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雙倍工資在實施過程中的缺陷與完善
雙倍工資在實施過程中的缺陷與完善
在暑期實習的時候,我的實習單位拱墅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在實習過程當中,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的實習老師跟我談到了雙倍工資的問題,于是遂對此問題結合實例進行一個小小的研究。《勞動合同法》中第10條規定:“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已建立勞動關系,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蓖瑫r第82條第一款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一個月不滿一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p>
可見,《勞動合同法》對用人單位在用工過程中不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的行為作出了嚴格的規制措施。用人單位不按照法律規定的形式在法定的時間內與勞動者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將會面臨支付雙倍勞動報酬的懲罰。
但是《勞動合同法》忽略了一個問題,即訂立勞動合同應是雙方自愿、并且達成合意才能成就的行為。在實踐中,沒有依法訂立書面勞動合同并非都是用人單位的錯,有時是勞動者因為自己的各種原因而不愿意簽訂。
(一)典型案例:
小明是杭州某公司員工,每個月的工資2000元。2008年1月31日,小明和公司的勞動合同期滿后,繼續留在了該公司工作。在此期間,公司多次通知小明續簽勞動合同,但小劉總是自己找各種理由拖延不簽。2010年7月1日,小劉因為個人原因辭職,并且要求公司按照《勞動合同法》中的規定支付其在未簽訂勞動合同期間的雙倍工資,但公司不同意支付,理由是并非公司不愿與其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小明自己不愿意。小明因此而申請了勞動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雙倍工資。經勞動仲裁機構審定,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之事實成立,支持了小明的申請,判決公司支付小明雙倍工資。
(二)對于雙倍工資的完善 筆者認為,“雙倍工資”的規定是基于保護勞動者利益的立場而設定的,目的是防止用人單位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以規避勞動法律適用的情況發生,避免在勞動爭議發生后雙方的權利、義務因無相應的書面合同而難以確認。該條款加重了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的代價。勞動者會因此條款大大提高對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舉報、投訴和仲裁的積極性,也能因此節約大量勞動行政執法資源,最終由此促使用人單位積極與勞動者依照法律規定及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
但這并不表示,在這個過程中用人單位就應處于被動的地位。勞動者在自己基于各種原因而不愿意簽訂勞動合同的情形下,法律規定對用人單位予以處罰或者讓其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顯然是不公平。因為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不僅僅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同時也是勞動者的法定義務。因此,在勞動者不履行法定義務造成相應的后果時不應當由用人單位承擔。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5條規定:自用工之日起一個月內,經用人單位書面通知后,勞動者不與用人單位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書面通知勞動者終止勞動關系,無需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但是現實中有存在另一種情況,一些非常優秀的人才或用人單位不敢得罪的特殊人員由于個人原因不愿意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而用人單位正逢用人之際,也不愿放棄這樣一些人才,所以只能繼續與這些人員保持勞動關系。然而卻往往導致這些人員在跳槽時反而向用人單位索要雙倍工資的賠償。對于這類情況,除了用人單位在實踐之中做好加強勞動合同的管理工作之外,在立法方面,《勞動合同法》的相關條款也應進行適當的細化。依據公平的原則,用人單位若有相應的證據證明是勞動者拒絕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則用人單位可不用支付雙倍工資,例如規定雙方在簽訂勞動合同之前,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發放簽訂書面勞動合同通知書,要求勞動者在平等、自愿、公平的情況下簽訂勞動合同,如果勞動者拒絕,在發生了爭議時,勞動者不愿承認自己不簽訂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應當承擔舉證責任,而此通知書正好可以作為證明,不是用人單位不與其簽訂相應的勞動合同,而是勞動自己拒絕簽訂勞動合同,以此來表明用人單位的真實意愿,并無需承擔雙倍工資的責任。
如此一來,用人單位就可以盡量避免因勞動者拒絕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者因客觀情況致使雙方不能及時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而要無辜支付雙倍工資,同時對勞動者的行為規范也起到了一定的約束作用。試想,如果勞動者在拒不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下,還能夠獲得雙倍工資,這將引導部分勞動者惡意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而這絕對不是勞動合同法的立法本意,也違反了《勞動合同法》第3條所規定的公平、誠實信用原則。法律所保護的是勞動者正當的利益。
我國制定《勞動合同法》最終的目的,應是平等保護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正當權益,并促進勞動法律關系平等、健康與穩定發展,其特別需要注重對于勞動者正當權益的保護,但絕對不是只是保護勞動者的權益而忽略了用人單位或雇主的正當權益,也絕對不是要偏袒勞動者,而是想確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或雇主之前平等的法律地位,維護雙方當事人的正當權益,并最終實現用人單位或雇主與勞動者走向合作與共贏,所以,它應當是一部符合用人單位或雇主與勞動者雙方共同利益的法律。
第二篇:公務員法的缺陷與完善
公務員法的缺陷與完善
