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和諧社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定稿]

和諧社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

王德新

【摘要】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矛盾的凸現期，社會糾紛的頻繁發生已經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但是，我國目前以訴訟機制為主導，以人民調解、仲裁、行政解決為補充的糾紛解決體系，在應對日益增多的社會糾紛方面顯然有些力不從心。因此，應當從分析現行糾紛解決體系的結構性問題入手，以分析新時期社會矛盾的類型和成因為基礎，以國外相關經驗教訓為參照，適時地調整和重塑我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逐步建立科學、多元和擁有社會公信力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并使之與訴訟機制有效銜接。

世界各國的社會發展規律表明：在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這個階段，既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期，又是各種社會矛盾的“凸現期”。[1](P12)近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關，到2008年已達到2460美元。但與此同時，隨著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和變革，各種社會矛盾、糾紛也呈集中爆發的態勢。以全國法院受案量為例，1998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541萬件，2003年共受理569萬件，到2008年已達到1055萬件，前五年間增長了105%，后五年間增幅高達179%。這種社會糾紛頻發的態勢，注定了訴訟機制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應當研究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的特點和成因，探索和構建新型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這對于促進當前社會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新時期社會矛盾的表現形式及其原因分析

隨著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調整，我國近年來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期，社會利益結構正發生著深刻的調整和變化，社會矛盾眾多，各類糾紛頻發。

我國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具體表現形式主要有：(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發生的大量的合同糾紛、知識產權糾紛、金融證券糾紛方面的矛盾糾紛;(2)涉及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勞務市場管理、勞動爭議、工傷保險等社會救濟方面的矛盾糾紛;(3)農村經濟政策、經營和財務管理、土地承包等方面的矛盾糾紛;(4)有關土地的征用和劃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爭議、土地有償轉讓、農村宅基地的使用，以及濫占濫用耕地等方面的矛盾糾紛;(5)城鄉建設規劃、城鎮管理、以及拆遷補償和安置等方面的矛盾糾紛;(6)城鄉環境保護方面的矛盾糾紛;(7)消費者權益、商品質量糾紛、經濟合同糾紛、城鄉市場監督和管理、查處違法經營、個體工商戶的管理等方面的矛盾糾紛;(8)醫療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糾紛;(9)涉及企業改制、安全生產等方面的矛盾糾紛;(10)涉及農民和城市職工群體性上訪的矛盾糾紛等。

上述矛盾和糾紛大多屬于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產物，并呈現類型多樣化、主體多元化、調處疑難化、內容復雜化、矛盾易激化等特點，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總體來看，這些矛盾和糾紛產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種：

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原有的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產品分配矛盾，逐漸演化成多樣化的經濟利益矛盾，各種類型的經濟糾紛案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以全國法院系統受理的經濟糾紛案件為例，1983年僅受理4.6萬件，到1993年共受理94.9萬件，10年間增長了20倍;到2006年全國法院共受理298萬件，相當于1983年的65倍、1993年的30倍。從案件類型上看，知識產權糾紛，海事、海商糾紛，金融糾紛和企業兼并、破產、產權轉讓糾紛等新型經濟糾紛層出不窮。從所占比例看，2006年全國法院受理的經濟案件占民事案件總量的36.8%，經濟糾紛已經成為我國新時期社會糾紛的主流。

第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滋生了一些盲目追求經濟發展而無視群眾利益的違法行為的發生，如違法征用土地、拆遷房屋、工業災害、環境污染等問題。這些問題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如果處理不當極容易導致矛盾激化，最終引發訴訟和上訪事件。據統計，2006年全國發生各類群眾上訪事

件約2.3萬起，農民所占比重近五成;農民上訪的主要問題是土地征占、村級財務和環境污染，其中，土地征占問題約占50%;農村財務和環境污染問題各占30%和20%。

第三，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場機制不完善，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或糾紛。例如，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產生的企業改制、工人下崗問題，會引起某些社會成員的不滿;新舊體制之間產生摩擦和脫節也會滋生一些社會矛盾，如涉及社會保障問題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糾紛等。再如，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目前，由于法制不健全，市場經濟固有的各種弊病開始產生，受利益驅動，引發的各種糾紛層出不窮，如安全生產問題、產品質量糾紛、消費者權益糾紛等。

第四，近年來，我國不同階層收入分配差別、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呈持續拉大的趨勢。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顯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財產總額占城鎮居民全部財產的比重僅維持在1%以下。[3](P23)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導致原有的社會階層發生了分化，某些新的階層和利益群體產生;社會成員流動性加大，這又進一步促進了人員的分化與重組;社會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關系更加復雜，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矛盾尖銳的重要社會背景。

二、我國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的現狀及其困境

我國新時期社會矛盾糾紛是由于多種原因促成的，解決這些矛盾和糾紛是一個系統工程，既需要國家政策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也需要從法律的角度來不斷完善糾紛的解決機制。

就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來看，法律糾紛的解決途徑主要有如下幾種：一類是根據民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向法院提起訴訟，通過司法的途徑來解決，這是目前糾紛解決最重要的途徑;第二類是行業自治組織的調解，例如律師、會計師、醫師、金融、房地產、家電、化工、旅游等行業的自治組織對行業內糾紛的調解;第三類是民間準司法解決機制，例如仲裁委員會對合同爭議的仲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勞動爭

議的仲裁等;第四類是行政機關解決民事爭議的機制，主要包括行政調解和行政裁決兩種方式，例如各主管行政機關處理土地權屬糾紛、房屋拆遷糾紛、知識產權糾紛、消費者爭議、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以及醫療事故賠償糾紛等。但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這種“以訴訟為重心、以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為補充”的糾紛解決體系，因其存在先天的結構性缺陷而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并出現了某種危機：

1.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面臨“訴訟爆炸”的困境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依法治國和民主法治的觀念日漸深入人心，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觀念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一種熱衷于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法律文化。同時，社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新型經濟糾紛案件的大量增加，改革開放及社會利益格局調整導致新型社會矛盾頻發，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法院受案數量逐年攀升，尤其在1998年以后已經呈現“訴訟爆炸”的態勢(參見圖示1)。

圖示1：(此部分內容未能提交成功——網站注)

法院“訴訟爆炸”的現象，在實踐中造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給法院和法官帶了沉重的審判工作壓力，訴訟效率明顯降低。例如，2008年北京市各級法院共受理各類案件393917件，全市法官人均結案169.1件，周末和節假日加班已經是法院工作的常態。二是法官面對堆積如山的案件，為追求快速結案和降低上訴率，往往采用強制調解、變相強制調解的做法，名為貫徹落實和諧的司法理念，實則是違法辦案、侵犯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三是積案現象導致了審判質量下降(不可否認，也有因司法腐敗造成司法不公的因素)，并進而導致上訴率高、再審率高和申訴上訪率高的“三高”現象。據統計，1978-1982年，全國法院處理民事申訴來信來訪共計8.37萬件;而1998-2002年，全國法院共接待處理群眾來信來訪4224萬件，[2]同比上升了504倍，人民法院儼然已成為一個信訪機關。

2.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與訴訟機制相對應，我國目前也存在為數眾多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但顯然它們在實踐中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以人民調解制度為例：該制度自20世紀50年代初步建立，八、九十年代發展達到鼎盛期，在糾紛解決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90年代以后人民調解的作用出現了明顯的下降。據統計：1986年人民調解的糾紛總量為730.7萬件，同年法院受理的民事一審案件數量為98.94萬件，訴訟案件只占調解案件的13.5%;1998年，法院受理案件數量達到336萬件，訴訟案件占調解案件的63.8%;2002年，法院受理案件數量為441萬件，人民調解則解決了314萬件(參見圖示2)。人民調解解決的糾紛與法院解決的糾紛之比，從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高達10：1，轉換為0.7：1。[4](P477)人民調解作用的弱化，已經成為我國新時期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集體邊緣化的一個縮影。

圖示2：(此部分內容未能提交成功——網站注)

通過非訴訟機制解決糾紛的數量穩步下降，與法院受案數量急劇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非訴訟機制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方面的作用弱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幾個方面最為重要：第一，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自身的程序利益和價值未得到充分的重視。例如，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一律以“依法調解”為宗旨，某些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程序設置甚至比訴訟程序更復雜，對自治性、協商性糾紛解決的正當性并未予以應有的尊重。第二，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效力仍未得到立法和司法的支持。如由政府和行政機關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具有何種效力，法律上至今沒有明確規定，這大大影響了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權威性。第三，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解決糾紛的能力較低。一方面是由于訴訟外糾紛解決人員的素質整體上相對低下，另一方面也與政府對公益性非訴訟糾紛解決組織和人員的經費投入較少有關。

