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習文獻學的感想

學習文獻學的感想、體會

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閱讀能力，通文字音韻訓詁。誰也不能說自己掌握得多好，不過基本的一些，還是要懂，否則無法進行下去。學習的方法，無非多讀，多看。

具體說：

1、會一些篆文。甲骨文之類的，太專業(yè)，就算了。但得識一些篆文，因為藏書印之類的，篆文多。方法：看《說文解字》，不能通讀的話，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

2、會一些草書。許多材料，是稿本、鈔本，用草書、行書寫成，有些刻印的書，序跋之類的，也是行書、草書。不識一些草書，無法閱讀。學習方法：找本《草書千字文》，或?qū)O過庭《書譜》。多看。

3、會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許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鈔本、稿本也有俗字，許多刻印的書，也有俗字。不誤俗字，有的書就讀不下去。方法：《干祿字書》、《龍龕手鏡》、《碑別字新編》或黃征老師的《敦煌俗字典》等。

其次，要會查工具書。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書舉要》之類的，介紹文史工具書使用法，不僅要學會，更要時時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書，什么情況下，可以去查哪個工具書，如何去查。具體的，就不用多說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個什么問題，到處問人，不得其解。其實只要知道有應該查什么工具書，一檢便得的。

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個什么問題，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數(shù)，這需要一些目錄學的知識。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別集總目》之類，上面列有館藏，可以到處跑跑。材料又分紙質(zhì)材料、電子材料。有些材料，數(shù)典、龍騰、愛如生，包括我們韓山書院，能夠下載，也就免得東奔西跑。

一、查幾種最常用的工具書

查考人物，可以首先查檢幾種最常用的工具書，如臧勵龢等編的《中國人名大辭典》，彭作楨的《古今同姓名大辭典》，姜亮夫編、陶秋英校的《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杭州大學圖書館編的《中國歷代人物年譜集目》等等。

1.要了解一個人的姓名、字號、時代、籍貫及其簡單的 生平，可查《中國人名大辭典》。該書內(nèi)容豐富，共收上古至清末四萬多人。自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刊行后，至1949年已印至九版，1958年又予重新影印，可見很有使用價值。但它也存在不少缺點，主要是觀點陳舊，沒有注明人物的生卒年代和傳記的出處，以及部分材料失實等，這些都值得使用時注意。

由于大辭典按姓氏筆劃編排，而同姓者太多，查檢時頗感不便，故商務印書館于1934年又編四角號碼《中國人名大辭典索引》附于書后，也有單行本，讀者可加以使用。此外，有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在《辭海》也可以查到。

2.中國歷史很長，出現(xiàn)了許多同名同姓的人物，讀書時容易混淆，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查彭作楨編、1934年北平好望書店出版的《古今同姓名大辭典》。該書根據(jù)梁元帝《古今同姓名錄》、余寅《同姓名錄》、陳棻《同姓名譜》、劉長華《歷代同姓名錄》、汪輝祖《九史同姓名略》而編成。收五萬六千七百人，依姓氏筆劃編排。

哈佛燕京社1931年為清劉長華《歷代同姓名錄》編制一部專門索引：《歷代同姓名錄引得》，可供迅速查找劉書所錄人名之用。

3.如果你主要想知道人物的生卒年代，可查姜亮夫的《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是書原名《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所收材料包括錢大昕的《疑年錄》、吳修《續(xù)疑年錄》、錢椒《補疑年錄》、陸心源《三續(xù)疑年錄》、張鳴珂《疑年賡錄》、閔爾昌《五續(xù)疑年錄》和作者自編《六續(xù)疑年錄》，以及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張惟驤《疑年錄匯編》中多于上述七種疑年錄的人物和大量的碑傳資料。解放后經(jīng)作者訂正錯誤、補充脫略、刪汰蕪雜和增補若干新的碑傳材料，1959年由中華書局重印并改今名。全書收春秋末期至1919年以前去世的人物約一萬二千余名，按人物的生年順序排列，末附人名筆劃索引。由于該書引用資料不盡可靠，某些人物的生卒、里第有脫漏和錯誤，但總的來說還是一本有用的工具書。又舊的《總表》收有名僧，再版時已刪去，因此，若查佛教徒的生卒年代，可查陳垣的《釋氏疑年錄》（中華書局1964年版）。此書根據(jù)七百余種佛教典籍、僧傳、語錄，參考諸家文集、方志和金石碑拓等材料而編成，計收晉至清初有年可考者二千八百人，書末有僧人法名通檢，是查考歷代僧人事跡，包括名號、籍貫、生卒年月等等的重要工具書。

4.研究歷史人物，需要查找較詳細的傳記材料，《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的“備考”欄注明了人物傳記的出處，盡管也有錯誤和遺漏之處，還是可根據(jù)這個線索進一步查閱原始資料。另外，可以通過《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查閱史書列傳。

清人汪輝祖把二十四史中的人名編成《史姓韻編》，曾受到當時學術界的極大重視。但因所收只限二十四史，而且不載帝王后妃及外國諸傳人名，又依舊有韻目編排，查檢甚不方便，所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搜集《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二十五部正史中全部列傳及附見的人名，編成四角號碼索引，人名下注明見于某史某卷和開明版二十五史總頁數(shù)及欄數(shù)。又中華書局1936年出版梁啟雄等編的《二十四史傳目引得》也可以利用，不過此書不及《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方便。

5.關于人物一生的活動，最詳盡的記載莫過于年譜。

哪些人物有年譜可供閱讀？一般說來各大圖書館都有書目可查。解放后作為單獨的書目出版的有杭州大學的《歷代人物譜集目》。該書于1962年鉛印，收錄年譜約一千八百余種，可以作為參考。但據(jù)趙國璋《語文工具書使用法》稱，汪訚編《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綜錄》（稿本），收有年譜二二一四種，可見杭大書目失收尚多。此外，李士濤《年譜目錄》（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梁廷燦《年譜考略》（載1929年7—11月《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一至五號），可以參考。

第二篇：文獻學講稿

課程說明

一、課程適用專業(yè)

本課程適用于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歷史專業(yè)以及其它相關專業(yè)，也適用于理科專業(yè)。

二、課程性質(zhì)

《文獻學》是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漢語等專業(yè)學生的必修課程，是其它后續(xù)專業(yè)課的基礎。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對文獻的形態(tài)、文獻的整理和利用、各種文獻的特點與用途等有一個比較深入的了解，為解決實際問題打好基礎。

三、課程的地位和作用

《文獻學》是研究古今中外文獻材料的理論和應用的基礎課程。古今中外文獻浩如煙海、無法窮讀，現(xiàn)代社會信息技術發(fā)展迅猛，信息量空前增長，如何利用較短的時間、有限的精力閱讀自己最需要的書，選擇最需要的信息，網(wǎng)羅最必要的文獻資料，文獻學無疑是事半功倍的一把鑰匙。（限于條件，本課程研究中國古今文獻，側(cè)重古典文獻，暫且不涉及外國文獻。）

四、學習目的與要求

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對文獻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了解文獻的形態(tài)、文獻的目錄、版本、校勘、注釋、檢索、出土文獻、敦煌文獻、論文的撰寫，掌握重要文史工具書及其它工具書（如西文工具書）的使用（文獻的輯佚、辨?zhèn)魏偷洳夭涣袨橹v授內(nèi)容），學到一些治學的基本方法（如知人論世，“二重證據(jù)法”），真正培養(yǎng)學生對中國文獻和文化的感情，引導學生走上繁榮、傳播祖國文化、學術的道路。

學習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點掌握文獻的基本使用方法。

2、盡可能運用實物教學，讓學生對古代文獻有一個感性的認識，從而加深理解。

3、理論聯(lián)系實際，讓學生運用所學知識進行實際的文獻收集與查閱，尤其是進行畢業(yè)論文的撰寫。按：隨著文字的數(shù)據(jù)化，電子圖書的迅猛發(fā)展（如：出現(xiàn)電子圖書閱讀終端，將終端芯片插入手機，即可閱讀），文獻學的內(nèi)容和教學將會發(fā)生很大變化。

五、參考書目

1、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3、潘樹廣等《文獻學綱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第一講 文獻與文獻學

§1 為什么要學文獻學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wèi)靈公》）“磨刀不誤砍柴工。”

我們治學，首要的事情是治文獻學。目錄學是文獻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引用前人對目錄學的評價來說明學習文獻學的重要性。

清王鳴盛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zhì)之良師，未易明也。”（《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集解分八十卷條”）又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十七史商榷》卷七《漢書敘例》條）

清金榜說：“不通《漢書·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術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二《漢書藝文志考證》條引述）現(xiàn)代著名史學家陳垣（yuán）說：“目錄學就好像一個賬本，打開賬本，前人留給我們的歷史著作概況，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鉆研時才能有門徑，找自己所需要的資料，也就可以較容易的找到了。”（《談談我的一些讀書經(jīng)驗-與北京師大歷史系應屆畢業(yè)生談話紀要》，發(fā)表于《中國青年》1961年第16期，8月出版；也見于《陳垣學術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

治文獻學，我們可以有效地利用文獻，追根溯源，鑒古知今，繼往開來；可以最大限度地服務于我們的社會。

§2 “文獻”的定義

文獻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譬如，有文獻紀錄片、參考文獻。但如果要具體闡述什么是文獻，可能會有點困難，感覺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正如語言，我們每天都在使用，卻熟視無睹。事實上，文獻和語言一樣，都只能是一種工具，是一種載體，是用來傳達信息或交流思想的。語言從古至今總是在發(fā)展變化，同樣，文獻的概念是不斷演變的。我們大致可以按照時間體系來理解文獻的內(nèi)涵。

2-1 文獻的古典意義

1、“文”、“獻”二字連用，最早見于《論語·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2、宋末元初著名學者馬端臨，編撰了我國第一部以“文獻”命名的著作《文獻通考》。他在序言中解釋了此書命名的來由：

“凡敘事，則本之經(jīng)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

按：會要，是分門立類，記載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實的書。

古典的文獻定義從一個側(cè)面提示我們：往事的流傳主要有這樣的途徑—文字記錄的傳播、口耳相傳。另外還有實物的遺存。這將在后面談及史料學時提到。

2-2 文獻的當代定義

1983年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給文獻下了簡明的定義：“文獻，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事實上，文獻是文化的載體。

與文獻相應的英文名詞主要有兩個：document和literature。document除含文獻的意義外，還有文件、證件之意；而literature則多指某一學科或某一專題的文獻。此外，document 包括印刷品以外的文字記錄，如碑文、古幣圖文等，而literature一般只指書刊資料。

總之，文獻的定義包含兩個方面：文獻的內(nèi)容和形式。文獻的內(nèi)容就是它所記載的知識和信息。文獻的形式分兩個層面：文獻內(nèi)容的呈現(xiàn)形式是記載知識和信息的符號，如聲音、圖象、文字；外在的形式是用于記載知識和信息的物質(zhì)載體，如竹簡、縑帛、紙張、光盤等。當然，也不能忽視記載的方式或手段，如刀刻、筆寫、印刷、拍攝、計算機寫錄等。

作為一個整體，文獻在人類社會實踐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有這樣幾方面： ①是匯集和保存人類精神財富，供全人類分享利用的人類知識寶庫；

②是記錄和傳播信息的主要手段；

③是衡量某一學科領域、某一個人、某一個集體以至一個國家的學術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標志；

④是幫助人們認識客觀事物、啟發(fā)思路、開闊眼界、豐富知識的重要工具。

2-3 文獻學的定義 潘樹廣先生提倡大文獻學。我很贊同潘先生的做法。所謂大文獻學，是將古典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融為一體的文獻學。它以古今文獻和文獻工作為對象，研究文獻的產(chǎn)生、發(fā)展、整理、傳播、利用及其一般規(guī)律。它的研究內(nèi)容，有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和歷史研究三個方面：(1)理論研究，包括文獻的本質(zhì)屬性、類型、發(fā)展規(guī)律與社會功能的研究，文獻學的性質(zhì)、研究對象、學科體系、基本任務與文獻學方法論的研究等。(2)應用研究，包括文獻的搜集、整理、加工、傳播技術、計量方法研究，文獻工作標準與自動化的研究等。(3)歷史研究，包括中外文獻與文獻工作發(fā)歷史的研究、文獻學史的研究、歷代文獻學家及其研究成果的研究等。

文獻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文獻工作是“組織知識的工作”。以文獻和文獻工作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學，其根本作用是促進知識的科學組織和知識的有效利用。

古典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有各自的特點：

①中國古典文獻學扎根于傳統(tǒng)的文史領域，以靜態(tài)研究為主；而現(xiàn)代文獻學更重視急劇增長的科技文獻，以動態(tài)研究為主。現(xiàn)代文獻學原本就發(fā)端于科技工作者，其早期代表人物布拉德福和袁翰青都是化學專業(yè)出身，這決非偶然。因為化學化工的文獻增長最迅猛，如果不用現(xiàn)代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浩如煙海的文獻進行整序，科學家們便無法充分有效地利用。正如布拉德福所說：“在無序生產(chǎn)、流通各種文獻的領域里，文獻工作是一項必要的補救方法。”

②古典文獻學重視文化底蘊，講究熟讀深思、博聞強識，研究手段以手工操作為主。現(xiàn)代文獻學則十分重視新技術特別是計算機技術的應用。可以說，沒有計算機科學，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文獻學。

③中國古典文獻學主要研究漢語文獻，強調(diào)文字、音韻、訓詁的基本功；而現(xiàn)代文獻工作者為了及時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重視多語種文獻的搜集、分析、處理。現(xiàn)代文獻工作者如果不掌握外語，便寸步難行。

④古典文獻學淵源于農(nóng)業(yè)社會，文獻學家的活動比較封閉，文獻的著錄、標引、編印等工作有一定的隨機性，標準化程度低，而現(xiàn)代文獻學是適應大規(guī)模工業(yè)生產(chǎn)技術發(fā)展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自覺追求文獻工作的標準化、規(guī)范化，以便促進國際性的文獻交流和共享，并保證文獻工作自動化和網(wǎng)絡化的順利進行。

然而，古典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在許多方面又有共通之處。

首先，古典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的研究對象都是文獻。盡管古代文獻和現(xiàn)代文獻的外觀形態(tài)和具體內(nèi)容不同，但都是知識的載體。

其次，古典文獻學和現(xiàn)代文獻學都要研究文獻的搜集、整理、傳播、利用，有共同的工作規(guī)律可尋。例如，古典文獻學研究“互著”、“別裁”，現(xiàn)代文獻學講究“互見”、“分析著錄”，兩者的精神是相通的。又如，古典文獻學重視版本鑒別，現(xiàn)代文獻學同樣重視版本鑒別，目的都是為了保證科研工作的客觀性、科學性，而且在鑒別方法上也有互通之處。

第三，古典文獻學和現(xiàn)代文獻學的根本任務，都是要實現(xiàn)知識的科學組織與有效利用。清人章學誠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其實質(zhì)就是知識的組織，目的在于“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以便稽檢”。當代學者強調(diào)現(xiàn)代文獻工作的基本內(nèi)容是知識的組織和檢索，與古典文獻學的宗旨是一致的。

第四，在研究工作中，古典文獻學與現(xiàn)代文獻學也經(jīng)常是優(yōu)勢互補的。例如，從事古典文獻學研究的專家為了改變傳統(tǒng)手工檢索的低效局面，常求教于現(xiàn)代文獻學家；現(xiàn)代文獻學家所接觸的文獻，常涉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容，要取得古典文獻學家的幫助；研制古典文獻的全文數(shù)據(jù)庫，更要現(xiàn)代文獻學家和古典文獻學家攜手合作。

§3需要澄清的問題 1 文獻和史料

史料是歷史遺留物，是過去的實物得以流傳于后世的實物資料、語言資料等。梁啟超說：“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jù)傳留至今者也。”（《中國歷史研究法·說史料》）

往事得以流傳后世，主要通過三個主要途徑：文字記錄的傳播、實物的遺存、口耳相傳。由此，這三方面的史料分別被稱為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口述史料。我認為文字史料實際上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文獻。實物史料，指歷史上的事物以其固有的物質(zhì)形態(tài)流傳于后世者，包括地面保存和地下發(fā)掘的遺跡、遺物。（如，墓葬、房子、鐘鼎等）口述史料，又稱口碑或口傳史料。（目前研究中有口頭詩學，如藏族的史詩是通過口頭流傳的。）由此，文獻是史料中文字史料的部分。文獻學和史料學

史料學是研究史料及其運用方法的科學。它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史料的收集分類和運用，校勘、考訂、鑒定其真?zhèn)危_定其年代，考索其源流，了解其實際的價值。

文獻學以文獻和文獻工作為對象，研究文獻的產(chǎn)生、發(fā)展、整理、傳播、利用及其一般規(guī)律，可以認為是史料學的一個部分。文獻學和圖書館學

圖書館學(library science)是研究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生發(fā)展、組織管理以及圖書館工作規(guī)律的科學。其目的是總結(jié)圖書館工作和圖書館事業(yè)的實踐經(jīng)驗，建立圖書館學的理論體系，以推動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提高圖書館在人類社會進步中的地位和作用。

從劉向校書宮廷始，文獻學和圖書館就結(jié)下不解之緣。兩者都研究文獻的檢索與利用。盡管如此，兩者還是有很大的區(qū)別（這只是我的個人看法）。文獻學的研究對象是文獻和文獻工作，研究文獻的產(chǎn)生、發(fā)展、整理、傳播、利用及其一般規(guī)律。需要說明的是，有些學者認為，文獻學包含了圖書館學。像程千帆、徐有富編的《校讎廣義》就有典藏編。歷史文獻學和文學文獻學

第二講 文獻的形態(tài)

文獻的形態(tài)，主要指文獻的載體與制作方式、出版形式。載體：甲骨、青銅、竹木-縑帛-紙張-非紙質(zhì)文獻

制作方式：刻、鑄、書寫-印刷；簡冊-卷軸-冊葉-機讀、聲像、縮微 出版形式（紙質(zhì)文獻）：常規(guī)文獻、特種文獻 自商周以來，我國文獻的形態(tài)幾經(jīng)變遷。

就載體而言，由甲骨、青銅、竹木轉(zhuǎn)而為縑帛，又轉(zhuǎn)而為紙張。

就制作方式而言，由刻、鑄、書寫而印刷，由簡冊、卷軸而冊葉。同是紙質(zhì)文獻，又可根據(jù)其出版形式的不同而分為常規(guī)文獻(圖書、報紙、期刊)和特種文獻(專利文獻、標準文獻等)。

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發(fā)展和文獻生產(chǎn)技術的日新月異，文獻形態(tài)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除了傳統(tǒng)的紙質(zhì)文獻呈現(xiàn)多樣化發(fā)展趁勢外，非紙質(zhì)文獻，如聲像文獻、縮微文獻和軟磁盤、光盤等機讀文獻相繼問世，開創(chuàng)了文獻發(fā)展史上的新紀元。不同形態(tài)的文獻有不同的收藏、管理方式和目錄體系。了解、熟悉各種文獻形態(tài)，不僅可以充實我們的文獻史知識，還有助于我們識別和查找文獻。

§1 文獻的載體 1-1 甲骨（圖錄見后）

甲骨學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是被錢玄同稱為“甲骨四堂”的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筆名鼎堂）。

殷墟甲骨、戰(zhàn)國至魏晉簡牘帛書、敦煌石室文書、明清故宮檔案被中外史學界稱為２０世紀最重大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四大發(fā)現(xiàn)。

1-2 金—青銅（圖錄見后）

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鐘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金文的內(nèi)容是關于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征戰(zhàn)、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由于銅器的制作大多有紀念價值，因此刻寫者也較用心，比較起甲骨文，金文就像是裝飾體。依據(jù)出土的銅器文字研究，金文也分為三期：前期是武王、成王、康王時期，此時的銅器上金文文字不多，而字勢闊大，筆力宏肆。中期是昭王、穆王時期，此時的器物較少，金文亦無大變化，跟前期比較起來，字勢相近，但不如其雄健的風格。后期金文，已逐漸看不到肥體，字體緊密而又疏落，字形方闊，極為優(yōu)美。

（按：①例如九鼎則為傳國重器，王都所在即鼎之所在，故稱定都為“定鼎”。這種銘文，有的是凹下的陰文，有的是凸出的陽文。前者稱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稱為“識”，是“記”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統(tǒng)稱為“鐘鼎款識”。以后書法“款識”或“款式”的名稱即由此演化而來。②盤，是盛行于商周時期的一種青銅器盥洗用具。）

西周毛公鼎銘文 毛公鼎是西周青銅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時期。內(nèi)壁鑄有多達498字的長篇銘文。其內(nèi)容是周王為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輔佐周王，以免遭喪國之禍，并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其書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風格，結(jié)構(gòu)勻稱準確，線條遒勁穩(wěn)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fā)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

1-3 石（圖錄見后）

東周石鼓文為戰(zhàn)國時代秦國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狀，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詩一首，共十首，其內(nèi)容為記述秦王游獵之事，故石鼓又稱為獵碣。字跡磨損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石鼓文》在書法史上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體是典型的秦國書風，并對后來秦朝小篆的出現(xiàn)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同時其本身的藝術成就也很高，它的結(jié)體方正勻整，舒展大方，線條飽滿圓潤，筆意濃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間已經(jīng)找不出象形圖畫的痕跡，完全是由線條組成的符號結(jié)構(gòu)。

1-4 竹木—簡牘學（圖錄見后）

1-5 帛（圖錄見后）

《后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說文·纟部》：“紙，絮一苫（shān）也。從纟，氏聲。”（段玉裁注作：“紙，絮一qián[上邊竹，下邊沾，音錢]也。”）

1-6 紙

1-7 非紙質(zhì)文獻載體

感光材料（膠片）、磁性材料（磁帶、磁盤、光盤）本節(jié)可以參考：

《中華印刷通史》/張樹棟龐多益 鄭如斯等/印刷工業(yè)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古書版本常談》/毛春翔/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文獻的制作方式

2-1 文獻的制作方式 ①講唱（流布方式）

漢族史詩不發(fā)達，主要原因是漢族史官制度高度發(fā)達，歷史有系統(tǒng)的書面記載，史詩失去作用。說唱文學作品即使有了唱本，也往往靠講唱來傳播。經(jīng)師很大程度靠經(jīng)師講授而傳播。

②鐫刻—甲骨、金屬、石頭（如石鼓文、刻印章）③抄寫—如，敦煌寫卷，唐寫本（圖錄見后）④印刷—活版印刷 ⑤攝影—縮微膠卷 ⑥微機輸入 ⑦激光掃描 2-2 文獻的形制

（書籍的發(fā)展階段: 簡帛時代—紙卷時代—印刷時代—電子數(shù)據(jù)時代）

書籍與文獻 ①簡策（圖錄見后）

書于竹者謂之簡，書于木者謂之牘。《說文竹部》：“簡，牒也，從竹，間聲。”段玉裁注：“《片部》曰：‘牒，札也。’按：簡，竹為之。牘，木為之。牒、札，其通語也。”又，《片部》：“牘，書版也，從片，賣（賣）聲。”段玉裁注：“牘專謂用于書者?古人多云尺牘?《木部》：‘槧(qiàn)，牘樸也。’然則粗者為槧，精者為牘。顏師古曰：形若今之木笏，但不挫其角耳。”又，《片部》：“牒，札也。”段玉裁注：“按：厚者為牘，薄者為牒。”因為簡牘常連稱，故木牘也可稱簡，或稱木簡。

