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俄銀行合作機制論文

一、中俄銀行業合作的現狀

銀行合作是中俄發展經貿關系的重點領域，2002年中俄總理會晤聯合公報即明確指出，雙方應擴大兩國央行之間和商業銀行之間的業務交流與合作，為雙方對外經濟各領域的合作開展金融服務。

（一）銀行合作機制

1.中央銀行：2000年，在中俄總理定期會晤機制框架下，建立了銀行分委會制度。這是一個專業性合作機制，每年召開一次，其宗旨是通過相互交流，加強銀行間的互信與合作，為經貿發展提供優質金融服務。中俄央行合作的主要內容，一是積極推動雙邊高層互訪，增加央行間的信任度和決策程序的了解，解決各自國內的分歧意見；二是進一步調整相關外匯管理政策和與俄方簽署了一系列金融和銀行合作協定（見表1），為商業銀行創造的合作的制度基礎和政策環境，如《中俄關于在外匯監管領域的合作協議》、《中俄央行合作協議》、《中俄央行關于金融機構業務監管合作協議》、《中俄央行關于邊境地區貿易的銀行結算協定》、《反洗錢合作和人員培訓協定》等。

表1中俄雙方近期簽定的合作協定與我國最新出臺的相關外匯管理政策

2.政策性銀行：在三大政策性銀行中，參與同俄金融機構合作較多的是進出口銀行，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向俄金融機構提供授信額度和買方信貸的方式，以解決結算不暢和信貸不力等制約兩國經貿發展的難題。

3.商業銀行：近年來，根據市場和雙邊經貿發展的需要，各大商業銀行注重與俄羅斯銀行的合作，即通過建立代理行關系、開立美元直接結算賬戶、提高相互授信額度、簽署全面合作協議，在結算、信貸及其它金融服務方面建立了雙邊合作機制（見表2(在各商業銀行的代理行關系中，約50%是在2000年以后建立的），擴大了業務范圍，信用證、保函、托收等多種國際結算工具開始使用，雙方商業銀行正在積極探討貿易融資、項目融資、中長期信貸、銀團貸款、聯合代理發債等多領域合作。

表2主要商業銀行和進出口銀行與俄方銀行合作的情況

資料來源：各相關銀行提供。

4.民間交流：2001年，由“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倡議召開的“中俄金融合作論壇”第一次會議在莫斯科召開。該論壇由中國金融學會、俄羅斯銀行協會和俄中央銀行共同主辦，每年一次，目的是為實現兩國戰略合作經濟目標，協助銀行分委會促進兩國銀行、外匯、證券和保險等金融機構間的溝通，在尊重共同利益和遵守市場經濟規則基礎上發展多方面的合作。

（二）銀行合作的主要內容

除政府貸款等政府協議經貿項目下的合作交往外，中俄銀行合作的具體內容主要是指商業銀行之間的業務合作。

1.貿易結算。中俄雙邊貿易中，通過銀行進行的結算方式主要有兩種方式：通過第三國銀行的間接結算和中俄銀行間直接通匯結算。此外，還有現鈔結算、早期貿易中較為普遍的易貨結算和“對打結算”方式(即相互開展進出口業務的企業，通過協商，將對方進出口所需貨幣和資金打入對方銀行賬戶)。各種結算方式發展不平衡，主要以第三國轉匯方式為主，非銀行渠道的現鈔結算量增長較快。近兩年隨著雙方銀行建立代理行關系、設立直接結算的美元賬戶，直接通匯有所增加，但所占比重仍很小。

2.出口信貸：出口買方信貸(出口買方信貸是指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提供保險的前提下，銀行向進口國（如俄羅斯）的銀行提供外匯貸款，由進口國銀行轉貸給進口商，用來專門購買我國出口商的產品。)是國際金融市場通行的出口融資方式，較一般貸款相比，其信貸金額大、期限長、利率低，多為能源等大型項目和機電產品、成套設備和高新技術產品等出口融資。2002年建行、中行、工行、農行和進出口銀行分別與俄外貿銀行簽訂了“出口買方信貸協議”。對企業而言，由于有國內銀行向進口商提供信貸支持，可以增加我國出口企業競標成功的把握，還可以及時收匯、加速資金周轉，為提升我出口企業的競爭力、開拓俄羅斯市場提供有力支持。對銀行來說，由于有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保險，借款人又是俄羅斯第二大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國際融資風險，是一種風險相對低的業務品種，擴大了中俄銀行合作的范圍，有助于發揮各自在客戶資源、業務領域的優勢。

3.銀團貸款（同業貸款）：銀團貸款是由多家銀行或金融機構采用同一貸款協議，向一家企業或一個項目提供一筆融資額度的貸款方式。目前，我國與俄羅斯銀行由于相互理解和信任不足，在貸款方面的同業協作發展較為緩慢。我國商業銀行在支持對俄項目時，可多考慮參與國際銀團的招標，使得我國商業銀行在降低貸款風險的同時，能夠涉足一些較大的項目。這也是俄方銀行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

4.融資服務：分為貿易融資和項目融資兩大類。近年來中俄相互投資趨于活躍，兩國經貿合作從單一貿易發展到共同開發大型投資項目，兩國的經濟技術合作和技術貿易不斷加強。目前，雙方融資方面的合作相對較少，正在探討貿易融資和項目融資等問題(2002年，工商銀行以買方信貸方式支持華為、中興等國內企業出口設備和占領俄電信市場，開辟了利用融資促進貿易增長和項目發展的新途徑)，包括在邊貿項下，提供人民幣貸款等信貸便利。

5.互設機構（準入限制）：中國入世剛剛兩年，俄羅斯正在與各國進行入世的雙邊談判，兩國的金融市場開放尚處于初級階段。俄羅斯共有包括花旗銀行在內的33家外資銀行，中資銀行只有“俄羅斯中國銀行”，是中國銀行在俄的全資附屬機構(俄羅斯中國銀行為股份制銀行，股東包括中國銀行、金城銀行和新華銀行。1993年獲準在俄開展業務)，業務范圍相對較小，至今不能為貿易和投資活動全面提供所需的結算和融資服務。目前，還沒有一家俄羅斯銀行能夠達到我國銀行業的準入門檻，在華尚無正式的營業性金融機構，僅設立了四個代表處。因此，俄方希望中國能夠放寬準入條件。中俄銀行在兩國互設機構，將大大提升兩國金融合作的水平。

6.信息交流與人才培訓：近幾年，中俄雙方加強了銀行界的信息交流與溝通，在加強銀行高層互訪和業務人員培訓的同時，注重提供有關兩國經濟金融政策、監管環境、法律環境、以及商業銀行信譽、資產財務和資金狀況等，逐步增強中俄銀行參與合作的信心。

總體來看，中俄雙邊銀行合作處于起步階段，仍需在結算、融資、擔保等方面，不斷提高銀行合作的水平，為貿易秩序規范化奠定基礎，以適應雙邊經貿加速發展的需要。

二、經貿發展的金融瓶頸與銀行合作存在的問題

中俄雙邊貿易發展迅速，2002年達120億美元，俄羅斯成為我國第八大貿易伙伴，中國為俄羅斯第五大貿易伙伴。但是，雙邊貿易在中俄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僅為2％和5％，這與中俄兩國地理位置相近、經濟規模較大、在資源和商品結構上互補性強等極不相稱，雙邊貿易和投資的巨大潛力有待進一步挖掘。為消除制約雙邊經貿關系加速發展的障礙，亟待

