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柏拉圖(法律篇)》讀書筆記

《法律篇》是柏拉圖一生當中最長，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在這本書的十二卷中，前三卷討論了好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隨后重點落在了如何建立一個新的城市。第四和第五卷討論了立法的前提和基礎，剩余的各卷都是細致地為三人談話中想象出的城市描繪各種法律制度。

很明顯，這樣的一部著作一定會涉及到大量的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問題。但是，當打開了《法律篇》之后，隨著柏拉圖討論的展開，涉及的內容包括了公共和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遠比我們想象中的要廣。

從人物的安排上說，不像柏拉圖的其它對話作品一樣，在《法律篇》中蘇格拉底并沒有出現。這是因為《法律篇》中的對話是發生在克利特島上，而蘇格拉底在柏拉圖的作品中一直沒有出現在雅典以外的地方。《法律篇》的人物主要是雅典來客和兩個老人，一位是斯巴達的平民梅奇盧斯，另一位是 克里特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克列尼亞斯。對話發生在這樣的條件下：一位雅典來客，看起來很像蘇格拉底，但書中從未提過他的名字，與兩位去往宙斯神廟朝圣的老者相遇，他們以米諾斯審判為開始展開了對話。米諾斯是克里特島的王, 死后做陰間的法官，據說是古老法律的制定者，每九年向宙斯詢問法律制定的建議。在傳說中，每九年的這一天，是時間最長的一天，也正是因為這樣，三位智者的談話才能持續十二卷之長。

對話主要集中于雅典和斯巴達的法律，主要的論題是：神意的發現，神法和法律的制定；智力在法律制定中的作用；哲學、宗教和政治的關系；音樂、鍛煉和舞蹈在教育中的地位；自然法和自然權利。

斯巴達和克里特都是多里安（古希臘中南部）的城市，都以他們的法律和軍事紀律 而著名，但是他們的哲學和藝術都遠遠的落后于雅典。而雅典，不是十分的穩定，但卻是民主的發源地，有著發達的市民文化。了解了以上，可以理解書中提到斯巴 達和克里特人都將法律的來源歸于神的意志，而雅典來客沒有否定這一點，只是在之后的對話中通過事實的推理反駁了他們理論的基礎和前提。斯巴達和克里特人都 著重軍事上的訓練，并實行男性市民共餐的制度。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戰爭服務的，他們的理論是戰爭是為了和平。而雅典來客通過分析說明了多里安根本就沒有和平所必需的內在和諧，想通過戰爭達到和平根本就不可能。

隨著一步步的分析多里安的制度缺陷突出出來，于是雅典來客開始描述一種可以挽回局勢的制度。第一卷的剩余部分和整個第二卷都在討論酒會以及音樂和舞蹈的教 育意義。這一部分十分的冗長，柏拉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并為此道歉。但這一些都是為了討論法律的動機，從哲學的角度上看，討論動機遠比提出建議更加的重要。法律的目的是美德。所有美德的前提是自我節制、自我控制、自律與克制。自我節制這種美德的獲得取決于在正確道路上的成長，以及其中的快樂與痛苦。飲酒、音 樂與舞蹈都是為其提供保證。第一和第二卷為全書提供了一個方向。我們考慮法律制度就是為自律美德提供條件，法律制定大抵是個教育的問題。

第三卷看起來像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我們在這里讀到了以大洪水為開端的人類社會的歷史。在多里安語言的描述中，這段歷史是輝煌的頂點，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 的。他們的社會正面臨著崩潰，而這崩潰的原因就在于前兩卷所論述的缺少自我控制。斯巴達獨自幸免于這種崩潰的災難，原因是斯巴達人成功地將成員之間相互約 束的因素相結合以推動基本制度（政治體制）的發展。在這里我們引入了混和政治體制的觀念。政治體制的兩種基本形式，專制和民主，各有

其典型的代表：波斯和 雅典。但是兩者最終都因為統治原則的單向一化而衰落。波斯的衰落源于專制者缺少自我控制，而雅典是因為民眾權利的無限擴張。所以，一個令人滿意的政治體制 要將專制和民主結合起來，以便使兩者可以相互制約。第六卷和第七卷的主要內容是法典立法。第一位的法律我們可以稱為憲法，即召開全民會議、選舉執政官和委員會的制度安排，以及相應的權力劃分。然后是對城市 法律的細致描述。對法律的討論從家庭和婚姻法開始，繼以教育、軍事訓練，以至農業和經濟問題立法。第九卷討論的是刑法的核心問題，包括盜竊、謀殺和傷害等 等，里面有關于懲罰和責任目的的討論。第十卷在理論上討論了不敬神的犯罪，但從本質上說這一卷揭示了柏拉圖理論的核心原則。這一卷看似與整書的思路不符，但實際上它是在為《法律篇》整書的政治和倫理觀念尋求宗教和哲學上的基礎。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的開頭部分討論的是前面沒有討論過的立法問題，以及相關的其 它細節。整書以對夜間議事會的討論結尾。介紹這個組織是為了認清立法的目的以及達到此目的的方法和途經。所以，這部分的討論包含了關于美德的統一性和神的 性質和存在的哲學問題。

