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法案例分析報告

民法案例分析報告

案件：秦汝秀、申汗勤與左兆燕、申傳來民間借貸糾紛案 案號：（2017）京03民終9865號

關鍵詞：民間借貸 夫妻債務 房屋買賣 虛構債務

裁判要點：夫妻二人婚后共同購房，某一方父母能證實自己有轉賬給子女，在無明確證據證明款項性質是借款還是贈與的情況下，即使事后多年子女個人補書面借據，也能認定為合法的借貸關系，夫妻二人共同承擔還款責任。

相關法條：《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2條規定“當事人結婚前，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自己子女的個人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雙方的除外。

《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

基本案情：

申傳來是二原告秦汝秀、申汗勤的兒子，左兆燕是申傳來的原配偶。

2010年6月申傳來和左兆燕結婚，2016年7月左兆燕以感情破裂為由向法院起訴離婚。之后秦汝秀、申汗勤以民間借貸為由起訴申傳來和左兆燕，要求兩人歸還270萬元借款及利息。

秦汝秀、申汗勤稱在2010年曾于2010年12月和2011年11月，曾三次以銀行轉賬的方式向申傳來賬號轉了270余萬，借給申傳來、左兆燕用于購房和裝修，并提供了轉賬記錄。

2010年12月27日，申傳來、左兆燕以兩人名義在三河市購買了一套房產，857754元的房款是從申傳來的卡里支付的。

2013年12月30日，左兆燕以自己名義在廊坊市購買了一套房產，130萬的房款，申傳來卡上支付了112萬元，左兆燕卡上支付16萬元。

申傳來在2016年5月19日寫了欠條，認可上述款項是向二原告的借的，用于夫妻購買房產。雙方爭議：

秦汝秀、申汗勤主張債務是夫妻共同債務，應由申傳來、左兆燕共同償還。申傳來同意秦汝秀、申汗勤的訴求，左兆燕不同意。左兆燕認為不存在債務關系，欠條是秦汝秀、申汗勤和申傳來串通形成的，也沒有形成夫妻合意。轉賬憑證不能說明借款關系。一審判決：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為：本案中申傳來的借款行為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且現有證據證明結婚后通過申傳來支付房款的方式購買了兩套房屋，該筆債務應為夫妻共同債務，由夫妻共同承擔。故于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作出（2016）京0105民初45410號民事判決書，判決申傳來、左兆燕歸還借款及利息。二審情況：

一審判決后，左兆燕不服提出上訴，認為本案債務是串通形成的虛假債務，即使秦汝秀、申汗勤確實有款項轉給申傳來購房，基于婚姻關系及房產登記情況，也應認定為對夫妻二人的贈與，主要理由如下：

1.秦汝秀、申汗勤兩人在2010年時年齡分別是71歲和74歲，僅靠退休金維持生活，不具備出借大額借款的能力。

2.匯款數額、匯款時間與購房的總價款及購房時間不一致，秦汝秀、申汗勤及申傳來所稱借款用于購房的與事實不符。

3.2016年起訴前多年，秦汝秀、申汗勤從未主張過借款關系，夫妻兩人也從未歸還過欠款或利息，如果真是借款，這不合常理。

4.左兆燕于2016年7月5日向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起訴離婚，說明夫妻感情于起訴離婚之前已經不和，申傳來于2016年5月19日（具體書寫時間存疑）夫妻感情不和時為申汗勤、秦汝秀補寫欠條，存在偽造債務嫌疑。裁判結果：

本案借款行為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同時現有證據亦顯示二人在結婚后通過男方支付房款的方式購買了兩套房屋，一審法院據此判二人共同承擔還款義務并無不當。裁判理由：

就左兆燕上訴稱依據《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2條規定“當事人結婚前，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自己子女的個人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雙方的除外。當事人結婚后，父母為雙方購置房屋出資的，該出資應當認定為對夫妻雙方的贈與，但父母明確表示贈與一方的除外”的內容，主張公婆向丈夫來支付的款項即使是公婆的，也應視為是對夫妻兩的贈與的問題。

二審法院認為，該第22條的規定所要解決的是父母為夫妻雙方購置房屋是對子女一方的贈與還是對夫妻雙方的贈與問題，不能由該條款得出只要父母向夫妻雙方轉賬、夫妻雙方用該款項購買房屋，則父母向夫妻雙方的轉賬即是對夫妻雙方的贈與的結論。故對兒媳就此提出的上訴意見本院不予采納。兒媳雖然主張公婆與丈夫之間存在惡意串通的問題，但其并未向法院提交充分有效的證據予以證明，故本院對其該項主張不予采信。

根據《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

本案借款行為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同時現有證據亦顯示二人在結婚后通過男方支付房款的方式購買了兩套房屋，一審法院據此判二人共同承擔還款義務并無不當。

據此，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作出（2017）京03民終9865號民事判決收，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個人理解：

就本案而言，個人認為不管這錢當初是申傳來個人的還是秦汝秀、申汗勤二人的。秦汝秀、申汗勤所主張的借款關系其實并不是真正的案件事實。左兆燕上訴稱該債務為虛構的是沒錯的。但為什么法官還要這樣子判呢？

我個人理解主要有原因有兩個： 一是從證據上，轉賬憑證和欠條表面可以構成借款關系的證據，且左兆燕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是贈與；

二是不管是這錢實際是公婆的還是兒子的，是借款還是贈與，它實際原來屬于男方家庭的，而且明顯不是婚后收入。現在結婚購房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的全部積蓄，但按現行法律規定既然登記在雙方名下就應認定為夫妻共同財產，離婚時平均分割。這實際上對主要出資一方的利益構成重大影響，尤其是雙方結婚時間不長的情況下。既然男方家找到了個表面符合借貸關系的理由，那法院就順勢給支持了，從某種程度上來形成一個利益平衡點。

第二篇：民法案例分析報告

案例分析報告 最高法指導民事案例

案例分析報告

一 案情簡介 案例來源：指導案例1號：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 關鍵詞：民事 居間合同 二手房買賣 違約 裁判要點：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關于禁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繞開該中介公司與賣方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約定合法有效。但是，當賣方將同一房屋通過多個中介公司掛牌出售時，買方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相同房源信息的，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其行為并沒有利用先前與之簽約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構成違約。

相關法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

基本案情：原告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簡稱中原公司）訴稱：被告陶德華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區株洲路某號房屋銷售信息，故意跳過中介，私自與賣方直接簽訂購房合同，違反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的約定，屬于惡意“跳單”行為，請求法院判令陶德華按約支付中原公司違約金1.65萬元。

被告陶德華辯稱：涉案房屋原產權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獨家掌握該房源信息，也非獨家代理銷售。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單”違約行為。

法院經審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產權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掛牌銷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簡稱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帶陶德華之妻曹某某看了該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帶陶德華看了該房屋，并于同日與陶德華簽訂了《房地產求購確認書》。該《確認書》第2.4條約定，陶德華在驗看過該房地產后六個月內，陶德華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辦人等與陶德華有關聯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但未通過中原公司而與第三方達成買賣交易的，陶德華應按照與出賣方就該房地產買賣達成的實際成交價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當時中原公司對該房屋報價165萬元，而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報價145萬元，并積極與賣方協商價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產顧問公司居間下，陶德華與賣方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成交價138萬元。后買賣雙方辦理了過戶手續，陶德華向某房地產顧問公司支付傭金1.38萬元。

裁判結果：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被告陶德華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違約金1.38萬元。宣判后，陶德華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滬二中民二（民）終字第1508號民事判決：

一、撤銷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號民事判決；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華支付違約金1.65萬元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二對本案例的分析-------參照法律關系分析方法 ㈠ 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關系的判定 1本案的爭議焦點：，買方通過中介公司的居間服務選定房源后，卻故意繞開該中介公司直接與房主達成交易或通過其他中介公司與房主達成交易的現象，民間俗稱“跳單”。當事人在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約定的禁止跳單條款法律效力如何，以及何種情況構成跳單違約。

2從上述案例來看，雙方主體產生了民事法律關系，即合同關系中的買賣居間合同關系。

3本案中法律關系的各要素，主體：原告上海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簡稱中原公司）和被告陶德華。內容：買賣居間合同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居間人的權利（１）、居間合同成立后，居間人有向委托人收取報酬的權利，此為基本權利。（２）、就業務范圍而言，居間人除法律規定不得為私人進行居間者外，可以不受民事商事的限制，如介紹家庭教師、介紹清潔工等。（３）、居間人可以與主合同的雙方當事人約定，分別收取報酬。（４）、只要居間人在報告訂約信息時并無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即居間人無惡意時，不負擔合同責任，此為消極權利。居間人的義務（１）、報告訂約機會或媒介訂約的義務。

在報告合同中，居間人應忠實、盡力的完成此項義務。居間人就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的報告給委托人。如，相對人的信用情況，相對人將用于交易的標的物的存續狀態等。依照誠實信用原則，居間人就一般對于訂約有影響的事項不負有積極的調查義務。居間人對于相對人而言，并無負有報告委托人有關情況的義務。在媒介合同中，居間人應將有關訂約的事項據實報告給各方當事人，對明顯無支付能力或無訂約能力的當事人，居間人不得為其媒介。（２）、忠實和盡力的義務。

忠實義務是指居間合同不管是單務的好是雙務的，居間人就自己所為的居間活動，都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的義務：其一，居間人應將所知道的有關訂約的情況或商業信息如實告知給委托人。其二，不得對訂立合同實施不利影響，影響合同的訂立或者損害到委托人的利益，例如勸阻購買者訂約。其三，居間人對于所提供的信息，成交機會以及后來的訂約情況，負有向其他人保密的義務。盡力義務是指居間人應盡力促進將來可能訂約的當事人雙方，排除雙方所持的不同意見，并依照約定準備合同，對于相對人與委托人之間所存障礙，加以說合和克服，促進當事人達成合意。）客體：交付合同約定的傭金。㈡ 本案所涉及法律適用的判定 1《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條規定：“居間人應當就有關訂立合同的事項向委托人如實報告。居間人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者提供虛假情況，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并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關于居間人如實報告義務問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條規定：居間人應當就有關訂立合同的事項向委托人如實報告。居間人故意隱瞞與訂立合同有關的重要事實或提供虛假情況，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并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2《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條 居間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從事居間活動支出的必要費用。關于居間費用問題。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七條規定：居間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報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從事居間活動支出的必要費用。《合同法》第四十條 格式條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條和第五十三條規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條款一方免除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條款無效。關于禁止跳單條款的可撤銷問題。實踐中有的禁止跳單條款存在顯失公平的情況。如有的條款約定，中介公司帶買方看房后，買方不得私下或通過其他中介公司與該房房主交易，否則需支付相當于居間報酬的違約金。該約定意味著中介公司帶領買方看房后就能旱澇保收，不論該中介公司報價是否偏高。法院認為，中介公司獲得售房信息往往是賣家的主動委托，帶領買方看房也只是簡單勞動，付出是有限的；在多家中介公司掌握同一房源信息的情況下，各家中介公司的報價和服務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如果某中介公司以有限的付出來永久限制買方的選擇權，雙方的利益是明顯失衡的。在這種情況下，買方如果認為顯失公平，可以根據合同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申請變更或撤銷該條款。4 《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居間合同是居間人向委托人報告訂立合同的機會或者提供訂立合同的媒介服務，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㈢ 結合上述分析所得結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四百二十七條的規定，本案中，中原公司要求陶德華支付違約金1.65萬元的訴訟請求，得不到支持。