解決銀行合作領域中存在的問題。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1.銀行結算渠道不暢是長期困擾雙邊經貿關系發展的問題

由于俄羅斯銀行信用較低、雙邊結算渠道不暢，現匯結算多通過第三國銀行轉匯完成，直接通匯的實際規模及其在結算總額中的比重仍很低。且不同貿易形式所采用的結算方式和支付手段有所不同。一般貿易和正規邊貿的經營較為正規，多通過銀行進行現匯結算，支付手段以美元為主；旅游購物等邊貿及包機貿易則較多使用現鈔結算，以美元和人民幣為主，盧布所占比重較小。

其結果是：（1)通過第三國轉匯的結算周期長、時效低，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業貿易收益；（2)現鈔交易風險高，經常出現貨主人身安全難以保障、資金難以收回等問題，加大了貿易的潛在風險，造成外匯和稅收管理的漏洞，影響了雙邊貿易的快速健康發展；（3)多種方式的結算體系造成貿易秩序混亂、黑市交易活躍，導致銀行體系外大量外幣交易的存在和資金流的不平衡（大量外幣現鈔流入），為走私和洗錢創造了便利條件，大大增加了貿易統計和外匯監管的難度。

2.中俄銀行結算工具單

一、服務范圍和水平有待提高

首先，銀行結算工具較為單一，信用證等業務雖具有風險低、成本小的特點，但在實際業務中沒有得到應有發展，在結算中所占比例較小，保函、托收等其它多種方式更有待進一步開發。這種情況造成銀行服務費用高、競爭力下降，“地下錢莊”和“地攤銀行”在邊貿中十分活躍。其次，俄羅斯銀行業務水平低導致雙方糾紛時有發生。再次，人民幣結算沒有納入正常渠道。邊貿以交易雙方的本國貨幣進行結算(根據我國《邊境貿易外匯管理暫行辦法》第五條的規定：“邊貿企業與毗鄰國家的企業和其他貿易機構之間進行邊境貿易時，可以以可兌換貨幣或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可降低企業匯兌風險和交易成本。人民幣較為穩定，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基本屬于硬通貨，很多俄商業銀行也愿意開展人民幣兌換業務，但中俄兩國長期沒有明確雙方貨幣在邊貿結算中的合法地位，無法真正實現人民幣進入正常貿易和銀行結算系統。在2002年正式明確中俄本幣在雙方貿易結算中的合法地位后，2003年1月1日，本幣結算正式實施，但有關人民幣兌換盧布的牌價、現鈔外運及銀行頭寸的風險控制等問題，需盡快探討解決。

3.中小企業對金融服務的要求難以得到滿足、出口積極性受到影響

在中俄雙邊貿易中，中方逆差一直呈不斷擴大之勢，過去10年已累計達270多億美元。除貿易結構等因素外，長期逆差與中俄貿易主體中個體商人比重較大、邊貿企業多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有一定關系，一方面，民營和中小企業一般不是商業銀行貸款融資的主要對象，貸款總規模較小、融資環境較差，嚴重影響企業抓住商機、拓展規模。另一方面，俄進口商存在支付困難時多以提供物資的形式付款，而對于化肥、鋼材、羊毛等物資，中方企業無權自行進口，隨著我國配額許可證制度的逐步強化，邊貿企業沒有配額申領資格，企業基本效益得不到保障。此外，從事邊貿的私營和個體經營主體沒有外貿經營權，難以進行外匯核銷，更無法享受退稅和出口鼓勵政策，出口積極性受到影響。

4.信貸合作剛剛起步、經貿發展規模受限

中俄銀行信貸合作剛剛開始，規模和水平亟待提高。第一，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進出口，需要大額信貸，但俄羅斯央行不舉債，不向商業銀行提供擔保，貿易規模受到限制。第二，我國銀行無法直接向俄羅斯企業提供貸款，均是通過俄方銀行進行轉貸款，但俄羅斯銀行對轉貸款業務的風險意識高，轉貸費用過高，增加了企業的成本、降低了我銀行在俄融資市場的競爭力。第三，雙方授信協議難以順利實施，中方在實際操作中十分謹慎，俄羅斯簽署協議則重在形象，缺乏實際業務或成熟項目。第四，中方外匯管理規定支付預付款的最高限額為3萬美元(1997年以前限額為10萬美元，1998年打擊逃套匯后，將限額降至3萬美元)，超出限額的需由對方銀行出具保函。由于俄方銀行資信較差，無法提供保函，雙方商務合同執行難度大，預付款限額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的經營和雙邊貿易規模的擴大，也致使部分貿易通過非銀行渠道進行結算。

（二）原因分析

中俄兩國均在進行經濟改革，雙方貿易方式不規范、金融體系不完善和銀行間合作水平的相對落后，特別是在銀行結算機制、仲裁機制和出口信用保險等領域合作的不足，影響了經貿關系進一步發展。

1.俄羅斯金融體系脆弱、銀行資信狀況差、金融風險相對較高

俄羅斯金融市場正處于改革階段，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俄銀行體制不成熟，商業銀行數量多但規模較小(1998年金融危機后，俄羅斯央行提高了銀行自有資本金的要求，并對大量資不抵債的銀行進行清盤，截至2001年中，俄羅斯銀行已從最多時的2700多家減至1300多家。俄羅斯最大的200家銀行的資本總額低于世界排名前20名的任何一家銀行的資本額)，資本實力普遍較弱，許多銀行的資本金嚴重不足。據俄央行統計，排名第一的俄羅斯儲蓄銀行的資本約35億美元，第九位的銀行資產不足3億美元，60％的俄銀行注冊資本在30萬美元以下，僅有12%的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符合巴塞爾協議的最低要求。由于銀行資本過于分散，俄銀行體系抗風險能力較差。

第二，俄銀行業整體水平和業務素質有待提高。俄銀行信用等級普遍偏低(2001年標準普爾公司對俄羅斯外匯主權的評級僅為B-，對俄羅斯商業銀行的最高評級為CCC+STABLE)、區域局限性強，熟悉金融管理和銀行專業技術人員較為缺乏，業務品種單一，國際貿易結算中常用的信用證業務往往需要通過第三國銀行轉開或加保，托收、保函等結算工具更很少使用，效率低、收費高等導致俄銀行盈利能力普遍較差，資信狀況不容樂觀。

第三，俄羅斯銀行體系的風險較高。一是銀行高度參與金融市場，將大量資金投向債市、股市以及衍生金融產品，銀行資產與金融市場的波動具有極強的相關性；二是銀行資產高度集中于少數幾家大中型銀行，這些銀行大多隸屬或受控于既是股東、又為主要客戶的工業金融集團，在經營管理上缺乏獨立性，政治利益往往影響銀行按照商業化原則開展經營活動。

