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學城網介紹

大學城網介紹

歷史：

2005年成立，一度是重慶最熱的大學生求職和交友中心，于2008年達到頂峰。后因人事變動停網，于2011年初重新開始運作。

重慶大學城網的核心服務:

1）招聘和家教

2）交友和社區（含論壇，日志，博客，特長展示和個人主頁）

宗旨：

1）成為全重慶范圍內的所有大學生求職、交友、交流和自我宣傳的平臺

2）成為企業招聘大學生和打入重慶大學市場的平臺

3）成為全市家長或需要家教的人尋找人才的平臺

目標：

1）2011年底之前恢復人氣

2）2012年實現重慶第一平臺的目標（達到以上3個宗旨）

一旦大學城網成為一個平臺，那么從每一個方面都會有大發展的可能，贏利和成長的渠道非常多。本質的動力是，重慶市龐大的大學生群和企業群都借助于我們，無法離開我們的服務，有了這個需求，那么我們就可以充分地加以利用，建立我們長期的事業。

讓我們共同努力，一起實現這一目標！

重慶大學城網

2011年8月8日

第二篇：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介紹

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

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位于廣州市番禺區南村鎮，與廣州大學城一江之隔，占地面積11萬㎡，是廣州大學城配套建設項目，為廣州大學城18平方公里區域提供冷、熱、電三聯供，也是全國最大的分布式能源站。中國華電集團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和廣州大學城能源發展有限公司按55%和45%的比例共同出資成立廣州大學城華電新能源有限公司，負責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項目的投資、建設及經營管理。能源站總體規劃為4×78MW，分二期建設，一期2×78MW于2008年7月28日正式開工建設，2009年10月實現“雙投”。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包括LNG燃氣—蒸汽聯合循環機組及配套設施、熱水制備站、冷凍站等（熱水制備站和冷凍站屬大學城管理）。能源站以天然氣為一次能源，通過燃氣-蒸汽聯合循環機組發電。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燃機采用普惠動力系統公司的FT8-3SwiftPac雙聯燃氣輪發電機組，FT8-3屬輕型燃機，由兩臺燃氣輪機和一臺發電機組成，兩臺燃氣輪機通過聯軸器直接連接一臺雙端驅動發電機（額定出力60MW）。通過葉輪式壓氣機從外部吸收空氣，壓縮后送入燃燒室，同時氣體燃料也噴入燃燒室與高溫壓縮空氣混合，在定壓下進行燃燒，生成的高溫高壓煙氣進入燃氣輪機膨脹做功，推動動力葉片高速旋轉帶動發電機，燃機效率可達39%，排出的479℃煙氣進入余熱鍋爐循環利用。余熱鍋爐采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七0三研究所生產的雙壓帶自除氧臥式自然循環鍋爐（66.8T/h），生產的蒸汽供應給汽輪發電機；汽輪機采用中國長江動力公司（集團）生產的一臺抽凝式汽輪機（15MW）和一臺補氣式汽輪機（21MW）。發電后的尾部煙氣余熱再生產高溫熱媒水制備生活熱水和空調冷凍水。

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以潔凈的天然氣為燃料，采用先進的燃氣輪機發電設備，大大減少了NOX、SO2、TSP等污染物的排放，其中NOX排放是同容量常規燃煤電廠的1/5，SO2、TSP的排放幾乎為零。同時鍋爐補給水采用RO膜+EDI（電去離子）系統制水，無強酸性、強堿性廢水產生，生產、生活產生的廢水經過處理后用于廠區內清洗、澆灌等，實現廢水零排放。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實現了能源的梯級利用，能源利用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達到78%。使能源站具有了能源傳送距離短、能量轉換和傳送損失小、能源利用率高、建設安裝周期短、運行方式靈活、設備啟停方便、負荷調節靈活、系統安全性和可靠性高的特點。

廣州大學城分布式能源站實現了“安全、高效、節能、環保”的理念，被廣州電網確定為“保亞運”供電具備黑啟動能力的重要電源點。

發展分布式能源，將成為我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實現能源集約化發展、保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第三篇：大學城協議