策，又作冊，是指若干簡牘編連而成的書冊。簡冊就是寫在竹木上的書籍文書。在長達千年的發(fā)展過程中，簡策在形制、書寫、材料、刮治、修改、符號、題記、編連等技術處理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史稱“簡策制度”（廣義的“簡策制度”）。狹義的“簡策制度”，僅指簡策的形制，即長短大小之制。

材料：竹、木（北方多出土木質(zhì)，南方多出土竹質(zhì)）

選材：木質(zhì)盡量選取端直的木材來制作。竹質(zhì)的選用也頗有講究，絕大部分選取中間部分來制作。（一般沒有竹節(jié)）

析治：①剖析片解加工，使之成為片狀----加工成簡，則必須成為條形；加工成牘，必須呈長方形或正方形②刮治—將簡牘修治平整、邊棱分明，特別是書寫的一面要打磨光滑。

殺青: 針對竹簡而言。在剖析竹筒前，用火把圓竹筒中的水分烘烤干而使竹內(nèi)的有機脂類凝固，新鮮竹筒失去水分后，表皮則由青變黃，青色被殺掉，故言殺青。因火烤時，竹上有水分滲出，像人流汗，故又謂汗青。（竹簡既可書于表面，也可書于里面）

簡牘的長短形制: 簡牘沒有從周秦到隋唐都固定不變的尺寸常規(guī)，但其中也有一定的規(guī)律，其規(guī)律為：表示內(nèi)容意義重大者用長簡，表示內(nèi)容意義較輕者用短簡，表示意義一般者用中等長度簡，中等長度簡為常規(guī)簡。以當時的尺度為計，戰(zhàn)國楚簡的常規(guī)簡可能為2尺，秦漢時代的常規(guī)簡為1尺；楚簡秦漢簡的長簡達3尺，短簡則只有幾寸。戰(zhàn)國、秦、西漢、新莽的1尺約合今23.1厘米，東漢的1尺約合今23.75厘米，三國、西晉的1尺約合今24.2厘米，東晉的1尺約合今24.5厘米。當時1尺長的簡最為常用而屬于常規(guī)簡的原因。實際上，這是由書寫的便捷性決定的，與人手臂的長度有關。《說文·尺部》：“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

編連：

為了便于按內(nèi)容順序書寫，特別是為了便于閱讀，便要對若干枚同長同寬同厚的竹簡或木簡，用繩進行編連，使之成冊，即成為一冊書的 形式，所以人們把編連成冊稱為編冊，也稱編簡。簡的編綸，古人稱為韋編，即緯編，也就是橫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韋編之韋不能訓為熟牛皮。）《尚書多士》：“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文兀部》：“從冊在兀上。”

修改：削改、涂改、添改。

書寫工具：筆、刀、墨、硯、研石。和簡冊制度有關的詞語或者典故：

刀筆：刀的作用類于今天的橡皮擦。--引申為文章、法律案牘、公牘文字、訴訟文字、掌握文案的官吏（刀筆吏）

三尺：古有律令冊長三尺。故有三尺法、三尺律令之說。

尺牘：簡牘的長度多為當時一尺，書信多用之，故引申有書信、信札義。（“尺牘”一詞的來源。《后漢書·北海靖王興傳》：“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李賢注：“《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②紙

1）造紙術的發(fā)明：過去歷史記載是東漢蔡倫發(fā)明紙，現(xiàn)在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西漢初年就有了紙。紙在三國到兩晉時期還沒有取代簡牘，但已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到了東晉，紙才基本取代簡牘。

2）紙質(zhì)文獻的裝禎經(jīng)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卷軸裝、旋風裝、經(jīng)折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圖錄見后）。冊葉制度：

唐末五代以來，雕版印刷的書籍都由單葉書紙積累裝訂而成，在版式、裝禎等方面形成了與簡策、帛書、隋唐抄本不同的特色，史稱“冊葉制度”。冊葉制度包括書籍的版式、行款、字體、裝幀等內(nèi)容。（這里不作介紹，感興趣可以參考《古書版本常談》毛春翔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卷軸裝

又稱卷子裝，早期的圖書裝幀形式。卷軸裝始于帛書，是由卷、軸、飄、帶四部分組成的、類似于簡策卷成一束的裝幀形式。與裝裱好的書畫相似。在長卷帛書、紙書的左端安裝木軸，旋轉(zhuǎn)卷起（圖1）。敦煌石室中發(fā)現(xiàn)的大批唐五代寫本圖書，都采用這一方式。據(jù)記載，古代宮廷收藏的卷軸裝圖書十分考究，《隋書·經(jīng)籍志》描述秘閣藏書：“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唐六典》描述內(nèi)府藏書：“其經(jīng)庫書，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簽；史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簽。”進入版刻時代，圖書改為冊頁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軸裝，如《開寶藏》、《趙城金藏》等。卷軸裝這種裝幀形式應用時間最久，它始于周，盛行于紙本書初期的隋唐，一直沿用至今，裝裱字畫仍沿用卷軸裝。旋風裝

旋風裝近于卷軸裝，在一素紙長卷上面依次粘貼書頁，每頁正反兩面書寫文字，展開長卷可翻頁閱讀。展開平放，錯落粘連，形如鱗次(圖2)。故又名“龍鱗裝”。

就其翻閱的狀態(tài)而言，猶如旋風旋轉(zhuǎn)一般。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形容其“逐葉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一卷。”這種裝訂特點是外表仍為長卷，里面卻是錯落有致的書頁，實為介于卷軸裝和經(jīng)折裝之間的一種裝幀形式。大約盛行于唐代。故宮博物院藏有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五卷，即是采用這種旋風裝。

總之，旋風裝由卷軸裝演化而來，它形同卷軸，內(nèi)裝書頁，鱗次相積，逐頁翻飛，對于這種裝幀形式，歷史文獻上的記載與現(xiàn)在僅存的唐朝吳彩鸞手寫《唐韻》實物相合，無庸置疑。它是中國書籍由卷軸裝向冊頁裝發(fā)展的早期過渡形式。經(jīng)折裝

又叫梵夾裝、折子裝(圖3)。將圖書長卷按一定寬度左右折疊起來，加上書衣，使之成為可以隨時展讀的冊子。歷代刊刻佛經(jīng)道藏，多采用這種裝訂形式。古代奏折、書簡也常采用這一形式。蝴蝶裝

將每頁書在版心處對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將若干折好的書頁對齊，粘貼成冊。采用這種裝訂形式，外表與現(xiàn)在的平裝書相似，展開閱讀時，書頁猶如蝴蝶兩翼飛舞，故稱為蝴蝶裝(圖4)。蝴蝶裝是宋元版書的主要形式，它改變了沿襲千年的卷軸形式，適應了雕版印刷的一頁一版的特點，是一重大進步。《明史·藝文志》序稱“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折，四周外向，蟲鼠不能損。”但這種版心內(nèi)向的裝訂形式，人們翻閱時會遇到無字頁面，同時版心易于脫落，造成掉頁，所以逐漸又為包背裝取代。包背裝

又稱裹背裝、裹后背(圖5)。是在蝴蝶裝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裝訂形式。將印好的書頁版心向外對折，書口向外，然后用紙捻裝訂成冊，再裝上書衣，由于全書包上厚紙作皮，不見線眼，故稱包背裝。包背裝出現(xiàn)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宮廷圖書如歷朝實錄、《四庫全書》也采用這種裝訂方式。包背裝改變了蝴蝶版心向內(nèi)的形式，不再出現(xiàn)無字頁面，但未解決易散脫頁的缺點，所以后來又發(fā)展為線裝形式。線裝

線裝書是傳世古籍最常用的裝訂方式(圖6)。它與包背裝的區(qū)別是，不用整幅書頁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頁書衣，打孔穿線，裝訂成冊。這種裝訂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現(xiàn)，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來，清代基本采用這種裝訂方式。其特點是解決了蝴蝶裝、包背裝易于脫頁的問題，同時便于修補重訂。

§3 文獻的出版形式

3-1 常規(guī)文獻

①圖書（不定期出版物）

主要指用文字圖畫或其它符號，手寫或印刷于紙或其它載體上，并具有相當篇幅的文獻，是現(xiàn)代印刷型文獻的主要形態(tài)之一。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便于進行出版統(tǒng)計，1964年在巴黎召開的第十三屆大會上通過了《關于書籍和期刊出版統(tǒng)計國際標準化的建議》。該建議指出：“書（book）”是“在某一個國家面向公眾出版的、不計算封皮頁數(shù)至少49頁的非定期出版物”；5～48頁為“小冊子”。我國圖書從外在形態(tài)上區(qū)分，分為線裝古籍和普通圖書。②報紙和期刊

報紙(newspaper)：一種以刊載新聞和時事評論為主（有時也刊登一些學術論文，如《光明日報》的理論副刊中《文學遺產(chǎn)》刊登文學類的學術文章）的、定期向社會公眾發(fā)行的連續(xù)出版物。（唐代產(chǎn)生報紙的雛形—邸報）

期刊(serial, periodical)：又名雜志，是一種有固定名稱，按年月、卷期順序編號成冊的連續(xù)出版物。

3-2 特種文獻（圖錄見后）

①專利文獻

專利（patent）是指對某項發(fā)明創(chuàng)造享有受法律保護的技術專有權利。在專利申請過程中所形成的記載 專利內(nèi)容的文件資料以及相關的出版物，總稱為專利文獻。

專利文獻按內(nèi)容分為兩大類型：專利文件（包括專利申請書、專利說明書以及與專利有關的法律文件）、專利檢索工具（主要包括專利公報、專利文摘、專利分類表以及查閱專利的有關目錄索引）。

專利說明書是專利文獻的主體，它指個人或企業(yè)為了獲得某項發(fā)明的專利權，向政府專利主管部門呈交的有關該項發(fā)明的一份詳細的技術說明書。它闡述發(fā)明的目的、用途、特點、效果及采取的原理或方法、要求保護的范圍等等。以中國的專利說明書為例，每一件說明書單行本一般包括三個部分：

(1)說明書扉頁：內(nèi)容包括有關該專利的各種著錄項目、說明書摘要和附圖。

每個著錄項目及其標識代碼均以專利局間情報檢索國際合作巴黎聯(lián)盟委員會(ICIREPAT)的規(guī)定為標準。（按：ICIREPAT 是Paris Union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among Patent Offices的縮寫）

例如：[11]文獻號(授權公告號)

[51]國際專利分類號

[12]文獻類別(發(fā)明專利說明書)

[54]發(fā)明題目

[19]公布專利文獻的國家或機構(gòu)

[57]摘要

[21]專利申請?zhí)?/p>

[71]專利申請人

[22]專利申請日期

[72]專利發(fā)明人

[24]所有權升效日期

[73]專利受讓人

[45]經(jīng)審查批準專利的說明書的印刷或 [74]律師或代理人

類似方法出版的日期

(2)說明書部分：

是清楚完整地描述發(fā)明創(chuàng)造技術內(nèi)容的文件部分，包括發(fā)明創(chuàng)造名稱、發(fā)明創(chuàng)造描述、最優(yōu)方案、效果實例及附圖。

(3)權利要求書：

又稱權項。此部分扼要記述發(fā)明的實質(zhì)性內(nèi)容（創(chuàng)新點），劃定專利權的范圍，主要是為了讓外界了解被保護的獨占權的界限。

②標準文獻(standard)標準是對重復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統(tǒng)一規(guī)定。它以科學、技術和實驗的綜合成果為基礎，經(jīng)有關方面協(xié)商一致，由主管機構(gòu)批準，以特定形式發(fā)布，作為共同遵守的準則和依據(jù)。記載這些規(guī)定的文件就叫做標準文獻，通常簡稱標準。我國標準實行國家標準、行業(yè)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yè)標準四級體制。標準編號一般由標準代號、發(fā)布順序號和批準年代三部分組成。

③會議文獻(conference paper)主要是指在各種專業(yè)性會議（國內(nèi)或國際）上所交流的論文或報告。通過會議文獻，可以及時全面了解本學科或?qū)I(yè)學術思想的發(fā)展狀況、研究動向及其水平，掌握具有一定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成果。許多學術上的新見解、新發(fā)現(xiàn)常常是首先在會議上交流的，尤其是大型的國際會議。每次會議都有一個主題，所有會議論文都圍繞這這個主題撰寫，因此會議文獻的論題都比較集中。（如：我在西北時曾參加隴右典籍與西北文化研討會暨中國歷史文獻學會第22屆年會）

會議的主辦者(sponsor)多為學術團體或機構(gòu)，例如IEEE（Welcome to IEEE Xplore，The IEEE(Eye-triple-E)is a non-profit, technical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more than 365,000 individual members in approximately 150 countries.The full name is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 although the organization is most popularly known and referred to by the letters I-E-E-E./Through its members, the IEEE is a leading authority in technical areas ranging from computer engineering, biomedical technolog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o electric power, aerospace engineering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among others.）、ASME（ASME at a Glance 2005Founded in 1880 as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today's ASME is a 120,000-membe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focused on technical,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issues of the worldwid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ommunity.）、SPIE（50 Years of SPIE This year mark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SPIE—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Presented here is historical information on the Society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Each month new items will be added, so make sure to check back throughout the year.（1955-2005）。）等。

會議論文按照在會議中不同的宣讀和展示場合還可分為：opening and closing speech、plenary lecture，這些論文多向全體與會者宣讀；keynote speech、presentation在各分會場宣讀；poster是張貼在會場周圍墻壁上的論文。正式的專業(yè)會議都會出版專門的會議論文集，把會議上正式錄取的論文整理、匯編在一起，一般還報道有關討論情況、會議議程等。中文書名多冠以《?會議錄》、《?會議文集》（如《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9；《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9；《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12），英文一般為“Proceedings”。

④學位論文(thesis, dissertation)指高等院校、科研機構(gòu)的學生在導師指導下獨立完成的科學研究或科學實驗成果的書面報告，是授予學位的主要依據(jù)。學位論文分為學士、碩士和博士論文三種。學士論文要能夠完成一項有意義的工作；碩士學位論文一般都能對所研究的課題發(fā)表一些獨到的見解；博士學位論文則要求具有系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成果。學位論文對所研究的問題的論述一般比較完整、詳細，對原始資料和數(shù)據(jù)的收集比較充分，文后參考文獻豐富而且全面，所以篇幅較一般的期刊論文長。（國內(nèi)論文通過萬方數(shù)據(jù)資源系統(tǒng)“中國學位論文數(shù)據(jù)庫”的數(shù)據(jù)庫提供檢索，國外的學位論文可利用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ProQuest博士碩士論文數(shù)據(jù)庫)進行

檢索。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簡稱PQDD）是目前世界上最權威的、專門收錄博士和碩士論文的文摘數(shù)據(jù)庫，由美國UMI公司出版，共收錄1,000余所研究生院和大學的160余萬篇論文，并且每年增加47,000篇博士論文、12,000篇碩士論文。）

第三講 文獻的目錄和文獻的檢索

§1 文獻的目錄

1-1目錄的含義及功用 1 目錄的含義

“目”的本義是人眼.漢書·藝文志》云：“向輒條其篇目”，《漢書》本傳稱“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就是將書的各篇名目，都逐一稱敘條舉。目指一書的篇名或群書的書名。

“錄”的本字作彔。為刻木之意。在目錄學中也叫敘錄，或稱書錄，是對一篇書或一部書的內(nèi)容所作的提要。“目錄”一詞最早見于《七略》．二字連成一詞，起于西漢成帝時劉向校書之時。《漢書·敘傳》云：“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述洪烈，敘藝文第十．漢書·藝文志》云：“劉向校書，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撮其旨意，即謂敘述一書之大意。所以目錄者，目是指篇目，將篇目逐一列舉。錄則是合篇目及撮述一書大旨之敘而言。錄可包目，而目未必可包錄。單舉之則曰錄，復稱之則曰目錄。目錄學及目錄的功用 目錄學成詞于北宋時代。然我國目錄學則淵源于《別錄》《七略》。

目錄學（Bibliography）是研究目錄的形成和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以及目錄的編撰和利用的基本原理與方法的一門學科。其研究內(nèi)容主要有目錄學基礎理論、目錄學史、目錄編纂、目錄利用四個方面。

目錄的功用是：研究圖書狀況；考辨學術源流；指導讀書治學。1-2 目錄的主要內(nèi)容 書名 通稱、摘取一二字、姓名、朝代、時間、地名、隱括內(nèi)容 2 篇卷 3 時代 4 著者 5 提要 6 版本

1-3 目錄的分類沿革

四分法成為古代文獻分類方法的主流

①由《七略》到《隋志》 《七略》和《漢志》

西漢劉歆所著《七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全書分為七大類：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shù)術略和方技略。輯略是寫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學術簡史。《七略》實際上分為六大類。《七略》對其后的圖書分類學、目錄學的發(fā)展影響深遠。原書唐末佚失，東漢班固以《七略》為藍本編成《漢書·藝文志》，從中可知《七略》的概貌。清代姚振宗等人有輯本。《漢志·序》言：“歆于是總?cè)簳嗥呗裕视休嬄浴⒂辛嚶浴⒂兄T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shù)略、有方技略。今刪其員鈣！?/SPAN>共著錄圖書603家，13 219卷。其中輯略為諸略之總要，實際類分圖書的是其它六略。《隋書·經(jīng)籍志》

唐初編纂《隋書·經(jīng)籍志》，將圖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下分四十類，附道經(jīng)、佛經(jīng)。類目如下： 經(jīng)部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孝經(jīng) 論語 讖緯 小學

史部 正史 古史 雜史 霸史 起居注 舊事 職官 儀注 刑法 雜傳 地理 譜系 簿錄 子部 儒 道 法 名 墨 縱橫 雜 農(nóng) 小說 兵 天文 歷數(shù) 五行 醫(yī)方 集部 楚辭 別集 總集

道經(jīng)附 經(jīng)戒 餌服 房中 符錄

佛經(jīng)附 大乘經(jīng) 小乘經(jīng) 雜經(jīng)雜疑經(jīng) 大乘律小乘律 雜律 大乘論 小乘論 雜論記 ②《四庫全書》—四部分類法的集大成之作

《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年間由乾隆大帝親自組織編寫的中國最大的一部叢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始修，歷時15年完成。總編為紀昀。收書3503種，79337卷，總目錄100卷，裝成36304冊。（動用四千余人，收錄了三千五百零三種圖書。書成之后共有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萬六千三百零四冊，總字數(shù)為九億九千七百余萬。全書共二百三十萬頁。）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內(nèi)容極廣泛，99700多萬字，比同時代法國《狄德羅字典》的字數(shù)多10倍以上，與最大類書《永樂大典》相比，卷數(shù)相當于后者的3倍半。基本包括清乾隆以前我國古書中全部重要著作，起到保存和整理古籍的作用。但是，對于很多野史、逸聞及不合于正統(tǒng)思想的“離經(jīng)叛道”的書籍來說，卻是一次文化浩劫。《四庫全書》的存放：北京皇宮內(nèi)的文淵閣、京郊圓明園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奉天故宮的文溯閣，被稱為內(nèi)廷四閣（北四閣）四閣的名稱大有文章，均與水有關，以文喻水，將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水由“源”流出，匯合百川而成“淵”，若尋源必找渡口，這就是“津”；再由“津”而“溯”流而上，即可找到“源”。存放于內(nèi)閣的《四庫全書》專為御覽，外人無緣得見．鎮(zhèn)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瀾閣，合稱南三閣。

隨著清王朝由盛轉(zhuǎn)衰，《四庫全書》也難逃噩運。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英軍攻陷鎮(zhèn)江，火燒文宗閣，《四庫全書》損失慘重。隨后，在太平天國起義中，鎮(zhèn)江文宗閣與揚州文匯閣的《四庫全書》毀于兵火，蕩然無存。杭州文瀾閣雖然沒有遭到火焚的厄運，但書籍也大量散失。江南三閣基本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四庫全書》。內(nèi)廷四閣的《四庫全書》也沒有逃過戰(zhàn)爭的魔爪。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文源閣全書化為灰燼，翰林院的《四庫全書》底本也多被毀壞、流失。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翰林院殘存的四庫底本被劫掠出境，藏于英、法各國圖書館中。浙江杭州文瀾閣藏本雖有散失，但經(jīng)后來補抄，基本配全；只有文淵、文津、文溯三閣的藏本保留到現(xiàn)在，基本完整。1949年，文淵閣本被國民黨運到臺灣。文津閣、文溯閣、文瀾閣本留存祖國大陸，現(xiàn)在分別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甘肅省圖書館和浙江省圖書館，得到了妥善保護。現(xiàn)代文獻的分類

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西學東漸和新的科學文獻的大量涌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的四分法已不能適應文獻的需要，于是出現(xiàn)了許多種過渡性的文獻分類法。新中國成立后，以《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應用得最為廣泛。

《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簡稱《中圖法》，1971年北京圖書館等36個單位組成編輯組開始編制，1973年編成試用本。1975年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第1版。1980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第2版，1990年出版第3版。1999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第4版。第4版的《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設有22大類，各大類用漢語拼音字母作標記符號，具體如下：

A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 B 哲學、宗教 C 社會科學總論 D 政治、法律 E 軍事 F 經(jīng)濟

G 文化、科學、教育、體育 H 語言、文字 I 文學 J 藝術

K 歷史、地理 N 自然科學總論 O 數(shù)理科學和化學 P 天文學、地球科學 Q 生物科學 R 醫(yī)藥、衛(wèi)生 S 農(nóng)業(yè)科學 T 工業(yè)技術 U 交通運輸 V 航空、航天

X 環(huán)境科學、安全科學 Z 綜合性圖書 1-4 古籍目錄 1 史志目錄

七種正史藝文志或經(jīng)籍志： 《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

地方志中也有藝文志或經(jīng)籍志。如《湖北通志·藝文志》 2 私家藏書目錄

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1-5 現(xiàn)當代圖書的目錄 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2 全國總書目（年刊）3 全國新書目（月刊）4 中國國家書目（年刊）1-6 有關典籍的介紹 §2 文獻的檢索

文獻在其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不僅載體多樣，種類繁多，而且數(shù)量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文獻學家稱之為“知識爆炸”。面對浩瀚的文獻海洋，欲從中覓求所需的知識、信息，必須掌握泛舟書海的本領，這種本領就是文獻檢索方法和駕馭檢索工具、參考工具書的能力。

2-1 文史文獻檢索

2-1-1 文獻檢索基本原理及其意義 1 文獻檢索及其原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情報與文獻工作基本術語》(GB4884-85)對文獻檢索定義為：“從存貯的文獻中找出特定文獻的過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文獻與情報工作辭典》(1976年版)則定義為：“從一個文獻集合中查找專門文獻的活動、方法與程序。”兩者表述方式雖有不同，但其內(nèi)涵是一致的。即文獻檢索是從眾多的文獻群中查找出符合特定需要的文獻信息的全部活動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文獻檢索也就是信息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按其查找對象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不同類型的檢索：

①書目檢索： 以檢索工具(書目、索引、文摘、題錄)為檢索對象的一種檢索。凡是查找某一主題(時代、地區(qū)、著者、文種等)有關文獻的檢索過程，均為書目檢索。如 “清代文學研究有些什么論著、論文？”其檢索結(jié)果是一條條的書目記錄，包括論著題名、作者、文獻出處等書目數(shù)據(jù)記錄。

②事實檢索(Fact Retrieval)： 以事實為檢索對象，要求查出文獻中的某些基本事實記錄。如“陸機詩歌中‘清’字出現(xiàn)多少次？”“汕頭經(jīng)濟特區(qū)三資企業(yè)，生產(chǎn)高新技術產(chǎn)品最有發(fā)展前途的廠家有哪幾家？”這不僅需要查出記錄這些事實的資料，而且還要從中進行分析、比較，才能作出肯定性的回答。因此，事實檢索也譯作事項檢索，屬于數(shù)據(jù)檢索的范疇。

