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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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作者:李偉杰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08期
【摘要】人民陪審員制度是我國的一種審判制度。人民陪審員制度不論在設置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中都還存在很大的缺陷。我們應該全面地認識陪審員制度的現狀,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斷地完善陪審員制度。正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人民陪審員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些所謂的缺陷只不過是暫時的,可以從不同的方面進行改善。確立憲法地位,統一立法等等。
【關鍵詞】人民陪審; 缺陷; 改善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我國的一種審判制度。早在1906年沈家本主持擬訂的《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就第一次對陪審員制度做出明確規定。直到現在已經將近有100年的歷史了。雖然因為文化大革命,包括陪審員制度的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破壞,但是陪審員制度仍然頑強地存活下來,并且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然而,無法否認的是,人民陪審員制度不論在設置上還是在實際操作中都還存在很大的缺陷。正因為如此,現在法學界關于陪審制度的存在產生了很多的質疑,甚至想要廢除它。有人提出:“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需要成本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如果我們要真正地發揮陪審員的作用,改革和完善陪審員制度就勢在必行。那么,我們就要從人民陪審員的待遇、素質的提高、業務的培訓和監督等方面來全面地投入成本,來造就一支符合我們所需要的人民陪審員制度,這成本應該是不低的。有一種觀點認為,為什么我們不把這些成本花在法官身上,造就一支法官的精英隊伍出來,先行徹底地消滅司法腐敗這個名詞呢?在我國的訴訟監督體系已經夠多夠密了,沒有必要再增加一個人民陪審員的監督來平添法院的工作量,這似有點多此一舉、勞民傷財的意味了。在談論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時候,切記不要對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司法實踐中所出現的弊端先入為主的定性思維,認為解決的辦法就是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而是要從這個圈子里跳出來,從如何把我們的司法體制這個大局的改革完善出發,認清人民陪審員制度在我國司法體制中的利弊關系,考慮大局,該廢除就廢除。第二種意見是,改革、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必需的,但不能簡單照搬國外的陪審制模式,應立足于我國國情,完善一系列的規章制度,堅持以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監督為指導原則對現行陪審員制度進行改革與完善。我國學者錢弘道也明確表示:“陪審制度不能廢,也不是存一段時間再淘汰,而是應當長期堅持并發展這一制度。為什么呢?這是中國陪審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廢了陪審制度,就等于廢了實踐中曾經發揮過很好作用的司法民主的一種方式。廢了陪審制度,就等于廢了一條可以長久行之有效的實現司法公正的一條路子,就等于我們自己還沒有弄清一盆水里到底有什么東西就輕易將整盆水倒掉了。①”本人認為,我們應該仍然堅持陪審員制度。
在很好地發展陪審員制度之前,我們應該全面地認識陪審員制度的現狀,不斷地加以完善。陪審員制度之所以引起法學界的一場大討論,源于它自身的缺陷。
一、陪審員制度在立法上的弱化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它在開始建立的20世紀50年代和重新建立的20世紀70年代立法是作為一項重要的憲法性司法原則予以規定的,而自1983年以來,人民陪審員制度已經由“必須”轉化成“可以”、“或者”。雖然沒有否定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卻把它從憲法的地位降到訴訟法上可以任意選擇適用的位置。另外,就目前關于陪審員制度的立法來看,沒有形成一套專門產立法,而是散見于三個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盡管在第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上對陪審員制度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但是就沒有陪審員的追究制度。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缺乏嚴格的陪審考核、錄用程序,產生方式比較混亂
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22周歲的公民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此規定除了對年齡和政治權利有必要的限制外,對陪審員必須具備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文化層次、專業特長等任職條件均未做出規定,缺乏嚴格的考核、錄用程序,很難保證陪審的高水平和高質量。就我國的陪審員的現狀而言,由于陪審員法律專業知識欠缺,文化層次不高,使其并不具備監督專業法官的能力和水平,尤其在基層法院審判實踐中,有審判員和陪審員組成的合議庭最終往往成了由主審的審判員一個人唱“獨角戲”,自始至終包攬了整個庭審過程,這樣反而造成庭審方式單一,合議庭的整體職能難以發揮。②
(二)陪審員參與案件范圍和職責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
根據我國法律的有關規定陪審員制度的適用范圍是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對于什么樣的案件必須使用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什么樣的案件不適用人民陪審員尚無法律明確規定,造成司法實踐中,是否采用陪審員完全處于被動的狀態下,不利于其發揮對審判的監督職能。
(三)缺乏對陪審員的監督機制,對陪審員錯案責任追究缺乏法律依據
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規定:人民陪審員在人民法院執行職務期間,是他所參加的合議庭組成人員,同審判員有同等的權利。這些權利可以使人民陪審員依法決定案件的審判結果,但依據權利和義務相一致的原則,若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的案件出現了錯案,應承擔相應的錯案責任時,由于目前錯案追究制度還沒有完全規范化,對審判員造成錯案如何具體追究責任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
二、人民陪審員普遍缺乏法律素質,知識能力參差不齊,難以勝任審判工作
雖然挑選人民陪審員的條件已經經過立法的嚴格限制,但是就確認事實而言,他們并不比職業法官遜色,更何況在適用法律上,沒有專業的法律知識,是絕對不可能進行合理的定罪量刑時,因為人民陪審員在沒有相應制度的約束,容易受到主客觀的影響,感性因素往往會大于理性,很可能會產生司法判斷的偏差。
三、陪審員提高了司法成本
現代社會是資源優化配置和高效率動作的時代,而陪審員制度對陪審員的任職做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比如說無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期間,由人民法院參照當地職工上年度平均貨幣工資水平,按實際工作日給予補助。又比如對人民陪審員的費。雖然從客觀講這些費用是有一定的必要,否則就會降低人民陪審員的積極性。但是這無疑增添了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的業務負擔。
通過以上對陪審員制度的剖析,我們發現其存在的價值完全超過它的缺陷,事物總是在不斷地發展,制度也是如此。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進行改善。(一)確立憲法地位,統一立法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只有在憲法上規定陪審員,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它的地位,使其可以得到其應有的高度重視。據統計,美國每年由陪審團參加審理的案件,占全世界陪審案件的90%。這與陪審員制度在美國具有憲法地位以及其憲法的穩定性是分不開的。要想使陪審員制度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首先應當確認它的憲法地位。其次,關于陪審員制度的立法上,應該盡量完善。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人民陪審員的條件
提高公民的司法參與程度,應當以提高司法的公正與效率為前提,如果為了形式上的“人民參與”,而對人民陪審員的條件放的過寬,那就是形而上學,最終的代價還是犧牲人民利益。另外要提高有專業知識的陪審員的比例,如醫療衛生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等,這樣可以使審理一些比較專業的案件如醫療糾紛案件、工程爭議案件時,陪審員的專業知識和審判人員的法律知識形成一個優勢互補,從而提高案件的審判質量。