因為：中原公司與陶德華簽訂的《房地產求購確認書》屬于居間合同性質，其中第2.4條的約定，屬于房屋買賣居間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單”格式條款，其本意是為防止買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卻“跳”過中介公司購買房屋，從而使中介公司無法得到應得的傭金，該約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責任、加重對方責任、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情形，應認定有效。根據該條約定，衡量買方是否“跳單”違約的關鍵，是看買方是否利用了該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機會等條件。如果買方并未利用該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機會等條件，而是通過其他公眾可以獲知的正當途徑獲得同一房源信息，則買方有權選擇報價低、服務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買賣合同成立，而不構成“跳單”違約。本案中，原產權人通過多家中介公司掛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華及其家人分別通過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過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買賣合同成立。因此，陶德華并沒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機會，故不構成違約，對中原公司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第三篇：民法案例分析(一)

民法案例分析

（一）1、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八周歲的公民造成他人損害的，如何承擔民事責任

[案情]

原告李健，女67歲，家庭婦女。

被告丁建國，男，17歲，某鋼鐵廠徒工。

1986年7月9日晨，17歲的青年徒工丁建國騎自行車去上班，行至曙光飯館東側，將橫過馬路的李健撞倒，李當即昏迷，不省人事。醫院診斷為：急性閉合性顱腦損傷，顱內血腫，顱骨骨折。雖經搶救脫險，但其出院后，一直臥床不起，神智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造成終身殘廢。李健的兩個兒子作為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丁建國賠償其母李健住院期間所花的住院費、醫藥費、營養費以及家屬請假護理的工資損失等，共計人民幣1300余元，并要求其承擔今后的醫療費和護理費2000元。經法院審理查明，李健被撞傷確是丁建國騎車時違犯交通規則造成的，丁建國應承擔賠償李健經濟損失的責任。雖然丁建國尚未滿18周歲，但已接了父親的班，在某鋼鐵廠做徒工，其勞動收入除可以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之外，還稍有節余。經法院調解，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被告丁建國賠償原告1000元，在不影響其基本生活的情況下，每月從丁的工資中扣除15元，待丁建國轉正定級后每月給付20元，至付清為止。

[問題]

本案被告年滿17周歲，造成他人損害的責任是由基本人承擔還是應當其監護人承擔？

[簡析]民法通則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里所說的“視為”就是“等同”的意思。這就是說，在能常情況下，只有年滿18周歲并且精神狀態、智力發育正常的公民才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才能獨立地進行民事活動，并且對自己的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害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但是，法律規定年滿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能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公民，也看作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是指能夠以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并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的情況。具有這種情況的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公民，可以認定為以自己的勞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本案被告丁建國已滿17周歲，除能夠以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并且能維持當地群眾一般生活水平之外，尚有少許節余，因而在法律上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的違法行為致人損害產生的民事責任就應由自己承擔，不應由其監護人承擔。因此，法院確定由丁建國本人承擔賠償責任是正確的。

2、十周歲以上的未年人進行的民事活動必須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

[案情]

原告沈為，男，17歲，明光服裝廠合同工。

被告李乙，男，16歲，華夏職工學校學生。

原告沈為進明光服裝廠工作已有一年，每月工資和獎金所得，除生活開支外已積有300余元人民幣。因上下班乘車不便，沈托鄰居李乙代買一輛自行車。被告李乙是學生，聽到沈為要買自行車，便想把父親李復給他買的一輛新車賣給沈為。兩人商定賣價為210元。李乙為了對其你隱瞞賣車的事實，要求沈為先付給他100元，自行車不要一下子拿去，每星期由沈為使用四天，李乙使用三天，三個月后李乙將車子移交給沈為，沈再將余款110一次付清。二人即按此約定辦理。三個月期滿，沈為要求李乙把自行車交給他，李乙表示同意，但要沈為先將110元交付后再交車。沈將110元交給李乙后，李說第二天給車，但屆時又不給車，這樣拖了有半個月。沈為無奈，只得告訴李乙的父親李復，要求交車。李復聽后表示自行車不賣，至于沈為付的210元錢，他愿意由他歸還一半，沈為不同意。為此，沈為向當地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問題]

沈為與李乙買賣自行車的行為是否有效？為什么？

本案應如何處理？

[簡析]

民事法律行為是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民事法律行為首要的條件是行為人要有與其實施的行為相適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根據法律規定，完全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限制行為能力人只能進行與其行為能力相適應的民事行為。民法通則明確規定：“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可以進行與他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活動；其他民事活動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如何確定行為人的行為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認定，“可以從行為與本人生活相關聯的程度、本人的智力能否理解其行為，并預見相應的行為后果，以及行為標的數額等方面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三條）本案被告李乙只有16歲，是限制行為能力人，在未征得其父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出賣其父購置由他使用的自行車，這一行為顯然與他的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目前在我國，自行車是家庭財產中一項比較重要的財產，按照民法通則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精神來判斷，顯然，只具有限制行為能力的被告李乙進行自行車買賣活動，是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盡管根據本案的情況，原告沈為是已滿16周歲，有固定工資收入，中夠維持自己生活的服裝廠的合同工，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可以視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可以獨立進行民事活動，但固買賣民事行為是雙方民事法律行為，買賣雙方必須都具有獨立立進行民事活動的民事行為能力，此種買賣行為才能發生法律效力。而本案買賣行為的另一方，即被告不具有獨立進行買賣自行車這項民事活動的民事主體資格，因此，該項買賣行為即應認定為無效民事行為。

至于本案的處理，應按民法通則第六十一條關于無效民事行為被確認無效后的民事責任的有關規定處理。原、被告之間買賣自行車的民事行為被確認無效后，當事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受損失的一方。即被告李乙應將收取的210元人民幣返還給原告沈為。如果李乙將自行車價款210元全部或部分花掉了，而又無力償還，則應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由被告李乙的監護人承擔返還價款的民事責任。

3、監護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順序中的數人

[案情]

原告王翔，男，38歲，教師。

被告趙玉珍，女，40歲，工人。

法定代理人顧文敏，女，58歲，趙玉珍之母，工人。

法定代理人趙明成，男，60歲，趙玉珍之父，干部。

趙玉珍從1965年起患精神分裂癥，后經治療有所好轉，1970年5月與王翔結婚，婚后生育兩個女孩。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間，趙玉珍的精神病時有發作，王翔四處求醫，在生活上多方照顧。但趙玉珍的病情自1979年以后日趨嚴重。1983年12月，王翔以趙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癥經多方治療未見好轉為由，向該縣人民法院起訴，堅決要求與趙玉珍離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趙玉珍長期患精神分裂癥久治不愈，王翔又堅決要求離婚，事實證明夫妻關系已不能再維持下去。故于1985年3月判決王翔與趙玉珍離婚；兩個子婦由王翔撫養；趙玉珍的生活費、醫療費由其所在單位負擔；由趙明成（趙玉珍之父）、顧文敏（趙玉珍之母）擔任趙玉珍的監護人。趙明成以離婚不當和年老不能擔任監護人為由，代理被告上訴至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趙玉珍自1965年起就患有精神分裂癥，1970年與王翔結婚后，雖經多方治療不愈，且病情日趨嚴重。經醫院診斷，趙患有衰退型精神分裂癥，已喪失組織家庭的能力和工作能力。在趙玉珍患病期間，王翔對趙玉珍盡了到了夫妻間應盡的扶助義務。經反復向王翔做的好工作，王仍堅持離婚。鑒于趙玉珍父母身體健康，有監護能力，且趙玉珍父母及弟、妹與趙玉珍關系好，由其你趙明成和其母顧文敏擔任監護人，對于趙玉珍疾病的治療和生活都比較有利。原審法院判決并無不當。故于1886年3月判決，維持原審法院判決。

[問題]

被告的父母是否應當作為被告的監護人？人民法院判決被告父母同時做為監護人是否正確？

[簡析]

依照民法通則第十七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員擔任監護人：

（一）配偶；

（二）父母：

（三）成年子女；

（四）其他近親屬；

（五）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如果沒有上述法定監護人，由他的所在單位或者住所在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本案被告趙玉珍患有精神分裂癥，其配偶王翔是提起離婚訴訟的當事人，當然不能提任被告的監護人。根據本案情況和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應由被告的父母承擔監護責任。被告父親有監護能力，拒絕擔任監護人，是違反法律規定的，法院判決其依法承擔監護責任，處理正確。監護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順序監護人不宜承擔監護責任的情況下，法院判決被告父母同時承擔監護責任，對切實保護被告的合法權益更為有利，也是合理合法的。

4、實施有損于被監護人利益的代理行為為無效民事行為

[案情]

原告金秋，男，29歲，技術員。

原告金冬，男，27歲，干部。

被告金萍，女，39歲，教師。

上列當事人是繼阻弟關系。金秋、金冬的母親死后，金父于1962年同王美結婚，當時金秋4歲、金冬2歲，王與前夫所生金萍也帶來，均由金父與王美撫養。1970年金父死亡，金秋、金冬仍由王美繼續撫養。1972年8月，金秋、金冬的姨母死亡，姨母臨終將其在某市洪泰街84號房屋二間遺贈給金秋、金冬所共有，由王美代為接受遺贈。這二間房屋與金家祖遺的四間房屋相毗鄰，由王美帶著三個子女共同使用。1975年，王美以金秋、金科的名義將某市洪泰街84號二間房屋立契贈給金萍所有，并辦理了產權過戶手續。1987年2月王美死亡，原、被告三人分割遺產時，金萍持贈與書，主張某市洪泰街84號二間房屋歸她所有，對祖遺的四間房屋主張三人按法定繼承分割。金秋和金冬認為84號房屋是他們接受姨母遺贈的房屋，產權應歸他們兩人共有，對祖遺的四間房屋，愿分一間給金萍所有。雙方各持已見，訴至人民法院。

