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周恩來

論周恩來

周恩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紹興人。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之一。周恩來 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3月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8月領導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共長期在重慶及國民黨控制的其他地區做統一戰線工作，努力團結各方面主張抗日救國的力量，并先后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的工作。

周恩來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卓有成效地領導了我們黨的外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又是我國外交事業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周恩來同志從少年時代起就立志救國，“為了中華之崛起”而發憤讀書。他在中學的一篇作文中寫道：“鴉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戰，法人欺我；布楚之約，俄人噬我；馬關之議，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諸國協力以謀我。瓜分豆剖，蠶食鯨吞，岌岌乎不可終日。” 周恩來同志一九一七年東渡日本，開始探求新的道路。他提出要“另辟‘新思想’，求‘新學問’，做‘新事情’”，“人人心中有著這個‘新’字，中國才有望呢”。俄國十月革命以后，他開始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來同志從日本回國，經受了五四運動的洗禮。一九二0年一月，他被反動政府拘捕，在獄中繼續思考中國的出路問題。出獄后，經過實際考察并對各種思潮進行比較，終于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一九二一年，參與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

周恩來(1898一1976)與鄧穎超相識于1919年領導天津學生五四愛國運動期間。他們于1925年結婚后整整半個世紀的恩愛之情，真正為世人留下了一段舉世傳頌的愛情故事。1925年8月8日，周恩來和鄧穎超結婚了。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舉世公認是兩位革命者之間最完美的終身伴侶。大革命失敗后，鄧穎超全身心協助周恩來從事黨創秘密工作。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舉世公認是兩位革命者之間最完美的終身伴侶。大革命失敗后，鄧穎超全身心協助周恩來從事黨創秘密工作。解放戰爭時期，鄧穎超隨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上海周公館等地進行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建國后，他們以“互愛、互敬、互勉、互讓、互諒、互助、互學”為準則，相偕相伴中以感情與政治相互滲透、相互結合。“文革”時期，鄧穎超全力支持周恩來的工作，并和他一起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展開斗爭。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因病逝世。將她的骨灰撒向曾撒過周恩來骨灰的江河大海中。

從1975年6月以后，周恩來由于癌癥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計到自己的生命“還有半年”的時間，但他依然繼續頑強地工作著，同病魔、同邪惡勢力進行著最后的搏斗。從12月中旬起，終日臥床的周恩來已無法進食，所需要的食物由醫護人員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這時周恩來的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進食、輸血、輸液、排液??以至連翻身都受到限制。為了減少周恩來的痛苦，醫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藥和止痛針。但是，不時襲來的劇痛，仍使周恩來常常渾身顫抖，大汗淋漓。就是在這種狀態下，他仍表現出高度的自制力。護士許奉生說：“這時總理是很痛苦的，可他從來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覺，一下讓病痛驚醒了，就問，我喊了沒有?我們說，你叫叫沒關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沒關系。他搖搖頭。

周恩來外交上，他以超乎尋常的精力、才能、勇氣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領導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結束一百年來舊中國歷屆政府喪權辱國的外交屈辱史，為我國外交事業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貢獻周恩來作為總理在建國后一度兼任外長是其建國后唯一兼職過的部門和職務親自參與制定并以領導者、指揮人、實踐家三位一體的身份參與領導部署指揮執行和開創了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的歷史性新的外交局面結束了自近代以來百年屈辱的外交史，極大限度地提高和維護了中華民族和新中國來之不易的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1950年1月首次赴蘇聯協助毛澤東簽署《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使百廢待興滿目瘡痍的新中國在當時以美國為代表實行的政治壓迫經濟封鎖的情況下為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經濟發展爭取了有限的經濟援助。

1953年12月31日在與印度政府代表談判協商關于西藏駐軍通商等問題就率先首次提出了至今仍為世界各國所遵循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7月首次以政府首腦的身份率中國政府代表團的同時也是新中國成立不久首次以五大國身份出席旨在解決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的日內外會議。會議期間讓世界充分了解和領略他高超醇熟的外交藝術和謀略智慧及風度奠定了作為享譽世界政治家外交家的地位。1955年4月18——24日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不顧自身身處險境毅然出席萬隆會議，其間首先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的理念代表新中國為會議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61年出席蘇共二十二大對赫魯曉夫集團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污蔑我國領導人對新中國施行的所謂挑釁言行進行堅決抵制和斗爭維護了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獨立和尊嚴。