3.現有糾紛解決機制系統在應對社會糾紛方面力不從心

由于我國社會糾紛解決機制存在上訴結構性的矛盾，即：一方面，本應擔負起社會糾紛解決的主要任務的非訴訟機制，卻由于其缺乏權威性、規范性和效益性而逐漸失去了人們的信任;另一方面，作為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的訴訟機制卻沖鋒在前，承擔了主要的糾紛解決功能——當大量的社會糾紛涌向法院，法院在重壓之下其審判質量和效率不斷下降的情況出現時，人們要么是對法院的判決不斷上訪，要么對法院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也失去了信心而走向上訪之路。據國家信訪局統計，1979年到1982年全國老

百姓上訪的數量是2萬件左右，2005年全國上訪的數量是約3000萬件，增加了近1500倍。[5](P32)信訪案件的激增，說明我國現有糾紛解決機制在化解當前社會矛盾糾紛方面顯得力不從心。

眾所周知，信訪是社會成員通過寫信、訪問等形式向社會組織管理者反映個人或集體意愿(主要表現為檢舉、控告、申訴、申請、詢問、求決、批評、表揚、建議等形式)的一種社會政治交往活動，其本身并不是解決糾紛的一種正常的法律途徑。人們選擇信訪的途徑，是以對現存的糾紛解決機制失望為前提的;如果通過信訪依然不能解決矛盾和糾紛，就極有可能激化矛盾而演化為群體性對抗社會事件。據統計，1993年全國共發生群體性社會事件約8709起，1999年為3.2萬起，7年間增加了3倍;到2005年，全國群體性社會事件已達8.7萬起。[6](P155)群體性社會事件多發表明，改革和完善我國糾紛解決機制已是刻不容緩。

三、重塑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思路

(一)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內涵

通常來說，“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以多種多樣的方式來解決當前我國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糾紛的一種機制。但對于“多種多樣的方式”具體而言是指哪些方式，則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多種多樣的方式”既包括正式的、訴訟的方式，也包括非正式的、非訴訟的方式，既包括官方的糾紛解決方式，也包括民間的糾紛解決方式;另一種觀點認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就是民事訴訟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和機制的總稱，從而將其與產生于美國的ADR(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等同起來。

范愉教授認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一個社會中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包括訴訟和非訴訟兩大類型)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協調、共同存在，所構成的一種滿足社會主體多種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調整系統。[4](P221)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概念既包括非訴訟機制，也包括司法和訴訟機制，從理論上看，應當強調以一種綜合性視角研究訴訟與非訴訟、法律機制與其他社會控制、國家司法權與社會自治、公力

救濟與社會和私力救濟之間的關系;在制度和實踐層面，應當注重構建司法和非訴訟程序協調互動的解紛機制。

筆者對上述理解基本贊同，同時，在社會矛盾和糾紛解決的問題上，必須破除司法或訴訟機制“一元化”的錯誤觀念。在法治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少國家都曾希望盡可能把糾紛解決統合到國家權力之下，出現過試圖由司法壟斷糾紛解決和法律適用的一元化傾向，表現為：國家對私力救濟原則上予以禁止，對各種民間團體和民間自治性的糾紛解決的作用予以否定。這種傾向，一方面來源于對國家權力的迷信，另一方面則是出于對法律機制和司法機關能力的過高預期。實踐表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各種矛盾集中而多樣，原因復雜而交錯，單一的訴訟解決方式不可能有效地應對。因此，當代國家和政府必須承認，為民眾提供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讓當事人自由選擇糾紛解決途徑，是政府應盡的職責。

(二)法院在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中的應然定位

由于法院在糾紛解決方面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不可能離開法院的參與。在社會綜合治理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法院理應積極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并逐步成為推進這種構建的主導力量。具體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

第一，法院應當積極推進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完善。當前，雖然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以協商、社會調解、行政處理、仲裁和訴訟等多種糾紛解決方式，但并沒有形成各種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統一協調、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有效機制。問題主要在于，當事人協商、社會調解、行政處理等非訴訟糾紛解決對法院是否具有某種約束力，即是否具有法律權威性。在這方面，法院已經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比如，2002年9月最高法院作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其中明確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議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當事人僅能以調解違反自愿、合法原則為由申請法院撤銷、確認無效。

第二，法院應當積極推進訴訟程序中的合意解決機制建設。法院審理中注重調解是我國司法的光榮傳統，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不斷強化訴訟中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的同時，我國卻一直在試圖弱化法院的調解工作。例如，20世紀80年代以前法院調解結案率一直在80%左右，而到了2000年已下降到了30%左右。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和調整，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9月16日出臺了《關于人民法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2005年2月最高人民法民出臺《關于進一步發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上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確立了“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民事審判工作指導方針。今后，法院應當進一步擴大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在管轄問題、證據問題、程序適用、法院調解方面進一步賦予當事人合意選擇的權利，實現訴訟的契約化。

第三，確保法院作為糾紛解決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地位。在訴訟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的關系問題上，既要鼓勵人們選用非訴訟方式、賦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又要保障當事人不能、不愿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時的訴權。實踐中，有些法院處于部門利益的考慮，對某些案件采取消極對待甚至拒絕受理的態度。例如，廣西高院2003年就曾下發了“180號文件”，違法拒絕受理“涉及面廣、敏感性強、社會關注度高”等13類案件。[8](P3)法院拒絕受理，不僅違反了法律、侵害了當事人權益，也是導致社會矛盾進一步復雜化、尖銳化的重要原因。今后，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構建的過程中，法院必須明確自己的定位，不能將不好處理的案件推給社會消化，應當堅守糾紛解決的最后防線。

(三)完善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基本思路

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之所以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原因無非主要有三個：即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不完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缺乏權威性，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不規范。基于此，完善我國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應當遵循以下思路：

1.應進一步探索新型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類型

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糾紛解決的訴訟替代方式，并形成了一系列由法院之外的中立第三方參與協助解決糾紛的多元化的替代糾紛解決機制(ADR)，如早期中立評估、調解、小型審判和仲裁等。美國1998年還通過了《ADR法》，以進一步確認ADR機制并加以規范。目前，仲裁、人民調解和行政調解在我國已經經過了一段時期的發展，具有了相對成熟的經驗。除此之外，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自治的發展趨勢，培育公益性和盈利性民間ADR。公益性的ADR包括：(1)各種商會、律師協會、會計師協會等行業自治組織的糾紛解決機制，其糾紛解決范圍主要是本行業成員之間的各類糾紛;(2)消費者協會、環境保護協會等各種非政府的公益組織的糾紛解決機制，其主要作為當事人或群體代表參與談判，以及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主持調解、斡旋等。營利性(市場化)的ADR，是指按照法律登記注冊并按市場規律運營的專業糾紛解決服務機構。例如，以企業法人或合伙企業的形式出現的咨詢、評估、鑒定、見證等機構，他們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提供專業服務，收取費用，并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在不斷探索并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適時地就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運作進行立法。在立法步驟上，可以先進行地方性立法，待條件成熟后再由全國人大制定《非訴訟糾紛解決法》。立法的指導思想有兩點：其一，要突出社會自治精神，鼓勵人們利用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強調法院作為糾紛的最后解決機構而不是最先解決機構;其二，對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進行必要的規范，并賦予其相當的法律權威。

2.應進一步加強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規范化建設

除了仲裁、勞動仲裁和行政復議之外，我國大多數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都缺乏明確、詳細的法律依據。非訴訟解決機制運作不規范，使人們不愿選擇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應加強非訴訟解決機制的法制化建設，通過立法使其運作規范化。具體來說，一是要不斷提高糾紛解決人員的素質，通過資質考核、持證上崗、定期培訓等機制具體落實;二是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不斷健全和完善糾紛解決的程序，既要防止糾紛解決程序過于僵化又要避免過于隨意;三是要明確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監督機制，確保糾紛解決過程的公正性和結果的公正性。在加強規范化建設的同時，應當注意各種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特點、優點和

獨特價值內涵，如加強當事人合意性、程序的簡便性、靈活性和保密性等，使其與訴訟機制相比較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3.應進一步加強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的權威性

除了仲裁、勞動仲裁和行政復議之外，我國其他民間糾紛解決機制主要就是民間調解。“調解是天然的社會救濟方法和機制，也是社會救濟的主要形式，它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9](P98)但是，我國民間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往往不具有法律約束力，這大大影響了調解作為糾紛解決的手段的社會效果。2002年最高法院通過了《關于審理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規定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協議具有合同的效力，該司法解釋試圖加強人民調解協議的法律約束力。但我們認為，對調解協議的效力還應進一步加強，建議將調解協議視為是通過特殊的糾紛解決機制形成的結果，它不屬于純粹的合同，其本身就具有拘束力和執行力：當一方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議時，另一方當事人可以依據調解協議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當雙方當事人對調解協議有爭議時，可以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對調解協議的效力進行審查，此時法院只能就調解協議的形式進行審查，而不能對調解協議所涉及的實體法律關系進行審查。反之，只有調解協議在形式上不合法時，才能撤銷調解協議。只有這樣，各種民間調解機制才能不致淪為可有可無的擺設。你好哦啊，