第二篇：讀柏拉圖《法律篇》有感

《法律篇》大致全面地反映了古希臘，特別是雅典的城邦的建立、地理位置、政府結構、選舉制度等情況。參加對話的主要有三人，一位是來自雅典的客人，實際上他是柏拉圖思想的代言人；一位是克里特人克列尼亞斯，他受命去建立一個新城邦；還有一位是斯巴達人梅奇盧斯。

柏拉圖將法律原則與法典相結合，實現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法律篇》中提出了影響到后世法律思想的法律原則，如下： 第一，限權與分權觀念。前文已提出柏拉圖認為應當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否則會導致國家的覆滅。在第三卷中，根據斯巴達實行“五長官”約束王權的經驗，他主張“把單一的王權一分為二，把權力限制在更合理的比例上”。這些觀念也體現了柏拉圖晚年政治思想的轉變，開始注重考查政治實際。第二，王在法下原則。柏拉圖認為最高的權力與最大的智慧和自制結合時就產生最好的法律制度，因此政治權力應該服從于法律。在第四卷中，他認為行使最高權力的人“通常被叫做‘統治者’，如果我們叫他們做‘法律的仆人’，那不是因為我想杜撰一個新詞語，而是因為我確信一個國家的興亡取決于這一點，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在法律服從于其他某種權威，而它自己一無所有的地方，我看，這個國家的崩潰已為時不遠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奴仆，那么形式就充滿了希望，人們能夠享受神賜給城市的一切好處”。第三，誠實原則。在第五卷中，柏拉圖認為“誠實為百善之首，對神和人都一樣。任何人要成為愉快和幸福的人，一開始就得誠實，這樣他可以作為一個誠實的人來度過他一生中盡可能多的時間，”“誠實是每個人靈魂中最寶貴的東西。因此，沒有一個人會永遠自愿地把最嚴重的邪惡放進他自己最有價值的東西里，并且同它終身相處”。第四，罪責自負原則。在第九卷中，柏拉圖提出“通常，父親被處死刑并蒙受恥辱不應該連累到他的任何一個孩子，除非一個人父親、祖父和曾祖父依次都被處以死刑”。第五，法律的一般性原則。柏拉圖認為處理案件應選擇法律和規則，它們體現著一般的原則，但卻不能用于每一個別案件。當然，他并沒有像亞里士多德明確提出“眾人之治優于一人之治”的法治理論。法律原則想要實現，想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要制定更為具體的法律規則。

從第六卷開始，柏拉圖詳細闡述各個方面的法律規則。柏拉圖認為，法典應該包括規則文本以及自己的序言。序言盡量要簡單，放在法律開頭。在第六卷中，柏拉圖討論了職官任職法。他認為“組織一個社會有兩個階段。首先，你設立機關職務并派人去擔任這些職務”，“接著，每個職務都必須有它的特有的法律”。他還認為挑選政府官員時應注意兩個問題：第一，被委以權力的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接受一定的考驗；第二，進行選舉官員的人在法律方面應該受到訓練。他認為最初的官員應由城邦的建立者從經過長期法律教育的人中選定，城邦建立后就應該為選舉的方式。城邦必須有自己的法庭，法官從各個行政區中選出。公民應參與公私案件的裁決，并且各區都要有一個法庭。

在第七卷中，柏拉圖對法律、習慣和政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的一切規則，人們通常叫做‘不成文習慣’。實際上，人們所說的‘祖宗的法律’就是指的所有這些事情”，“盡管‘法律’一詞用于這些事情是個錯誤，但我們不能對它們只字不提，因為它們是整個社會框架的粘合劑，把一切成文的和制定了的法律同還未通過的法律聯系起來。它們所起的作用同祖先的習慣一樣，后者出現于遙遠的過去。由于是有效地被確立的，因此被人們本能地遵守，并保護和庇護了現在的成文法”，“無論大的或小的，是‘法律’、‘習慣’、還是‘政制’，因為它們都是把國家粘結在一起所需要的，并且每種規范都永遠是相互依存的”。

在第八卷中，柏拉圖主要討論為節日與諸神立法。他提到“非政治制度”，即民主政治、寡頭政治和專制政治。他認為“這些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制度，因為給它們三種最好起個名字叫‘黨派統治’，因為在它們的統治下，統治者和被統治的臣民都不樂意，即是說，統治者始終肆意妄為，而他們所掌握權力卻沒有得到被統治者的同意。它們總是依靠某種程度的強力來維護權力”。這其實是在證明柏拉圖的社會契約觀念，未經被統治者同意的權力不具有合法性。本卷的后半部分主要論述具體的關于家畜、土地、水果、水、外交以及禮儀等民事侵權行為及其罰則。

第九卷柏拉圖主要討論“一切事情所引起的法律訴訟”以及違法“行為應該受到哪種懲罰，應該由哪種法庭來管轄”。他認為一切犯罪都應該受到懲罰，“我們不應因害怕而不給予我們中的一個公民以處分”，但是懲罰要適當，“在死刑案件中，法官都應該是法律維護者，法庭則由前行政官員組成”。他規定了參加訴訟的人員及一定的審理程序，還根據沒有人自愿作惡的理論——“所有邪惡的人，在一切方面，都不是有意作惡的”，將犯罪分為有意和無意兩類。他認為犯罪的原因有暴力行為激起的情感，勸說和欺騙推動的欲望以及出于無知三種，對于違法犯罪行為的懲處方針是法律為教育與強制的結合，使其接受道德凈化，并且重罪重罰，輕罪輕罰。他還認為“法律的編制本身，就某一方面而言，是一種恥辱”，另一方面就人性而言，人的本性又是自私和貪婪的。