[問題]

王美是金秋、金冬的繼母和幼時的監護人，她代為贈與房屋給自己的親生女兒，其代理贈與的行為是否有效？本案84號二間房屋的產權應當歸誰所有？對祖遺的四間房屋應如何處理？

[簡析]

本案的關鍵問題是訟爭標的物即某市洪泰街84號房屋的所有權轉移是否合法，而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又必須從監護人是否正當履行了監護職責入手。

監護是為保護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的利益而設立的一項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設立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監護人的監護行為，依法保護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監護人的主要職責是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包括保護被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管理和保護被監護人的財產，代理被監護人進行民事活動，對被監護人進行管理和教育，并在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或者與人發生爭議時，代理被監護人進行訴訟。因此，在民事活動中，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必須依照法律的規定行使這種就是代理權，在行使這種代理權時，最根本的原則是不能違背法律規定的監護職責，不得侵害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民法通則第十八條明確規定：“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除為被監護人的利益外，不得處理被監護人的財產。”從本案的情況看，在原告金秋、金冬未成年時，其監護人王美代理他們實施了兩次重大的民事行為：一是代理二原告接受原告姨母關于某市洪泰街84號二間房屋的遺贈；二是代理二原告將上述二間房屋“立契”贈給被告金萍（即王美之親生女）所有。從監護人王美在二原告未成年時代其實施的上述兩次民事行為的性質看出，前一個行為是代理接受遺贈。這是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根據法律的規定，明顯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而為的民事行為，是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因此，法律對此應予確認和保護。后一個行為是代理處分財產。這是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明顯違背法律的規定精神，侵害被代理人的合法利益，濫用代理權的無效民事行為，所立贈與契約理應無效。

本案在具體處理時應明確：

1、根據上述理由，應確認1975年王美以金秋、金冬的名義將某市洪泰街84號二間房屋“立契贈給金萍所有”無效，某市洪泰街84號二間房屋應歸原告金秋、金冬所共有；

2、由于監護人王美與原告金秋、金冬之父結婚時，被告金萍尚未成年，并隨母親來金家共同生活，與繼父建立了扶養關系，根據繼承法第十條的規定，金萍有權繼承原告之父所留遺產，對金家祖遺的四間房屋，金萍同金秋、金冬一樣有繼承權，具體分割可根據繼承法第十三條規定和案件的具體情況確定。

5、無親屬的精神病人，其所在單位是他的監護人和法定代理人

[案情]

原告林南，男，40歲，工人

被告徐英，女，39歲，工人。

原、被告系鄰居，彼此互有成見，曾為公用廚房的使用發生糾紛。1982年6月，被告患精神分裂癥。同年10月，被告丈夫患肝癌死亡，被告疑是原告所害，揚言要殺原告。同年11月，被告連續數次將原告在廚房里的灶具和原告房內的家俱等物品砸壞。為此，原告起訴到當地縣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賠償。

在訴訟過程中，人民法院根據司法鑒定確認被告為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需其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但被告父母早亡，丈夫病故，又沒有成年子女和其他親屬。為了維護被告的正當權益，保證訴訟的正常進行，人民法院通知被告所在單位益民化工廠作為被告的訴訟代理人參加訴訟。

[問題]

益民化工廠是否可以作為被告的監護人和法定代理人？

[簡析]

民法通則規定，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動和民事訴訟活動。根據民法通則第十四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監護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本案被告沒有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和其他近親屬，但她有工作單位。在這種情況下，依照民法通則第十七條規定，其所在單位便是她的監護人。代理被監護人參加民事訴訟，是監護人的職責之一。基層人民法院通知被告單位作為法定代理人參加訴訟，是完全正確的。

6、只有失蹤人的利害關系人才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失蹤人死亡

[案情]

申請人某市達光化工廠。

失蹤人張和平原是某市達光化工廠的技術員。1981年3月，張去外地出差，一去不歸。張的家屬和工廠多方查找，仍杳無音訊。1986年3月18日，張和平所在工廠為停發張的工資，并將其除名，申請人民法院宣告張和平死亡。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張和平所在的工廠不能作為利害關系人申請宣告張和平死亡。故裁定駁回達光化工廠的申請。

[問題]

達光化工廠能否作為失蹤人張和平的利害關系人申請人民法院宣告失蹤人張和平死亡？

[簡析]

達光化工廠不能作為張和平的利害關系人申請人民法院宣告張和平死亡。

宣告死亡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宣告下落不明的公民死亡的一種法律制度，是人民法院對失蹤人依法作出的死亡推定。其目的在于結束因公民下落不明而產生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不穩定狀態，保護該公民的近親屬等利害關系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宣告死亡會引起一系列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必須依法進行。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宣告公民死亡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被申請宣告死亡的公民必須下落不明滿四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從意外事故發生之日起滿兩年。公民在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時間從戰爭結束之日起滿四年；（2）必須由利害關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所謂利害關系人，是指在法律上與失蹤人存在一定的人身關系或者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人，包括失蹤人的配偶、父母、子婦、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有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人；（3）必須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本案中，達光化工廠技術員張和平自1981年3月15日出差未歸而下落不明，杳無音訊，到1986年已滿五年，張和平的配偶、子女、父母及其他利害關系人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張和平死亡。而張和平的所在單位達光化工廠則不能作為利害關系人申請宣告張和平死亡。因為達光化工廠與張和平并不存在人身關系或者民事權利義務關系，該工廠無權提出宣告張和平死亡的申請。達光化工廠因張和平下落不明，要將其除名，停發其工資，完全可以根據我國勞動法規的有關規定來解決。

7、利害關系人申請人民法院宣告失蹤人死亡必須符合法定條件

[案情]

申請人江俊，女，51歲。

申請人江玉，女，47歲，系江俊之妹。

江瑞山（男，現年94歲）與王臘梅（女，現年78歲）系申請人江俊、江玉之祖父母。1966年8月26日，江瑞山（時年75歲）、王臘梅（時年59歲）無婦，離開居所地某市中山大街6號（戶口亦遷出）。三天后，到外省某市平安街4號王臘梅之兄王瑞平家居住（戶口未遷入）。同年9月3日，江瑞山、王臘梅離開王瑞平家出走，不知去向。江俊、江玉多方查找，均無下落。因江俊、江玉之父（江瑞山之獨生子）早已死亡，現江俊、江玉要求人位繼承其祖父母江瑞山、王臘梅的房屋及金銀首飾等遺產（值人民幣10萬余元），于1985年10月6日向某區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宣告其祖父母江瑞山、王臘梅死亡。

該區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赴江瑞山、王臘梅出生地調查，并委托江瑞山、王臘梅出生地的公安局戶籍部門和人民法院向江瑞山、王臘梅的親朋好友多方調查了解，均查無下落。該區人民法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于1985年10月31日在報紙上刑登尋找江瑞山、王臘梅的公告。公告期限屆滿，無人與區人民法院聯系。據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一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該區人民法院于1987年2月6日判決“宣告失蹤人江瑞山、王臘梅已經死亡”。

[問題]

本案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是否符合法定條件？該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是否有問題？

[簡析]

公民被宣告死亡是一種法律事實，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如他的民事權利能力終止，繼承開始，婚姻關系解除。所以，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對宣告死亡規定了嚴格的條件。本案失蹤人江瑞山、王臘梅從1966年9月3日出走到1985年10月6日利害關系人江俊、江玉提出申請，下落不明達19年。法院受理后，經反復深入調查，依照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發出尋找失蹤人公告。公告期滿后，法院依法作出判決，處理是慎重嚴肅的。

但是應該說明，人民法院在作出死亡宣告的同時，應在判決中確定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死亡時間。因為宣告死亡同自然死亡產生同樣的法律后果，所以，確定被宣告死亡人的具體死亡時間非常重要。至于人民法院在判決中根據什么來確定死亡的時間，司法實踐中過去存在著不同的作法。如有的以人民法院發出尋找失蹤人的公告期間屆滿的次日為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有的以意外事故發生之日為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為了結束這種做法不一致的狀況，最高人民法院《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三十六條作了統一的明確規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本案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應由受理本案的人民法院根據上述規定來確定，并在判決中予以說明。

8、利害關系人未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的，人民法院不能宣告失蹤人死亡

[案情]

原告王慧，女，34歲，工人。

被告馮敏，男，38歲，出納員。

王、馮于1979年結婚。馮在工廠當出納員。1981年工廠懷疑馮的帳目有問題，對馮進行審查，馮即私自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王慧向所有親戚查詢，并托人到馮可能去的地方進行尋找，都查找不到馮的下落。王慧于1987年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與馮敏離婚。

受理法院在審理中，對如何處理該案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馮敏下落不明已滿四年，可以宣告馮敏死亡，王慧與馮敏的婚姻關系自然終結；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馮敏與家庭繼絕音訊已達六年之久。可判決雙方離婚。

[問題]

本案是否可以宣告被告馮敏死亡？為什么？

[簡析]

宣告死亡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宣告下落不明的公民死亡的一種法律制度，是人民法院依法確認失蹤人死亡的一種法律上的推定。設立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是為了結束因公民長期下落不明而產生的民事權利和義務的不確定狀態，以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根據民法通則第二十三條和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宣告失蹤人死亡必須按法定條件和程序辦理：沒有下落不明滿四年或兩年的事實，自然不存在宣告死亡的問題；沒有申請人依法提出申請，人民法院也不能依職權主動宣告公民死亡。在審判實踐中，時常遇到當事人要求與下落不明的人離婚的案件，是按離婚案件審理還是按死亡宣告程序審理，實踐中有不同的認識。有人主張，如果下落不明的人失蹤已滿法定年限，可以告知利害關系人提出死亡宣告申請，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失蹤人死亡，宣告死亡之后，其婚姻關系自然解除，具有同離婚判決相同的后果。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申請宣告死亡和要求離婚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案件，適用的程序不同，其法律后果也不相同。判決離婚只是解除了當事人之間的婚姻關系，一般不產生其他民事法律后果；而宣告死亡之后，除宣告死亡人與其配偶的婚姻關系自然解除外，還產生被宣告死亡人民事權利能力消失、繼承開始第一系列民事法律后果。因此，對于原告以被告下落不明為理由要求與被告離婚的案件，原告未申請宣告下落不明一方死亡的，人民法院不得主動宣告失蹤人死亡，應該嚴格依照法律規定，解決原告提出的離婚問題，對此類案件具體如何處理，最高人民法院1984年9月《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訟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規定，當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對方只要求離婚不申請宣告死亡的，不適用宣告失蹤人死亡的特別程序。外出一方已邊疆兩年以上與家庭繼絕通訊聯系，經多方查找，確無下落，另一方堅持要求離婚的，可以公告送達訴訟文書，在公告期滿后依法判決。判決書公告送達后，待上訴期滿即發生法律效力。