第二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1

廣搭平臺 整合資源 構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元寶山區人民法院糾紛解決機制

近年來，我院始終堅持“以法院為主導，以調解為重心，以化解糾紛為目標”的工作思路，有效整合各種化解矛盾糾紛的社會資源，積極構建訴訟與非訴訟調解銜接機制，合力平臺，探索出一條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使大量矛盾糾紛得到有效分流、妥善化解。實現了“無斷層對接，全方位延伸，常態化聯動”的糾紛解決工作新格局。有效化解了訴內訴外糾紛，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定，調解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2009年出現了收案數、發改率下降，結案率、調撤率上升“兩降兩升”的良好局面。2010年民商事案件調撤率76%，2011年調撤率為78%，居全市前列。2012年調解工作經驗被赤峰市中院和元寶山區政府分別在全市法院和全區基層部門推廣，2013年赤峰市中院將推廣元寶山區法院調解工作經驗列為工作重點，2009年和2013年自治區高院先后兩次在該院召開全區法院調解工作現場會。

一、選準糾紛解決工作的切入點，搭建多角度對接平臺

1、解決道路交通事故賠償糾紛，和區公安分局交警大隊搭建平臺，建立交通法庭。針對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大幅上升、案件處理時間相對較長、被害人不能及時 得到賠償的情況，我院與區公安分局進行協調，于2009年7月在交警大隊設立了交通法庭，每周四下午由審判員和書記員接待群眾來訪，解答法律問題，指導當事人舉證，及時組織事故雙方進行調解。對達成協議當場履行的，可以不立案；對達成協議當場不能履行的，及時立案，即時制作調解文書；對達不成協議的，依法作出判決。

在以往的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訴訟中，保險公司為方便內部管理，均主張法院判決，不同意調解，并要求各分公司、支公司必須用法院判決書做理賠。而在訴訟過程中，許多保險公司不應訴、不答辯、不出庭，事故雙方很難達成調解協議，而法院作出判決后，負有賠付義務的保險公司由于前期沒有參與，往往以應按保險條款核算理賠數額為由提出上訴，導致受害人得不到及時治療，財產損失得不到及時賠償。

為此，我院主持召開了駐區六家保險公司參加的專題座談會，經過會商，最終達成了《關于保險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的案件盡量以調解方式結案的意見》。為進一步排除保險公司源自內部規定的障礙，我院向駐區各家保險公司發出司法建議，要求其將“意見”和“司法建議”一并轉交其上級主管單位。

“意見”中規定保險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到訴訟中來，區分參保車輛在交通事故中被交警部門認定為何種責任，被認定為全部責任或無責任的，應當以調解方式結案；主次責 任或對等責任的，如對責任認定無異議，也盡可能以調解方式結案；對責任認定及用藥合理性等有異議的，應當在舉證期限內依法舉證或申請鑒定，法院依法做出判決。

各保險公司上報后很快有四家上級主管部門同意了我院的建議，并按照“意見”的內容在訴訟過程中付諸了實施。徹底改變了以往保險公司在訴訟中只要求法院判決，不同意調解的狀況。形成了案件當事人、代理律師、保險公司、交警、法官共同參與調解的“五位一體”的調解模式。實現了當事人訴訟時間短、訴訟成本低、賠償及時到位的良好效果。2009年以來，交通法庭接待群眾來訪400余人次，共調處交通事故糾紛271起，調解成功率達到87%，涉案標的714萬余元全部一次賠付到位。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效果。

2、實現訴訟與非訴訟糾紛的分流，和司法局調解中心搭建平臺，實現訴訟案件的合理分流。2009年6月，我院與區司法局調解中心開展了訴調對接工作，出臺了《人民法院與司法局人民調解中心工作對接程序》、《人民調解的受案范圍》、《當事人接受人民調解確認書樣本》3個規范性文件，確定了工作程序、受案范圍及工作方式。對于當事人雙方同意接受人民調解的，簽署確認書，法院作預立案登記后，通知司法局人民調解中心及時調解。調解不成的，在三個工作日內移送法院訴前調解或立案審理。截止2011年，已有212件案件由法院移送人民調解中心后順利達成協議。訴調對接的出發點是在法院案件多時適當分流，在案件少時控制分流，有效地實現案件的合理分流，減輕了法院的審判工作壓力。

3、解決醫患糾紛，和駐區醫療機構搭建平臺，建立醫患糾紛調解室。我區共有大小醫療機構21家，接診患者多，醫療事故糾紛也逐年增多。針對我院受理的醫療損害賠償案件中，呈現出患者主張的標的大，醫院和患者的對抗情緒比較突出，鑒定時間長，調解難度大，多數案件判決結案的特點，我院于2009年10月10日在平煤集團總醫院設立了醫患糾紛調解室。對醫院發生的醫患糾紛就近及時調解，對調解達成協議并及時履行的，可以不立案；對調解達不成協議的，引導當事人到法院立案，依法作出判決；接待醫生和患者的法律咨詢；及時掌握醫患糾紛的動態信息，有針對性的做好醫患糾紛的調解工作。原告張某、潘某訴平煤總醫院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一案，原告主張其女兒在平煤總醫院治療過程中死亡，認為被告手術方案錯誤，輸液速度過快，導致其女兒死亡，要求賠償各項損失55萬元。原告多方到有關部門上訪，多次到院長辦公室吵鬧，在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影響。已經影響到醫院的正常工作。平煤總醫院找到我院，要求盡快進行調解解決，我院及時派出法官到醫院了解案情，認真的做雙方的調解工作，最后通過法官對法醫學鑒定的反復解釋，使原告了解了案件的真實情況，看到了自己原有認識上 的偏差，緩解了原、被告之間的對抗性矛盾，最后在法官的主持下，雙方接受了法官提出的調解方案，由被告賠償原告人民幣4萬元，已經實際履行。2010年以來，我院通過醫患糾紛調解室調處醫患糾紛8件，全部及時履行。

4、解決勞動糾紛，和企業的工會、綜治組織搭建平臺,在平煤投資公司設立了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室。針對平投公司所屬企業勞動爭議案件大幅度上升，涉及人數眾多，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的現狀，從服務地方經濟發展、妥善處理勞資矛盾、維護穩定發展大局的角度出發，我院在平投公司設立了勞動爭議案件調解室。并與平煤投資公司的所屬企業就如何處理好勞資糾紛舉行座談會，并達成了“關于訴訟前調處勞動爭議糾紛案件的意見”。在“意見”中規定，在企業內部發生有勞動爭議傾向的糾紛，及時向法院通報情況，以便于法院掌握相關動態信息；對起訴到法院的群體性、有代表性的勞動爭議案件，法院暫不予立案，由法院與相關企業及時取得聯系，了解案情，依據現行法律規定及企業內部的實際情況，共同商定解決辦法；區法院在訴前調處勞動爭議案件時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采取公開聽證、分別調解等方式進行。2010年9月張成詩等500余名原平莊礦務局工人繼多次進京、進呼上訪后，又到我院提起訴訟，要求國電平莊能源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兌現1996年原平莊礦務局的技改工資，這些老工人年齡較大，多數都在70歲左右，身體多病，情 緒激動，幾次圍堵法院立案庭，強烈要求法院立案解決。由于涉及人數眾多，關系社會和企業內部穩定，我院于2010年11月19日舉行了首次勞動爭議糾紛訴前聽證會，分管院長親自主持本次聽證會，認真聽取了雙方代表的訴辯意見，在對雙方當事人做了大量的調解工作后，500多名退休職工撤回起訴。聽證會為企業和勞動者搭建了平等對話的平臺，對于保護企業和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維護了企業內部穩定，有效化解糾紛發揮了作用。

5、送法下鄉，解決基層矛盾糾紛，和鄉、鎮、村的人民調解委員會搭建平臺，合力將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我院對人民調解員采取集中和分散兩種方式進行培訓。一是受邀在司法局舉辦的人民調解工作培訓班上指派法官進行集中培訓。每年的第二季度抽調法官會同司法局對300多名村鎮人民調解員進行培訓和指導。2009年至今，已舉辦了十余期調解業務講座，參加培訓人員達589人次。二是實行人民調解指導員制度。選出4名法官作為民調指導員，每月一次深入到轄區的人民調解組織中進行走訪，有針對性地指導。三是強化指導培訓內容的多樣性和針對性。在指導形式上，實現了從單純的授課向電話隨時咨詢、邀請調解員旁聽案件庭審、參與調解等多種形式的指導方式轉變。在指導內容上，完成了由綜合性授課向專題性交流、由講解一般性法律規定向以實例講應用技巧的轉變。多種形式的培訓強化了人民調 解員的業務素質，調處糾紛的比例也逐年提高。2010年末，我們與區司法局共同召開聯席會，分析研究一年來的新增糾紛發生的特點和傾向性問題，確定了預防糾紛發生的措施和調解工作的重點。就元寶山區城鎮建設發展帶來的拆遷問題，集中向涉及拆遷的鎮村調解組織講解有關拆遷方面的法規政策、各類拆遷補償標準，通報類似案件的處理情況，讓人民調解員在調解過程中，盡最大努力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我們和各級民調組織相互間定期通報信息，反饋情況，交流法律適用問題，傳達最新的法律知識和審判工作動態，形成了調解信息互通有無，調解糾紛相互協助的良好氛圍。五家鎮50多名農民對貸款聯保法律問題不理解消極抵債的案件，人民調解員把這一情況反映到法院，我院及時到村組織貸款農民，就借款合同和擔保方面的法律知識進行講解，大部分貸款戶弄懂法律規定后自動履行了合同義務。

