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縷玉衣-一個千年防腐神話的破滅[范文模版]

金縷玉衣:一個千年防腐神話的破滅

自古以來，人對死都有一種恐懼感，希望死后靈魂得以延續，甚至有來生的幸福。可是除了“精神不死”的傳說外，沒有一個人能夠長生不死，于是古人便希望尸體不朽，并迷信地認為：“金玉在九穴，則死人為不朽。”這里所說的金玉，既指黃金也指玉石。

第二篇：破滅的歷史神話

騰訊網2012年8月25日曾經轉載了一篇文章，標題是“破滅的歷史神話：毛澤東時代敢動中國國家都有哪些？(圖)京港臺時間：2012/8/25 消息來源：騰訊條

長期以來，總有人追捧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很是硬氣，為國人掙足了面子。特別是近年來領土爭端不斷，很多人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外交的“挺直腰桿”，甚至總能聽到“如果毛澤東在世的話??還敢這樣嗎？”的說法。

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恐怕并非像某些人所稱頌的那樣底氣十足。外交狀況如何取決于國家的整體實力，當時的國力恐怕還不足以讓領導者的腰桿硬起來。那么，當時都有哪些國家侵犯過中國的國家利益呢？

在主權和領土問題上“挑戰”中國者

在領土方面，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和珍寶島之戰，這似乎成為那個時代外交強硬的象征。但事實是，當時很多領土爭端和談判中，中方基本都不占優勢。

美國：53年單方面托管釣魚島；飛機多次入侵中國領空 毛澤東時代中美基本都處于敵對狀態，雖然中國不斷進行斗爭，但美國一直都在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將第七艦隊開進了臺灣海峽并在1971年之前長期對華封鎖，這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造成了嚴重侵害，但只是由于國防實力不足，當時的領導人們在這些問題上幾乎都無能為力。除了這些眾所周知的事情之外，美國還在三件事情上給中國帶來不小的麻煩。

1、釣魚島問題：1953年托管釣魚島，1972年將施政權交予日本

當下鬧得沸沸揚揚的中日釣魚島爭端始于1953年，美軍少將大衛奧格登代表美國琉球民政府單方面發布“第27號令”，重新劃分琉球地界，把中國的釣魚島劃進了琉球的管轄范圍，而根據1951年《舊金山對日媾和條約》美國對琉球的托管權，釣魚島就這樣非法地成為了美國的托管區域。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署《關于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日美協議》，美國將琉球群島和大東群島的一切權利移交給日本。（于群：《美國對日政策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頁）而美軍交還琉球主權給日本時，是按照所謂的“27號令”執行的，這就讓日本獲得了釣魚島的事實管轄權。雖說美國參議院1971年10月表示：“美國認為，把原從日本取得的對這些島嶼的行政權歸還給日本，毫不損害有關主權的主張。”但之后日本依照上述條款對釣魚島主權的無理要求，確確實實損害了中國的主權。（郭永虎《關于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美國因素”的歷史考察》，原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然而，限于當時中國的外交環境和國防能力，對于釣魚島問題除了外交抗議之外沒有其他牌可打，更別提真正維護領土主權了，因此這就在中日之間打下了一個結。

2、阻攔中國留學生回大陸 據前外交部長黃華回憶：“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6月10日到21日，中美進行了四次商談。中方向美方指出，在美國的五千多名中國留學生，有許多人要求回國，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難和阻撓。中方要求美國政府恢復中國留學生隨時回國的權利，由雙方起草一個聯合公報，宣布住在一方的對方守法僑民和留學生具有返回祖國的完全自由，并建議在相互平等的基礎卜山第三國代管雙方僑民和留學生的利益。??但美方態度十分僵硬，沒有接受中國的建議。”（《黃華回憶錄：親歷與見聞》P106）

關于此事我們聽得最多的就是錢學森的情況了。

3、面對美軍軍艦飛機入侵領海領空，1969年中方“提出第469次嚴重警告” 對于美國飛機進入中國領空的情況，雖然中國導彈部隊開創了導彈打飛機的先例，但是由于當時中國空防海防技術和能力落后很多，因此只能不斷地警告再警告。

在毛澤東時代美軍飛機軍艦到底多少次入侵過中國的領空呢？具體的數字很難查到，但從《人民日報》的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領空領海被入侵次數之多：

1958年9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印發言人，對美國軍艦侵人中國領海提出嚴重警告。??至本年12月31日止，共提出警告45次。

1960年5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5月25日，美國軍艦侵入我國福建東引地區海域，我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又提出嚴重警告。這是自1958年9月7日以來我國政府對美國政府的第100次警告。

1962年4月26日，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第200次嚴重警告。當日上午美國軍艦一艘，兩次侵入中國廣東省西沙群島水興島地區海域。??在不到兩年時間內，美軍艦、飛機計侵入我領海56次、領空93次。

1963年9月，美國軍用飛機和軍艦先后侵入廣東省、福建省和江蘇省等地領空和領海，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提出第257至261次嚴重警告。10月，美國軍艦和飛機先后侵入山東、廣東、福建省等地領海和領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命提出第262至267次嚴重警告。

1958年9月7日到1964年7月1日，侵犯我國領海的美國軍艦計315艘、201次；侵犯我國領空的美國飛機計405架、233次。

1965年5月12日“美國戰斗機五架公然侵入中國云南省馬關東北地區上空，偷襲中國訓練飛機，并發射導彈，擊落中國機一架。我國防部發言人當晚??提出最強烈抗議。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人民日報》1966年5月25日1版）

1969年6月23日，中國就整機整艦侵犯中國領空領海提出第469次嚴重警告。??

可以想見，沒有強大的海空軍，這些警告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維護領海領空，不是靠嘴上說說就是強硬的。

蘇聯：與中國邊界沖突不斷；逮捕、毆打中國留學生 50年代中蘇處于蜜月期，中國雖然收回了蘇聯在東北的特權，但也承認了國民政府1945年與蘇聯關于外蒙獨立的協議，還簽訂了一些不平等的條款。60年代開始，中蘇從合作轉變為對抗，期間蘇聯不僅在邊界不斷制造事端，甚至對中國留學生棍棒相加。由于國力相差懸殊，雖然珍寶島之戰表明了毛澤東維護領土完整的決心，但終究無法在領土和主權方面真正為中國謀得多少好處。1、50年代中國有求于蘇聯，因此不得不接受一些干涉內政的條件 中蘇領土問題由于歷史原因本就有很多糾紛，建國初期由于國防和經濟建設需要蘇聯的援助，因此在要回蘇聯在東北和新疆的特權之后，也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對蘇聯做一些讓步，比如以當時的實際控制線承認中蘇邊界。再比如，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附加協議中有“不允許第三國居民進入和在中國東北、新疆地區居留”的條款。據當時的翻譯人員師哲回憶：“由于這個問題提得突然，談話有些冷場。周總理隨即反問道：‘東北住有很多朝鮮民族的居民，他們算不算第三國公民？更不用說外來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對這一反問措手不及，一時啞口無言，后來知道他們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國人進入東北活動。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不愉快的氣氛。是因為蘇方提出這個問題，干涉了我國的內政。”（《師哲回憶錄：峰與谷》P64）此條款因為斯大林的一再堅持，最后只能簽訂。2、60年代以后蘇聯不斷在邊境制造事端