可行性研究報告協議書

甲方：遵義市新區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乙方：遵義中審會計師事務所

甲方因工作需要，委托乙方編制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經雙方友好協商達成協議如下：

一、咨詢項目及主要內容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編制遵義大學城綜合服務街區一期工程建設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

二、編制完成時間

在甲方提供完整資料后15個工作日內乙方將報告提交給甲方。

三、收費

1、收費標準：按照《建設項目前期工作咨詢收費暫行規定》（計價格[1999]1283號），經雙方協商，按人民幣柒萬捌仟元整(￥78,000.00元)計收。

2、收費方式：在乙方提交報告時付清。

四、雙方權利義務

1、甲方

①提供項目咨詢所需資料，對資料的完整、真實、有效性負責； ②為乙方開展工作提供必要條件，對乙方工作予以配合； ③按照約定按時足額支付咨詢費用；

④有權對咨詢報告的編制提出合理要求。

2、乙方

①按照規范要求開展咨詢工作；

②按時提交報告，對咨詢成果負責；

③與委托充分溝通，聽取委托方合理意見。

五、其他事項

未盡事宜，雙方另行協商。

本協議一式肆份，雙方各執貳份。

甲方：遵義市新區房地產乙方：遵義中審會計師事務所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或委托代理人：

經辦人：

開戶行：中國銀行遵義市老城支行賬號：***5

日期：2014年8月1日日期：2014年8月1日

第四篇：我與大學城醫院共成長

我與大學城醫院共成長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在不經意間，我已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工作成長了一年。參與并見證了醫院這近一年的風風雨雨，風雨曾經，坎坷幾何，乃至今天的成就。我想說，作為重大醫院人，我由衷的自豪和驕傲。醫院，給了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后生，廣闊的發展空間，給我們提供了事業發展的平臺。我與醫院共成長，這里記錄了我人生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記憶的閘門已經打開，往事歷歷在目。還記得我剛來到醫院時的情景，我懷著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開始了醫院的工作。面對即將展開的工作，我 感到自豪，又感到惶恐。醫院領導的關切詢問；老同事毫不保留的傳授經驗；同事之間的團結協作，這些感動使我很快的打消了顧慮，迅速投入到工作中，得到了歷練，并得以成長。醫院就是一個和諧的大家庭，我們團結友愛，和諧共進，共謀發展。

醫院秉承“病人為中心”的辦院宗旨，全體“重醫人”在業務上精益求精，刻苦鉆研，努力攻關。醫院的各項事務，都得以順利開展。我所在的后勤保障科也不例外。在全科室成員的努力下，各項工作有序的展開，并初步取得成效。我們已完成設備論證與采購；耗材論證采購入庫；規范采購流程，制定相關制度等工作。誠然，我們工作中還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們深信 在院領導一如既往的關懷下，在全院同事的共同幫助中，以及全科室成員的精誠團結，共同努力中，我們的后勤保障工作必定能上一個新臺階。“一切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一切的未來，都以現在為起點。”回顧過去，我們激情澎湃，展望未來我們豪情滿懷。我們將揚帆起航，踏著更加堅定的步伐，描繪重慶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更加美麗的畫卷。祝醫院的明天更加輝煌，更加美好。

第五篇：中國大學城建設問題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科研與決策

中國大學城建設問題

一、大學城建設: “圈地運動”下的畸形膨脹

與會者開始涉及的是中國大學城目前的狀態。與會的蔣國華、史朝、程方平、李志仁等專家分別給大家提供了一些令人吃驚的數據和事實：

首先，大學城的規模越建越大。當年上海淞江大學城等的建設面積只有幾平方公里，但現在圈地面積越來越大，其中湖南“岳麓山大學城”44平方公里；河南“鄭州大學城”和湖北“黃家湖大學城”都是50平方公里；已開工的廣州大學城一期工程占地17平方公里，二期規劃43平方公里；陜西西部大學城占地400公頃；山東菏澤大學文化城占地466.7公頃；遼寧大學城占地543.4公頃；浙江5個大學城規劃用地面積為2240公頃；重慶市正在打造的重慶市大學城和江南大學城占地總規模將超過5萬畝。僅江蘇省已經開工或計劃建設的大學城就達9個之多，且2002年以來江蘇共啟動7個大學城和高校園區建設。統計資料表明，1997年至2002年的五年間，建設占用耕地1646萬畝；2002年，我國耕地面積再次凈減2500多萬畝。在這些被占的耕地中，大學城應該有不少的份額。