2.人民陪審員的選任程序
基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司法經驗,我國陪審員的產生采取個人申報和人大選舉相結合的形式較為合適。任何符合陪審員條件的公民都可以申報人民陪審員,然后由各級人大選舉產生各級法院所需數量的陪審員。另外,也可考慮在人大選舉任命前增加一個環節,即人大選舉任命的陪審員從本級人民法院院長的提名中產生。這種制度下產生的陪審員比法院自己確定的陪審員更有廣泛性、代表性、民主性、公正性、嚴肅性。
3.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的范圍
全國人大常委《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將陪審案件的適用范圍規定為:
(1)、法院審判的第一審刑事案件和涉及人身權利的第一審民事案件,應當適用陪審制;
(2)、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具有較大社會影響或者專業性較強的民事、行政、知識產權、海事、金融等案件,可以適用陪審制度;(3)、對于其他一審案件當事人申請的,人民法院可以準許。除了以上規定以外,適用陪審案件的范圍,還應當與相關的審判程序及法律規定相結合,并作以下補充:第一、適用陪審制度,在確定陪審員前應公示,征得當事人的同意,當
事人依法可以提出回避等;第二、依法不公開審理的案件(有關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除外)一般不適用陪審制度。
4.人民陪審員的權利與義務
除了按照我國《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陪審員具有與審判員同等的權利,即在審理案件中有閱卷、參與庭審、參與評議權利之外,我認為還應增加以下權利:
1、監督權。即發現審判人員有違法違紀行為時,可以直接向法院或人大檢舉;發現案件存在錯誤時可以向法院院長建議再審。
2、享有參加有關法律知識和審判業務培訓的權利,提高陪審的能力。
3、獲取補助權利。人民陪審員在法院執行職務所需的費用應列入財政預算。在保障權利的同時,還要對陪審員的義務與法律責任加以明確。對人民陪審員違反審判紀律的行為或者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等造成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應明確相應的處罰。
(二)加強陪審員的素質和職業能力、專業知識的學習、培養和訓練
這是加強和完善陪審員制度的當務之急。只有從根本上、制度上提高法律職業人員的整體,才能最大可能地維護司法公正,保障國家法制的統一。盡管培養陪審員需要花費大量的經費,但這與民主政治的象征,公民權利的保障、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實現的保障等價值不可相提并論。
注 釋:
①錢弘道.《陪審制,司法改革》《南方周末》,1998年10月23日第二版.②《陪審制度縱橫論》,何家弘著,載《法學家》,1999年第三期:第229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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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談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淺談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摘要]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人民陪審員的產生、條件、任期,及權利義務和陪審的范圍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標志著人民陪審員制度將更加完善和規范。①她是我國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一條有效途徑,然而,這一制度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卻未能得到有效實施,針對陪審員制度的缺陷和完善提出淺薄的意見。
[關鍵詞]人民陪審員制度缺陷完善
民事訴訟陪審員制度是指在民事訴訟過程中從審判機關審判人員之外的社會公民中產生陪審員參與審理案件的一項司法制度。它源于西方國家, 于清朝末年引人中國, 它是我國民事訴訟制度中吸收并借鑒外國有益經驗, 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的基礎上確立并使之發展而成的。②然而這一制度在實踐中產生了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突出的問題表現在:
一、陪審員素質過低且結構不合理
在今年暑假民庭的實踐中,接觸到民事訴訟的審判程序。得知法院在進行一審的民事案件中,很多一部分都沒有陪審員,開庭審理案件時,法官常以陪審員有任務出差等理由來推脫,而且陪審員中很大一部分是社會界人士自愿報名參加的,或者是一些企事業單位不懂法律的人濫竽充數到陪審員隊伍中去的。這樣,人民陪審員制度成為了法庭的擺設,法官的陪襯,非常不利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落實,而且使得人民群眾對“司法民主”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按照我國法律的規定,目前我國的陪審員一般都采用任期制,任期一般為2 年或者3 年,而且可以連選連任。然而,有的陪審員甚至由于某些原因會連續擔任陪審員達10 年或20 年之久,成了所謂的“陪審專業戶”,而事實上如果陪審員的任期過長的話不僅不利于調動和保持其參加審判的積極性,而且不利于發揮審判員在審判中應起的作用,失去了人民陪審的意義。
二、人民陪審員產生的途徑不規范
我國現行《人民法院組織法》中第38 條規定:“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23 歲的公民,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這樣的規定再加上當前我國公民的法治觀念和參與意識并 1
不是很強,導致一些地方法院干脆自己直接聘請一些人大代表、有職有權的行政干部或者是有名氣、有名望的企業家等名人來做陪審員。他們當中,很大一部分,不懂法,又沒有經過培訓,在崗位上,往往不能發揮陪審員的作用。《決定》里雖然規范了陪審員的產生方式和程序,但是,按照規定,陪審員的產生方式是符合條件的公民,由其所在單位或者戶籍所在地的基層組織推薦或者本人申請,由基層法院會同同級司法行政機關進行審查。但是,在當前對于陪審制度缺乏足夠認識的形勢下,符合條件的本人又有多少人會主動申報呢? 為此,對陪審員的產生方式更加規范和細化,勢在必行。
三、陪審人員的參與意識不強
《決定》中對陪審員的性質、地位和職責作了明確規定:人民陪審員除不能擔任審判長外,與法官享有同等權利。然而,當前一些陪審員對于陪審制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懂、不了解,再加上現階段國家民主政治建設的積極性不高,法制意識不強,于是一些人民陪審員把陪審工作看作額外的負擔或是走走過場而已。當法院發出邀請時,常被以本職工作忙等理由推辭,請而不來或者即使來了也是陪而不審,案件審理時一言不發,案件評議時隨聲附和。陪審員在工作中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民事訴訟實行陪審員制度, 從民主的角度看,它的實質在于能使社會普通公民參與司法審理案件的過程, 體現了人民民主的優越性。尤其在我國,它是人民群眾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具體體現, 是審判機關走群眾路線, 接受群眾監督的體現, 也是保證司法公正的一項有力措施。然而, 要真正實現這些價值,筆者認為:
一、應明確規定陪審員的任職條件
陪審員應具有一定的法學專業知識,且應經過考核認定;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質和較好的文化水平和語言表達能力。總之,通過吸收社會公民報名參加考核認定, 擇擾錄用并建立陪審員培訓學習及上崗制度,實行陪審員檔案制度。在目前的情況下, 筆者認為,法學研究工作者、法學教育者以及廣大律師人員等都適合擔任民事訴訟中的陪審員。他們具有豐富的理論水平或專業技能,為法院審理案件提供理 論依據,科學性更強, 更富有權威性。
二、應明確規定陪審員的產生辦法
首先,陪審員只能從符合任職條件的公民中產生, 其次應由相應的機構進行考核和任命,由相應的機構推薦具有專業技能的社會人士,并根據他們的能力作為具體案件的陪審員。
三、應提高對陪審制度的認識
在實踐中,法院可以通過強化人民陪審員的教育和業務培訓,為其依法參與審判活動夯實法律業務基礎。并同司法行政機關有針對性地、不定期地進行業務集訓,使陪審員能夠真正認識陪審工作的重要性,積極參與到陪審工作中去。在工作中,陪審員也要注意加強法律知識和各方面文化知識的學習和研究,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質和文化修養, 充分認識到陪審員制度是人民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同時法院可以把法院工作的評議、考核、業績評定、有關人員的職務晉升等要求進行掛鉤,實行獎懲,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 加強他們的責任心。
我們知道,人民陪審制度是我國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一條有效途徑。人民陪審制度屬于整套司法制度中必不可少的環節, 對于這個環節的完善必將會給整個司法制度帶來效率和公平。這需要我們不斷地完善,不斷地努力。① 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法制日報, 2004-08-30(3).② 梁太波.論我國民事訴訟陪審員制度的缺陷與完善.《桂海論叢》16卷第4期 2000,8.