60年代以后，中蘇關系出現裂痕，雙方的邊界爭端開始成為雙方較勁的對象。

從1960年8月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發生第一次邊境事端起，中蘇之間的邊境糾紛便不斷發生，據蘇方材料記載，僅1963年發生的中蘇邊界事件就有175起。（李丹慧《毛澤東的安全戰略思路及其轉變1964-65》）到1964年9月，兩國邊境事件累計已達2792起。（沈志華、李丹慧等《中蘇關系研究》）

據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刊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稱：“從1964年10月15日到今年3月15日以前，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竟達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間蘇聯方面挑起的邊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手段更為惡劣，氣焰更為囂張。蘇聯軍隊侵入中國領土，殺人放火，打死、軋死手無寸鐵的中國漁民、農民，甚至活活把他們扔到江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1969年5月24日，載《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其中比較典型的事件有：“1968年1月5日，蘇軍出動裝甲車沖撞上島從事正常生產活動的中國邊民，當場掐死、軋死中國邊民4人，造成了中蘇邊界糾紛中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蘇軍出動裝甲車登上珍寶島，攔截中國邊防巡邏隊，并以報棒毆打中國邊防巡邏人員。1969年1月23日，雙方再度在珍寶島上發生斗毆，中方28人被打傷，部分武器被搶。從2月6日到25日，雙方在珍寶島又連續發生了五起類似事件。7日，蘇軍人員甚至用沖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發射了6個點射。”（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499）

這些事件最終引發了1969年3月的珍寶島之戰，但戰爭并沒有解決中蘇的邊境爭端，更沒有阻止蘇聯的越境騷擾。

1969年6月10日，珍寶島之戰不久，蘇聯武裝人員在中國新疆裕民縣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綁架和打死中國牧民；1969年7月8日蘇聯邊防軍侵入中國黑龍江省撫遠縣境內、黑龍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中國領土八岔島地區，進行武裝挑釁（《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1969年8月13日，“一支三十余人的中國邊防巡邏隊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遭到蘇聯軍隊三百余人的伏擊。蘇軍在兩架直升機和數十輛坦克、裝甲車的掩護下越過邊界線，向中國軍人發起進攻。這支巡邏隊遭包圍后，與十倍于己方的敵人進行了長達4小時的頑強作戰，終因寡不敵眾和武器裝備上的懸殊對比，最后全部陣亡。”（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

珍寶島之戰勝利后的中國邊防軍。

3、蘇聯政府逮捕、毆打中國留學生

60年代以后中蘇之間的敵對狀態還殃及了中國的留蘇學生，這些學生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被蘇聯政府逮捕和毆打，而對此中方能做的仍然只是抗議。

據新華社1965年3月7日的報道稱：“據中國留蘇學生報告，三月四日下午，在莫斯科學習的各國留學生和蘇聯學生一起舉行反對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遭到蘇聯大批軍警和馬隊的橫暴鎮壓，大批學生被逮捕和打傷，其中中國學生被捕一人，被打傷三十余人，重傷住院者九人：鄭志泰，他被軍警從身上踩過，并被抓住頭發毆打，腰部受傷；常增有，鼻梁骨被打斷；唐必銘，他的腿部被擊傷，頭部遭拳擊；黃兆庚，鼻梁被打破，右眼青腫；劉秀印，眼鏡被打碎后，右眼眶被打破；徐澤光，腰部被擊傷；侯廣坤，被踩，胸部受內傷；韓京清，右肋被打；左因（女），面部被打腫。??在四日反美示威中被蘇聯軍警毆打遭受重傷而住院的九名中國留學生，到五日晚間為止，已有七名先后被強行趕出蘇聯醫院。”（新華社《蘇聯軍警橫暴鎮壓參加反美示威的中國留學生》1965年3月7日）

類似的事情還不止一件，1967年1月，69名中國留學生在莫斯科紅場拜謁列寧墓，并在墓前朗讀毛主席語錄稱頌斯大林：“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誠朋友。中國人民對于斯大林的敬愛，對于蘇聯的友誼，是完全出于誠意的，任何人的挑撥離間,造謠誣蔑，都沒有用處。”此種做法當然不能為當時的蘇聯政府所容忍：“就在同學們讀語錄時，一位少校警官氣急敗壞，立即命令衛兵把列寧墓的大門關上。在幾名校官指揮下，兩三百名事先埋伏的軍警從列寧墓周圍蜂擁而至，原來尾隨在后邊的許多便衣特務也趕上來，對在場的同學大打出手??數名或十幾名警察圍住一個或幾個學生毆打。有個小個子同學被打得頭破血流。在觀禮臺的另一端，數十名蘇聯警察圍毆我駐蘇使館陪同人員、翻譯和新華社記者??在蘇聯軍警對中國學生進行的毆打中，有30多名學生受傷，9人受重傷，其中4人傷勢嚴重。??當晚7點20分，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費留賓接見我駐蘇臨時代辦安致遠，誣蔑中國學生和使館人員‘擾亂秩序’、‘動用武力’、‘采取挑釁性的流氓行為’等等，并向中國大使館‘表示堅決抗議’。還威脅說：‘蘇聯方面要禁止中國公民在蘇聯過境’。??隨后，蘇聯當局在全國各地掀起反華新浪潮，連續數日派出大批便衣特務和暴徒包圍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不時闖入大使館砸打門窗，張貼反華標語，誣蔑中國人民敬愛的領袖毛澤東等。”

對此，中國政府采取了什么樣的反制措施呢？

“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相應措施，支持和聲援中國學生，譴責蘇聯當局的血腥暴行。1月26日夜晚，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收到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打給使館的電報，對遭到蘇聯當局毆打的我國留學生，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向同學們致以親切的慰問。2月1日，60名受輕傷的學生乘坐的中國國際列車到達北京，學生們受到包括副總理陳毅在內的首都各界群眾10萬多人的熱烈歡迎。”