從57年至64年先后多次率團大規模出訪使“一個中國”理念日益深入身心極大地提高和擴大了新中國在世界范圍內和世界政壇上的影響和地位，從而為驅逐蔣臺代表恢復其被把持多年的聯合國合法席位作出了極大貢獻。1972年2月21日——28日接待首次出訪未建交國家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并與之簽署《中美上海公報》打破了兩國處于多年敵視關系開啟了友好往來的新歷史和渠道改變了世界格局的對比起著不可低估的歷史作用。1972年9月30日又與屆時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宣布結束兩國不正常關系即刻建交，結束了自甲午戰爭至八年抗戰兩國近代史上盡50年不愉快的戰爭歷史和經歷重新續寫兩國友好往來的歷史。這僅是周恩來卓越的外交生涯中的點滴事例，但從此也可看出他具備一名卓越外交家所應具備的一切品質和素質這就是他為什么會超越政見國界和時空而贏得人們衷心請倍的原因。

1、歷史的評價：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舍身忘我，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正常的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和民主人士，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破環和陰謀進行了各種形勢的斗爭。

2、其他領導人、民主人士、國際友人對周總理的評價：“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甚至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他是同志們和人民都很尊敬的人。”--鄧小平“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陳云 “恩來生前是黨和國家的一位領導人，但他總是按照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做是黨的人，是一個人民的公仆。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恩來始終如一地遵守這條共產黨人最重要的原則。”

鄧穎超 “在那陰霾蔽日的年代里，周總理是云層中透出來的亮光，是維護花草樹木少受風暴摧折的大樹，是全國人民寄托希望和尋求慰籍之所在。”

“外馳內張的神情，鋼鐵般的自制力，就象是一根絞緊了的彈簧。他的談話輕松自如，他聽英語時不必等到翻譯出來，臉上的神情就顯得已明白語意，或立即露出微笑，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很懂英語的；他警覺性極高，令人印象深刻。顯然，半個世紀的烈火般激烈斗爭的鍛煉，已將極為重要的沉著品格烙在他的身上。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基辛格（前美國國務卿）

“周毫無疑問的，才華出眾，精力充沛，魅力非凡。”--尼克松（美國前總統）

我們認為周總理生活非常樸素，工作勤勤懇懇，他的一生都獻給了人民，總之一句話，我們能為擁有這樣一位好總理而驕傲而自豪。

小組成員：

市營二班牟津瑤（組長）：講ppt、表演話劇、整理論文 市營一班蘇昊：放ppt、編和表演話劇 市營一班王子墨：制作ppt

市營二班劉子炎炎：整理ppt材料 市營二班劉思佳：表演話劇、寫論文

第二篇：周恩來

論周恩來精神的當代價值

摘要：周恩來精神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道德品質。周恩來精神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道德價值；以民為本、關注民生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政治價值；實事求是、開拓創新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文化價值。

關鍵詞：周恩來；周恩來精神；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精神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道德品質。周恩來精神完美地實現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的結合、對上負責同對下負責的結合、高度原則性同高度靈活性的結合[1]，這“三個結合”既體現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一般要求，同時又傳承著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品質和美德，對于當代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周恩來精神的當代道德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產黨人的這一特點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中被凝結為一種道德精神，即為黨為民、鞠躬盡瘁、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的周恩來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始終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自己的執政理念和根本宗旨。1949年12月，他就以政府總理身份鄭重宣布：“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3]。之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增加生產對于我們全體人民，對于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只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4]144。1954年9月在一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都是為著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4]142，144。在26年3個月又7天的總理任職內，周恩來一直堅守這一執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其突出表現是忘我工作、無私奉獻。在這方面他的努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達到了一種最高境界——無我。據當年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為了新中國走向世界，1955年“亞非會議的7天里，周總理總共只睡了13個小時的覺”[5]。從現在公布的周恩來工作臺歷可知，他經常連續工作23小時、26小時，1967年他曾創下連續工作84小時的記錄[6]。由于他長期苦撐危局，積勞成疾，在1972年5月常規檢查中，確診為膀胱癌。但他沒有住院治療，一直帶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僅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五個月中，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周恩來抱病工作共計139天。在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時的只有9天，工作14到18小時的有74天，工作18到24小時的共44天，有一次甚至連續工作30個小時。從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在醫院動過10次大手術，6次小手術，平均每40天就要動一次手術。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肉體上忍受著病魔纏身的巨大疼痛，精神上忍受著“四人幫”明槍對準鄧小平、暗箭射向自己的莫大折磨，還得找同志談話，接見外賓，處理日常工作。為了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為了國家權力掌握在黨的健康力量手中，他置大手術后的身體極度虛弱于不顧，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力薦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挫敗了江青一伙的“組閣”圖謀。在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里，他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其他有關方面負責同志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在接見外賓之間或之后與陪同人員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離開醫院外出參加會議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1975年12月中旬，周恩來已經不能進食，只能靠輸液和鼻飼維持生命。就在這生命的最后二十幾天，他惦念的還是國家的統一大業。12月20日，他體溫達38.7攝氏度，躺在病榻上，吊著輸液瓶約見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羅青長談臺灣問題，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談話中，周恩來兩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只好抱歉地說：“我實在太疲倦，讓我休息10分鐘再談。”最后不得不終止談話[7]。