第三篇：柏拉圖《理想國》讀書筆記

理想國

柏拉圖不僅是古希臘哲學家，也是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

柏拉圖的《理想國》是通過蘇格拉底與他人豐富多彩、環環相扣的對話，給后人展現了一個完美優越的城邦。這個城邦是歷史上大大小小“烏托邦”的開山鼻祖。

該書是柏拉圖中期思想的總結，其語言華麗，邏輯縝密，想象豐富，闡述精彩，在歷史上頗具影響力。

理想國的宗旨是締造一個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義國家。圍繞這個宗旨，柏拉圖開篇不久就開始討論什么是正義的國家，而不是什么是正義的人，他從城邦至公民、從上往下、從大往小地理想化地安排了城邦公民的一切，生活、工作、教育及一切。

所謂理想國，是柏拉圖推理出的一個充滿正義和美德的國家，這個國家由立法統治者，國家護衛軍，普通勞動民三個階級組成。該書的核心思想是哲學家應該為政治家，政治家應該為哲學家。哲學家不應該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讀書而百無一用的書呆子，應該學以致用，去努力實踐，去奪取政權。政治家應該對哲學充滿向往，并不斷的追求自己在哲學上的進步，并用哲學思想來管理民眾。而這些所要體現的東西在他的《理想國》開始時候并沒有直接提出來，他是利用了正義二字逐漸將其拓展并且引申出來的。正義是一種好的表現，然而什么是正義呢，面對這個看似很好理解的詞語，柏拉圖首先對它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拉圖的《理想國》里面不僅有著他對理想國的闡述，也包含著一種樸素的辨證主義觀點和應變的思想，他自始至終沒有明確給出正義的定義，也暗示著人們，這里沒有什么正確的定義，還需要繼續的探索研究，只不過他的想法是讓人們去利用這個探索研究構造他那種柏拉圖式的理想國柏拉圖的《理想國》向我們描繪出了一幅理想的烏托邦的畫面，柏拉圖認為，國家應當由哲學家來統治。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公民劃分為衛國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個階級。衛國者是少部分管理國家的精英。他們可以被繼承，但是其他階級的優秀兒童也可以被培養成衛國者，而衛國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階級。衛國者的任務是監督法典的制定和執行情況。為達到該目的柏拉圖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論。他的理想國要求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滿足社會的整體需要。但是在這個國家中，女人和男人有著同樣的權利，存在著完全的性平等。政府可以在為了公眾利益時撒謊。每一個人應該去做自己份內的事而不應該打擾到別人。在今天看來，柏拉圖描繪的理想國是一個可怕的極權主義國家。但是“理想國其實是用正確的方式管理國家的科學家的觀點”，柏拉圖本人并沒有試圖實現理想國中的國家機器。

柏拉圖生于雅典城邦衰落的時期，那時疫癘流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染疾去世后，群龍無首，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危機四伏。柏拉圖出自名門，其社會關系乃至階級感情顯然在奴隸主貴族方面。柏拉圖書札第七②有這樣一段自白： 我年輕時，總想一旦能獨立工作，就要投身政界。后來政局突然變動，影響了我的計劃。那時民主政權為一般人所厭惡，革命發生了。領導這次革命的有五十一人，其中十一人在城區，十人在比雷埃夫斯港。這兩個委員會管理兩區的市場及行政。上面還有一個三十人的最高委員會，最高委員會里有些成員是我的親戚故舊；他們邀我參加，以為一定會得到我的贊助。我當時年少天真，總以為新政權將以正義取代不正義，我極端注意他們先是怎么說的，后來又是怎么做的。這些紳士們的一舉一動，一下子把他們所毀壞的民主政權反而變得象黃金時代了！他們居然命令我的師而兼友的蘇格拉底去非法逮捕他們的政敵。蘇格拉底嚴詞拒絕，寧死不屈。我敢肯定說蘇格拉底是當代最正直的人啊！《理想國》（古希臘）柏拉圖著 商務印書館 1957年版

《悲劇的誕生》（德）尼采著

作家出版社 1986年版 普羅米修斯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形象，他雖然是一個神，但他更像是一個在大地上行走的人類，在對待火的立場上，他和人類是一致的。這樣一個為人類的利益奮斗而不惜背叛自己身份的神靈，我們不妨就把他看作人類中的一位勇士。

當人類走出蠻荒，努力地征服自然，想要在世界上擁有自己的位置時，他們就已經從內心深處與自己的神靈決裂了，客觀地承認神人二界的分野，只會加速這種決裂的發展。面對生存環境的艱險，文明人不會尋求妥協，正因為這名正言順的分界，造就了人類與神靈分庭抗禮的局面。用尼采的話來說，就是人類跨越個性的限制，去追求共性的過程，人類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使自己成為宇宙中唯一的生靈。但是這種瘋狂的行為，又是對神靈權威的冒犯，越軌者必遭受苦難，他會為其所作所為付出痛苦代價。而這就是其悲劇之所在，冒犯神靈的權威會招致災難，但為了人類共同的利益，普羅米修斯這樣的英雄必須去犯。他做了，神靈不會給他好果子吃；他不這樣做，人類將遭受滅頂之災。普羅米修斯的人生悲劇，就這樣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世人眼前！

