須引入影響當前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因素加以分析。基于這種考慮。筆者對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進

行擴展，在保留一般模型中的自變量基礎上，把反映當前政策等宏觀經濟變量也作為解釋變量加以引入。

本文利用全國1997—2008年近十二年的相關數據，從中篩選出6項指標作為模型變量，這些指標分別從城鎮化水平、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比值、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業勞動力、農村機械收獲面積（千公頃）5個方面來分析如何影響安徽省農民收入增加的。所建模型為：

Y=AX1α1X2α2X3α3X4α4X5α5eu。(1)

式中,Y代表安徽省農民人均純收入，X1為城鎮化水平、X2為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比值、X3為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X4為農業勞動力、X5為農村機械收獲面積。城鎮化水平是用城鎮人口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另外α1～α5是相應變量的彈性系數，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某種要素增加的比率會引起農民收入增長變動的比率；u代表隨機擾動項。

2.2 模型的估計和檢驗

選取相關變量，對(1)式進行對數化處理，得：

根據回歸結果得到計量模型：

對回歸方程進行檢驗，結果顯示：R2=0.995，則lny變化的99.5%可以由8個變量來解釋，因而該方程通過R2檢驗；F=228.329>F0.05(5,6)=4.39，即認為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農民收入增長率與各要素增長率有顯著的線性關系，方程整體擬合程度較

好；對于x2、x4而言，t>t0.2(5)=1.476，在0.2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t檢驗；對于x3、x5而言，t>t0.05(5)=2.571，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t檢驗。n R2=11.94,取顯著性水平為0.05，χ20.05（7）=14.07，n R2<χ20.05（7）故可認為模型中不存在異方差性。這五個指標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程度從大到小依次為：農業勞動力、農村機械收獲面積、農業產值占農林牧漁總產值比值、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城鎮化水平。安徽省農民增收的對策探討

3.1 大力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鼓勵農民兼業

一是加快農村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小城鎮就業“門檻”低,就業轉移成本低。二是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全面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通過多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最終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提升人力資本存量。三是挖潛農業自身潛力促進小農業向大農業轉化。調整種植業結構,大力發展生產效益好、勞動密集型的種植業項目。

3.2 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投入

一是加大對“三農”的財政投入。財政資金向農業傾斜要形成穩定的增長機制,各級財政應把新增的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主要用于農業和農村。國家逐步提高加大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二是農戶要增加農業投資。農戶應在目前收入水平不太高的條件下,能夠持續增加對農業的投資,為今后農業的發展創造條件,也為今

后農民增收奠定基礎。三是增加農業補貼。我國建國幾十年來，農業為國家工業化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如今，國家經濟發展了，政府財政實力增強了，我們完全有義務、有能力不斷增加對農業的補貼。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句話，農業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政策和科技都離不開投入，投入實際上就是一種補貼，種糧補貼是一種直接補貼，政府增加農業基礎設施、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加強農民技能培訓，也是一種間接的農業補貼。

3.3 大力發展現代農業

在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要發展現代農業就要重點加大農業投入,整合財政資源,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資金支持;提高農業科技研發能力和推廣力度,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技術支撐;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物質基礎;建設現代農業服務體系,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組織保障;推進農產品優質化,提升農產品價格。

3.4 有效供給農村金融

轉變金融服務，創新金融產品，滿足農民有效金融需求。單個農戶資金需求不大，金融服務效率低下。隨著農戶的規模經營，“公司+農戶”經營模式及各種農村合作組織發展。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等農村金融組織需要轉變服務，創新金融產品，滿足農民有效金融需求。在發展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農戶聯保貸款的同時，也應成立由政府組織、財政、農戶、企業、保險機構等經濟組織聯合建立的農村貸款擔保機構、農業保險公司，為規模經營的農民、企業提供貸款擔保，風

險補償。只有創新擔保方式，發展新型貸款模式，才能進一步擴大農村信貸規模，有效滿足農民金融需求。民間金融合法化，引導成立小額貸款組織。目前農村金融的有效供給，不僅由正規的金融機構提供，有一大部分是民間借貸提供的。民間借貸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部分農民的資金需求，方便了群眾生產、生活需要。