其次，中小城市也開始建設大學城。城區人口不到200萬、僅有20所高等院校的鄭州市將要涌現4座大學城；甘肅榆中大學城規劃用地18至24平方公里；常州大學城建設了全國第一個以高等職業教育為特色的大學城；無錫大學城和淮安大學城分別規劃用地10平方公里。大慶大學城要建成為“對大學來者不拒”的大學容納場所；僅有一所省農業廳下屬專科院校的泰州市也要建大學城…… 再有，中國大學城的建設越來越“洋化”。集中表現在環境的越來越美麗、建筑的越來越漂亮、設施的越來越完備，其著眼點是物質化的條件日趨優越。置身于中國的大學城，仿佛就置身于一個度假村里，甚至某些大學城內本身就有度假村。如廊坊東方大學城首期規劃的1萬余畝用地中，高爾夫球場竟然占據了6640畝地，并且城中隨處可見別墅、度假村、美食街，甚至夜總會等。

面對中國大學城的現態，與會者們不禁發問，像這樣的發展速度、規模和檔次，中國的大學城究竟是要辦成什么樣的“城”，這樣的結果又是怎樣被推動起來的？其中隱含的是喜是憂？對此，專家們作了多角度的精辟分析。

二、大學城建設隱藏著復雜的問題

李志仁和儲朝暉都認為，中國大學城產生的最初動因確實是來自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由于1999年國家實行加速高等教育發展的政策，各個高校都開始大量擴招，這必然帶來校區容納學生的程度以及相關的管理和教學質量問題，于是開辟新校區、構建大學城成了高校源于自身發展主動而樸素的需求。

如果可以把這種源于教育發展樸素需求而形成的大學城建設模式稱為“自由模式”的話，專家們表示，后期的大學城建設，尤其是近2－3年的大學城發展就“變味了”——因政府、開發商和銀行的介入，大學城建設演變成了一種特殊的“捆綁模式”。這種“捆綁模式”有四個要素：政府、開發商、銀行和大學，而其中大學的作用日趨弱化。

談到大學城建設中政府這個要素。與會專家劉序盾、史朝、王建平、儲朝暉、程方平、李志仁、陳榮根紛紛指出，政府總在越位，在一定程度上大學城建設甚至變成了一種“政府行為”。地方政府的主導思想是要人為地在當地形成一種“教育經濟”，創“政績”。一些政府官員認為，在國家教育投資低的情況下，政府只需出政策（優惠出售土地即可招來項目，增加稅收等）就可以建設好大學城，就能為社會提供最好的教育資源，而發展大學城便是其中最容易操作的，并容易獲得多方面效益的大項目。至少，大學城使部分校園擁擠的高校（在擴招、高校后勤社會化等的擠壓下）有了辦學的場所，使教師有了教學的場所，使學生有了學習的場所，這就是教育的發展和政府的政績了。如今，對大學城的開發與建設都被納入了當地政府，包括省委的政績評價體系里。

有了政府建設大學城的意愿和政策，開發商便看到了商機。任何一種基建建設及其后期的運營都會帶有相當的利潤。賈鶴鵬強調，開發商從大學城建設中所獲得的土地利益是相當可觀，又是相當不公平的。因為，在我國的50多個大學城的建設用地中，大部分為農業用地，并且有83.93%的用地是政府行政劃撥的。政府從農民手中以2－3萬1畝的價格（相當于當地地價的五分之一、十分之

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收購土地，開發商從政府手中則多數以5萬左右1畝的價格買進，但土地的市場價格最低都應該是20―35萬1畝。于是，開發商和政府走到了一起，大學城的建設引發了一場“圈地運動”，甚至違法圈地。李志仁尖銳地指出，“大學城成了政府和開發商的一種利益結合”，“二者成為利益的捆綁者”。王建平認為，開發商的加入既抹煞了大學城的主體歸屬，也增大了大學城發展的不可預測性。然而，政府與開發商卻共同啟動了大學城的開發和推動著大學城建設的激進步伐。

