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桑德爾北大演講 觀后感

桑德爾北大演講《金錢不能買什么：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觀后感我們大多數人都認為，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金錢就萬萬不能。金錢到底不能買什么呢？金錢與公正誰更重要呢？這些問題在桑德爾教授的北大演講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了一些答案。

在引導學生理解金錢與公正的關系方面，他展現了一個對課堂有超高駕馭能力的大師風范。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上千人的北大百年講堂座無虛席。從明星的演唱會是否該被倒票、到災難時的飲用水定價幾何合適、火車票應不應該讓“黃牛黨”壟斷，十余次引導學生進行辯論發言時，學生紛紛舉手。平時內秀含蓄的中國學生的表達活躍和幽默讓許多前來聽課的中國老師也驚訝不已。

桑德爾教授還帶著他的最新力著《金錢不能買什么：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來到北大。該書探討了當下最大的道德倫理問題之一：一個萬物都明碼標價的世界是否有錯？如果是的話，那么在我們當前的社會里，金錢和市場理應扮演怎樣的角色？桑德爾說，不只是發展中國家，其實發達國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他指出，目前在我們這個世界，幾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拿來出售，我們已經從一個擁有市場經濟的社會變成了市場化的社會，二者的區別是，市場經濟是工具，而市場化社會卻是一種生活方式。他通過商店趁暴雪天氣將鏟雪鐵鍬漲價、商家在自然災害時上漲瓶裝水價格、票販高價倒賣演唱會門票、學校用金錢激勵小學生多讀書等例子，探究了市場在民主社會中的地位、金錢與道德之間關系等問題，并與現場聽眾進行了精彩的互動。在與年輕一代的交流中，他發現年輕人對宏觀問題和社會未來命運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關注，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桑德爾備受贊譽的“公正”課程，哈佛有史以來累計聽課人數最多的課程，每周都有超過1000人走進他的課堂，其網絡課程視頻已有超過1000萬人次點擊觀看，在全球掀起了一波“公正”熱。

然而，我不是聽得很太懂，不過，我覺得我們也應當考慮一下這些問題了。或許不久之后我就會想明白了。

第二篇：桑德伯格TED演講

桑德伯格TED演講：為什么女性領導那么少？

Facebook COO 謝樂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謝樂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網站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曾任比爾·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辦公室主任，后任Google副總裁，短時間內幫助谷歌實現盈利。2008年3月，桑德伯格加入新興社交網絡Facebook，擔任首席運營官。3年后，Facebook的用戶數從當初的6000萬飆升至如今的7億，廣告收入更是從2008年的3億美元上漲到2010年的19億美元，比兩年前翻了六倍，而Google的廣告收入在這三年增速減緩。她在演講中為職場女性提供3條建議：像男性一樣坐到談判桌旁，爭取自己能夠勝任的職位和應得的薪水；與伴侶有效溝通，共同分擔家務和養育孩子的責任；在得到自己想要的職位前“不要提前離場”。

正文：我們先承認我們是幸運的。我們沒有生活在我們母親和我們祖母生活過的那個世界，在那時，女性的職業選擇是非常有限的。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多數人成長于一個女性有基本公民權的世界。令人驚訝地是，我們還生活在一個有些女性還沒有這些權利的世界。但除上所述，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它是一個實際問題。這問題是：在世界各地，女性沒達到任何職業的高管職位。這些數據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實情。190個國家元首里，九位是女性領導。在世界上議會的總人數中，13%是女性議員。在公司部門，女性占據高位C級職位，董事會席位高管職位比例占15%，16%。自從2002年起這數據沒變化過有下降趨勢。即使在非營利的行業----我們有時認為這一行業是被更多女性所領導的，女性領導人占20%。

我們還面臨著另一個問題，就是女性在職業成功和個人價值實現中所面臨的艱難選擇。美國最近一個研究表明，已婚高管人員，三分之二的已婚男性高管人員有孩子，只有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高管人員有孩子。幾年前，我在紐約，出席一個協議，在那種別致的紐約私募投資辦事處中的一個你能想象到的。我在這個大約有3小時的會議上，過了2小時，有個間歇休息，所有人都站起來，這會議組織者開始顯得的確很尷尬。我意識到他不知道在他辦公室哪里是女洗手間。所以我開始尋找移動廁所，盤算他們剛搬進來，但我沒有看到任何移動廁所。然后我說，“你是剛搬到這辦公室嗎？”他說，“不是，我們在這兒已經有一年了。”我說，“你能否告訴我這一年來，我是唯一一個來這間辦公室的女性嗎？”他看著我，說到，“是的。或者說你可能是唯一一個要上女性洗手間。”

所以問題是，我們該怎樣解決這樣的尷尬？我們怎樣改變這些高管職位的比例？我們怎樣使這個變得不同？我首先想說，我談這個女性就職因為我的確認為我們得找到答案。在我們勞動力的高收入的部分，在高管的人員中，財富500強首席執行長官中，或在其它類似的高管行業中，我確信，問題是女性被排除在外。當下人們對此談了很多，他們談到像彈性時間和指導公司應該培訓婦女計劃的事。今天我不想談這些盡管所有這些事都非常重要。今天我想關注作為個人我們所能做到的事。我們要告訴給自己的事是什么？我們告訴給女同事和打工的女性的事是什么？我們要告訴給我們女兒的事是什么？