第三篇:論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完善
論我國陪審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戈琳,丁毅明
(江蘇工業學院,江蘇 常州 213016)
摘要:陪審制度是人民群眾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具體體現,是保證司法公正的一項有力措施,是司法民主的一種體現。本文針對我國陪審制度的缺陷,依照現行的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司法實踐,為進一步完善陪審制度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
關鍵詞:陪審制度司法完善
在法治國家,司法獨立是司法制度的最基本的要求,由于司法權是國家賦予的權力,而沒有監督的權力,就會滋生腐敗,正如阿克頓在《自由與權力》中寫到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1]所以,在司法獨立的同時也必須對司法權力進行必要的監督和限制。陪審制度則是一項使社會公眾監督法官正確行使司法權、遏制司法腐敗的一種有效機制,是保證司法公正,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
一、我國陪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法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指出:“實行陪審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這實質上就是把領導社會的權力置于人民或這一部分人民之手。”[2]在我國目前的社會情況下,我國陪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陪審制度有利于司法民主
陪審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也是政治民主的重要表現,根據人民主權原則,國家的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機構是由人民通過選舉出來的代表組成的。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陪審制度能使更多、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與到司法當中來,真正行使國家權力,也是我黨的群眾路線在司法工作中的體現。
(二)陪審制度有利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毫無疑問 ,公民以陪審員的身份參與審判活動對保障程序公正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陪審員參與審判活動可以幫助法官更準確地認定案件事實。一方面 ,陪審員的社會職業和生活經歷各不相同 ,他們參與審判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 ,從而彌補法官的不足 ,與法官相輔相成。另一方面 ,陪審員參與審判還可以促進法官的辦案責任心 ,從而減少他們在認定案件事實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誤。[3]
(三)陪審制度有利于司法公開
審判公開原則是我國憲法及訴訟法所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和制度,審判公開是審判工作的重心,其意義在于把案件審理過程置于群眾監督之下,增加透明度。審判公開不僅僅是公開庭審、讓群眾旁聽這種形式上的公開,更重要的是從實質上公開,由群眾以人民陪審員的身份參與案件實體審理和裁判,一方面,陪審員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參與審判活動的本身就擴大了司法決策的知情范圍;另一方面,陪審員的參與也增加了廣大公民了解司法決策活動的渠道。
(四)陪審制度有利于司法獨立
增強司法的獨立性是當前司法改革的重點。我國法律規定各級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審理案件,不受任何個人、團體和組織的干擾,審判獨立原則也是我國三大訴訟法確立的基本訴訟原則。但在審判實踐中,各級法院都或多或少地出現過黨權、行政等權力干預司法的現象,這些干擾和干預往往以暗箱操作方式進行,使職業法官受制于人的現象頻繁出現。而由普通公民作為陪審員參與審判工作,使審判工作置于人民大眾的監督下,可以將來自司法之外的各方面的干擾降低到最小限度,使各種腐敗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總之,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享有一切國家權力,是國家的主人,當然地享有司法的權力,因此陪審制度在中國有著廣泛的生存空間,與時代的發展是合拍的。正如丹寧勛爵所說,陪審制是“自由的明燈,憲法的車輪。”[4]
二、我國陪審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立法當中存在的問題
1、陪審制度缺乏憲法的支持
1954年我國第一部《憲法》把人民陪審制度制定為憲法原則。1956年7月10日發布的《關于人民陪審員名額、任期、產生辦法的指示》規定了如何確定陪審員的名單、陪審員每年到法院參加陪審的具體時間、陪審員的任期、產生等具體內容。1978年《憲法》在第四十一條同樣對陪審制度做出規定,但是由于這一規定僵化,導致陪審制度流于形式,引發了諸多弊端,所以在1982年《憲法》修改時便不再把陪審制度制定為憲法基本原則,陪審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地位和從前所受的重視。
2、陪審制度在三大訴訟法中同樣不再作為原則性的規定
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1991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和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都沒有規定第一審案件必須實行陪審制,它們之中的一個“或者”規定,就使得陪審制度成了可有可無,這種彈性的規定導致了這一制度的形同虛設,其制度設計
[5]本身的司法民主和監督審判只能蕩然無存。更為嚴重的是,僅有1996年《刑事訴訟法》
在基本原則中對陪審制度做出規定,其它均只在審判組織中做出彈性的規定。
3、三大訴訟法和《法院組織法》對該制度及相關人員的表述不同
1989年頒布的《行政訴訟法》第46條和1991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第40條對相關人員的稱謂都是“陪審員”。但是1983年頒布的《法院組織法》第10條和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147條的稱謂卻是“人民陪審員”。稱謂的不統一必然影響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進而或多或少的對其適用產生影響。
(二)實踐當中存在的問題
1、適用陪審案件的數量偏低
我國自建立陪審制度以來,在司法實踐中很少適用,某些基層法院機會沒有陪審員參加審判。[6]如前所述,由于現行法律對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的規定采取了一種可有可無的規定,所以陪審制度采用與否完全由法院控制,而且我國有關陪審制度的規定比較原則、簡略,加之其它各種因素的制約,因而導致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所占的比例較低。
2、人民陪審員被動參陪,“陪而不審”的現象十分嚴重
一方面,由于某些法官有時工作態度上的武斷而侵犯了陪審員的權利,使得很多陪
審員認為自己在案件審理中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許多陪審員抱怨他們在審判中的地位職權不明確,不受重視,自己的意見經常被法官否決掉,浪費了時間,沒發揮作用。再者,許多陪審員參加陪審時沒有提前閱卷,只是開庭審理時臨時被召來,對案情一無所知,庭審時根本無法介入,加上知識欠缺,因而在合議庭評議時只能盲目附和,聽任法官做出決定,陪審只“陪”而不審。[7]
3、“陪審專業戶”、“編外法官”的出現
由于陪審員普遍數量太少,因此任期太長,形成了一些“陪審專業戶”、“編外法官”,他們不但喪失了代表性,使司法的民主性無從體現,而且與法官長期相處形成了同事式的“默契”關系,根本不可能對法官起任何監督作用,也導致這一制度更流于形式,走向沒落。
三、完善我國陪審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完善人民陪審制度,繼續積極探索人民陪審員的推薦、任職方面的改革,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在審判工作中的作用”。針對前面闡述的問題,我國的陪審制度應從立法和司法兩方面加以完善。