無獨有偶，在遙遙相隔萬里的東方，黃河流域養育下的中華文明也誕生了這樣一位偉大的人，他就是夸父，那位手持拐棍，只身追尋太陽的巨人。

與希臘人埃斯庫羅斯所寫故事的背景相同，夸父生活在一個極端寒冷的年代，鵝毛大雪漫天飄灑，遮蔽了太陽火熱的臉龐，給行走大地上渺小的人類帶去了無邊的寒冬長夜。在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巨人夸父表現出了與普羅米修斯相媲美的勇氣，告別族人，他要去尋找太陽，為了讓太陽回到族人身邊，他必須說服這位力量強大的“神靈”。這一情節的設置，與普羅米修斯為救人類而盜取神火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兩個故事稍有不同的地方，只在故事的結果。普羅米修斯盜取了神火，也受到了懲罰，宙斯把他懸掛在峭壁之上，派巨鷹日日啄食他的肝臟。夸父的結局是死亡，他長途跋涉，歷經艱辛來到了太陽面前，對他說出了自己的訴求，然后悲壯地倒下。兩位代表著人類利益去冒犯神靈的英雄，一個得到的是萬年的折磨，另一個則面對生命的終結。普羅米修斯成功地獲得神火，使溫暖重回人間；而夸父沒有帶回他所渴求的太陽，他的同胞并沒有獲得解放。

但是結局不言自明，在逆境中生機勃勃的人擁有不可戰勝的力量，巨人夸父所表現出來的超凡勇氣，預示著人類將克服一切艱險，創造出光明璀璨的未來。在故事最后的部分里，夸父丟在地上的那根拐杖，化作了一片美麗的樹林，樹上結滿了甘甜的果子。這個美麗的地方，后來成為了一代又一代行者追尋不止的所在。個人認為，夸父追日這個悲劇故事，比起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普羅米修斯，在對結局的藝術處理上要技高一籌。總之，夸父與普羅米修斯這兩位人類英雄的悲劇形象，是人類在歷史上試圖超越自我，戰勝自我，挑戰極限過程的完美寫照。在中國，與他們相類似的藝術形象還有填海不息的精衛，和開天辟地的盤古。他們在悲劇中誕生，在悲劇中尋找超越的動力，亦在不竭的奮斗中得到永恒的生命。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設想，應該把夸父的形象作為我們民族精神的標志，中華民族在近代的發展充滿著挫折和艱辛，只有保持最大的勇氣才能支持我們在逆境中前行。我呼喚當代的夸父，那堅定的巨人，能夠忍受大眾的奚落和嘲諷，向著那美好而渺茫的希望之林前進，哪怕等待前方的是死亡，也能頑強的前行，為了人類的幸福，挑戰那不能超越的極限。

第四篇：柏拉圖《政治家》讀書筆記

柏拉圖《政治家》讀書筆記

摘要：

柏拉圖是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他的一生關于政治法律有三篇偉論：《理想國》、《政治家》、《法律篇》，這些作品對不僅西方乃至對整個人類政治法律的影響都是難以超越的。在《理想國》和《政治家》中他試圖描述或論證最優秀或最理想的政治機構和統治者，《理想國》是柏拉圖的一種嘗試，概括了國家本身以及統治藝術本身的形成或理念，統治藝術則在《政治家》中得到了更充分地展開。《政治家》被公認為是柏拉圖最難讀懂的著作之一，同時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首部論及統治的技藝和美德的論著。

關鍵詞：美德

政治

正義

法律

正文：

柏拉圖的著作大多有一個特點，都是以對話的形式展開的，《政治家》中哲學對話的主角有：蘇格拉底、賽奧多洛、客人、小蘇，對話體的形式因其口語的理想化特征，可以在生動的交談中閃現出思想的火花，但這使得對于特定哲學學說的界定就變得較為困難，再加上時代和他對當時制度的失望，尤其在蘇格拉底去死后，柏拉圖就常常在其著作中流露出悲觀主義的隱喻。

一．柏拉圖的主要觀點

1.二分法

二分法是柏拉圖探討王治的內涵時采用的主要方法，將每一個概念分為兩個種，且保證每個種都是獨立的。柏拉圖區分了種與部分這兩個概念，種一定是部分，但部分不一定是種。通過不斷地二分，每次排除一部分，不斷向真理靠近。但是二分法只能做到向真理逼近，至多是不限逼近，卻永遠無法真正達至真理。如同一個正多邊形，隨著變數的增多而愈接近于一個與之相稱的圓——直到變長為一點——而真正達到那個圓卻是一個無線的過程。在面臨這種情況下，柏拉圖引入了著名的“編制”比喻，化方為圓，君王的技藝就是用高妙的編織術將“勇敢”和“節制”這兩種美德，經緯交錯，變成一件華美的外衣。通過二分法找到的政治家只是讓人于朦朧中見到了形象的輪廓，但如果想看得真切就會落空了。

2.美德與政治

柏拉圖提出論證說，除非用哲學家來統治，否則正確類型的國家不可能存在，柏拉圖對這一故意自相悖謬的觀點的論證暴露了它主要的道德和政治假設。他假設經過適當安排的國家促進了他所有成員的利益，而實際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有缺陷的，他達不到這一目標。當在一個城邦中的群體和階層認為他們的利益彼此敵對時，他們實際上已不再能構成一個城邦。《理想國》論證到，一個人的善要求正義和其他美德，這些不是被爭奪的利益，毋需發生沖突。那些具有必要知識的人才是其形式的哲學家，因此必須由他們來統治理想的國家。