緬甸：邊界談判中方以妥協換和平

1955年11月20日，中緬兩國軍隊在“1941年線”（即1941年抗日期間英國迫使民國政府同意以換文的形式劃定的一條對英方有利的邊界，但雙方始終未進行實地勘界樹樁。）以西的黃果園發生武裝沖突,雙方各有數人受傷。而在1956年開始的中緬邊界談判中，中方卻做出了妥協，據周恩來1957年7月9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做的《關于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介紹：“中緬兩國的邊界大部分已經劃定，但是有三段還存在著未決問題。我國政府針對這三段邊界提出了原則性的建議：第一是關于在佧佤山區的一段。1941年，英國乘當時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所面臨的危急情況，以封閉滇緬公路作為壓力，同國民黨政府于6月18日用換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區劃定了一條對它片面有利的邊界。這就是所謂“1941年線”。由于不久就發生了太平洋戰爭，在這條線上并沒有樹立界樁。1956年，在中緬兩國政府就中緬邊界問題進行商談的過程中，緬甸的領導人員曾經表示能夠理解中國人民對于1941年線的不滿情緒，但是鑒于這段邊界已經通過當時負責的中英政府以換文劃定，因此要求我國政府予以承認，并且要求我國政府把在1952年由于追剿國民黨殘余部隊而進入1941年線以西地區的中國軍隊撤回。我國政府認為，在邊界問題上，根據正式條約而提出來的要求，應該按照一般國際慣例予以尊重，但是這并不排除兩個友好國家的政府通過和平商談求得對雙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決。為了促進這種公平合理的解決，為了替這種解決創造良好的氣氛，我國政府在向緬甸政府提出的原則性建議中表示準備把中國軍隊撤出1941年線以西的地區。同時，我國政府要求，在中緬兩國政府沒有對1941年線問題取得最后協議并且樹立界樁以前，緬甸軍隊不進駐中國軍隊自1941年線以西所撤出的地區，但是緬甸政府的工作人員可以進入這一地區。”（周恩來《關于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1957年7月9日）最終，中方原則上接受了“1941年線”。

最終，中國承認“1941年線”并撤軍，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轄區內“1941年線”分割出來以東的一塊地區，大約為189平方公里。在中國沒有收回的租借給緬甸的勐卯三角地區，面積為220平方公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邊界，最后只收回原本屬于中國的了片馬、古浪、崗房等地區，約為153平方公里。對于此次邊界談判，學界基本都承認，中方作出了很大的讓步。

為了讓基層干部和群眾解釋撤至“1941”年線以東，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開展未定界地區的工作時，“不要強調國民黨政府簽訂1941年協定是賣國行為，也不要稱1941年協定是賣國協定。否則，不僅不能解釋清楚，反而使群眾思想更加混亂”。對“1941年線”兩側的頭人和民眾要進行說服和勸導。（范宏偉《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過程與影響》，《南洋問題研究》2010年03期）

緬甸跟中國云南接壤，兩國邊界線有2700多公里長。建國初期，中緬邊界大部分已經劃定，只有三段邊界未決。越南：白龍尾島秘密交割；搶占南海諸島

1957年3月，為了支持北越抗擊美國，中方將夜鶯島通過“秘密移交方式”移交越南，成為現在的白龍尾島。“送島”決策究竟是誰作出的、出于何種考慮、簽訂了什么協議，至今尚未有確切的史料可以予以說明。但白龍尾島成為越南領土，島上的中國居民成為“越南華僑”之后的負面影響倒是非常明確，誠如學者葛劍雄所說：

“對北部灣的漁業糾紛，我國的態度似乎不軟不硬，越南人還在那里巡邏，我們好像一點辦法都沒有??白龍尾島離海南島遠，離越南近,本來我們跟它劃界，可以劃在白龍尾島和越南大陸之間。但現在這個島是它的，界線要劃在白龍尾島與海南島之間，北部灣歷史上傳統的中國的漁場就要歸越南，數十萬漁民都將失業;談判劃界時雙方是有默契的，傳統的漁場如何劃分，應該另外通過淡判來解決，但現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來控制這些漁場了。”[詳細]

在北越得到白龍尾島之后，“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即保大政權的后繼）于1956年5月26日宣稱對全部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擁有主權，同時在法軍撤走后出兵占領了西沙群島中甘泉島和南沙的部分島嶼。而北則從1956年起多次公開表示西沙和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并在本國出版的地圖中明確標出。1958年越南范文同總理致函周恩來總理，也申明了這一點。??1975年3月，越南人民軍主力南下，在4月間占領西貢，并在南越軍隊原先占領的南沙六島登陸，招降了當地駐軍并實施了占領。越南統一后馬上宣稱“黃沙群島”、“長沙群島”（即對中國西沙、南沙群島的稱呼）擁有主權。”

此外，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等國先后占領南沙各島嶼。當時為何中國不采取措施進行反擊呢？誠如少將徐焰所說：“面對當年幾國分別占領南沙島嶼，中國都沒有能夠采取軍事行動，重要原因是那里距離海南島也有千公里以上，此時解放軍的戰斗機最遠作戰半徑不過400公里，到達西沙留空時間都不夠，對南沙群島更是鞭長莫及。解放軍海軍也缺少能夠遠航的大型軍艦，同時又受強國海軍牽制，難以到南沙海域采取行動。”因此，除了抗議之外并沒有十分有效的反擊手段（《徐焰：正確看待南海爭端的長期性、復雜性》）

此外，從1965年開始，朝鮮也在邊界問題上與中方多次沖突，1968年中朝正規軍之間還發生過武裝沖突。這迫使中方不得不在1968年一度關閉中朝邊界中方通道。

至于印度侵占中國領土的情況，基本上已經是眾人皆知了，在此不予贅述。

二、驅逐中國外交官，殺害華人華僑

除了上述在領土和主權方面侵害中國的國家之外，還有很多國家在外交和華僑華人的問題上讓中國吃盡了苦頭，但當時的中國多數情況下也只能抗議了事。

1、日本：

五、六十年代官方和民間都不尊重中國國旗 1958年3月5日，日本訪華通商使節團在北京與中國方面簽署貿易協定承認中方有“商務代表機構有權在其建筑物懸掛本國國旗”、使用秘密電報、機構人員及其家屬“不按指紋”等項權利。臺灣當局立即提出抗議，要求日本政府必須聲明不承認中共、不得懸掛中共旗幟等。日本首相岸信介遂致函蔣介石說明??不承認其有懸掛國旗之權。4月9日，官房長官愛知揆一也強調“沒有承認共產黨中國，所以不能承認在民間商務代表機構懸掛中共所謂國旗的權利”。而岸信介更在國會答辯中更是把中國國旗比作“桌子、椅子”之類的“器物”。恰在此時，5月2日，兩名日本青年“暴徒”扯下懸掛在長崎“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會場的五星紅旗。展覽會負責人把他們交給當地警察，中日友協方面要求追究。但日本外務省稱不適用于刑法的侮辱國旗罪，岸信介更于5月6日在東北地區會見記者時表示：“如果因為被扯下來而憤怒的話，最好就不要掛。”甚至，逮捕了罪犯的長崎警察署又以“旗子沒有破損，因此很難說是器物毀棄”為由，當晚聽取犯人供述后即予釋放。（劉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過程研究與結構分析》，原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2期》）對此，中方雖然提出“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憤慨”并“嚴正抗議”，但也無法有任何反制措施。只能斷絕中日交流，以維護尊嚴。