1993年,我國國務院簽署頒發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這標志著適合中國國情的公務員制度的誕生。隨后在2006 年1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以下簡稱“公務員法”)正式實施,使公務員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起來。這一“公務員法”是我國第一部人事管理性質的章程法律,它的頒布實施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章程的推動力,標志著我國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納入專業化、法制化軌道,是中國公務員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肮珓諉T法”共有18章、107條,與1993年頒布實施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相比,在內容上有許多突破和創新。但是“公務員法”在許多方面也存在不足。
(一)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范圍問題
公務員法應當是一個由憲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監察法等國務院有關公務員管理的行政法規,以及地方有關公務員管理的地方法規和國務院部委及地方公務員管理的行政規章等一起構成的法律體系, 是調整一定范圍的公務員與國家之間行政關系的法律。根據“公務員法”的規定,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公務員法實施方案的附件里明確規定了公務員的適用范圍:下列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均列入公務員范圍:中國共產黨各級機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機關;各級行政機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機關;各級審判機關;各級檢察機關;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各級機關。
但是由以上“公務員法”的規定可以看出,在目前公務員的范圍里,還有一些現行法律未調整的領域。例如, 在各級人大、法院、檢察院里任職的非經人大選舉或人大常委會任免的人員,這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政黨和政協的人員也應納入“公務員法”的調整范圍;同時,我國公務員范圍沒有包括國營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對國企事業單位的公務員管理也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這些都需要相關法律部門給予適當的調整和完善。
(二)“公務員法”在保障公務員合法權益方面的問題
1、公務員的申訴抗辯權問題
“公務員法”第54條規定:“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后果由上級負責, 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 應當依法承擔相應責任。”這一規定話句話來說就是下級可以對上級說“不”。對于上級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公務員不但有提出改正或者撤銷的意見,并且如果上級強令公務員執行的,公務員有權不予執行,同時可以向更上一級機關申訴要求改正或者撤銷。所以“公務員法”第54條的規定使得下級對上級的態度從絕對服從轉變到相對服從,這一規定有助于增強公務員的責任意識,但是不能解決實質問題。一方面是條文內容粗放,比如上級的范圍很大,上級是下級的幾層上級,職務上級還是職級上級,政務上級還是事務上級;另一方面,實行操作很難,上級向下級推卸責任,侵犯下級權利,下級不能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作為證據來控訴上級,除非上級給予批示或者回執,但在現實中操作性不強。同時,上級為了逃避責任,保住自己的地位,可能對下級進行威逼利誘,由其主動代替上級受過, 從而使法律責任不能很好地承擔。
2、關于公務員的離職制度
“公務員法”規定了嚴格的公務員離職從業限制:“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這一規定對于防止官員的期權腐敗具有很大的約束,但同時也可能使得官員在職期間與企業相互牟利,退休后反而得到更多的好處。而且,我國“公務員法”沒有規定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使得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無法法律化,單靠黨政機關的政策和規定,官員的灰色收入無法曝光,腐敗現象就會一直存在。
3、個人隱私權保護問題
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公務員廉政約束機制的重要一環,也是對公務員實施監督的重要手段。要實施對我國公務員的有效監督,防止腐敗,就應當將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寫入“公務員法”。雖然有人可能說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寫入法律涉及官員隱私權的保護,但是我認為,這個理由根本不能作為阻止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化的理由,因為這與“公務員法”第一條“加強公務員的監督,建設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促進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規定的宗旨完全不符。個人隱私權受法律保護是法律中對人權的基本要求,但是,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關系時,個人的私事就成為公共事務的一部分。對公務員進行行政管理,關系著公共利益,應當接受公眾的監督。讓官員進行財產行政申報,并不侵犯官員的隱私權,而是一種具有平等性和群眾性的公平、透明的正常監督。正當的私人財產受法律保護,那么有怕什么申報呢,所以,將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引入“公務員法”,能夠更好地監督及制止官員腐敗,健全清正廉潔黨政之風。
(三)公務員的責任問題