根據上述分析，本案原告王慧提起與失蹤人馮敏離婚訴訟，因原告未申請宣告馮敏死亡，盡管馮敏已經失蹤六年，人民法院也不能依特別程序宣告馮敏死亡，而應按普通程序審理原告提出的離婚訴訟。

9、農村承包經營戶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

[案情]

原告魯林，男，34歲，農民。

原告辛英，女，30歲，農民。

被告葉春生，男，52歲，某縣七星鄉柳毛河生產隊隊長。

原告魯林、辛英系夫妻關系。1983年11月，被告葉春生作為發包方柳毛河生產隊的法定代表人，將種植有5200棵山楂樹的十畝果園承包給原告魯林、辛英經營，簽訂有果園承包合同。合同規定，承包期為五年；承包人每年向生產隊交款15000元。1984年，承包人魯林、辛英如數上交了約定款項。1985年，果園雖遭受災害，但因魯林、辛英經營管理得法，除上交生產隊15000元外，盈利7200余元。被告葉春生見有利可圖，于1986年2月以發包方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單方廢除了原承包合同，與自己簽訂了為期五年的果園承包合同，并且組織其親友去果園剪得枝條20000余條嫁接出賣，獲利3200元（其中有30%是當年能結果的“花碼子”），給魯林、辛英造成嚴重損失。

此案經該縣人民法院審理，確認葉春生以柳毛河生產隊的名義與自己簽訂的合同無效。原告魯林、辛英與柳毛河生產隊簽訂的承包合同繼續有效，應當繼續履行。并判決被告葉春生賠償原告魯林、辛英經濟損失3200元。

[問題]

被告葉春生撕毀生產隊與原告魯林、辛英簽訂的承包合同的行為為什么無效？

[簡析]

農村承包經營戶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出現的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民法通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農村承包經營戶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該縣人民法院的判決，依法維護了承包人魯林、辛英的合法權益。

本案原告魯林、辛英于1983年與生產隊簽訂承包合同，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七條的規定，該民事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具有法律效力。行為人非依法律規定或者取得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該項合同。葉春生以發包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擅自撕毀合同，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因此給承包人魯林、辛英造成的經濟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根據法律規定，簽訂合同是雙方法律行為，必須由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本案被告葉春生以發包方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與自己簽訂承包經營合同，雙方當事人實際上只有一個人。這是違反法律規定的。因此，原判認定被告葉春生與柳毛河生產隊簽訂的合同無效，是正確的。

10、合伙的債務由合伙人共同承擔清償責任

[案情]

原告郭鐵，男，44歲，農民。

被告項思泉，男，30歲，農民。

原告郭鐵與被告項思泉系同村農民。1985年2月2日，雙方口頭協議合辦種雞場，由雙方共同貨款，共同飼養，收益共同分享。1985年2月12日，二人共同向本鄉信用社貨款5000元，從縣種雞場購買種蛋9600個。在孵出后，項思泉見有少量死亡，未和郭鐵協商，于3月11日擅自退出雞場，后經郭鐵勸說，3月13日又到雞場上班。此時，小雞開始大量死亡，至3月25日全部死亡。郭鐵要求項思泉共同償還貨款。項思泉以種雞場是郭鐵獨自經營，自己只是幫忙為由。不愿承擔償還貨款的責任。雙方協商不成，訴至縣人民法院。

[問題]

本案原、被告之間是一種什么關系？所欠債款應由誰負責償還？

[簡析]

本案原、被告之間是個人合伙關系。

民法通則第三十條規定：“個人合伙是指兩個以上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本案中的原告郭鐵與被告項思泉按照口頭協議，共同貨款5000元盒人種雞場，并共同勞動，共同經營，符合民法通則規定的合伙條件。因此，人民法院確認原、被告雙方是合伙關系。根據民法通則第三十五條關于“合伙的債務，由合伙人按照出資比例或者協議的約定，以各自的財產承擔清償責任”的規定，法院判決原告郭鐵與被告項思泉各自償還貨款2500元及利息是正確的。

11、合伙成員因非合伙經營活動致人損害的，應由行為人本人承擔民事責任

[案情]

原告吉新化工廠

被告高雅光，男，23歲，便民油漆隊油漆工。

被告高雅光原系待業青年，1986年4月，被告與其他四位待業青年一起成立了一個油漆隊，取名“便民油漆隊”。五人每人出資300元，作為油漆隊的經費，買了一些必要的工具，五人商定大家一起勞動，收入合理分配。經區工商局批準后即開始營業。第一個月為某機關油漆房屋，收入500元，除上交少量工商稅外，其余的由五人平均分配。以后幾個月沒有活干。后來，通過油漆工尚書文和吉新化工廠廠長的私人關系，才承攬了給化工廠油漆管道的工作。經化工廠廠長批準，預先支付給油漆隊1000元。此款除購買油漆外，五人每人分得150元。工作后不久，高雅光不慎將吸剩的姻頭扔到一堆麻袋中，引起火災，給化工廠造成損失1200元。化工廠以便民油漆隊為被告訴至法院，要求賠償。人民法院審查認為，便民油漆隊不符合當事人條件，應予更換。法院通知符合被告條件的高雅光參加訴訟。經法院審理，調解無效，判決被告高雅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200元。

[問題]

高雅光的行為給工廠造成的損失應由便民油漆隊賠償還是應由高雅光本人賠償？為什么？

[簡析]

民法通則規定，兩個以上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的，是個人合伙。依照這一規定，便民油漆隊應屬于公民個人合伙性質。合伙負責人和其他人員的經營活動，由全體合伙人承擔民事責任。本案被告高雅光亂丟姻蒂引起火災，不是合伙的“經營活動”，屬于個人過失性的不法行為，由此產生的債務不是合伙的債務，而是其個人的債務。因此，賠償工廠火災損失的責任自應由高自己負責。

12、未取得法人資格的組織不得以法人的名義進行民事活動

[案情]

原告泰山鋼鐵廠

被告某縣孟屯鄉農工商聯社。

1985年1月6日，孟屯鄉農工商聯社與某市小關街13號居民宋平達成在某市開辦“開發商行”的協議。協議簽訂后，農工商聯社于1985年1月23向該縣工商行政管理局申報營業執照。該縣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5年2月3日在申請表上批示：“請某市工商局發營業執照”。但某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經審查后未給“開發商行”辦理營業執照。1985年2月15日，孟屯鄉農工商聯社在該縣為“開發商行”刻公章三枚并申請在銀行開設了帳戶，還為該商行聘請了經理。

1985年4月26日，“開發商行”與泰山鋼鐵廠簽訂了生鐵購銷合同。合同規定，“開發商行”供給該鋼鐵廠14號鑄造生鐵1500噸，每噸價格為450元；付款辦法為預付80000元，每月車皮計劃訂后付款提貨，每月保證兩車皮鑄造生鐵等。鋼鐵廠在1985年5月8日匯入“開發商行”帳號224000元。“開發商行”從苛帳戶內提款、匯款均由孟屯鄉農工商聯社辦理。1985年6月24日，鄉聯社撤銷了“開發商行”始終未能供貨。鋼鐵廠起訴至人民法院，要求賠償損失。

此案經某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開發商行”不具有法人資格，其以法人名義與泰山鋼鐵廠簽訂的合同為無效合同。故判決孟屯鄉農工商聯社退還泰山鋼鐵廠貨款224000元，并賠償其5276元的經濟損失。

[問題]

“開發商行”是不是法人？它同泰山鋼鐵廠簽訂的合同否有效？

[簡析]

法人是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社會組織成為法人，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民法通則第三十七條規定：“法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依法成立；

（二）有必要的財產或者經費；

（三）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

（四）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這四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缺少其中任何一個就不是法人。本案中的某“開發商行”顯然不具備上述特征和條件，因此，它不是法人，不能以法人的名義獨立進行民事活動。

本案中的孟屯鄉農工商聯社與某市居民安宋平在某市開辦“開發商行”，按規定，應報請商行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審查批準。“開發商行”在未被某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未取得法人資格的情況下，以法人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的規定，其所為民事行為是無效民事行為。民法通則第六十一條規定：“民事行為被確認為無效或者被撤銷后，當事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返還給受損失的一方。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責任”，因此，人民法院對該案的處理是正確的。

13、法人對其所屬組織是行的民事

[案情]

原告紅星劇院。

被告某師范專科學校校慶籌委會。

某師范專科學校為了慶祝建校四十周年，組成籌委會籌辦校慶事宜。校慶前兩天，籌委會和紅星劇院訂立了租用劇場的合同，租用該劇場舉辦校慶晚會，協議租用劇場費用1200元。晚會結束后，租金一直拖欠未付，紅星劇院不得不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該校校慶籌委會償付欠款。

[問題]

校慶籌委會是不是法人？它能否單獨承擔民事責任？此案應如何處理？

[簡析]

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法人必須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財產或者經費，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并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組織。某師范心科學校校慶籌委會沒有依法進行法人登記，沒有獨立的財產，當然它也不能單獨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因而它不是法人，不能對其所欠的租多負責。校慶籌委會只是某師范專科學校為籌備校慶活動而設置的臨時機構，是某師范專科學校的下設機構和組成部分，它在職權內的民事活動只對某師范專科學校發生法律后果，它不能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到法院應訴。原告應以某師范專科學校為被告向法院起訴。紅星劇院以校慶籌委會作被告是不正確的，人民法院應通知其更換被告，以某師范專科學校作被告進行民事訴訟。

14、企業法人合并后，其債務由變更后的法人負責清償

[案情]

原告東風電鍍廠。

被告汽車制造廠。

原告東風電鍍廠系鄉辦企業。從1983年起，為該市汽車油箱廠加工電鍍零配件，至1986年，雙方業務來往加工額已達90000余元。但汽車油箱廠欠東風電鍍廠的加工制作費47000余元尚未給付。1986年7月，汽車油箱廠與市自行車廠合并，更名為市汽車制造廠。東風電鍍廠向汽車制造廠追索欠款時，該廠以“原廠撤銷，廠長更換，汽車油箱廠的債務與本廠無關”為由，拒絕償還。1986年12月，東風電鍍廠訴至該市某區人民法院。