(一)在立法方面的完善
1、對憲法的完善
憲法規定的是國家的根本制度,是其他法律的立法與完善的根源,只有在“憲法至上原則”的指引下,其他法律才能得以完善。大凡實行陪審制度的國家,都有其憲法依據,例如美國。我國正在進行民主政治改革,推行法治,在憲法中確立陪審制度顯得尤其重要。在我國歷來是改革在先,而相關的立法保障在后,改革的政策支持往往是一些“規定”、“暫行條例”,而它們的法律效力是非常低的,而且這種做法也不符合“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要求。所以,應在憲法中確立陪審原則。
2、對相關法律的完善
三大訴訟法和《法院組織法》等法律對陪審制度的規定過于混亂和簡單,亟待統一和完善。一方面,這些法律在原則上應當確立陪審制度,從而做到法律體系之間的相互統一,體現法律的嚴肅性,也有利于這一制度的良好實施。另一方面,現行四部法律混亂的稱謂也會影響它的嚴肅性,因此,這一問題也有必要迅速解決,特別是在我國已經意識到陪審制度所存在的問題,出臺了相應的《決定》的情況下,這一問題的解決更是刻不容緩。
3、對我國的人民陪審員進行專門的立法
目前,我國己經制定了法官法、檢察官法,國家職業司法人員的管理工作已有法可依,《決定》和《實施意見》也已經開始實施,但僅僅這樣還不夠,畢竟從法律效力的角度講,“決定”、“條例”這樣的規范性文件的效力不高。因此,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陪審制度,也為了與上述職業司法人員的立法相配套,在對憲法和相關訴訟法以及組織法修改的基礎上,國家立法機關應盡快制定人民陪審員法,這是保證陪審制度得以具體實施的關鍵性立法。[8]
(二)在司法方面的完善
隨著《關于完善陪審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和《關于人民陪審員選任、培訓、考核工作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施行,司法實踐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需進一步的完善。
(1)關于陪審制度的適用范圍
對陪審適用范圍做出一定的限制,是各國通行的做法。從陪審制度的價值理念上講,所有案件都可以采用陪審審理。但是從訴訟效率和訴訟效益角度考慮,應以法官審判為常態,以陪審審判為補充,陪審審判基于當事人的選擇而啟動。在我國具體應限于依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為宜,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除外,并且在案件類型上仍應進行適當的限制。具體來講,民事、刑事案件限于嚴重的、社會影響較大的,行政案件不宜由陪審審判,這是因為作為普通公民的陪審員,存在將來涉訴的可能,與行政機關具有潛在的利害關系,并且行政案件的事實認定涉及大量的法律適用,普通民眾難以勝任。[9]就審級而言,采用陪審審理案件以一審程序為限。因為如果第二審程序也采用陪審審理,就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第二審陪審員比第一審陪審員更具權威,這是審級制度的理論基礎。但是二審和一審的陪審員同樣是隨機產生,同樣來自于社會各界,不存在更具權威性。
(2)關于人民陪審員的權利問題
對于人民陪審員的權利,前后規定不一致。《決定》第1條規定:人民陪審員依照本決定產生,依法參加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除不得擔任審判長外,同法官有同等權利。依據該條,人民陪審員同法官有同等權利。而依據《決定》第11條,人民陪審員卻又高法官一等,因為“必要時,人民陪審員可以要求合議庭將案件提請院長決定是否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而在司法實踐中,法官是沒有權利要求將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因此,對此問題,《決定》應做相應的修改,以做到前后統一。
(3)關于人民陪審員的任職資格問題
實行陪審制度是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活動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是我國社會主義司法民主的重要體現,但是我們看到《決定》和《實施意見》人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階層的人作為陪審員。根據《決定》第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對于執行該規定確有困難的地方,以及年齡較大、群眾威望較高的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文化條件可以適當放寬。以目前我國的現狀而言,廣大農民基本上沒有人達到大專,工人也只有極少數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照此規定,實際上剝奪了農民、工人擔當人民陪審員的資格,這與平民審判的本意相去甚遠,變成了精英群體的審判。也就是說,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群體并沒有人在審判中代表。這樣的陪審制度違背了平民審判的初衷,變成了社會少數階層的審判。
(4)關于陪審員的任期問題
陪審員的任期太長不利于調動和保持其參加審判的積極性,還容易形成“陪審專業戶”。陪審制度還具有普法功能,經過如此漫長“司法培訓”之后的陪審員,讓其繼續陪審下去不僅有違設立陪審制度的基本思想和司法民主的現代司法理念,而且也造成了少數人對公共司法教育資源的壟斷。[10]因此,《決定》第四條的規定可以對任職年齡的上限參照我國的《法官法》做出規定,如“年過六十五的公民可以免除擔任人民陪審員的義務”首先,六十五歲以上老人身體狀況不一定能適應庭審緊張的節奏;其次關愛和保護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是人道主義的應有之義;最后,這樣的規定并未剝奪老年人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權利,只要他們愿意仍然可依法擔任人民陪審員。《決定》第九條規定的人民陪審員任期為五年,任期太長,并且是否可以連任或再任,以及任職年齡的上限等規定也不明確。第九條可以考慮改為“人民陪審員的任期為三年,不得連任”。
對于現行的《規定》和《實施意見》以及我國目前的陪審制度還有很多問題,期望司法過程現在就完全理性化、立刻完善化,這是辦不到的,但是通過我們的不懈努力,建設一個有助于司法民主、公正而高效的有中國特色的陪審制度終將是可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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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戈琳(1979年—),江蘇工業學院法政系,法學碩士
丁毅明(1984年—),江蘇工業學院法政系,法學本科
聯系方式:E—mail:fox7918@sohu.com電話:05198972570/0***
Abstract:Assessor system is embodied i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country’s governance and demonstrates, judicial democracy.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personal ideas on the short of assessor system and improvement of assessor system based on existing 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and judicial practice.Key words: Assessor systemJurisdictionImprovement
第四篇:淺論如何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
淺論如何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
作者:佟靜怡 匡宗平發布時間:2012-11-30 14:58:37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我國一項重要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也是黨的群眾路線在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具體體現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實施以來,有一大批人民陪審員以強烈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認真負責地投入陪審工作,參與審理了大量案件 實踐證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有效推行,增進了人民群眾對人民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密切了司法工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起到了弘揚司法民主、促進司法公正、強化司法監督、增強司法權威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人民陪審員制度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一定困難和問題,使人民陪審員制度未能充分發揮作用 體現其價值。