6、針對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和信訪案件多發企業搭建平臺，建立化解涉法、涉訴信訪案件聯系點。2011年周某要求確認“五七工”身份、給付生活待遇案件引起我院的重視，因為這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 案件，也是一個投石問路案件，先訴一個案子，其后跟著一大批，如果審查不嚴，立上案。解決一起往往連帶著其他更多相同相似案件，處理結果都可能是其他案件的參照標準。具有“五七工”身份的人在我區就達4700余人，這關乎一大批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關乎區內企業的生存發展，更與全區發展、穩定的大局息息相關。周某多次上訪，情緒很不穩定，如果不妥善解決，勢必又成為一個新的上訪戶。我院及時深入到平煤公司，了解五七工的歷史背景，和企業一道制定相應的措施,由于原平莊礦務局所屬企業，多年來經過轉制、重組，企業內部合并，分立，國家政策性破產等，出現了員工身份臵換，勞動關系變化和劃分調整等一系列問題，比如“五七工“、家屬工、工殘人員上訪等十五類問題，許多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爭議的發生時間久遠，情況比較復雜，涉及人數眾多，如果對這些糾紛處理不當，答復不當，溝通不及時，極有可能引發群體性信訪案件。我院經研究決定在平煤公司設立涉法、涉訴信訪案件聯系點。目的是延伸審判觸角，及時掌握糾紛動態，貼近矛盾發生前沿，提前介入調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聯系點在建立不久就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周某一案，通過聯系點召開專題座談會，共同商定解決的辦法，最后決定由法院和平煤公司共同向市政法委作出匯報，在市政法委的積極協調下，市政府出臺了相關文件，初步解決了“五七工”的生活待遇問題，每月給付生活費223元。現在，“五七工”的問題已經納入了國家的養老保險政策范圍之內。

二、多元化把握糾紛解決工作觸角，實現全方位延伸

1、向地企經濟發展的焦點延伸。2010年康志新等六十余名風水溝鎮下坎子村村民訴至法院，要求平煤風水溝煤礦賠償因采煤活動造成2036畝土地塌陷，農民無法耕種，給承包土地的農民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200余萬元。

五家鎮金橋村小什大份村民組張常保等十三戶村民及五家鎮金橋村委會分別起訴，要求被告國電平煤公司、平投公司因采礦活動造成土地塌陷給承包土地的農民造成經濟損失280萬元。

美麗河鎮綠源奶牛養殖小區六十余名奶牛養殖戶，以國電平煤公司六家礦采礦活動引發地表塌陷造成經濟損失為由，訴至本院，要求被告賠償各項經濟損失3024萬元。

三起案件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當事人情緒激動，聲稱如果不徹底解決問題，就集體進京上訪，并多次集體到平煤公司及下屬煤礦鬧事，嚴重的影響了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該案一度成為影響地企經濟發展的焦點問題。

三起案件訴至法院以后，引起了我院黨組的高度重視，我院責成專門合議庭，深入到塌陷地現場查看土地塌陷情況和房屋受損情況，與原告人談心，傾聽各方意見，取得了當事人的信任。一方面，我們積極指導原告人申請對土地的塌陷原因進行科學鑒定評估，另一方面，我們積極地向區委進行匯報，同時與平投公司、平煤公司進行溝通，積極探索解決的辦法。2010年12月，法院黨組全體成員到平煤公司現 場辦公，直接對三起案件進行調解。最終使這三起涉及人數眾多，標的額較大，有信訪隱患的集團訴訟案件得以順利解決，調解結案金額為3700余萬元，并在一個月后協調執行完畢。使土地受損的農民得到合理的補償。

2、向新城區開發建設的熱點延伸。

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加快，征地拆遷案件逐年遞增，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明顯增加。妥善地處理好征地拆遷問題一度成為平莊新城區建設的熱點問題。

2010年赤朝高速公路途徑美麗河鎮四家村1000多米路段，六戶農民因補償問題沒有達成協議，拒絕拆遷，導致公路建設無法進行，道路梗阻車流不暢，嚴重影響了高速公路的建設，也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隱患。高速公路建設指揮部多次做拆遷戶的工作毫無結果，區政府領導交辦法院，要求盡快拆遷。法院接受區委交辦后沒有立案，院黨組指定成立專項合議庭訴外調解解決，為尋找公共利益和村民利益的平衡點，院黨組及合議庭一面走訪拆遷戶，傾聽群眾訴求，一面與相關部門協調合理補償標準，通過積極工作，最終6戶拆遷戶與政府達成拆遷協議，使四家村路段得以順利施工。

我院先后有平莊鎮向陽村新農村建設征地拆遷案、平煤塌陷區治理安臵房屋征地拆遷案、平投公司危房改造拆遷案和新城區建設征地拆遷案等34件案件均通過訴訟外調解的方法解決。多數沒有立案，有的應雙方當事人的要求，在達 成調解協議后由法院出具了調解書。在這些拆遷案中沒有一件采取強制措施、沒有一件發生突發事件、沒有一件引發上訪。

3、向工業園區建設的難點延伸

近年來，為了實現寶山工業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我區在元寶山鎮境內規劃建設了赤峰市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開發試驗區，投資21億元的國電化肥、總投資8.7億元的九聯焦化和天華機械、富強機電、杰翔復合肥等一批項目先后入駐園區，這里成了元寶山區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橋頭堡”。

然而，在開發試驗區建設過程中，道路建設和污水處理工程等基建項目的征地和補償，一度也成為了難點和棘手問題，被占地村民提出了“轉城鎮戶口、全體上低保、一次性發放補償款若干萬元”等不符合相關政策的條件，影響了園區建設和項目施工。元寶山法庭接到政府和相關部門協助配合做群眾工作的請求后，及時向院黨組做了匯報，院長和主管院長帶領法庭的干警接連用了10多天的時間挨家挨戶宣傳政策、講解法律，做細致耐心的思想工作，終于促使群眾達成了一致共識，簽訂了占地補償和拆遷協議，使得園區污水處理廠、煤炭運輸鐵路專用線等重點項目建設得以順利實施。

4、向案件多發的社區延伸 針對城鎮社區婚姻家庭糾紛案件、熱力合同糾紛案件、物業合同糾紛案件逐年上升的特點，充分發揮就地調解、就地開庭的巡回審判優勢，進一步方便當事人的訴訟。我院在旭日社區設立婚姻家庭案件巡回審判點，在向陽社區設立熱力合同、物業合同糾紛案件巡回審判點。巡回點設立后，在社區張貼便民告示，發放便民聯系卡，在社區現場開庭，現場調解，現場解答，面對面為社區居民答疑解惑，使社區居民近距離接觸庭審，滿足了群眾對司法的需求。

原告安某等十五戶居民在旭日社區購買了某房產開發公司承建的樓房，入住后，遇到雨雪天氣房屋就會出現漏水現象，致使安某等頂樓居民室內墻面嚴重受損。安某等人多次找房產公司未果，矛盾日益激化。向陽社區巡回審判點受理此案后，經法官多次與房產開發公司協調，耐心調解，最終促使雙方達成調解協議，使困擾居民多年的房屋漏水問題得到解決，原告對此十分滿意，并消除了對房產公司的怨氣，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在物業糾紛審理過程中，在物業服務尚未形成規范的市場機制情況下，物業服務企業不嚴格按物業服務合同履行、不按規章制度辦事等忽視業主的合法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不少物業管理企業收費標準模糊不清，多收費，少服務，質價不符，任意調價，處理問題和解決矛盾方法簡單生硬。個別業主，缺乏公共契約意識，一味地主張業主的權利而忽視 業主應盡的義務，不按時繳納物業費、不遵守“物業服務條例”，導致物業企業與業主之間的矛盾加深。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本地區物業公司與業主在物業管理服務過程中產生的矛盾糾紛，規范物業管理服務的標準，維護業主、物業公司的合理訴求，今年3月，經過充分調研，我院會同城建局、房管中心、各城區街道辦事處及區內各物業公司召開專題座談會并會簽了《關于規范物業服務行為 妥善解決物業糾紛的指導意見》。就物業服務收費協商議定、服務項目及收費的公示與監督、物業服務企業與業主雙方應注意事項、物業服務糾紛訴前調解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等五個方面進行了可操作性規定。指導意見得到了各方的高度認可，實現了物業服務企業明白服務和明白收費，為減少物業服務糾紛，建立和諧的物業服務關系奠定了基礎，必將為共建和諧社區起到積極作用。