該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原汽車油箱廠的資產確實合并到了該市汽車制造廠，即召集東風電鍍廠、原汽車油箱廠和市汽車制造廠的財會人員，審查1983年至1986年原汽車油箱廠的來往帳目，查明原汽車油箱廠確實欠東風電鍍廠47000余元加工費。最后，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作出了該市汽車制造廠分期償還欠款的裁定。

[問題]

汽車油箱廠欠東風電鍍廠的加工費是否應由汽車制造廠負責償還？為什么？

[簡析]

民法通則第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企業法人分立、合并，它的權利和義務由變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擔。”此案原汽車油箱廠于1986年與市自行車廠合并，成為市汽車制造廠這一新法人。按照民法通則的規定，原汽車油箱廠的權利和義務就帥新法人汽車制造廠來享有和承擔，汽車制造廠以“原廠撤銷，廠長更換，汽車油箱廠的債務與本廠無關”為由，拒絕償付欠款是違反法律規定的。該區人民法院據此作出由汽車制造廠償還原汽車油箱廠47000余元欠款的決定是正確的。

應該指出的是，該區人民法院以“裁定”的形式作出這一決定不妥。根據民事訴訟法（試行）的有關規定，“裁定”僅僅解決有關的訴訟程序問題，不解決案件的實體問題。而本案當事人雙方爭議的債權債務關系是一種實體權利義務關系，不能用“裁定”，必須用“判決”來解決這一爭議。

15、企業法人對其工作人員在承包經營活動中給他人造成的損害，應承擔民事責任

[案情]

原告新華卷煙廠

被告華光機械廠。

被告蔣月生，男，44歲，華光機械廠汽車司機。

1985年4月中旬，原告被華卷煙廠與被告華光機械廠議定，由被告單位的汽車隊為原告單位承運香煙，雙方簽訂了合同。同年4月27日，華光機械廠汽車司機蔣月生在新華卷煙廠裝運360箱香煙去江南縣煙草公司。次日凌晨一時許，在臨江縣城郊六公里處發生翻車事故，香煙拋散，當時天下大雨，造成損失。隨車押運員當即電告新華卷煙廠和華光機械廠，兩個單位都派人到現場共同處理翻車事故。經清點，共計損失13000元。為了轉嫁損失，在新華卷煙廠和華光機械廠個別人為該車香煙補辦了“保險單”。下午，華光機械廠派人將“保險單”送至司機蔣月生手中，蔣即向臨江縣保險公司報案。當臨江縣保險公司查明其貨物運輸保險單為事故后補辦時，拒絕賠償。新華卷煙廠便要求華光機械廠賠償。華光機械廠則以“我廠與司機已簽訂了機動車輛承包合同，一切損失均由司機負責”等為由，拒絕承擔賠償責任。

此案經某市人民法院審理確認，新華卷煙廠是與華興機械廠簽訂的運輸合同，司機是執行者，司機在運輸中發生事故應由華興機械廠負責賠償。據此，判決被告華光機械廠賠償卷煙廠損失13000元。

[問題]

本案應由誰承擔賠償責任？

[簡析]

本案原告新華卷煙廠的財產損失為被告華光機械廠司機蔣月生在承運途中造成翻車事故所致，而司機蔣月生駕駛汽車運貨，是根據原告和被告雙方簽訂的運輸合同進行的。對于被告華光機械廠來說，司機運輸貨物，屬于進行法人業務范圍內的經營活動，該行為應該看成是華光機械廠的行為。因為法人對外的民事活動都是通過其工作人員進行的，權利義務都由法人承擔。工作人員在經營活動中給他人造成損失，應由法人承擔民事責任，而不應由從事經營活動的工作人員承擔民事責任。在正常情況下，這種損失由法人負責賠償是沒有疑問的。但本案的問題在于，華光機械廠將汽車承包給本單位的職工之后，對于承包人蔣月生在承運中翻車造成他人損害，華光機械廠還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根據民法通則第四十三條關于“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精神，我們認為，企業內部的承包，包括承包給本企業的職工或者外單位的職工乃至其他公民，僅僅是企業的經營方式問題，是發包人（企業單位）與承包人的內部關系問題，在外部關系上，仍然是以發包人（企業單位）的名義進行民事活動。因此，華光機械廠以“承包”為由，拒絕承擔賠償責任是不能成立的，原審法院判決由華光機械廠承擔民事責任是正確的。

需要說明的是，本案實為運輸合同履行中的糾紛，而該運輸合同是以新華卷煙廠為一方當事人，以華光機械廠為另一方當事人的。因此，原告新華卷煙廠只能以華光機械廠為被告向人民法院起訴。而蔣月生僅是合同一方的實施者，他僅對華光機械廠負責，因而原審法院將蔣月生也列為被告是值得商榷的。蔣月生和華光機械廠存在行政隸屬關系，翻車事故所致損失又是由蔣月生的行為造成的，案件的處理結果同蔣月生存在著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因而蔣月生在訴訟中處于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的地位，將蔣列為第三人是正確的。

16、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這無效

【案情】

原告馬泰，男，45歲，農民。

被告趙寶山，男，34歲，農民。

1986年10月6日，原告馬泰在集市上購得被告餐寶山的奶牛一頭。當時，被告趙寶山謊稱，該牛是1986年7月25日配的種，已有近三個月沒有發情，現已懷孕揣犢。原告馬泰聽信此言，當即以3000元的較高價格與被告趙寶山成交。但待其將牛牽回數日，發現該牛又發情，并沒有懷孕揣犢，遂找到被告趙寶山，要求退牛還款，并賠償自己飼養奶牛的草料費。被告趙寶山則說，牛是你自己相中當面成交的，不能翻悔。拒絕退還價款。為此，原告趙寶山向當地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該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原告馬泰以3000元的較高價格購買該牛，是在被告趙寶山謊稱其奶牛懷孕揣犢的情況下同被告進行的民事行為，買牛的價格過高，是不公平的。故判決如下：

（一）原告與被告買賣奶牛的民事行為無效。原告馬泰將奶牛返還被告，被告趙寶山退回原告的3000元價款；

（二）被告趙寶山賠償原告馬泰飼養期間的草料費40元。

[問題]

原被告買賣奶牛的行為屬于什么性質的民事行為？應當如何處理？

[簡析]

本案原告以3000元較高價格購買被告奶牛的行為屬于因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屬于無效民事行為。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規定，一方以欺詐的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是無效的。所謂一方以欺詐的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是指民事行為的一方當事人故意捏造虛假情況或故意歪曲、掩蓋真實情況，致使對方當事人陷于錯誤的認識而與其進行的民事行為。其特征，一是欺詐的一方有欺詐的故意和行為；二是欺詐行為與受欺詐而為的民事行為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三是違背了受欺詐的一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本案被告趙寶山在出賣奶牛時，捏造虛假情況，謊稱奶牛已懷孕瑞犢，原告馬泰信以為真，以3000元的高價購買被告的奶牛，違背了自己的真實意思，符合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規定的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的特征，因而屬于無效的民事行為，應宣布該買賣關系無效。

17、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無效

[案情]

原告楊樹清，男，56歲，農民。

被告周振華，男，52歲，農民。

1986年10月6日，原告楊樹清從縣良種場以每頭800元的價格購得8頭奶牛和部分越冬飼草。同日，原告楊樹清又同被告周振華達成了購買飼草的口頭協議。協議商定，原告楊樹清以每公斤二角的價格，共計800元人民幣，購買被告周振華的飼草4000公斤，約定于1987年2月10日交錢交貨。1987年1月1日，原告楊樹清之子燃放鞭炮，不慎將自家飼草燒光，楊樹清便找到被告周振華要求提前交付購買的飼草。周振華稱，“飼草還可以按去年商定的價格。但我現在要牛不要錢，購買4000公斤飼草所需的800元錢要以兩頭良種奶牛來折抵”。原告楊樹清迫于大雪封山，又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被迫同意將兩頭良種奶牛折抵4000公斤飼草。但第二天，原告楊樹清又找到被告周振華，表示愿以1500元的價款買回兩頭奶牛，被告周振華則強調“買賣既做，決無翻悔之理”，堅決不干。雙方爭執不下，訴至縣人民法院。

該縣人民法院審理后認定，被告周振華以4000公斤飼草換兩頭良種奶牛，是乘人之危，在違背原告楊樹清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這一行為是無效的。據此判決：

（一）被告周振華將兩頭奶牛退還原告楊樹清；

（二）原告楊樹清給付被告周振華飼草款800元。

[問題]

被告周振華的行為是什么性質的民事行為？原、被告之間買賣飼草的口頭協議是否有效？

[簡析]

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規定，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無效。所謂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所為的民事行為，是指在進行民事行為時，一方當事人處于某種危難或迫于某種急需，另一方當事人利用這種危難或急需提出某種不合理要求，而由于危難或急需的存在，一方當事人不得不違背自己的真實意思，接受對方當事人提出的要求而與之進行的民事行為。其特征：一是一方當事人是乘人之危，迫使另一方當事人進行某種對自己很不利的民事行為；二是另一方當事人是處于某種危難的情況下，或出于某種緊急的需要，被迫同意進行的民事行為；三是該民事行為的結果對另一方當事人嚴重不利。

本案被告周振華要求原告楊樹清以兩頭忍氣吞聲牛折抵4000公斤飼草款的行為，就屬于乘人之危，違背一方真實意思而進行大雪封山，無其他辦法可想，奶牛有餓死之危，正處于危難之中；第二，被告周振華利用這種危難，要原告楊樹清以奶牛交換飼草，是乘人之危，要挾原告的行為；第三，原告楊樹清本想以800元錢購買4000公斤飼草，但由于危難的存在，不得不接受被告周振華提出的條件，以自己兩頭奶牛（折合人民幣1600元）換被告的4000公斤飼草。顯然，這種民事行為，違反民事活動自愿和公平的原則，屬于無效的民事行為，法律不予承認和保護。民法通則規定，這種無效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就沒有法律約束力。人民法院判決被告周振華將兩頭奶牛退還原告楊樹清是正確的。

應該提出，1986年10月6日，原、被告達成以800元錢購買4000公斤飼草的口頭協議，是合法有效的合同。民法通則第五十六條規定，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取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原、被告雙方達成的上述口頭協議，符合法律規定，雙方都應遵守。后原告因自己的飼草被燒，與被告協商提前交付，是可以的。被告乘人之危，提出用兩頭奶牛折抵800元飼草價款，是不能允許的。原審法院的判決雖然實際上承認了原、被告之間買賣飼草的口頭協議有效，但應該在判決中明確予以確認。

18、代理人與第三人串通損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代理行為無效

[案情]