現在首先，我想澄清這個演講不帶有任何評判。我也沒有正確的答案；甚至就我而言，我也沒有完全的答案。在周一，我離開我生活的加利福尼亞，我坐上飛機趕赴這會議。當我送我三歲的女兒到幼兒園時，她緊緊抱進我的腿，哭喊著，“媽咪，不要上飛機”之類的話。這很難受。有時我感到內疚。我知道無論是家庭主婦，還是職業女性，有時她們都會感同身受。所以我不會說對所有人來說，呆在職場是件正確的事。今天我的演講是要講如果你真正想呆在職場。我想有3條建議。

一、坐在桌旁。

二、讓你的伴侶成為一個真正的合作伙伴。

三、在你離開前別放棄。

第一、坐在桌旁。僅僅幾周前在臉譜，我們主持一個非常高級行政官員會議，馬克·扎克伯格與來自硅谷周圍的高級行政官員見面。每個人都坐在桌邊。然后攜同他的2個女性，在他部門中她們也占非常高的職位。我對她們說，“坐在桌邊。來吧，坐在桌邊。”因為她們坐在了屋子的一邊。我在大四時，我選修一節歐洲思想史的課程。你們喜愛大學的這類課程嘛。我希望我現在能做到。我和我室友卡麗一起學習，她那時是一個才華橫溢的文學學生，現在成為了一個杰出的文學家，另外我的弟弟一個聰明的小伙子，但他愛打水球，他上醫學預科大二。我們三人一起選修這課。然后卡麗讀了所有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原版書籍--去了所有的課--我讀了所有英語的書上了大多數的課。我弟弟有點忙；他讀了12本書中的一本去上了幾節課，在考試前幾天他來到我們房間自己輔導了一下。我們三個一起去考試了，我們坐下來。我們考了有3個小時，我們的小藍筆記本，是的。我們走出來，對視對方，我們說，“你考得怎樣？”卡麗說，“伙計，我感到我真沒有答對有關黑格爾辯證法的主要命題。”我說，“上帝啊，我真希望我考試時能想到學習過的洛克的產權理論等哲學家。”我弟弟卻說，“我會是班里考得最好的。”“你會是班里考得最好的？你啥都不知道。”

這種故事的問題出在數據所表明的事實：女性被系統化地低估了她們自身的能力。如果你測試男性和女性，你問他們問題，按完全客觀的標準平均成績來算，男性會錯誤的高估一些，女性則會錯誤地低估一些。女性在職場不會為自身利益去談判。在過去兩年，關于人們從學校進入職場的一個調查表明57%的男生或男性進入職場，我猜會協商他們的第一份薪水，只有7%的女性會去協商。更重要的是，男性把他們的成功歸功于他們自身，而女性則歸功于其他外部因素。如果你問男性為什么他們能把工作做好，他們會說，“我棒極了。這是顯而易見的。這還用問嗎？”如果你問女性是什么使她們在工作中出色，她們會說有人幫助她們，她們很幸運，她們工作異常努力。這個問題很重要嗎？大家，這關系很大因為沒人得到角落辦公室的職位要是只坐在旁邊，而不是桌邊。沒人得到提升如果他們認為他們不應享有這成功，或者他們甚至不明白他們自己的成功。

我但愿這答案是容易的。我希望我盡可能告訴我所共事過的所有年輕女性，所有這些非常棒的女性，“相信你們自己，為自身利益要討價還價。把握住你的成功。”我希望我也能告訴我的女兒。但這不是很簡單。因為首先是數據表明一件事，它表明成功和人緣親切性對于男性來說是積極影響的而對于女性來說是負面影響的。每個人都點頭，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是真的。

一個非常棒的研究也很好地表明了這一觀點。哈佛商學院的一個著名研究是有關于一位叫海蒂·羅森的女性。她是硅谷一家公司的負責人，她使用她的關系成為一名非常成功的風險資本家。在2002年，不久前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做這個例子和把它改成霍華德·羅森。他把這個案例，他們兩人向兩組學生展示。他只改變了一個詞：海蒂到霍華德。但這個詞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差異。然后他調查學生。好消息是學生們，男生和女生認為海蒂和霍華德都是能力相當的，這很好。但壞消息是每個人都喜歡霍華德。他是個了不起的人，大家都想和他共事，大家都想和他去釣魚。但海蒂呢？不好說。她有點只為自己著想，對政治有點熱衷。大家不太想和她共事。這是復雜的。我們得告訴我們的女兒和我們的同事，我們得告訴我們自己相信我們能獲得A，得到提升，坐在桌邊。我們在這世上得做到這點，在世上，女性要爭取這些就得做出犧牲，盡管她們的兄弟不用為此而付出犧牲。