“公務員法”將“引咎辭職”制度引入公務員管理中,強調了公務員隊伍中領導成員應該擔當責任。“公務員法”第82條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領導成員應引咎辭職,因其他原因不再適合擔任現任領導職務,若本人不提出辭職,應當責令其辭去領導職務?!睂ⅰ耙剔o職”和“責令辭職”寫入法律,明示公務員應該當以法律的剛性要求來加強責任意識,讓法律責任更加具體化、明朗化、實體化。這種制度的制定是加強各級官員責任意識、建立健全問責機制的重要舉措,有助于官員權責明晰,端正態度,維護廉政之風,杜絕腐敗,同時也能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和熱力追捧。但是“公務員法”沒有在引咎辭職方面作出具體的解釋。比方說,引咎辭職的官員出現嚴重失誤或者失職,什么是嚴重失誤或失職,所謂的惡劣影響具體又是哪些,辭職官員能否被重新啟用,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啟用,啟用的程序是怎樣的。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限制,沒有相應的執法依據,導致官員異地做官、明辭暗升就有了合法的通道。這樣,使得“公務員法”對官員不能夠有效地監督,缺乏打擊力度,對官員滋生腐敗提供溫床。
(四)公務員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表現
公務員是行使行政職權、執行國家公務的行政主體的代表,在保護公共利益的同時還要保護個人利益,而作為個體的公民有其認識的誤區和自身利益追求。這種雙重法律身份決定了公務員在做出一定的裁量行為時,一方面可能欠缺相關法律知識,行政自覺度不高,產生認識和判斷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其在判斷事實和適用法律時不可避免地總要摻雜進個人情緒和利益追求,也會導致裁量結果的偏差。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表現是行政處罰顯失公平。“公務員法”規定處罰可以在一定幅度內自由裁量,部分行政機關公務員由于個人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對同一條件的行政相對人采取不同程度的懲罰,重責輕罰,輕責重罰,顯失公平。
由于“公務員法”存在諸多問題,無法良好的規范我國公務員的行為,導致官風腐敗,官官相護等現象產生所以,我國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該是重新制定或是修改“公務員法”。
首先加強行政法制建設,以法制權,防止腐敗,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權力監督制度,提高監督者的法律地位,使權力監督法制化和規范化然后建立健全行政監督機制,促使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同時要提高公務員綜合素質,比如對公務員進行培訓,加強法制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確立公務員的道德標準,嚴把公務員隊伍大門。然后根據不同地域公務員管理的實際,分別制定相關法律規則,并使這些規則相互協調,最終創建完善的公務員法律體系,從而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同時,還要認真而深入地總結公務員管理中的存在各項問題,加強對公務員制度的科學研究,使公務員制度從理論到實踐都能逐步完善,為我國的人事制度改革發展創造新的契機。
第三篇:公務員法的缺陷與完善
《公務員法》的修改與完善
K060841037李玉果
摘要:公務員法是一個由憲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監察法等國務院有關公務員管理的行政法規,以及地方有關公務員管理的地方法規和國務院部委及地方公務員管理的行政規章等一起構成的法律體系, 是調整一定范圍的公務員與國家之間行政關系的法律。
關鍵字:公務員 公務員法修改完善
1993年,我國國務院簽署頒發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1】,這標志著適合中國國情的公務員制度的誕生。隨后在2006 年1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2】(以下簡稱“公務員法”)正式實施,使公務員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起來。這一“公務員法”是我國第一部人事管理性質的章程法律,它的頒布實施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章程的推動力,標志著我國干部人事制度管理納入專業化、法制化軌道,是中國公務員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公務員法”共有18章、107條,與1993年頒布實施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相比,在內容上有許多突破和創新。但是“公務員法”在許多方面也存在不足。
(一)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范圍問題
公務員法應當是一個由憲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組織法、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監察法等國務院有關公務員管理的行政法規,以及地方有關公務員管理的地方法規和國務院部委及地方公務員管理的行政規章等一起構成的法律體系, 是調整一定范圍的公務員與國家之間行政關系的法律。根據“公務員法”的規定,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公務員法實施方案的附件里明確規定了公務員的適用范圍:下列機關中除工勤人員以外的工作人員均列入公務員范圍:中國共產黨各級機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機關;各級行政機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機關;各級審判機關;各級檢察機關;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的各級機關。
但是由以上“公務員法”的規定可以看出,在目前公務員的范圍里,還有一些現行法律未調整的領域。例如, 在各級人大、法院、檢察院里任職的非經人大選舉或人大常委會任免的人員,這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政黨和政協的人員也應納入“公務員法”的調整范圍;同時,我國公務員范圍沒有包括國營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對國企事業單位的公務員管理也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這些都需要相關法律部門給予適當的調整和完善。
(二)“公務員法”在保障公務員合法權益方面的問題
1、公務員的申訴抗辯權問題