原告邱炳，男，61歲，退休工人。

被告王學，男，45歲，職員。

被告李品，男，48歲，工人。

邱炳因妻子有病急需用錢，委托李品代其出售他在原籍的三間房屋。李品接受委托，將上述房屋出賣給王學。王與李商談的房價低于市場房價，王明知價廉，李也有意讓王占便宜。王學向李表示：事成后愿贈他500元。李品寫信將出售房屋之事告訴了邱炳。由于邱不知當地售房的價格，又過于相信李品，即復信同意出售，并委托李代理簽定房屋買賣合同。合同簽定后，李將王所付售房價款匯給邱炳。王學買得該房后，即申請將房屋拆除，準備翻建新房。房屋拆除后，邱炳從旁得知了王學與李品相互串通，故意壓低房價，雙方牟取非法利益的全部事實，非常氣憤，便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主持正義，制裁王學與李品的違法行為。他表示，房屋既已抗拆除就算是賣了，但堅決要王學與李品賠償他的損失。因王學將現金籌建了房屋，拿不出現款，李品較富裕，要求法院判令李品負責賠償他的全部損失。

[問題]

1、李品代理邱炳出售房屋的行為是否有效？為什么？

2、邱炳的損失應由誰賠償？邱炳因王學拿不出現款，能否要求李品全部賠償？為什么？

[簡析]

邱炳委托李品代售三間房屋，李品接受委托，他們之間建立了委托代理關系。李品將邱炳的三間房屋代為出售給王學，這是李品行使代理權。民法上的代理是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義為被代理人的利益進行民事活動。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實施民事法律行為，代替被代理人行使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保護被代理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因此，代理人在行使代理權時，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利用代理權進行損害被代理人的活動。代理作為一項民事法律行為，必須具備民事法律行為的要件。李品作為邱炳的代理人代其出售房屋時，違背代理制度的宗旨，竟與王學串通，故意壓低房價，損害了被代理人的利益。民法通則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第四項規定：“惡意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的行為是無效民事行為”。因此，李品上述代理行為顯然是無效民事行為。

應當提出的是，從本案情況看，房屋出售后已被王學拆除，不能恢復原狀，在此情況下，邱炳經權衡后同意將李品代為售出的三間房屋仍出賣給王學，但這并不是說李品的代理行為有效，而是邱炳作為房屋所有權人對自己所有的房屋直接作出出售的意思表示。至于李品與王學在代理行為中惡意串通給邱炳造成的損失，邱炳要求李品、王學賠償則是合法的。民法通則第六十六條第三款規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損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負連責任。”這里所說的代理關系中的連帶責任，就是在代理關系的三方當事人中由其中的某兩方當事人共同向另一方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并且其中的任何一方當事人都負有承擔全部責任的義務。在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的代理關系中，應由代理人與第三人共同向被代理人承擔連帶責任。本案代理人李品與第三人王學雙方串通，故意壓低房價，給被代理人邱炳造成損失，邱炳有權要求王學與李品共同賠償。他們既然承擔的是連帶責任，邱炳以王學拿不出現款為由，只要求李品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也是符合法律規定的，應予以支持。

19、對重大誤解的民事行為，行為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

[案情]

原告毛阿文，男，41歲，個體醫生。

被告某市醫藥公司城南門市部。

1987年1月7日，原告毛阿文讓其子毛曉華去某市購買中草藥“首烏”10斤。當日下午三時許，毛曉華到市醫藥公司城南門市部購買藥材時，向售貨員表示要購買中草藥“首烏”，數量是10斤。由于毛曉華是雷州人，雷州話的“首烏”與廣州話的“草烏”聲音十分相近，高談闊論市部售貨員誤將10斤“草烏”賣給毛曉華。毛曉華不識中草藥，遂將“草烏”帶回。數日后，其父毛阿文發現藥搞錯了，馬上找到該門市部要求退換。該門市部以“中草藥概不退換，何況既無發票，又隔數日”等為由拒絕退換。原告毛阿文訴至該市某區人民法院。

該區人民法院審理認定，原告毛阿文之子毛曉華誤將“草烏”作“首烏”買回，屬于重大誤解的民事行為。根據民法通則第五十九條的規定，可予變更或撤銷。最后經調解，原告毛阿文與被告某市醫藥公司城南門市部達成退藥還款的協議。

[問題]

本案爭議的買賣行為是否屬于重大誤解的民事行為？

[簡析]

本案爭議的買賣行為屬于重大誤解的民事行為。

民法通則第五十九條規定，行為人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的民事行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予以變更或者撤銷。重大誤解的民事行為，是指行為人基于對民事行為的重要內容誤解而進行的民事行為。它既包括行為人對民事主體的誤解，也包括行為人對民事行為性質的誤解，還包括行行人對民事主體的誤解，也包括行為人對民事行為性質的誤解，還包括行為人對民事行為標的物的誤解和對其他重大事項的誤解。

本案中的被告某市醫藥公司城南門市部把毛曉華購買“首烏”誤解為“草烏”，毛曉華也誤將“草烏”為“首烏”買回，顯然雙方在買賣的標的物上都存在著重大誤解，這樣進行民事行為的結果，違背了原告毛阿文的真實意思。按照民法通則第五十九條的規定，行為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予以變更或者撤銷。被撤銷的民事行為，從行為開始起無效。但這類民事行為在人民法院撤銷前，對雙方當事人仍有約束力。

該區人民法院在本案的處理上，采取調解方式，使雙方當事人達成退藥還款的協議，實際上撤銷了這一民事行為。實體處理是正確的。但應當提出的是，該區人民法院在處理本案中，沒有確定原告之子毛曉華的訴訟地位，這是一個缺陷。本案原告毛阿文讓其子購買草藥，實際上在他們父子之間形成了代理關系，代理權限也很清楚，即毛曉華代替其父毛阿文向第三人進行購買10斤“首烏”的民事法律行為，代理行為產生的后果及于被代理人。由于毛曉華因重大誤解而進行的民事行為給被代理人帶來了不利后果，被代理人和第三人協商不成向人民法院起訴是可以的，但毛曉華是代替其父實施民事行為，人民法院在判決中沒有確定他的訴訟地位是不妥當的。毛曉華可以作為本案的訴訟第三人主動要求參加訴訟，人民法院也有權通知其參加訴訟。

20、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所附條件沒有成就，該民事法律行為不發生效力

[案情]

原告洪玉蓮，女，49歲，干部。

被告阿倩萍，女，63歲，家庭婦女。

原告洪玉蓮家原有祖遺房屋三間，座落在鄒縣東村。洪玉蓮在光元縣工作，房屋由其母親趙玉珍一人居住。1954年，洪玉蓮的母親趙玉珍遷往光元縣，隨洪一塊生活。走時，將三間房屋交給鄰居陳倩萍夫婦代管和使用。因自己長期不用，洪玉蓮便同其母商量，想將房屋賣掉。被告陳倩萍聽說洪家要賣房，要求買下。1957年趙玉珍和陳倩萍請人作中人，訂立房屋買賣契約。契約寫明：房價人民幣500元，一年內分三次付清；在一年內買方何時付清房款，賣方何時將房屋買賣契證交給買方。當時，陳倩萍交了房價款100元，三個月后又給洪玉蓮寄去50元。尚欠房款350元。洪玉蓮和其母趙玉珍多次催要欠款而未得，洪家也就未把房屋買賣契證交予陳倩萍。陳倩萍的丈夫去世后，陳倩萍同其子女繼續居住在該房內。其間，曾多次對房屋進行維修。1978年，洪玉蓮和其母趙玉珍曾找到陳倩萍，要求收回房屋，退回房款，陳倩萍堅決不同意。1985年，洪玉蓮的母親趙玉珍病故。1986年3月，鄒縣電影院因擴建要征用東村的一些土地，需拆除一批民房，洪、陳爭議的三間房屋也在拆除之列。電影院與陳倩萍達成協議，以房價1500元買下爭議之房。原告洪玉蓮得知此事后，于同年7月以被告陳倩萍房款未交清，房屋產權尚未轉移為由拆至鄒縣法院，要求確認房屋歸已所有，并收回自己的產權。被告辯稱，買賣雙方訂有房屋買賣契約，自己已交了部分房款，契約并未規定“房價款不交清，房屋買賣契約無效”，所欠款史是欠原告的債務。因而，堅決反對原告提出的房屋所有權歸已所有的請求。

鄒縣法院審理認為，1957年，原告之母趙玉珍同被告陳倩萍買賣房屋是自愿的，有中人、契約執筆入作證，立有房屋買賣契約，被告也交付了部分房款，買賣關系已經成立。被告所欠部分房款，屬于債務，應比照當時的物價確定尚欠房款，適當歸還原告。據此，判決原告之母趙玉珍同被告陳倩萍所為的買賣房屋行有效，房屋應歸被告所有。被告賣房所得1500元，應分給原告600元。判決后，原告洪玉蓮不服，上訴到中級法院。中院審理后，認為一審定性準確，處理適當，判決駁回上訴，維持一審判決。原告洪玉蓮仍不服，申訴到省高級人民法院。省高級人民法院按審判監督程序提審后認為。196、57年洪玉蓮之母趙玉珍同被告陳倩萍的房屋買賣所訂契約中有房款一年內分三次付清買賣契證才交陳倩萍的內容。因此，這一買賣行為是附條件的買賣行為。由于買方長期拖欠房屋價款，買賣契約中所附條件并未成就，這一買賣行為能認為已經發生法律效力。被告在這種情況下又將房屋出賣是無效的。房屋的怕有權應歸原告所有。但考慮到此房屋屬于電影院擴建工程拆遷范圍，且已經拆除，不可能返還原物。因此，判決如下：

（一）撤銷、二審法院的判決；

（二）原告之母趙玉珍同被告陳倩萍買賣房屋的行為不發生法律效力，房屋歸趙玉珍的法定繼承人洪玉蓮所有；

（三）電影院同被告陳倩萍所為的買賣房屋的行為無效，電影院支付給陳倩萍的房屋價款1500元歸洪玉蓮所有。陳倩萍原交付的房屋價款及使用期間付出的房屋維修費用400元，由洪玉蓮退給陳倩萍。

[問題]

本案中原告洪玉蓮之母趙玉珍同被告陳倩萍買賣房屋的行為是不是一個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本案的處理是否正確？

[簡析]