3.5 有利的制度因素

為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全面的社會主義小康，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應有效地推出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和制度。一是要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二是要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土地流轉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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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農民人均純收入”解析

“農民人均純收入”解析

眼下，很多人對統計部門每年公布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提出質疑，特別是不少農民認為自己的收入根本沒有那么多，片面地認為統計數字高于實際。其實，這是由于統計上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指標定義與大家理解的不一致，計算方法與直觀感覺的不一樣造成的。為了正確理解這一指標，以下結合甕安縣的實際，對它的專業定義、構成、數據來源、計算方法以及需要特別注意的幾點作一解釋和說明。

一、農民人均純收入定義、構成、計算公式

農民純收入是指農村居民當年從各種來源得到的總收入相應地扣除所發生的費用后的收入總和。純收入主要用于再生產投入和當年生活消費支出，也可用于儲蓄和各種非義務性支出。主要由工資性純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四部分組成。

計算公式：農民純收入=總收入－家庭經營費用支出－費稅支出－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調查補貼－農村內部親友贈送收入。

農民人均純收入就是被調查農民純收入之和除以被調查人數。

二、甕安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數據來源

目前，甕安縣農民人均純收入是采用農村住戶抽樣調查方法獲得的。根據上級業務部門要求，按照多變量與規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樣設計技術，在全縣共抽選10個行政村100個農戶作為農村住戶調查網點，被抽中的調查戶，建立現金收支登記賬和實物收支登記賬，由調查戶將每天發生的各項收支情況，按時間順序逐項登記在賬冊上，由輔助調查員定期上門檢查記賬質量。每月定期收賬后，按照全國統一制定的“農村住戶賬頁記錄編碼”對農戶每一筆收支進行編碼，然后進行分戶匯總整理。

隨著農村經濟的多元化發展，農村居民收入支出結構千差萬別，為反映貧困鄉鎮的發展情況，2010年12月份開始，根據省委、省政府指示，按照上級業務部門要求在全縣貧困鄉鎮進行住戶調查，甕安縣目前23個鄉鎮中共有10個貧困鄉鎮，每個鄉鎮抽3個組計30個農戶組建農村住戶調查網點，這10個貧困鄉鎮共抽300戶進行住戶資料調查。

三、科學看待人均純收入

1、“農民” 是指農村居民，不僅包括從事農、林、牧、漁業生產的農戶，還包括農村經營非農業的常住人口，經濟生活與農村家庭連成一體的國家干部、職工等也在范圍之內。

2、純收入包括工資性純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轉移性收入(含農村外部親友贈送)和財產性收入四大部分的現金收入外還包括自產自用的實物作價收入，如糧食、蔬菜等。

3、“人均”不一定能反映農村中大多數農戶的平均收入水平。眼下，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深化，農民收入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一部分高收入農戶片面拉大了平均指標，導致在很多情況下農民人均純收入并不能反映大多數農戶收入水平。

4、不能用想當然的非專業的“統計口徑”簡單估算。例如，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應是農民外出打工的全部收入總和，包括本人的一切開銷。還有計算種植業、畜牧業收入時不能忽略了副產品和自食自用部分等。

第三篇：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

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

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顯示，自1997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滑。199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速度是

4．6％，比上年下降了4．4個百分點；1998年，增長速度回落到4．3％；1999年，進一步回落到3．8％；2000年上半年，農民現金收入只增長了1．8％。農民收入增長持續走低，明顯抑制了農村消費增長，近幾年，“三農”問題已引起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多年來總以“一號文件”形式，制訂各種措施，切實加大對農村的扶植力度，才使農民問題有了較大的改觀。

我國加入WTO后，農業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由于國內主要農產品價格大多高于國際市場，要靠國家提高農產品價格來促進農民增收顯然已不可能。因此，提高農民收入應從以下多個方面考慮：

一、擴大勞務輸出

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較多，但目前比較有效、比較有潛力的途徑是提高農民勞務收入。一是多年的農民外出務工實踐證明；二是勞務需求仍有市場；三是勞動力資源豐富。從有關資料也可看出，前幾年農民收入新增部分中勞務收入呈上升趨勢，家庭經營收入呈下降趨勢。近些年來，在中西部的農村，從實際的農村現狀看，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蓋房規格較高的農戶，大多是有1—2個家庭成員在外務工，其勞務收入較為可觀。從國家的發展看，我國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需求空間仍然很大，如農田基本建設、大型水利建設仍然不足，交通條