③數(shù)據(jù)檢索(Data Retrieval)： 以數(shù)據(jù)為檢索對象要求查出文獻中所載的專門數(shù)據(jù)，包括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計算公式、圖表，以及物性數(shù)據(jù)、化學物質(zhì)數(shù)據(jù)等。如“1994年汕頭港進出口貿(mào)易額各多少？”“海灣大橋跨度有多長？建在媽嶼島上的鐵索吊塔有多高？所用水泥、鋼繩性能如何？”等，其檢索結(jié)果都是經(jīng)過高度濃縮可供直接利用的數(shù)據(jù)情報。文獻檢索的意義

文獻檢索是利用文獻獲取知識、信息的基本手段。無論對讀書治學和宏觀決策的需要來說，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目錄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有文獻檢索的作用，故把文獻檢索合到這里講）

①文獻檢索是讀書治學的基本功。清代學者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所指出的：“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注本，事倍功半。”“得門而入，事半功倍。可見掌握一定的文獻檢索知識─—目錄學知識的重要性（文獻檢索是一種能力，而目錄學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工具

②文獻檢索是科學研究的組成部分。科學研究首先是從課題調(diào)研掌握資料起步的。文獻檢索有助于掌握本課題研究的進展動態(tài)，開拓思路、避免重復勞動，把研究水平提到新的高度。科研成果的評估與鑒定，也需要通過文獻檢索──資料的查新活動，才能作出正確的結(jié)論。特別是在社會科學文獻檢索系統(tǒng)尚不完備的條件下，文獻檢索能力的高低，往往影響著科研成果的價值。

③文獻檢索是科學決策的先導。信息化時代的經(jīng)濟管理、政治控制、藝術創(chuàng)造乃至心理狀態(tài)的演變等，均受到各種社會信息的影響。適時掌握有關信息才能實現(xiàn)有效的管理。因此說，文獻檢索是進行科學決策的先行工作。2-1-2文獻檢索方法、途徑與步驟 1 文獻檢索方法

文獻檢索方法有多種，主要有：

1-1 時序檢索法。時序檢索法是按時間先后次序由近及遠或由遠及近地查找文獻信息的方法。分順時法、逆時法和分段法三種。

①順時序法。這是以課題研究所涉時間為檢索起點，由遠及近地檢索所需文獻的方法。適用于需要系統(tǒng)掌握有關文獻的研究課題。優(yōu)點：查全率高并可系統(tǒng)掌握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便于分析、比較和篩選文獻。缺點：所需的檢索工具書刊或數(shù)據(jù)庫較全、時間較多，否則反而影響文獻檢索質(zhì)量。例如，研究唐代文學，可以參考《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及報刊索引等。

②逆時序法。這是以課題研究所涉時間為檢索起點，由近及遠地檢索所需文獻的方法，又稱倒查法。適用于新課題或老而有新進展的課題研究所采用。如“楚辭的當代研究”，即可采用此法。優(yōu)點：可迅速掌握本課題的研究動態(tài)、新觀點、新數(shù)據(jù)等文獻信息，縮短查資料的時間。缺點：漏檢率高，以至影響對現(xiàn)有文獻的有效利用。

③分段法。是順時法與逆時法交替使用的檢索方法，又稱循環(huán)法、交替法。采用此法查找文獻大致有兩種情況：一是已知在某一時期內(nèi)有關本課題文獻的集中與分散情況；二是已知某一專題學術會議中必議題與時間。凡與本課題有關的文獻集中期，則列為重點檢索的時間范圍，其它時間內(nèi)的文獻可作為補充性檢索。優(yōu)點：目標明確，可迅速掌握切題文獻信息和節(jié)省檢索時間。但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tài)及其脈絡必須有清晰的了解。

1-2跟蹤檢索法。利用所見圖書或論文的后附引文索引、腳注、參考文獻等所提供的文獻線索，循蹤覓跡地擴大檢索范圍的檢索方法，又稱追溯法、擴展法。這種由此及彼地擴大檢索范圍的檢索方法，往往可以查到意想不到的切題文獻。在檢索工具不完備的條件下，廣泛地利用文獻綜述或述評、研究報告等文獻后所附的參考文獻，不失為擴大檢索范圍的好方法。但擴展法所索文獻往往不系統(tǒng)、漏檢率也高。

1-3綜合檢索法。是指上述檢索法的綜合利用。例如，對某一時期的文獻集散情況較為了解，即先利用逆時法或分段法以越過文獻稀少時期。而發(fā)現(xiàn)某書或某篇論文的附后索引列有切題文獻時，即采用跟蹤檢索法以查出所需的全部文獻。但綜合法所索出的文獻往往良莠不分，需要篩選。

文獻檢索途徑

文獻檢索是信息存貯的逆過程。因此，在已選定檢索工具書刊的前題下，檢索工具書刊的編排方法(信息的存貯方法)即是文獻檢索途徑。這些途徑主要有：

①時序途徑。凡是利用以時間先后編排內(nèi)容的文獻，如歷史紀年表、文學編年、人物表譜（年譜或者家譜）、歷法、編年書目、索引等工具書刊來查找資料的，即采用時序途徑。

②地序途徑。凡是利用按行政地區(qū)編排內(nèi)容的文獻，如地圖(集)、名勝辭典、地方志書等來查找資料的，如查某一地名的歷史沿革，即采用地序途徑。

③分類途徑。分類途徑是按學科屬性，以一定的分類體系(如《中圖法》)來編排文獻內(nèi)容的方法。這類檢索工具主要有各種類型文獻的分類目錄、分類索引等。

④主題途徑。主題途徑是以文獻所論述的事物為檢索對象的檢索方法。分類與主題法，均是當代文獻檢索的主要途徑之一。其中分類檢索工具較多，主題檢索工具尚少。凡利用《中圖法》類系編排的檢索工具，目前可借助《中圖法》(第三版)的主題索引，把要查的主題詞換成分類號，再按分類途徑檢索。

⑤題名檢索途徑。是指直接利用已知文獻題名來查找文獻的一種方法。文獻題名包括正題名、副題名、并列題名和說明題名文字，一般都能揭示出文獻的基本特征，是識別特定文獻的一種標識。如反映學科屬性的《中國經(jīng)濟年鑒》、《古代漢語》；反映地域范圍的《汕頭概況》；反映時間范圍的《漢書》等。但一些以喻義法命名的文獻題名，如許滌新著《風狂霜峭錄》(回憶錄)，其書名即取自廖仲愷《題八大山人松壑圖(調(diào)寄金縷曲)》的一句意義深長的“經(jīng)幾度風狂霜峭”中的幾個字而命名的。此外，異書同名、同名異書的現(xiàn)象也屢見不鮮。為此，務必要記準題名和進行鑒別。按題名字順編排的檢索工具和參考工具書，主要有書名(或篇名)目錄、索引等。分類或主題檢索工具一般都附有題名字順索引。

⑥責任者途徑。責任者是指對文獻內(nèi)容進行創(chuàng)作、整理負有直接責任的個人和團體，如著譯者、編者、執(zhí)筆者等。從已知責任者名稱查找文獻，可系統(tǒng)查出該責任者的全部或大部分論著。但責任者名稱多有變化，如用筆名、別名或字、號等，同姓名者亦多。因此，利用責任者途徑檢索文獻時，亦應注意鑒別。按責任者名稱字順編排的檢索工具和參考工具書，主要有著者目錄及索引、引文索引、機關團體名錄及索引等。

總之，文獻檢索途徑與檢索方法同樣是多種多樣和各有利弊的。或取其一或多種途徑結(jié) 合，均從課題需要和所選檢索工具或參考工具書的編排方法來決定。3 文獻檢索步驟

文獻檢索步驟是對查找文獻全過程的程序劃分，一般包括課題分析；制定檢索方案；選用檢索工具和參考工具書；確定檢索途徑與方法；檢索實踐和效果評估等系列過程。

①檢索課題分析。首先分析檢索目的是什么？是深入研究還是一時學習解難析疑之需？其次分析檢索內(nèi)容范圍的廣度及其所需文獻的時間跨度有多長？等等。例如，查語詞解釋或成語典故的出處，與查有關事實、數(shù)據(jù)及相關參考文獻這兩種不同層次的課題，其所需文獻及所用工具書刊是有很大區(qū)別的。

②制定檢索方案。檢索方案是指導檢索實踐的行動綱領。內(nèi)容包括對課題研究所需文獻及工具書刊的文獻環(huán)境進行調(diào)查，其中有哪些文獻可就近利用？哪些可查到最切題的文獻？

③選用工具書刊。

④確定檢索途徑和檢索方法。

⑤進行檢索。有新的發(fā)現(xiàn)應及時修改方案，拓寬思路，把課題研究提到更深的層次。⑥檢索效果評估。這是對檢索過程的初步總結(jié)。如有失誤，應重新檢索，以求最佳效果。2-2 理科信息檢索

理科信息主要指以理科的學科專業(yè)為界線劃分整理的科技信息，通常包括數(shù)學、物理、化學、生物學。這些學科涉及的檢索工具也較多，本節(jié)以3個應用比較普遍的檢索工具為例介紹其用法，其分別是美國的《生物學文摘》、《化學文摘》、英國的《科學文摘》。這3種檢索工具在正文組織方法、索引的特點等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

1.生物學文摘 美國《生物學文摘》(Biological Abstracts，簡稱BA)創(chuàng)刊于1926年，其前身是美國《細菌學文摘》(Abstracts of Bacteriology)(1917—1925)和《植物學文摘》》(Botanical Abstracts)(1917—1926)。由“生物科學情報社”(BioSciences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BIOSIS)負責出版，現(xiàn)為月刊，一年一卷。

BA是目前關于生命科學的最大的一部文摘型檢索工具，BIOSIS將生物學廣泛地定義為研究一切生命體的學科，重點放在生命體的鑒別、內(nèi)部過程、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及其應用等方面。因此BA具有廣泛的收錄范圍，除包括傳統(tǒng)的動物學、植物學和微生物學等領域之外，還包括實驗醫(yī)學、農(nóng)學、藥學、生化、生態(tài)學、生物醫(yī)學工程及儀器等一些邊緣學科或相關領域。

《生物學文摘》包括 BA 印刷版和 BA 數(shù)字版，其中 BA 印刷版的出版物主要有文摘本和來源期刊目錄，此外與

生物學信息檢索相關的檢索工具還有 BA 的姐妹刊 BA/RRM(生物學文摘 / 報告·評論·會議)； BA 數(shù)字版有聯(lián)機數(shù)據(jù)庫、光盤數(shù)據(jù)庫和網(wǎng)絡版檢索系統(tǒng)。

除 BA 外，生物學信息還廣泛分布在中外文其它檢索工具和網(wǎng)絡信息資源中。2.化學文摘

美國化學文摘(Chemical Abstracts，簡稱 CA)，創(chuàng)刊于 1907 年，由美國化學文摘社(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簡稱 CAS)編輯出版。現(xiàn)為周刊，每年出版 2 卷，每卷 26 期。CA是檢索化學文獻極為重要的檢索工具，在我國化學界享有盛譽。對于化學家來說它的吸引力主要表現(xiàn)在廣博的收錄范圍、完備的索引體系、短暫的出版周期、多樣化的出版形式，正是由于具有以上特點，CA 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最大型、最權威的化學化工信息檢索工具。

（1）CA印刷版

CA 的印刷本是最古老的出版形式，隨著其它版本的出現(xiàn)，印刷本的作用和影響力也在逐漸弱化，盡管如此，印刷本依然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在了解和使用 CA 的其它版本的出版物和數(shù)據(jù)庫之前，首先掌握印刷本的編撰結(jié)構(gòu)，對于熟練掌握其用法和提高檢索效率具有重要意義。CA 的印刷本出版形式有：文摘本、索引本、索引指南及輔助出版物。

（2）CA數(shù)字版

CA 的數(shù)字化信息主要由聯(lián)機數(shù)據(jù)庫和光盤數(shù)據(jù)庫資源組成。隨著計算機和網(wǎng)絡的發(fā)展，聯(lián)機數(shù)據(jù)庫進一步發(fā)展成網(wǎng)絡化數(shù)據(jù)檢索系統(tǒng)。

CA 的聯(lián)機數(shù)據(jù)庫(CA SEARCH)由 CAS 生產(chǎn)，收錄從 1967 年至今的所有 CA 印刷本的化學文獻，該數(shù)據(jù)庫在主要的國際聯(lián)機系統(tǒng)中均有收藏，如 DIALOG 系統(tǒng)、ORBIT 系統(tǒng)以及 STN、ESA/IRS 等。

CA 的光盤數(shù)據(jù)庫目前廣泛使用的有由美國化學學會制作的“ CA on CD ”光盤和 Compact Cambridge 科學文獻服務社制作的“化學文摘累積索引及文摘”光盤兩種。

（3）化學相關文獻檢索

由于化學化工是一個古老成熟的學科，它的研究領域多且應用范圍廣，相應的檢索工具也較多，如：《中國化學化工文摘》、《化工文摘》、《分析化學文摘》、《中國石化文摘》、《精細石油化工文摘》等，有些文摘刊物已發(fā)行了光盤版。

網(wǎng)上化學、化工資源十分豐富，除 DIALOG 系統(tǒng)、ORBIT 系統(tǒng)中含有大量的化學化工文檔外，還有許多專門的化工網(wǎng)站，如中國化工網(wǎng)、化學文摘社等，此外各大學的化學化工學院等也是化學信息的重要來源。

3.英國《科學文摘》 《科學文摘》(Science Abstracts，簡稱 SA)，創(chuàng)刊于 1898 年，由英國電氣工程師學會(IEE)與倫敦物理學會(PS)聯(lián)合出版，現(xiàn)名為國際物理學與工程信息部(INSPEC)。SA 版本多次調(diào)整，創(chuàng)刊時只有一冊，從 1966 年發(fā)展至今，已具有三個分冊，目前這三個分冊為： A 輯：《物理文摘》(Physics Abstracts 簡稱 PA)，半月刊，報道范圍包括基本粒子、核物理、原子物理、分子物理等有關物理學方方面面的研究，也包括測量與儀器等； B 輯：《電氣與電子學文摘》(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Abstracts，簡稱 EEA)，月刊，報道范圍包括電子、無線電、遠程通訊、光電子和動力系統(tǒng)等； C 輯：《計算機與控制文摘》(Computer and Control Abstracts，簡稱 CCA)，月刊。包括計算機軟件、硬件、應用、控制工程、系統(tǒng)理論和人工智能等內(nèi)容。這三個分冊除報道內(nèi)容不同外，其結(jié)構(gòu)與用法均相同。

SA 收錄的文獻類型較多，如期刊、技術報告、會議文獻、圖書、學位論文等，其中以期刊論文為主，1977 年后不再收專利。

SA 的印刷版有文摘本、半累積索引和多累積索引本以及 INSPEC 敘詞表。文摘本中除 SA 的各分冊文摘外，還出版專題文摘本，專門用于收錄一些重點領域的熱門主題。此外，與文摘對應的還有題錄型檢索工具，由于省略了摘要，使之占用空間小，價格也便宜許多。

SA 數(shù)字版包括聯(lián)機版、光盤版和網(wǎng)絡版。聯(lián)機版早在 1973 年就投入使用，其數(shù)據(jù)庫在 DIALOG、ORBIT、ESA/IRS 等系統(tǒng)中均有相應的文檔。光盤版在 1989 年推出，網(wǎng)絡版是在聯(lián)機版基礎上發(fā)展起來并進入網(wǎng)絡化系統(tǒng)提供服務。

SA 光盤版(INSPEC 數(shù)據(jù)庫)。每年出版一張光盤，每張光盤覆蓋的文獻時間跨度大約 5 年，每季度更新一次。它提供的檢索方法有直接檢索、瀏覽檢索和敘詞檢索 3 種模式，直接檢索就是在檢索詞輸入窗口中直接輸入檢索詞進行檢索，直接檢索的格式是：輸入檢索的字段代碼 + 檢索詞，INSPEC 數(shù)據(jù)庫中的記錄有 30 多個字段，其中基本字段有主題詞、著者、題名等；瀏覽檢索就是在瀏覽窗口中根據(jù)所提供的菜單選擇所需要的字段進行檢索；敘詞檢索是指進入敘詞條目索引窗口，輸入或瀏覽所需要的敘詞，根據(jù)提示選擇出相關詞、廣義詞、狹義詞或分類號等信息。如果有多個敘詞需要參加檢索，則可以將這些敘詞之間的邏輯關系用邏輯運算符表達出來，再進行檢索。

SA 網(wǎng)絡版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后出版的，稱為 INSPEC 數(shù)據(jù)庫，其網(wǎng)址為 http://（網(wǎng)址之家）查看搜索引擎

第四講 文獻的版本

§1 版本和版本學

我們在學習過程中，經(jīng)常會選擇比較好的書本，或者最新的經(jīng)過修訂或增訂的書本。像《高等數(shù)學》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版到第5版了。從它的序言可以看出，它的再版是根據(jù)時代的發(fā)展變化而進行修訂的。《傅雷家書》也出版好幾版了，每版都有內(nèi)容的增加。和我們息息相關的計算機的操作系統(tǒng)，也有版本問題，從DOS發(fā)展到Windows1995，1998，2000，XP（XP有家庭版和專業(yè)版）。由此看來，版本和我們的學習關系密切。我們不能忽視版本問題。

1、版本（edition）

版，《說文》：“判也，從片，反聲。”段玉裁注曰：

“片也，舊作‘判也’，淺人所改，今正。?凡施于宮室器

用者，皆曰版。今字作板。”片，《說文》：“判木也。從半木，凡片之屬皆從片。”“牘，書版也。”《周禮?秋官》：“以方書十日之號。”鄭注云：“方，版也。” “版”是簡牘時代以木制作的書籍的一種形制，印刷術發(fā)明后，用以印刷書籍的木版也稱版。

本，書稱“本”，始于西漢劉向父子校理國家藏書。劉向《別錄》云:“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曰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曰讎。”這里的本，即指一書的不同本子。最初寫于竹、木簡上，后用縑帛與紙寫書，雕版印刷術發(fā)明后，書籍多以印刷形式流傳。

版本 指一種書籍經(jīng)過多次傳抄、刻印或以其它方式而

形成的各種不同本子。版本過去大多指書籍的雕版印本。后來版本含義擴大，包括影印本、鉛印本等。一部書，無論是經(jīng)抄寫、刻印或其他方法制成，由于時代、地區(qū)、條件、寫刻人等有所不同，各種本子之間必然產(chǎn)生差異,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如：寫或印的形式、年代、版次、字體、行款、紙張墨色、裝訂；內(nèi)容的增刪、修改、變化，以及一書在流傳過程中形成而留存于書上的題跋、識語、批校、藏章印記等等。這種特征即構(gòu)成一書的不同版本。

2、版本學（science of edition）研究書籍各種不同版本在制作過程中所形成的特征(包括版刻及書寫的年代、風格、源流系統(tǒng)、字體、行款、紙墨、裝訂等)和在流傳過程中所形成的記錄(包括藏章、題識、批校等)，辨識其差異，鑒別其真?zhèn)蝺?yōu)劣的學科。

§2 版本的功用 載明各本特點，選擇善本。清代學者張之洞在《書目答問·略例》中指出：“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注本，事倍功半。”版本的選擇往往可以決定讀者從書中所獲取的知識的正確性。廣搜眾本比勘。3 用以識別真?zhèn)巍？加啎吩戳鳎私馕覈鴷谱鞯那闆r及其發(fā)展演變過程；又可進而了解某一時期的學術潮流；還可從其它角度，反映歷史的某一側(cè)面。

§3 古籍的版式（圖錄見后）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頁的格式（圖1）。印頁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稱，主要有：

版面 指每頁上印版所占范圍。

版框 版面四周的粗線，也叫邊欄。上方叫“上欄”，下方叫“下欄”，兩旁叫“左右欄”。單線的叫“單邊”或“單欄”，雙線的叫“雙邊”或“雙欄”。有的印頁版框上下欄單線，兩旁雙線，被稱為“左右雙邊”或“左右雙欄”。

行格 版面之內(nèi)，用直線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鑒定和著錄時，人們習慣以半頁計算，叫做“半頁×行×字”，有的徑稱“×行×字”，若每一行中有兩排字（通常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雙行×行×字”，若雙行字數(shù)與單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這種著錄和說明方式，稱為行格，又稱行款。

版心 每頁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節(jié)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對折準繩的黑線和魚尾形圖案，有的還印有書名、卷數(shù)、頁碼及本頁字數(shù)，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還印有刻工姓名。

魚尾 版心中間用作折頁基準的圖形，因其酷似魚尾，故名，只有一個魚尾的稱為單魚尾，上下各有一個對稱的魚尾，稱雙魚尾（圖2）。

白口、黑口 宋代以后，書籍裝訂均在版心處對稱，然后粘連或訂線，對折的準繩主要是魚尾，有時也在魚尾上下各印一條黑線作為標線，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線的書，裝訂成包背或線裝之后，書口處就顯出暗黑色，所以被稱為黑口，其中粗線叫大黑口或闊黑口，細線叫小黑口或細黑口。不加線的叫白口。

書耳 版框左欄外上方，有時刻出一個小方格，里面題寫篇名，叫做書耳或耳格。主要見于宋代蝴蝶裝版面上。

朱絲欄 烏絲欄 行格界欄以紅色印的稱為朱絲欄，以黑色印的稱為烏絲欄。主要見于唐以前寫本。明清時期，專有印刷各種顏色箋格的作坊，用不同顏色界欄箋紙抄寫的古籍，通常直接著錄為紅格、黑格、藍格、綠格等等。

§4 古籍版本的鑒定

古籍版本的鑒定，是學習版本學的重要技能鍛煉，也是版本學知識具體運用于實踐的過程。進行古籍版本的鑒定，要在大量閱讀瀏覽古籍的基礎上，熟諳歷代版刻特征，掌握某一學科領域內(nèi)歷代有關書目、藏書家識語題跋、雕版印刷史、文字學、避諱學等相關學科知識，不但注意書籍的外形考察，更要結(jié)合內(nèi)容考證，才能得出客觀的版本鑒定結(jié)論。外觀取證

關于古籍外觀上的鑒定，主要是依據(jù)歷代版刻形制、裝幀特點、字體刀法等，從一些規(guī)律性的變化中，尋找依據(jù)，推求其刊刻年代，評審其優(yōu)劣，辨別其真?zhèn)巍?/p>

①牌記、封面

刻書者往往于書的卷目之后或書尾卷末，刻上刊印者的姓名、堂號、書坊名稱與年月等，這些字樣用框格圍起來，即為“牌記”，也稱為“書牌”、“木記”（類似于現(xiàn)代書籍的版權頁）。有些牌記的形式，進行了藝術加工，設計成鐘、鼎、琴瑟、荷葉蓮花龕等形狀，類似現(xiàn)代的商標圖案。自金朝刻書盛行牌記以來，由于牌記、封面大都刻有雕版年月、刻家姓名、堂名或書坊名，為判定版刻年代、鑒定古籍版本提供了簡明的依據(jù)。如《證類本草》金刻本（或蒙古本）扉頁有張存晦晦明軒木記，木記是一幅龜馱碑圖案，碑文為關于版刻時間、內(nèi)容的說明。共有文字12行，251字，題款曰：“太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軒謹記。”明刊《新刊校正王叔和脈訣提要》一書，卷末有荷花蓮葉龕式牌記，內(nèi)刻“隆慶丁卯歲四仁堂刊”。