“公務員法”第54條規定:“公務員在執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上級不改變該決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執行的,公務員應當執行該決定或者命令,執行的后果由上級負責, 公務員不承擔責任。但是,公務員執行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的, 應當依法承擔相應責任?!?】”這一規定話句話來說就是下級可以對上級說“不”。對于上級明顯違法的決定或者命令,公務員不但有提出改正或者撤銷的意見,并且如果上級強令公務員執行的,公務員有權不予執行,同時可以向更上一級機關申訴要求改正或者撤銷。所以“公務員法”第54條的規定使得下級對上級的態度從絕對服從轉變到相對服從,這一規定有助于增強公務員的責任意識,但是不能解決實質問題。一方面是條文內容粗放,比如上級的范圍很大,上級是下級的幾層上級,職務上級還是職級上級,政務上級還是事務上級;另一方面,實行操作很難,上級向下級推卸責任,侵犯下級權利,下級不能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作為證據來控訴上級,除非上級給予批示或者回執,但在現實中操作性不強。同時,上級為了逃避責任,保住自己的地位,可能對下級進行威逼利誘,由其主動代替上級受過, 從而使法律責任不能很好地承擔。
2、關于公務員的離職制度
“公務員法”規定了嚴格的公務員離職從業限制:“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边@一規定對于防止官員的期權腐敗具有很大的約束,但同時也可能使得官員在職期間與企業相互牟利,退休后反而得到更多的好處。而且,我國“公務員法”沒有規定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使得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無法法律化,單靠黨政機關的政策和規定,官員的灰色收入無法曝光,腐敗現象就會一直存在。
3、個人隱私權保護問題
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公務員廉政約束機制的重要一環,也是對公務員實施監督的重要手段。要實施對我國公務員的有效監督,防止腐敗,就應當將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寫入“公務員法”。雖然有人可能說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寫入法律涉及官員隱私權的保護,但是我認為,這個理由根本不能作為阻止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化的理由,因為這與“公務員法”第一條“加強公務員的監督,建設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促進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規定的宗旨完全不符。個人隱私權受法律保護是法律中對人權的基本要求,但是,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關系時,個人的私事就成為公共事務的一部分。對公務員進行行政管理,關系著公共利益,應當接受公眾的監督。讓官員進行財產行政申報,并不侵犯官員的隱私權,而是一種具有平等性和群眾性的公平、透明的正常監督。正當的私人財產受法律保護,那么有怕什么申報呢,所以,將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引入“公務員法”,能夠更好地監督及制止官員腐敗,健全清正廉潔黨政之風。
(三)公務員的責任問題
“公務員法”將“引咎辭職”制度引入公務員管理中,強調了公務員隊伍中領導成員應該擔當責任?!肮珓諉T法”第82條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領導成員應引咎辭職,因其他原因不再適合擔任現任領導職務,若本人不提出辭職,應當責令其辭去領導職務。【4】”將“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寫入法律,明示公務員應該當以法律的剛性要求來加強責任意識,讓法律責任更加具體化、明朗化、實體化。這種制度的制定是加強各級官員責任意識、建立健全問責機制的重要舉措,有助于官員權責明晰,端正態度,維護廉政之風,杜絕腐敗,同時也能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和熱力追捧。但是“公務員法”沒有在引咎辭職方面作出具體的解釋。比方說,引咎辭職的官員出現嚴重失誤或者失職,什么是嚴重失誤或失職,所謂的惡劣影響具體又是哪些,辭職官員能否被重新啟用,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啟用,啟用的程序是怎樣的。如果對這些問題沒有限制,沒有相應的執法依據,導致官員異地做官、明辭暗升就有了合法的通道。這樣,使得“公務員法”對官員不能夠有效地監督,缺乏打擊力度,對官員滋生腐敗提供溫床。
(四)公務員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表現
公務員是行使行政職權、執行國家公務的行政主體的代表,在保護公共利益的同時還要保護個人利益,而作為個體的公民有其認識的誤區和自身利益追求。這種雙重法律身份決定了公務員在做出一定的裁量行為時,一方面可能欠缺相關法律知識,行政自覺度不高,產生認識和判斷上的偏差;另一方面,其在判斷事實和適用法律時不可避免地總要摻雜進個人情緒和利益追求,也會導致裁量結果的偏差。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表現是行政處罰顯失公平。“公務員法”規定處罰可以在一定幅度內自由裁量,部分行政機關公務員由于個人利益或者其他因素,對同一條件的行政相對人采取不同程度的懲罰,重責輕罰,輕責重罰,顯失公平。
由于“公務員法”存在諸多問題,無法良好的規范我國公務員的行為,導致官風腐敗,官官相護等現象產生所以,我國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該是重新制定或是修改“公務員法”。
(五)建議與修改
首先加強行政法制建設,以法制權,防止腐敗,同時還要進一步完善權力監督制度,提高監督者的法律地位,使權力監督法制化和規范化然后建立健全行政監督機制,促使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同時要提高公務員綜合素質,比如對公務員進行培訓,加強法制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確立公務員的道德標準,嚴把公務員隊伍大門。然后根據不同地域公務員管理的實際,分別制定相關法律規則,并使這些規則相互協調,最終創建完善的公務員法律體系,從而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同時,還要認真而深入地總結公務員管理中的存在各項問題,加強對公務員制度的科學研究,使公務員制度從理論到實踐都能逐步完善,為我國的人事制度改革
發展創造新的契機。
附錄:
【1】1993年,國務院簽署頒發《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
【2】2006 年1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3】2006 年1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54條
【4】2006 年1 月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82條