2、印度尼西亞排華：圍毆外交官、打砸燒大使館、屠殺華人華僑

1950年外交部發文稱，中央人民政府將以抗議或聲明的方式在政治上反擊迫害華僑的政府。而當時的政府并無外交和軍事能力來實施對海外僑民的保護。到了1953年，中僑委明確向海外僑胞聲明，“國外華僑要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主要必須依靠華僑自身的團結”。在印度尼西亞的一系列排華事件中，的確顯示了毛澤東時代中國外交和軍事能力的薄弱。也正因此，印度尼西亞無論是對待中國政府還是對待華人，都顯得肆無忌憚：

1951年5月，印度尼西亞政府宣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同年6月，印度尼西亞政府拒絕已得到印度尼西亞政府入境簽證的16位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領館工作人員入境。1957年5、6月間，印度尼西亞??東南省（即努沙登加拉省）軍事省長勒令華僑中小學大部分關閉，使華僑學生一半以上約三四千人被迫停學。1957年11月，印度尼西亞國防部長朱安達以全國戰時掌權者名義公布監督外僑教育條例，強使許多華僑學校改為印度尼西亞國民學校。迫使華僑學生退出學校和華僑教職員工失業。1958年4月，印度尼西亞頒布了禁止出版華文刊物的法令。接著，在各地方沒收華僑土地，封閉僑校，解散僑團等，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1959年5月14日，印度尼西亞商業部頒布關于吊銷縣級以下地區華僑另售商業執照的決定，散布在全印度尼西亞各地的10萬戶50多萬華僑小商販和零售商因而將喪失生計，有的甚至流離失所。（《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

中國政府對印度尼西亞的這些舉動發出強烈抗議，經過雙邊交涉，約有11.9萬華僑回國。然而由于中國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的不足，在處理沖突時，中國更加強調兩國間共同利益，淡化沖突本身（如印度尼西亞當局借口華僑出境手續未辦完，用武力阻撓中國接運華僑的大寶康輪事件和印度尼西亞三馬林達軍事當局無理強行軟禁中國駐馬辰領事的事件。1960年7月3日，在印度尼西亞芝馬圩甚至發生了槍殺兩名華僑婦女的事件等等）（《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陳毅1960年8月4日向印度尼西亞記者表示，中國愿意同印度尼西亞保持友好關系，華僑問題是小問題??1961年3月陳毅對來訪的蘇加諾總統表示，華僑問題在中印關系中是小問題，且已得到解決。蘇加托對此表示同意。（劉宏《海外華人與崛起的中國：歷史性、國家與國際關系》原載《開放時代》2010年第8期）

6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亞的反華、排華**更是經常發生，甚至規模越來越大。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亞爆發的“九三Ｏ”事件中，印度尼西亞右派軍人集團在消滅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的同時，也對華僑華人大肆逮捕和屠戮。他們在全印度尼西亞大小島嶼的數百個城鎮，進行野蠻迫害、蹂躪。他們調動軍警，組織暴徒，對華僑任意逮捕，非法審訊，嚴刑拷打。他們焚燒華僑的房屋，搶掠華僑的財產，封閉華僑社團和學校，霸占華僑的商店，使無數華僑、華人傾家蕩產，流離失所，陷于生存絕境。1966年5月，印度尼西亞政府下令關閉全印度尼西亞的667所華文中小學，之后，又相繼關閉了全國所有的華文報紙和華人社團。成千上萬華僑遭洗劫一空后又被關進集中營或監獄，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則被集體驅逐出境。大批華僑慘遭殺戮，其中有數百人被殘忍地挖心碎尸。據不完全統計，先后有20萬人慘遭殺戮，約30萬人被逮捕監禁。中國政府除進行交涉、抗議和揭露外，于1966年9月開始派船去印度尼西亞接回蘇門答臘北部部分受難華僑。但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和條件，還是采取了多宣傳少接回的做法。

從1967年起，印度尼西亞政府基本上不再批準新的華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許華僑華裔回中國大陸探親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蘇哈托政府連續頒布法令，對華人資本在企業中的股份比例及經營范圍進行限制，禁止華人企業使用中文招牌。（梅顯仁《印度尼西亞排華問題探析》）

同時，印度尼西亞軍人和暴徒開始沖擊中國的大使館，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裝的軍人，突然包圍了中國大使館商務參贊處。他們用槍威逼中國外交人員，逐一搜身盤問，并用刺刀劈開辦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搶劫財務。從1965年11月2日起又連續發生了數千人襲擊中國駐棉蘭、望加錫、馬辰等地領事館和駐雅加達總領館事件。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槍實彈的軍人和裝甲車的協同配合下，用卡車撞開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大門，蜂擁沖進院內，瘋狂破壞使館的辦公室、大廳和宿舍，搗毀了門窗、家具和客廳的全部陳列物品，劫走汽車3輛，砸壞7輛。他們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檔案和書籍付之一炬，并將貴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車公開劫走。??他們竟悍然開槍重傷使館護旗的趙小壽。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員也被毆打致傷。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軍人帶領并開槍助威，上千喪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車撞開我大使館的大門，狂呼反華口號，用斧頭、鐵棍、匕首等兇器，打傷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員，砸毀了我大使館室內的全部家具和設備，縱火焚燒了館內的兩幢建筑物。10月1日凌晨3點左右，印度尼西亞政府再次出動大批武裝軍警，伙同1000多名暴徒，瘋狂襲擊和搗毀了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大使館全體20人均被打傷，臨時代辦等數人中彈重傷。接著，暴徒又燒、砸了中國使館的房屋、全部設備、汽車和其他公私物品，燒毀了我國國旗和毛主席畫像，搶走了發報機、文件檔案和大量財務。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非法對中國使館人員搜身，將使館的密碼搜去。這是軍人集團上臺后對我駐印度尼西亞外交代表機構的第43次武裝襲擊。

隨著印度尼西亞反華言行的不斷升級，表示嚴重程度的形容詞已用盡。從“強烈抗議”、“最強烈抗議”到“最最最強烈抗議”??印度尼西亞槍傷中國大使館人員后，周總理及時指示向印度尼西亞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據不完全統計，兩年內，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代表機構被襲擊43次，人員被槍擊和毆傷達68人次。為此，發出抗議照會33份。（劉一斌《“文革”期間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斷交始末》，《黨史縱橫》2006年第1期）最終，1967年10月，中方不得不與印度尼西亞斷交，兩國關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復。

巴西：1964年逮捕中國駐巴貿易工作人員和記者并對其施加毒刑審訊 據《周恩來年譜》所記：“1964年4月3日，巴西政變當局無理逮捕中國駐巴西的貿易工作人員和記者共九人。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兩次發表談話，提出嚴正抗議，要求立即釋放九名中國人員后，巴西當局先后以捏造的‘進行間諜活動’、‘煽動叛亂’、‘進行顛覆活動’等罪名，對九名中國人員施加毒刑審訊，并分別判處他們十年徒刑。經過中國政府和各方面的努力和斗爭，九名中國人員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

文革中多個國家驅逐中國大使

由于文革中我國的外交機構收到紅衛兵運動的沖擊，而且在極左的政策下做過一些沖擊各國使館、“輸出革命”的事情，給中國的外交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有多個國家都因此向中國抗議、驅逐大使甚至斷絕外交關系。