又如《小兒藥證直訣》清代起秀堂刊本封面有：“照宋本重刊，錢氏小兒直訣，起秀堂梓”。《張氏醫(yī)通》牌記：“光緒己亥年孟夏，張氏醫(yī)通，浙江官書局藏版。”但也有例外，如后人翻刻時，將原書牌記封面等原封不動地刻入，且不加說明，亦有書商故意借此作偽，應當加以鑒別。

②書口、行款、字體

一書多刻，行款字數(shù)常常不同。而各個不同的時代，刻書的行款字數(shù)也各有其特點。因此，書口、行款、字數(shù)可以作為辨別依據(jù)之一。

歷代刻書家在刻印行款、書口上頗費心思。為了版面折疊整齊對稱，產(chǎn)生了各式魚尾、空白象鼻作為標志。如北宋刻本多為白口單邊，行格疏朗，字較大，字體盛行顏體或柳體，每行字數(shù)往往多少不一。后來大都左右雙邊，間有四周雙邊及黑口者。元刻本多為大黑口，行格密，篇題多用花型圖案（墨蓋），字體多采用趙（孟頫）體。因為趙孟頫（f?）為吳興人，號松雪，故又稱為吳興體，松雪體。明刻自正德、嘉靖以后，一般為白口，字體漸變?yōu)榉叫位蜷L方形之硬體字，顯得有些僵硬呆滯。

③刻工姓名

在明以前刻本書中，在版心下端，常見刻工姓名、藏板歸屬、刻書家名稱。這種特有款式可提示該書刻印時間不晚于明代。如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外臺秘要方》中有包政、徐杲、徐升、阮于諸名。另有一《樂府詩集》無序跋、牌記、年月，但刻工姓名中也有徐杲(音g?o)、徐升等人名字，故可推知該書也是南宋紹興年間杭州地區(qū)所刻。又如南宋乾道七年姑孰（姑孰為太平州舊稱）郡齋刊李檉（音chēng）《傷寒要旨》，刻工有黃憲、毛用之名，而《洪氏集驗方》中，刻工也有以上二人名字，可知二者為同時代版本。內(nèi)容取證

內(nèi)容取證，是通過對書的序、跋、正文與注文中有關作者生平、學術思想、著書動機、流傳狀況等進行研究，以考證書籍的刊行年代及版本的真?zhèn)蝺?yōu)劣。

①序、跋

在書的正文前后，一般都有序、跋，序、跋之中常常記述作者著書的目的、書名釋義、卷帙多少、流布狀況，序、跋之末署作序跋者的姓名、職銜、朝代、年月等。這些都是

判斷刻書年代的重要內(nèi)證。書的翻刻越多，序跋往往也越多。這種情況，一般應根據(jù)時間、內(nèi)容，排出主從關系，并加以考證。如清代起秀堂刊本《小兒藥證直訣》，即有閻孝忠原序、錢仲陽傳、錢乙序、董汲序、陳世杰序等。可以通過對這些序文的研究，理清彼此之間的關系，為確定該書的成書時間與刊刻時間提供可靠的依據(jù)。但有些翻刻、影刻本僅照錄原有序跋而又不作說明，應加細審。

②正文、注文

不同來源的版本，正文、注文等具體內(nèi)容上有多寡、詳略之分。如明刻本《幼幼新書》與明抄本《幼幼新書》，內(nèi)容上有明顯的詳略之異。據(jù)引書核查兩個版本，可知明抄本是全文抄錄，而明刻本卻是節(jié)略本。有些書通過引文所處的時代，考察其可能的刊刻年代。《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的注本，注文中引錄了“孫思邈曰”、“銅人”等。孫思邈為唐人，而《銅人腧穴針灸圖經(jīng)》刊于1023年，故成書當在此后若干年。而據(jù)該書林億序示為嘉佑元年（1056），與上述引文的時代相符合。

③避諱字、特殊字

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遇到與尊長、本朝帝王名字相同之文字時，不得直用其字，而是要設法規(guī)避，以表示尊敬，這就是避諱。反映在古籍當中，往往改用一些同義、近義或讀音相近的字來代替。避諱改用的字，叫做避諱字。簡稱諱文或諱字。最初，避諱只是為了表示尊敬，后來諱法加嚴，如觸犯了規(guī)定，輕則革職除名，重則家破人亡。

空字的避諱方法是凡遇帝王或尊長的名字，皆空其字而不書，或作空圍，或?qū)懺荒常?/p>

徑書“諱”字。缺筆是遇帝王或尊長的名字以缺筆字代替。總之，若能掌握避諱的常識和規(guī)律，對古籍文獻的考證工作將帶來方便。充分利用古籍中的諱字，有助于判定書籍版本的時代，鑒別作品的真?zhèn)危甲C作者的年代。其它

①題跋識語與圖書鈐記

歷代學者、藏書家獲得珍貴的古籍，往往考察其版刻源流，記錄該書的版刻特征、流傳經(jīng)過，寫下個人的研究心得，題識于卷首、卷尾或扉頁上，這就是題跋識語。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利用這些題跋識語，鑒別版本時代，區(qū)分版本優(yōu)劣。

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四，錄有其關于宋版《史載之方》的跋語，敘述了得書之經(jīng)過、該書的版刻特征以及購書后的修補過程：“向聞白堤錢聽默云，北宋時有名醫(yī)因治蔡京腸秘之癥，只用紫苑一味，其病遂愈。醫(yī)者由是知名。其人蓋史載之也。后余友顧千里游杭州，遇石冢嚴久能于湖上，出各種古書相質(zhì)，歸為余言，中有《史載之方》二卷，真北宋精槧，余心向往之久矣。客歲錢塘何夢華從嚴氏買得，今夏轉(zhuǎn)歸于余。余檢其方，果有大府秘一門用紫苑者，始信錢丈之言為不謬。特未知用而見效之說出何書耳。至于版刻之為北宋，確然可信。字畫斬方，神氣肅穆，在宋槧中不多覯。其避諱者若■（炅，ji?ng）字，尤他刊所罕。千里艷稱于前，夢華作合于后，余于此書，可云奇遇。余喜讀未見書，若此書各家書目所未收。惟《宋史新編》有云'史戰(zhàn)之方二卷''戰(zhàn)'者，以'載'字形近而訛，無可疑者。余重其書之秘，出白金三十兩易得，重加裝潢。遇上方切去原紙?zhí)帲ひ运渭堁a之。尾葉原填闕字，亦以宋紙易去，命工仍錄其文，想前人必非無知妄作者也。上下卷通計一百單七翻合裝潢費核之，幾幾乎白金三星一葉矣。余之惜書而不惜錢，其真佞宋耶？誠不失為書魔云爾。嘉慶丙寅立冬后一日蕘翁黃丕烈識于百宋一廛。”

藏書印章始于唐，盛于宋，一直流傳至今。根據(jù)藏書章，可以判斷書版問世的時代下限。有元人藏章，書不可能出于明代，有明人藏章，又絕非清人刊本。《幼幼新書》有一種版本，鈐有“明善堂”的藏書印記。而“明善堂”之印系清世宗之子弘曉（怡親王）之印章。怡親王是有名的藏書家。因此，可以判斷此本是內(nèi)府傳出的珍本。

②各家著錄

歷代學者、藏書家等，往往將所見所藏之書的行款、版式、字體、卷數(shù)、作者、刊行者乃至流行與收藏情況等有關資料記錄下來。這些資料，主要見之于各類目錄書中。因此，學者、藏書家的讀書志，是版本鑒定的又一重要依據(jù)。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有關古的版本流傳狀況，各種稀見版本的實物記錄。例如：《蕘圃藏書題識續(xù)錄》卷二對《仁齋直指方》十三卷抄本和二十六卷明刻版本的著錄：“《楊仁齋直指方論》十三卷（舊抄本）：郡中有外科醫(yī)生高某，家多秘本醫(yī)學書，相傳有《仁齋直指》，外間皆未之見。及去歲某故，所遺少妾幼子，家中書半皆散佚。而此書亦出，余得寓目，因遍檢藏書家目，皆云仁齋直指方論附遺二十六卷，與此十三卷不合。雖曰明人附遺，其二十六卷與十三卷所以異同之故，未經(jīng)剖析，故目錄家但知有二十六卷，曾不知有十三卷也。及十三卷之書出，而人反疑其卷帙之少，未敢信為善本，不之重也。今茲歲初，偶于坊間獲明刻本二十六卷者，乃又追蹤十三卷之抄本，始悉改十三卷為二十六卷者，出于明人。其目錄之大小字，或照原或更改，盡出臆斷，而本書面目盡失。因嘆目錄之學為甚難，茍非博聞廣見，難以置喙。書必原本方為可貴也。余既收得刻本矣，不得不復置抄本之原書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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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現(xiàn)代書籍的版本

現(xiàn)代書籍分為紙質(zhì)與非紙質(zhì)兩類。紙質(zhì)書籍出版以后，經(jīng)過一段時期，即出現(xiàn)重加修訂或排印的新版本，以滿足流傳與保存的需求。通常，凡是重要的、暢銷的書籍，重版的頻率愈高，重版的周期愈短。非紙質(zhì)書籍如膠卷、縮微膠片、光盤，也會因材質(zhì)、設備或知識的

更新而再次制作。因此，無論紙質(zhì)、非紙質(zhì)書籍，均存在版本問題。善于鑒別現(xiàn)代出版物的 版本，與熟悉古代及外國書籍的版本同樣重要。影印本，利用影印技術復制底本并印刷而成的書籍。雕版印刷時代復制書籍，采用“影摹”、“影刻”的方法獲取抄本或印本。

19世紀流行石印技術，則利用酸性液體將底本復制至石板上，印刷方便，成本低廉，但印刷質(zhì)量不高，而且會損害底本。19世紀后期，西方攝影技術應用于制版工藝，利用照相復制底本，將底片加工成印版，然后印刷成書，稱為 “照相石印”，印刷類型也由單色發(fā)展為彩色。20世紀后期，又出現(xiàn)利用計算機制版印刷的技術。

①石印本，利用石印技術印刷的書籍。石印技術為平版印刷的一種，利用石板吸墨及油水不兼容的原理，將底本復制至石板上印刷而成。石印技術由德國人于1798年發(fā)明，1834年傳入中國，1874年在上海出現(xiàn)石印機構(gòu)。石印技術能夠準確復制原本字畫，而且成本不高，書價低廉，深受出版商與讀者歡迎，傳入不久，即與鉛印技術一起取代了傳統(tǒng)的雕版印刷術。

自清末至民國初，中國（以上海為中心）曾出現(xiàn)數(shù)百家石印書局。清末上海點石齋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同文書局的《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齋書畫譜》，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的《古今圖書集成》等，均為著名的石印本。

[按：《點石齋畫報》創(chuàng)刊于1884年（清光緒十年）的《點石齋畫報》由《申報》館附設的點石書局出版，隨《申報》附送。畫報前期的繪畫主筆是吳友如，他曾在蘇州桃花塢等處畫年畫，以人物肖像見長。后來，吳友如不滿英國老板美查的行徑而離開，自辦《飛影閣畫報》與之競爭。《點石齋畫報》為連史紙（按：連史紙 一種色白質(zhì)細的線裝印書紙。）石印，每十日出一冊，十二冊定為一卷，至1898年停刊時共出版了44卷。《點石齋畫報》堪稱晚清社會生活風俗畫，常在圖內(nèi)寫上說明文字，內(nèi)容不乏荒誕臆測成分，但在益智為蒙、破除迷信、揭露清廷腐敗和列強侵略方面，也有很多建樹。

《康熙字典》編纂者及成書時間 編纂者為張玉書、陳廷敬等30人。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開始編纂，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成書印行。編纂特色 ．42卷，分214個部首，共收字47,035個。共12集，以十二地支的名稱表示。每集分上、中、下3卷，將所列的214個部首，按照筆畫數(shù)目多寡分入12集。

《佩文韻府》 編纂者及成書時間 由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燁命張玉書、陳廷敬、查士升等20余人編纂。于清代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開始編纂，成書于五十年（1711年）。編纂特色 ．212卷，《正編》、《拾遺》各106卷。至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改為444卷。．每個韻部排列同韻部的字，在字下列出以此字收尾的詞。每字字頭下，用反切注音，之后簡括地訓釋及標明出處。“韻藻”抄錄《韻府群玉》和《五車韻瑞》原有材料，同時增收一些經(jīng)史子集的材料。“對語”匯集相對應的偶語及偶句。“摘句”則摘錄有關的五七言詩句。

百衲本 百衲即補綴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組成一部完整的書，稱為百衲本。]

②膠印本，利用膠印技術印刷的書籍。膠印技術為平版印刷的一種，先利用照相復制底本，將底片加工成印版后，使用膠印機印刷成書，其印刷速度、印刷質(zhì)量均較石印本有所提高。今人所稱的“影印本”，主要即指膠印出版物，包括地圖、畫冊、攝影集、插圖等。

③計算機排版印本，利用計算機控制的照相排版技術印刷的書籍。照相技術應用于出版，起初主要用于復制底本，影印舊書。照相排版技術則是排版與制版技術的結(jié)合，可用于出版新書。

計算機控制的照相排版技術，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經(jīng)過幾代的研制與升級，現(xiàn)已具備文字輸入、排版、編輯、制版等功能，由激光排版機制成的印版（PS版），可直接供膠印機印刷，取代了原先的手工鑄字、排版、制版工藝。照相排版技術的普及，使印刷術從此告別了“火與鉛”的時代。排印本，利用活字排版印刷的書籍。排印本原指歷代與雕版刻印書并行的各種活字排 版印書，自清末西方活字印刷術傳入后，逐步成為機器鉛活字印本的專稱。

活字印刷術雖由中國發(fā)明，但由于漢字數(shù)量繁多、手工制字、排版困難等原因，發(fā)展始終緩慢。19世紀中期西方傳教士在華出版書刊，引進鉛活字機器印刷技術，才逐步取代傳統(tǒng)雕版印書。早期的鉛活字用手工刻制，字體、字型尚未統(tǒng)一，印本仍沿襲傳統(tǒng)書籍的版式，如直行排版，向右翻頁，不加標點符號，四周有版框等。

20世紀30年代以后，鉛活字鑄造及印刷技術逐步完善，鉛活字印本的字型、版式及裝訂等也隨之發(fā)展。①凹凸版印本，用鉛活字排印及以銅板、珂羅版印刷的書籍。鉛活字印刷機最初稱凸版印刷機，由鉛版表面字畫凸起、印成之書紙面有油墨凸起的手感而得名。鉛活字印刷過程中，為使紙面受墨，必須施加一定壓力，后來發(fā)明滾筒印刷機，采用將鉛版先壓印在紙型（硬紙板）上，油墨滲過紙型中字縫印書的方法，仍屬凸版印刷。在印刷插圖、地圖、畫冊時，人們又發(fā)明先在銅板、珂羅版上鐫刻字畫，將油墨填入凹槽，然后覆紙壓印的方法，印成之書墨色濃厚，具有立體感，稱為凹版印刷本。

②平版印本，用平版印刷而成的書籍。影印本中的石印本、膠印本，均屬平版印刷，由印刷時底版未經(jīng)鐫刻、直接涂油墨印刷而得名。平版印刷品與凸版印刷品同樣使用油墨印成，分別在于平版經(jīng)化學藥水處理，有字畫部分黏上油墨，而非出于排印或鐫刻。目前，由計算機控制的激光排版系統(tǒng)排版制成的印刷底片（PS版），也屬于平版印刷。3電子版本，利用計算機技術制成的書籍，又稱“e-book”。自造紙術發(fā)明以來，無論抄寫本與印刷本，東西方流行的書籍均以紙質(zhì)為主。全球數(shù)以萬計的圖書館所藏，絕大部分均為紙質(zhì)文獻。

現(xiàn)代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一日千里，首先發(fā)明照相排版技術，取代了已流行近五百年的活字排印工藝；近年迅速發(fā)展的計算機掃描技術，又創(chuàng)造出電子版本的書籍，使得圖書館藏書從此分為“紙書”與“電子書”兩大類型，人們的讀書行為，從此不再限于“手捧紙書”形式，而出現(xiàn)既可讀“紙書”，也可讀“電子書”的選擇。

①圖像版的電子書，即利用計算機掃描儀掃描所需復制的文獻底本，經(jīng)計算機數(shù)碼存貯，將紙質(zhì)文獻變?yōu)殡娮游墨I，可供不同讀者的同時使用。

圖像版電子書保留了原本的圖像，較之原先的影印技術，畫面同樣清晰逼真，而無需再經(jīng)印刷成書，存貯方便而體積壓縮，制成光盤或利用網(wǎng)絡傳遞，可突破時空限制，為讀者提供遠距離服務。電子掃描技術用于復制并保存照片、檔案、古籍等稀見的文獻，尤其有效。如素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稱的上海圖書館，已將館藏數(shù)千種珍貴善本復制成圖像版電子書（127萬頁）。

②文字版電子書，是用電子掃描及文字識別技術復制的電子版書籍。圖像版電子書具有保留原本面貌的特點，但尚非與排印本相同的文字版文本。作為現(xiàn)代圖書館的「電子書」，圖像版電子書仍有存儲空間過大、檢索速度過慢等不足之處，而且不具備電子文本的全文檢索功能，故文字版電子書有其獨特的價值。

目前，電子掃描技術已具備將文獻復制為電子圖像版，又將圖像識別轉(zhuǎn)換為文字版的功能。今后，電子圖書館不僅收藏新出版的電子出版物，還可以對圖書館已經(jīng)收藏的文獻作回溯處理；隨著現(xiàn)代技術的日新月異，人類歷史上產(chǎn)生并留存的所有文獻，均將成為電子文本，獲得保存和使用。（按：電子版本可以節(jié)省紙張，保護森林資源。）

第五講 文獻的校勘

§1 校勘的含義及功用 1 校勘

校是查校古書中文字的異同，勘是勘正古書流傳過程中出現(xiàn)的錯誤。校勘是中國古籍整理

的一種方法，是將一部書的不同版本及相關文獻進行比較分析，考訂文字異同與篇章次第，校正勘誤，整理出一個接近原稿的本子。

漢代劉向等校書天祿閣，所編《別錄》有：“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 后世稱校訂書中脫誤，使能盡量接近原本的工作為校讎。不過劉向當時除校訂錯誤外，還為各書編定篇目，撰寫敘錄，并別集眾錄，成為別錄。這些編目工作，屬于近世目錄學的范疇，而前人也視為校讎，因而把校訂文字的工作稱為校勘。

研究校勘的學理、方法等，是為校勘學。（西方“textual criticism”——“文獻批評學”）校勘作為一個雙音節(jié)詞，本義為比較審定。

校 ①校，原指古代囚具，即刑枷。如《易經(jīng)·噬嗑》：“何(荷)校滅耳。”即奴隸肩負刑枷遮掩兩耳。刑枷有約束犯人之義，從而引申為考核。如《漢書·食貨志上》：“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考核文字也稱為校。如駱賓王《帝京篇》：“校文天祿閣。”

②《說文》：“校，木囚也。” 劉師培：“校，訓木母。母字或誤為‘田’，今本‘囚’，并非，本橫木之稱。校讎本字，蓋當作‘榷’，《說文》‘榷，敲擊也’，《廣雅·釋詁》‘榷，擊也’，古籍之文，凡義涉比核窮究者，恒以‘擊’義引申，并旁擊深捭，以期核實也。隺、交同部，故假校為榷，較為校別，作較亦同，是猶榷辜或作較辜，揚榷或作揚校也。” 王叔岷《校讎學》：“校讎之字蓋當作‘斠’，《說文》‘平斗量也’，段注‘月令，角斗甬，正全槩。鄭注：角、正，皆謂之平也。’角者，斠之假借字，今俗謂之校，音如教。因書有校讎字作此者，??校、榷、較諸字，與校讎之義無涉，雖皆可用，實假借字也。”

勘 勘，“校”的近義詞，詞義側(cè)重在“審查核定”。《說文》：“勘，校也。”《玉篇》：“勘，覆定也。”古代審案、考察災情、核對印符等，都可以叫“勘”。校勘的功用

①校勘的根本任務是求真求原，因而是讀書治學的根本。

②有裨文獻整理。讀書宜求善本（善本 凡是內(nèi)容較好，流傳較少，刻印較精，校勘認真，具有較高文物價值和研究參考價值的古籍，或在某一方面有特殊價值的書，均可稱為善本。[內(nèi)容精善或在形式上有特色的珍貴難得的古書版本。]其最初涵義，是指經(jīng)過嚴格校勘、文字訛誤較少的書本。也有人將珍貴罕見的書本視為善本。清代人認為足本（無缺卷、未刪削）、精本（精校、精注）、舊本（舊刻、舊抄）均為善本。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學術界趨于一致的確定善本的標準是：歷史文物性，指古籍的年代久遠或可成為重要人物、事件的文獻見證而具有文物價值；學術資料性，指古籍的內(nèi)容精善或在學術上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藝術代表性，指古籍在印刷、裝幀、用紙、用墨等方面具有反映當時技術發(fā)明、發(fā)展與成熟水平的代表性。簡稱三性原則。一部古籍，只要具備上述三種屬性之一、二，即為善本。善本的時間界限，《中國古籍善本書總目》確定為明末（1644年）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法》則將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刊印的圖書定為文物。）

③疏通文字詞義。§2 古籍致誤的原因

誤字例（訛文）/脫文例（脫文、脫字、奪、脫）/衍文例（衍文、衍）/倒文例/錯簡例 古籍中存在的文字錯誤，從現(xiàn)象上來看，有：

錯字 缺字 多字 顛倒（次序）錯亂 校勘學術語 誤 脫 衍 倒（乙）錯簡

或云 誤字 脫文 衍文 倒置

亦稱 訛/謬 漏/奪/捝（tuō）/闕 羨/賸(即剩)竄/亂

§3 校勘的方法

校勘四法（陳垣《校勘學釋例·校法四例》）： 對校法。用同一種書較早的本子與其他本子對讀，遇有不同處，即注出來，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屬于死校。局限：通常情況下，不能獨立完成校勘任務。）

例：《爾雅·釋地》：“廣平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濕。”郭璞注：《公羊傳》“下者曰隰。”郝懿行《爾雅義疏》：“濕者，當作隰，字之誤也。”《十三經(jīng)注疏校勘記》亦推論為“唐石經(jīng)以下誤”。今可定案，敦煌《爾雅》殘卷（P2661）“下者曰隰”。本校法。以同一部書前后互證，指明其后文字或記載的異同，并進一步判斷其正誤。例：《楚辭·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聞一多《楚辭校補》“案：猶其二字當互乙，上文‘雖九死其猶未悔’、‘唯昭質(zhì)其猶未虧’，‘覽余初其猶未悔’、‘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并作‘其猶未’可證。王逸注‘然年時亦尚未盡’，正以‘尚未’釋‘猶未’，是王本未倒。” 他校法。以其他有關的書籍對照本書。

例：《漢書·高帝紀》“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顏師古注：“奇，異也。謂顯而異之，而嫁與貴人。”/朱子文：“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念孫案：“（朱說）非也。欲字本在奇字上。《外戚傳》‘霍光夫人顯，謂淳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語意與此相似（同書文例，本校）。《史記》亦作‘常欲奇此女，與貴人’。不得移欲字于‘與貴人’上也。” 理校法。凡無其他本子可以依據(jù)，或數(shù)本互異，無所適從，就憑校者的學識，據(jù)理判明其正誤。