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公共基礎設施發展相對滯后，房地產開發市場較好等，這就必然導致將有一大批社會公共工程陸續投建，勞工需求量也將因之擴大。因此，我們政府特別是縣（區）、鎮政府，在大力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同時，應抓住機遇，積極做好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作，擴大活勞動投入，增加農民勞務收入，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以教育為基礎

人口素質是就業的基本要素，而素質是靠教育提高的，教育能擴大勞動者的視野，擴展勞動者的活動范圍和提高勞動者的能力，并適應現代化的用工要求。目前，我國農村人口相對素質較低，文盲、半文盲占有相當大的比例，現已成為困擾我國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最內在的根源。加入WTO后，這一劣勢更加明顯，受到的沖擊將會更大。只有通過實施教育，全面提高農民的素質，才能促使農民掌握和運用新技術；合理利用資源，提高土地利用率；改良農產品品種，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優化產品結構，增加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延長農產品的產業鏈條，擴展農民的就業門路，才能完成農村剩余人口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減少農業人口，從根本上促使農民增收。在實施農村教育時，一是應加強對務農農民的農業應用技術教育，辦好職業技術院校，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二是應加強對務工農民的相關技術培訓，增大在城鎮的就業率。三是應解決農民接受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的費用問題。

三、以科技為先導

科學就是生產力，這是實踐已證明了的真理。搞好“三農”工作，必須要有科技的投入。21世紀，世界農業將向基因農業、精密農業、藍色農業、白色農業、工廠化農業、生態農業、太空農業和超級農業方向發展，因而，我國農業應與時俱進，創造出適合自己特色的農業發展道路。①應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科技投入目標定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農產品一直處于短缺狀態，農業發展的著眼點主要放在增加農產品產量，以此緩解供求矛盾，對農業科研的目標，長期定位在提高產量上。現而今，這種數量型、粗放型的農業增長模式已很難再有大的作為。因此，改變著眼點，把科研的方向轉到“高產、優質、高效”上來是農業的當務之急。②加快新技術新成果的引進。我國農業生產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有著較大的差距。有計劃地引進國外優良品種、先進工藝及農業機械等，有利于加快我國農業的現代化進程。③完善農業技術推廣機制。應強化農業技術推廣隊伍的建設。通過政策宣傳，激勵有關科技人員直接進入生產經營領域，領辦經營實體，開展有償服務，促進農業科研、教育、生產、經營的聯合。

四、以市場為樞紐

要改變目前我國農村商品生產的規模較小、農產品交易方式簡單而原始、市場組織化程度較低、農產品流通不暢、市場利益流失、農民創收的主渠道堵塞等狀況，只有建立開放、統一、競爭、有序的農產品市場體系，才能為農民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疏通農民增收的渠道，山東壽光的蔬菜基地就是很好的先例，這就要求農民必須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使農產品結構更好地與市場需求相適應，要求政府

想方設法促使產地銷售市場的形成，并使其成為集散面廣、輻射能力強的現代化市場。同時，應依法加強市場管理，確保農產品銷售暢通無阻，支持和扶持農民專業運銷聯合體、合作經營組織和個體營銷大戶參與流通、創辦以農產品銷售為主的中介機構、代理組織和銷售隊伍，切實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五、以農業產業化為組織經營形式

農業產業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的農村經濟管理組織形式，是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是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向。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化水平還很低，多數地區的多數農民仍然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經營，我們在市級以一表一副為主的種植模式。因此，應加強農業產業化經營，通過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契約關系或產權關系，結成同風險、同收益的利益共同體，實現農產品生產經營的分工協作，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業附加值。要像仰化鎮潤隆集團那樣，利用集約經營，搞好農業產業化生產。農業產業化經營的主要形式有股份合作制、公司＋農戶、市場＋農戶、市場＋公司＋農戶、農民協會＋農戶等，而實現農業產業化的關鍵是要選擇優秀的項目、龍頭企業和強有力的領導群體，三者缺一不可。