5、向校園延伸，從源頭上減少未成年犯罪

我院與團委、婦聯、教委共同開展 “法律服務進學校”活動，制定了《預防犯罪，保護自我》實施方案，在學校創辦了法制教育基地，以定期到學校開展庭審、組織學生旁聽案件和法制宣傳進校刊等形式，將審判工作向學校延伸。教育活動取得了明顯成效，我區未成年案件已從2009年的10件21人下降到2011年的3件5人。推行適合未成年身心發展特點的案件審理方式，并在工作方法上進行了積極的探 索，在校學生呂某搶劫一案，庭審前合議庭走訪了被告人所在的學校、家庭和村委會，并形成社會調查報告，與檢察院、教委、學校、被害人及被告人親屬就如何挽救未成年人召開了專題座談會，會上，被害人對被告人表示諒解，法院依法給予了從輕處罰，同時落實了跟蹤幫教措施，呂某現已經重返校園。

我院還把民事調解工作理念貫穿于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調解之中，將調解和刑罰有機結合，鼓勵訴訟雙方調解。對于被告人已賠償受害人各項損失的，量刑時作為從輕處罰的情節，對有能力賠償而拒不賠償的，作為量刑酌情從重情節，從而達到了附帶民事訴訟的訴求能夠兌現，被告人又認罪服判的目的。2009年以來在審結的241件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有229件通過調解解決，調解賠償數額976萬元，調解實際履行率100%，均在刑事判決作出前賠償到位，被害人及時得到了賠償，消除了新的不穩定隱患。

6、向執行環節延伸，提高執行和解實際履行率 五家鎮五家村養雞大戶于某，在農村合作銀行貸款近十萬元，由于經營不善，沒有及時還上貸款，并欠了張某3萬多元的飼料款。銀行和張某申請執行，經過干警們的了解，發現于某沒有能力償還這筆債務，如果將他的雞場幾千只雞強行賣掉，也不能還上全部債務。經過多方調解，最后采取了蓄水養魚的方式，由擔保人錢某替于某償還貸款，雞場的 收入償還欠張某飼料款，等于某渡過難關，再清償擔保人錢某墊付款。這樣既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又保證了于某日后償還和發展的能力。又如科右后旗赤通房地產公司在元寶山鎮建有住宅樓，因招商政策變化，42戶居民四年無法取暖，執行干警在加大執行力度的同時，積極做好思想穩控工作，防止發生涉訴上訪事件，同時協調熱力公司為其鋪設專門管道，達成了居民、房地產公司、熱力公司共同分擔熱力費的執行和解方案，使42戶居民在取暖期來臨之前接上了供熱管道。元寶山區建行、農合行及孫某等43名申請人申請執行君再來酒樓借貸糾紛一案，因經營者負債躲避、酒樓資不抵債無法拍賣近十年無法解決。2011年6月元寶山鎮組織開發云杉路市場，執行人員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積極協調有關部門將君再來酒樓納入到開發計劃中。通過主管領導親自做工作，在建行和農合行放棄大部分利息后，使有抵押權的申請執行人、無抵押權的申請執行人及尚未起訴的共103戶債權人都得到合理償付，順利執結了43件執行案件，維護了社會穩定。此外，通過大力協調，執行和解了美麗河鎮古山奶牛小區52名養牛戶土地塌陷補償糾紛；向陽小區192名農戶土地塌陷補償糾紛以及平煤公司勞動爭議案等一批群體性案件。為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做出了貢獻。

三、建立長效機制，實現常態化解決糾紛機制

1、堅持開展“法律服務六進“活動，建立解決糾紛工 作的長效機制，使法律服務進社區、進企業、進機關、進學校、進農村、進家庭列入法院的正常工作日程，實現了六進活動的常態化開展。

法律服務進社區，堅持每周四到巡回審判點接待、解答群眾的法律咨詢。做到接待、解答和調解工作的常態化。

法律服務進企業，經常信息溝通，開展專題調研，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做到溝通調研常態化。

法律服務進機關，堅持每周利用一天的時間專門審理、調解交通損害賠償案件，使交通法庭的調解工作常態化。

法律服務進學校，根據與區教委、婦聯、團委制定的《預防犯罪保護自我青少年法制教育實施法案》，堅持經常性地對女中學生進行人身安全教育，組織學生旁聽庭審，推行適合未成年身心發展特點的案件審理方式，做到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常態化。

法律服務進農村，以指導人民調解員的工作為主題，加強與人民調解員的溝通，采取多樣化的培訓指導方式，使指導人民調解員工作常態化。

法律服務進家庭，利用農閑季節、雙休日、節假日通過家庭法律知識講座、發放法律宣傳單、出動法律宣傳車等方式，營造公民知法、守法，建立和諧幸福家庭的良好氛圍，促進婚姻家庭矛盾糾紛得到有效化解，實現婚姻家庭糾紛調解工作常態化。

2、與人民陪審員常態化聯動，提高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的調解率

2011年我院組織了“人民陪審員集中活動月”活動，開展了“六個一活動”，即：舉辦一次庭審觀摩、開展一日立案活動、組織一次庭審評查、協助一次案件執行、進行一次案件陪審、召開一次專題研討會。活動的開展讓陪審員進一步了解和掌握了審判程序、審判紀律、司法禮儀、訴訟知識。2011年9月，根據金柱院長關于加強人民陪審工作的講話精神，我院召開人民陪審工作會議，就如何在巡回審判中加大人民陪審員陪審力度，提高人民陪審員待遇，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調解作用進行了部署。2011年陪審員參與審理的案件共260件，調解結案248件，調解率達95%。

3、對人民調解員實戰指導多樣化

一是組織觀摩庭審。自2009年至今，我院先后組織了60余次人民調解員通過觀看勞動爭議、民間借貸等數十種類型案件的觀摩庭。二是互相邀請相互支持。一方面法院邀請人民調解員參與“三養”案件、鄰里糾紛及小額債務等案件的巡回審判，既提高了調解成功率，又提高了他們的調解水平。另一方面受基層調解組織邀請，法官也深入到群眾中間，協助人民調解員調解糾紛，樹立其威信，促進糾紛的解決。元寶山區南荒村由于企業征地，土地補償、鄰里糾紛突出，駐地法庭在送達起訴狀時便邀請人民調解員先行協助調解，經過法官、人民調解員共同努力，案件大多和解撤訴。2009年以來。人民調解員參與調處糾紛1461件，95%的案件都在訴前得以化解。

4、堅持院長接待日制度

為溝通民意，有效化解社會不穩定因素，提高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眾的認可度。從2009年6月1日起，我院推行院長接待日制度。在立案區設院長接待室，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由院長、副院長通過答疑、批轉督辦等方式輪流接待來訪群眾和當事人，接待內容既包括本院信訪案件、正在審理、執行的案件；對干警違法、違紀問題進行的檢舉；對本院相關工作提出的建議和意見。2010年1月，在院長接待日里處理了一起285名村民為了區區一千多元樹木款要與村委會打的“嘔氣官司”，需要預繳的訴訟費比訴訟標的額還高，鑒于這種情況，當日值班院長主動進行了調解，最終村民放棄了起訴。另外對于事關大局、涉及發展、影響穩定、關乎民生的四類案件，實行重大疑難案件備案制度。立案庭填寫重大疑難案件備案表上報院領導，院領導對四類案件全程跟蹤指導，以便找準時機及時調解。

5、以固定巡回審判點為依托，實現巡回審判工作常態化

為及時掌握基層矛盾情況，在更大層面上指導人民調解，方便群眾訴訟，減輕群眾負擔。我院分別在五家鎮金橋 村、平莊鎮馬架子村、馬蹄營子村、風水溝鎮興隆坡村及美麗河鎮5地設立巡回審判點，法官以 “送法下鄉”的服務理念深入農村，及時化解農村基層一些簡單民事糾紛，2010年以來，已開展巡回審判68次，開展法制講座7次，普法教育群眾4000人次，實現了以辦案為中心向以解決矛盾為中心的工作方式轉變。

6、高效快捷的速裁調解

為快速穩妥化解糾紛，我院堅持把靈活、快捷、便民原則貫穿于速裁工作的始終，要求速裁庭審理案件做到一個“快”字和五個“當”字，使之成為“便民快車道”。

“五個當”即當天受案、當天通知當事人、當天組織調解、當天制作法律文書、當天送達雙方。對當天不能送達的，要求2個工作日內必須送達，同時定出開庭時間；“一個快”即盡量簡化訴訟程序，在不違反法律規定的前提下，有的案件根據訴狀訴請就直接進入法庭辯論或調解程序，省略了舉證、質證環節；有的案件實行陳述、辯論、舉證同時進行，讓當事人實實在在地感到方便、快捷、高效。2011年，速裁案件實現了庭審平均用時30分鐘，最多時創下一天審結八起案件的記錄。