例：陳垣《史諱舉例》卷四，因避諱而致誤例：《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或云深明，字元亮。”上“淵”字當作“深”，后人回改。《宋書》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甚顯白。《南史》原文必與《宋書》同，但避諱改“淵”為“深”爾。后人校《南史》者不察，遂傳寫顛倒如此。

小結(jié)：

四種校勘方法—

①是依據(jù)不同的校勘資料、校勘依據(jù)、校勘條件來分類的。

②在具體校勘一種古書時，四種方法一般都要用到。要綜合起來，靈活使用（具體問題，具體解決）。

③都有發(fā)現(xiàn)疑難的作用。比較而言對校、本校、他校有直接的異文資料可供比較，理校則靠知識、方法。從方法論來講，對校——比較；本校、他校、理校——更多的是分析、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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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文獻的注釋

§1 訓詁學與注釋

古籍注釋所包含的內(nèi)容：

1、解釋語言文字。

2、考證和介紹作者的生平、思想、寫作意圖和書籍寫作的歷史背景。

3、分析、評價和發(fā)揮作品的思想意義。

4、考證、說明和補充歷史事實和名物典故。

5、文藝作品的賞析和評價

6、各種資料的補輯和辨析。§2 注釋的主要體式 注疏 是經(jīng)注的一種標準體式，也是古籍注釋中一種常見的體式。作為經(jīng)注，它興起于唐而完成于宋。“注”即對經(jīng)書的注釋，又稱為“傳”或“箋”。“疏”有疏通的意思也就是對前人的注以及經(jīng)文的進一步解說。或叫“正義”，或叫“義疏”，或叫“義贊”。

注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疏不破注”，即疏必須維護注的觀點，在注的基礎上引申發(fā)揮，補充資料，以把原文和注釋的每一句話解釋清楚為目的。補注 可以理解為注疏體之變形，在形式上它也是先錄一前人的注釋，繼之以補注作者對前人注釋的補充和發(fā)揮。特點是不用遵守“疏不破注”。現(xiàn)存最早的古籍注釋以補注形式出現(xiàn)的是南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它是為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作補注。集注（集解）就是集眾家之說而為之注。①集而不注，即只羅眾說，而不闡明自己的觀點。

②綜合概括前人之論以成己說，不一一列出前人成就，亦不著其姓名。

③引幾家比較重要的注本或收集一個時代或一個方面的注釋，在引述過程中，或發(fā)揮，或辨析，或駁正，以表明自己的看法。評注 就是注釋之外，再加上不同角度的評論，或藝術風格的分析，或思想觀點的解說，或?qū)懽骷记傻慕沂尽Ｒ⒁庠娢脑u點與詩話的區(qū)別。

校注 即校勘加注釋。何為校勘？即在閱讀和整理古書之前，把不同的版本和各種資料匯集在一起，加以對比核查，把古書在傳抄刊刻過程中出現(xiàn)的訛誤，如脫字、訛字、錯簡、顛倒、誤解等一一加以訂正。

§3 注釋的主要格式（略）《古代漢語》已經(jīng)講過。

第七講 出土文獻概述

出土文物，指從地下出來的有歷史文化價值的物品，有人工開掘出來的，也有被水沖出來的。人工開掘有因施工、種地無意挖出的，有盜掘出來的，有科學考古挖出的。出土文獻則主要指出土文物中的文字資料，有人把紋飾圖案也作為藝術史文獻資料，亦無不可。我們這里主要介紹出土的文字資料。從載體這一角度，出土文獻主要以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石刻為大宗，其余有陶文、盟書、瓦當文字、磚文、璽印、紙質(zhì)文獻等。

§1 甲骨文文獻 ①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

②甲骨文資料的結(jié)集與考釋

1、《鐵云藏龜》

2、《契文舉例》

3、《殷虛書契》

4、《殷虛書契考釋》

5、《殷虛卜辭》

6、《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及《考釋》

7、《龜甲獸骨文字》

8、《簠室殷契征文》

9、《殷虛文字存真》

10、《卜辭通纂》

11、《殷契粹編》

12、《殷契佚存》

13、《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

14、《殷墟文字甲編》

15、《殷墟文字乙編》

16、《戰(zhàn)后京津新獲甲骨集》等四種

17、《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18、《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19、《美國所藏甲骨錄》 20、《英國所藏甲骨集》

21、《甲骨文合集》及《補編》

22、《小屯南地甲骨》及《考釋》

③甲骨文的價值 §2 金文文獻

金文文獻的匯集及考釋

1、《考古圖》十卷

2、《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3、《嘯堂集古錄》二卷

4、《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5、《宋王復齋鐘鼎款識》一卷

6、《西清古鑒》四十卷《西清續(xù)鑒甲編》二十卷《西清續(xù)鑒乙編》二十卷《寧壽鑒古》十六卷

7、《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四卷

8、《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

9、《金石索》十二卷

10、《懷米山房吉金圖》一卷

11、《筠清館金文》五卷

12、《長安獲古編》二卷

13、《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

14、《捃古錄金文》三卷九冊

15、《簠齋吉金錄》八卷

16、《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

17、《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卷

18、《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二冊

19、《愙齋集古錄》二十六冊20、《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三十卷

21、《陶齋吉金錄》八卷《續(xù)錄》二卷附《補遺》

22、《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23、《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24、《善齋吉金錄》二十八冊

25、《小校經(jīng)閣金文拓本》十八卷

26、《商周金文錄遺》

27、《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

28、《商周金文集成》

29、《金文總集》30、《殷周金文集成》

§3 簡帛文獻

戰(zhàn)國楚簡、秦簡、漢簡、三國吳簡近世出土簡帛文獻概況

1、曾侯乙墓竹簡

2、戰(zhàn)國楚簡（湖北）

3、戰(zhàn)國楚簡（湖南）

4、戰(zhàn)國楚簡（河南）

5、云夢秦簡

6、江陵秦簡

7、馬王堆漢墓帛書

8、阜陽漢簡

9、銀雀山漢簡

10、江陵漢墓簡牘

11、武威漢簡

12、居延漢簡

13、敦煌漢簡

14、定州漢簡

15、大通漢簡

16、尹灣漢墓簡牘

17、樓蘭、尼雅漢晉木簡

18、長沙三國吳簡

§4 石刻文獻 ①石刻文獻要籍

1、《集古錄》十卷

2、《金石錄》三十卷

3、《隸釋》二十七卷《隸續(xù)》二十一卷

4、《寰宇訪碑錄》十二卷

5、《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

6、《八瓊室金石補正》一百三十卷

7、《語石》十卷

8、《千唐志齋藏志》

9、《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十卷《補遺》一卷

10、《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11、《唐代墓志匯編》

12、《新中國出土墓志》

13、《石刻題跋索引》

②石刻文獻的價值 §5 其他出土文獻 1 盟書 2 璽印 磚瓦文字 紙質(zhì)出土文獻

第八講 敦煌文獻概述（敦煌學）

§1 歷史的敦煌

在中國的大西北，今甘肅省河西走廊的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進入西域的門戶。古敦煌的地域范圍，包括黨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廣大地區(qū)，即今天的敦煌市、安西縣、玉門市、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和阿克塞哈薩克自治縣，總面積約168000平方公里。這里曾是連接著東西方文化的陸上絲綢之路的必經(jīng)之處，在中國歷史的舞臺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歷史更是源遠流長，從新石器時代的刀耕火種到兩漢時期的歸漢設郡，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幾易其

主到隋唐時期的閭閻相望，從吐蕃時期的大力弘佛到歸義軍時期的苦心經(jīng)營、西夏元明清時的日漸衰落；可以說敦煌展現(xiàn)出了中國各個不同時期的風貌。上古時期 敦煌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在今敦煌縣南湖鄉(xiāng)的墩墩灘和安西縣雙塔水庫等地，曾經(jīng)出土過大量這一時期的石刀、石斧等史前遺物。1976年在玉門市的火燒溝遺址發(fā)掘中，出土了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生產(chǎn)工具和農(nóng)作

物及各類裝飾品；也就是說這一地區(qū)在相當于夏代的時期，就已有了高度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此外，在敦煌境內(nèi)還有著名的三危山，所以歷史上也曾把這一地區(qū)稱作“三危”。在《尚書》中就曾有“竄三苗于三危”一語，所以不少人認為這里的“三危”就是敦煌，但也有不少的學者認為敦煌與《尚書》中的“三危”無關；后者的觀點得到大多數(shù)人的贊同。

關于“敦煌”一名的含義，也眾說紛紜。《漢書·地理志》中注釋“敦煌”二字的意義時說：“敦，大也。煌，盛也。”認為敦煌是一個繁華的城市。《元和郡縣圖志》中解釋說：“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認為此地對于廣開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為敦煌。對于敦煌的漢名解釋，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許多學者都認為“敦煌”一詞應是當?shù)赝林贁?shù)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譯。但到底是哪一個少數(shù)民族對地名的稱呼，學術界也莫衷一是，有匈奴語音譯、吐火羅的音譯、羌語的音譯、氐人命名等多種說法。此外，還有學者認為，“敦煌”一詞既不是漢語語詞，也不是少數(shù)民族語詞，而可能與希臘人有關。現(xiàn)在得到大多數(shù)人認同的是“敦煌”為少數(shù)民族語詞的音譯。

敦煌有可靠文字記載的歷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當時，河西走廊的主體民族是月氏人，他們的游牧區(qū)域以敦煌和祁連山為中心，東達河西走廊東部和隴右地區(qū)，西入塔里木盆地東部和天山東部地區(qū)。而當時的敦煌地區(qū)則是烏孫人放牧和繁衍生息之所。此外，敦煌地區(qū)還有塞種胡，其人“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蔥嶺南奔。”大約在秦朝末年，月氏的勢力日益強盛，擊敗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烏孫人，迫使烏孫西遷到天山以北地區(qū)，月氏則占有了敦煌。此時的月氏極為強大，甚至于以強悍著稱的匈奴人也不得不把首領的兒子冒頓入質(zhì)月氏。秦漢之際，匈奴在首領冒頓單于的率領下強大起來，先是打敗東胡，又趁中原戰(zhàn)亂之機奪取了河套以南的鄂爾多斯地區(qū)，然后西擊月氏，迫使月氏人大舉西遷。河西走廊從此歸入匈奴治下，包括敦煌在內(nèi)的河西走廊西部由匈奴渾邪王統(tǒng)治，東部則由休屠王駐守。此后，匈奴又向南吞并樓煩王、白羊王、河南王的領地，并控制了西域，就連新立的漢王朝也受其侵擾。匈奴占據(jù)河西和西域之后，除了在占領區(qū)征收賦稅之外，還嚴重的破壞和阻礙著中西交通；并與羌人連結(jié)，嚴重威脅著漢朝的安全。

兩漢時期 西漢初年，久經(jīng)戰(zhàn)亂的漢王朝社會經(jīng)濟極端殘破，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也矛盾重重，根本無力對匈奴的侵擾進行反擊，所以用和親、贈送繒帛等方式緩和與匈奴的關系，換取短暫的和平。但西漢王朝的“和親”政策并不能滿足匈奴奴隸主貴族的貪欲。匈奴經(jīng)常侵擾漢朝的邊郡，殺掠人民。《鹽鐵論》上載：“漢興以來，修好，結(jié)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質(zhì)厚賂之故改節(jié)，而暴害滋甚”，“匈奴數(shù)和親，而常犯約??反復無信，百約百叛。”經(jīng)過七十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漢王朝日漸富強。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此時國力充實，而且經(jīng)過平定“異姓諸王”的背叛和同姓王的“七國之亂”之后，中央集權大大加強，于是開始籌劃反擊匈奴。公元前138年張騫受遣出使西域，目的是聯(lián)合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此次出使的目的雖未達到，卻給漢王朝帶回了豐富的有關匈奴及西域的情報。公元前133年的馬邑之謀揭開了抗擊匈奴的序幕，它是西漢王朝與匈奴由“和親”到戰(zhàn)爭的轉(zhuǎn)折點。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戰(zhàn)，漢王朝收復了“河南地”。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將軍霍去病率軍越過祁連山，進擊河西走廊的匈奴。同年夏，霍去病再次進入河西，重創(chuàng)匈奴。河西之戰(zhàn)的勝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豐盛、宜于牧畜的祁連山和焉支山，匈奴受到重創(chuàng)，有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之內(nèi)連遭兩次打擊，已不堪支持，而單于又將責任推卸為渾邪王和休屠王的無能，“欲召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

他們派人與在黃河沿岸修筑邊塞的將軍李息聯(lián)系，李息即上奏。漢武帝恐其詐降，派霍去病迎降，此時休屠王反悔，為渾邪王所殺，收編其眾。霍去病也當機立斷，率軍馳入渾邪王營中，“斬其欲亡者八千人”，盡將其眾渡河東進，此次匈奴降漢者共四萬余眾。渾邪王

被護送至長安，受到漢武帝的隆重接待，并封渾邪王及親信數(shù)人為侯，將匈奴部眾安置于原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漢王朝于同年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區(qū)歸酒泉郡管轄。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兩郡之地，設張掖、敦煌二郡。并在此時將長城從酒泉修筑到敦煌以西，于敦煌郡城的西面，分設玉門關和陽關，扼守西域進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門，完成了“列四郡，據(jù)兩關”之勢。河西地區(qū)從此正式歸入漢朝版圖。

(敦煌從酒泉郡劃出，是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便于漢王朝擴大灌溉農(nóng)業(yè)區(qū)和進一步在軍事上控制西域。最初的敦煌只是一個很小的郡，但它的發(fā)展很快。西漢時敦煌郡下轄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六個縣，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和肅北蒙古自治縣的一部分，總面積約八萬平方公里。

其具體情況如下：敦煌縣，郡縣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冥安縣，以冥水得名，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綠洲，其四境東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亂山子，西接廣至縣境，大致相當于今安西縣布隆吉一帶；效谷縣，本是漁澤，漢孝武帝時，崔不意為漁澤尉時，教人力田得谷，因勤效得谷，所以名之為效谷，有學者考證，其位置大至在今敦煌城東北二十公里的黃渠鄉(xiāng)戴家墩城堡遺址；淵泉縣，因其地多泉水 而得名，東漢時改名為拼泉，大致在今安西縣之東四道溝一帶；廣至縣，大致在今安西縣南踏實鄉(xiāng)破城子一帶；龍勒縣，因縣南180里有龍勒山而得名，在今敦煌市南湖鄉(xiāng)一帶。)為了保障河西地區(qū)的安全，漢王朝還在這里建立了一整套的軍事防御體系。元狩二年之后，修筑從令居到酒泉的長城；元封五年，修筑酒泉至玉門的長城；天漢年間，修筑敦煌至鹽澤的長城。并在長城沿線置烽燧亭障，“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此外，還在今甘肅省西部敦煌市與安西縣之間的龍勒山上置懸泉置，是為馬遞為主的郵驛。為了鞏固這一軍事要地，漢王朝一面遷徙內(nèi)地的貧民、囚犯來此定居，一面征發(fā)大批兵士到此戍守。向河西移民的對象，據(jù)《漢書·地理志》載：“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背逆亡道，家屬徙焉。”也就是說這些人主要是生活無著的農(nóng)民、刑事犯罪者和有叛逆罪的政治犯。此外，還有一些是自愿遷徙到河西的，也有的是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滿后自愿留下，也有被強制遷徙到河西的不數(shù)民族。中原人士的遷入，改變了河西地區(qū)的民族結(jié)構(gòu)，帶來了中原地區(qū)較為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促進了敦煌地區(qū)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為了解決眾多移民和軍士的糧食問題，漢王朝河西推行屯田政策。屯田是且守且耕，亦農(nóng)亦兵，軍事活動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相結(jié)合的一種措施。戍邊是漢代農(nóng)民的徭役之一，因此漢政府以戍邊名義，征發(fā)大批的農(nóng)民到邊疆和新占領區(qū)去戍守或田耕。在屯田的名義下，他們一方面守邊，一方面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漢代邊郡的屯田規(guī)模很大，為了便于管理，不設置了專門的管理機構(gòu)和組織系統(tǒng)。屯田的收獲，不僅解決了邊防的給養(yǎng)，供應往來絲綢之路的使者和商人，還可以在市場上出售，以資調(diào)節(jié)。當內(nèi)地發(fā)生災害時，還能調(diào)撥屯田積谷用以賑災。河西的屯田，使封建的生產(chǎn)方式得以在當?shù)赝菩校疫_到了預期的效果，邊郡糧庫充足，戍邊力量加強，遏制了匈奴奴隸主騎兵的掠奪。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廣利西征大宛的時候，敦煌郡已是可以安排六萬兵士、十萬頭牛、三萬匹馬奔赴前線的重要軍事基地了。

西漢末年，中原戰(zhàn)亂，河西地區(qū)卻相對穩(wěn)定，許多中原大族避戰(zhàn)亂而西遷此地。公元一世紀初，就有不少三輔（京兆府、左馮翊、右扶風）地區(qū)的人前往河西。《后漢書·孔奮列傳》就記載了孔奮因天下擾亂，想找一個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選中河西；《后漢書·竇融列傳》則記竇融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上考慮，認為河西殷富，兵精糧足，地勢險要，是亂世“自守”、“遺種”之地。竇融任“張掖屬國都尉”之后，借其祖弟累世任官河西的聲望，廣交地方官吏，聯(lián)絡周邊羌胡，使“河西翕然歸之”。后酒泉太守梁統(tǒng)、敦煌都尉辛彤、張

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厙鈞、酒泉都尉竺曾等人共推竇融為“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河西在竇融的統(tǒng)治之下，“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zhàn)射，明烽燧之警??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兇饑者、歸之不絕”。大族的到來，不僅為河西帶來了大量的生產(chǎn)力和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更重要的是帶來了中原的文化。東漢建立以

后，光武帝劉秀對據(jù)有“河西完富，地接隴蜀”的竇融也很重視，特“賜融璽書”，并“授融為涼州牧。”但東漢時期，河西東部地區(qū)常常受到羌人的侵擾，西部相對平安。與此同時，北匈奴日益崛起，而東漢王朝卻日益衰落。匈奴重新控制西域，漢朝在西域的統(tǒng)治逐漸崩潰，代替西域都護主管西域事務的護西域副校尉長駐敦煌，敦煌太守則成為漢朝在西域地區(qū)采取軍事行動的實際負責人，敦煌成為當時漢王朝控制西域的軍政中心。3 魏晉南北朝時期 東漢末年，中原陷入了軍閥的割據(jù)混戰(zhàn)之中，最后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敦煌地區(qū)在曹魏的統(tǒng)治之下，生產(chǎn)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西晉雖經(jīng)歷了短期的統(tǒng)一，但八王之亂、永嘉之亂很快就將西晉推入了滅亡，之后晉室南遷，北方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大批中原人士西遷。十六國時期（304—439），敦煌先后歸屬于前涼、前秦、后涼、西涼、北涼五個政權。

曹魏在統(tǒng)一北方之初，無暇顧及河西，到魏文帝曹丕時，在河西繼續(xù)西漢以來的屯戍政策，并任命尹奉為敦煌太守。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倉慈繼任敦煌太守。

當時，由于東漢以來形成的豪強大族的勢力日益強大，兼并土地之風盛行，豪強們還壓

榨農(nóng)民，敲詐勒索西域商賈。針對這種情況，當時的涼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倉慈抑制豪強，解除豪強的私人武裝，限制豪強兼并土地，打擊了豪強大族的器張氣焰。倉慈還撫恤貧下，鼓勵異族通婚，并為商人提供貿(mào)易和交通上的便利條件，這些措施使得敦煌地區(qū)社會安定，生產(chǎn)和商業(yè)都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倉慈之后，王遷、趙基相繼出任敦煌太守。齊王嘉平元年（249年），皇甫隆出任敦煌太守，改變了敦煌婦女在穿衣方面的落后習俗，大力推廣中原的先進生產(chǎn)工具和耕作技術，敦煌的農(nóng)業(yè)得到進一步發(fā)展。

前涼張氏的統(tǒng)治中心雖在武威，但敦煌仍是當時的西域重鎮(zhèn)。張軌大量依靠敦煌人士如宋配、陰充、陰澹、氾瑗等人為其運籌，由于這些人的輔佐，河西生產(chǎn)有了較大發(fā)展，人口有所增加，使張軌能“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張駿太元二十二年（345），敦煌、晉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合并成為沙州，治所敦煌，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楊宣任內(nèi)，曾組織民眾興修水利，建五石斗門，堰水溉田，建成十五里的“陽開渠”；他還曾用自家的萬斛糧食買石頭修理城北北府渠上的平河斗門。此外，沙州太守陰澹也曾于任內(nèi)在城西南修七里長渠，可將州城西南的水引自西北的水渠，灌溉城西的大片土地，使這一地區(qū)的百姓受益不少，安居樂業(yè)，故此渠被稱為“陰安渠”。

前秦于苻堅建元十二年（376），滅前涼，將包括敦煌在內(nèi)的河西地區(qū)歸入治下。十八年（382），派呂光攻龜茲。建元二十一年（385），為鞏固經(jīng)營西域的基地，苻堅遷江漢百姓一萬戶、中原百姓七千余戶到敦煌。大批中原士族和百姓的到來，又一次促進了敦煌地區(qū)的開發(fā)。此后不久，前秦便因淝水之戰(zhàn)的失利而瓦解。

386年，呂光從西域返回河西，在涼州建立了后涼政權（386—403）。麟嘉七年（395），后涼內(nèi)亂，西奔敦煌、晉昌的武威、張掖以東之人有數(shù)千戶之多，敦煌又一次輸入了大量的人力。此外，后涼的敦煌太守孟敏曾在州城西南主持修建了長二十里的水渠，引甘泉水灌溉農(nóng)田，人稱“孟授渠”，促進了當?shù)剞r(nóng)業(yè)的發(fā)展。

400年，李暠在敦煌自稱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建立了獨立于后涼政權的割據(jù)政權——西涼。敦煌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獨立政權的都城。西涼政權統(tǒng)治時期，建立了縣、鄉(xiāng)、里三級行政管理機構(gòu)，實行嚴密的編戶制度，并鼓勵生產(chǎn)，敦煌地區(qū)出現(xiàn)了五谷豐收，百姓

樂業(yè)的景象。李暠在敦煌城內(nèi)為其父立先王廟；修建恭德殿、靖恭堂、嘉納堂、謙德堂，主持朝政、參閱武事；并設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于闐、鄯善等西域王國也來此朝貢，敦煌儼然有都城之派。但沮渠蒙遜建立的北涼政權（401—439）對西涼構(gòu)成很大威脅，使得李

暠不得不于建初元年（405）遷都酒泉。此次遷都，還帶走了敦煌兩萬三千人戶，敦煌實力大為削弱。再加上西涼將注意力轉(zhuǎn)向東方，敦煌失去了經(jīng)營西域的基地作用，因此當417年李暠去世之后，敦煌也隨之衰敗。嘉興四年（420），北涼滅西涼，西涼王李歆弟李恂據(jù)

敦煌繼續(xù)抵抗。421年，沮渠蒙遜率部以水灌敦煌城，李恂派壯士出城掘堤，均被擒獲。李恂最后兵敗自殺，沮渠蒙遜屠城，敦煌丁壯遭滅頂之災，敦煌城更加衰落。

北涼時期的敦煌衰微，沒有特別的事跡。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燾攻占姑臧，沮渠牧犍投降，北涼實際滅亡，僅涼王諸弟仍在河西西部抵抗，其中沮渠無諱據(jù)守敦煌。442年，無諱撤離敦煌，率萬余家西渡流沙，占據(jù)鄯善，后入高昌，仍號“河西王”。北涼王族的這次撤退，帶走了大批的敦煌戶口，其中絕大部分是因北魏從東向西進攻而聚集敦煌的河西精英。在北涼滅西涼和北魏滅北涼的兩次兵禍之中，敦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