第四篇:取保候審制度的缺陷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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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審制度的缺陷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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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保候審制度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對于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能夠提供足夠擔保以保證其不逃避或者不妨礙刑事訴訟時,由司法機關對其設置的一種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制度。
取保候審制度的實施既保證了偵查、起訴、審判活動的順利進行,又可以盡量減少對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減輕了羈押場所的負擔,也降低了訴訟成本,提高了訴訟效益,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取保候審制度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并不完善,還存在著諸多問題。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審之后,翻供現象非常嚴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因為偵查人員對其實施心理攻勢和政策教育,所以他們往往都能夠形成客觀的供述。但一旦采取取保候審后,心理壓力一減輕,與外界一接觸,犯罪嫌疑人一般都要為自己開脫;甚至有些犯罪嫌疑人還專門去咨詢律師,尋求規避法律、逃避打擊的方法。這就使許多案子出現“零口供”的情況,將我們的審查起訴工作陷于極為被動的境地。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審之后,逃跑現象時有發生。
有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審之后,便認為自己的案子已經處理完了,便各顧各的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有外出打工的,有出去走親訪友的,后來聽說公安機關在找他,便再也不出現了。還有一些犯罪嫌疑和被告人本來就想逃避法律的制裁,一旦得以取保候審,便馬上逃之夭夭。這就使許多案件到了審查起訴階段后,因為犯罪嫌疑人不到案,而不得不采取中止審查的方式,使許多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取保候審之后,導致重要證據滅失。
因為取保候審是非羈押性的強制措施,這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了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就會去銷毀一些偵查機關尚未提取的重要證據;去威脅證人,迫使證人改變自己的證言;去聯絡同案犯,相互串供。這就使原本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案件只能作出撤案和不起訴的處理。
二、取保候審制度出現以上問題的二個主要原因:
1、刑事訴訟法對取保候審制度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
刑事訴訟法對于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主要規定在了第五十一條中,即:“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這樣的“認為性”的規定,過于籠統和寬泛,決定機關在適用取保候審的時候往往出現過寬或過嚴情況。像第二款的規定中只對判處刑罰的下限幅度作了規定,而對上限卻沒有限制,容易導致隨意性。這就為有的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利用此缺陷辦關系“?!?、人情“?!绷粝铝穗[患。
其次對于被取保候審人的約束力也不強。雖然有關法律對被告人在取保候審期間也規定了一些必須履行的義務,如:“要遵守國家法律,保證隨傳隨到,外出要經過執行機關批準等”。但這些規定實際上都失之于空泛,缺乏內容,即使違反也沒有什么明確的處罰措施。因此對被告人而言,約束力是相當微弱的。
2、執行機關在執行過程中執行不力,對保證人缺乏足夠的約束力。
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對于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二條規定:“對取保候審保證人是否履行了保證義務,由公安機關認定,對保證人的罰款決定,也由公安機關作出”。這一規定就明確了公安機關不僅是取保候審的執行機關,也是取保候審保證人是否違反保證義務的決定機關。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極個別執行機關,也許是警力的問題,對保證人是否履行保證義務不管不問,不予監督;甚至有的公安機關在發生了保證人違反保證義務的情況下不去認定。
這樣對于保證人,被取保候審人能否到案,與保證人的利益毫無任何關系,既得不到任何好處也不會有所損失,保證人就會處于非常消極的狀態。許多保證人在為被取保候審進行擔保后,并不認真履行擔保責任,一味放任被取保候審人,甚至有的保證人還為被取保候審人提供方便幫助其逃跑、隱匿罪證等。
三、取保候審制度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完善
1、立法上對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應當作出更易于操作的規定。
對于取保候審的適用條件,確實也不可能通過列舉的方式來一一表明,只能規定較為寬泛的“許可性”規定。但立法可以考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害性,而作出更為明確的禁止性規定。筆者建議對于如下情況應作出不予取保候審的決定:⑴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刑罰的;⑵累犯、、慣犯或同類前科的重犯;⑶犯罪集團的主犯;⑷流竄作案的;⑸曾被取保候審而有逃避或者其他妨礙刑事訴訟行為的;⑹可能對被害人、證人、鑒定及其近親屬的人身或者財產進行侵害的;⑺可能逃跑、自殺、自殘或者進行其他犯罪活動的;⑻一人犯有數罪的;⑼住址或者身份不明的;⑽其他有礙刑事訴訟活動的。因為在這十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害性較大,采取取保候審的強制措施可能不利于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
2、對于保證人可以嘗試保證人提交保證金制度。