由士兵和工人組成的“下層”得到了足夠的利益，但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真正利益，所以不能由他們自身的理性來統治；但是，如果他們完全服從于哲學家的理性，那么他們就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心靈的正義。

柏拉圖認為其他的章程法規都是對利益的錯誤概念化的產物，這導致了國家各部分間的不和諧的關系。即使在適當的條件哲學家的統治的更可取，民主制也仍然是在不完善的條件下對不完善的人民最好的選擇。也許最好的統治是接受民主制而不是推翻它。

3.正義

對正義城邦的設計，意在確保所有公民和個人的利益得到實現，給予他們盡可能多的自由。只有在一個幸福的而且非常穩固的城邦里，他才能較有保障地實現個人自由。正義和幸福無論要在個體上還是在城邦里得以實現，既須在心理上又須在政治上通過理性對欲望的統治才能達到。

對于柏拉圖而言，正義的理念是一種超驗的、永恒的和諧統一體，雖然它與人是分離的，但是仍然保持著某種聯系和關聯。柏拉圖追隨一種層次體系的秩序，他透過正義在三個階層（哲學王、士兵和工人）中的應用，來了解正義的意義，這三個階層各自處理其“自身的事物”，而最終的目的是他們怎樣駕馭自己的生活，亦即不要成為“一個好事之徒”。

因此，柏拉圖對正義的界定，可以在他把理想的國家劃分成三個階層的概念中找到，這三個階層的包括：可以在他們身上發現智慧的一小群統治者，這群人已經獲得了絕對的正義的知識；其次是從他們身上顯示出足夠勇氣的保衛者；最后則是工匠和被統治者（努力不包括在其中）。正義就是這種統一與和諧地促使這三個階層達到均衡的原則。

4.法律

柏拉圖總結了希臘城邦的政治制度，并比較了他們的優劣，他把各種制度分為依法治理和不依法治理兩類，每一類都可以由一個人，少數人或多數人來統治。在依法治理的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是由一個人統治的君主制；其次是由少數人統治的貴族制；最差的制度是由多數人統治的民主制。在不依法治理的政治制度中，情況往往相反，最差的制度是由一個人獨裁制；其次是由少數人統治的寡頭制；最好的是由多數人統治的民主制。

柏拉圖不贊成人人平等，但卻贊成依法治國。他批評民主制的一個重要理由是，使得人人平等的法律最終取消了法律。柏拉圖在后來的論著中進一步說明，只能由一個人或少數人治理國家，同時又要避免寡頭制和獨裁制的弊端，這就需要兩個條件：一 統治者應該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國家利益；二 他或他們嚴格依法治國，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執行者也是法律的遵守著、服從者。只有法律才是絕對的權威。

二．對《政治家》的解讀

在《政治家》中唱主角的是埃利亞客人，配角則是小蘇格拉底。他們首先探討的是統治者的藝術問題，統治術玄遠高妙，然而萬變不離其宗。統治術是一種起主導作用的技藝，而其他技藝僅起輔助作用，故眾人只能作君主的輔助者或臣民，而不能取而代之。這里強調的還是一種君主專制的思想，然而君主專制的合理性表達的不夠充分，怎么辦?柏拉圖假借埃利亞客人之口先以神話傳說佐證之，繼而通過政體劃分和法律功能缺陷在學理上證明之，手段甚是高明。

柏拉圖相信國家類似于個人，他認為國家中個人的類型決定著國家的類型。在《政治家》中，柏拉圖所要攻克的難題則是為處于最佳狀態的統治者下定義，以便將他與那些拙劣的統治者區分開。柏拉圖把統治視為藝術，視為包括其他藝術在內的藝術，他認為，如果他能理清成為政治家的統治技藝和專門訓練，聰明人便會樂于接受真正的政治家的統治。

埃利亞的客人指出，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政治家定義成一種專家，由此而需要對知識的形式作出區分。成為專家需要知識，既然這涉及到治理能力的知識，那就應該和那些并非治理能力的知識區分開來。此外，我們還必須把知識分為實用知識和純粹知識。客人指出統治者的技藝更類似于治理工作而非體力勞動，由此更需要對此加以區分，因為前者是理論的或純粹的，而不是實踐的應用的。

柏拉圖劃分了三種政體形式，其中每種又劃分為兩個形態。實行個人統治的君主政體可以以僭主制和君主制為例加以說明；第二種是由少數人行使權力，這種類型可以實行貴族統治或實行以財富為統治標準的寡頭政治；最后是多數人的統治，即所謂的“民主政體”，多數人的統治既可以憑借暴力，也可以依靠認同來實施統治。