442年，西涼王李暠之孫李寶乘沮渠無諱撤離之機，占據(jù)敦煌，并派李懷達入魏歸降。北魏封李寶為沙州牧、敦煌公。444年，北魏召李寶入平城，直接控制敦煌，為經(jīng)營西域和抗擊北方的柔然，于此建敦煌鎮(zhèn)。

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太武帝派成國公萬度歸發(fā)涼州以西兵，出敦煌，西擊鄯善，后更破焉耆和龜茲。此戰(zhàn)使西域大部分都為北魏所控制，絲綢之路再次打通，西域商人紛紛前來貿(mào)易。

但好景不長，北方的柔然在此時控制了敦煌以西的西域地區(qū)，并直接控制了與敦煌最為接近的吐魯番盆地。延興二年至四年（472—474），柔然連犯敦煌，多者至三萬騎。敦煌軍民在鎮(zhèn)將尉多侯、樂洛生的率領下，幾敗敵軍，保住了敦煌。但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北魏上層對是否要繼續(xù)保有敦煌發(fā)生了分歧，不少人建議后撤涼州，放棄敦煌。給事中韓秀則認為，如果放棄敦煌，不僅涼州不保，關中也無寧日。孝文帝支持韓秀的意見，為加強敦煌的守備，升敦煌鎮(zhèn)將為都大將。太和九年（485），穆亮任敦煌鎮(zhèn)都大將，其為政寬簡，并賑恤窮乏，敦煌經(jīng)濟得到恢復。492年，北魏出兵十萬，擊敗柔然，敦煌從此得到安寧，但長年的征戰(zhàn)和人口的流失，造成了這一地區(qū)“空虛尤甚”的局面，很難迅速恢復。

正光五年（524），北魏的北方邊鎮(zhèn)爆發(fā)六鎮(zhèn)起義。八月，孝明帝下詔改鎮(zhèn)為州，敦煌因盛產(chǎn)美瓜而名之為“瓜州”（一度易名為“義州”），轄敦煌、酒泉、玉門、常樂、會稽五郡，治所敦煌。六鎮(zhèn)起義也影響到了河西，為加強河西統(tǒng)治，孝昌元年（525），明元帝四世孫元榮出任瓜州刺史。永安二年（529），元榮受封為東陽王。由于敦煌地處西北一隅，未受到北魏末年戰(zhàn)亂的太大影響，即使在東、西魏分治的時期，元榮仍作為西魏的瓜州刺史，其統(tǒng)治直到大統(tǒng)十年（544）。元榮統(tǒng)治敦煌近二十年，他團結(jié)敦煌豪右，保境安民，并出資寫經(jīng)十余部，還在莫高窟開鑿大型石窟。此時敦煌的經(jīng)濟文化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元榮逝后，其子元康繼任刺史之位，但元榮女婿鄧彥殺康自立，西魏不得以而承認。大統(tǒng)十一年（545），西魏河西大使申徽至敦煌，在當?shù)卮笞辶詈热说膮f(xié)助下，捉拿鄧彥，并將其送至京師治罪。546年，申徽任瓜州刺史，為政勤簡，人民得以安居樂業(yè)。

557年，宇文覺立北周，與高洋北齊對壘。北周取代西魏之后，繼續(xù)在敦煌設置瓜州，據(jù)《周書》記載，韋真、李賢曾為瓜州刺史。565—576年前后任瓜州刺史的建平公于義，繼續(xù)了元榮在莫高窟開窟造像的活動，有碑云“建平、東陽弘其跡”。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滅佛，但瓜州的佛教似乎只是開窟造像的短暫停歇，而并未受到多大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自漢以來，河西地區(qū)特別是敦煌，已是文化極盛之地，文人學士大量涌現(xiàn)。從張軌出牧涼州起，就保境安民，興辦文教，選拔人才，為河西的地主階級創(chuàng)造了保存和發(fā)展自己家族和家學的有利條件，從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河西的文人學士，多出西州大姓，如安定張氏、隴西李氏、略陽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陰、索、氾等，都是儒學大姓。河西的敦煌儒士不僅在數(shù)量上占有優(yōu)勢，在學術成就上也遙遙領先。此外，他們還興辦學校，聚徒授業(yè)，傳播和發(fā)揚傳統(tǒng)文化。這些在當時中原動蕩、京洛公學淪廢，學術下移的背景下，為保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隋至唐前期 557年北周滅北齊，581年楊堅廢周立隋，589年隋滅陳，統(tǒng)一中國。大一統(tǒng)的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和敬奉三寶的統(tǒng)治上層為敦煌的興盛奠定了基礎。開皇

初年，隋文帝曾“罷天下諸郡”，改州郡縣三級制為州縣兩級制，敦煌出曾一度廢郡為縣。

仁壽元年（601），隋文帝令天下各州起塔供養(yǎng)舍利，瓜州莫高窟的崇教寺也在其列。此時的敦煌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衰敗，雖曾經(jīng)東陽、建平時期的恢復，仍不能與河西其它諸州比肩，故隋代經(jīng)營西域的基地在張掖。但隋代在莫高窟開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區(qū)甚至還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員的寫經(jīng)，可見隋王朝對敦煌的重視。大業(yè)三年，罷州置郡，敦煌復稱敦煌郡。

隋代以前，中西交通的絲綢之路只有南北兩道。隋時，不僅以前的道路更加暢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

這樣，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條：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經(jīng)蒲類、鐵勒部，度今楚河、錫爾河而達西海；中道（漢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經(jīng)焉耆、龜茲、疏勒，越蔥嶺，再經(jīng)費爾干納、烏拉提尤別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經(jīng)于闐、朱俱波、渴盤陀，越蔥嶺，再經(jīng)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大業(yè)十三年（617），李軌在武威舉兵反隋，自稱涼王，控制河西。李唐在長安立足之

后，于武德二年（619），利用涼州粟特安氏的勢力，從內(nèi)部推翻李軌政權，將河西正式納入版圖。唐王朝占領河西后，曾一度將隋代的敦煌郡改名為瓜州。

唐初的敦煌地區(qū)并不穩(wěn)定，內(nèi)有割據(jù)勢力之憂，外有異族侵擾之患。武德三年（620），瓜州刺史賀拔行威舉兵反唐。五年（622），瓜州土豪王干斬賀拔行威，歸降唐朝。唐將瓜州分為兩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原在晉昌縣，領晉昌、常樂二縣；西沙州治所在敦煌，鄰敦煌、壽昌二縣。六年，當?shù)厝藦堊o、李通叛亂，擁立竇伏明為主。唐瓜州刺史趙孝倫平叛，竇伏明歸降，敦煌內(nèi)部的**至此平息。但外患不止，敦煌以西、以北受控制漠北和西域的突厥汗國的威脅，以南則受到吐谷渾的侵擾。所以在武德末、貞觀初，唐朝關閉西北關津，不許百姓于此出境。貞觀元年（627）玄奘西行求法之時，是從瓜州、敦煌間偷渡出去的。

貞觀四年（630），唐朝向漠北出兵，消滅了東突厥汗國，東突厥控制下的伊吾也歸降唐朝，立為伊州。七年（633），唐朝去掉西沙州的“西”字，敦煌正式名為沙州。九年（635），唐朝出兵青海，擊敗吐谷渾，河西走廊從此不再受外部的干擾，開始穩(wěn)步發(fā)展。貞觀十四年（640），唐太宗出兵吐魯番，滅鞠氏高昌，設西州，并在天山北今新疆吉木薩爾一帶設高庭州，其建制一同內(nèi)地；此外，還于西州交河縣設安西都護控制西域。在唐滅高昌的戰(zhàn)役中，有敦煌、常樂地區(qū)的文武官員和士兵參加，敦煌又一次成為中原王朝進軍西域的軍事基地。十八年（644），唐出兵焉耆。二十二年（648），攻龜茲。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反唐，唐朝進軍西域受阻。顯慶二年（657），唐朝打敗阿史那賀魯，奪回對西域的宗主權。顯慶三年（658）五月，唐遷安西都護府于龜茲，設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zhèn)，即“安西四鎮(zhèn)”。但自龍朔二年（662）開始，吐蕃王國就與西突厥余部聯(lián)合，與唐朝爭奪西域。咸亨元年（670），吐蕃攻占西域十八州，唐一度廢安西四鎮(zhèn)。但此后不久，唐朝就收復失地，并于上元二年（675）恢復四鎮(zhèn)。

為了加強對西域地區(qū)的有效控制，特別是針對南面虎視眈眈的吐蕃，上元二、三年（675—676）唐將絲路南道上的兩個重鎮(zhèn)——典合城和且末城改稱為石城鎮(zhèn)和播仙鎮(zhèn)，并劃入沙州轄內(nèi)。此后，唐朝與吐蕃的爭奪仍不斷進行。儀鳳年間（676—679），吐蕃再次攻陷安西四鎮(zhèn)。調(diào)露元年（679），裴行儉收復失地，重立四鎮(zhèn)，以碎葉代焉耆，切斷吐蕃與西突厥的交往。武周初年，東突厥復興，不斷侵擾唐朝。吐蕃再次進攻安西四鎮(zhèn)，垂拱二年（686），唐朝放棄四鎮(zhèn)。長壽元年（692），王孝杰收復四鎮(zhèn)，發(fā)漢兵三萬人駐守，唐朝在西域的戰(zhàn)斗力得到加強。此后一百年間，安西四鎮(zhèn)建制穩(wěn)定，唐朝一直控制西域。在唐朝爭奪西域和經(jīng)營西域的過程中，相當多的沙州兵奔赴前線。沙州和西州兩地官員遷轉(zhuǎn)也十分頻繁，敦煌吐魯番文獻中多次出現(xiàn)沙州人任職西州和西州人任官敦煌的相關記載。由于唐朝的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步轉(zhuǎn)化，所以在武周時沙州設豆盧軍。景云二年（711）唐分隴右道，設河西道，置河西節(jié)度使，“其統(tǒng)有赤水、大斗、建康、玉門、墨離、豆盧六軍，新泉守捉、甘州守捉、肅州鎮(zhèn)守三使屬焉”，治所涼州。此后河西軍政日益發(fā)展，成為唐王朝兵精馬壯的軍事重地。

唐前期的敦煌，在長時間大一統(tǒng)的國力蒸蒸日上環(huán)境下，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唐王朝通過縣、鄉(xiāng)、里各級基層政權組織和完備的戶籍制度對敦煌地區(qū)實行有效的管理和嚴密的控制。沙州下轄敦煌、壽昌二縣，共十三鄉(xiāng)，唐朝的各種制度有效地在敦煌實施，敦煌的生產(chǎn)穩(wěn)步發(fā)展。

水渠灌溉系統(tǒng)得到完善，敦煌城四周就有五條水系、84條水渠構(gòu)成的水利網(wǎng)。此外，還配之以嚴密的官水配水之制度，設置專職官員和管理人員對水資源進行管理。耕地面積擴大，狹鄉(xiāng)變寬鄉(xiāng)。

關于河西的屯田，《舊唐書·郭元振傳》載：“大足元年，遷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shù)千，及漢通收率之后，數(shù)年豐稔，乃至一匹絹糴數(shù)十斛，積軍糧支數(shù)十年。”唐代從高宗、武后至玄宗時期，一直都在河隴地區(qū)大興屯田，使敦煌農(nóng)業(yè)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唐王朝還十分重視河西的畜牧業(yè)，并以一套嚴密的組織機構(gòu)進行管理。商品經(jīng)濟繁榮，這里的市場上，有來自中原的絲綢、瓷器，也有來自西域的玉石、珍寶；有北方的駝馬、毛織品，也有本地出土的五谷。敦煌的人口在天寶時也有三萬余人，達到了前秦以來的又一個高峰。“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庶者無如隴右”的正是這一時期，這里的隴右是包括敦煌在內(nèi)的。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祿山叛亂，唐王朝急調(diào)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陜，河西、隴右精銳遂被抽空，所留者兵單勢弱。廣德元年（763年），吐蕃乘機攻下大震關、盡陷蘭（甘肅皋蘭）、河（甘肅臨夏）、廓（青海貴德）、鄯（青海西寧）、臨（甘肅臨洮）、岷（甘肅岷縣）、秦（甘肅天水）、成（甘肅成縣）、渭（甘肅隴西）等隴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與中原隔斷，吐蕃沿祁連山北上，次第攻陷涼（甘肅武威）、甘（甘肅張掖）、肅（甘肅酒泉）、瓜（甘肅安西）各州。河西節(jié)度使楊休明、周鼎等節(jié)節(jié)西逃，退到沙州時，已無路可退了。此時河西路斷，景象殘破，沙州業(yè)已完全成為孤島。此時唐王朝尚可借道回紇與安西、北庭保持聯(lián)系，而沙州卻無一為援。節(jié)度使周鼎面對這種情況，意圖置數(shù)萬沙州百姓安危于不顧，計劃焚燒沙州城，從漠北東奔，這顯然是既自私又不可行的。焚城所燒毀的不是一座普通的邊陲小鎮(zhèn)，而是一個有著近千年歷史的東西方交通樞紐。焚城之想法只可能是存在于極少數(shù)非敦煌土著的唐朝官員中。東奔的計劃也是不可行的。沙州城四五萬人同時東奔回唐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沙州百姓只可能是被棄于絕境。即使是少數(shù)人東奔，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宋衡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帶著二百多家眷東奔回唐，結(jié)果為吐蕃所獲，只是因為吐蕃人慕其父宋璟之名才將他放回。所以宋衡東奔的成功因素實在是太偶然了。在這種情況下，沙州抵抗運動領袖閻朝縊殺周鼎，自領州事，繼續(xù)組織民眾抗擊吐蕃貴族的圍攻，一直堅持到貞元二年（786年）。沙州成為河西走廊抵抗到最后的一個州縣。沙州，作為一個四五萬人的彈丸小邑，孤立無援地對抗強大的吐蕃軍隊，英勇戰(zhàn)斗堅持近十年之久，最后在糧械皆竭的情況下，迫不得已以“勿徙他境”的條件，保全了沙州地方，歸降吐蕃。吐蕃統(tǒng)治時期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紀之交，吐蕃在其杰出領袖松贊干布的領導下，建立了統(tǒng)一而強大的奴隸制國家。從755年到796年，是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統(tǒng)治時期，也是吐蕃王朝有史以來國力最為強盛的時期。

吐蕃占領河、隴地區(qū)之后，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廣大新占領區(qū)的民族關系。

當時，吐蕃人、孫波人屬于嫡系部隊；吐谷渾人和黨項人已被吐蕃收編，但仍有相當獨立指揮系統(tǒng)的雜牌軍；此外還有被征服的河西地區(qū)的漢人。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漢人是河西地區(qū)的主要經(jīng)濟支柱。當吐蕃剛開始進入河西時，奴隸主政權在軍事進攻的同時，橫加劫掠，到處搶奪，子女玉帛，悉歸帳下。當?shù)匕傩諞]有任何政治上的保障，從而造成了當時社會動蕩不安。當吐蕃統(tǒng)治者能夠有效地控制新占領區(qū)之后，一方面以強硬的措施消除社會上的不安定因素，鎮(zhèn)壓反抗勢力，推行蕃化政策，清查戶口，重新造籍；另一方面，重用當?shù)靥瞥f官望族，嚴禁擄掠漢族百姓。劫掠慣了的吐蕃人，仍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對待漢戶，就是對編入部落中的漢戶，也照舊為所欲為，制造新的混亂。瓜沙大族雖然在當?shù)匾廊挥绊懞艽螅珴h人的社會地位低于吐蕃人，甚至低于一些同樣被吐蕃征服的少數(shù)民族。

在吐蕃統(tǒng)治初期，民族矛盾尖銳。吐蕃統(tǒng)治者用“置毒靴中”的暗殺手段，處置了抵抗運動的領導人閻朝，但沙州人民沒有屈服，反蕃斗爭此起彼伏，從未間斷。其中較為有名的是玉關驛戶起義，汜國忠等人于深夜殺入沙州子城，吐蕃節(jié)兒投火自焚。這次起義帶有濃郁的反民族壓迫的色彩，起義者“遂謀殺蕃官是實”。

面對這種情況，吐蕃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長久其統(tǒng)治，不得不改變統(tǒng)治方式，爭取新占領區(qū)的百隆，積極與當?shù)厥兰掖笞搴献鳎扇≥^為緩和的統(tǒng)治政策。此后，社會才相對穩(wěn)定。吐蕃統(tǒng)治者還從生活習慣和文化傳統(tǒng)上推行蕃化政策，企圖借此來消除民族隔閡，進而消除人民的反蕃情緒。吐蕃占領敦煌初期，尚乞心兒便讓沙州人民改易穿著、學說蕃語、赭面紋身。《張淮深碑》載：“河洛沸騰，??并南蕃之化，??撫納降和，遠通盟誓，析離財產(chǎn)，自定桑田。賜部落之名，占行軍之額。由是行遵辮發(fā)，體美織皮，左衽束身，垂肱跪膝。祖宗銜怨含恨，百年未遇高風，屈申無路。”《陰處士修功德記》中也有“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發(fā)”之語。由此可見，吐蕃統(tǒng)治者在敦煌地區(qū)以強硬的措施迫使?jié)h人說蕃語、左衽而服、辮發(fā)、紋身，甚至從嬰兒就開始做起。其目的是想從語言、風俗、傳統(tǒng)等民族間的明顯差別上消除隔閡，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而且，吐蕃的蕃化政策不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在整個河西地區(qū)推行。但這些政策并沒有消除漢族人民對吐蕃的痛恨和對大唐的懷念。在劉元鼎出使吐蕃的時候，在龍支城，耋老千人拜而泣，問天子安否，稱“頃從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沙州漢人雖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為了鞏固統(tǒng)治，吐蕃在河隴地區(qū)設五個通頰萬戶部落和一個德論進行管轄；并設立一系列軍鎮(zhèn)用以鎮(zhèn)守。吐蕃占領敦煌后，首先設置了一套完整的職官系統(tǒng)（即節(jié)度使——乞利本——節(jié)兒——都督、監(jiān)軍——部落使——判官）來統(tǒng)治河西瓜沙地區(qū)，由于敦煌地區(qū)的居民成份以漢人為主，故吐蕃為了進行有效的統(tǒng)治，在任用吐蕃人官員的同時，還任用漢人為輔助官員。吐蕃統(tǒng)治者正是用了這種雙軌制的職官體系，才得以在河西地區(qū)維持上百年的統(tǒng)治。敦煌從軍鎮(zhèn)體制上屬瓜州，在吐蕃時期仍稱為沙州，但只是一個城，其城主稱為“節(jié)兒”。吐蕃占領敦煌之后，對敦煌進行了許多變革。790年，吐蕃按其本身的制度，將沙州百姓按職業(yè)分成若干個部落，如“絲綿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道門親表部落”。一個部落大致轄原來的一個鄉(xiāng)，而其內(nèi)部的組織情況，與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部落有部落使，下設將，將有將頭。其最基本的單位是千戶（部落），千戶之下是小千戶（即五百戶組織），設小千戶長一人。小千戶之下為百戶（將），百戶長稱“勒曲堪”，最后是十戶組織，十戶長稱“勒堪”。820年前后，增置軍事系統(tǒng)的阿骨薩（紇骨薩）、悉董薩（思董薩或絲董薩）部落（上、下部落）。824年，又增置通頰軍部落。吐蕃改變了敦煌的軍政管轄體制，雖然是為了加強統(tǒng)治，具有重要的軍事因素；但從內(nèi)部組織上看，其經(jīng)濟因素也很重要，即為了征收“突稅差科”。因此，“部落——將”制，并非單純的軍事組織機構(gòu)，乃是集政治、軍事、經(jīng)濟三位一體的組織系統(tǒng)，即官府戶籍制度。吐蕃統(tǒng)治時期的戶口登記是十分詳細的，家庭成員的出生、死亡、出家、嫁娶都有詳細的記載。

吐蕃統(tǒng)治時期，改變了唐代前期實行的均田制，實行突田制。突田制的詳細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從敦煌文書中窺其一斑。突作為土地的計量單位，一突等于十畝。計口授田，大體上是每人一突，即十畝。土地稅被稱為“突田”，交納“突田”被稱為“納突”。吐蕃在河西所實行的賦稅制度，除保留舊有的奴隸制成份外，主要吸收唐及所占領地區(qū)的賦稅制度，并設有“稅務官”、“稅吏”來執(zhí)行任務。交納的物品有小麥、青麥、布、油等，按戶交納。突田制下的百姓除了納突之外，還有差科，即服官府的徭役，包括身役、知更、遠使等。但吐蕃時期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緩慢，雖然繼續(xù)計口授田，但部落編制不利于組織生產(chǎn)。僧尼的大量增加，減少了勞動人口。地子稅和突稅的征收，使百姓的負擔大增。吐蕃統(tǒng)治者為了防止?jié)h族百姓的反抗，將民間鐵器全部收繳，嚴重影響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唐朝的貨幣被廢除，交易退回了以物易物。

吐蕃占領敦煌時期，也正處于吐蕃王朝的佛教前弘期，而敦煌又恰是當時的一個佛教中心，因此這里的佛教得到了保護。此外，不少不愿于吐蕃統(tǒng)治者合作的落蕃官員和世家大族中的人物，也投入空門尋求解脫。因此這時的沙州佛教空前繁榮，寺院從吐蕃統(tǒng)治前期的十三所增加到末期的十七所，僧尼從三百一十人增加到數(shù)千人，而當時的沙州總?cè)丝趦H三萬余人。在吐蕃統(tǒng)治者的扶持之下，寺院經(jīng)濟空前繁榮，敦煌的寺院和內(nèi)地一樣，有寺戶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轄，享有種種特權。吐蕃奴隸主還抬高僧侶的地位，甚至讓一些高僧直接參與政事。如悟真的師父洪辯，在吐蕃時代就是“知釋門都法律兼攝行教授”；張議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妙弁，常在吐蕃贊普左右參與政事，兼“臨壇供奉”。此時敦煌佛教界名僧倍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長安高僧曇曠，傳授禪宗的摩訶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悟真等都頗有影響。但在漢地禪宗向吐蕃本土傳播的過程中，與印度教派發(fā)生了矛盾，由于引發(fā)了一場印度僧人與漢地僧人的宗教大辯論。根據(jù)王錫所撰《頓悟大乘正理決》的記載，摩訶衍在吐蕃王庭的弟子包括贊普的皇后、幾位姨母、三十多位大臣的夫人和許多高僧，其弟子達五千多人。當印度僧人的漸門派與漢僧的頓門派產(chǎn)生矛盾時，印度僧人要求贊普誅殺漢僧，禁止布教，而漢僧摩訶衍則要求召開一次僧諍會。贊普采納了摩訶衍的要求，但卻特意將蓮華戒大師從印度請來，以加強印度僧人的力量。另外，在人數(shù)上，印度僧人是三十人，漢僧只有三人。此次辯論的結(jié)果也有許多說法，但有一點是明顯的，印度教派最終取得了在吐蕃本土的統(tǒng)治地位。吐蕃統(tǒng)治一直到唐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起義，與中原地區(qū)相比，敦煌躲過了唐朝的“會昌滅法”，使得敦煌佛教持續(xù)發(fā)展。歸義軍時期

大中二年，張議潮率眾起義，驅(qū)逐吐蕃，在敦煌建立了以漢人為主的政權。大中五年（851），唐王朝任命張議潮為歸義軍節(jié)度使，于敦煌置歸義軍政權。從此，直至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西夏滅歸義軍為止，除張承奉一度建立的西漢金山國和敦煌國之外，瓜、沙歸義軍政權在張、曹兩大世家的統(tǒng)治下，共歷一百八十余年。