所有關于這的最可悲的事是很難記住這個。我將講個對我來說是個真正尷尬的故事，但我認為它很重要。在臉譜不久前我給大約100名員工做這個演講。幾小時后，在臉譜工作的一個年輕女性坐到我小桌子旁邊，她想和我談談。我說，好，她坐了下來，我們談了起來。她說，“我今天學了一些東西。我知道我需要舉起我的手。”我說，“你指什么啊？”她說，“你在講這個話時，你說你將會回答2個以上問題。我和其他一些人舉起手，你回答了2個以上問題。我把手放下來，我注意到所有女性都把手放下來，然后你又回答了很多問題，僅有男性參與。”我自己想了一下，如果換成是我，誰會在乎這個，明顯地做這次演講，在這演講中，我甚至沒注意到男人們的手是不是還一直舉著，女人們的手是不是還一直舉著，我們到底有多出色，當我們作為公司和組織的經理人的時候，以及當我們作為少數，與男性競爭爭取機會的時候？我們得讓女性坐到桌子邊上。

第二條：讓你的伴侶成為一個真正的合作伙伴。我已經確信我們在職場比起我們在家庭中起了更大的作用。數據也很清楚地表明這點。如果一個女性和一個男性同時全職并有一個小孩，女性比起男性要做兩倍多家務活兒，女性比起男性做了三倍多照顧嬰兒的事。所以她有了2份，3份工作，而他只有一份。當有人必須在家多干活時，誰應該留下來？這個的理由實在太復雜，我沒有時間來講它們。但我也不認為周日看美式足球和日常的懶惰是理由。

我認為理由是更加復雜化的。我認為，作為一個社會，我們總是更希望男孩子們成功，對女孩子則壓力小些。我知道有居家男人呆在家里做內務支持職場妻子這很難。當我去“媽咪和我”的培訓課時，我看到那里的父親，我留意到其他媽咪不愿和他相處。這是個問題，因為我們得把內務變成一個重要的工作因為它是世界上最難的工作-居家工作無論男人女人，我們只有平分了這些事，女性才可能留在職場。（掌聲）研究表明夫妻收入相等、且夫妻分擔責任相當的家庭也有50%的離婚率。如果這數據并不那么鼓舞人，還有更多的在這個講臺我該怎么講呢？夫妻雙方對于彼此的了解，不僅是做愛這么簡單。

（歡呼）

建議三：在你離開前別放棄。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諷刺對于女性所采取行動而言--我一直目睹類似情況的發生--女性希望留在職場這個目標，往往導致它們最終不得不離開職場。曾發生這樣的事：我們都忙；每個人都很忙；作為一個女人也很忙。她開始考慮生小孩。從她開始考慮生小孩的時候起，她開始考慮為孩子準備房間。“我該如何調整孩子這件事和手頭上的其他事呢？”言下之意，她不再舉起她的手，她不尋求提升，她不找新的計劃，她不會說，“我，我想做那個。”她開始退縮。這是個問題讓我們說說她懷孕的那段日子9個月的懷胎，3個月的產假，6個月來調養休息快速調整要2年，更多的，正如我看到的女性開始過早考慮這事當她們有約會或者結婚時，當她們開始考慮要小孩，這會花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一位女性關于此事來找我，我看著她，她顯得有點年輕。我說，“那么你和你丈夫考慮要小孩了？”她說，“哦不，我還沒結婚。”她甚至沒有男友。我說，“你考慮這個太早了吧。”

但關鍵是一旦你開始退縮下來，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每個人都會經歷這個在這兒我告訴你，一旦在家你有了孩子，你真的最好是回到你的工作中去，因為把小孩留在家太難了，你的工作得有挑戰性。它也得有回報。你得感覺到世界因你而變。如果2年前你沒有得到提升在你旁邊的一個男孩得到提升，如果三年前你放棄尋找新的機會，你會變得很乏味因為你應該緊踩油門，加油。在你離開前別放棄。保住工作。緊踩油門，除非到了那一天你需要離開為了孩子休假然后做出你自己的決定。不要提前做太長遠決定，特別是你甚至不曉得自己該做怎樣的決定。

我這一代的女性非常可惜，沒能改變高管職位的數據變化。女人們就是呆在原地。我們沒能達到50%的高管職位，在任何行業的高管職位中，女性都未達到50%。但我希望未來一代人可以做到。我認為我們世界上半數國家和半數公司會由女性所領導，那將會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不僅僅是因為人們會知道女性洗手間在哪兒，盡管這也有非常大的幫助。我認為它

將會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有2個孩子。我5歲的兒子和3歲的女兒。我想我兒子會選擇在職場或在家里都盡心盡責，全心奉獻。我女兒的選擇不僅僅是成功，她會更熱愛她所做出的成就。

第三篇：哈佛教授桑德爾：錢不該買什么

哈佛教授：對比德國等國 中國真是“市場經濟”

2012年10月24日 02:04 來源：中國青年報

在英國圣保羅大教堂，近2000人跟桑德爾一起公開討論，“錢不該買什么”