2011年，速裁庭共受理案件317件，結案率99.4％，調撤率96.2％，當庭裁判率為98.3％，無一起上訴、上訪案件，平均審限5天，極大地提高了審判效率。

四、我們的幾點體會

通過建立“無斷層對接，全方位延伸，常態化聯動”的糾紛解決工作機制。我們主要取得了以下幾個方面的體會：

一是有效化解了矛盾，緩解了審判壓力。2009年以來，我院通過訴訟外調解，化解社會矛盾糾紛1560件，使3000余名當事人未經訴訟便解決了矛盾。2009年案件就出現了兩降兩升局面：收案下降了14.8%，發改率下降了4.2%，結案率上升了3.1 %，調撤率上升了9.7%。

二是消除了上訪隱患，促進了和諧穩定。法院與人民調解機構等社會組織形成了合力，將大量群體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狀態。對可能訴至法院的敏感性、群體性糾紛，相關企業和部門及時與法院進行溝通，并將糾紛的特點加以總結向法院通報，促使法院做好預案，立足抓早、抓小、抓苗頭，防止矛盾進一步激化。如平煤公司四千余名“五七工”的社會保險待遇問題，就是通過法院與行政部門、企業相互溝通信息，共同召開調解協調會，商討對策，及時上報，使這起50多年的歷史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三是程序簡便、效率高，人民群眾更歡迎。我們與交警、醫院、企業設立的調解點，都是由當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前提下，自主選擇解決爭議程序，所以更符合社會大眾的傳統觀念和訴訟意識；其次，通過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極大減少了當事人時間和金錢成本的浪費，當事人更愿自覺履行，法院執行也更加容易。另外民調組織、人民調解員的提前介入，在掌握社情民意、緩解利益沖突、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屏障。

四是對黨委政府交辦的土地征占、房屋拆遷等敏感案件，盡量不立案，采取訴訟外調解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這樣有效避免了判決的案件多、上訴率高、發改的可能性大、信訪隱患大和執行難等諸多問題。

五是建立以法院為主導的信訪個案化解聽證會制度，相關單位參與聽證，分別發表意見，共同出具信訪案件的終結結論，形成政法委統一領導、信訪局駐京值班、公安局圍堵設卡、鄉鎮街穩控接人、法院個案解釋答復的信訪案件處臵化解模式。以有效的減輕法院的信訪壓力。

以上是我院多元化解決糾紛機制的一些做法，有些做法還在積極的摸索探討之中，不是很成熟，我院要積極借鑒其他兄弟法院的經驗。今后我們將繼續完善工作機制，不斷豐富和充實糾紛解決工作格局，為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做出新的貢獻。

第三篇：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調研報告

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調研報告

近年來，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各項事業的不斷進步，農村社會結構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各種利益關系在不斷調整，一些深層次矛盾不斷顯露。社會穩定工作已成為當前的主要任務之一，與經濟發展并駕齊驅。為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探索多元化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努力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根據上級要求，我鎮對開展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進行了調研，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加強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的意義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格局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各種利益關系在不斷調整，人民群眾對自身的利益需求也在不斷增強，社會矛盾也因此頻繁發生，僅靠單一的訴訟解決已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倡導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一是減輕了法院的壓力，節省了司法資源，降低了成本，減少了對抗性和緊張性；二是方式靈活、時間短、不傷和氣，有利于化干戈為玉帛，是維護社會穩定，有效防止“民轉刑”案件的發生的重要手段。三是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大量的矛盾糾紛當事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解決糾紛后仍然要在一起工作、生活，通過多元化解決矛盾糾紛有利于把當事人的思想工作做通、做透，徹底消除矛盾，理順社會關系，有效地減少“民轉刑”案件的發生。四是當事人自愿達成的協議，一般都容易得到自覺履行，可以避免訴訟過程中“判而不決”的問題。不會留下后遺癥。

二、新形勢下矛盾糾紛表現形式、特點以及未來發展趨勢

經過調研，我們發現新形勢下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表現形式呈現多樣化。

一是農村民間糾紛從傳統的婚姻、家庭、宅基、贍養、撫養等糾紛，轉化為土地流轉、行政不作為、司法不公等方面的眾多新型社會矛盾糾紛。過去社會矛盾糾紛多為民間糾紛，而現在村民與村委會、企業之間的糾紛則比較突出。部分干部官僚主義嚴重，遇到矛盾躲避、推脫，不能正確對待問題和矛盾，而是干一天算一天，將矛盾留給下一屆，久而久之，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復雜，使一些本來可以及時解決的問題因拖延時間太長，群眾不滿意、不冷靜，解決起來也就有了一定的難度。因此，不少單位、村組織干群關系緊張，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是突發性、群體性矛盾糾紛增多。近年來，我鎮發生了多起村小組與企業之間，村小組與村小組之間，村小組與村委會之間的糾紛，這類糾紛多是山林糾紛和土地糾紛，調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而且容易導致大量群眾越級上訪。

三是是群眾非正常解決問題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決問題的偏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動輒就上訪。部分上訪群眾抱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心理，認為只要上訪，政府越重視，更有利于問題的解決，以此向政府施壓，提出過高要求。這部分案件在要求解決勞資、損害賠償等問題上表現尤為突出。從近年情況看，群眾不愿依靠法律解決問題的原因是對某些官司沒有把握，怕花錢，而直接向政府反映則不用花錢，成本低。另外，還有部分人認為政府就“怕上訪”，只要上訪，政府就會抓緊解決。一些群眾往往還選擇在上級重要會議和重大節慶期間上訪，以此引起各級重視，向政府施壓。四是調處難度大。由于目前農村分戶經營，單獨生產，群體性活動少、流動人員多，集體制約降低，傳統的行政干預已難以奏效。同時，極少數群眾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甚至過于片面化，給調處化解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三、多元化解決矛盾糾紛主體應有哪些，解決機制中面臨的不足

構建和完善以人民調解為基礎的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推進社會管理綜合治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是落實黨的依法治國、服務和保障民生的客觀需要，是加強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全面提升法治泰和、平安泰和的重大舉措。建立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其主體應是人民調解組織的建立，而其他調解機構是人民調解的補充和完善。通過調研，我鎮近幾年來發生的矛盾糾紛有70%是通過人民調解組織化解的，我鎮的人民調解組織呈現多種形式，有治保會、調委會、婦幼會、心連心說事室等，以各種各樣方式介入民事糾紛，使不穩定因素得以迅速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對維護我鎮社會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則是人民調解的補充和完善，對我鎮重大、突出矛盾糾紛的化解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它們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成為我鎮社會穩定工作的基石。

但是，我鎮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建立還存在不足。一是基層人民調解員隊伍的年齡、文化、知識結構不合理，從事調解人員年齡偏大、文化偏低，法律知識不強，依法調解能力較差。據統計，全鎮從事人民調解人員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齡40歲以下的只有6人，占8%左右。二是在管理指導、協調聯動上存在被動，有些人員工作主動性不強，對待發生的矛盾糾紛沒有強烈的解決欲望，部分人員存在走過場，做樣子，把問題向上級推，從而造成被動局面；三是考核機制不健全，沒有建立有效的績效考核制度，沒有建立完善好獎懲制度，大家干好干壞一個樣，對調解工作沒有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四、在推動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工作上的創新和建議

建立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一個迫切的課題，經過調研，我們發現要做好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工作必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領導協調機制。我鎮在這個方面有成功的做法，綜治辦成立了社會管理服務中心，統領全鎮矛盾糾紛的化解和社會穩定工作。中心設立在綜治辦，由黨委書記任主任，黨委副書記任副主任，配備了專職綜治辦副主任，對全鎮19個村居委會和鎮直部門進行統一指導、協調和監督調解工作，社會管理中心從矛盾糾紛的排查、信息的采集、案件的分流、包案調處、督查督辦、結案回訪等實施一條龍指揮，有效整合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專業調解，實現了多元化調解機制的有序開展。

二是建立健全組織網絡。目前，全鎮已成立綜治辦、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法律顧問所，19個村（居）委會均已成立了人民調解委員會、治保委員會、婦幼會、心連心說事室等矛盾糾紛調解組織，并建立了網格化管理平臺，實行了資源信息共享，為多途徑化解矛盾糾紛拓寬了渠道。

三是建立健全大調解格局。新時期我們將面臨許多新的社會矛盾，具有復雜性、群體性、多樣性特點，依靠單一的調解方式往往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而大調解格局的建立，多部門的聯合調解則有意想不到的成效。我鎮桂元水電站與周邊村小組發生的矛盾糾紛多是采取多元化聯合調處成功。