張議潮，沙州人，其父張謙逸官至工部尚書。張議潮出生在吐蕃占領敦煌時期，他親身經(jīng)歷了吐蕃人的殘暴統(tǒng)治，因此在青年時代就憂國憂民。憲宗元和十年（815），17歲的張議潮抄下一首《無名歌》來表達對吐蕃統(tǒng)治的 不滿和對落蕃民眾的同情。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吐蕃贊普郎達磨遇刺身亡，吐蕃王庭發(fā)生內(nèi)亂，吐蕃本部的奴隸平民也發(fā)生起義。吐蕃原洛門川討擊使尚恐熱橫行河西，“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尚恐熱的暴行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極大憤慨，也使他的部下離心離德，加之吐蕃國內(nèi)正值災荒，河、隴各地吐蕃兵防空虛。此時的唐王朝也決心收復河湟，并不斷取得勝利。張議潮借此機會，“論兵講劍，蘊習武經(jīng)，得孫武、白起之精，見韜鈐之骨髓。??知吐蕃之運盡，誓心歸國，決心無疑”，終于舉起了義旗。

張議潮在沙州廣泛組織、團結(jié)各方面力量，其骨干主要來自敦煌的名門望族、釋門教首

及僧徒和豪杰義士三個方面；集眾“募兵”，發(fā)動起義。大中二年（848），經(jīng)過浴血奮戰(zhàn)，張議潮起義軍一舉收復了沙州。于是立即題箋修表，差押高進達等入長安奏報，唐宣宗聞訊，慨然贊嘆“關西出將，豈虛也哉”。其時，河西其他地區(qū)仍在蕃手，所以為了向唐王朝告捷，張議潮共派了十隊使者攜表奔赴長安，只有走東北道的一支使團在天德軍防御使李丕的幫助下于大中四年抵京。到大中五年，張議潮又收復了肅、甘、伊等州，并派其兄張議譚等29人奉十一州圖籍入長安告捷；至此，除涼州外，陷于蕃手近百年的河西故地重歸大唐。

大中五年十一月，唐王朝于沙州設歸義軍，統(tǒng)領瓜沙十一州，授張議潮歸義軍節(jié)度使，十一州觀察使。大中十二年八月，張議潮東征涼州，咸通二年，收復涼州。咸通四年，唐王朝復置涼州節(jié)度使，由張議潮兼領。從此，河西走廊又暢通無阻。

但此時唐王朝國力日衰，并不能對河西進行有效的管轄和經(jīng)營，河西又面臨吐蕃、回鶻等部的威脅，使得經(jīng)營河西的重任落在張議潮的肩上。

經(jīng)過長期的斗爭，至咸通七年（866）十月，河西地區(qū)終于西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余里，戶口百萬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歸。咸通八年，張議潮“束身歸闕”，留居京師，咸通十三年卒于長安。

張議潮入朝后，其侄張淮深執(zhí)掌河西歸義軍事務，但唐朝并不給淮深節(jié)度使旌節(jié)，此時西遷的回鶻侵擾甘、肅，甚至瓜州。乾符三年（876），西州回鶻攻占伊州。而張淮深屢次遣使唐朝，求授旌節(jié)均未能如愿。光啟二三年（887），張淮深遣三批使者入唐求授旌節(jié)，唐朝不予，引起了瓜沙內(nèi)部對張淮深的不滿。文德元年（888）十月，唐朝最終授張淮深歸義軍節(jié)度使旌節(jié)，但歸義軍內(nèi)部的矛盾已經(jīng)激化。大順元年（890），張淮深及夫人、六子同時被殺。張淮深的叔伯兄弟張淮鼎繼任節(jié)度使，但大順三年，淮鼎既卒，托孤子張承奉于索勛。索勛自立為歸義軍節(jié)度使，并得到唐朝的認可。乾寧元年（894），張議潮女即李明振妻張氏率諸子滅索勛，立侄張承奉為節(jié)度使，李氏三子分別任瓜、沙、甘三州刺史，執(zhí)掌歸義軍實權。到895年底，李氏家族勢力達到鼎盛，排擠張承奉而獨攬了歸義軍大權。李氏家族的行為引起了一些瓜沙大族的反對，于是沙州出現(xiàn)了一場倒李扶張的政變。乾寧三年，張承奉奪回歸義軍實權，任歸義軍節(jié)度副使，但此時由于歸義軍內(nèi)亂，歸義軍的轄境已縮至瓜、沙二州。光化三年（900）八月，唐朝授予張承奉歸義軍旌節(jié)，與于闐國的外交也獲得了成功。

天復七年（907），張承奉在得知唐朝滅亡后，自稱白衣帝，建立西漢金山國。“西”乃指其國所居之方位，它是以中國為坐標的；“漢”乃是言其國民族之屬性；“西漢”連用，意為西部漢人之國。“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即今甘、青、新三省交界處之阿爾金山。金山國雖銳意進取，想收復失地，但在戰(zhàn)爭中屢遭失敗。金山國建立的當年，回鶻多次對其進行打擊，企圖把金山國扼殺在搖籃里。有一次，敦煌東界的防線都被突破，回鶻軍長驅(qū)直入，直抵敦煌城東安營扎塞。金山國天子則親自披甲上陣，著名將領陰仁貴、宋中丞，張舍人等奮力應戰(zhàn)，才把入侵的回鶻趕回甘州。911年，回鶻大舉進攻金山國，金山國由于連年戰(zhàn)爭國力衰微，不得不與回鶻立城下之盟：回鶻可汗是父，金山國天子是子。從此，張承奉被迫取消“西漢金山國”國號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號，并在甘州回鶻的恩準下，屈尊降格而改建為諸侯郡國——敦煌國。張承奉對回鶻的臣服，使他喪失了在瓜沙地區(qū)的威望。

914年，曹議金（又名曹仁貴）取代張承奉，廢金山國，去王號仍稱歸義軍節(jié)度使。曹議金遣使甘州，娶回鶻可汗女為妻，又嫁女給甘州回鶻可汗，與其和親。貞明四年（918），遣使后梁，受到封贈。同光三年（925），乘甘州回鶻汗位交替之機，進行征討，使其屈服。新立的回鶻可汗娶曹議金之女，成為曹議金的子婿。由于曹議金對內(nèi)對外關系處理的得當，此時的歸義軍實力有所恢復。長興二年（931），曹議金號稱“令公”、“拓西大王”，歸義軍成為獨立王國。934年，曹議金女下嫁于闐王李圣天。

清泰二年（935），曹議金卒，其子曹元德繼位。沙州入朝中原的使臣在甘州被劫，歸義軍與甘州回鶻的關系破裂。天福四年（939），曹元德卒，弟曹元深繼位，曹議金妻、回鶻夫人掌握歸義軍實權，稱“**”。沙州使臣隨后晉冊封于闐王的使團入朝，并與甘州回鶻修好。

天福九年（944），曹元深卒，弟曹元忠即位。曹元忠是歸義軍節(jié)度使中統(tǒng)治時間最長的一位，也是文化比較昌盛的一個時期。曹元忠積極發(fā)展與周邊民族的關系，并與中原的后晉、后漢、后周和北宋保持聯(lián)系，使瓜州地區(qū)得以穩(wěn)定發(fā)展。開寶三年（970），于闐與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發(fā)生戰(zhàn)爭，于闐王曾寫信向歸義軍求援。開寶七年（974），曹元忠卒，侄曹延恭即位。九年（976），曹延恭卒，弟曹延祿即位。

曹元忠以后的歸義軍政權開始逐步衰落。東西方兩支回鶻勢力不斷侵擾敦煌，歸義軍轄內(nèi)也出現(xiàn)了矛盾。咸平五年（1002），瓜沙軍民不滿曹延祿的統(tǒng)治，圍攻軍府，曹延祿及弟延瑞自殺，族子曹宗壽即位。宋朝承認了曹宗壽，此時，歸義軍開始與遼朝通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曹宗壽卒，子曹賢順即位。1036年，西夏攻占沙州，歸義軍政權基本結(jié)束。

歸義軍政權時的內(nèi)政，主要是恢復或改變舊制。歸義軍政權建立后，即取消了吐蕃時期的部落、將制，恢復重建唐前期的州縣鄉(xiāng)里制。開始時恢復的是10個鄉(xiāng)，另外新出現(xiàn)一個赤心鄉(xiāng)，共11個鄉(xiāng)，即敦煌鄉(xiāng)、莫高鄉(xiāng)、神沙鄉(xiāng)、平康鄉(xiāng)、龍勒鄉(xiāng)、玉關鄉(xiāng)、洪池鄉(xiāng)、洪閏鄉(xiāng)、效谷鄉(xiāng)、赤心鄉(xiāng)、慈惠鄉(xiāng)。這只是歸義軍前期敦煌諸鄉(xiāng)的基本情況，實際上這一時期敦煌縣鄉(xiāng)的建置要更為復雜。此后，還出現(xiàn)了通頰鄉(xiāng)和退渾鄉(xiāng)。在土地制度方面，歸義軍政權建立之初，就開始調(diào)查人口、土地，分配無主荒地，盡可能地恢復唐制。唐中葉以后，土地私有制迅速發(fā)展。歸義軍時期的私有土地包括官僚地主占地、寺田和小自耕農(nóng)的民田。私有土地的發(fā)展主要是通過請射和買賣兩個途徑實現(xiàn)的。此外，這時的土地所有者之間可以任意對換土地。在賦稅制度方面，歸義軍政權在重新登記人口和調(diào)整土地的基礎上，還制定了新的賦稅制度，即據(jù)地出稅的制度，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項。這些對內(nèi)的統(tǒng)治政策既體現(xiàn)著當時唐宋時期的共同特征，也具有歸義軍政權的自身特點。7 西夏元明清時期 唐朝后期活動在今陜、甘、寧的黨項族，北宋初年在首領李繼遷的率領下，與宋王朝進行對抗。1002年，李繼遷攻下靈州，稱西平府，遷都于此。1004年，李繼遷卒，子德明即位，與宋議和，并把目標轉(zhuǎn)向河西走廊。1028年，滅甘州回鶻；1030年，瓜州王以千騎降。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西夏攻占敦煌，設瓜州西平監(jiān)軍司管轄此地。西夏的地方行政組織也分州（府、軍）、縣（城、堡）二級制，敦煌仍稱沙州。當時的西夏，主要是東向與宋、遼爭戰(zhàn)，無暇西顧。所以這時西夏對沙州的控制還很薄弱，沙州地方首領還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甚至于歸義軍的使臣仍向宋朝貢了七次，這說明在西夏統(tǒng)治沙州的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歸義軍仍有很大的勢力。

1038年，李元昊稱帝，建大夏國，史稱西夏。大概在1052年以后，西夏加強了對瓜沙二州的直接控制。1062年，西夏惠宗為了和北宋進行戰(zhàn)爭，西夏曾向東遷徙敦煌民眾，使敦煌受到很大的削弱。1109年，瓜、沙、肅三州發(fā)生饑荒，百姓流亡他鄉(xiāng)。此后，隨著海上交通的發(fā)展及陸上絲路的衰落，敦煌失去了絲路貿(mào)易中轉(zhuǎn)站的地位。

蒙古興起后，出征西夏。1205年，侵擾瓜沙地區(qū)。1224年，蒙古騎兵圍攻沙州半年。1227年3月，蒙古汗國占領敦煌，廢棄沙州建置，劃入八都大王的封地，即歸入成吉思汗長孫拔都的封地。同年6月，蒙古滅西夏。

1271年，元朝建立后不久，馬可波羅途經(jīng)沙州。1277年，元朝統(tǒng)一中國后，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實行行中書省制度。地方行政組織有省、路、府、州、縣各級，元朝重設沙州，隸肅州，歸元朝中央政府管轄，授當?shù)匕傩仗锓N、農(nóng)具。1280年，沙州升格為路，設總管府，統(tǒng)瓜沙二州，直接肅屬于甘肅行中書省。《元史·地理志》載：“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隸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復立州，十七處升為沙州路總管府，瓜州隸焉。”

其下注曰：“沙州去肅州千五百里，內(nèi)附貧民，欲乞糧沙州，必須白之肅州，然后給予，朝遷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為路。”元成宗時，為開發(fā)河西，曾在敦煌等地實行屯田，大德七年（1303），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為邊鎮(zhèn)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zhèn)險隘，立屯田以供軍實，為便。”敦煌成為元朝與西北藩王斗爭的重要基地。但元朝西向的交通要道已不再通過敦煌，敦煌在地理上失去了以往的優(yōu)勢。1291—1292年，元朝移瓜沙州居民入肅州，敦煌的地位日趨衰微。

1368年明朝建立。1372年，明將馮勝經(jīng)略河西，取得初步勝利，但敦煌仍在元朝殘部的控制之下。為了防止蒙古東進，馮勝在肅州西七十里處建嘉峪關，成為明朝西部邊關，敦煌被棄置關外。

1391年，明朝出兵哈密，沙州蒙古王子歸順明朝。1404年，明朝設沙州衛(wèi)，仍用蒙古后裔統(tǒng)轄。1446年，沙州內(nèi)亂，明將任禮率軍入沙州，把沙州衛(wèi)屬下二百余戶遷入關內(nèi)，沙州仍由蒙古后裔占據(jù)。以后吐魯番勢力強大，1515年攻沙州蒙古，1528年占領沙州。1524年，明朝關閉嘉峪關，1529年放棄哈密。敦煌在明朝初年就已成為牧區(qū)，至此更甚。

1644年明亡，清兵入關，定都北京。康熙時平定新疆。1723年，雍正帝在敦煌設沙州所，1725年升格為衛(wèi)，并遷2400余戶來此屯田。沙州舊城被水沖毀，此時在東面筑新城。乾隆二十年（1760），改沙州衛(wèi)為敦煌縣，隸安肅道。敦煌在清朝時通過移民、屯田、墾荒等措施略有恢復，但沒有太大起色。

§2 敦煌學

1敦煌學 是一門以地名學的學科。最早使用“敦煌學”這個名詞的是我國史學大師陳寅恪，1930年他在為陳垣《敦煌劫余錄》一書所寫的序中寫道：“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這一名稱從此沿用下來，成為約定俗成的專用名詞，為全世界所通用。敦煌學最初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藏經(jīng)洞新發(fā)現(xiàn)的文獻及相關問題上；隨著研究范圍的擴大，凡與藏經(jīng)洞文獻所涉及的問題以及敦煌石窟建筑、壁畫、雕塑以至敦煌的歷史文化等，都成為敦煌學的研究對象。敦煌學是一門包羅萬象的綜合性學問，也是范圍廣泛的“世界顯學”。敦煌學的價值意義

①敦煌學之可珍可貴，首先在于它所擁有的豐富的資料。敦煌出土的5萬卷紙本文獻，是漢民族文獻及古民族文獻的寶庫。其中敦煌出土的漢文文獻，多為我國傳世文獻所遺缺；敦煌出土的梵文佛經(jīng)，如今印度已不可得見；敦煌出土的漢文、敘利亞文景教經(jīng)籍，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也已失傳。敦煌一帶發(fā)現(xiàn)的兩萬多支漢晉竹木簡牘，內(nèi)容豐富，價值巨大，而且今后還會陸續(xù)有新的發(fā)現(xiàn)。敦煌莫高窟則是我國偉大的古代美術陳列館，也是舉世公認的世界古代藝術寶庫。敦煌古郡境內(nèi)(包括敦煌、安西、肅北、阿克塞4縣市)保存有且經(jīng)認定的40多處古代文化遺址，還有數(shù)不清的古代遺址、遺物，有的初露崢嶸，而多數(shù)蓄勢待發(fā)。其中，埋藏在地下的累千上萬座古代墓葬，更是一部生動豐富、與活人世界互為映襯的地下世界的延綿歷史。總而言之，敦煌保存的資料，既有文字的，又有圖像的，既有可以觀覽觸摸的客體實物，也有可以心領意會的精神意象。敦煌學就是在上述豐富遺存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學問。通過它，人們可以具體地窺探一個邊遠地區(qū)的歷史、社會、民族、宗教、民風、民俗、文化、治亂，大到宏觀世界，小到細微末節(jié)，提供了許多缺如的知識和有益的啟迪。在史學、文學、美術、佛教、社會、民俗、水利、生態(tài)變遷等方面，敦煌資料都曾為之填補不少空白，還有許多學科部門，例如法制史，會計史，石油史，計量史，貨幣史乃至商業(yè)廣告史等等，敦煌資料也可以為之提供意想不到的幫助。筆者曾將敦煌學比喻為保存我國中古文明孑遺品匯的“挪亞方舟”，那里儲存著不少已被時光洪濤淹滅的物種。敦煌資料的價值意義，是無與倫比的。②敦煌學的成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立體展現(xiàn)的、延綿悠久而又已經(jīng)消失了的社會、歷史、文化典型。這樣的典型，對研究我國古代社會具有難得的切片意義。我國及世界各國歷史上的轟轟烈烈、波瀾壯闊，只留下了簡略、模糊的輪廓，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費盡周折也僅能略窺歷史的背影，粗知其大概，難得觸摸到歷史脈搏跳動的強弱疾緩，無從感知其呼吸聲謦之粗細勻喘，無法窺見其盛衰變化的細枝末節(jié)。而敦煌學恰恰為我們打開了這樣一面極為難得的窗口與通道，讓人們可以走進歷史的敦煌，觸摸歷史的敦煌，立體地感知歷史的敦煌，進一步利用敦煌的感知，去感悟、忖度歷史的中國、歷史的世界。它的光譜系數(shù)，具有特殊的認識價值、參考價值、科學價值。當今能夠像敦煌這樣從古到今、立體地展示某一特定地區(qū)的社會風貌、文化圖景及文明程度者，中國唯此，世界唯此而已。這不僅是敦煌的榮耀，也是我國的榮耀，也是敦煌學之所以成為當今顯學的基本緣由之一。③敦煌在漢代以前有諸多少數(shù)民族生息、活動、消長、更替，漢武帝以來，漢族成為主體民族，同時也雜居著多種少數(shù)民族居民，不同的古代民族居民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跡和業(yè)績。敦煌周邊又散布著匈奴、車師、羌人、突厥、鐵勒、樓蘭、回鶻、于闐、且末(璨毗)、吐蕃、吐谷渾等民族邦國，敦煌同周邊諸民族邦國一直互有交往、滲透、爭斗、磨合。加上敦煌地處西域三道交匯樞紐，東連中原，西通波斯、羅馬，南達印度、南洋，北接匈奴，中外使節(jié)、商隊、僧侶、學者絡繹往來，也都留下不少印記，敦煌發(fā)現(xiàn)十多種古民族文字文獻，以及佛教、摩尼教、襖教、景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傳播，便是敦煌同諸民族及西域諸國間文明交流的見證和成果。民族及邦國間的文明交流，造就了敦煌文明的開放性、包容性，而敦煌文明又在兼收并蓄、消化吸收中豐富了自己，更加壯大了自身。可以說，敦煌文明是漢文明、西北民族文明及西方文明間東通西達南連北接的十字路口和橋梁，含蘊并體現(xiàn)出漢文明、多民族文明及西方文明的多重成分、多重價值、多重意義。敦煌文明作為古代多民族及多國文明交流互補的成果與典型，同樣是十分珍稀而難能可貴的。如今，中外敦煌學者又以共同領域的研究為紐帶，沖破意識形態(tài)所造成的隔閡，向心聚集，切磋研討，交換資料，互通有無，為敦煌學的發(fā)展壯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外敦煌學家的攜手打造下，敦煌學又成為當今時代國際友好交往、消除隔閡、化解歧視、增進友誼的新通道。這又是敦煌學難能可貴的國際意義和時代意義。

§3 敦煌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及文獻的流散 1 敦煌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

敦煌藏經(jīng)洞是莫高窟第17窟的俗稱。該窟曾因發(fā)現(xiàn)數(shù)以萬計的古代佛經(jīng)、文書和美術品等文物而名。藏經(jīng)洞出土文物與殷墟甲骨文、漢簡、明清檔案，被譽為近代古文獻的四大發(fā)現(xiàn)。其學術價值于此可見。藏經(jīng)洞出土文物已成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藏經(jīng)洞是附屬于敦煌第16窟的小窟，位于16窟中道北側(cè)壁內(nèi)。此窟開鑿于晚唐時期，窟主是當時河西都僧統(tǒng)的洪辯。洪辯（biàn字，上巧下言，同“辯”。北魏新造字，以巧言為辯）去世后，其弟子在該窟內(nèi)安置洪辯真容像，而成為紀念洪辯和尚的影窟。

公元11世紀初，由于某種原因，洪辯影窟被封閉變成了藏經(jīng)洞，因未發(fā)現(xiàn)可信的文字記載，它的封閉時間和原因，就成為一樁歷史公案。人們憑借各種旁證，提出多種假說，試圖解開藏經(jīng)洞封閉之謎。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迄今仍無定論。

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元1900年6月22日），居住在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圓箓在清理今編號第16窟甬道積沙時，于無意間偶然發(fā)現(xiàn)了藏經(jīng)洞（即今編號第17窟），從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紀的佛教經(jīng)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紙畫、法器等文物五萬余件。這一震驚世界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代歷史、地理、宗教、經(jīng)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等提供了數(shù)量巨大，內(nèi)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

按：敦煌文獻的內(nèi)容，涉及到天文、歷法、醫(yī)藥（醫(yī)經(jīng)、醫(yī)論、脈學、診

斷、藥學、針灸、方劑、民間驗方、婦科、兒科、傷科、方劑、養(yǎng)生以及祝由

醫(yī)方等）、歷史、地理、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宗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苯教等）、社會、民俗、民族、哲學、邏輯、經(jīng)學、諸子、文學、曲藝、戲劇、音韻、語言、文字、音樂、舞蹈、繪畫、書法（毛筆書法、硬筆書法兼而有之）、翻譯、王朝律令、地方法規(guī)、均田文書、爭訟、婚姻、結(jié)契、農(nóng)業(yè)、水利、畜牧、獸醫(yī)、印刷、裝幀、商業(yè)、貨幣、會計、旅游、紡織、冶鑄、建筑、石油、檔案、交通、通訊、占卜、相術、榜示、轉(zhuǎn)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圍之廣，幾乎無所不包。尤其難得的是有大量失傳的古佚文書，大大豐富了我國文獻寶庫；其書寫文字，除漢文之外，又有粟特（中亞古代民族）文、突厥文、梵文、于闐文、龜茲—焉耆文、吐蕃（藏）文、回鶻（維吾爾）文、希伯來文（其它洞窟中還出土有西夏文、蒙古文）等，多是久已失傳的民族古文字；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刻本印刷書籍、繪品。價值之大，無與倫比，被學術界譽為“古代學術的海洋”，因而，與商周甲骨文，戰(zhàn)國、秦、漢、魏、晉簡牘及明清滿文舊檔，并列為我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四大發(fā)現(xiàn)。敦煌遺書的流散

王圓箓，湖北麻城人。家貧，為衣食計，逃生四方，清光緒年間，入肅州巡防營為兵勇。奉道教，離軍后受成為道土，道號法真。后流寓莫高窟，居住在下寺，供奉香火，布道募化。藏經(jīng)洞文物發(fā)現(xiàn)后，王圓箓道士并沒有認識到這批文物的珍貴價值，而將它作為巴結(jié)交以官吏的贈物禮品，此為藏經(jīng)洞文物流出之始。光緒二十年（公元1904年）三月甘肅布政司命敦煌縣令汪宗翰就