桑德爾在哈佛大學教授熱門課程“公正課”

原標題：錢不該買什么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去年夏天來了一趟中國。這個一直期待體驗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還在大學跟年輕人聊了天。不過這趟旅行里他記得最清楚的，卻是醫院里販賣門診號的黃牛黨。

“夜晚時分，票販子們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協和醫院門診大廳的一樓。價值14元人民幣的門診號被加價幾百塊，相當于一個中國農民一整個月的收入。在站著保安的樓道里，吆喝著兜售專家號的男人打破了醫院的安靜，‘唐大夫，唐大夫，誰要唐大夫的號？風濕科的唐大夫’！”

幾乎每天都在中國醫院上演的這一幕，被這位偶然到訪的細心教授記了下來。桑德爾是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課”現場錄像在網絡上有過億次的點擊。如今，這個講“公正”的教授開始轉而研究“金錢”——越來越多的東西被明碼標價，那么，錢到底可以買什么？

翻開報紙看報道，“美國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時選擇安靜的牢房”；打開電視看新聞，“50萬美元的投資可以換一張美國綠卡”；就連出門堵車時都能得到“溫馨提醒”，“進入快速車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幫助后寫一張“謝謝你”的紙條，就可以獲得1美元“獎金”。“我們生活的時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來買賣。這種買賣邏輯不僅應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漸掌控著我們的生活。”桑德爾在他的新書里寫道，“該是時候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想要這樣的生活？”

在這本書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紅色牛皮筋捆起來的美元鈔票站立在副標題“市場的倫理底線”旁邊，而中央則用大號字寫著讓這位教授困擾已久的難題——《錢不應該買什么》。

有錢就可以不排隊嗎？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是錢買不到的，只是時至今日，這樣的東西沒多少了。”桑德爾開門見山這樣寫道。

這位哲學教授發現，現在想要發掘“錢買不到什么”的答案，越來越難了。過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潛心收集資料，跟錢有關的新聞塞滿了一個厚厚的文件夾，里面五花八門地寫著，在當今時代，錢可以買到什么。

答案豐富得驚人：只要你肯出錢，你可以在南非射殺瀕臨滅絕的黑犀牛，也可以請別人做代孕媽媽，還可以讓孩子進入世界頂尖大學，即使不上課也能換取一個“榮譽學位”證書；企業可以購買碳排放的指標，換取污染環境的權利，國家可以掏錢雇傭私有軍隊，替自己的公民去戰場上沖鋒陷陣??

在桑德爾讀高中時，這一切都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時候，他的同學如果因為獲得好成績而得到家長的金錢獎勵，還會成為大家私底下議論紛紛的負面話題。而現在，美國許多學校宣布，如果學生成績提高，可以獲得相應的金錢獎勵。

看上去，在這個“錢的時代”，有錢似乎可以買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價格就可以買到地鐵“頭等座”，那里人少寬敞，“連播放廣告的聲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機場排隊等待安檢，只要掏錢就能直接進入“快速通道”。在美國游樂園門口也赫然貼著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隊排前面，馬上享受每個項目的樂趣！”

這樣花錢買來的插隊服務打破了排隊的規則。以前排隊意味著“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卻是“花多少錢，辦多少事”。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隊者的不滿，很多游樂園還提供貼心的插隊服務——他們會讓插隊者從后門或者旁門進入，如果不得不從隊伍中間加塞兒，他們還會指派一位工作人員“保駕護航”，護送你去插隊。

“如果有錢的優勢只體現在他們能夠購買游艇、賽車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財富不平等倒也還不會顯得那么扎眼。”桑德爾評論說，“但是，當金錢可以購買的東西越來越多——政治影響力、更好的醫療措施、安全的居家環境、更好的學校，這種財富分配不均就會顯得異常突出。”

這種感受，在他短暫的中國之行中特別突出。在這里，花錢可以看病插隊幾乎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有的醫院直接開設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塊錢，病人就可以提前見到他們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著長隊通宵達旦等待掛號的病人可以從票販子手中買號。這些專業出售插隊權的小販在熙熙攘攘的掛號處分發自己手寫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許諾，可以搞到任何一個大夫的門診號。

“想在中國看病？先富起來再說吧！”美國媒體評論這么寫道。

從這些司空見慣的現象里，這位偶然到訪的哲學教授看到了一個嚴肅的倫理命題：應不應該允許病人購買提前看病的權利，僅僅因為他們可以負擔起這筆錢？社會能不能允許這樣的交易，只要有錢就能達成目標？

如果有錢就能買，這意味著，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機會比窮人買到更舒適的生活條件，而在危機狀態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則有機會用錢買更多物資，獲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當錢能買到一切的時候，有錢就變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爾說。

就像在中國，每逢春節假期前，有錢人可以買高出票價本身幾倍的黃牛票，而無力承擔的人只能出現在火車站售票口，在寒風中裹著大衣熬夜排隊買票。

可是，對于金錢權力的不滿，似乎最多也只表現為牢騷。“曾經，游樂園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這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桑德爾在書中引用的評論這樣抱怨，“想當初，每個度假的家庭在門口都要不加區別，民主地排隊。”