本案原告迷之母趙玉珍同被告陳倩萍買賣房屋的行為是一個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

民法通則第六十二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在符合所附條件時生效。”所謂附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是指在民事法律行為中規定一定的條件，并把該條件的成就或不成就作為當事人的法律行為是否發生法律效力的根據。所附的條件必須具有以下四個特征：一是作為條件的事實是將來發生的事實。在進行民事法律行為時已經發生或存在的事實不能作為民事法律行為所附的條件；二是作為條件的事實是將來發生的事實。能夠肯定將來一定會發生或肯定將來一定不發生的事實不能作為民事法律行為所附的條件；三是作為條件的事實是當事人自己選定的事實，而不是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事實；四是作為條件的事實必須是合法的事實，違法的事實不能作為法律行為所附的條件。本案原告之母趙玉珍同被告陳倩萍在所立房屋買賣契約中約定房屋買賣所附的條件是“在一年內分三次付清房屋價款”。這一條件完全具備上述特征，即作為條件的這一事實將來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這一事實是當事人雙方選定的，也是合法的。因而，只有在所附條件成就時，即買方在一年內付清了房屋價款后，買賣房屋的行為才發生法律效力。本案被告（即買方）陳倩萍雖交付了部分房屋價款，但并未按契約規定在一年內付清房屋價款。所附的條件沒有成就，該民事法律行為也就不發生法律效力。所以，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再審判決中認定原告之母趙玉珍和被告陳倩萍買賣房屋的行為未生效，房屋歸趙玉珍的法定繼承人洪玉蓮所有是正確的。既然房屋不歸被告陳倩萍所有，陳倩萍也就無權出賣。因而，陳倩萍同縣電影院進行的買賣房屋的行為屬無效民事行為，房屋應該返還給洪玉蓮。鑒于房屋已經拆除，不可能返還原物的事實，判決確定被告賣房的非法所得1500元歸原告所有，而由原告退還被告已經支付的部分房屋價款和維修費也是合法的。

本案一、二審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之所以發生錯誤，關鍵在于沒有弄清買賣房屋這一民事行為的性質，把民事待業的當事人一方未按民事行為所附條件來履行，當作了合作，從而導致了在整個案件的處理上出現了原則性錯誤。

應該指出的是，本案在訴訟程序方面還存在一個問題，即人民法院的判決既然確認被告和電影院的房屋買賣行為無效，卻沒有確定縣電影院在訴訟中的地位，這是不妥當的，根據本案情況，人民法院應通知縣電影院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第四篇：民法案例分析期末

案情介紹:

原告:某縣某商場(以下簡稱商場):

被告:某縣商業管理局(以下簡稱商業局).某縣某商場是1994年成立的集體所有制商業單位,隸屬于該縣商業管理局領導.1998年11月,商業管理局舉行全局職工先進個人表彰會,從商場購買石英鐘,手表,電熨斗,毛巾被等日用品作為獎品,價款共計18000元,商業局經辦此事的辦公室主任對商場經理說,因商業局最近開支較大,所以此項貨款要到明年3月支付給商場,商場經理表示同意,但到了1999年4月,商業局仍未付款,且從未提起此事.5月初,商場派會計索要幾次未果.7月,商業局作出決定并通知商場:獎品貨款18000元由商場自行消化,雙方不再結算.此事在商場職工中反響強烈.9月,商場向某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責令商業局付款,而商業局則以該糾紛系上下級單位內部糾紛,且商業局已對此事作出處理為由拒絕應訴.相關法理知識分析:

1,我國《民法通則》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2,財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經濟內容的社會關系.人身關系:是指沒有直接的財產內容而與人身不可分離的社會關系.包括人格關系(姓名,肖像,名譽等關系)和身份關系(扶養,監護等關系).3,民法的調整對象:(1)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發生于公民之間,法人之間以及公民與法人之間;(2)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屬于上述主體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3)民法只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4,處理本案的關鍵在于認定商場與商業局之間發生的關于綱款給付的關系是否屬于平等主體間的財產關系.作為地位獨立的兩個法人,他們有著各自的經濟利益.本案中他們是地位獨立,平等的買賣雙方,而不存在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級與下級.買賣雙方基于買賣這一民事活動產生了各自的民事權利與義務.他屬于民法的調整范圍.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糾紛屬于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范圍,因此決定受理此案.法院受理本案后,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審理,并通知商業局到庭應訴,但商業局不應訴,為此地,法院缺席審理了此案,判決商業局支付所欠某商場貨款8000元,并支付自1999年4月1日起到判決生效之日止的相應利息.判決下達后,被告商業局以其與原告的糾紛系上下級單位內部的糾紛.不應由法院審理為由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此案應屬平等主體這間的財產糾紛,受民法調整,一審法院受理并對本案作出判決并無不當,遂判決如下: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中國工商銀行哈爾濱市和平支行訴高延民擔保合同糾紛案原文：

原告：中國工商銀行哈爾濱市和平支行。住所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動力區大慶路 195號。法定代表人：顧傳寶，該行行長。委托代理人：李海濤、高勇，黑龍江北斗 律師 事務所律師。被告：高延民，男，51歲，中國工商銀行松花江支行退休干部，住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里區友誼路。委托代理人：王麗秋，高延民之妻。委托代理人：孫丕照，哈爾濱市道里區居民。

原告中國工商銀行哈爾濱市和平支行（以下簡稱和平支行）因與被告高延民發生擔保合同糾紛，向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動力區人 民法 院提起訴訟。哈爾濱市動力區人民法院以及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第一、二審判決后，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向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 2000年 7月 18日裁定，將本案發回哈爾濱市動力區人民法院重審。

原告和平支行訴稱：被告高延民為其子高峰巖擔保，高峰巖才被原告聘用為合同制干部。高峰巖在合同未滿的見習期間攜巨款潛逃，給原告造成巨額財產損失。為此，訴請判令被告

根據合同的約定給原告賠償 23萬元，并償付此款的利息。本案訴訟費由高延民負擔。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證據有：

1、金融系統經濟案件立案登記表，用以證明高峰巖的作案事實；

2、活期存款憑條和黑龍江省公安廳科學技術鑒定書，用以證明儲戶存款是被高峰巖冒領的；

3、人事部綜合計劃司〔人計司（1993）18號〕文件、中國工商銀行（93）工銀勞字第 20號通知、中國工商銀行哈爾濱市分行 1993年社會招收工作方案、哈爾濱市工商銀行聘用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中國工商銀行哈爾濱市分行合同制干部管理辦法、哈爾濱市人事局情況說明、中國工商銀行哈爾濱市分行合同制干部聘用合同書，用以證明和平支行是按照規定程序聘用高峰巖，高延民為高峰巖擔保的事實客觀存在。

被告辯稱：原告所稱的擔保合同是無效合同，況且被告也從未與其簽訂過這個合同。不同意讓被告承擔賠償責任的主張。

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證據有：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勞務輸出合同的擔保糾紛人民法院應否受理問題的復函，內容是：依行政職權要求的擔保，不屬于民法調整范疇，人民法院不應受理此類案件；

2、黑龍江省勞動廳對人民來信的復信，內容是：勞動合同不存在擔保的提法，任何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不能超越法律的規定；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詐騙犯罪的被害人起訴要求詐騙過程中的保證人代償“借款”應如何處理問題的復函，內容是：經濟犯罪中的保證人不應承擔保證責任。

哈爾濱市動力區人民法院在庭審中對雙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進行質證和分析認定后，查明：1993年 11月 1日，原告和平支行與被告高延民之子高峰巖簽訂聘用合同，聘用高峰巖為該行的合同制干部。合同約定：被招收的合同制干部必須按照《合同制干部管理辦法》和《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的有關規定，為自己確定經濟擔保人。1993年 12月，高延民在作為聘用合同附件的《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上蓋章，同意作高峰巖合同期內的經濟擔保人。《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第六條規定：擔保人有責任教育被擔保人嚴格履行合同，如發生貪污、盜竊、嚴重違紀等方面問題，擔保人應負連帶責任。被擔保人高峰巖在合同期內將儲戶存款 23萬元取出后去向不明，經哈爾濱動力區反貪局立案偵查，高峰巖系重大犯罪嫌疑人，并攜款潛逃。

哈爾濱市動力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高延民在庭審中承認，加蓋在《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上的私人名章是自己的，因此高延民為其子高峰巖作經濟擔保人的意思表示是明確的，原告和平支行與高延民之間簽訂的擔保合同成立。《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第六條對擔保人責任的規定，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法通則 》第四條關于“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第五十四條關于“民事法律行為是公民或者法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和民事義務的合法行為”、第五十五條關于“民事法律行為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實；

（三）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第五十六條關于“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取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的規定，是合法有效的。高延民在《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上蓋章，表示自愿遵守該辦法的規定。至于高延民現在否認其為高峰巖的經濟擔保人，因不能舉證，故不予支持。民法通則第五十七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從成立時起具有法律約束力。行為人非依法律規定或者取得對方同意，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高延民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承擔擔保人的連帶民事責任。據此，哈爾濱市動力區人民法院于 2001年 1月 9日判決：

一、被告高延民賠償原告和平支行經濟損失 23萬元，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 10日內付清；

二、被告高延民給付原告和平支行利息 28043.90元，與上款同時付清。

案件受理費 5960元，保全費 2300元，鑒定費 2300元，由被告高延民負擔。

被告高延民不服一審判決，向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本案的“擔保”不是一般合同的擔保，不應當適用民法的規定。況且犯罪嫌疑人高峰巖現在下落不明，他是單獨犯罪還是共同犯罪的罪責也不清楚，“擔保人”如何承擔連帶責任？請求撤銷原判，改判

駁回被上訴人的起訴。

被上訴人和平支行辯稱：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當維持原判。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了一審查明的事實。

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規定：“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第八十五條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擔保法 》第二條規定：“在借貸、買賣、貨物運輸、加工承攬等經濟活動中，債權人需要以擔保方式保障其債權實現的，可以依照本法規定設定擔保。”以上規定明確指出，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權利和義務。擔保合同作為從合同，只是對因借貸、買賣、貨物運輸、加工承攬等主合同發生的債進行擔保。這些主合同約定的當然是民事關系。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受法律保護。