四是建立健全考核機制。要使多元化調解工作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建立健全完善的考核機制，實行嚴格的獎懲制度，充分調動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對兼職調解員實行補貼，提高專職調解員的報酬，建立工作考評激勵機制，克服“工作無報酬，好壞一個樣”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有效調動調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目前，我鎮在財政預算中按人均2元的標準落實了工作經費，在管理指導、協調聯動、信息預警、績效考核等層面，建立了獎懲機制，對推動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五是建立健全矛盾糾紛的預警機制。要從矛盾糾紛排查抓起，堅持鎮每周一排查、村每日一排查，建立抓早、抓小、抓苗頭的源頭預防措施和運行機制，杜絕事后調解和“花錢買平安”的工作方法，要充分利用網格化平臺的作用，在第一時間里收集、報送信息，達到預警在先，整體聯動的效果。

六是進一步提升調解人員的政治、文化素質。司法行政部門要通過政策引導、業務培訓、經驗交流等形式，加強對各類調解組織和調解人員的管理指導和教育培訓，切實提升調解組織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水平，提高調解人員對各類矛盾糾紛的預警、化解、管控、應急能力和綜合素質。尤其是對村級人民調解組織要加強指導，幫助其規范組織建設，不斷提高業務水平，保證他們依法履行職責。

（調研人 康敏）

第四篇：淺論健全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

淺議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健全

（汕頭仲裁委員會

陳麗陽）

今年6月，隨著《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海峽兩岸經貿合作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階段，在日益密切和活躍的海峽兩岸經貿往來中，民商事糾紛也將越來越多，有必要構建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推動海峽兩岸關系進一步和諧發展。

一、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含義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在一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糾紛解決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點，相互協調地共同存在，所結成的一種互補、滿足社會主體的多樣需求的程序體系和動態的調整系統。這個機制，包括訴訟、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申訴、信訪、請愿、調解、和解等法院內、法院外、國家體制內、國家體制外、有第三者介入、沒有第三者介入等多種模式、多種類型。對我國的民事糾紛解決機制，一般分為訴訟機制和非訴訟機制。非訴訟解決機制，國際上統稱為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包括以協商方式的和解、民間調解、行政調解和仲裁。

二、健全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重要意義

1、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應對海峽兩岸糾紛多發，矛盾多樣的社會矛盾糾紛的現實需要。海峽兩岸的經貿交流 從1979 年開始,至今已走過30年。其間經歷了從單一的商品貿易到臺商大陸投資和貿易并舉,從小額投資到大規模投資,從小額貿易到大規模貿易的過程。至2009年年兩岸貿易額突破1300億美元, 兩岸?大三通?后，臺商投資大陸額保持在100億美元以上。兩岸經貿互動持續加強, 民商事交往突飛猛進，兩岸人員的往來與經貿合作的規模是同步的，目前每年在大陸連續居住半年以上的臺灣同胞有數十萬人。由此帶來的是涉兩岸經貿、投資以及婚姻家庭、繼承等民商事糾紛的爆炸式增加，涉及的法律問題也日趨多樣化、新型化，如若只靠單一的糾紛解決途徑，顯然難以適應兩岸關系發展的現實需求。只有整合法律資源、建立多種手段之間的溝通和聯系，實現手段與手段之間的銜接與互補，才能筑牢社會調節防線，才能對五花八門的社會矛盾糾紛實行綜合整治。

2、健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提高糾紛解決效率，鞏固海峽兩岸同胞友好關系的需要。人民調解、仲裁等糾紛解決手段，依據糾紛當事人的申請，在自愿、平等的講法說理中，還原事實真相，評斷是非曲直、以規勸、斡旋為基本手段，使雙方握手言和，達成共識和協議并自愿履行，在對話和溝通中雪釋心中的不滿和對立情緒，便于海峽兩岸同胞當事人之間以后的平等相處。同時，和解、調解、仲裁等手段方便、快捷、效率高、成本低，不需要什么條件，隨時、隨地、事發現場均可進行，省時省力，不象訴訟和行政復議需 要按程序走，短則半年，長則數年，適應海峽兩岸同胞解決矛盾糾紛的心理需要。

3、健全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是尊重海峽兩岸同胞自主選擇權，實現當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矛盾產生后，解決的路徑、方式多種多樣，而選擇什么方式解決問題則是當事人自己的權力。而有了從調解到訴訟所構成的多元化手段，不同的當事人、不同的矛盾糾紛，就可以選擇不同的糾紛解決方式。這是公民權利在這一領域的充分體現。當事人有了這種選擇，就會尊重這種方式解決問題的結果。

涉兩岸的民商事關系特殊又復雜。民商事關系盡管屬于私法性質的關系，但兩岸的民商事關系離不開兩岸關系的大環境，離不開各種復雜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這其中包括歷史因素與現實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以及兩岸關系形勢和政治敏感性的制約和影響。目前，兩岸關系出現了難得的歷史性機遇，新的關系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但不論什么情況下，?國家依法保護臺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 兩岸關系的特殊性決定，解決涉兩岸民商事法律糾紛，保護臺灣地區當事人民商事權益，應既倚重司法途徑，也不忽視行政以及民間途徑。

三、健全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主要途徑

《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第14條規定：?臺灣同胞投資者與其他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 或者個人之間發生的與投資有關的爭議，當事人可以通過協商或者調解解決。當事人不愿協商、調解的，或者經協商、調解不成的，可以依據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或者事后達成的書面仲裁協議，提交仲裁機構仲裁。當事人未在合同中訂立仲裁條款，事后又未達成書面仲裁協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為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的形成奠定了法律基礎。

（一）發揮民間調解優勢，構建全方位調解體系

調解是指第三者依據一定的社會規范（包括習慣、道德、法律規范等），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活動。1982年憲法第111條、1991年民事訴訟法第16條對人民調解作了規定：在農村和城市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該委員會在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進行工作。剛剛通過的《人民調解法》第7條和第8條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是依法設立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需要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16日、司法部于2002年9月11日分別出臺了《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人民調解工作若干規定》，明確規定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具有債權內容的調解協議，經公 證機關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人可以向被執行人住所地或者被執行人的財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國家沒有針對涉兩岸民商事糾紛民間調解的專門規定，但是，卻規定了行政調解方式。根據《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細則》第27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臺灣同胞投資提供優質、規范、方便的服務。各級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事機構應當做好臺灣投資的法律宣傳與咨詢、投訴受理和糾紛解決等工作。?通過行政調處解決涉兩岸民商事糾紛，主要通過各級臺辦發揮積極作用。

對于涉兩岸民商事糾紛的民間調解和行政調解，筆者建議，可以比照上述規定，逐步形成從基層、行業至政府的全方位涉兩岸民商事糾紛調解體系。完善的途徑包括：適當整合各行政主管機關、民間團體的調解資源，設置涉兩岸民商事糾紛調解中心，歸口受理涉兩岸民商事糾紛投訴、調解工作。在基層建立鎮（街道）、村（居）民調解委員會與屬地臺資企業聯調機制，主要用來解決臺資企業與所在地居民或其他組織間的民商事糾紛；設立涉臺行業性、專門性調解委員會，調解行業成員之間以及與行業有關的糾紛；由兩岸有關民間組織出面，建立兩岸聯合調解委員會，聘任臺商中有威望的人士或臺商協會法律顧問團成員作調解員，由糾紛當事人從調解員名冊中共同選定若干名調解員或由調解中心根據當事人情況、糾紛類型、特點指定調解員進行調解。

（二）建立銜接機制，大力推行仲裁解決方式 仲裁，又稱公斷，是指糾紛雙方在糾紛發生前或者糾紛發生后達成協議（仲裁協議）或者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將糾紛交給中立的具有專業專長的仲裁員進行審理，并作出約束糾紛雙方裁決的一種解決糾紛機制。仲裁體現?和為貴?、?息事寧人?及?以人為本?的思想，其價值目標、社會效果與和諧社會基本理念相符合。

仲裁和民間調解、行政調解相比的最大優點在于仲裁的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后，即具有和裁決書一樣的法律效力，且一經作出就立即發生法律效力，可以申請強制執行。與訴訟相比，仲裁可以回避訴訟中的管轄權爭議，由專家斷案，一裁終局，高效快捷。而仲裁更有調解和訴訟不可比擬的優勢，就是仲裁庭可以依據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制作裁決書，并且仲裁的裁決書在國際性能夠得到外國法院的承認和執行。而一些仲裁機構，比如汕頭、上海、廈門仲裁委員會，聘請了臺籍仲裁員，增強了臺商對仲裁機構的可信度。因此仲裁在建構多元化涉兩岸民商事糾紛解決機制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鑒于調解和仲裁具有相近似的價值目標、社會效果，建立調解和仲裁的銜接機制，能更好地實現?一調終局?和?案結事了?。筆者建議不妨在以下方面實現銜接：一是案件受理銜接。在設立仲裁委員會的地區，有關部門受理的涉兩岸民商事糾紛投訴經征詢雙方意見同意進行調解的，可以促成 他們簽訂仲裁協議，對調解不成的糾紛，當事人一方可以立即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免除訴訟的管轄權之爭。二是和解及調解協議的效力銜接。《仲裁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申請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請求仲裁庭根據和解協議作出裁決書。這就為調解和仲裁的有機結合找到了契合點。涉兩岸糾紛的調解可以以該規定為依據，當事人在仲裁委員會之外通過協商或調解達成和解協議的，引導他們在和解協議中插入仲裁條款，請求仲裁委員會按照和解協議的內容作出仲裁裁決，從而使和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