六、重視研究農民增收新的“動力源”

首先，以農村稅費改革為契機，進一步加大農村各項改革的力度；推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改革，合理調整布局，合理確定人員編制和待遇；推進鄉鎮財政體制改革，理順財權、事權；推進農村金融改革，搞好農村信用社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切實改善對農業和農民的金融服務；繼續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其次，鼓勵和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使其成為結構調整與小城鎮建設的強大推動力。第三，除了繼續在宏觀政策方面探索新的增收“動力源”外，農民群眾的創造性不可忽視，應抓住實際工作中農民增收的許多亮點，加大力度、推而廣之，利用優勢、乘勢而上，挖掘增收潛力、構筑強大動力源。促進農民增收的有效途徑還有許多，但關鍵是要靠好的政策和法律法規，要用好的先例來引導，要讓好的做法讓群眾具實效。

第四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

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叭r”問題，核心是農民問題，是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農民全面發展的問題。從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歷來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出現和解決有一個大體的先后順序。最早是農業問題，即如何發展農業以保障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問題；之后是農民問題，即如何提高農民收入，實現公共服務城鄉全覆蓋的問題；最終是農村問題，即大規模開展農村建設縮小城鄉差距的問題。從我國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觀察，目前可能正處于由解決農業問題向解決農民問題轉變的關鍵時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上。

資本“下鄉” 家庭經營收入占比下降

農民純收入可以分為四個組成部分：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家庭經營農業收入和家庭經營二三產業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收入的四大來源中，家庭經營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其中家庭經營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這一比重卻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2004年，這一數字還是60%。5年時間，下降了11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還是相當可觀的。家庭經營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大量農民外出務工，農民工資性收入快速增加，這符合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趨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量資本進入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通過家庭經營中獲得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這是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傾向性問

在2008年全國農村經濟收益分配格局中，農民經營所得最終占到可分配凈收入的70.6%。這一比重在2003年為74.3%，2000年為77%，新世紀以來基本上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企業各種留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來投資者分利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從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發達地區，這一下降趨勢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紹興市數據顯示，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已經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經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資本不足 阻礙農民合作獲取經營利潤

在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農民獲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為現代農業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農業生產經營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單個農戶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從事經營的領域逐步收窄，大量資本趁機“下鄉”，資本獲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業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規模養殖所占的比重穩步提高，1996年規模飼養量在全行業的比重還只有6.3%，2006年達到50%，2008年已超過60%。大多數規模養殖的是資本主導企業形式的養殖。真正農戶主導的、家庭形式的所謂散養戶占的比重逐步降低，農戶逐步被迫退出畜牧業經營。統計數據上的表現就是，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不斷提高，但出售畜禽產品收入占農戶家庭收入的比重卻不斷下降。

資本逐步占領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的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要實現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就一定要把農業農村經營領域留給農民，要讓農民首先能夠在農村通過經營獲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它們都明確限制資本進入農村占領農民經營領地。要解決單個農戶資本不足和農業經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矛盾，我們也應該學習日本、臺灣等地的經驗，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簡稱合作社），要通過機制創新，讓合作社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資本，能夠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領域，守住農業農村經營領域；要讓合作社有能力獲取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的利潤，再通過合作社內部的分配機制，把這部分利潤轉換為農民的收入。

從數量上來看，近兩年來，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21.16萬家，比2008年年底增長90.8%；實有入社農戶約210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32%。但是，合作社發展質量還亟待提高。從目前情況看，合作社還不能很好地幫助農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資本獲取經營利潤。當前，合作社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合作層次較低。絕大多數合作社局限在技術信息服務領域，真正能組織農戶統一購買農資或銷售農產品的為數不多，能開展農產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數。二是合作機制不順。合作社內部規范的治理機制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不健全，社員不太愿意參與合作社的管理監督，合作社對社員的民主權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積極性不高。農民入社動機不強，退社較為隨意。入社后參與活動較少，合作社內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場交易量，一些合作社與社員的交易量小于與非社員的交易量。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有因果聯系的。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它是產生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原因。只要合作社無法進入農產品加工流通環節，它就無法獲得這部分收益，分給社員的也就不多，農戶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農戶入社的積極性不高，且隨時可能選擇退出。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難以建立規范的治理機制，這樣的合作社發揮的作用不大，且隨時面臨解散的危險。由此可見，合作層次決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響到合作機制的建立及合作積極性的提高。而合作層次不高，主要是因為合作社缺乏足夠的資本，沒辦法進入農產品流通加工領域。