《合同制干部擔保辦法》第六條規定：擔保人有責任教育被擔保人嚴格履行合同，如發生貪污、盜竊、嚴重違紀等方面問題，擔保人應負連帶責任。根據這一條規定，本案“擔保合同”要求上訴人高延民“擔保”的，是高峰巖在被上訴人和平支行工作期間的行為。而和平支行與高峰巖在此期間存在的是單位與職工的內部職務從屬關系，不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形成的民事關系。高峰巖在此期間實施的貪污、盜竊或者嚴重違紀等與職責有關的行為，不是應當由民法調整的民事行為。對這些行為，和平支行應當按照刑事法律或者行業紀律的規定去尋求解決。如果把這些應當由刑事法律或者行業紀律解決的問題納入民法調整，和平支行就會因自己受損的利益已經轉嫁到擔保人身上，因此怠于追究本單位職工的違法違紀責任，也無需再主動查找本單位存在的制度、紀律方面的問題。綜上所述，本案“擔保合同”所指向的“主合同”，約定的不是平等主體之間的債權債務，而是企業內部的管理工作。“擔保”的內容不是要實現債權人的債權，而是要保證“被擔保人”的違法違紀行為不損害企業利益。因此，本案的“擔保合同”不符合民法通則和擔保法的規定，由此引發的糾紛不應當由民法調整，本案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訴訟范圍。《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事訴訟法 》第一百零八條第（四）項規定，起訴必須符合“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的條件。原審受理此案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一百八十六條關于“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審程序審理的案件，認為依法不應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審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銷原判，駁回起訴”的規定，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 2001年 5月 29日裁定：

一、撤銷一審民事判決；

二、駁回被上訴人和平支行的起訴。

一、二審案件受理費 11920元，保全費 2300元，鑒定費 2300元，由被上訴人和平支行負擔。

案例1.甲鄉人民政府為建造辦公大樓，向該鄉乙工商銀行貸款300萬元，后來因為各種原因，到期未能清償，于是乙銀行以甲鄉人民政府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答：甲鄉政府雖然處于管理階層，但是其向乙銀行貸款屬于借款合同法律關系，在這一關系中，二者之間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不平等關系，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有償財產流轉關系，必須符合民法等價有償的原則，具備民法調整財產關系的特征，所以二者之間的法律關系應該由民法調整。

案例2.某甲夜間駕駛汽車在公路上行駛，因事先飲酒過量，精神恍惚，汽車失去控制，將相向而行的路人乙撞死。

分析上述兩則案例中所述社會關系是否屬于民事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并說明理由。

答：法律關系分為三層：第一，乙被撞死，乙的近親屬得以甲侵犯乙的生命權為

由主張損害賠償，此時系民事案件，由民法調整。第二，甲違章駕車致乙死亡，甲構成交通肇事罪，得按照刑法相關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此時由刑法調整。第三，甲酒后駕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得處以相應行政處罰，此時由行政法調整。

第五篇：民法案例分析題目

第一章民法概述

案例1：網絡約會案

張男和李女是多年網友。張男通過網絡約會李女在某酒吧見面。李女為約會進行了精心準備，專門購置了衣物、首飾，并到美容店美容。李女按照約定時間和地點等候張男，但整一個晚上未見其人影。李女事后找到張男質問此事，雙方發生爭執。李女訴至法院，要求張男賠償其精神損失費1萬元。問題：本案如何處理？

第二章民法的基本原則案例

第一節 民法的基本原則概述 案例2：瀘州二奶遺贈案

黃永彬和妻子蔣倫芳1963年結婚。1994年，黃永彬和張學英租了房子，以夫妻名義生活。2001年4月18日，黃某立下經公證的遺囑，要求將夫妻共同財產中屬于自己的部分財產遺贈給張某。4月22日，黃某去世。張某要求蔣某按照遺囑履行被張學英拒絕。幾天后，張某一紙訴狀交到瀘州納溪區人民法院。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以“損害社會公德”、“遺贈行為無效”為由，駁回了第三者張某依據其情夫的遺囑要求繼承遺產的上訴。

審判長評析說，我國《民法通則》第七條明確規定“民事活動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條規定：民事行為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無效，即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則。在本案中，遺贈人黃某與蔣某系結婚多年的夫妻，無論從社會道德角度，還是從《婚姻法》的規定來講，均應相互扶助，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但黃某卻無視夫妻感情和道德規范，與上訴人張某長期非法同居，其行為既違背了我國現行社會道德標準，又違反了《婚姻法》，是一種違法行為。問題：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民法基本原則能否成為判決的直接依據？ 第二節平等原則 案例3：消費歧視案

上海市徐匯區龍吳路上的一家手機連鎖店進行CDMA手機優惠促銷活動。王老先生對其中一款手機非常中意，于是專程從虹口區的家中取來身份證和社會保障卡，準備購買。不料，營業員查看了王老先生的身份證后，發現他已70歲高齡，便當場拒絕將手機賣給他。手機連鎖店明確表示，要購買有優惠套餐的CDMA手機，除了必須出示身份證和社會保障卡外，購買者的年齡不允許超過60歲。據稱，把超過60歲的老人排除在享受優惠活動的范圍之外，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商家的經營風險。

類似的現象有很多。目前許多旅行社都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老人、兒童參加港澳旅游團或出境旅游團，必須比普通成年人多交費用，一些旅行社甚至稱之為“行規”；而在南方一些熱門旅游景點，飯店門口居然貼出了“任務繁重，恕不接待夕陽團和夏令營”的公告。

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商界人士卻有不同看法。他們表示，市場經濟的最大優越性就在于自由選擇，平等和自愿不僅是消費者的權益，也應該是經營者的權益。根據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經營者在履行了義務的同時，也應該擁有對自己經營行為的處置權，擁有賣與不賣，賣給誰與不賣給誰，以及賣什么價格的權利。

問題：上述現象是否有違反民法平等原則？ 第三節 自愿原則 案例3：店大欺客案

某業主在購買南山一住宅時，在與發展商簽訂購房合同的同時，還簽訂了一份不平等的補充協議。協議中規定屋頂使用權屬于賣方，賣方擁有××花園外墻廣告的設立、監管及收益的權利，但不得影響買方的相鄰權；賣方擁有××花園的架空層、停車場、會所等公用物業的管理、使用、維修及收益的權利等等。該業主對其中的若干條文持有異議，但發展商拒絕更改合同。問題：如何看待發展商的做法？ 第四節 公平原則 案例4：最低消費案

原告在被告（某餐館）與朋友一起就餐，飯后結帳時被告提出該店有“包間最低消費800元”的規定，原告提出其在就餐時，被告并未提出最低消費價。雙方為此發生糾紛。問題：最低消費是否合法？

第五節 誠實信用原則（重點）案例5：聘用糾紛案

原告某電器公司欲開辦一家藥店，為此與被告劉某簽訂了一份聘用意向書，約定：被告劉某負責原告將開辦的藥店的藥品質量管理工作，聘用時間和待遇詳見《聘用合同》等。在聘用意向書簽訂后，原告即為藥店開業進行了籌備工作，選定藥店的經營場所，取得了經營藥品有關證照。被告也按照有關要求，積極參加了培訓、考試、體檢等，取得了執業藥師資格。但經過多次磋商，并經行業主管機關的調處，雙方未能就被告的聘用時間和待遇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被告遂以原告缺乏誠意為由，提出與原告中斷關系。為此，原告為使藥店開業經營，只能重新聘請執業藥師，導致藥店未能如期開業。原告提起訴訟，要求被告賠償已報銷的培訓、考試、體檢等費用及藥店延期開業所致的房屋租金損失。

法院審理后認為，原、被告雖然簽訂了聘用意向書，但對聘用時間和待遇等聘用合同應當具備的條款未能作出約定，因此該聘用意向書不能發生聘用合同的法律效力。民事活動主體有締約的自由，被告有權在簽訂聘用意向書后，向原告就聘用時間和待遇等問題提出合理的要求。被告在雙方就有關問題未達成一致的情況下，中斷雙方的關系，并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不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故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問題：法院的判決是否正確？ 第六節 公序良俗原則（難點）

案例6：公序良俗第一案——瀘州二奶遺贈案

第三章民事法律關系案例

第一節 民事法律關系的概念、特征與意義 案例8：空調安裝案

2003年8月2日，原告吳某以1700元的價格向某公司購買了空調一臺，嗣后該公司派員進行安裝，在安裝過程中，空調外機脫落，砸在正在幫忙的原告吳某身上，造成吳某多處受傷，并為此花去醫藥費6萬多元。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該公司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被告認為原告在該起事故中負有很大責任，安裝人員根據原告吳某的安裝位置要求曾提出有困難，但原告堅持已見，并主動爬上不能承受任何重力的過道頂棚的三夾板上，結果連人帶機墜落在過道地上，原告應承擔該事故的主要責任。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于法律關系的認定上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原、被告之間形成臨時性雇傭關系，被告方作為雇主承擔無過錯的賠償責任。

第二種觀點認為，原被告之間構成義務幫工關系，被幫工人原則上承擔的是無過錯責任，只有在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情況下，被幫工人在其受益范圍內對幫工人予以適當賠償。

第三種觀點認為，該案當事人構成無因管理的法律關系，本人（被管理一方）就實際所得的部分利益償還管理人支付的必要費用。

問題：本案用戶吳某與空調公司構成何種法律關系？

第二節 民事法律關系的要素（重點）案例9：魚塘案

甲乙兩家養魚塘比鄰。一天大雨，甲家23條魚跳入乙家魚塘，村民丙丁等親見。甲要求乙還此23條魚，乙認為是魚自己跳入，拒還。問題：乙是否該還？

第四章自然人案例

第一節 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 案例：兒童作品案

劉峰在市教委組織的兒童繪畫比賽中獲得一等獎。市教委下屬的一家美術雜志社聞訊后即來信表示，他們將出一期兒童作品專刊，希望劉峰能寄來幾幅作品供他們挑選。劉峰的父親劉洪收信后給雜志社寄去了三幅作品，但之后一直沒有回音。第二年6月，劉洪在該雜志社的期刊上發現有劉峰的兩幅作品但沒有給劉峰署名，便立即找到雜志社，質問為何不通知他作品已被選用，而且既不支付稿酬也不署名。然而該雜志社稱，劉峰年僅8歲，還是未成年人，還不能享有著作權，因此沒必要署名；雜志社發表劉峰的作品是教委對其成績的肯定，沒有必要支付稿酬。

問題：

1、根據我國法律，劉峰是否有署名的權利和獲得報酬的權利?

2、雜志社發表劉峰作品的行為是否為教委對劉峰成績的肯定?

案例：

付某7歲的兒子小強平時非常淘氣，經常用石頭砸別人的窗戶，攀摘樹木花草等。一日，當小強在馬路邊玩耍時，遇見有人用三輪車拉著鏡子。鄰居蕭某見狀說：“你有本事把那個鏡子砸碎，算你厲害。”小強聽完當即就拿起石頭砸過去，結果致使價值400多元的鏡子被砸碎。事后，鏡予的主人找到付某要求賠償，付某支付了相當的價款。但隨即得知小強乃蕭某唆使，便要蕭某賠償。蕭某說，自家小孩調皮惹禍當然由自己負責，以此拒絕賠償。問題：

1．小強平時砸壞的東西應由誰賠償?為什么? 2．鏡子的損失最后應由誰來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