一、人民陪審員制度現狀
(一)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范圍小、數量少
陪審制度的案件適用范圍關系到該項制度設置的初衷和目的,是該制度的核心問題,也是理論界和實務界爭論較大的焦點問題之一,如果適用范圍過窄則無法保證公眾充分參與審判活動。對此,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立法上對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的范圍作了明確規定例如,美國在其《憲法》第六修正案中規定,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均有權要求罪案發生地的州及區的陪審團參與審判;《憲法》修正案第七條規定,在民事訴訟中,訴訟標的額在20美元以上時,當事人均有接受陪審的權利。德國法律也明確規定,參審員參與審理的案件范圍廣泛涉及民事、刑事、商事、家事和農事等方面。
相比較而言,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范圍小,且數量少。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規定,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僅適用于兩種情況:一種是法院依職權決定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這種案件只限于社會影響較大的一審案件;另一種是當事人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審理的案件。但如何界定社會影響的大小,《決定》沒有制定客觀標準,實踐中難以把握和判斷,缺乏可操作性。同時,因公眾法律意識淡漠、法律知識欠缺及有關陪審制度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不足等因素,也會造成該《決定》規定的第二種情況幾乎形同虛設。在審判實踐中,絕大多數案件是否適用人民陪審員陪審制度,系由主審法官視案件審理時的法官人數是否充足、獨任審理能否超過時限等情況而確定,并沒有考慮“社會影響較大”這一適用陪審制度的法定情形。
雖然近幾年來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的數量呈逐年增加的趨勢,但參審率仍處于較低狀態。根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調查統計的人民陪審員制度運行情況顯示,以廊坊市中級人民法院為例,在2006年至 2008年期間,人民陪審員共參審案件4550件,僅占當地法院適用普通程序審理一審案件的7.5%。
(二)現有人民陪審員準入門檻太低
有人認為,陪審員資格條件不宜過高,只要具備辨別、理解和判斷事物的一般水平的人,就有資格擔任陪審員,對陪審員資格如果限制過多,會影響陪審員的廣
泛代表性。筆者認為,陪審制是讓非法律人員與職業法官共同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依照法律對繁雜社會糾紛作出肯定或否定評價,但案件裁判的結果必然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審判人員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文化水平、思維判斷能力、審判經驗、生活經歷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這一切決定了職業法官及人民陪審員除了具備《決定》規定的遵紀守法、品行端正的基本要求外,還必須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富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使命感 ,掌握精湛的法律知識、巧妙的審判技巧。近年來,為了滿足司法實踐要求,已采取多種措施提高現有法官隊伍的素質和法官的準入門檻,一般要求擔任職業法官除從事一定的法律工作年限外,亦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反觀人民陪審員的任職條件,僅把年滿二十三歲作為遴選人民陪審員唯一便于把握的客觀標準,這根本無法滿足審理具有重大社會影響案件能力的要求,無法承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民主監督,確保司法公正的重任。
(三)隨機抽取人民陪審員機制缺乏可操作性
《決定》規定,法院審理案件依法由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的,應當從陪審員名單中隨機抽取。筆者認為,這一規定或許是欲從選擇陪審員參審這一環節避免和減少人為干擾的不公正因素,但在現階段還很難真正落實。首先,各地人民陪審員的名額是確定的、且人數相對較少,一個基層人民法院通常配有二十名左右的人民陪審員,且人民陪審員均是兼職,隨機抽取的人民陪審員在很多情況下由于工作或其他原因無法按法院確定的時間參加案件審理,這就需要重新抽取,以至反復地抽取和調換,最終使該項制度無法落到實處,并造成審理效率低下。其次,隨機抽取可能會出現人民陪審員的個人專業知識、工作生活閱歷與參審案件的需要不相適應的情況,這就很難發揮人民陪審員的優勢。
(四)“陪而不審,合而不議”的現象嚴重
所謂“陪而不審,合而不議”,系指陪審員只在形式上參加了法庭對案件的審理,即作為合議庭成員出庭聽審、翻閱卷宗材料并參加合議,但對于案件爭議事實的認定、法律適用以及糾紛處理只是附和主審法官的意見,或者不發表自己的觀點,導致案件審理結果實際上只能體現主審法官一人的意志。
目前,世界上主要通行兩種陪審模式,即陪審團制和參審制中國大陸采用的是大陸法系普遍采用的參審制,故而“陪而不審”現象幾乎是實行參審制國家的通病。一方面,在參審制下,雖然法官與陪審員的權力在形式上相同,但實質上是不平等的。與專業法官相比,參審員既無專業的法律技能,更無司法實踐經驗,無論法律怎么規定,陪審員只能就事實問題作出判斷,而不可能在法律問題上發揮應有作用。加之法治至上所導致的一般公眾對法律和法官的一種敬畏感,就會導致與職業法官一起工作時,他們往往會處于一種心理上的弱勢,發揮不出作為公眾代表讓判決體現主流價值觀的功能。在大多數情況下,陪審員往往在法庭審判中和合議中聽憑法官決定,發揮形式民主的作用,這并不能實現實質上的民主功能。
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具體措施
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必須適合當代中國國情,從實際出發 ,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斷去完善它,使其在保障司法公正和法院的司法權威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擴大陪審制度適用范圍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組成部分,是公眾參與國家管理的重要形式,故應將人民陪審員制度確立為國家訴訟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即從立法上明確規定對于社會敏感類、涉及群體性利益、當地群眾廣為關注、涉案人數較多及專業性非常強的知識產權類、計算機網絡類、醫療糾紛類案件必須有人民陪審員參加。這樣 ,既便于司法實際操作,也可以運用人民陪審員的專業知識優勢彌補法官對于案件所涉及專業問題的欠缺。涉及青少年犯罪、婚姻家庭糾紛的案件也應當規定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審理。一般而言,在這類案件中,很多糾紛表面上看似已經得到解決,但實際上并未完全消除主體間的心理對抗,如果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讓有共青團、婦聯、工會工作背景的陪審員或有關街道辦事處、居委會人員參加陪審,通過對雙方進行調解來達到真正解決沖突的目的,從而優化案件審理及裁判的社會效果。實踐表明,人民陪審員真正參與審理的案件,更容易以調解方式結案,當事人服判息訴率較高。