緬甸：“1967年6月，我駐緬甸人員強行向華僑和緬甸國民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動起來的華僑學校學生??欲造資產階級的反，罵緬甸政府總理奈溫是反動政府首腦。緬甸政府極為不滿。??不允許學生佩戴外國徽章，并逮捕了一些侮辱緬甸政府領導人的華僑學生??6月27日和28日，緬甸首都仰光的民眾包圍并襲擊我大使館。我國援經濟專家劉逸在同暴徒的搏斗中英勇犧牲了，‘他的腰部、背部、臉部又被暴徒刺了八刀。’”（《毛主席的紅色援外戰士——劉逸》，《人民日報》1967年08月13日）

突尼斯：“1965年，突尼斯領導人多次誣蔑中國有“狂妄野心”，在亞非搞顛覆、滲透。1967 年8月，又拘留中國在突幫助工作的專家和限制中國使館官員活動的不友好舉動；突還拒絕中國使館的抗議，認為中國照會使用的詞句突方不能接受，限期中國使館收回照會并道歉，否則將宣布中國整個使館為不受歡迎的人。1967年9 月26 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宣布關閉中國駐突大使館，并召回使館所有外交官和工作人員。” 肯尼亞：“1966年3月1日，肯參議院作出了一個反華決議，攻擊周恩來1964年訪問非洲各國時關于‘非洲是一片大好形勢’的說法，是‘破壞性講話’。1967 年6月29 日，肯政府宣布中國代辦為‘不受歡迎的人’，限令48 小時內離境；肯并召回其駐華大使。1967 年7月1日，中國政府限令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于48 小時內離境，中肯關系逐漸冷卻。”

斯里蘭卡：“1967年8月15日，中國駐錫蘭（今斯里蘭卡）大使館提出照會，向錫蘭政府抗議稱，在中國出口物資和外交用品運抵錫港口時，遭到歹徒搶劫。其中提到，歹徒毀壞了許多《毛澤東選集》等。9月1日，中國駐錫使館再次提出照會還進行強烈抗議，說錫蘭的反華，是因為害怕毛澤東思想的緣故。”（《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

“文革”的革命熱情對中國外交的破壞有多大呢？據查，受極左思潮影響，文革初期中國先后與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英國以及民主德國和蘇聯等10個國家發生嚴重外交沖突，與30多個建交國發生外交糾紛。（孔東梅《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很多國家因為害怕中國大使館“輸出革命”而選擇了與中國斷交，由此可見文革破壞力之大。

結語

國力決定外交，在國力不足的情況下，對美國的“第469次嚴重警告”和對印度尼西亞的“最最最強烈抗議”恐怕也算很強硬的態度了吧，但這樣的強硬不會讓對方有所忌憚。從這個角度說，毛澤東時代的外交無疑是艱難的。

強硬并非整天喊打喊殺，妥協有時候也是必需的，看似很痛快的吶喊呼號，還真不一定能為國家爭得幾分利。

毛澤東時代，敢動中國者有多少？

第三篇：從“豐田”召回看管理神話破滅

“豐田”管理神話破滅

繼公司70年來的首次營運虧損曝光后，豐田在中國又發布了3個月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質量召回。質量問題和虧損又向豐田敲響了警鐘：繁榮時代已經結束，擴張的腳步該停止了。

8月18日，廣汽豐田、天津一汽豐田按照《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的要求，向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遞交了召回報告，決定自2009年08月25日開始，召回部分凱美瑞(CAMRY)、雅力士(YARIS)、威馳(VIOS)及卡羅拉(COROLLA)轎車，本次召回涉及車輛總計688314輛，單從涉及車輛總數來看，屬國內罕見特大規模召回事件。國家質監總局網站8月23日正式對外發布這一召回事件。

曾經有報道統計過，豐田2006年召回的汽車數量超過每年生產的汽車數量，不知道大家去想過沒有？當然，召回的車有往年生產的汽車，也就是說，每年生產的豐田汽車都有很大部分需要召回，可是，這與號稱全球汽車企業的領軍企業，也是質量管理最為嚴格的，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現象呢？

豐田創造了享譽業界的自己的生產方式——TPS，TPS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創立的一種獨具特色的現代化生產方式.它順應時代的發展和市場的變化,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探索和完善,逐漸形成和發展成為包括準時化生產、全面質量管理、團隊工作法、并行工程等生產管理技術與方法體系。豐田的準時化生產是享譽盛名的，而看板生產方式都全面質量管理作用很大，豐田對汽車質量的控制很嚴格，可是嚴格控制質量的豐田汽車，為什么還頻頻出現由于質量問題的召回情況呢？

從各個廠家今年召回的原因來看，廠商設計不合理、生產管理不嚴格、供應商零配件不合格是造成召回的三大原因。尤其是供應商的零配件不合格問題在今年更是突出。例如今年因為供應商提供的天窗玻璃受到污染可能發生天窗玻璃松動、脫離的車有新凱越、福克斯、蒙迪歐制勝、馬自達

2、馬自達3和奔騰這六款車。此次廣汽豐田和一汽豐田也因為供應商的問題共同召回了四款車。從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出，汽車廠商除了要嚴把生產中的質量關，更要在零配件的選擇上更加謹慎。

作為企業管理顧問，我一直在研究豐田生產方式，也一直在企業推行豐田生產方式。發現豐田對質量的控制是所謂的那么嚴格，但是還大量的出現質量問題的召回現象，就讓我納悶了。

片面追求利潤導致大量召回

在汽車制造企業中，標準的采購流程可以劃分為戰略采購和訂單協調兩個環節，戰略采購包括供應商的開發和管理，訂單協調則主要負責材料采購計劃，重復訂單以及交貨付款方面的事務。這種組織結構與銷售體系非常類似，很多銷售型公司也建立了專業的銷售支持部門處理大量的重復性訂單。

供應商的開發和管理是整個采購體系的核心，其表現也關系到整個采購部門的業績。一般來說，供應商開發包括的內容有：供應市場競爭分析，尋找合格供應商，潛在供應商的評估，詢價和報價，合同條款的談判，最終供應商的選擇。

在大多數的跨國公司中，供應商開發的基本準則是“Q.C.D.S”原則，也就是質量，成本，交付與服務并重的原則。在這四者中，質量因素是最重要的，首先要確認供應商是否建立有一套穩定有效的質量保證體系，然后確認供應商是否具有生產所需特定產品的設備和工藝能力。其次是成本與價格，要運用價值工程的方法對所涉及的產品進行成本分析，并通過雙贏的價格談判實現成本節約。在交付方面，要確定供應商是否擁有足夠的生產能力，人力資源是否充足，有沒有擴大產能的潛力。最后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供應商的售前、售后服務的紀錄。

質量問題和虧損向豐田敲響了警鐘：繁榮時代已經結束，擴張的腳步該停止了。為了確保盈利，豐田目前調整的生產目標是使公司銷量（不包括大發和日野）比最高峰時下降兩成，降至700萬輛左右。它還將繼續加大力度削減各環節成本，包括要求汽車部件供應商壓縮生產成本，削減設備投資預算等。