總之，俄羅斯脆弱的金融體系、商業銀行的資信狀況和兩國銀行業務取向上的差異，嚴重阻礙了中資銀行與其全面開展直接通匯及信用證、托收等多種形式的銀行業務合作。

2.俄經濟社會環境不穩定，影響中方銀行積極開展對俄業務

從我國商業銀行看來，對俄開展業務的風險較大：（1)政局不穩、經濟秩序和法律環境尚不完善，導致俄羅斯國家信用評級較低，盧布幣值經常大幅波動。貨物與資金流動的暢通是邊貿往來的必要條件，蘇聯解體后中俄銀行間的結算體系被迫中斷，中國商人難以通過正規渠道及時將收入匯回國內。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后，其金融秩序和雙邊結算體系遭到很大破壞，中資商業銀行普遍收縮了對俄業務；（2)俄羅斯對外貿易方式不規范、政策多變。民用消費品和輕紡產品進入俄羅斯，多通過非正規渠道、采用包機包稅或邊貿等方式，而從俄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等產品則往往通過第三國公司代理交易、第三國銀行結算。貿易方式的不規范和特殊性，導致俄方在雙邊貿易中經常提出不平等要求，例如，中方出口時往往被要求貨到付款甚至售后付款，進口則要中方支付100%的預付款(俄羅斯銀行貸款利率過高，一般為18~30%左右，使俄方企業融資成本提高、難度加大，因而要求我方企業以預付款方式進口貨物)，債務拖欠、履約率低等問題時常發生；（3)我國商業銀行對俄企業的財務和資信狀況無從了解，大多采用俄方銀行轉貸方式，但轉貸費用過高導致我方信貸的競爭力下降；（4)中俄之間尚無政府級的仲裁協議，在現有條件下許多貿易糾紛難以得到有效、合理、公正地解決；（5)俄社會治安較亂，在中方銀行海外業務的戰略布局上，不是建立分行或辦事處的重點地區。

3.中方銀行對從事對俄貿易和投資的中小企業支持力度不夠

20世紀90年代，由于中俄雙邊貿易（特別是邊貿）的貿易方式不規范等因素，商業銀行貸款出現大量呆壞賬，銀行損失較大，對向中小企業或從事邊貿的主體貸款大幅減少。從事對俄貿易和投資的企業大多規模小、資金實力較弱，普遍缺少周轉資金，特別是中方企業的對俄投資或從俄引進高新技術項目均需籌措啟動資金，但外貿和民營企業因信用較低(外貿企業近年來經營狀況不佳導致信用降低)，往往遇到資金籌措困難等問題，但銀行的資金支持力度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企業抓住市場機遇、擴大發展規模。而且，由于雙邊貿易和相互投資的總體規模較小、在中俄邊境地區設立網點成本較高，商業銀行對服務中俄經貿活動的重視程度和開拓市場的動力尚顯不足，服務缺乏多樣性和靈活性，有些商業銀行甚至對中俄工商界合作狀況及其金融需求不甚了解，業務遠不如“地攤銀行”活躍，將貿易結算納入銀行正常渠道、服務中小企業對俄經貿活動難以真正落實。而對于有盈利潛力和國家擔保的項目，在融資貸款方面出現多家銀行跟蹤一個項目的情況。

4.中俄雙方銀行合作缺乏風險控制機制

雙方金融合作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雙方央行和商業銀行間信任度不夠、信息交流不充分，雙邊經貿發展和銀行合作缺少相應的制度支持。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缺乏風險控制機制。俄羅斯對國家債務和擔保嚴格控制，央行不為商業銀行提供擔保。在俄銀行風險普遍較高的情況下，我商業銀行難以積極開展對俄金融服務，一般對貿易結算和有國家提供出口信貸保險的買方信貸等業務較為積極，對涉及資金交易的業務較為謹慎。俄方對中方銀行的風險評估更是十分謹慎，中方得到俄授信額度較難，且從俄羅斯進口的業務多是客戶在我方銀行開立信用證，俄方又往往對中資銀行的信用證要求加保，增加了企業成本。值得注意的是，為改善企業的貿易和融資環境，我國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通過簽定協議，分別向俄商業銀行提供上億美元的授信額度。但各大銀行的授信額度集中于俄羅斯外貿銀行（Bank for Foreign Trade）(該銀行99％的股份為俄中央銀行持有，是俄三大綜合性商業銀行之一，按資產、資本均排名在第二位，其主要任務是為俄對外經貿活動提供服務。該行在建立之初，即與我國銀行建立了代理行關系和業務往來，成為我國商業銀行在俄羅斯的重點代理行之一。)一家銀行，有可能加大談判難度和貸款風險、降低各商業銀行風險防范能力，各商業銀行也難以就此事進行相互協調。針對上述問題，亟待兩國央行和商業銀行共同建立風險控制機制，增強商業銀行對合作的信心。

三、加強中俄銀行合作的政策建議

地理位置相鄰、經濟互補性強，是中俄經貿發展的基礎。近年來，為配合和推動雙邊經貿發展，中俄雙邊銀行合作取得了積極進展，加強雙邊交流磋商、調整相關外匯管理政策和與俄方簽定具體合作協議，為銀行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證，對解決結算渠道不暢、支持對俄貿易發展、規范外匯秩序等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雙方在銀行結算、仲裁和出口信用保險等領域的合作機制亟待加強與完善，以促進金融合作的加深和經貿關系的發展。

（一）加快建立合作框架和制度，改善總體金融環境

在合作框架和制度建立方面，在多邊場合和俄羅斯入世的雙邊談判中，敦促俄方規范貿易方式、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逐步改進銀行服務中的不足，以降低銀行合作風險；利用中俄現有的銀行分委會機制，為金融和銀行合作提供完善的法律、監管框架；兩國開放金融市場將給銀行合作帶來更大的空間，逐步解決中俄之間金融機構準入問題，通過設立分支機構提供全方位、更便捷的金融服務。

改善政策環境，鼓勵和促進商業銀行參與對俄經貿合作。具體措施包括：（1)為兩國商業銀行間的信息收集與交流提供更多便利；（2)提高商業銀行對俄羅斯發展潛力的認識和對俄市場的重視程度，鼓勵其開展對俄貿易結算業務，為企業對俄貿易與投資提供融資支持；（3)改革制約銀行和企業業務規模發展的政策法規，例如，適當提高銀行預付款限額以促進對俄貿易，這在我國目前嚴厲打擊逃套匯、外匯儲備較多的條件下是可行的；中方應為進一步疏通和規范本幣結算提供配套政策保證，如統一制定大額現鈔出入境、盧布－人民幣掛牌兌換的匯率等。

（二）建立風險控制機制

中俄金融合作剛剛起步，很多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提高銀行信用、建立風險控制機制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第一，雙方應加強銀行的信息披露，我方應加強對俄銀行信用的動態評估，提高交易行為的規范性，以增加銀行合作的安全性；第二，俄方曾提出建立“中俄地區合作銀行”，但對該銀行的機構屬性尚無法統一認識。可考慮建立民間或半官方的信用擔保機制，或借鑒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國的做法，專門建立針對向俄出口的保險基金，鼓勵企業積極開拓俄羅斯市場；第三，充分發揮出口信用保險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險是為企業對外貿易、投資和工程承包等活動的合法權益提供風險保障的一項特殊政策措施，主要承保國外買方的商業信用風險和政治風險。俄羅斯是風險較高的國家，目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向對俄貿易提供短期保險，包括一年以內的信用證（L/C）和非信用證（付款交單、承兌交單）等方式的出口業務。應向企業積極宣傳出口信用保險的風險管理、風險補償和信用擔保等職能，主動介紹新開展的業務，為企業出口提供服務。

（三）加強信息交流與人員培訓合作

雙方央行之間應建立定期會晤機制，交流與溝通有關金融、外匯、稅收和雙邊貿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金融市場形勢和商業銀行資信狀況的變化，增加雙方政策法規的透明度。同時，組織商業銀行就中俄金融和銀行體制、貨幣匯率政策、與各種業務相關法律法規和程序規范等，對雙邊銀行人員進行培訓，并就中俄雙邊已經開展的合作業務，加強針對企業的宣傳和咨詢。