除了法律明確規定必須有人民陪審員參加的案件外,其他案件尤其在民事審判程序中,是否適用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審理應當賦予當事人選擇權。法院應當在給當事人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時明確告知當事人享有選擇人民陪審員的權利,當然是否選擇人民陪審員參與案件的審理,當事人需向法院明確說明,否則,法院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確定。
(二)大眾陪審與專家陪審相結合現代高科技在社會生活中的滲透力和人類社會活動專業化的發展趨勢,使得金融、證券、網絡、醫療、知識產權等專業性很強的案件不斷增多,同時涉及群體利益等敏感復雜案件也備受社會關注。囿于自身知識的局限性,法官難以對每類案件作出客觀科學的事實認定,因此 ,許多國家和地區在堅持陪審員應以非專業人士為主體的前提下,開始在一些特殊的案件,特別是專業性比較強的案件中選擇專家陪審。如瑞典在 1999年修改的《司法程序法》中明確規定,上訴法院在審理刑事案件時,可以實行專家參審制,即由三名法官和兩名專家組成的合議庭負責審判。對此,筆者認為,可借鑒中國《仲裁法 》規定的對仲裁員的遴選條件,將具有一定社會威望、專業知識或社會閱歷豐富、在某一領域連續工作滿八年、而社會表現良好的人員,確定為擔任人民陪審員的客觀標準。建立專家陪審和大眾陪審制度,可以增強法院對案件事實的判斷能力和社會效果的把握能力,同時促使陪審員的專業知識和思維優勢與職業法官的法律專業知識和法律思維形成一種良性互補。
《決定》第五條雖然限制了各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擔任人民陪審員,并沒有將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排除在人民陪審員范圍之外,但各級法院正式選任
人民陪審員中幾乎沒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而在實踐中,法院在審理群體案件或社會敏感案件時,通常又以邀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列席旁聽的方式實現人大或政協對法院的社會監督,如果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作為人民陪審員參加此類案件的審理,則更能體現司法民主,代表社情民意,達到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社會效果。
(三)完善人民陪審員選任程序
完善人民陪審員的選任程序是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重要舉措,每個基層法院在需要選任人民陪審員時,都應當在人民陪審員選任工作開始前一個月在當地新聞媒體中發布公告。公告內容包括人民陪審員的名額、選任條件,向哪個部門申請、如何申請等相關事宜,以利于社會大眾全面了解,便于符合條件的公民向戶籍所在地基層法院提出申請。
除此之外,還應該在現有程序上增加選舉和社會公示的環節。其具體程序設置如下: 第一,由轄區各個單位和基層組織從符合陪審員任職條件的公民中篩選,按照一定的比例向所在地的基層法院推薦,當然也可以由個人直接向法院申請;第二,由當地基層法院會同同級司法行政機關對推薦的人員進行資格審查,對審查合格的人選進行基本法律知識的考查,并從合格的人員中確定候選人名單;第三,由各級人大常委會組織從候選人員名單中選舉產生人民陪審員;第四,將當選的人民陪審員名單及其基本情況向社會公示,廣泛征求社會意見;第五,經社會公示后,各級人大常委會對陪審員予以正式任命。
至于具體案件中如何確定人民陪審員,各基層法院可以按本院人民陪審員的職業以及專業領域將其固定分配到具體的審判庭里,然后從相關審判庭中陪審員的名單中確定并作出選擇,并由法院及時與該人民陪審員溝通,通知其按時參加案件的審理。
當然,如果所選中的人民陪審員有回避的事由時,當事人或人民法院要在另外的人民陪審員名單中做出選擇。
(四)采取多種方式杜絕陪而不審現象的發生
1.適度借鑒陪審團制度的優點
針對參審制容易導致的陪審形式化的缺點,可以借鑒英美法系陪審團制,將陪審員和法官職能相對分開。首先,無論法律怎樣規定,陪審員的職權范圍只能限制在事實判斷上;而且日益專業復雜的法律體系,使陪審員很難在法律上有非常專業的見解。另外,對法官和陪審員有不同的定位。法官的功能在于將法律現實化,其強項在于對法律技術的精通,缺點在于其地位的特殊性,由此決定了法官這個群體會有其獨特的價值取向,而這個取向往往會與一般大眾不同。如果完全由法官主導判決,會導致少數階層壟斷法律解釋局面的產生 ,使法律開放性功能受阻。建立陪審制度,正是為了要改變這一缺陷。陪審員作為社會大眾代表的陪審員,其優點在于具有民主性,能夠將社會民意表達出來,使判決不與社會相脫節,客觀上促成了法律的開放性,但其劣勢在于對法律這個技術性很強的領域不甚了解。二者不同的特點和功能定位,決定了陪審員和法官在判決中的職能應當加以區分。
中國陪審團制的改進,形式上應該保留目前形式。從應然層面來說,陪審團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使司法判決反映社會公眾價值,陪審員的人數越多,來源越廣泛,就越能實現這一目的。但從實然層面來說,陪審團制高昂的運作成本和復雜的操作程序,在資金充足、法官素質很高、司法環境很好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運作中都出現了很多問題而受到批判。在目前中國的司法資金不足、法官素質不高、司法環境有待改善的情況下,引進是不現實的。
陪審團制和參審制的區別主要有兩點,一是形式不同,陪審團制雖然也分大、小陪審團,但相對參審制,其人數較多,程序復雜;再就是功能不同,陪審團制下的陪審團和法官的功能是獨立的,陪審團進行事實審,法官進行法律審,而參審制下參審員與職業法官有相同的職能。法律運作本身也為陪審員的存在提供了依據。在法院的判決中,有大量的東西要依據社會一般公眾的標準進行判定,如故意傷害中的對危害后果認識的判定、過失中能否預見危害后果的判定等。目前,對這些構成要件的認定,無一不是由法官來進行的。單由法官來代替一般公眾作出判定,并將其假設為一般公眾的見解,不如充分發揮陪審員制度的優點,由來自大眾、代表大眾的陪審員作出社會一般標準的判定。因此,在陪審團制度的再設計中,應將陪審員和法官的職能相對區分開。
2.改善目前法院行政化的運作體制
在傳統行政化的運作體制下,來自公眾代表的陪審員的發言權很難與作為權力代表的法官相抗衡,因此,要實現陪審員的話語權,必須破除行政化運作體制。這里涉及到司法獨立中的種種問題,本文不多涉及,只就目前合議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提出些許意見。權力對判決要施加影響,必定要借助一定的方式,而合議制無疑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在合議中,由于都是面對面地發表意見,誰有什么意見,一目了然。如果級別高的領導已發表了個人意見,下屬發表不同意見時難免就會有所顧忌。因此,為了保證陪審員發言權的切實實現,在未來訴訟程序的設計中,應當將陪審員與法官分開,各自獨立地發表意見,防止和避免權力對陪審員的決定產生影響。
3.建立人民陪審員的激勵和懲罰機制
首先,建立陪審員的激勵機制。陪審員本身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讓其參與陪審,對其來說是一項義務,也是一種負擔。如果沒有相應的激勵機制,無疑會導致陪審員參加陪審不積極,最終影響該制度設立的初衷。激勵制度的設立要以物質補助為核心,兼顧其他。具體來說,人民陪審員在法院執行職務所需費用,應列入政府的預算范圍,并作為專款撥給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所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費用,由人民法院給予補助。人民陪審員有工作的,由原單位照發工資,不得克扣或變相克扣其工資、獎金及其他福利待遇;無工作的,法院可按照職業法官收入比例,按日計發一定報酬。只有改變陪審員是廉價勞動力的現狀,才能
更有效地調動人民陪審員參與審判工作的積極性。其次,嚴厲防止陪審員腐敗情況的發生。在賦予陪審員一定權力的同時,若無相應的監督制度跟進,必然會導致腐敗。因此,陪審監督制度必須跟上,從陪審員的產生、陪審過程中中立的保持、一旦違規的處理等多方面加以完善,以保證陪審制度健康有序地運作。
總之,陪審員制度是人民參與國家管理、實現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方式,它不僅是當代中國司法審判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也是西方國家司法審判的重要原則。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陪審制度與其他法律制度一樣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歷程,隨著當代中國審判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全社會民主意識的不斷強化,人民陪審員制度必將會朝著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和實現司法民主化、公正化的方向發展,發揮其應有的社會功能和作用。
第五篇:關于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完善