推動合作社發展，要在加強政府服務、培養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證合作社能夠占有足夠的資本。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夠作為合格的市場經營主體進入農產品加工等領域，才能夠擁有為社員謀利的手段。為此，必須創新體制機制，搭建好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務的平臺，推動產業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結合。

交易份額認購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紀90年代，西方傳統合作社同樣因為缺乏資本而陷入經營困境。這迫使它們進行制度創新，發展成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國借鑒。具體而言，我們在發展合作社時，首先要確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規模，再據此確定所需資金數額，然后把加工規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額（deliver share）。社員入社時按規定必須認購交易份額，并同時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資，通過調整比例，使得社員出資額之和剛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資金數額。交易份額規定了社員交售給合作社的產品數量，社員交售產品總數剛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規模。如果社員當年產出不夠，允許其從市場購買予以補齊；如果超出，超過部分由合作社視情況決定是否收購。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創新，就可以為我國合作社發展建立起靈活的籌資機制和資金利用機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額的同時獲得了一筆穩定的資金，借此購買固定資產，開展農產品加工流通等業務。有了固定資產后，合作社就可以進入金融體系，獲得銀行貸款；就可以創辦或控股農產品加工企業、鋪設銷售網絡，獲取加工銷售環節利潤。合作社利潤按交易份額分配給社員，由于交易份額和社員認購資本額成正比，按交易份額分配也相當于按認購資本額分配。合作社通過參與加工和銷售，擴大了社員合作的范圍，也提高了社員分紅回報率，增強了合作社對農民的吸引力。社員認購交易額的積極性增加，反過來又保證了合作社的資金來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環。

只有為合作社經營提供足夠的、可支配的資本，才能夠幫助農民利用合作社實現對資本的集體占有和控制，才能夠幫助農民占據農業農村經營領域并獲取更多的收入。通過努力，目前農民經營所得占可分配凈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個百分點的趨勢完全能夠得以止住。單此一點，農民收入每年就能夠增加0.5%。如果再能夠把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農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唯一的一個量化指標，就是要保證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換言之，必須保證農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長速度。通過制度創新，讓農民通過合作社實現收入每年增加3.5%，對完成全會規定的目標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員出資的數量始終從屬于交易份額，而交易份額取決于農戶生產的規模和與合作社的惠顧額，社員同時作為所有者與使用者的特征沒有改變，合作社的本質屬性沒有改變。因此，引入資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農產品生產的合作，是勞動的合作，而資本的合作處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為導向的，而不是以投資者的資本增值為導向的。

第五篇：農民增收

農民增收的障礙解析

關鍵詞： 農民增收 小康社會 農業產業化 合作組織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已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性因素。其中，農民增收始終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除初期農民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長15.18%，高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個百分點外，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1986年-199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個百分點，98年-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平均增速為3.58%，兩者差距擴大到了3.39個百分點，農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響了對農業的投入，遲滯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進而成為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

黨的十六大從根本上確立了農民增收全局性的戰略地位，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社會的小康。十六屆三中全會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高度來推進涉及“三農”問題的各項改革。由此可見，扭轉農民收入增速下滑，確保農民收入進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快車道，是我們黨和政府一直非常關注的重大問題。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更是明確指出農民收入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文件要求全黨進一步增強做好農民增收工作的緊迫感和主動性。

一、農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體制的制約

1、農村上層建筑的不合理性成為農民增收的巨大障礙 基層政府冗員多，農民負擔重，是中國“三農”問題中的突出問題?；鶎诱蛉嗽O機構，“對口”設機構，加上級政府下派與分流人員，致使近年來干部職數不斷膨脹。據統計資料顯示，2003年縣、鄉兩級政權財供人口達到3000多萬人，村級干部需要由村民負擔的全國有730萬人，實際供養經費6000多億元，由農民負擔的有2000億左右。正如溫家寶總理在記者見面會上所指出的那樣，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因機構臃腫給農民造成的負擔占農民實際負擔的40%左右。不僅如此，近年來許多基層政府耗費大量資金建設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農民負擔。