（四）加強兩國商業銀行合作

為促進中俄經貿發展，兩國商業銀行應從多方面、多途徑加強合作：通過建立全面代理行關系，拓展信用證、保函、托收等新的結算業務，改變中俄貿易結算工具單一的局面，為雙邊貿易提供更為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務。短期內，可考慮建立客戶信息系統，指定幾家資信好、清償能力強的銀行，提供融資便利和集中清算，以幫助中方銀行規避風險(俄方信用等級低的商業銀行通過指定的俄方銀行進行清算，風險將在俄內部解決)。此外，在項目融資方面與國際知名銀行合作，開展財務顧問等投資銀行業務，以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并積極考慮參加國際銀團招標，通過辛迪加貸款方式，降低風險，擴大貸款規模。

（五）促進商業銀行與企業的溝通，滿足企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

商業銀行應全面了解中俄企業的金融需求，提供貿易融資和貸款服務：積極尋找俄方銀行合作伙伴進行授信，以方便進出口企業融資和資金周轉；針對俄羅斯市場潛力大、資金短缺的情況，積極支持我國有實力和投資意向的企業，如機電和通訊設備、輕工、紡織服裝和家電企業等，為其對俄出口、投資提供信貸服務；對有意對華投資的俄方企業，在有銀行擔保或抵押的條件下，可發放定向貸款，并利用銀行的資訊網絡，為俄企業對華投資開展咨詢服務。

第二篇：中俄兩家銀行簽署合作協議

中俄兩家銀行簽署合作協議

21日從中國進出口銀行獲悉，中國進出口銀行近日與俄羅斯外經銀行簽署貸款協議，用于支持中俄經貿合作。

據介紹，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近日與俄羅斯外經銀行行長德米特里耶夫簽署了俄外經銀行5億美元合作貸款協議及俄外經銀行融資租賃公司3億美元融資框架協議。

這些協議資金將分別用于支持俄遠東地區煤礦綜合體項目，及進口中國大型工業生產設備、交通運輸工具、高新技術產品和大型成套設備等。

第三篇：關于中俄交流合作機制調研的匯報

哈爾濱商業大學對俄合作情況匯報提綱

根據黑龍江省的地緣優勢，哈爾濱商業大學在發展教育國際化進程中始終將對俄合作放在重要位置，在上級主管部門和學校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績，也積累了一些合作經驗。

下面就哈商大對俄教育交流合作情況做一下簡要介紹：

一、對俄合作概況

我校現有俄羅斯友好院校15所，通過中俄經濟類大學聯盟、中國東北與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高校聯盟等平臺與俄羅斯高校開展人文交流活動，舉辦各種比賽和主題論壇等活動，中俄院校間定期互訪，各專業項目對接頻繁，合作密切。

二、近兩年主要開展的對俄交流工作

1、兩年來學校接待俄羅斯各種團組來訪25個，累計來訪人數達300余人次。

2、積極參與中俄高校聯盟活動。2016年6月學校作為中俄經濟類大學聯盟高校承辦了在哈爾濱舉行的“一帶一盟”建設與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論壇，論壇由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和中俄經濟類大學聯盟共同主辦。來自黑龍江省政府、中俄大學和學術界的近80位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孫堯副省長出席并致辭。2017年3月，學校承辦了 中俄經濟類大學聯盟高校大學生冬令營，該活動由教育部中俄人文合作秘書處發起，我校承辦，冬令營為期10天，來自圣彼得堡國立經濟大學、貝加爾國立大學、西伯利亞聯邦大學及中央財經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內蒙古財經大學等21所中俄經濟類大學聯盟高校的60多名優秀青年學生代表參加了冬令營活動。此外，我校還積極參與了兩個聯盟舉辦的年會及校長論壇。

3、積極承辦中俄交流活動。2017年承辦了教育部主辦“中俄大學生足球賽”，有來自中俄4所高校的近80人參賽。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副司長李海、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孫東生、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中俄友好協會主席謝爾蓋·思米勒諾夫、黑龍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李云增等領導出席了開幕式。

4、學校的中俄合作特色項目。依托學校專業特色，哈商大自辦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學術交流活動和比賽。首先是中俄烹飪大賽，已連續舉辦三屆，2016年的第三屆中俄烹飪大賽作為俄羅斯中國年黑龍江日特色活動在俄羅斯舉辦，教育廳徐梅廳長等出席了比賽開幕式。每屆賽事約有10所中俄高校參賽，是我校依托旅游烹飪專業在國內學科優勢和影響力開辦一項重要比賽。二是發揮經濟類高校的特點開展的“中俄經濟類大學研究生論壇”已連續舉辦了兩屆，是一項專門在研究生層次開展的中俄學術交流活動。三是結合學校體育經濟專業優勢、地緣優勢和我省冰雪文化優勢于今年舉辦的首 屆 “一帶一路冰雪體育經濟論壇”，共有來自俄羅斯、韓國、日本及中國的近100名專家學者和青年學生參加。省教育廳國際交流與合作處處長張大鑄蒞臨論壇并做主旨發言；四是根據我校食品專業的學科發展需要，學校為中俄食品專業的師生搭建了產學研合作的平臺--中俄食品開發論壇，目前已與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烏拉爾經濟大學等校聯合舉辦了2次活動。

三、中俄人文交流建議

一是發揮商業大學的商科特點，依托省對俄人才培養基地，繼續大力推動學校對俄商貿人才培養，擴大規模，提高層次，培養既通俄語又懂專業的應用型商貿人才。

二是貫徹十九大健康中國戰略，從專業特色入手，大力推進中俄食品開發產學研合作，將俄羅斯的健康食品、特色食品和技術工藝引進來，中俄高校聯動，盡快推出產品。

哈爾濱商業大學 2018/1/9

第四篇：中俄能源合作

在中俄能源問題上 中國要尋找新的戰略平衡點

2011年5月31日，中俄能源談判中方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在莫斯科與中俄能源談判俄方代表、俄羅斯副總理謝欽共同主持中俄能源談判代表第七次會晤。王岐山表示，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長期、戰略性合作，是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中俄原油管道今年1月1日正式投產以來，截至目前已輸油600多萬噸。

通過此次會晤，中俄就積極推進原油管道貿易達成了新的共識。在兩國外交表態的背后，中俄在石油問題上出現了不少波折和分歧。負責向中方供油的俄羅斯國家石油管道運輸公司(Transneft)不斷對中國在定價問題上“發難”，稱因為兩國關稅不同，中石油少付了石油款項。一度有消息稱，石油談判可能在圣彼得堡經濟論壇(6月16-18日)上升格為兩國元首級的會談。雖然最終談判仍由兩國副總理主持，但中俄在油氣資源方面的沖突和深刻的分歧仍是確定無疑的。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安邦研究團隊就開始對中俄能源戰略合作進行跟蹤研究，并對與俄羅斯的合作表示質疑，主要有兩點：一是有強烈歐洲國家意識的俄羅斯對中國缺乏信任，二是俄羅斯時常會把能源作為戰略武器來使用，中國的全球能源安全戰略不應把俄羅斯作為支柱。