號稱質量控制最嚴格的豐田汽車，為什么還頻頻出現質量問題的召回現象，我個人認為只有一點可能，那就是經濟危機下，豐田片面追求利潤的錯。

第四篇：安然神話破滅的原因分析及啟示

安然神話破滅的原因分析及啟示

一、安然神話及其破滅過程。

從1985年到2000年短短的15年中，安然公司創造了無數神話，每一次行動都被媒體津津樂道，每一個戰略都成為商學院MB A教學的經典案例。它的發展猶如坐上了火箭，才十幾年的時間，就與通用、埃克森、美孚、殼牌等百年老店平起平坐，成為一代商業巨擘。從199()年到2000年的1O年間，安然公司的銷售收入從59億美元上升到了1008億美元，凈利潤從2.02億美元上升到9.79億美元，其股票成為眾多證券評級機構的推薦對象和眾多投資者的追捧對象，2000年8月，安然股票攀升至歷史最高水平，每股高達90.56美元，與此同時，評級媒體對安然公司也寵愛有加，2000年，在美國《財富》雜志的“美國500強”大排隊中位列第7名，在世界500強中位列第1 6位，并在《財富》雜志的調查中連續6年榮獲“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稱號。然而好景不長，從2001年第三季度巨額虧損財務報表公布為發端，先是安然和兩個關聯企業間的巨額基金舉債被揭露，繼而安然在壓力下承認作假，同時安然的歐洲美元期貨套期保值計劃失算，而且迪諾基公司對安然的收購計劃也歸于流產，而后標普以及其他評級公司將安然評級調至垃圾股，安然股價和市值狂跌，2001年12月2日，安然正式宣布破產。安然神話的崩塌給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帶來了震動，震動之余，我們還應尋找安然破滅背后的深層原因，揭示其在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方面的缺失和錯誤，思考安然帶來的啟示，只有這樣，歷史才不會重演，尤其對于尚在轉型期的中國企業有重要借鑒意義。

二、破滅原因分析。

1.投資失誤，盲目多元化，經營過于分散化

安然的成功正是因為它滿足了在能源管制放松之后，天然氣價格波動增加的背景下，能源消費者對穩定可靠的能源供應的需求，富于創新精神地利用了金融衍生工具來滿足客戶需求。然而，安然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便開始了盲目擴張和業務多元化的步伐，并且過度沉迷于衍生金融產品的交易而忽視了實體經濟和主營業務的經營。結果導致了其在許多大型投資項目的巨額虧損，只能想辦法通過會計作假，掩蓋事實真相。安然內部管理的混亂以及美國會計制度存在的漏洞，為安然的造假大開方便之門。然而泡沫終有破滅的一天，當虛增的利潤受到市場的質疑時，安然的破產也就隨之而來。

事實上，安然公司的業務范圍已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本行—天然氣業務，其富于創新的精神使其具有足夠的勇氣將業務觸角延伸到了許多與其業務不相關的領域，使得公司整體經營趨于分散化：一是產業與產品領域的分散化；安然的投資領域涉及到天然氣、電力、風水力、金融投資、木材、煤、化學藥品、廣告、紙業、保險、電信等，多達1500種產品。二是經營地域遍及全球的分散化； 安然擁有3000多個控股子公司和合伙企業，遍布世界五大洲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種盲目多元化的投資策略并沒有給安然帶來豐厚的利潤，反而消耗了大量的資金。在盲目的多元化投資過程中，安然原有的主營業務逐漸喪失了自身的優勢。

2.復雜的公司結構和大規模關聯交易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安然通過資本重組，建立復雜的公司體系，其各類子公司和合伙公司數量超過3000多個。這3000多家企業形成錯綜復雜的關聯鏈條，共同組成一個典型的“金字塔”式的關聯企業集團。安然通過資本重組形成復雜關聯鏈條的做法是，利用“金字塔”式多層控股鏈，來實現以最少的資金控制最多的公司的目標。安然通過建立關聯企業大量融資，邊融資邊建立新的關聯企業，這樣，關聯企業越來越多，從事關聯交易的空間越來越大，融資的杠桿效應越來越大，融資的數量也就越來越大。越是下層的關聯企業離總公司的距離越遠，其負債在總公司的財務報表上根本反映不出來。美國企業組織形式種類繁多，不同的組織形式稅收負擔是不一樣的。由于安然控股的子公司非常多，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也非常多，為減輕稅收負擔，安然必須考慮其子公司的組織形式問題。美國普通公司需繳納個人和公司雙重所得稅，但獨資公司、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無需繳納雙重所得稅，只需股東繳納個人所得稅，由于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法律要求非常嚴格，股份流動能力小，流通成本高，所以安然的控股公司最后選擇了有限責任公司形式。更為重要的是，安然復雜的公司結構中，安然公司的一些高級管理人員在下屬的子公司中兼職，子公司之間的管理人員也相互兼職，這使得公司的關聯交易與個人利益交織在一起，如安然公司的財務總監法斯托在好幾個下屬公司有兼職，從這些公司得到的好處達3000多萬美元。由于有了個人利益，作假的動機會更加強烈。

安然的關聯交易方式多樣，十分復雜，最典型的主要四種：一是大量使用股票提供擔保來進行融資；二是以出賣資產的收入作為業務收入，虛構利潤，而出賣資產多在關聯企業中進行，價格明顯高于市場正常價格；三是不斷制造概念，使投資者相信公司已經進入高增長、高利潤的領域（如寬帶通信等）；四是很多交易是在關聯企業中進行“對倒”，通過“對倒”創造交易量，創造利潤。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復雜的公司結構和關聯交易造就了安然的輝煌，同時也埋下了安然崩塌的隱患。由于安然與關聯企業簽訂了許多復雜的擔保合同，這些合同常有關于公司信用評級、資產價值、安然股價的條款。這些合同及條款看似各異，但實際上相關性極高，一旦某項條款觸發，其它合同及條款就會發生連鎖反應。

3.基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會計造假

安然為了使其股價持續上升，必須不斷地創造利潤。然而其多項投資都不成功，為了掩飾其投資虧損和增加賬面利潤，安然成立了數百個SPE公司，它們根本不從事具體業務，其中許多是用來隱藏國外的收入以逃避稅收，還有一些被用來與安然從事交易活動。安然通過大量與SPE的關聯交易以及衍生交易將許多投資虧損轉移到了這些SPE中去了，并且不需要合并報表，盡管安然最終要為這些SPE的風險負責。同時，安然的高管人員在這些SPE中也擁有大量的權益，這導致了安然大量的財富轉移和財務報表的嚴重失真。