2、城鄉二元結構成為農民增收難以逾越的一個坎

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國人口已增加到13億，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導致農民勞動收益率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但是，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和歧視性用工制度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收費，抑制了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愿望，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工業經濟也面臨著減員增效的巨大壓力，加上本身的資本積累能力有限，難以吸納更多勞動力，城市本身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就業與再就業壓力增大，這就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更加困難。

（二）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難以為農民增收提供強有力的支持。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是指社會各方面通過各種形式向農業經營者所提供的農業生產各個環節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和技術服務的總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要推進制度創新，增強服務功能”。但是作為農村社區內部向農民提供各類服務的主要承擔者農民自治性組織――—村民委員會的建設明顯滯后。不少地方尤其欠發達地區，村干老化、無人干的現象十分普通。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財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點的村級財力只有2萬多元，少的村不足1萬元，加上轉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組干補貼。嚴重挫傷村兩委成員及組干的工作積極性，農村基層組織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協調組織，“一事一議”難以實施，農業基本建設和村里的社會事業無人問津，不少村級組織實質上已經陷入癱瘓。與此相應農村傳統的合作經濟組織合作功能喪失貽盡，在傳統的合作組織中最為重要的兩大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經完全背離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農民自己的組織，它們中絕大多數已經異化為贏利性企業。不少地方供銷社實質上已經分解成個體工商戶，它們完全以自身的利益為準繩同農民打交道，逐漸演變為與農民博奕的市場主體，它們的服務宗旨蕩然無存，逐利已成為其經營的根本目標。另一大合作組織由社員入股，為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農村信用社早已脫變為“官辦”金融機構，股份合作制名存實亡。在商業化經營的目標的影響下，同時也因為農戶的貸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風險大等特點，信用社的支持重點偏移到民營企業或鄉鎮企業，甚至干脆轉移出農村。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出農村的資金每年有2000億元左右。其次，農業產業化水平低下；農業產業化通常被稱作“公司+農戶”的經營方式。它以農產品加工、營銷企業為“龍頭”，根 據自愿、互利的原則，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農產品產銷關系。應當講在初級農產品的供給處于總量階段性過剩的形勢下，這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這一經營模式的績效沒有很好的顯現出來，反而問題非常突出。具體表現為：一是“龍頭”企業難尋，欠發達地區尤甚，難以表現出帶動效應。二是由于公司與農戶并沒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場信用關系，“訂單農業”的履約率低。三是由于農民組織化的程度低，談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價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據主動，依舊是資本支配勞動，農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農民素質偏低，影響了農民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最終影響到農民收入的增長。

人力資本理論明確提出：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個人收入分配趨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資作為人力資本投資，是增強農村社會發展的根本。但是現行教育費用制度造成農民受教育機會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在的農村教育體制設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學村辦、初級中學鄉辦、完中縣辦的原則設立。由于基層政權財力有限，農村教育投資遠落后于城市。據調查資料顯示，普通小學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經費農村人均水平為861.64元，城鎮人均水平為1423.85元。義務教育水平差距尚且與此，更不用說農村繼續教育了。不少縣、鄉在“雙基”達標過程中負債累累，難以成為農村教育的投入主體，教育經費的不足導致農村各類教育水平難以提高，是造成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國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問卷調查顯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達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勞動力仍占8.5%,接受過農業職業 教育的僅占農村總勞力的7.3%，接受過有關資格培訓的人數僅占勞動力的5.7%。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響到謀求就業的機會、取得收入的渠道?，F在，隨著城市二、三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對勞動力素質要求的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質勞動力不得不重新返回農村，失去了取得工資性收入的機會，導使非農收入減入，農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響。

農民增收問題，就實質而言是二個方面：一是減負；二是農業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增長。因此要徹底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我們必須減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