顯而易見，開發和建設大學城所需的的資金額決非一個小數目，都是數億，幾十億，甚至百億。如廊坊東方大學城投資達50億元，寧波市高教園區投資32億元，南京市江寧大學城遠期投資40多億元、仙林大學城投入50億元，廣州大學城投資約120億元……。而這些資金主要是靠銀行貸款。那么，如此多的巨額資金，銀行如何樂于貸出呢？對此，李志仁作了分析，在市場經濟的狀況下，掌握著大量投資資金的銀行，其投資方向很難掌握；而貸款給大學城則“既放心，又無責任”。因為，真正有風險的民辦大學極少進入大學城，這樣一來，進來的多是國有大學，銀行也是國有銀行，銀行與大學之間的貸款關系仍然是一種計劃經濟下的國家與大學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以前國家投資給大學的經費是通過行政路徑，而現在是通過銀行；另一方面，銀行貸款給屬于國有資產的大學城的資金如果收不回來，同屬國有資產的銀行可把這些貸款作為最后的“呆帳” 抹掉，而重新向國家申請另外的資金項目，自身則勿需承擔什么責任。因此，銀行也積極加入了大學城修建的行列，并成為大學城迅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在政府、商家、銀行都各自從大學城中找到了利益的同時，它們都“以教育的名義”來推動大學城的建設；而真正具有教育名義的大學又是如何進入“捆綁模式”的呢？程方平指出：

一方面，目前還看好的高等教育增長速度給高校呈現了要繼續加速發展的客觀景象。自1999年開始實行高等學校擴招以來，我國高校招生人數逐年增加。從1999年的164萬人到2002年320.5萬人、2003年的382萬人及2004年即將招生的402萬人。與之對應，2002年，高校在校生人數達1600萬人，到2003年則增至1900萬人。這樣的高等教育行情形成了大學自身發展的需求，同時大學城建設的全國性效應更助長了這種需求的擴大，許多大學自然不愿“落伍”。

另一方面，高校的收費和后勤社會化使高校將自身的還貸力量估計過高。許多高校都將學生的學費、住宿費等一些雜費和后勤服務方面的收費作為還貸的主要途徑。然而，多數大學城受地域位置影響，其收入來源主要依靠收取學費和住宿費，再配以一些商業經營和后勤服務，以及置換學校本部土地、出租（售）教師和學生公寓等來獲取資金回籠。但這些經費的獲得往往并不能使大學獲利，好的能實現收支平衡，差的則背上沉重的債務，東方大學城已經背上了22億債務。史朝也認為，實際上學費方面的收入是還不了貸款的。如廣東大學城就已經把學生的收費定在每年12000－15000元，這么高的高等教育費用，普通家庭根本無法承受，只能使貧困生增多。況且從長遠看，未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速度將會隨著適齡入學人口的減少而自然回落。但許多大學存在的假想資金循環過程：多貸款—多增校區—多招生—多收費—多還貸，使得高校把入駐大學城后的問題簡單化了。

劉序盾還提出，高校推動大學城建設存在被動性質的一面。他提醒大家注意，不少大學入駐大學城是來自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他們參與大學城建設的行為是“綁架上戰車”的行為。這些大學的校長被夾在了行政管理、銀行貸款和教育部規范辦學行為的政策之間。這樣，大學城的真意消失了，而蛻變為新一輪的科技開發區熱潮。

總起來看，大多數與會者們都認為，大學城是官員的政績要求、商人的利益要求、銀行的放貸要求、高校的發展要求混合推動的，包括主動捆綁和被動捆綁；其中真正的買單者是各個入駐大學城的大學，而最終的買單者卻是每一個上大學 的學生。那么，被“捆綁模式” 推動而發展起來的大學城又究竟給了學生什么呢？其內部運作方式是怎樣的呢？