關于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完善
李凝
人民陪審員制度在我國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陪審制度,但是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2004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并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它的出臺對于完善和改革我國的審判制度具有重大意義,但改革以后的人民陪審員制度仍存在諸多問題,筆者通過對陪審制度幾個根源性的問題進行探討,期盼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繼續完善。
一、當前人民陪審員制度存在的問題
筆者認為,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實際執行中并未發揮到最佳作用。在很多地方并不盡如人意,陪審員陪而不審的情況并未得到解決,制度也并未完全得到落實,很多規定還是流于形式。筆者將這些問題歸納,主要存在三個根源性問題。
(一)關于制度本身
1.人民陪審員制度在現行憲法中沒有規定
作為一國根本大法的《憲法》,其內容應該是國家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而作為公民參與政治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無論是在司法民主、人民主權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它理應在《憲法》中予以明確的規定。建國以來我國的1954年《憲法》、1978年《憲法》中有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相關規定,但是后來又被取消。現行《憲法》的規定也是空白,人民陪審員制度缺乏憲法的支持和保障,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但是這并不能彌補憲法出現空白的尷尬。
2.《決定》的一些重要規定仍太籠統、模糊,使得操作起來自由度大,不好把握,在實踐中引發出新的問題
(1)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的范圍并不十分確定。《決定》規定:除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對社會影響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一審案件,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一審程序中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被告,行政案件原告都可以向法院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決定》雖然對陪審員參與審案范圍的規定與法院組織法比較更為具體,但依然存在模糊性。《決定》中并未規定什么樣的案件必須由陪審員參與審理,這就導致哪些案件由陪審員參審不好把握。因為“社會影響較大”不好準確理解。在當事人與法院就是否適用陪審出現分歧時,是以當事人意見為準,還是以法院的意見為準不明確,因此只能根據具體情況具體適用。在審判實踐中,當事人申請人民參審員參與審理的案件十分少見,絕大多數當事人并不知道自己還有權利要求陪審員參與審理,而法院在立案時告知當事人有申請人民陪審員參審的權利也不普遍,這直接導致了陪審制度的隨意性,更多情況下是該制度成了花瓶式的制度。
(2)關于如何確定陪審員參審仍存在問題。在《決定》實施前,我國在確定陪審員參與審理案件時,多數的做法是由法院自行指定,導致一些法院將陪審任務固定交給少數積極性較高的陪審員,導致他們普遍成為“編外法官”,失去這項制度的群眾性。《決定》借鑒有關國家的做法,陪審員參與審判采取隨機抽取的方式,這種做法相對公正,但隨機抽取陪審員參審的案件如果與自己的專長無任何聯系,他的特長就發揮不出來了。懂農業專業知識的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知識產權方面的專家審理醫療事故糾紛,這樣的效果并不佳。
(3)對陪審員權利和責任的規定仍然過于籠統,難以操作。在《決定》之前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和《民事訴訟法》都規定:人民陪審員在執行職務期間,同審判員具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決定》規定:人民陪審員參加會議庭審判案件,對事實認定及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等權利。《決定》中雖有對人民陪審員違反與審判工作有關的法律及規定,如徇私舞弊造成錯判或其他嚴重后果的,將被免除人民陪審員職務,并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對于人民陪審員的錯案追究責任及監督并無具體規定。
在通常情況下,陪審員堅持錯誤意見一般不會違反法律的相關規定,也不一定是徇私舞弊,“錯案”對于人民陪審員的責任追究,最壞的結果一般只會免去“兼職”而已,而與該人民陪審員一起組成合議庭的正式法官卻受著嚴格的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制約。如果案件辦理正確也就罷了;如果被上級法院發回重審或被證明錯案時,承擔責任的是法官,而擁有相同權利的人民陪審員卻不承擔相同的責任,對陪審員的監督又沒有明確的規定,為人民陪審員的腐敗提供了機會,也使正式法官的壓力加大。
(4)陪審員的補助、活動經費沒有明確標準,使得執行起來混亂、問題多。陪審制度的實行需要投入一定的訴訟成本,人民陪審員上崗應得到適當的補助。人民法院還需要有一定的活動經費,包括對人民陪審員的培訓、管理等費用。《決定》規定了人民陪審員的補助問題并規定了為實施人民陪審員制度而需要的開支,由各級財政予以保障,但由于沒有明確的標準,加之長期以來基層法院普遍存在著辦案經費緊張,這就使得各地法院對人民陪審員的補助標準不一,甚至有一些地方得不到落實。由于經費緊張的問題對于陪審員的培訓和管理不能到位,影響了人民陪審員的積極性,也擋住了人民陪審員邁向神圣審判席的腳步,影響了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有效執行。
(5)《決定》中規定的人民陪審員跨級審理現象沒有法律依據。依照《決定》第7條,人民陪審員的名額由基層人民法院根據審判案件的需要,提請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同時第14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應由人民陪審員參加會議庭審判的,在其所在城市基層人民法院陪審員中隨機抽取,這就出現人民陪審員跨兩級、三級法院審案的現象,人民陪審員由同級人大任命,受同級人大監督。區人大任命的人民陪審員到市中級法院參加審判,如何體現對同級人大負責?不是市級人大任命的人民陪審員怎么對本級人大負責?
(二)作為司法民主的制度形式人民陪審員制度對人民陪審員的職權設定與其法律專業素養不相符合陪審制度首先是司法民主的政治形式,最高法院院長肖揚稱陪審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產物”。陪審制度的核心價值就在于強化司法審判的民主因素。通過民眾參與司法審判過程,確保了人民對司法的主權。同時克服法官因職業習慣所形成的思維定式,使司法更貼近民眾,從而獲得更為堅實的合法性基礎。
從目前各地的實踐看,陪審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法學或某一領域的專家、政府要員,也有基層組織推薦的普通民眾。有文章報道浙江義烏有打工妹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情況,這證明我國人民陪審員的廣泛性與群眾性。但從上崗一段時間各地反映,還存在很多問題,與原先的人民陪審員相比,雖然一些陪審員具有了專科以上學歷,且經過了崗前法律培訓,但大部分陪審員法律知識仍顯淺薄,專業化程度較低,難以勝任制度所賦予的完全參與審判的工作。而且普遍存在著駕馭庭審能力較弱的問題,抓爭議焦點、認證等方面能力較弱,審判中很少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即使有不同想法也說不出法律依據,因而只好附和法官的意見,在參審過程中仍是一個“陪”的角色。
這個問題也是我國在陪審員選任上一直爭議和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法律賦予陪審員和法
官同等的權利,同時參與對案件事實的判斷與對法律加以適用的各個環節,并最后作出裁判。而就司法過程的規律而言,審判要求具備一定的知識背景,尤其是一定的法律知識和法律技術專業素養,單從法律適用這一層面而言,處于文化底層的一般平民就顯得有些不相適應,讓他們行使與法官同等的權利,不僅有令司法的理性構成傷害的危險,而且陪審員也容易被職業法官所支配、再次使陪審處于形同虛設的地位。如果將人民陪審員限在社會的某一階層或某一些人,缺乏代表性和廣泛性,很明顯又背離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初衷。