安然涉及SPE的交易及其會計事項非常復雜，安然主要通過以下6個格外重要的會計和審計事項歪曲會計準則以達到它們的目的。①將SPE與母公司合并報表的會計政策，它決定了安然是否能夠隱藏它的債務和損失。②在安然將它的商業投資出售給不合并報表的SPE時的會計處理問題。③安然那些基于未來的合同和服務費用在報表上的收入確認問題，盡管實際上這些收入并不存在。④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導致了那些數目不可靠的商業投資的重新確定。⑤安然對SPE發行并為之所持有的股票的處理問題。⑥關聯交易的不充分披露、利益沖突，及其對投資者的成本。

4.內部監管存在的漏洞

現行美國的公司治理結構中，上市公司監督管理渠道主要有：內部控制機制和外部監督機制兩方面。內部層次有董事會、管理當局、審計委員會、監事會、職工；外部有證券市場投資者、債權人、新聞媒體、證券分析師與評級師，證監會、審計師、法律法規及法庭訴訟。內部監督的成本相對低于外部監管，有效性也應當更高。美國公司內部監督主要職能部門是董事會設立的審計委員會，其成員主要由獨立董事組成，負責審閱公司財務報表，監督內部控制系統運行的有效性，定期與外部審計人員溝通，審計董事會酬金和審計員酬金的合理性，保證公司會計政策、程序和公司政策符合法律法規與專業要求。安然事件中，審計委員會大多由退休人員擔任，這些人與公司高層建立有良好的關系，獨立性較差。安然公司利用美國財務會計法規的漏洞編制優于實績的報表業績，內幕交易行為，公司的審計委員會未能控制這種明顯的鉆空子的行為而倍受指責。內部監事會也未能做好事前防范和預警，特別是對公司業務中的金融期貨等高風險項目，未采取措施予以規范引導以避免最后的巨大損失。整個事件：中、內部監管始終未能發揮作用，內部風險控制是徹底失敗的。

5注冊會計師缺乏獨立性

為安然公司提供審計業務的安達信會計事務所作為當時的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擁有強大的公信力，而它正是在這個光環的籠罩下，為安然公司的會計造假起到了掩飾和隱瞞的作用。隨著安然公司破產內情的逐漸公開化，安達信作為幫兇，也經歷了訴訟，賠償以及最終走向了解散的命運。究其破產的真正原因根源在于為安然公司提供的審計行為缺乏必要的獨立性。安然事件暴露出的審計獨立性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會計師事務所同時提供除審計業務外的其他業務。安達信除審計業務外，還向安然公司提供收費不菲的咨詢業務，該項收入甚至占了安然公司支付給其的全部費用的一半以上，這充分說明了其審計缺乏獨立性。

（2）安然公司多名高層原為安達信雇員。安然公司的CFO及首席會計主管等多名高管都有在安達信工作的經歷，這讓我們對安達信審計工作是否是在一個完全客觀獨立沒有利益糾葛的環境下進行的，產生了深深地疑問。

（3）合作時間長，關系密切。由于美國會計制度規定企業每7年需更換審計合伙人，但不要求更換提供審計服務的事務所，所以安然公司成立16年來，為它提供審計服務的一直是安達信。這種密切關系使得安達信在明知安然公司具有嚴重會計問題的情況下，沒有采取任何有效地措施予以糾正，并且出示了嚴重失真的審計報告和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6.畸形文化

安然這個“巨無霸”的崩潰，并不僅僅是因為盲目多元化、關聯交易、會計造假、內外部控制的錯位，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安然的企業文化的轉型偏離了正道，走上了一條毀滅之路。在安然，經營者以追求“高獲利、高成長、高股價”為目標。它在激勵員工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能量的同時，也在刺激著冒險與貪婪。《財富》雜志指出，正是由于安然公司的主管們建立了以盈利增長為核心的文化，經理們才有了很大的動力去涉險。安然追求發展的目標已經演變成追求盈利。安然鼓勵的是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利潤的冒險精神，用高盈利換取高報酬、高獎金、高回扣，在安然，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就是金錢。

在安然有一個著名的“輪轉計劃”，該計劃一般為期1 年半到2 年，每6 個月在公司內部一個部門輪換，3-4 個月后若被某一部門接受，則晉級為經理，否則就被淘汰。安然的“輪轉計劃”過分強調了個人英雄主義而破壞了企業應有的團隊精神。導致這種文化的變質，變得只有侵略性和威脅性，此前的良性競爭被明爭暗斗所取代。《商業周刊》曾經分析說，安然獎勵的是少數競爭力極強的人，而這些人往往又不愿意與更多的人分享權力與信息。在安然的員工之間，更多是競爭而不是合作。安然公司倡導的只能成功、只重結果的企業理念，導致了企業文化的失衡，高層的管理者為了實現自身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不惜犧牲股東和員工的利益，從而導致了安然大廈的崩塌。

三、安然破滅帶來的啟示

1.改進公司治理結構，強化內部控制與責任。

薩班斯法案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明確公司管理層責任（如對公司內部控制進行評估等），要求管理層及時評估內部控制、進行財務報告，尤其是對股東所承擔的受托責任。同時，加大對公司管理層及白領犯罪的刑事責任。針對我國有關市場監管及公司制度的法律法規還很不健全，上市公司違規造假問題還很嚴重的現實，我們應當認真借鑒美國的經驗教訓，進一步完善適合中國市場情況的法律法規。一是要進一步完善監事會制度，解決監事會虛置的問題，從制度上保證監事會的獨立性和實際執行權力；二是要健全董事會中的審計委員會制度、建立一套更加詳細、更加具體的行為框架；

2.確保注冊會計師的相對獨立性。應建立一個獨立機構來監督上市公司審計、審計師定期輪換、全面修訂會計準則、制訂關于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構成的標準并獨立負責審計師的提名、對審計師提供咨詢服務進行限制等。3.提高上市公司質量

我國的證券市場發展時間雖然不長，但發展速度很快，在較短的時間內上市公司已達數千家，上市公司可以說是良莠不齊，有些上市公司上市前業績就不佳，靠爭來上市指標，經過精心包裝后上市的，還有的上市公司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上市資格，其目的是為了圈錢。因此，我國上市公司有相當一部分其質量令人堪憂。要使我國的證券市場得到穩定、健康地發展，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至關重要。為此，應改變現行公司上市的做法，擯棄計劃經濟色彩，制定明確的公司上市標準，做到按市場機制運作，成熟一家批準一家上市，對于不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應及時退市，前不久滬、深兩市公布的主板、中小板的退市制度改革方案便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第五篇：寒門學子讀書改變命運的神話為何破滅

寒門學子讀書改變命運的神話為何破滅

2009年在中國的高考歷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一年，中國的90后第一次大規模出現在高考場上，同時出現的“棄考”現象第一次強烈地吸引了人們的關注：那一年應屆高中畢業生報名人數為750萬人，84萬人沒有報名，也就是說，有84萬高中生放棄了高考這條傳統的“躍龍門”之路。據統計，自2009年至2012年，我國應屆高中畢業生放棄高考的人數累計已經超過300萬，接近4年報考總人數的一成。一般人以為經濟欠發達地區、偏遠地區放棄高考的農村孩子會多一些，實際上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放棄高考的孩子們也不在少數，不過，他們都是一些寒門學子。