在目前的警力狀況下,我們不可能一味的要求執行機關去加強對保證人的監管工作,而應該想辦法使保證人能履行了保證義務。筆者認為可以建立“保證人保證金制度”,即保證人在通過自己的信用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保證的同時,又拿出一筆保證金為自己是否履行保證義務作擔保。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夠遵守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規定的情況下,可以在訴訟終結后將保證金予以退還。
實施這種“保證人保證金”制度,一方面因為保證人與保證金之間有了現實的利害關系,保證人就會提高自己的積極性,主動、全面的履行監督和報告義務;另一方面,執行機關在保證人不履行保證義務,決定其進行罰款處罰時,也可以以保證金來抵扣罰金,便于執行。
作者單位:重慶市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
第五篇:我國個人所得稅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完善
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完善
前言
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因個人所得稅的主體稅種地位及其與人民利益直接相關,個人所得稅法的完善與否已被視為一國稅制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尺之一。在我國,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與深入,個人所得稅的稅收收入亦隨我國經濟運行質量、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自1980年個人所得稅開征以來,收入連年大幅增長,特別是1994年新稅制實施以來,個人所得稅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穩步增長。目前已成為國內稅收中的第四大稅種,在部分地區已躍居地方稅收收入的第二位,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組織財政收入和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社會經濟環境變化與稅制建設滯后、稅收征管乏力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個人所得稅應有的調節分配、組織收入的功能仍然遠未得到充分的發揮,還存在著一些弊端,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分類課征稅制模式有失公平與效率;第二,稅率設計不合理;第三,費用扣除標準不合理;第四,稅收征管制度不健全。為此,解決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提出幾點完善建議:第一,從分類制所得稅向綜合制所得稅轉變;第二,合理的設計稅率結構,第三,完善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制度;第四,建立誠信納稅檔案和激勵機制 正文
一
個人所得稅的概述
個人所得稅是對個人(人)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征收的一種稅,是國家運用稅收這一經濟杠桿調節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其主旨在于“損有余補不足”,在于協調社會再分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個人所得稅發展的國際趨勢,個人所得稅的地位和作用也會日益突出。
(一)個人所得稅的產生和發展
個人所得稅是世界性的一個重要稅種,絕大多數國家征收了這一稅種,現在已成為很多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重要稅種。個人所得稅從產生到現在經歷了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從1798年英國首創個人所得稅,到目前已有200多年的歷史。英國最初征收個人所得稅是作為一種戰時臨時性的收入措施,為對法戰爭籌措經費,直到19世紀初,才通過正式立法而成為穩定的稅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戰爭的需要,很多國家加重了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調整了個人所得稅的稅率。二戰后,個人所得稅有增無減,到1948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個人所得稅稅收占本國稅收的比重進一步增大,分別達到76.9%、47.6%、39.3%、30.7%和50%,很明顯,這一水平已確定了個人所得稅在財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有更多的國家開征了個人所得稅,其制度更加成熟。近幾年,隨著國際交往的擴大,人力和資本的國際間流動與日俱增,個人所得稅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發達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極大的影響其他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各國政府普遍朝著趨同的稅收政策努力,協調稅制,向國際化靠攏。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發展歷程
相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建立不僅時間較晚,且過程復雜。分為以兩個階段:
1、新中國成立初期
1950年政務院公布《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對行商、坐商、攤販征收所得稅,實際上是對自然人征收個人所得稅,同時對個人薪金報酬征收所得稅和對存款利息征收利息所得稅.但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是低工資,加上“文革”中取消了稿酬,因而使得薪金報酬所得稅長期沒有開征的可行性,存款利息所得稅也因情況變化于1952年停征。2、1980年至現在
(1)1980年開征個人個人所得稅
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稅制建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80年,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中斷20多年的個人所得稅又重新開征,我國相繼對外籍個人征收個人所得稅、對國內居民征收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及對個人收入征收調節稅。1994年將上述三稅修訂合一,頒布實施了新的個人所得稅法,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國實際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這三個稅種的開征,對于維護國家利益,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促進改革開放,緩解社會分配不公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