在柏拉圖看來，治國之術并不是特定類型國家的職責，如果我們發現一個政治家有實行統治的能力，則無論他以哪一種政府構成形式實行其統治，我們都將把它視為統治者。柏拉圖接著說，必須考慮的是臣民的貧窮或富有，是心甘情愿還是勉為其難，而不必考慮是否存在法律的規則。《理想國》和《政治家》分別論述了最佳的政體和最優秀的統治者，在《法律篇》中則論述了有關第二等政體，及法律的重要性優先于統治者品質的政體。統治者比法律更為優越的國家是最好的國家，在沒有這種可能的時候，就必須堅持法治的政體。埃利亞的客人指出，法律是隨著立法者處理公共事務所獲得的經驗而得到發展的，所獲得知識是科學知識，他就具備了柏拉圖所認同的確實可靠的科學真理的力量。盡管人們對是否存在優越于法律而又不濫用法律的政治家心存疑惑，但唯有這樣的政治家才配治理名副其實的最好的國家，即理想國。

政治家的才能是藝術中的藝術，當一個政治家可以駕馭其臣民相互沖突的品德時，他必定是一個一流的編織者。

柏拉圖《政治家》讀書筆記

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專業：教育學

學號：

姓名：李婷 2013143022

第五篇：柏拉圖第二章讀書筆記

《理想國》第二卷讀書筆記

第二卷開始蘇格拉底的主要對話者是格老孔和阿得曼托斯，他們的觀點代表了雅典城邦年輕公民或年輕貴族的正義觀。《理想國》全書共十卷，第一卷是引論，多少顯得自成一體。第二卷按討論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中，主要討論的是關于“正義”這一議題；第二部分則是關于教育的討論，涉及對神的相關觀點。有人推測，第一卷是柏拉圖早年寫的一篇舊稿，題為《色拉敘馬霍斯》。第一卷的討論多少顯得有點草率，很可能來自蘇格拉底與色拉敘馬霍斯的一次“真實對話”，蘇格拉底關于城邦正義更加恢宏的圖景還沒有完全展開，這些要留到后面的幾卷了。

格老孔與蘇格拉底的對話

格老孔對善的分類：

（1）善在其本身之中，如：快樂。

（2）善既在其本身之中，又在其后果之中，如：身體健康。

（3）善在其后果之中，比如各種賺錢術，這些事都是有利可圖的，但其本身是辛苦的。

格老孔提出問題：那么正義是那一種善？

蘇格拉底認為正義屬于最好的一種，即第二種，人們喜歡它既因其本身又因其后果。但一般人并不這么想，格老孔說：一般人認為正義是第三種，本身是件苦事，但喜歡其后果——名和利。

格老孔對色拉敘馬霍斯對正義與非正義的論證不滿，認為他對蘇格拉底屈服得太快了。格老孔從來沒有聽到有人有力地為正義辯護，令其滿意地信服正義比不正義好。因此格老孔將取代色拉敘馬霍斯與蘇格拉底辯論，并期待蘇格拉底能有力地為正義辯護。

格老孔認為一般人對正義持否定態度，其論證的思路是：（1）敘述一般人認為的正義的本質與起源；

（2）論證實施正義行為的人并非心甘情愿，而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3）論證不正義的人比正義的人日子過得好。

a.格老孔論正義的本質與起源，他認為人性有天生的利己性，因為“人人為惡”會導致社會無法存在下去。所以人們形成社會契約，把“守法踐約”成為正義。所以從正義的起源和本質來看，并不是所有人天生有正義的根基，倒是因為一種生存策略，才出現了法律和正義。

b.戒指喻：人性本惡，正義的人和不正義的人戴上魔戒，獲得沒有監督的力量后，兩個人會同樣行事，利用自己的超能力滿足自己的欲望并不會遵守人群中現有的契約。“戒指喻”相當于是物理學中的理想實驗，在現實世界中是沒有能使人隱身魔戒的，但假設存在這種實際上不存在的東西，反而能把人性中隱藏的邏輯呈現出來。

c.雕像喻：格老孔接著把正義者和非正義者的形象推至極端，刻畫出兩個典型的雕像。不正義者滿嘴仁義道德，背地里壞事做絕，但我們還偏偏給他最正義的好名聲。相反正義者，未做壞事卻有大逆不道之名，終身堅持正義，卻無人知曉。難道不是不正義者比正義者更幸福嗎？

格老孔總結道，不論眾人還是諸神對不正義者安排的生活都要更好。

阿得曼托斯與蘇格拉底的對話

阿得曼托斯引用詩歌對格老孔的觀點進行補充論證（詩歌是古希臘對青年及城邦公民進行教育的主要手段，詩歌也代表了傳統，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

（1）赫西俄德（Hesiod）《工作與時日》這樣說到：

你要傾聽正義，不要希求暴力，因為暴力無益于貧窮者，甚至家財萬貫的富人也不容易承受暴力，一旦碰上厄運，就永遠翻不了身。反之，追求正義是明智之舉，因為正義最終要戰勝強暴。然而，愚人只有在受到痛苦時才能領會這個道理，因為霍爾卡斯（誓言之神）緊隨錯誤的審判。貪圖賄賂、用欺騙的審判裁決案件的人，無論在哪兒強拉正義之神，都能聽到爭吵聲。正義女神身披云霧跟到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哭泣，給人們帶來災禍，甚至給那些把她趕到對她說假話的地方的人們帶來災禍。