現在看來，這種質疑是正確的。作為獨立的智庫，安邦的建議是：中國需要在中俄能源合作上找到新的戰略平衡點。安邦首席研究員陳功建議，如果俄羅斯的油氣價格與中東或非洲相近，或者在計算生產成本之后的成本高于中東或非洲，中國都應該購買中東或非洲的油氣資源。石油對中國是個戰略問題，不能在基本架構中出現風險。除非找到戰略平衡點，否則無法制約俄羅斯的貪得無厭。

俄羅斯邀請日本開發東西伯利亞油田 施壓中國

中國經濟網北京2011年6月8日訊(張波)俄羅斯《生意人報》周二報道說，俄羅斯石油公司已經決定邀請日本公司參與開發馬加丹大陸架和東西伯利亞的油田。報道中說，促使俄羅斯石油公司做出這一決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俄羅斯與中國在輸油費用問題上曾出現爭執，雖然中國最終同意支付原油在俄羅斯境內運輸所發生的費用，但是俄羅斯石油公司希望通過邀請日本公司參與遠東和東西伯利亞油氣資源開發以此向中國施加壓力。

日本《日經新聞》報道說，多家日本公司組成的財團可能獲得合資企業49%的股份。項目的地質勘探工作將于今年開始，日本將承擔所有開支。報道中說，可能參與該財團的日本公司包括Inpex Corp.、Japan Oil, Gas and Metals National Corp.(JOGMEC)和一些石油經銷商。

俄新社報道說俄羅斯石油公司目前并沒有獲得馬加丹大陸架的開發許可。不過，該公司已經遞交了獲得馬加丹1、2、3號區塊和附近海域其他兩個區塊的申請。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愛德華·胡代納托夫表示，希望在今年獲得許可證。他預測，這些區塊共蘊藏有20億噸標準燃料。

上個月底，馬加丹州州長尼古拉·杜多夫表示，根據初步數據，馬加丹區塊的許可證辦理工作將在9月1日前完成。

本月初，俄羅斯石油公司同日本經濟產業省達成協議，成立聯合工作組考察馬加丹1、2、3號區塊和鄂霍次克海大陸架，以及東西伯利亞11個油氣田的資源概況。日本公司同意承擔所有風險，勘探的所有開支由日本方面承擔。雙方還商定將建立合資煉油廠和石化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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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莫斯科2011年6月4日電 題：中俄能源合作的“變”與“不變”

中新社記者 田冰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俄能源談判中方代表王岐山5月30日至6月3日訪問俄羅斯并舉行中俄能源談判代表第七次會晤。期間，王岐山在莫斯科與俄副總理謝欽共同主持了中俄能源談判代表第七次會晤，會見了俄總理普京，參觀考察了俄天然氣工業集團總部中央生產調度中心和烏德穆爾特共和國格列米哈油田等地。雙方簽署了《2009年6月24日天然氣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的議定書》，并就全面擴大和深化中俄能源合作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

油氣合作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內容，天然氣項目亦是此次會晤的重點之一。對于外界關注的中俄企業間關于輸油費用糾紛，以及是否會影響中俄未來能源合作的疑慮，經雙方共同努力，在兩國政府間妥善解決了管道原油貿易價格方面的爭議。雙方愿繼續努力，保障中俄原油管道長期、安全和穩定運營。

在天然氣領域，雙方在很多合作原則上達成共識，為最終實現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兩國政府部門同兩國企業開始準備俄對華供應天然氣的政府間協議。雙方企業力爭在今年6月10日前，按照預付款與天然氣價格相關聯的原則就天然氣購銷合同達成一致，在6月份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俄期間簽署相關文件。

俄總理普京評價說，雙方正在進行的東、西線天然氣談判，規模宏大，都是標志性工程。西線每年供氣300億立方米，東線每年供氣380億立方米，而且都是為期30年的合作，“意義非常重大”。

此外，中俄在煤炭、電力、煉油、核能、能效與可再生能源等廣泛領域也取得進展。

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用三句話概括中俄能源代表第七次會晤取得圓滿成功：推進了已有的合作；開拓了合作的新領域；在重大項目的合作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誠然，任何經貿合作過程中都隱含著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中俄能源合作也不例外。對于雙方合作中出現的技術性問題，只要本著互諒互讓、友好協商的精神，是可以通過積極協商妥善解決的。

如果說，中俄能源合作存在“變數”，也將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充分考慮和照顧彼此關切，以更加積極和務實的態度推動雙方能源合作向更寬、更廣、更深方向“變”。俄政府主管能源領域的副總理謝欽就表示，“現在俄中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允許我們雙方解決任何問題”。

能源出口需要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能源，此乃不變的現實。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長期、戰略性合作，是兩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內容。當前，中俄經濟發展勢頭良好，擴大能源合作面臨歷史性機遇。以中俄原油管道貿易為例，俄羅斯實現了多年想實現而沒有實現的東方管道的輸送，而且面向的是不斷增長的、有支付能力的、巨大而穩定的中國市場。對中國而言，則提供了穩定的陸上石油通道。

正如王岐山所言，中俄能源合作具有戰略意義。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13億人創造的有購買力的需求形成了龐大能源消費市場，為俄能源出口創造了廣闊空間。俄資源、能源豐富，在油氣勘探、開采、化工等領域具有優勢，可以為中國提供安全、長期、可靠的能源供應。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雙方本著互信、坦誠、務實的原則，認真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充分發揮中俄能源談判機制的作用，推動兩國能源合作更上層樓，必定會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

第五篇：中俄軍事論文

當前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中俄雙方基于彼此的國家利益和地緣戰略進行軍事技術合作。但是，美俄關系趨于緊張，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和美國艦隊在太平洋地區的介入使得亞太地區的安全特別是中國國家安全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和挑戰，所以中俄軍事技術合作會對我國的國家安全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理性的認識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并且有步驟、有層次的發展和深化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對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是有必要的。

一、當前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的背景及現狀

軍事技術合作，不僅包括武器裝備的聯合研制與開發，也包括裝備的購買、技術引進等。在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及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逐步深化的今天，開展廣泛的軍事技術合作，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加強武器裝備建設、尋求國家安全的一項基本政策。當前中俄是在雙方戰略伙伴關系下進行的軍事技術合作，存在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背景。

就國際背景來看，上世紀九十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形成了美國一極獨大的國際格局。人們對于美國的力量優勢以及利用這種力量優勢按照自己意愿來塑造世界格局的感受越來越深。1993年美國的首次對伊戰爭，是在申請并獲得聯合國的決議才進行的，并在初步目標實現后從伊拉克撤軍；1999年美國對前南聯盟進行了長達78天的轟炸，此時的美國打著人道主義的借口并且是在繞開聯合國的情況下以北約的名義進行的，雖然美國沒有尊重聯合國的國際地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尊重了自己的歐洲盟國；時隔僅僅四年，在2003年，美國悍然出動十萬大軍，無視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也不再需要北約和歐洲盟友的幫助，連“人道主義”的外衣也不再需要，而是以后來被證明是不存在的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莫須有”的罪名，對主權國家伊拉克悍然發動戰爭，這表明美國超強實力的同時，也說明在當前國際力量的嚴重失衡。不管美國歷屆領導人是對中東的重視，還是對中國的不友好，這都表明了美國企圖成為世界霸主的野心。特別是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的“重返亞太”戰略，深深的觸及了位于亞太地區的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大國的根本國家利益，有的甚至是威脅到雙方的根本利益。這可能是中俄雙方軍事技術合作比較顯著的一個國際背景。