中國人歷來神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讀書境界，故而非常相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的說法。可是，這些年又為什么有幾百萬的學生要選擇放棄高考呢？從對放棄高考的學生進行的調查發現，除了少數學生要出國留學，大部分放棄高考的學生并非有多種選擇放在面前，而是充滿了無奈：上大學前途渺茫，不上大學前途也渺茫，棄考的學生可選擇的，大多只有一條以農民工的身份進城打工的道路。在高考之外這些寒門學子并沒有更多的成才途徑，可是他們還是要放棄高考，這只能說明，上大學成本和現實條件的落差，讓以前存在于他們腦海中讀書改變命運的神話無情地破滅了。

當然了，對于寒門學子的棄考，一些成功人士總是要憂心忡忡地大聲疾呼。比如作家許開禎就說：“我出生在農村，家鄉是全國十八個特級貧困縣之一，很難想象，當年如果不是高考，我的人生會怎樣？我的弟弟是農民工，如今干一天活能掙一百多元，似乎跟公務員差不多，但實際生活呢？”可憐許作家一片良苦用心，但他似乎連“此一時彼一時”的道理都不懂，現在農村學生上大學與十幾二十年前上大學一樣嗎？這種不切實際的類比讓我看了感到很可笑。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靠讀書還可改變命運的話，那么往后（特別是今天）的孩子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在這個連研究生找工作都困難的就業難大環境中，在新的“讀書無用論”日漸抬頭的時代大環境下，農村學生靠苦讀書上大學已經難以改變不幸的命運了！這一殘酷現實早在幾年前就顯現了。黔西龍場村是貴州有名的“狀元村”——這個只有600多戶2543人、戶均年收入不超過1000元的山區小村，盡管一個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個孩子讀一學期的高中，1979年以來卻出了500多個大學生。按照村里人的說法，整個村里人真正通過教育脫貧致富的也就是第一代大學生家庭，1992年到1996年考上的第二代大學生家庭，大部分家庭還沒有真正擺脫貧困。以這個 “狀元村”出名的“狀元”家庭董通家為例，他兄妹4個就出了3個大學生，他雖然早已大學畢業了，但正在咬著牙還上學時借的高利貸，還了10年還有7000多元沒有還完。他妹妹董慧正還銀行貸款，日子也不好過。在這個家庭里，現在日子過得最好的反而是沒讀書的那個最小的孩子董宇，初中畢業貸了一萬多元買車跑運輸，才兩三年就攢了將近10萬元。（《讀報參考》2006年16期）看看，上大學的還沒有不上大學的過得舒服，那么，上大學還有什么用啊？

上面那個貴州 “狀元村”的例子還是六七年以前的，現在的狀況則更加不容樂觀。如果瞧瞧33歲的北大環保專業女研究生蘇黎杰的人生經歷，就會讓人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媒體報道，這個叫蘇黎杰的女子研究生畢業后，很正常地和大多同學一樣成為北漂，希望能到北京一所知名大學任教，但事與愿違。盡管自己連體檢都參加了，最后卻沒有被這所大學錄用。失望之余開始靠打零工為生。2009年底，蘇黎杰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仍未成功，就結束了在外地的漂泊，返回老家南陽。后均未找到理想工作，三十多歲了只能混成“啃老”族。最后她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一則免費培訓油漆工的消息后，就報了名。她說：我在裝修的時候深有體驗，貼磚工人一天工錢200元，讓快彈盡糧絕的我，十分羨慕。

雖然從理論上說職業無貴賤。也沒有那條法律規定說，北大女研究生一定不可以當油漆工，但這位環保女碩士經過頑強拼搏，終于光榮地成了一名見習油漆工，在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生主動去賣肉后，這樣的事情接連發生在時下的中國，不是正好詮釋了寒門學子“棄考”的深層原因嗎？

請善良的人們再仔細想想如下的困惑：蘇黎杰為什么北漂不成？為什么任教不成？為什么考公務員不成？為什么跑到家鄉還找不到理想工作?——請注意，蘇黎杰學的是熱門專業環保，且握有北大碩士文憑，即使算上就業的苛刻要求：積累工作經驗和人生閱歷——她都已經換過多次工作且33歲了。

上大學一度曾是寒門學子改變未來命運的最可靠保證。然而，隨著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大學大躍進所致的就業緊張，尤其是寒門學子畢業后在“拼爹”游戲中只能落得個慘敗的結局，他們在高考時選擇放棄就是自然之理。這實際上是說，寒門學子上大學現在已非最好出路。最近幾年，社會上對“大學畢業生工資不如農民工”的爭論就是最好的證明。很多出身農村的大學生，畢業后因為激烈的社會競爭無法找到期望的工作，反而與進城務工的父兄匯流，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混同，工資相差無幾。既然大學畢業后還要選擇農民工的職業，那當初為什么就不能不上大學而去接受職業類教育呢？或許，這才是農村學生較好的出路。

我國是制造業大國，高校培養的畢業生卻不能很好地與之對接，因此導致了目前一方面農村大學生就業難，另外一方面許多企業尋找不到合適的專業技術人員，出現了“用人荒”。如果在農村教育（甚至是城市教育）中，不是一味地鼓吹上大學的不切實際理想，而是讓農村孩子特別是寒門學子從小能夠得到一些技術上的培訓，能夠學習專業的技術，再到職業院校里進一步學習更專業的技術，成為“制造業白領”，畢業以后還愁不能就業嗎？更重要的是，這還能夠扭轉我國目前制造業受制于訂單、處于產業鏈最低端的困境，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躍升。這是一舉兩得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其實，國外全不似我們，不會盲目地鼓勵孩子上大學，用一種糊涂的教育觀，培養出一批批畸形的人才。以德國為例，這個國家的小孩子，從小學開始就要學習各種技術類課程，小學畢業后，大家根據自己的不同興趣，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屬“智識教育”，主要是學習文化課程，之后進入到學術型大學深造；另外一類進入到技術型學校深造，屬“技術教育”，主要學習各種職業技術，之后主要進入高等技術型學院深造。這兩個軌道各自運行，都有自己獨特之處，學技術的人絲毫沒有感到自己低人一等，進入學術型大學學習的人也沒有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德國的制造業發達，某種程度上與這一“雙元制”的人才培育體系有著很大關系。畢業以后，兩種人才在具體待遇上也相差不大。比如工人與大學教授，工資差距就很小。一個卡車司機，年薪照樣可以拿到10萬歐元，收入絲毫不比大學里的教授工資低。

寒門學子“棄考”，折射出“讀書改變命運”這一神話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破滅了。不過，我們大可不必義憤填膺，如果人們能夠轉變擇業觀念，國家能夠轉變教育觀念，不再受一窩蜂上大學觀念的忽悠，大學生農民工的悲劇或許就能避免，北大環保女碩士也就不用經過頑強拼搏，在33歲的時候才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名光榮的見習油漆工了。這對于寒門學子來說，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