(2)1994年1月1日起,建立了我國個人所得稅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對個人所得稅課稅制度
作了一次重大改革。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三稅合一),從1994年1月1日起執行,從而建立了我國統一的個人所得稅法。
(3)1994年至今,個人所得稅法進一步發展完善
1994年至今,個人所得稅法進一步發展完善。1999年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把個人所得稅法中“儲蓄存款利息”免稅項目刪去,并授權國務院恢復開征了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2007年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物價指數出現持續上漲態勢,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收益也相對減少。為了緩解經濟矛盾,更加靈活地運用稅收手段調控宏觀經濟,我國于2007年8月15日將利息稅稅率從20%調減為5%。此次調整,大幅減輕了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減少了因物價指數上漲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收益的影響,給農民和離退休人員等低收入群體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2008年10月9日起,該稅暫免征收)。2000年9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根據國務院有關通知精神,制定了《關于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征收個人所得稅的規定》(財稅[2000]91號),明確從2000年1月1日起,對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停征企業所得稅,對其投資者的生產經營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從而解決了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的雙重征稅問題。同時,2005年和2007年,國家兩次上調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進一步減輕了中低
收入階層的稅負。
(三)我國個人所得稅稅制特點
從總體上看,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主要有如下特點:(1)實行分類所得稅制。也就是將個人各項所得分成11類,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不同的計征方法以及不同的費用扣除規定;(2)費用扣除采用費用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兩種方法;(3)在計稅方法上采用總額扣除法;(4)采取源泉扣繳制和自行申報兩種征納模式,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征管采用支付單位源泉扣繳制和納稅人自行申報兩種模式。對可以由支付單位從源泉扣繳的應稅所得,由扣繳義務人代扣代繳。對于沒有扣繳義務人的,由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也就是說我國對個人所得稅采用的是代扣代繳為主,自行申報為輔的征納模式。
二
我國個人所得稅存在的問題
從以上對個人所得稅的分析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的明顯提高,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運行機制逐步顯露出稅制模式不科學,稅制設計不合理,征管制度不嚴密等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分類課征稅制模式有失公平與效率
1、稅收負擔不公平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工資薪金個人所得稅納稅人為取得工資薪金的個人,而未考慮個人贍養家庭的實際情況,在國外,尤其是個人所得稅制比較完善的國家,其稅前的費用扣除必須考慮納稅人的實際情況,如固定的家庭費用扣除應按家庭實際贍養人口計算,此
外,還要考慮贍養老人和撫養小孩的加計扣除,生大病住院治療的加計扣除,教育培訓的加計扣除以及購買第一套住宅的加計扣除等等。通過這些扣除,使納稅人能夠在比較公平的起點上繳納稅收,避免由于扣除簡單化造成的征稅的不公平,不僅難以體現量能負擔的原則,而且也有失橫向公平的原則。
2、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未能體現“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特征
對不同來源的所得采用不同的征收標準和方法,不能全面地、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真實的納稅能力。即使所得總量相同的納稅人,也可能因為所得來源的差異而造成稅收負擔的不同。電腦體育彩票10萬元,按現行個人所得稅“偶然所得”征稅,中獎者應交納2萬元稅款;若這10萬元按照“勞務報酬”征稅,因有加成征收的規定,適用40%的稅率,應納稅2.5萬元;若這10萬元按照“工資薪金”征稅適用40%稅率應納稅款為2.9萬元,很顯然這種稅制模式是違反公平原則的,是不符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二)稅率設計不合理
1、累進檔次偏多
我國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的稅率為九級超額累進,而發達國家普遍減少了累進檔次。如美國個人所得稅檔次原來是14級,2000年后降為5級。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個人所得稅在計算上比較煩瑣,這不利于提高稅務的行政效率。
2、邊際稅率偏高
我國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邊際稅率為45%,比發達國家普遍實行 的邊際稅率要高。首先,我國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偏高不利于調動勞動者創造更高收入的積極性。其次,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高稅率必然誘惑納稅人偷稅,據國家稅務局資料,我國個人所得稅流失相當嚴重,被老百姓戲稱“征得不如漏的多”。
(三)費用扣除標準不合理