通過深入考察和研究中俄軍事與技術合作的歷史與主要內容, 便可發現, 后冷戰時代變化的國際格局,是影響中俄軍事與技術合作進程的關鍵因素。也就是說，中俄軍事與技術合作是后冷戰時代中俄兩國為了增強雙方的軍事實力，部分實現抗衡美國霸權與單邊主義, 實現國際關系多極化和保護各自核心國家利益為考慮的一大戰略舉動。換句話說，只要美國霸權以軍事力量為依托以新保守主義為方針的單邊主義路線, 先發制人的攻擊戰略沒有實質性改變, 中俄以軍事技術合作為主體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就有存在乃至深化發展的基礎與動力。

從中俄雙方各自的國家背景來看，美國的一系列擴張動作威脅著中俄雙方的核心國家利益。從俄羅斯方面來看，美國以打擊恐怖活動為由向高加索和中亞地區擴大勢力范圍與影響的動作,已經擠壓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威脅了俄羅斯的國家利益。對中國而言, 臺灣問題關系著我國根本國家利益，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美國利用臺灣遏制中國大陸的戰略企圖日益彰顯。

美國對臺灣軍售一覽[1] 日期 軍備 數量

價值（億美元）2000年6月

F-16戰斗機的機載導航及瞄準吊艙、電子反制吊艙 3.56 2000年9月

AIM-120C空對空導彈、魚叉艦對艦導彈、155毫米自行火炮和陸軍保密通訊設備 13.08 2003年11月

AIM-120C-5空對空導彈 20枚

2004年4月

超高頻率遠端早期預警雷達及相關設備 2套 17.76 2007年3月

AIM-120C-5空對空導彈和小牛空對地導彈 45艘 4.21 2007年9月

P-3C反潛機，標準-2型導彈 22.3 2009年9月

F-16A/B型戰機升級及武器配備 17套 58.5 2014年12月 派里級巡防艦 4艘 0.8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政府所屬的美國之音網站。根據版權條款（英文）和有關美國政府作品版權的相關法律，其官方發布的內容屬于公有領域。

除此之外，在2010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向臺灣出售“黑鷹”直升機、“愛國者-3”反導系統等價值高達63.92億美元武器，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臺獨勢力的囂張氣焰，使得我國在維護核心國家利益時受到了阻礙。又在2011年9月，奧巴馬再次宣布向臺灣出售總額達58.52億美元的先進武器裝備。這兩次的交易金額不僅巨大，而且我們可以看出在質與量的方面都已經超越過去。

當然，美臺軍事合作的加深并不僅僅表現在武器購買方面，美臺軍事交流與培訓合作的密切展開也說明了美臺雙方的合作更加深入。臺灣三軍司令部、參謀本部等“國防部”所屬19個單位中的多數單位每年也會派員到美國軍事院校、三軍基地、軍工企業、作戰平臺進行考察、研修、訓練或實習，乃至觀摩或參加美國軍演，以此借鑒美軍先進的戰術與作戰學說，掌握各類武器系統的操作技術，強化雙方軍事高層交流及協同戰力，修正臺軍訓練政策與人才培養方式，改進臺軍未來戰法。[2] 在臺灣2012年的“國防部”預算書中有提到，在2012年，臺灣派出包括陸軍、海軍在內的“官校學生”去美國進行培訓交流。

以上行為，都給臺獨勢力以鼓勵。也正是在美國的慫恿支持之下，臺獨勢力在臺灣日益壯大，實現和平統一的愿望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

在這種潛在或既定存在的威脅下，中俄雙方不得不面對共同的利益威脅者，特別是這一威脅者是在力量上比中俄任何一方都存在絕對優勢，這就使得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有其存在的現實價值與意義。因此，不管中俄雙方軍事技術合作存在的淵源，還是迫于國際形勢的新發展，中俄兩個大國所進行的軍事技術合作都是為保護本國的國家利益不受侵害。唇亡齒寒，如果中俄任何一方的國家安全受到損壞，剩余的一方都不可能不受到威脅。所以，中俄雙方通過加強彼此合作, 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并且至少部分實現平衡美國力量的優勢的做法，不僅對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有重要影響，也對世界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過,值得指出的是，中俄雙方軍事技術合作并不是對傳統均勢政策的復制, 這源于我國自建國以來就奉行的不結盟的基本政策。可以說，中俄雙方并沒有結成同盟, 也就是，各自對雙方沒有任何戰爭性質的軍事義務。除此之外，多極化, 反對霸權主義與維護聯合國權威是中俄合作追求的目標，并且，中俄雙方一直強調中俄友好關系的發展與軍事合作不針對第三國。所以說，中俄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并不是雙方用來爭奪全球霸權的工具，而是維護本國國家利益和世界和平，避免沖突的手段。

中俄雙方軍事技術合作自新中國建立之初至今經過65年的發展，合作不斷深入。中俄兩國在軍事合作和技術交往方面已經發展出相當密切的合作關系, 這種密切的合作關系是構成中俄戰略伙伴關系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首先，根據俄羅斯戰略和技術分析中心的研究資料，除了在2003 年印度超過中國為俄羅斯武器出口的第一大買主之外，中國已經連續多年保持俄羅斯最大武器進口國的地位。除此之外，中俄雙方的軍事人員交流與軍事演習共同舉行的水平在不斷提高，規模不斷擴大。其次，據俄媒體披露稱，自1996 年以來，已有2000 多名中國軍官根據中俄兩軍交流計劃，在俄軍各級指揮學校進修。俄軍也派遣了一批中高級軍官到中國國防大學短期進修。這一行動，不僅加強了中俄雙方的互信，還為兩軍以后的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在中國的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中還有俄羅斯的研究人員研發工作，同時也有不少的中國工程師在俄羅斯進行學習、研究，被啟動的共同生產合作研發項目已經超過100個。并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軍事演習。這些軍事演習為深化兩軍在邊境安全的合作奠定了更為堅實的基礎。雖然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在許多方面取得了信任和成果，但是隨著國際格局和國家力量的不斷變化，使得中俄雙方軍事技術合作遇到了一些困難。主要表現在雙方在價格方面的分歧、技術轉讓及知識產權擁有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雙方之間軍備貿易數量的下降，并且可能導致雙方之間出現不信任的情況。

深刻認識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的背及和現狀，有利于進一步分析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只有深刻揭露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的背景及現狀，才能尋求出更加適宜的解決方案，以增強我國的軍事實力和國防現代化，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地區穩定及世界和平。

二、當前中俄軍事技合作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不管是中俄雙方出于各自的地緣戰略還是中俄面對的共同的安全問題，中俄軍事技術合作都提高了我軍的武器裝備質量和軍事作戰的能力，特別是在北約東擴、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態勢下，中俄軍事關系對于雙方的國家安全都有重大影響。中俄軍事技術的影響也是如此，存在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兩個大方面。

（一）抗衡美國霸權與單邊主義，保護我國核心國家利益

美國有“世界憲兵”之稱，在世界范圍內多次出兵，參加戰爭。他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為他在全球范圍內的活動提供了軍事和技術保障。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應有200多個軍事基地，使得他能快速有效的打擊反對勢力成為可能。美國的“一秒鐘打遍全球”戰略既說明了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也是美國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真實寫照。北約東擴，并將其勢力范圍向高加索地區延伸，這擠壓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美國對臺軍售，會見**喇嘛，甚至支持香港占中行為，這都是對中國核心國家利益的侵犯。當前，雖然多強實力的不斷增長，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但是美國仍然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