(三)在借鑒西方陪審制度的同時,我國現階段推行人民陪審員制度與我國法院的訴訟制度在一些方面還存在矛盾與沖突
1.審理不間斷原則對陪審制度的要求與我國訴訟制度的矛盾
英美的陪審團制度是與審理不間斷原則互相支持的,審理不間斷原則是指,法院一旦開庭審理,除非發生重大事由期間不能間斷,只有審判結束時,法庭才能解散。審理不間斷原則要求對陪審團進行隔離,陪審團成員一旦被確定,就對其實施隔離,只有等陪審結果出來后,陪審員才重獲自由。這樣是為避免審理間斷期間,陪審員可能被賄賂威脅,導致陪審不公。而我國的現實國情,顯然不能對陪審員實行隔離。另一方面為避免陪審員出現腐敗,也要求陪審的案子,要做到即審即判,但我國現行訴訟制度,審理期間法院可根據情況自行對案件延期、中止審理,有的可以長達數月,數次開庭審理案件,也可以根據情況數次商議案件,如果陪審制度落到實處,這種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會發生。
2.合議庭負責制的落實影響著陪審員權利的落實
合議庭負責制是直接原則的體現,直接原則是指法院的審與判不能分離,即由直接參與案件審理的人員對案件進行審理并判決,未參與案件審理的人員不得就案件發表意見和參與判決。如果陪審制度落到實處,陪審員的表決權就必須落到實處,陪審員參與的合議結果必須在判決中得到體現。而我國現行合議庭負責制還不能得到落實。庭長、院長、審委會如果不同意合議庭的意見,可以另外作出不同的判決結果。這樣一來,法官的最終裁判權尚未真正落實,陪審員的裁判權又如何落實?在現行體制下陪審員的權利得不到體現,陪審仍沒有實際意義。
3.公開審判原則和證人出庭制度在我國司法實務中的適用情況對我國陪審制度的影響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中,公開審判原則和證人出庭制度并未得到嚴格執行。案件審理還不能做到完全公開,大量的證人不能到庭。在由法官審理的案件中尚可用庭后核實的方式,來彌補法庭審查不足的問題。而實行陪審制度就要求落實公開審判原則和證人出庭制度,因為陪審員對當事人主張的理解主要依靠在法庭上對這些證據的判斷,只有在公開審判中陪審員能真正履行其職責。這樣,陪審制度就與我國現行的司法實務產生了矛盾。
4.我國庭前準備程序的不完備與實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矛盾
法庭在審理過程中,如果審理準備不足,可以通過休庭,再次開庭的方式來彌補。陪審員制度的落實,使陪審法庭難以再次開庭,為此法庭在開庭審理以前,必須要有完備的庭前準備。而我國的庭前準備程序并不完備。主審法官在庭前準備活動中起主要作用,其他合議庭成員,包括陪審員一般不參與閱卷等庭前活動。在目前的庭審方式下,強調法官通過庭審來查明事實,要求陪審員通過一次“聽審”來查明案件事實,并作出判斷并不切合實際。因此,我國庭前準備程序不完備也影響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行。
二、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建設與完善的幾點思考
任何制度的完善并非一蹴而就,作為司法改革的重要方面,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改革是一
項長期的過程。為保證司法公正,推進依法治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應繼續完善。
(一)規范立法,從法律層面完善該制度
一方面要改變《憲法》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真空,在現行《憲法》中明確規定公民可以作為人民陪審員參與司法審判工作。《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高度概括和體現,因此必須從《憲法》上去規定,以根本法的形式確立公民的權利。也只有在《憲法》這一根本法的高度上去設計這個制度,才能在社會中形成尊重審判、尊重人民陪審員、尊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法制理念,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確保“人民主權”在司法審判中的真正確立。另一方面需要對《決定》予以完善,還需要設定一系列的規則并形成體系,現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的主要依據散見于三大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過于籠統,較為混亂,可操作性差。此次《決定》及《關于人民陪審員選任、培訓、考核工作的實施意見》雖然對人民陪審員制度作出了較為全面的規定,但仍需要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和實施細則,同時需要對近年來一些地方各自制定的規定進行疏理,以確保該項制度的統一實施。
(二)明確人民陪審員的職權定位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實行司法民主,在政治上反映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這是實行陪審制度的根本目的,因此不要求他們像法官那樣,具有較高的法律知識和審判水平來審理案件。就法律功能的層面上講,司法需要的并不是人民陪審員的法律知識和各行業的專業技能,司法的專業化注定人民陪審員在法院的裁判中只能是一個配角,而不應享有與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官同等權力。即使在西方實行陪審制數百年的國家,陪審員也只是負責事實的認定,而不負責法律的適用,且在庭審中認定事實要接受法官指導是其一項基本的義務,并不與法官在審判權力上平起平坐。從另一方面講,人民陪審員除了在審判中扣私枉法而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以外,由于其并不是專職人員,在實踐中并無法官所受到的錯案追究、紀律處分等重重制約,相對于法官來講更加不易抵制社會各方面的壓力和誘惑,造成司法不公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筆者建議,人民陪審員職權定位應借鑒英美法系的做法,人民陪審員只負責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而對法律適用的權力則交給職業法官,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人民陪審的職權設定與專業素養的矛盾,權責不統一的矛盾。
(三)加強對人民陪審員的管理
為貫徹執行《決定》保證人民陪審員的選任、監督和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制定了《關于人民陪審員管理辦法(試行)》,對人民陪審員的選任、培訓、考核等工作做了更細致的規定。筆者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1.關于如何確定人民陪審員參審,為解決陪審員隨機抽取而出現的新問題,可采取對陪審員按專長進行分類再隨機抽取的辦法,但要根據案件情況,要避免出現將某一類案件局限在某幾個人的情況,以隨機抽取為主,分類抽取為輔,二者要靈活結合2.關于選任人民陪審員存在的跨級審案現象,可采取在所在城市基層人民法院陪審員名單中抽取一定數量的人民陪審員名額,報同級人大常委會確定的做法,這樣解決了人民陪審員跨級陪審與人民陪審員由同級人大任命,受同級人大監督的矛盾。
3.關于陪審案件的范圍,筆者認為應確定陪審或不陪審由當事人決定的制度和機制。就一具體案件而言,是否要陪審法律不宜做硬性規定,應該把選擇權交給當事人,若當事人要求陪審,法官有義務為其找陪審員。這時,應至少提供3倍以上的陪審員供當事人挑選,候選者要當庭接受法官和律師的咨詢,從而使當事人在選擇陪審員時有一個了解的機會,當事人對陪審員有申請回避權。這樣就真正使陪審制度得到當事人的認可。
4.人民陪審員作為一支法院外的審判隊伍,對其監管管理應與對職業法官的管理相銜接,列入人大經常性的監管范圍。明確人民法院對人民陪審員的管理權限,并落到實處,法院要定期組織對人民陪審員的業務培訓,并定期進行業務考核。
5.人民陪審員參加案件的審理應得到一定的物質保障。人民法院在做業務經費預算時,應計劃好人民陪審員的開支,及時報各級財政部門審批,并進行單獨列支、單獨管理、專款專用,不得無緣無故克扣人民陪審員的正當開支。在物質上得到充分保障,是調動人民陪審員工作積極性的基礎。
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改革已經跨出了第一步,這一步既是開端,也是關鍵,只有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總結,進而不斷地改進和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才能使其在未來的司法審判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介紹】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