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現行的是綜合扣除方式,采用定額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結合的方法,但在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脫離,主要表現為 :
(1)費用扣除采用單一扣除標準不科學
我國個人所得稅對生計費用扣除采用定額和固定比率兩種方式,只對個人基本扣除進行考慮,沒有充分考慮納稅人的婚姻狀況,所贍養人口多少,有無老人、兒童、殘疾人,影響了個人所得稅公平原則的實現。在贍養狀況差異很大時,稅收負擔的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稅收的不公平性更突出;
(2)扣除標準缺乏指數化機制,忽略了經濟形勢的變化對個人納稅能力的影響,費用扣除標準長期不變根本無法適應經濟狀況的不斷變化。由于這種費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數額作為費用扣除標準,未能與物價指數掛鉤,難以適應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居民生活費用支出不斷上漲的實際情況。
(四)稅收征管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國的稅收征管制度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征管效率低下,征收方式需要改進,我國目前實行代扣代繳和自行申報兩種征收
方法,其申報、審核、扣繳制度等都不健全,難以實現預期效果,另外征管手段落后,管理人員素質低也會影響稅收征管效率。
(1)稅收方式難以控制高收入者
現行個人所得稅采取個人申報納稅和單位代扣代繳納稅兩種方式,而且以代扣代繳為主。這種征管方式與現行個人所得稅制設計是相銜接的,但在征收管理上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公民納稅意識淡薄,越是高收入者逃稅的越多,他們或利用權利自定納稅標準,或化整為零,以實物、債券、股權分配等方式逃稅,或拉攏稅官以吃小虧占大便宜等手段逃稅。工薪收入者逃稅幾乎不可能,他們沒有前述的權利和經濟實力支付逃稅費用,月工資薪金收入基本上是單位代扣代繳,逃稅無門。
(2)征管手段落后
一方面個人所得是所得稅種中納稅人最多的一種,征管工作量大;另一方面個人所得稅也是最復雜、最難管的稅種之一,應稅項目多,計算公式多,再加上個人收入多元化隱性化,現金交易的大量存在,稅源難以監控,尚未形成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的現代化征管手段。這些都是征管手段落后的原因。
(3)對稅源監控不力造成稅收流失嚴重
主要原因有:第一,收入初次分配領域秩序混亂;第二,在收入監控上,缺乏必要的部門配合和監管手段;第三,在指導思想上,有的地區忽視個人所得稅調節高收入的職能作用;第三,在政策規定上,個人所得稅法和相關法律不夠完善;第四,在征收管理上,工作粗放
和不到位的情況仍然存在;第五,處罰法規不完善,處罰力度不強,不能對納稅人起到威懾作用。
三、我國個人所得稅完善的幾點建議
(一)從分類制所得稅向綜合制所得稅轉變。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綜合所得稅較之分類所得稅在縮小收入差距上起的作用更大。出于穩定的目的,當前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方案應當采取漸進而非激進方式。所以在政策調整上,首先應當是考慮實際,對分類所得稅進行一些適當改進,然后在條件合適的時候再向綜合所得稅的轉化。當前個人所得稅改進的重點是使其累進性真正體現出來,從上面比較可知,稅法在稅率設計上不合理,高稅率形同虛設。為此,需要對個人薪金所得適用稅率及納稅級距進行調整。在條件適宜時可以由當前的分類所得稅向綜合所得稅進行轉化。我們認為這些適宜的條件有:人均GNI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社會上交易的實現大多使用轉賬支付;銀行、稅務、海關等之間實現計算機聯網,能夠實現對納稅人的信息共享;納稅人的法律意識有極大程度的提高;對違反稅法的處罰相當嚴厲且行之有效。這是進行個人所得稅改革的長期目標,其需要很長的時逐步進行。
(二)合理的設計稅率結構
我國個人所得稅目前的稅率結構有悖公平,容易使得納稅人產生偷逃稅款的動機,因此應該重新設計個人所得稅的稅率結構,實行“少檔次、低稅率”的累進稅率模式,稅率檔次設計以五級為宜。
(三)完善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制度
借鑒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應將扣除額系統化、規范化、層次化、彈性化。考慮通貨膨脹、經濟水平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適當提高減除費用標準和增加扣除項目。盡管個人所得稅法經過了幾次修正,減除費用800元到1600元再到現在的2000元,但這仍然與現今社會狀況不太相符。我們可以允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級政府根據本地區的具體情況,相應確定減除費用標準,并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備案,這樣做既可以更好地符合實際狀況,也有利于調節個人收入水平。同時,要根據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適當的增加一些扣除項目。根據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住房、教育、醫療、保險等因素,設立相應的扣除項目,這樣將更有利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四)建立誠信納稅檔案和激勵機制
例如,稅法宣傳和增強納稅意識工作,充分利用當今電子信息技術,建立誠信納稅檔案數據庫,同時也能為稅收監控提供數據信息,為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提供依據。要樹立納稅光榮,偷稅可恥的社會風氣。現階段代扣代繳的征稅方式,不僅未向納稅人提供完稅憑證,甚至納稅人連自己繳了多少稅都說不清楚,應該為納稅人出具完稅憑證,這樣既可方便納稅人保管和使用,同時也是一種精神激勵。
總結
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從體制上到實際征收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僅僅靠以上幾點建議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學者、政
策制定者、以及納稅人進行相互的交流,循序漸進的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進行改革,只有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聽取各方意見,采納各方智慧才能最終解決存在于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中的各方面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