1981年中共中央在《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評價周恩來說：“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于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8]。鄧小平在評價周恩來時也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9]“為黨為民、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無私奉獻”，是黨對周恩來的準確評價。這種評價既是對周恩來作為一個具體歷史人物的“蓋棺論定”，同時也是對周恩來背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挖掘。應該說，后者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前者。胡錦濤在評價周恩來時說：“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范。”[10]周恩來精神彰顯出一種強烈的道德價值力量。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是深刻地認識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道德生命線。

1990年3月，在東歐已經劇變、蘇聯即將解體的背景下，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清醒地指出：“我們黨執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的條件。由于地位的變化，現在又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如果不能正確地運用權力，如果不能自覺抵制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就會滋長脫離群眾的危險”[11]。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黨的先進性建設，并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上升到執政理念的高度。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總結了55年來黨執政的六條經驗，其中第四條就是“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12]。黨的“十七大”指出，必須要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使黨“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13]50。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上升到黨的先進性建設的核心內涵和黨的執政理念的高度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周恩來精神道德價值的挖掘、繼承和發展。

二、以民為本、關注民生：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政治價值

青年時代，周恩來就視人民“為國家之主人”，認為“共和國之主權在全體國民”[14]。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為民、親民、愛民的理念一以貫之。他把人民的生命安危，溫飽冷暖時時刻刻掛在心頭，縈繞于懷。1963年5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指出，黨的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15]。這是周恩來對黨的干部的要求，他自己更是這方面的典范和化身。

周恩來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事跡不勝枚舉。比如，“大躍進”期間，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從未有過的經濟困難，而以糧食短缺最為嚴重，在安徽、甘肅等省的農村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的心情十分沉重，為了籌措救命糧，他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在1960—1962年間周恩來的工作臺歷上，記載著他為當時困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糧食問題辛勤操勞的情景：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里，他關于糧食問題的談話就達115次，他及時審閱糧食報表，精心計算糧食安排。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竟有994處之多。僅在《1962年至1963年糧食生產產量和征購的估算》這張表上，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計算6處，批注數字70處，批注文字7處。周恩來還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比如，他親自找江西省委書記借糧說：你們已經對中央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還要你們再調出兩億斤。你們這兩億斤糧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時任糧食部部長的陳國棟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總理直接抓糧食工作，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付出了很多心血。”[16]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方留碧專門研究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周恩來，他通過詳盡的資料分析得出結論：“周恩來是全國解決糧食問題的總指揮。他了解實情，統籌全局，果斷決策，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比較順利地渡過了難關。”[17]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發生大地震。第二天周恩來就趕到地震災區。余震頻繁，安全沒有保障，地方和軍隊領導勸他不要去重災區。周恩來態度非常堅決：我來干什么？那里太危險，群眾住在那里，就不危險嗎？執意要到重災區，親自察看群眾受災情況。為了盡快趕到重災區，他取近道直奔隆堯縣震中地帶。他看到傷亡群眾不少，許多群眾沒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說：我這個總理沒有當好哇！他不顧連續余震，冒著風雪，逐村逐隊慰問。他發表講話時，堅持讓群眾背風聽，自己迎風講，鼓勵群眾克服困難，互相幫助，發展生產，重建家園。他到臨時搭建的簡易病房看望受傷群眾，一次又一次地俯身問候躺在地鋪上的傷員，仔細察看傷情。他接連慰問了140多名傷病員，感動得在場的人無不熱淚盈眶。

周恩來心系人民健康，尤其關心工礦、農村和邊遠地區人民的健康。他強調：衛生要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為大多數人服務。60年代中期，在他的關懷下，北京組織了一批去西北農村和流行病高發區服務的醫療隊。他指示到河南林縣食道癌高發區的小分隊說：癌癥的發病因素很多，要有嚴格的科學態度，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70年代初，全國防治氣管炎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五次接見與會代表并發表講話：慢性氣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這是關系到人民群眾健康的大事，要一抓到底。他贊成對腫瘤發病狀況和地區分布進行詳細調查，要求畫一個分布圖，作一個大沙盤以便有針對性的防治。1975年2月，在周恩來接受大手術前，偶然的話題使他聽到了云南的個舊錫礦工人肺癌發病率較高，在手術臺上他把腫瘤醫院院長叫到跟前，要求馬上派人到礦區了解情況。就在他辭世前的11個小時，即1976年1月7日晚11時，彌留之際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認出了主治大夫吳階平，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我這里沒有什么事了，你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們”[7]726。這是周恩來生前留下的最后三句話。