當前俄羅斯實力的相對衰落，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以后，綜合國力尤其是經濟實力雖然有明顯增長，但是軍事技術實力由于歷史原因還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加之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的軍事技術禁運政策，為我國的軍事技術研究平添了許多阻礙。加強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對在地緣上相近，且面臨相似的國際局勢的中俄雙方來說，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并且，中俄兩國都面臨著西方國家對本國戰略生存環境擠壓的這一現狀，兩國的戰略地緣方向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不存在相互之間正面的沖突，這種相同的壓力和互補的方向就是兩國自然而然的成為了戰略上“背靠背”的合作伙伴。

（二）有利于健全我國軍事安全防御體系，加快現代化進程

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已經從最初的簡單的武器單方面購買發展到包括武器裝備交易、先進武器技術的轉讓與共同開發、軍事人員的培訓、情報互享、軍事演習等多方面的合作。

中國通過俄羅斯, 獲取了相當數量先進戰斗機, 這大幅提升了中國空軍的戰斗力，為維護我國領空和領海的利益做出了重要貢獻。據英國《簡式防務周刊》報道, 俄羅斯賣給中國2 艘“現代”級導彈驅逐艦和4艘“基”級潛艇,。其中的“ 現代”級導彈驅逐艦還配備了超音速反艦導彈, 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可能在未來沖突中海軍以應對航空母艦的利器，提高了我國海軍作戰能力；而“基洛” 級常規潛艇則被視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柴油動力潛艇之一，在其艦艇上配備了“ 俱樂部” 反艦導彈, 這使得我國在海底作戰中存在優勢，更有利于維護我國的領海安全。

中國積極開展軍事技術合作，從俄羅斯有選擇地引進裝備，不是為了爭霸，而是為了接軍中國內部問題, 即維護我國國家安全和利益。軍隊現代化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的中國維護自身安全的最起碼需要,因此，為實現軍隊的現代化，進行軍事技術合作是一項重要舉措。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為保障我國國家安全、快速提升國防實力、學習國外先進裝備技術、完善我國的軍事安全體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提高我國自主研發能力，擺脫對外技術依賴性

相較于武器裝備的交易而言, 中俄雙方在軍事技術方面的合作也許更有深遠意義。早在1996年,中俄雙方就簽署了軍事技術合作備忘錄, 俄羅斯在該備忘錄中同意幫助中國研發新的武器系統。[3]同年12月6日, 中國又通過許可證的方式獲取了生產20架單座式蘇-27SK戰機的特許權, 由中國的沈陽飛機制造廠按許可證方式在5年內生產20架蘇-27SK。首批飛機由阿穆爾共青城航空聯合公司提供全套零件組裝。首架飛機在1998年12月試飛。2000年11月,塔斯社的一篇報道稱俄羅斯同意中國參與使用其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NASS是俄羅斯版的GPS ,可以軍民兩用,包括為高精度的遠程打擊提供導航。[4]中俄雙方對于這些先進機器和先進技術的聯合開發和研制，不僅有利于提高俄方的研究能力，也有利于我國對于世界軍備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吸收、內化。一篇來自印度的分析文章認為，俄羅斯有可能與中國共同合作開發研究戰略導彈防御計劃, 以對付美國的導彈防御計劃。[5]消息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是對于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來說，這并不是沒有可能，特別是當前中俄雙方所面臨的國際局勢并不穩定。

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已經從最簡單的單方購買發展到雙方聯合研發，這本身對于我國軍事實力的提升是大有益處的。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特別是在科研發面的合作對于提高我國的軍事技術水平和軍事技術科研能力有較深的影響。對于世界先進軍事技術的掌握和研究使得我國掌握了先進的軍事技術，擺脫對外技術的依賴性，也打破了西方國家對我國的軍事技術的禁運，增強了我國的總體實力。

（四）可能束縛我國軍事裝備的調整

1、俄方出口武器周期較長

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中簡單的武器出口，就要經過俄羅斯總統、政府、軍技合作委員會、外交部、國防部、總參謀部、財政部、國有資產部以及國防出口公司等眾多的聯邦權力機關和有關部門紛繁復雜的流程。就這一現象，俄羅斯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局副局長茲列科中將曾說, “在未經總統、政府及國防部的批準下, 一個彈匣都不能出口, 更不用說復雜的武器裝備了”。[6]這說明，我國從俄羅斯引進武器或者技術，雖然提高了我國的軍事實力，但是這期間要經過雙方長時間的協商，存在較長的時間周期。這就可能使我國對于不同軍區的軍事裝備的分配產生不確定性，也可能對對我國整體部署軍事力量產生一定的掣肘作用。

2、俄方武器出口存在明顯地區差異

中俄軍事技術合作是俄羅斯對外軍事技術合作政策的一部分, 因此俄羅斯對中國的軍事技術合作是在符合其整體國家基本政策的基礎上進行的。在《俄羅斯聯邦2010 年前軍事建設國家政策基礎》中是說: “在軍事技術領域計劃快速發展并擴大和中國、印度、越南的雙邊伙伴及睦鄰友好關系”。[7]換句話說, 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奉行均衡的武器出口政策, 這就把中國與印度、越南等國家放在了平衡的地位, 中國并不享受在軍事技術合作中的優惠。俄羅斯的官方文件明確指出, 俄羅斯對外軍技合作的戰略優先方向是獨聯體。[8]這使得中國難以買到更為先進的裝備和技術，使我國在軍事力量部署上存在先后的差別，這對我國國防力量的調整和提高都是不利的。

（五）過度依賴俄國技術，可能影響自身的獨立研發

由于我國與西方國家在社會意識，國際利益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國家對我國在武器和軍事技術研發方面實行禁運。當前，雖然我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有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但也僅是局限于基礎的聯合；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向中國出售武器，但是在質量上確是差強人意。因此，中俄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對中國來說就尤為重要。上世紀蘇聯解體時，許多當時世界先進的武器裝備包括核武器，航空母艦等都被俄羅斯繼承，因此俄羅斯成為軍事力量最發達的幾個國家之一。中俄在地緣上相鄰，又有共同的利益目標，這使得中俄雙方在軍事技術領域的合作更具有戰略意義。也正是如此，隨著中俄雙方在軍事技術合作上的發展與深入，使得本身在軍事技術上欠發達的我國在共同聯合研究、開發時處于比較被動地位。

據俄羅斯的《獨立軍事評論》的報道，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經過不斷的發展，現代俄羅斯向中國出售技術的實際已經成熟。在2003 年的北京國際航展上, 俄羅斯專家向中國媒體證實, 中俄將聯合研制L1 5 軍用教練機等武器裝備。

以上資料說明，我國不僅從俄羅斯引進先進的軍事技術，并且和俄羅斯共同研究、開發先進技術。但是相對于經驗和技術都較為先進的俄羅斯來說，中國在共同研究、開發時就出在比較不利的地位。可能使我國過分依賴俄羅斯，盡而影響我國軍事技術研究的獨立性。