三、大學城的內部運作危機重重

對于這個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

第一，大學城多數都沒有很好地實現“規劃整體化、資源共享化、后勤社會化、管理集中化”這一初衷和承諾，更沒有給學生以應有的文化熏陶。李志仁特別提到大學城的辦學特點是“攔腰截斷式”，即把1、2年級的大學生放到新校區，3、4年級的放在老校區；或者將本科生放到新校區，研究生放在老校區。這種做法是不對的，對學生不負責任的，基本的學校管理和正常教育都受到了削弱。張男星指出，這個特點的描述非常形象與逼真。畢竟，大學是一個文化集聚地，它應該使學生與外在于他的世界，包括物質的、人際關系的、思想意識的，發生互動，并在這樣的互動中獲得對文明的向往、對文化的尊崇、對精神的渴求，從而使學生成為真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這樣的半截子辦學，使得大

一、大二的學生或整個本科生在大學城里不是上課就是自習，或“在風中游蕩”；缺少社會活動、缺少學術講座、缺少演出、缺少交流的單調生活與學習就會導致思想的單調與精神的匱乏。有報道說大學城的學生竟然這樣抱怨：“大學城和監獄一樣，悶死人了！” 這豈不是用現代化的中國大學城印證了德國思想家福柯“學校形同監獄”的后現代說法了嗎？！

第二，大學城只有“城”而沒有“大學”，也缺少正常的“社會”。程方平為與會者鏈接了大學城運作的“五化” 特點，即在大學城里有五鐘傾向: 教育產業化, 高校商業化,學術行政化, 校舍貴族化, 校園莊園化；并認為，唯獨缺少大學城應該具有的教育化。所以，中國大學城，僅僅是幾所大學地理位置的集中，只是一

個地理的空間概念，而嚴重缺乏教育內涵。

張男星認為，由于大學城往往都建在遠離城市中心的邊緣地帶，教師有課則來，上完課則走，因此，與前衛的校園環境、物質條件相比，大學城的教學管理、物業管理與服務相卻相對滯后。總體而言，大學城管理方式的主要特點是“看守式”的，即領導、教師和工作人員輪流在新校區值班，看護著這幢大“莊園”。畢竟，偌大的校區，或有如草原一般平展無際，或有如山林一般看不到頭，這里面暗藏著極大的安全隱患，包括身體的隱患、心理的隱患以及思想的隱患。由此，大學城在客觀和主觀上都被封閉成了新世紀的“象牙塔”，而成為社會遠觀的一幅風景畫，生動而沸騰的社會便在畫外，大學生則成了“畫中人”。這樣的管理模式，必然導致教師與學生、學生與生活的隔離；導致學生身體與心理、物質與精神的隔離，最終導致大學與社會的隔離。而這恰恰與大學城的本意相違背，也與國外大學城的做法大相徑庭。

第三，大學城的生存模式仍然是“獨門式”的。與會專家們認為大學城的建設實際上仍然沒有改變以前大學各自為政的割據局面，各類型學校引入大學城辦學雖然打破了院校之間的顯性壁壘，實現了教育物質空間的共在，但大學城的教育資源，包括教學硬件的和教育體制以及文化氛圍卻遠沒有因此而實現共享。大學城的調控能力仍然低下，大學城內的競爭、合作、共享機制還未建立。

針對中國大學城的運作特點和缺陷，程方平強調，必須從正確理解大學城入手。從國外大學城的經驗來看，大學城應該是一個綜合發展的歷史產物。一方面，大學城的建設主要以自然形成為主，并逐漸成為當地城市（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或城市的主體，最后與社區融為一體；從而使學校即是城市，城市即是學校。例如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大學城，英國的牛津大學城、劍橋大學城，前蘇聯的西伯利亞大學城等。所以，大學城并不是通過快速的圈地建設就可以馬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大學城應該有許多增長點，才能使它有條件去促使整個城市的發展。例如，大學城中的大學附屬醫院、科技研究所、孵化器一類的研發中心、后勤服務，以及與企業共同開發產品基地等等。這些增長點是在教育的需求下形成的，而不是一種行政“攤派”的結果。中國的大學城不能僅僅把眼光釘在收學費和學生的消費上，必須尋找和開發其他有效的發展路徑和綜合增長點。再一方面，大學城不是孤立發展的，它如同高腳屋，底部有許多支柱。中國的大學城底部的支柱就有問題，如高校擴招的盲目性、后勤社會化的“一刀切”、對硬件要求方面的高門坎、注重學費收入而缺少其他增長點等，這些問題本身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與方法的欠缺，就使得大學城的發展先天不足，供血渠道不暢。所以，大學城在教學與管理等方面出現的“文化沙漠”和“基礎松軟”現象是不奇怪的，相反，在這種情況下，“它要辦好了才是奇怪的”。