二、促進農民增收的對策

（一）切實做到精簡機構與層次減輕農民負擔

我國目前政權有中央、省、市、縣、鄉五級，可以說層次太多，而且均對口設置機構，機構與人員膨脹嚴重。從1998年開始，中國開展了鄉鎮撤并精簡機構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個鄉鎮，鄉鎮總數由撤并前的46400多個減少到39000多個?，F在不少地方也正在進行撤村并村工作。隨著農業稅費改革的進一步深入，不少以農業稅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將逐步失去相應財力保障。因此，新一輪的行政管理體制必須要有大動作，以適應農村發展的新要求?？梢钥紤]分幾步走直至徹底減少政府層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鄉并鎮。從水平層面徹底減少機構與人員。第二步，撤縣建市撤銷縣級政權，把鎮級政權改為派出機構，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層次分為中央、省、市三級，加上鎮一級派出機構，從垂直層面減少機構與人員。同時重新界定和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能，劃分好各級政府事權，并給予相配套的財權。從現行政權運行的機制來看，縣、鄉兩級政權職能主要是貫徹和執行中央和上級 政府的方針政策，實質上是執行機構，執行機構重置只會增加行政成本，導致效率低下。農業稅的停征將使不少縣、鄉（鎮）政府的行政事務大為減少，人員將更加富余。根據精簡效能的原則，“3+1”的行政體制不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這樣變革對發展小城鎮建設，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最終打破超穩定的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有積極意義。

（二）建立健全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

1、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創新

現行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功能的發揮主要是依靠鄉、鎮黨委領導下的黨、政、經基層政權的組織體系，一個以農民為主，為農民服務的農村社區合作組織一直就沒有建立起來，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必須對傳統合作組織進行改造，支持農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則，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通過制度變遷探尋農戶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順利實現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2、積極推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

農業產業化實質上是一種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農業，它的核心是把傳統農業中相互分離的產前、產中和產后連接起來，實現產、供、銷一體化。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帶動力量，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農戶找到了龍頭企業就等于找到了市場。可以有效避免農民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盲目性，同時也可以順利實現農產品與市場對接，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級政府要不遺余力地加強對龍頭企業的創業扶持與服務，安排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專項資金，較大幅度地增加對龍頭企業的投入。同時也要加 強引導與監督幫助農民與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切實保護農民的利益。

（三）努力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加非農經營收入

目前，農村中有5億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達2億多。2002年底與1996年相比，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中，非農經營收入比重已從29.26%提升到51.7%成為農民收入增長最大的亮點，而支撐農民非農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外出務工。因此，如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開辟“綠色”通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的移動是各級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發布的一號文件中，中央為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性障礙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這無疑極大激發了廣大農民進城務工的熱忱。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科技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與城鎮下崗失業人員雙增的態勢不可避免。城鎮就業壓力的加大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構成障礙。目前，進城務工的1億多農民中，農民身份并沒有變化，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愿意擺脫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經轉移的農村勞動力處于不穩定的就業狀態，難以完成形式和本質都兼備的就業領域轉移。因此必須改革現行“戶籍管理制度”，降低農民進城門檻。同時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堅定農民退出農村的決心。積極推動小城鎮建設，增強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落實一號文件鼓勵農民自主創業的各項措施，增強轉移勞動力資本積累能力，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有效的轉移。

（四）提高農民素質，提升農民的競爭力

目前農民素質的偏低的狀況，已經成為制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民增收的關鍵性因素，農民收入低又進一步影響到農民家庭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和教育消費。使他們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識和技能方面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農村教育體制變革勢在必行。首先，調整中、小學校布局，實行資源重組，加強農村中、小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和培訓，提高師資水平。其次，改革農村教育費用制度，嚴格實行義務教育一費制，同時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由縣、鄉（鎮）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轉換。以徹底改變農村中小學學生人數比例與費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強農民繼續教育和科技培訓力量。利用農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資源，創辦農民培訓學?；蜣r民夜校，鼓勵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用人單位開展對農民的職業技能培訓。采取多渠道的辦學模式和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切實提高農民的素質。

參考文獻：

《十六大報告》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 二OO四年“中央一號文件” “人民網”的有關數據資料

安慶市委黨校講師

錢曉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