“在我們的時代，金錢獲得全面勝利。幾乎一切都可以貼上價簽隨意出售。”桑德爾寫道，“人們只是抱怨兩句，發發牢騷。但是我們需要嚴肅的討論，就像是你參與討論政治事務一樣，我們應該認真公開辯論，錢不應該買到哪些東西。”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

桑德爾新書《錢不應該買什么》

讓有錢人大獲全勝，進入一個徹底的“錢的時代”？

桑德爾所期待的公開辯論還沒開始，他自己反倒先淪為金錢時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舉辦講座的時候，由于想要聽的人太多，原本免費的門票被拿到網上拍賣。最后，這位著名教授發現，臺下聽眾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價才進來的。

于是，這場主題為“公正——如何做才是對的”的演講不得不這樣開場：“票販子倒賣門票，這樣做是對的嗎？” 先不管對不對，這樣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國，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莎士比亞身上。紐約公共劇場原本計劃舉辦免費露天演出，卻被票販子瞅準了目標，他們早早地排隊搶免費票，再以125美元的價格轉手給那些沒時間排隊的觀眾。

主辦演出的劇場顯然認為這是不對的。他們的發言人板著臉站出來回應：“請不要這樣做，這樣有悖于莎士比亞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聲音說，從票販子手中買票只不過是用金錢換取了排隊等待的時間，這有什么錯呢？

桑德爾開始嘗試跟身邊每一個人討論這件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主管財經新聞的他的學生。他甚至會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時候，饒有興致地跟自己的兩個兒子亞當和亞倫辯論起來。

這位哈佛哲學教授拿這個問題去詢問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曼昆是經典經濟學教材的作者，《曼昆經濟學》在全世界銷量逾百萬冊，教出了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樊綱，也教出了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結果，曼昆非但沒有批評插隊行為，反而分析其為“自由市場的優勢所在”，“這種差價行為是對資源的有效分配”，“讓有意愿付錢的人享受到了相應的便利”。

即便激烈爭論也總是儒雅微笑的桑德爾并沒有當面提出異議，但他在自己的書中用嚴謹的句子爭辯道：這種交易會帶來一個惡果——不平等，“當錢可以買到幾乎一切時，那些沒錢人的日子就會變得愈發難過”，這樣下去，有錢人會大獲全勝，我們會進入一個“錢的時代”。

事實上，對于“不平等”的焦慮，常常如同針尖一樣刺痛公眾的神經。今年7月，中國的網絡上，一條“深圳地鐵將設VIP車廂”的未經證實的消息掀起了軒然大波。這種“票價翻倍保證有座”的安排非但沒有讓乘客滿意，反倒惹得他們憤憤不平，“怎么，地鐵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訪問北京的當天晚上，桑德爾到清華大學演講時，把關于錢的倫理困境扔給了臺下的中國學生。這位教授風靡全球的“公正課”有一個固定套路——在富麗堂皇的哈佛講堂里，他會先給學生講個故事，再拋出尖銳的倫理問題，讓他們在討論中尋求對策。

這一次，他對著擠滿整整一間階梯教室的中國面孔問道：“假如發生了雪災，每個人都需要雪橇鏟雪，商店能不能加價把雪橇賣出去？” 和熱鬧的哈佛講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學生大多選擇沉默。桑德爾竭力地尋找臺下有回應的目光，卻屢屢失望。臺下的學生只是默默地舉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價。

一個反對加價的女生站起身，緊張而飛快地答道：“我覺得這不公平，這是在幫助富人，傷害窮人。”

“假設你是店主，現在只要加價你就可以賺更多的錢，你會怎么做？”桑德爾追問她。女生稍稍猶豫了一下，“我會加價。”

“如果賣的不是雪橇而是飲用水，你也會加價嗎？”桑德爾問。“我會的。”女生遲疑地回答，“因為這可以平衡供求關系??”

桑德爾無奈地咧嘴笑著說：“可就在這個講座上，你剛剛還說過你不同意加價，你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問住了，結結巴巴地說：“這不公平??但這很難說??” 一個男生站起來接著說：“我認為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這真太有趣了。當我在加拿大、德國和瑞士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絕大部分的人都反對加價，他們覺得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爾看著臺下沉默的學生，笑了起來，“現在我明白了，看樣子，中國真是無可否認的‘市場經濟’。”

有些東西，用錢去買就會毀掉它，比如諾貝爾獎

一場真正的關于錢的公開辯論，終于在今年春天成為現實。在英國圣保羅大教堂，穿著一身筆挺西裝的桑德爾站到話筒前，面對近2000名觀眾，開始發問：“銀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錢多雇個護士？”

他身旁坐著的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還有英國廣播公司財經編輯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爾比。辯論主持人說，真沒想到會在這里討論這樣的話題，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來，還是英國政客在這兒拉票呢。辯論中，桑德爾試圖說明，錢的確可以買到很多東西，但是在購買某些事物時，這種金錢行為會“毀掉這件東西”。