（六）可能造成國際局勢不穩定，地區關系緊張

自新中國成立之初，中俄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就早已友好而深入的開展，雖然在七八十年代有過中斷，但至今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一直在進行。也就是說，中俄之間當前的軍事技術合作不過是對以往既定的戰略的實施。并且，“不針對第三國”是中俄軍技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則。基于這個前提, 在中俄軍技合作中不存在戰略進攻型武器貿易。俄羅斯武裝力量總參謀長巴盧耶夫斯基曾說, 俄羅斯向中國輸出的主要都是防御性武器, 如防空系統和戰術性飛機等,而對于戰略性進攻武器, 他強調指出,“目前有一些級別的武器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出售, 因為武器不擴散原則是世界主流。這主要指的就是戰略性武器。我想強調的是, 俄羅斯將嚴格履行各種國際義務, 軍售領域也包括其中。” [9]

但是，2008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入主白宮后，美國最突出的對外舉措就是“重返亞太”戰略的出臺。這一戰略使得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局勢更加混亂與緊張。盡管奧巴馬政府說“重返亞太”政策并不是針對中國，并且指出要在安全、經濟及其他事務上，發展與中國新的伙伴關系。但事實卻和美國的聲明并不相符。美國“重返亞太”的實際舉措，尤其軍事上提出“空海一體戰”(ASB)構想與“聯合作戰介入概念”（JOAC)以反制中國“反介入”戰略；宣布未來將六成海上力量集中到亞太；[10]并且在其所在的亞太軍事基地部署“魚鷹”號新型運輸機、F35隱形戰機等先進的武器；在中國周邊頻繁的與日本、韓國等國家實施聯合軍演，且次數與參與國家、人數、規模等方面都在不斷擴大，這表明，美國的“重返亞太”政策是針對中國的。對美國來說，中國近幾年快速提升軍事實力與“反介入”作戰體系的不斷調整和完善，使其產生了不小壓力，并且美國認為中國軍事力量的強大使其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的投送產生了阻礙。因此，美國認為，有必要聯合盟友與伙伴，在“空、海、天、網、電”空間“抵消”解放軍日益壯大的“反介入”戰力。[10]美國的這一認識和行為是極其錯誤的。中國的強大是在和平的基礎上進行的，并且與俄羅斯的軍事技術合作并不是剛剛開始，而是有了半個多世紀的合作基礎，是對以往我國對外軍事技術合作政策的繼承，并不是美國認為的“爭霸”。保持美軍在“反介入”環境下自由行動的能力，阻遏中國戰略與地緣政治目標的實現，[11] 這就是美國這一系列行為背后所隱藏的目的。但是美國當前在亞太地區的行為已經嚴重威脅了我國國家安全和地區的穩定。

中國實力的增強，加之與俄羅斯軍事技術合作友好而深入的開展，美國認為他的既定利益將會受到損害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動給亞太地區帶來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使亞太地區處在可能爆發局部戰爭的情況之下。

三、中國可能采取的對策

我國在與俄羅斯進行軍事技術合作時，由于種種原因，使得中俄雙方存在并且產生分歧，這對于我國國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維護是不利的，也對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產生影響。為了應對中俄軍事技術合作中產生的問題，我國應該積極采取對策以維護地區穩定乃至世界和平。

（一）加強中俄軍事技術委員會互動，增強戰略互信

從2006年到2008年的兩年間，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委員會沒有召開過會議。其原因，根據俄羅斯方面的消息來源說，是由于俄羅斯軍方領導人的更替所致。不過后來有消息說，原因是因為北京要求俄羅斯提高其出口給中國的武器的質量。特別是由于在2006 年中國測試的裝載在956EM巡洋艦上的Moskit 導彈與636 艦船上面的Club-S系統都出現了問題，中國對此不滿。[12] 這中間的原因由于是國家機密，我們所了解的原因也僅僅是皮毛而已。不管雙方軍事技術委員會到底為什么在那兩年期間沒有召開過會議，但也正是在中俄軍事技術合作歷史上僅僅是一小段時間的兩年，說明了中俄雙方是存在不信任的，最起碼是存在著分歧。從這點可以看出，中俄雙方在軍事技術合作方面并沒有足夠的信任，換句話說，雙方都對彼此抱著懷疑的態度，這對于雙方加強軍事技術合作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影響中俄雙方其他領域的合作。2014年11月18號，我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會見了來華出席中俄政府間軍技合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并訪華的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當今，雙方軍事技術委員會合作良好，但不能確保以后不會停止。因此，加強中俄雙方的高層互動、互信，召開軍事技術委員會，適時的溝通，減少甚至是取消雙方的疑慮，這對于雙方都是有必要的。只有不斷消除雙方的障礙，才能增強彼此合作的信心，也才能增強彼此戰略上的互信。

（二）有選擇的吸收俄國防御型武器系統，提高我國自主研發能力

我國從俄羅斯得到了兩套先進的S-300F艦對空導彈系統；10 到12 套-30P/ PMU-1型遠程地對空導彈系統；8套S-30P/PMU-2型遠程地對空導彈系統；27套Tor-Ml短程地對空導彈系統等眾多型號和功用的導彈系統，雖說這些導彈系統比較先進，但是與世界一流的技術可能還有一定的差距，最重要的是這些導彈系統都是防御的，并不是進攻型的，因此我國引進的這些先進技術只是用于我國國防建設。因為中俄之間的軍事倫理存在著巨大差異。不管是俄羅斯的尚武好戰、英雄崇拜還是侵略擴張，這都與我國避戰止戰、以民為本和教化發展有本質的區別。因此，我國在引進俄羅斯的先進軍事技術時，應當適當的選擇符合我國軍事倫理的技術，這不僅可以提高我國吸收效率，也可以更深入、方便的進行自主研發，提高我國自主研發能力。

（三）拓展與除俄國外的其他先進國家的軍事技術合作

軍備交易也是一種商業往來而言，如果我國能夠開拓更多的軍備采購對象與渠道，相對減少對俄羅斯武器的進口依賴程度，可能有助于我國在與俄羅斯進行裝備交易時討價還價。俄羅斯出口到印度的武器性能優于出口中國的，這固然與俄印兩國的關系密切有關，但與印度的采購對象多樣性也是有聯系的。如果我國與西歐和美國以及其他地區的一些國家的軍事關系得以改善，使得歐美取消他們自1989 年制定的對華武器禁運政策的話，那也許將有助于加強我國對俄羅斯軍事合作的討價還價能力，是我國處在比較有利的一方，不至于太被動。

（四）正確認識民族心理，意識形態等差異

中俄之間由于歷史因素，在民族心理，意識形態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這對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及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正確認識雙方的不同民族心理，意識形態，向俄羅斯釋放友好信號，增強雙方的互信，避免俄羅斯認為“ 中國威脅論” 的出現是很重要的。2001年雙方簽署的睦鄰友好條約，普京總統訪華時兩國將最后的領土劃界問題徹底解決, 這是中央政府極為明智的舉動，增強了雙方之間的信任。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影響中俄軍事與技術合作關系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隱患。努力發展與鞏固中俄軍事與技術合作, 強化中俄戰略伙伴協作關系，正確對待中俄雙方的差異，這對于中俄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有較深的影響。

中俄在進行軍事技術合作對我國的國家安全和戰略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筆者認為要正確的看待中俄雙方的軍事技術合作，既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又要看到不利的影響，要以保障我國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加強中俄軍事技術合作，在強化中俄軍事合作的同時又要開展和加深同其他國家的軍事技術合作，以更好地維護我國國家安全與利益，壯大世界和平的力量，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

由于軍事技術合作的敏感性，研究材料的不易獲及，本身對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的詳細情況了解并不充分，研究也相對有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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