為了使大學城建設的問題得到解決，與會者繼而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圈地運動”中發展的中國大學城建設是否應該剎車，如果大學城要停下來的話會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如果不能剎車，那又該如何進行補救與調整呢？

四、大學城剎車也要費周折

蔣國華提出應該剎車。他認為教育即使是作為產業，它也應該遵循產業發展的規律，必須考慮人員、規模等因素。大學城建設的關鍵是要符合市場和教育這兩者的雙重規律，選擇正確的路徑和方法，應圍繞著一個或幾個大學建城，否則就是“空城計”。同時要限制公辦學校的擴張，在教育經費如此緊張，以至于78％的基礎教育經費是由國民在支付的情況下，大學城這種發展是不符合國家教育政策的，也不符合高等教育的準公共產品性質。

也有不少與會者認為，確定大學城下馬和確定大學城上馬一樣，都不是簡單的問題，必須盡量減少損失。所以，對于大學城而言，不是要靠行政命令的“一刀切”式的剎車，而是要進行糾偏和進入有序軌道發展。于是，與會專家們紛紛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第一，要完備法規，使大學城的建設在法規范圍內有序進行。劉序盾認為，大學城是與教育、經濟、行政和法律四個方面交織在一起的。程方平特別提到1862年頒布的美國《莫里爾法案》，它規定美國聯邦政府將土地贈給大學，大學則要能切實地為當地經濟服務，從而真正發揮了土地對于大學發展的作用，使大學和高校各得其所。

第二，尋找新的增長點。例如應鼓勵民辦高校進入大學城。程方平指出，中國2002年頒布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對民辦學校的融資是實施限制的。這樣，民辦學校幾乎從銀行貸不了款，這就形成大學城的公立化，導致大學城的生態不平衡。而可以靠自身力量運作的民辦學校很難進入大學城，也就使大學城失去了一個生長點。程方平還認為，應該對中國大學城有一個起碼的經濟增長分析，打破中國大學城的單一靠學費支撐的增長模式。

第三，高校要充分發揮自主性，努力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儲朝暉認為，大學城的資源要盡量得到充分運用，以此來減少國家的損失；同時要努力把大學城變成有大師的地方，發揮教育家辦學的自主性。

第四，高校應進行整體的大學城遷移。李志仁提出，大學要充分利用大學城的資源，大學的校區應該進行學科、專業、院校等方面的整體遷移；并以此完善和加強大學的校園文化建設。

最后，程方平再次強調，大學城的支柱是疲軟的，如果馬上剎車會出問題。對它的分析要結合近些年的高教政策變化沿革來進行，同時要聽取金融界、管理界等各界人士的意見。不能來也政府命令，去也政府命令，使高教發展的損失無人負責，甚至連追究問責的途徑都沒有。我們這次研討會就是要把教育界自身的相關問題分析清楚，從而形成強大的輿論，幫助高校和大學城建設走入正軌。

研討會在與會者嚴肅認真和充滿責任感的討論中結束了。與會者認為，有關中國大學城的建設問題是決不可能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就徹底清晰并解決，況且我們的研討會也主要是從教育的角度來探討的。秦行音博士指出，政府和學者之間的任務和思維特點是不一樣的，應該加強兩者的溝通。今天我們從教育研究者的角度分析了大學城的現存狀態、興建歷程、運作特點和未來發展，那么，此次研討會可以說是研究者向政府發出的溝通信號吧。我們的目的如同劉序盾所呼吁的：投資沖動的終極成本仍然是由每一個國民來承擔，所以，要向全社會傳出教育界的聲音，引導政府的決策并維護自身的權利，使有限的資源能更好的為國為民服務，而不能成為“以辦教育”為名的牟利者和不負責任者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