“假如你非常想獲得諾貝爾獎，而又沒有辦法靠正統的方式獲得它，你當然有可能在某個諾貝爾獎得主那里買來一個獎杯。”桑德爾解釋說，“你還可以把獎杯放在客廳里讓人觀賞，但那跟獲得諾貝爾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來，像諾貝爾獎這樣的事物是一種榮譽，而榮譽是無法購買的。他還調侃地假設說，如果從明年開始，組委會除了正規的獎項以外，還額外拍賣一個獎杯，誰出的價最高就給誰，那么，“那時候的諾貝爾獎將再也不會代表如今它所蘊含的意義了”。

“在給事物定價之前，我們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個可以被定價的東西。給不應該被金錢衡量的事物定價，這個行為本身就是錯誤的，是對這個事物的褻瀆，將這個本該被珍視的事物放在了不屬于它的天平上。”桑德爾說。

道理盡管如此，在這個“錢的時代”，有錢依然能夠買到那些意想不到的東西，比方說友誼。桑德爾說，你可以“雇一個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會做的事情”，幫你照看孩子，在你悲傷哀嚎時，還能坐在你身邊給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聞里看到，在中國還有“幫人道歉”的網站，花錢找人替你說“對不起”。可這讓他馬上產生疑問，“如果我買了兩個道歉，一個昂貴一個便宜，那是不是意味著，昂貴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誼更有意義？”

他解釋說，不管是諾貝爾獎還是好朋友，它們的道理如同討論是否應該買賣兒童、自由販賣人體器官一樣，我們不應該拿金錢來衡量。即便購買兒童的人并沒有虐待他們，我們仍不應當開始這場交易，因為這樣“破壞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義”，是不義之舉。

桑德爾拿出了自己最常說的一句口頭禪——“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在我們想要開始這場公開辯論、討論市場在我們的社會中的位置之前，我們首先應該搞清楚，市場的邊界在哪里，哪些東西應該被金錢衡量，而哪些東西不應該。只有搞清楚這一點，我們才有可能開始這場討論。”他說。

金錢侵占了我們的生活，甚至我們的大腦

讓這位哲學教授擔憂的是，在嚴肅的討論開始之前，人們已經將金錢視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僅主導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還主導了人們的思維。這種“錢的思維”會顛倒傳統意義上的對錯。比如，有錢人就會模糊懲罰和費用的區別。桑德爾聽說，按照中國的生育政策，超生一個孩子要繳納20萬元左右的罰款，“這對于普通工人來說是個嚇人的數目，但對于有錢的商人或者明星卻是小菜一碟”。

于是，這個美國教授在新聞里讀到，廣州的一對夫婦“大搖大擺”地闖進當地計生辦公室，挺著大肚子的孕婦像是在商店買東西一樣，把一大疊人民幣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詞地說：“這是20萬，我們還要照顧寶寶呢，你們以后別來煩我。”

這讓桑德爾意識到，當錢可以購買一切，越來越多的人會像商人那樣思考，用收支平衡來考慮事情，不管在何種處境，他們的問題只有一個：“多少錢？”

就連參與辯論的女嘉賓斯黛芬尼也承認，面對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時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這種“錢的思維”：“跟孩子講大道理沒什么用，所以我有時候會用巧克力去換他乖乖聽話。這種用物質交換來的教育，到底是對是錯呢？”

事實上，“錢的思維”不僅早已攻占許多思維高地，甚至登上了愛情的領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加里·貝克爾在上個世紀就曾提出從經濟學角度出發的“婚姻公式”。

這個公式是這樣的：“當結婚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保持單身或者繼續尋找更合適的伴侶時，這個人就會選擇結婚。同理可得，當恢復單身或者嫁給另外一個人所帶來的收益大于從這段婚姻中結束所帶來的損失時，這個人就會終結當前的婚姻，選擇離婚，而離婚的損失包括跟孩子分開、分割共有財產、相關的訴訟費用等。鑒于當下許多人都在尋找伴侶，這個婚姻‘市場’顯然存在著。”

在這位冷靜的經濟學家看來，凡事都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嚷嚷著這樣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關注收入和價格因素，才是社會科學最堅實的根基”。

但這種“錢的思維”同樣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項實驗，為了避免接學生的家長總是遲到，學校設立了懲罰機制，遲到的家長需要支付罰款。在此之前，他們會主動付一筆類似于小費的錢給學校，罰款金額就與這筆錢相當。

結果，引入金錢杠桿后，遲到的家長反而變多了。事實上，這項措施在實施了大約兩周后，遲到家長的數量翻了一番。“在此之前，家長掏錢是出于愧疚，他們覺得違背了準時出現的義務，給學校帶來了麻煩。而當它變成罰款以后，這種愧疚感就隨之消失了，這完全變成金錢交易行為，他們的遲到也就變得理直氣壯。”桑德爾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當學校取消罰款制度后，家長遲到的情況仍不見好轉，“這說明一旦金錢交易侵蝕了道德義務，原有的責任感就難以恢復”。