相反，人們如果對任何外來人和本城邦人都予以公正審判，絲毫不背離正義，他們的城市就繁榮，人民就富庶，他們的城邦就會呈現出一派愛護兒童，安居樂業的和平景象，無所不見的宙斯也不唆使對他們發動殘酷的戰爭。饑荒從不侵襲審判公正的人，厄運也是如此。他們快樂地做自己想干的活計，土地為他們出產豐足的食物。山上橡樹的枝頭長出橡實，蜜蜂盤旋采蜜于橡樹之中；綿羊身上長出厚厚的絨毛；婦女生養很多外貌酷似父母的嬰兒。他們源源不斷地擁有許多好東西，他們不需要駕船出海，因為豐產的土地為他們出產果實。

（2）荷馬（Homer）《奧德賽》中說到：

像某位國王，一個豪勇、敬畏神明的漢子，王統帥眾多強健的兵民，聲張正義，烏黑的泥土給他送來小麥大麥，樹上果實累累，羊群從不停止生產，海中盛產鮮魚，人民生活美滿，得利于他的英明。

（3）默塞俄斯（Musaeus）及其兒子的詩歌。

默塞俄斯是奧菲俄斯（Orpheus）的兒子和學生。據傳奧菲俄斯是繆斯之子，阿波羅的仆從。他的歌聲可以治愈病痛，激發人們的宗教熱情。

古代的詩人是部落中最有學問的人，奧菲俄斯曾教授舉辦宗教儀式的程序，勸阻殺戮；默塞俄斯曾傳送神諭，行醫治病。

“He(the preacher)assumed that judgement is not executed in this world;that the wicked are successful;that the good are miserable;and then urged from reason and script ure a compensation to be made to both parties in the next life.No offence appeared to be taken by the congregation at this doctrine.”

這里不涉及人群的“原罪”。

阿得曼托斯繼續引用詩歌論證存在消災贖罪的方法：獻祭，符咒，賽會。

a.赫西俄德說人容易沾染不正義，邪惡很容易為人類所沾染，并且是大量地沾染，通向它的道路既平坦又不遠。然而，永生神靈在善德和我們之間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道路既遙遠又陡峭，出發處路面且崎嶇不平；可是一旦到達其最高處，那以后的路就容易走過，盡管還會遇到困難。

b.用荷馬《伊利亞特》卷9，[497]以下（陳中梅譯，pp198），引證祭享和賽會可替生者贖罪，特有的儀式可使死者在陰間得到赦免。倘若有人做下錯事，犯了規矩，他可通過懇求甚至使神祗姑息忍讓，用祭品和虔誠的許愿，用滿杯的祭酒和濃熟的香煙。詩歌中的正義和“神人關系”對城邦中年輕人的影響，特別是對那些比較聰明，善于推理的年輕人的影響。

品達的問題：“是用堂堂正義，還是靠陰謀詭計來步步高升，安身立命，度過一生？”

（1）假定沒有神，或有神但神不關心人間的事，那么做了不正義的事被神發現也無所謂。

（2）假定有神，神又確實關心我們，那神會如何反映呢？

（3）我們知道的關于神的一切都來自詩歌，對于詩人的話，我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4）如果我們相信詩人的話，那我們可以放手去做不正義的事，然后拿一部分所得來祭祀諸神。這樣我們可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依舊安然無恙。

（5）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不相信詩人的話。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勸說一個聰明、有錢、有體力，有門第的人（城邦中的貴族，真正的強者，有力量作惡者）來尊重正義呢？

阿得曼托斯向蘇格拉底提出的問題：

（1）正義和不正義二者本身各是什么？（定義問題，概念問題，本體論問題）

（2）它們對于其所有者各起什么作用，使得前者為“好的”，后者為“不好的”，而不管神與人是否覺察。

阿得曼托斯的討論中已涉及對城邦中年輕公民的教育問題，即源初知識會對人起規范作用。

沒有人曾經指出過，不正義是心靈本身最大的丑惡，正義是最大的美德。要是一上來大家就這么說，從我們年輕時候起，就這樣來說服我們，我們就用不著彼此提防對方的不正義，每個人就都是自己最好的護衛者了。因為每個人都怕干壞事，怕在自己身上出現最大的丑惡。

For if you had all spoken in this way from the beginning and from our youth up had sought to convince us, we should not now be guarding against one another's injustice, but each would be his own best guardian, for fear lest by working injustice he should dwell in communion with the greatest of evils.繼續與阿得曼托斯的對話，蘇格拉底把討論引向城邦的正義

大字小字比喻，小字看不清，大字卻可看清些。個人的正義及其所帶來的好處不易討論，就轉而討論城邦的正義及其所帶來的好處。（private good VS common good）然后再由大見小，討論在城邦中生活的個人的正義。

城邦的建立：我們每一個人不能單靠自己生存。

城邦公民的分工：每個人在恰當的時候干適合他性格的工作，放棄其他的事情，專搞一行，這樣就會每種東西都生產得又多又好。

最低限度的城邦（成長中的城邦，健康的城邦）：安靜和平的田園生活。

問題：正義和不正義是何時被哪些人帶入成長中的城邦的？

由成長的城邦到繁榮的城邦，護衛者及其教育。格老孔認為城邦還需要各種“奢侈品”，不單是考慮城邦的成長，而是考慮繁華城邦的成長，看正義和不正義是如何出現的。

蘇格拉底說：則我們需要更大的耕地和牧場，就勢必要從鄰居那里搶奪土地，如果我們的鄰居不滿足，也必然會到我們這里來搶奪土地。這樣，戰爭就出現了，城邦需要職業軍人（護衛者）來從事戰爭。