周恩來精神是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政治品質的具體表現，對于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首先，周恩來精神中的民本理論和實踐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實踐依據和理論基礎。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把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提了出來，指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和諧社會建設”[13]37。這樣一種社會正是周恩來一生為之追求的，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周恩來精神的政治價值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政治凸顯。其次，周恩來的民本風范為各級領導干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立了一根標桿，“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10]。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親民、愛民的作風深得人民的愛戴，受到國際輿論的稱贊。應當說，這是中央帶頭對周恩來精神的弘揚和踐行。

三、實事求是、開拓創新：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文化價值

實事求是、開拓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要求，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周恩來精神內在的理論支撐和文化價值。

周恩來一生都注重實踐、倡導開拓創新的精神。早在旅日期間的1918年2月11日，周恩來就在日記中寫道：“我平生最煩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實行”，接著就寫下了他在新的一年的奮斗目標和行事準則：“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新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對這三條的重要性他還在旁作注：“有如三寶。”[18]1943年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報告中強調“要有學習的精神”，“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并找出此地此時的特點。”[19]而要在工作中做到開拓創新，必須要立足于實事求是，“是則是，非則非”[20]。正是由于長期重視實事求是，建國后面對“冒進”、“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偏差和全局性錯誤，周恩來能始終如一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并與之進行力所能及的斗爭。1956年，為了保證建設事業健康發展，在反冒進問題上周恩來同毛澤東有了一次面對面的爭執。4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本建設預算20個億，受到與會者多數的反對。在會上周恩來發言最多，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毛澤東堅持己見，宣布散會。會后，周恩來單獨找毛澤東談話，表明自己的堅決態度，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為了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服毛澤東，周恩來赴鞍鋼、太鋼等大型企業作深入的調查研究，發現國民經濟“不平衡”的問題相當突出，回京后主持出臺了中央和國務院一系列更堅決的反冒進措施。1961年，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周恩來尖銳地指出：“這幾年來，我們調查研究較少，實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風’刮起來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糾正”[21]。他特別具有啟發性地要求人們，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22]。

胡錦濤在評價周恩來時指出：“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致，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際工作。”[10j胡錦濤所說的這“三個堅持”鮮明地概括出了周恩來精神的科學性和實踐性，也反映出注重實踐、實事求是、開拓創新作為周恩來精神的重要內容對于當代中國的發展所具有的重要理論價值。黨的“十七大”鄭重向全黨指出：“要加倍珍惜、長期堅持和不斷發展黨歷經艱險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改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讓當代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輝。”[13]12從一定意義上說，這里折射出了在新的歷史和新的理論高度上對注重實踐、實事求是和開拓創新的周恩來精神的承接，或者說體現出一種新時期的周恩來精神。

實事求是、開拓創新也是中國文化瑰寶中的精髓所在。“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唐代學者顏師古把“實事求是”注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而《周易》上的“與時偕行”，《韓非子》上的“與時遷移”，都是講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意思。顯而易見，周恩來的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精神又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揚、繼承和升華。文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前者指人類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后者指與政治、經濟等并列的，即有關人類社會生活的思想理論、道德風尚、文學藝術、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內容。周恩來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精神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本質所然，同時也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十七大”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首要任務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時也提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任務，強調“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13]33-35。這樣，周恩來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精神就不僅僅為中國革命、建設事業做出了杰出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推動貢獻，而且在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相協調并體現時代性方面做出了獨特貢獻。這難道不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文化價值所在嗎？！

總之，周恩來精神中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道德價值源于其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政治價值，而這一政治價值又源于其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文化價值，這三重價值的內在統一正是周恩來精神的力量和魅力所在。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永無止境，周恩來精神的價值彌足珍貴。

第三篇：周恩來

金融11-2班 張雨璇111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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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典范——周恩來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先進的、強大的民族，曾經在世界上獨領風騷數百年。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這個民族從封建社會漸漸地成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社會發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會變成在半封建社會中有了半資本主義成分。這個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勢力的雙重統治，使中華民族極度衰敗，瀕臨滅亡的邊緣。拯救中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振興中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必須解決的兩大歷史任務。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了許多的風流人物，孫中山、黃興、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周恩來出生在上個世紀末年。他的一生參與了解決兩大歷史任務的偉大事業。他為拯救中華和振興中華獻出了畢生精力。他的偉業巨績可以舉出許多，我們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1.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主要核心領導成員。長期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和非武裝斗爭。參加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領導人