“雖然市場可能有很多問題，但無可否認，這是目前維持社會運行不最差的選擇。”斯黛芬尼辯解說。

但桑德爾憂心的問題是，這種“不最差”的思維方式卻日漸涌入越來越多的倫理禁區。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他對臺下的年輕人提問：“企業用20萬美元的賠償金來衡量一個人的生命，這是對的嗎？”

大部分人舉手表示不贊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學生大聲地補充說：“因為還沒考慮通貨膨脹呢！”

桑德爾似乎被這樣單純的經濟學思維懵到了。他停頓了一下，依然笑著問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貨膨脹呢？這件事情發生在35年前，考慮通貨膨脹率，這個人的生命值多少錢？”

“200萬美元吧，200萬美元還行。”脖子上掛著白色耳機的沃泰克說，“我也不太確定這個數字啦，但給生命貼個價格，這件事絕對可行。”

沒過多久，另一個叫做勞爾的學生也站起身說：“我覺得為了大部分人的經濟利益，總得有人作出犧牲。”

“你可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桑德爾盯著他的眼睛說。“好吧，就算是吧。”勞爾聳聳肩，“總要有人作個決定，難道不是么？” 我們的社會從拿市場經濟做工具，變成被市場價值所操控

桑德爾今年59歲。面對自己所經歷的“錢的時代”，他有很多問題想不明白：在過去一個世紀里發生了兩次嚴重金融危機，為什么如此慘痛的遭遇都沒有讓人認真反思，市場本身究竟有什么問題？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幾乎擊垮了華爾街。當公司紛紛宣布破產，每天都能看到穿著白色襯衫的年輕人抱著一大紙盒東西從摩天大廈里走出來，他們失業了，金融危機甚至讓他們傾家蕩產。

曾領導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長達18年的艾倫·格林斯潘不得不公開表示，他對自由市場的信心陷入“震驚的懷疑之中”。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封面上畫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經濟學課本，標題寫著“經濟哪兒出錯了”？

可是，桑德爾發現，即便是面對這樣切身的損失，大多數人也只是對著電視抱怨兩句。當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在電視節目中說，“正是金融機構不良操作和人性貪婪，造成了如今的惡果”，他們就跟著嚷嚷兩句，批評金融機構貪婪，批評政府監管不力。

“然而，在過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變并不僅僅是貪婪的蔓延，而是市場以及市場價值的擴張，市場思維侵入了許多它們本不該存在的領域。”桑德爾爭辯道。

在他看來，金融危機并沒有激發人們對于市場的徹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對政府的大規模不滿。2011年9月，示威者帶著帳篷，舉著大字標語，臉上涂著顏料或是戴著面具，聚集在紐約曼哈頓，在曾經金融精英來往的路上喊著抗議口號，試圖“占領華爾街”。

“只有抗議的聲音，關于市場的公開討論卻遲遲沒有到來。”在圣保羅大教堂，桑德爾一字一頓地說道，“我們的公共輿論體系空洞、淺薄，正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討論的時代里，才讓金錢鉆了空子，占了上風。”

說這話的時候，坐在桑德爾身邊的主持人盯著他，抬手幾次想要打斷他。按這位性格溫和的教授平日里的習慣，他會停下來，謙讓地請女主持人講話，但這一次他卻堅持繼續爭辯。

“我們的社會從拿市場經濟做工具，變成被市場價值所操控。市場填補了公共輿論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種看似有意義的方式來界定事物的價值，而事實上，它往往會加重這種公共輿論的空洞性。”他就像是嚴厲的老師在斥責學生一樣，嚴肅地說，“我們需要每一個人不止是抱怨兩句，嘆息自己運氣不好，而應該認真反思，嚴肅地辯論。”

“他說的跟我沒啥關系，我學經濟，他講社會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羅大教堂的辯論即將結束的時候，現任英國獨立監督委員會主席的彼特·塞爾比站起身說：“桑德爾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教授，但是我對他的新書有一點擔憂，它讓你有種錯覺，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夠改變行為，但事實上，往往是行為影響著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討論讓大家心安理得地認為問題已經解決，卻沒有實際行動。” 這種擔憂恐怕已經成真了。雖然被桑德爾極富感染力的演講折服，一位在英國主修經濟學的中國學生在回國后回憶起當天參與討論的情形，卻如同重述看過的電影一樣，仿佛在講另一個世界的故事：“哦，那個教授挺能說的，但他說的跟我沒啥關系，我學經濟，他講社會公正什么的。”

作為桑德爾的學生，斯黛芬尼也有類似的擔憂。“我們總是要在碰上新一輪的經濟危機時，才會想起來市場并不可靠，可一旦**過去，我們像是把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凈。”

“你當然可以說，市場將會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胸前掛著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鏡，“但是首先你要意識到，正是市場本身產生了這些問題。”

不過，桑德爾本人卻充滿信心地認為：“只要構建起堅實的公共討論機制，我們不僅可以決定市場在社會中的定位，還能在以后更多的社會事務上加強公共辯論。”