（三）完善訴訟解決機制，提高強制執行力度 多元糾紛解決機制之所以在當代社會得到確認，就在于司法和訴訟制度的存在。盡管非訴訟解決機制有不可否認的優越性，但是，經公證機關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調解協議或者仲裁裁決書，如果一方當事人不予履行，仍然需要啟動法院的強制執行程序。

對于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的司法協助和訴訟互助，筆者建議，一是要完善非訴訟程序與訴訟程序的銜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和《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明確鼓勵訴前調解工作，在一些基層法院特別是人民法庭設立訴前調解工作室或者?人民調解窗 口?，積極引導當事人先行就近、就地選擇非訴訟調解組織解決糾紛。但是，訴前調解不成功時如何與訴訟銜接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大陸司法解釋卻沒有回答好。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在這方面做了十分精巧的制度設計。根據該法第四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如果訴前調解不成功,法院可以依一方當事人之申請,按照該案應適用的訴訟程序,直接進入法庭辯論階段,并將調解申請人申請調解之時視為提起訴訟之時。這樣的規定,既可以避免當事人因擔心訴前調解而延誤糾紛解決和增加訴訟成本的顧慮,鼓勵當事人積極參與訴前調解,也可促使案件快審快結,提高訴訟效率。

二是繼續做好兩岸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裁判和仲裁裁決工作。能否執行生效判決文書和仲裁裁決書，直接關系到判決書和裁決書的法律威信，關系到臺商和大陸臺胞的實質性利益。大陸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承認臺灣地區的裁判與仲裁裁決。1998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規定》，2009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關于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補充規定》，專門就大陸地區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法院判決和仲裁裁決的條件、范圍、期限和程序等作出規定，切實有效地維護了臺胞在大陸的合法權益。而臺灣雖然于1992年頒布了《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人民關系條例》，該條例第74條規定首次承認和執行大陸判決書和裁決書，但是其后的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系條例施行細則》第54條規定：?依本‘條例’第74條規定，申請法院裁定認可之民事裁判、民事仲裁判斷，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托之民間團體驗證。?也就是說，在認可程序上大陸作出的民事判決和仲裁裁決要經過臺灣海基會的驗證，這實際上為當事人在臺灣地區法院申請認可與執行人民法院的判決或仲裁裁決增加了一定的難度。

因此，筆者建議，海峽兩岸有關部門在細化《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相關制度時，應簽訂兩岸司法合作的綜合性協議，其中規定送達文書、調查取證、認可及執行民事裁判與仲裁裁決方面的合作，各自的立法機構也要以此為契機，在法律上為互相認可和執行法院判決書或者仲裁裁決書掃清障礙，共同實現公平公正的法律目標。

四、結語

盡管海峽兩岸民商事糾紛類型多樣、成因復雜，但是，我們相信，通過銜接司法、調解和仲裁等糾紛解決途徑，整合兩岸民商事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機制，一套能夠高效、便捷地解決糾紛的系統化解決體系完全有可能成功創立并發揮其應有效用。參考文獻：

1、黃進、宋連斌：《國際民商事爭議解決機制的幾個問題》。

2、廈門網：《建立涉臺民事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

3、賴文平：《大陸對於涉臺經貿仲裁幾個爭議點》。

4、李光慶：《試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及其制度銜接》。

5、于飛：《涉臺民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淺探》。

6、范愉主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7、張海軍：《民事糾紛的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

8、羅懷家：《在汕臺仲裁文化交流會上的發言》整理稿

9、唐亞南、陳海發、冀天福：《第二屆海峽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作者：汕頭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陳麗陽）

聯系地址：廣東省汕頭市迎賓路9號四樓 電話：0754-88361849、***

第五篇：當前突出社會矛盾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上)90分

當前突出社會矛盾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上）試卷

1、只要存在著階層、利益、觀點、價值觀，或者各種各樣的差異，就會有一定的潛在的矛盾。

正確

錯誤

2、社會矛盾有可能上升為社會沖突或者糾紛。

正確

錯誤

3、糾紛在法律上是指民事糾紛、行政糾紛、刑事案件等。

正確

錯誤

4、區域合作中的地方利益沖突無法避免。

正確

錯誤

5、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應收取相應費用。

正確

錯誤

6、人民調解委員會應當建立健全各項調解工作制度，聽取群眾意見，接受群眾監督。

正確

錯誤

7、人民法院依法確認調解協議無效的，當事人可以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議，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正確

錯誤

8、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后，當事人之間就調解協議的履行或者調解協議的內容發生爭議的，再次由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正確

錯誤

9、口頭調解協議自各方當事人達成協議之次日起生效。

正確

錯誤

10、我國目前尚處于社會轉型期，主流價值觀還沒有完全構建起來。

正確

錯誤

11、人民調解的三個特征是人民性、民主性和（）。

自治性

司法性

群眾司法性

群眾性

12、根據《信訪條例》規定，信訪工作機構，應當從（）級人民政府開始設立。

市

縣

鄉

省

13、兩個以上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轄權的訴訟，原告向兩個以上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的，該案應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轄

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

幾個有管轄權的法院的上級法院管轄

最先立案的法院管轄

14、因房屋所有權發生爭議的訴訟，屬于（）。）。

指定管轄

專屬管轄

一般地域管轄

特殊地域管轄

15、基于當事人授權而享有訴訟代理權的人是（）。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指定代理人

16、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下列不可以作為證人的是（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

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

不能正確表達意志和不能辨別是非的人

未成年人

17、行政執法中說明理由制度是為了保障行政相對人的（）。批評權

陳述權

申辯權

了解權

18、下列選項中，可提起行政訴訟的行為是（）。

房屋產權登記

對公務員的獎懲

政府規章的適用

勞動爭議的仲裁）。

19、政府對城市居民房屋拆遷的行為是（）。

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

行政征調

行政規劃

20、有權撤銷國務院行政法規的主體是（）。

全國人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家主席

最高人民法院

21、獨立行使行政審判權的主體是（）。

人民法院

審判委員會

行政審判庭

合議庭

22、行政裁決的主體是（）。

行政監察機關

行政復議機關

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機關

國家審判機關

23、對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權的事前控制主要是授權控制和（）。

程序控制

行政首長控制

督察控制 檢查控制

24、行政復議機關認為被申請人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適用法律錯誤的，應作出（）。

維持決定

確認決定

撤銷決定

履行決定

25、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

按標準收取調解費

適當收取調解費

視情況可以免收調解費

不收費

26、經人民調委會調解達成的協議書具有（）性質。

法律

沒有法律效力

強制執行

民事合同

27、人民法院依法確認調解協議無效的，（）。

當事人只能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議

當事人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當事人可以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議，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當事人既不能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議，也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28、人民調解調處范圍是民間糾紛，即主要是發生在（）的有關人身、財產權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糾紛。

企業之間

社會 公民之間

集體之間

29、對下列民間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不能進行調解的是（）。

楊某與妻子林某夫妻不和引起的婚姻家庭糾紛

紀某與洪某之間因宅基地使用權發生的財產性糾紛

羅某致周某輕微傷害的侵權性糾紛

馮某不服公安機關治安裁決的行政糾紛 30、下列情形屬于人民調解組織應該受理的是（）。

財產損害

殺人

已經申請政府處理完畢的法院受理的

31、人民調解員在調解工作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其所在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由推選或者聘任單位予以罷免或者解聘。

偏袒一方當事人的侮辱當事人的

索取、收受財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泄露當事人的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

32、當事人在人民調解活動中享有的權利有（）。

選擇或者接受人民調解員

要求調委會強制執行

接受調解、拒絕調解或者要求終止調解

要求調解公開進行或者不公開進行

33、當事人在人民調解活動中應履行的義務有（）。如實陳述糾紛事實

遵守調解現場秩序，尊重人民調解員

尊重對方當事人行使權利

支付調解費用

34、根據《人民調解法》，下列說法正確的是（）。

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應當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根據需要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企業事業單位應當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需要設立人民調解委員會

35、ADR的程序利益包括（）。

保密

及時

經濟

便利

36、我國社會救濟的解紛主體包括（）。

市場化服務機構

行業性解決機制

人民調解

仲裁

37、我國公力救濟的解紛主體包括（）。

司法機關

行政機關

信訪部門

社會團體

38、根據解紛方式的不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包括（）。

協商

調解

裁決

化解

39、根據解紛機構的不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包括（）。

公力救濟

自我救助

私力救濟

社會救濟

40、糾紛多發難解的社會原因包括（）。

社會轉型、利益多元

收入差距加大

社會失范

社會管理、治理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