2.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參與領導軍事戰線的武裝斗爭，直是反動統治地區的地下斗爭、黨的隱蔽戰線的主要領導人。為軍隊的創建提供了有生力量。

3.艱辛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和國總理。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政府總理26年，被認為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政府首腦。

4.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立場，且有泱泱大國風度的中國特色外交的奠基人。他在長期的外交活動中，堅持原則而不僵，講究靈活而有度，服人以理，待友以誠，立言以信，因而成為舉世敬仰的天才外交家。

5.“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瀾、苦揮危局的中流砥柱。為中國共產黨進行的第二次偉大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準備和思想準備。

我們不得不承認，周恩來是個政治天才。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第四篇：周恩來

今年是周總理誕辰110周年，他離開我們已經30多年了。我們懷念他，是因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的無私奉獻里沒有一句空話。在保持黨的純潔性方面，他是當之無愧的模范，他用他的一生詮釋了什么是中國共產黨員，什么是堅定地馬克思主義者。

提到周恩來這三個字，敬意都會從億萬國人心底油然而生。他的人格風范為人稱頌，歷史功績豐碑永樹。他的對手尼克松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之火可能不會燃燒起來；如果沒有周恩來，中國的革命可能被燒毀，只剩下一堆灰燼。”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贏得了對手以及朋友的尊重。

少年時他為中華之崛起而發奮苦讀，青年時，他為尋求真理而遠渡重洋，雖歷經坎坷依然意氣風發。他說：“一帆風順是不能磨練人的”。面對劇烈動蕩的革命年代，他沒有留意個人的得失，他說：“我們在死難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淚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堅決地繼續著死難烈士的遺志，踏著死難烈士的血跡，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爭！”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走出陜北窯洞，在西安、在武漢、在重慶縱橫捭闔，在一張張詭異莫測的談判桌前他為民族大義而據理力爭，在每一個需要大智慧與大勇氣的地方他為了中國的前途不懈努力。在趕走了日本人的土地上，和平并沒有立刻到來，他毅然返回陜北展轉于槍林彈雨，在新中國的地平線上，雖然百廢待興，但他鼓勵大家“今天的現實是不夠美滿的，但是美滿的現實需要我們大家共同去創造。”其實周恩來何嘗不需要休息，他曾說過：“我不能坐，一坐下就會睡著。”面對紛繁的國事和別人無法代勞的難事，他又事必躬親。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在國家處于動蕩不安、社會思潮混亂不堪的時候，他仍然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他熱愛的祖國、人民做出最后一點努力，他說“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

在上次看完電影《周恩來》，使我們再次領略到周總理的人格魅力。被他那種時時刻刻都裝著黨和人民，把關愛和獻給了最需幫助的人，把痛苦留給自己。毫不夸張的說是把是一生獻給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在他去世后第二天，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分錢的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個孩子！”

他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偉人，更是徹底的“無產者”，雖然連遺骨都沒有留下，卻在無數后人心中留下了永遠效法的崇高榜樣。時至今日周總理在老百姓心中的影響力仍然不減，反而在今天這個經濟社會里更加懷念周恩來總理，懷念他是被他那一絲不茍為人民的精神感動。在黨的十八大召開之際，讓我們用最簡單的語言和最尊崇的心情來紀念他。

第五篇：周恩來

周恩來總理簡介

周恩來(1898～1976)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

原藉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

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一句話：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聞一多先生就曾說過，有的人說了不做，有的人做了不說。而周恩來總理就是那種說了一定做到的人。的確，親愛的周總理，就是那種嚴謹的人，他說出來的話能夠有很大的威信，因為他的不輕易表態，他的一旦表態就證明那是一定的事。

周恩來總理一生都在為著中華之崛起而努力，是無產階級的忠實擁護者。因為有著這樣子的專一目標，崇高的理想，他一步一步地帶領沉睡的中國，在世界的天空下蘇醒過來了，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見了一個新的中國，看見了新中國領導者的過人風采。

周恩來總理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仆的精神。他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他心系人民，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從周恩來總理的衣食住行中，記起我們親愛的總理，心中不盡的懷念之情油然而生。“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 人民愛”，人民群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周恩來同志深知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始終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周總理兩袖清風，一塵不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其高風亮節，全世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