柏拉圖對戰爭及護衛者的陳述是理想情況的討論，事實上戰爭和護衛者是一直存在的，比如狩獵可視作原始的戰爭，獵人可視作護衛者等。

古希臘軍事力量的核心是重裝步兵，由公民自備裝備，全身披掛，使用標槍，盾牌等，作戰時需紀律嚴明，保持隊列，一同進退。公民需要在平時經常訓練，才能在戰時成為合格的重裝步兵。因此蘇格拉底說護衛者需要比別人更多的空閑，需要最多的知識和最多的訓練。

波里比阿的時代正是希臘城邦的尾聲，羅馬即將崛起的時代，而公元4世紀已到羅馬帝國晚期。標槍越沉重，投擲出去威力越大，可貫穿盾牌，形成必殺。但這種重裝備需要士兵具有良好的身體素質和經常的訓練，即只有職業化的公民軍才能勝任，從這個角度古希臘的城邦確實是軍事共和國，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斯巴達。因此在古希臘，廣泛地存在親斯巴達傾向（比如色諾芬）并非奇事。

蘇格拉底用警犬來類比論證護衛者應有的素質 警犬和護衛者都應具有的共同特征：（1）感覺敏銳、勇敢、意氣奮發；（2）對自己人溫和，對敵人兇狠。

問題：如何使溫和與剛烈這兩種相反的性格存在于護衛者的身上。

喂得好的警犬（城邦中的護衛者）對熟人溫和，對陌生人恰恰相反。即狗完全憑認識與否區別敵友——不認識的是敵，認識的是友。

愛學習是警犬的天性；類似地，愛智慧是護衛者的天性，只有這樣護衛者才能區分敵我，知道城邦的利益。

蘇格拉底小結護衛者應具有的素質：“一個真正善的城邦護衛者的天性里把愛好智慧、剛烈、敏捷、有力這些品質結合起來了”。繼續論證護衛者應接受的教育和訓練，這將有助于討論問題——正義和不正義在城邦中是怎樣產生的？（討論就此轉向）

這種教育就是用體操（gymnastics）來訓練身體，用音樂（music）來陶冶心靈。

詩人既是兒童的教育者，也是公民的教育者。由于生物在幼小階段是最容易接受陶冶的，蘇格拉底擔憂壞的詩歌會影響兒童的心靈。

音樂（music）指繆斯的藝術，即文教，包括狹義上的音樂，詩歌，舞蹈，戲劇乃至文化和哲學。真正的音樂家（文雅的人）是一位有高深和全面文化修養的人。

在公元前5至4世紀的雅典，男孩一般在7歲時上學，路上由一位奴隸或“監護人”陪同。學校里有專職的教師教授書寫和閱讀，教材一般選自詩人，尤其是荷馬的作品。除了算術，男孩們接受的另兩項教育是音樂（包括詩歌）和體育。詩樂由里拉演奏者（kitharistes）教授，體育（體操）則由訓導者（paidotribes）負責。小學畢業后，青少年還可繼續求學，進入較高等的學校，學習辯論術和哲學。智者的活動以教授修辭和講演為主，收費。柏拉圖的學園自斯彪西波（柏拉圖的侄子，學園的繼任者）后也收費。

蘇格拉底認為，“一個人沒有能用言詞描繪出諸神與英雄的真正本性來，就等于一個畫家沒有畫出他所要畫的對象來一樣。”

即藝術是對真實（本質）的模仿，藝術創作涉及認識論問題。

問題：藝術的目的是什么？

蘇格拉底認為作品審查（藝術分級）是城邦締造者的任務。“先入為主，早年接受的見解總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為了培養美德，兒童最初聽到的應該是最優美高尚的故事。”

蘇格拉底論神的本質，即神之所以為神原因如下：

（1）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蘇格拉底論善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而只是好的事物的原因，不是壞的事物的原因。神是善者，神只是好的事物的原因。壞事物的原因，必須到別處去找。以哲學（思辨和邏輯）拒斥荷馬的詩歌：如果神不可能是壞事物的原因，那么說宙斯可賜壞運給人就是錯誤的。

（2）神不可能變換自己的形態，神也不可能欺騙。神和一切屬于神的事物，都處在不能再好的狀態下。如果神能改變，就只能變壞。但不會有神或人愿意使自己敗壞，這是不可能的。因此神是盡善盡美的，并永遠保持這種狀態。因此神只有一種狀態，即最好的狀態，并且不會改變。既然神不能改變自己的形態，難道他們能給我們幻想，欺騙我們嗎？

真的謊言（veritable lie，Essential falsehood，對真相一無所知，在自己心靈上保有假象）是任何人和神最厭惡的。神不可能說真的謊言，神也不可能對真相一無所知。

蘇格拉底通過枚舉法論證：神也不可能對我們說語言上的謊言（falsehood in words）。理由如下：

（a）因為我們不知道古代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們要利用假的傳說來達到教育的目的。神不可能不知道古代事情的真相，他沒必要把假的弄得像真的一樣。（b）神也不需要一個在他們中間說假話的詩人。（c）神不會因為害怕敵人說假話。（d）神不會有瘋狂和胡鬧的朋友。結論：神沒有說謊的動機。

參考文獻：

[1].申林，《柏拉圖的正義理論》，中共中央黨校博學位論文 [2].鄧步蘭，《柏拉圖正義觀評述》，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3].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