盡管總在努力說服人們嚴肅反思這個“錢的時代”，但是“有錢就能買”這件事，還是在桑德爾身邊繼續著。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給他寄來過一張寫著“謝謝你”的紙條，當然，這是那個朋友花了1美元“買”來的禮貌教育成果。

“不過我光看筆跡就知道，這個‘謝謝你’寫得很不情愿，像是受著某樣東西的脅迫。”桑德爾說。

第四篇：格桑德吉事跡觀后感

《格桑德吉事跡》觀后感

星期一例會時間，學校組織我們觀看了2014感動中國十大人物格桑德吉的感人事跡。

她是一個畢業于河北師范大學的學生。為了讓雅魯藏布江邊、喜馬拉雅山腳下的門巴族孩子有學上，格桑德吉放棄拉薩的工作，主動申請到山鄉小學，并放棄了原本的工作。而這些都只是為了門巴族的孩子都能上學，因為這是她的夢想。為了勸學，12年來格桑德吉老師天黑走懸崖、在滿是泥石流、山體滑坡的道路上頻繁往返；為了孩子們不停課，別村缺老師時她不顧六個月 身孕、背起糌粑上路；為了把學生平安送到家，每年道路艱險、大雪封山時，作為校長的格桑德吉跟男老師一樣，過冰河、溜鐵索、走懸崖峭壁，把四個月才能回一次家的學生們平安送到父母的身邊。在格桑德吉老師十二年如一日的努力下，門巴族孩子從最初失學率30%，變成到今天入學率95%。12年來，她教的孩子有6名考上大學、20多名考上大專、中專，而她自己的兒子卻留在了拉薩，一年才能見一次。村民們親切地稱她為門巴族的“護夢人”。“不想讓鄉親的夢，跌落于懸崖。門巴的女兒執意要回到家鄉，堅守在雪山、河流之間。她用一顆心，脈動一群人的心，用一點光，點亮山間更多的燈火”。格桑德吉懷揣著“讓家鄉每一名門巴族兒童都能享受良好教育，像自己一樣走出大山實現夢想”的信念，堅守在三尺講臺，默默奉獻，無私付出。

看完他的事跡，我深受感動，她用她的事跡告訴我們如何去做一名優秀的教師。她把她的青春奉獻給了自己的家鄉，并用實際行動來表達了她對教師這個職業的熱愛，也用她的滿腔熱血詮釋了教師這門圣神的職業。

我沒有格桑吉德那樣偉大，沒有格桑德吉那樣堅強，不過她的事跡深深的打動了我教育了我，我會好好的珍惜自己的工作環境，熱愛自己的事業，熱愛自己的學生，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樂于奉獻，無怨無悔。

第五篇：桑德-環境

文一波、張輝明夫婦 文一波，1965年8月出生，湖南湘鄉人，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博士研究生導師。現任北京桑德環保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會長，兼任蘭州交通大學、上海同濟大學等高校環境工程學科博士研究生導師等職務。由其一手創建的桑德集團先后被列為國家環保總局認定的環保骨干企業、北京市政府重點扶持的高科技企業，被連年授予國家級中關村科技開發試驗區50強企業，并作為亞太經合組織企業聯席會議成員和國內環保企業唯一代表參加99《財富》全球論壇。連續多年被評為中國水業十大最有影響力企業。

張輝明，男，漢族，廣東南海人，1964年10月出生，1982年10月參加工作，198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大專學歷。

桑德環境 桑德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合加資源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000826)，長期致力于廢物資源化和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主營業務為固廢處理處置工程系統集成和特定地區市政供水、污水處理項目的投資及運營服務。是目前A股市場唯一一家主營業務為固廢處理處置的上市公司，連續三年獲得“固廢行業十大影響力企業”、“上市公司中國成長百強”、“金牛上市公司百強”等榮譽。下轄湖北合加環境設備有限公司、湖南桑德靜脈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宜昌三峽水務有限公司等企業。

公司已快速成長為中國固廢處置產業領域的先鋒。在固廢處置領域擁有完善的產業鏈條，可為客戶提供從項目咨詢、工藝設計、產品提供、工程建設、托管運營等“一站式”服務。

桑德環境是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擁有博士、碩士、高級工程師等組成的一流技術研發團隊，具有幾十項專利和專有技術，掌握了城市生活垃圾、城市污泥、工業廢棄物、醫療垃圾、建筑垃圾、電子垃圾處置、環境修復、報廢汽車資源化再利用和廢舊輪胎破碎及綜合利用、清潔能源（秸稈等農林廢棄物焚燒發電、填埋氣發電等）以及生活垃圾中轉站、成套固廢設備的最前沿技術。根據國內固廢特點，在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等眾多領域開創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固廢處理嶄新之路，在國內成功實施了世界上規模較大的生活垃圾綜合處理項目；在工業危險廢棄物處置領域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公司在湖北咸寧投資建成的大型固廢設備及環衛專用車研發制造基地，進一步完善了公司產業鏈條，增強了公司核心競爭力，也引領了固廢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