地“檢點經(jīng)卷畫像”再次封存，并責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許外流。

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敗無能，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藏經(jīng)洞文物發(fā)現(xiàn)不久，英、法、日、俄等國探險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藏經(jīng)洞文物，致使藏經(jīng)洞文物慘遭劫掠，絕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世界各地的眾多公私收藏機構(gòu)，僅有少部分保存國內(nèi)，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因此而慨嘆：“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最早劫掠藏經(jīng)洞文物的是英國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維也納、萊比錫等大學學習，后游學牛津人學和倫敦大學。1887年至英屬印度，在英國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進行三次中亞探險。第一次中亞探險（1900―1901年）主要發(fā)掘和田地區(qū)和尼雅的古代遺址。第二次探險（1906―1908年）除重訪和田和尼雅遺址外，還發(fā)掘古樓蘭遺址，并深入河西走廊，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長城沿線掘得大量漢簡，又走訪莫高窟，拍攝石窟壁畫，在其漢文翻譯蔣孝宛的幫助下，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廉價騙購藏經(jīng)洞出土敦煌寫本二十四箱，絹畫和絲織品等五箱，其旅行記《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中，有敦煌騙寶經(jīng)過的詳細記錄。第三次探險（1913―1915年）時，重訪莫高窟，又從王道士手中獲得570余件敦煌寫本。斯坦因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敦煌等地出土文物和文獻，總數(shù)約二萬余件，主要入藏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以及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在新德里的印度國立博物館）。

繼斯坦因后塵接踵而來的是法國人伯希和。伯希和早年在法國政治科學院、東方語言學院等處學習，后往越南河內(nèi)，學習并供職于印度支那考古學調(diào)查會，即法國遠東學院，曾多次到中國，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漢學家。1904年回法國，任法國中亞探險隊隊長。于1908年來到敦煌莫高窟，對全部洞窟進行編號，并抄錄題記、拍攝大量石窟壁畫照片。因伯希和能操漢語，并熟悉中國古典文獻，在取得王道士的同意后，將藏經(jīng)洞中遺物全部翻閱一遍，重點在于選取佛教大藏經(jīng)未收的文獻、帶有題記的文獻和非漢語文獻，廉價騙購大量的藏經(jīng)洞文獻中的精品和斯坦因所遺的絹畫、絲織品等。這些收集品總數(shù)約一萬余件，寫本部分入藏法國國立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絹畫、絲織物等入藏吉美博物館。

1909年秋，伯希和攜帶部分敦煌寫本精品，經(jīng)南京、天津至北京，出示給在京的中國學者羅振玉、蔣斧、王仁俊、董康等人觀看。中國學者參觀后，“驚喜欲狂，如在夢寐”，并得知敦煌藏經(jīng)洞尚有部分劫余，便以清學部的名義致電陜甘總督封存藏經(jīng)洞內(nèi)劫余古物，嚴禁外運。宣統(tǒng)二年（1910年）清學部咨甘肅藩司，將洞中殘卷悉數(shù)運京，但在起運前王道士又轉(zhuǎn)移藏匿了許多文書。在運京途中被各地宮吏竊取，遺失無數(shù)。進京后又遭官員何震彝、李盛鋒等人藏掖、偷盜，將經(jīng)卷中精好者悉數(shù)竊取，而將余卷一折為二，以充其數(shù)，當移交京師圖書館時共為18箱，后經(jīng)整理編號計有8697號。

日本人大谷光瑞，生于京都，是日本佛教凈士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明如上人）的長子。早年在學習院學習。1900年赴歐洲考察各國宗教，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中亞考察收獲的刺激，于1902年8月率隨行赴西域，調(diào)查佛教遺跡。1903年繼位為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號鏡如上人。1911―1912年派遣桔瑞超、吉川小一郎去敦煌，他們在莫高窟滯留近八周，對敦煌石窟進行了大量的攝影和調(diào)查，在莫高窟第428窟和第444窟刻劃署名，并從王道士手中購得藏匿的敦煌文獻四百余件。現(xiàn)部分入藏日本龍谷大學和大谷大學等處。

俄國人奧登堡率俄國東突厥斯坦考察隊于1914年考察敦煌等地。在敦煌期間，考察隊繪制了443個洞窟的圖紙，拍攝了二千多張照片，詳細測繪了莫高窟的平、立面圖，以及洞窟油畫速寫和彩色臨摹畫，又從敦煌居民手中收購了三百余件敦煌文獻，并發(fā)掘了部分窟中的堆積物，獲得大量寫本、壁畫殘片、絹畫、麻布畫、紙畫以及絲織品等，寫本部分入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美術品和資料等入藏圣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姍姍來遲的美國哈佛大學考古調(diào)查團，由華爾納率領，于1924年初首次來到敦煌。此時，藏經(jīng)洞已是空無一物，華爾納不甘心空手而歸，便把劫掠的目標轉(zhuǎn)向石窟，他用涂有粘著劑的膠布片敷于石窟壁畫表層，剝離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唐代壁畫精品十余幅，并連同第328窟正壁龕內(nèi)左側(cè)的一尊唐代供養(yǎng)菩薩塑像，掠至美國，入藏福格藝術博物館（今轉(zhuǎn)藏賽

克勒博物館）。由于技術上的失敗，華爾納的作法實是對敦煌壁畫的人為破壞，使完整的畫面支離破碎，而且?guī)Щ氐臍埰钟羞z失。1925年，華爾納又組織考察隊來到敦煌，因當?shù)孛癖姷姆磳凸俑淖柚梗朐俅未笈鷦內(nèi)《鼗捅诋嫷年幹\沒有得逞。

§4 敦煌文獻的目錄 1《敦煌劫余錄》

2《敦煌石室經(jīng)卷中未入藏經(jīng)論著述目錄》 3《敦煌石室寫經(jīng)詳目》及《續(xù)編》 4《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5《斯坦因劫經(jīng)錄》

6《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寫卷目錄》 7《敦煌漢文寫本目錄》 8《伯希和劫經(jīng)錄》

9《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錄》 10《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

11《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 12《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13《敦煌遺書最新目錄》 14《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 15 《敦煌古籍敘錄》 附錄

①敦煌學論著目錄：

（1）《敦煌學論著目錄》（1909-1983），劉進寶編，1985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2）《中國敦煌吐魯番學著述資料目錄索引》（1909-1984），盧善煥、師勤編，1985年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出版。

（3）《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899-1984），鄺士元編，1987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收錄論文著作6084條。

（4）《吐魯番敦煌出土漢文文書研究文獻目錄》，日本東洋文庫唐代史（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編，1990年3月東洋文庫印行，收錄截止于1989年的關于吐魯番和部分敦煌出土漢文文獻研究的中、日論著，中文657項、日文1224項。

（5）《敦煌研究論著目錄》（1908-1997），鄭阿財、朱鳳玉主編，收集1908-1997年間海峽兩岸及東亞地區(qū)學者的敦煌學成果，旁及海外漢學家研究成果，共收專著、論文約12000條。2000年4月臺北漢學研究中心出版。

②敦煌文獻的匯編整理與刊行（1）《敦煌寶藏》

（2）《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

（3）《英藏敦煌文獻》（佛經(jīng)以外部分）（4）《敦煌大藏經(jīng)》

（5）《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6）《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7）《敦煌社會經(jīng)濟文獻真跡釋錄》（8）《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9）《敦煌古醫(yī)籍考釋》（10）《瀛涯敦煌韻輯》（11）《敦煌古籍敘錄新編》（12）《敦煌變文集》

（13）《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14）《王梵志詩校注》（15）《敦煌歌辭總編》

（16）《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

（17）《國立圖書館所藏藏文文書選刊》（18）《敦煌石室寫經(jīng)題記與敦煌雜錄》（19）《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20）《敦煌莫高窟供養(yǎng)人題記》（21）《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

§5 敦煌俗文學作品的內(nèi)容和價值

敦煌藏經(jīng)洞保存的文學作品有2類：

一、傳世文人詩的抄本。如《文選》、李白、白居易等的詩賦，這些屬于文人士大夫的正統(tǒng)文學作品；

二、俗文學作品。種類繁多，有講經(jīng)文、變文、緣起故事、詞文、話本、俗賦、曲子詞、通俗詩等。真正意義的敦煌文學應該指的是敦煌保存的俗文學作品。講經(jīng)文 佛教徒用大眾化方式宣講佛經(jīng)的話本。講經(jīng)文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唱經(jīng)﹐即在開講的時候﹐先把要講的經(jīng)文唱出來﹔二是講經(jīng)﹐把唱出來的經(jīng)文加以解釋﹔三是唱詞﹐把解釋的要旨用歌贊重述演唱一次。講經(jīng)文進一步演化成為脫離佛經(jīng)僅用說唱來講唱佛教故事的變文﹐稍后又出現(xiàn)純粹講中國歷史故事的變文。變文由有說有唱發(fā)展到有說無唱﹐爾后逐步為小說話本所代替。參閱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敦煌變文研究》。

[講經(jīng)文?現(xiàn)存數(shù)量頗多，主要有《佛說阿彌陀經(jīng)講經(jīng)文》、《妙法蓮華經(jīng)講經(jīng)文》、《維摩詰經(jīng)講經(jīng)文》、《父母恩重經(jīng)講經(jīng)文》等等。顧名思義，講經(jīng)文是用來講解經(jīng)義的，所以文中每引一段經(jīng)文而后講解一段，講解時有說有唱。佛經(jīng)中的內(nèi)容，本來有許多是具有文學價值的，特別是富有奇幻強烈的想象，而講經(jīng)人為了吸引聽眾，又盡量發(fā)揮其想象力，穿插豐富瑰麗的描摹和生動形象的譬喻。形式上，在講說時大量采用賦體的形式來鋪陳描寫，在詠唱時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詩體，使講經(jīng)活動更富有藝術魅力，而為當時人所喜聞樂見。如《維摩詰經(jīng)講經(jīng)文》講說經(jīng)文中諸天帝釋、天龍鬼神等等來類毗耶城菴羅園聽佛說法，云：

于是四天大梵，思法會而散下云頭；六欲諸天，相菴園而趨瞻圣主。各將待從天女天男，盡擁嬪妃，逶迤搖拽（曳），別天宮而云中苑（宛）轉(zhuǎn)，離上界而霧里盤旋。頂戴珠珍，身嚴玉佩。執(zhí)金幢者分分（紛紛）云墜，擎寶節(jié)者苒苒煙籠。希樂器于青霄，散祥花于碧落，皆呈法曲，盡捧名衣。??八部龍神，望金仙而啟首；龍王龍獸，赫示威光；龍子龍孫，騰身自在。跳躑踴躍，廣現(xiàn)神通。不施念怒之容，盡發(fā)慈悲之愿。更有三頭八臂，五眼六通，掣霜劍而夜目藏光，掛金甲而朝霞斂耀。呼吸毒氣，鼓擊狂風。得海底之沙飛，使天邊之霧卷。擲昆侖上（山）于背上，納滄海水于腹中。眼敘走電之光，只（口）寫血河之色。總來聽法，皆愿結(jié)緣。??

這長段的鋪設，想象瑰奇，辭藻華美，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引自章培恒《中國文學史》）變文 變文是民間曲藝“轉(zhuǎn)變”所用的底本。對“變”字的解釋，歷來有多種不同的見解和推測，或認為是梵文citra（圖畫）的音譯，或認為是“變更”、“神通變化”等義，或認為是佛教語“因緣變”（因果變換）的簡稱，迄無定論。現(xiàn)存變文的內(nèi)容主要是三類：一是演唱佛經(jīng)故事的，二是演唱歷史故事的，三是演唱民間傳說的。后二者往往相互滲透，即歷史故事多帶有傳說色彩，民間傳說常牽扯歷史人物。另外有一種比較特別，數(shù)量也少，是演唱當時重大事件的。（引自章培恒《中國文學史》）因緣 這是佛門弟子、善男信女和釋迦牟尼度化眾生的故事。與本生故事的區(qū)別是：本生只講釋迦牟尼生

前故事；而因緣則講佛門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詞文 就是故事詩，一韻到底，由一個人演唱。內(nèi)容主要取材于史傳故事、民間傳說，并吸收了民間歌謠的養(yǎng)分，而沒有發(fā)現(xiàn)與佛教有關的內(nèi)容。《季布罵陣詞文》是詞文的代表。亦題作《捉季布傳文》，通篇為一韻到底的七言詩，長達三百二十韻，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我國至唐代為止最長的一首敘事詩。這篇詞文述季布在戰(zhàn)陣之上痛罵漢王，后漢王滅楚后懸重賞捉拿他，他歷盡艱險，終于依靠自己的機智逃過厄運，還被封為喬州太守。全詩故事曲折，鋪敘細致周密，并且不帶絲毫神怪色彩，是敦煌說唱文學中藝術性較強的作品。話本 是唐代民間“說話”藝人講說故事的底本。其特點是以散文敘述為主，間有少數(shù)詩詞，并多以歷史故事為題材。其中如《廬山遠公話》、《葉凈能詩》、《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民的理想和愿望。這類話本小說為研究唐代傳奇小說的發(fā)展和宋元話本小說的淵源，提供了新的資料和探索途徑。俗賦 《韓朋賦》的本事原見于晉干寶《搜神記》，敘述韓朋、貞夫夫婦在宋王迫害下堅貞不屈，雙雙殉情而死，化為連理樹、鴛鴦，并殺宋王報仇的故事。賦中對他們夫妻感情之雖死不泯作了比原作更多的富于幻想的描寫。此賦文字古樸，又多用古韻，研究者或認為是隋以前流傳下來的。《燕子賦》是一則動物寓言，寫黃雀強占燕子之巢，燕子向鳥王鳳凰控訴，鳳凰遂拘來黃雀杖責囚禁。此賦上承六朝偽托宋玉的《諷賦》、曹植的《鷂雀賦》等雜賦，以鳥類擬人為俳諧寓言。賦中對黃雀的欺軟怕硬和油嘴滑舌有生動的描寫。曲子詞 唐五代民間歌詞 8 通俗詩 王梵志詩 可以參考：

劉進寶《敦煌學述論》或者《敦煌學通論》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伏俊璉《敦煌賦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伏俊璉《敦煌文學文獻叢稿》，中華書局，2004年8月北京第1版

第九講 西文工具書概述

§1 工具書評介書刊 §2 書目 §3 索引 §4 百科全書 §5 傳記資料 §6 地理資料 §7 年鑒、手冊

§8 機構(gòu)名錄（附會歷）§9 語文詞典 §10 統(tǒng)計資料 §11 政府出版物

§12 數(shù)據(jù)庫與聲像資料

第十講 文獻知識的實踐—論文的撰寫

§1 研究課題的選擇與寫作計劃的制定 1-1 課題類型

開創(chuàng)性研究（探索性研究）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 發(fā)展性研究（延展性的）研究已經(jīng)研究過的 1-2 課題選擇的原則與方法

①課題選擇的原則----客觀上有意義的；主觀上有見解的

研究課題選擇的原則很多，但最基本的是以下幾條：

⑴科學性原則

所謂科學性原則，就是指選題必須有事實根據(jù)或理論根據(jù)，必須符合科學原理和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而且課題研究要有科學價值。課題研究的科學價值是指：①在某個領域中的新發(fā)現(xiàn)、新創(chuàng)造；②空白的填補(新課題的確立與研究，會對某些領域某些短缺和空白給以補充)；③錯誤的糾正(新課題的確立和研究，會糾正某個領域某些不正確的觀點)；④前說的補充(新課題的確立與研究，會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發(fā)展，使前人的研究更趨豐富完善)；⑤有助于研究者養(yǎng)成良好的科學研究的意識、習慣、態(tài)度、規(guī)范及思維方式。遵循科學性原則來選題，可以保證課題研究的方向正確無誤。因此，不選從根本上違反科學原理的課題，如永恒能源、永動機等課題，也不選純屬荒誕迷信的課題。⑵興趣性原則

所謂興趣性原則，就是指選題要根據(jù)個人興趣來確定。興趣，是人們力求認識某種事物和從事某項活動的意識傾向，是課題研究能否獲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某個人對所選課題感到有興趣，就會覺得課題研究完全是一種自我需要，是自己的課題，在行動上會主動多加思考，課題研究的責任性和主動性會油然而生，研究的內(nèi)驅(qū)力和成功的渴望也會隨之增加。反之，如對課題不感興趣，淡然處之，就不會對課題研究傾注自己全部心血，課題也就

不易獲得成功。古今中外，這方面事例不勝枚舉。英國著名動物學家古多爾，從孩提時代起就對動物產(chǎn)生濃厚興趣，小時候鉆進雞窩一呆就是幾個小時，為的是要看母雞究竟如何下蛋。她剛滿8歲，就打定主意長大要去非洲與野生動物為伍。當她18歲中學畢業(yè)時，毅然動身去非洲考察黑猩猩，終于在動物研究史上第一個初步揭開野生黑猩猩的行為奧秘，登上動物行為研究課題的最高峰。所以，在選擇課題時，有必要考慮自己的興趣。但是僅僅把興趣作為選題的惟一依據(jù)也是不行的。興趣畢竟只是一種熱情，不太穩(wěn)定，變化也比較快，應該在考慮興趣的同時，根據(jù)自己的才能、特長和社會需要，全面權衡后作出選擇。

⑶需要性原則

所謂需要性原則，就是指選題必須滿足社會發(fā)展需要和科技自身發(fā)展趨勢的需要。為消滅鼠疫做出了杰出貢獻的我國著名蚤類學家李貴珍在大學里學的是生物．之所以會從成千上萬種生物中選擇跳蚤作為自己終生研究的方向和課題，是大學畢業(yè)后，看到貴州鼠疫流行，大量病人死于鼠疫而做出的選擇。瑞士大數(shù)學家、力學家歐拉選擇研究課題時，十分注意社會需要。為了促進航海事業(yè)的發(fā)展，他就選擇研究潮汐理論和船舶的航行與設計，寫出了

《航海科學》和《船舶制造和結(jié)構(gòu)全論》等專著；為了用天文方法決定船只在海上位置，他就選擇月球運動作為研究課題，寫出了《月球運動》專題研究論文。

選題不僅要滿足社會發(fā)展的當前需要，還要注意有遠見，要選擇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長遠需要的課題以及未來發(fā)展的新興學科的有關課題。因此，不但要掌握當前社會發(fā)展的潮流，還要了解未來科技發(fā)展的趨勢，看清學科發(fā)展的方向。尤其要注意的是邊緣學科、交叉技術等領域，那更是一片待開墾的荒地，是課題研究的用武之地。

⑷創(chuàng)造性原則

所謂創(chuàng)造性原則，就是指選擇確實是其他人沒有提出過的，或者是別人沒有解決以及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要能體現(xiàn)出先進性和新穎性。創(chuàng)造性是課題研究的生命，也是課題選擇的一條根本原則。它體現(xiàn)了課題研究的價值所在，它能確保預期的課題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創(chuàng)造性的課題研究成果應當是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創(chuàng)新，有所發(fā)明，對所研究的某個領域有新的貢獻。根據(jù)這條原則，在課題研究的選題時應該盡量考慮其是否具有新發(fā)現(xiàn)以及能否對實際有新指導作用或產(chǎn)生新工藝、新技術的可能性。⑸可行性原則

所謂可行性原則，就是指選題必須在實際具備的，或通過努力可以獲得的主、客觀條件下進行。選題固然要考慮價值，但價值要有必備的主、客觀的研究條件去保證。正如偉大導師恩格斯所教導的那樣：“我們只能在我們的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見，研究課題的選擇，只能建立在主、客觀研究條件具備的基礎上，否則將一事無成。因此，選題需充分注意到可能性的問題，要對主、客觀研究條件作充分的估計分析。

主觀研究條件，主要指研究人員相對所要研究課題的自身科研能力、知識基礎、學術水平、專業(yè)特長等方面的具備狀況。它反映了研究人員對所選擇的研究課題的掌握、駕馭程度。

客觀研究條件，主要指課題研究活動所必須具備的設備儀器等物質(zhì)條件以及必要的研究經(jīng)費、指導力量和協(xié)作力量的配置和圖書情報、音像資料等諸方面。課題研究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質(zhì)條件，首先必須得到保證。否則，課題研究就無法進行。

(6)效益性原則

所謂效益性原則，就是指選題必須考慮投人與產(chǎn)出。要求投入少，見效快，產(chǎn)出大。在當前我國國力有限，而又迫切需要發(fā)展科技的情況下，效益性原則是選題時應該引起重視的一條原則。②課題選擇的方法---做好調(diào)查研究和限定工作

如何根據(jù)課題選擇的原則來具體選擇研究題目呢?課題選擇并沒有統(tǒng)一的方法，但可以從以下介紹的幾個方法中，結(jié)合自己的具體情況來加以選擇。

⑴從實際生活中選題

社會實際生活為課題研究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舞臺，也是研究課題選擇的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永恒源泉。課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講，主要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

⑵從資料提供的參考題中選題

研究課題來自生活實際，并不等于所有研究課題的選擇都必須到生活實際中去尋找。大家可以借助于前輩的研究，從他們在各種書本等有關資料中所提出的一些參考選題，甚至“難題”中獲得課題研究的有關選題信息。這樣可以少走彎路，直接了解有關學科當前迫切需解決，或至今還未解決的研究題目，使研究課題更具有針對性和前沿性。

我國著明學者侯振鋌就是從一本《排隊論》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研究課題的，從而在系統(tǒng)工程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偉大導師馬克思也是針對當年經(jīng)濟學家李嘉圖在有關書刊中所提出他無力解決“將勞動價值論與平均利潤率存在這一事實協(xié)調(diào)起來”的問題，作為自己研究課題，最終提出“生產(chǎn)價格學說”理論，對李嘉圖提出的難題作了圓滿的解答。

國際上得“菲爾獎”的20多位數(shù)學家中，不少也是由于解決了“希爾伯特問題”中的某個問題或歷史遺留下來的其他難題而獲獎的。我國著名數(shù)學家陳景潤同樣也是由于解決了“歌德巴赫猜想”中的某些難題，而摘取了數(shù)學皇冠上的明珠。因而，從書本等有關資料提供的參考題中選題也不失是一個好方法。當然書本等資料所提供的參考題，尤其是“難題”，往往難度較大，不容易攻克。

⑶從對已有的觀點和結(jié)論的懷疑中選題

從發(fā)展的觀點來看，存在的東西雖然有其合理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變換，不一定都是最佳的。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某些已有的觀點和結(jié)論，尋找它的缺陷、矛盾，尤其是不適應之處，也會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愛因斯坦當年就力排眾議，用批判的觀點，對牛頓的時間和空間的公式進行懷疑，他重新考慮全部問題，尤其在高速情況下，發(fā)現(xiàn)了牛頓時空觀有很多不適應之處值得加以修正，于是提出自己的狹義相對論思想，萌生了愛因斯坦的時空觀。縱觀中外科學史，許多學者從已有的觀點和結(jié)論的不完備和不適應處著眼，以此作為自己研究的課題開展深人研究，終于取得了一個個輝煌的成果。亞里斯多德的結(jié)論之被駁倒，燃素說之被推翻，心理學氣質(zhì)的體液說之被否定??都是有力的例證。

⑷從學術爭論所提出的問題中選題

在科學發(fā)展過程中，學術界對同一對象、同一現(xiàn)象、同一過程，往往存在著不同看法、不同觀點乃至不同學派之間的爭論，這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情。這種學術爭論是一種正常現(xiàn)象，是學術繁榮的表現(xiàn)。這種認知不統(tǒng)一、不平衡，本身就是推動學術深化發(fā)展的一種原動力。

各種不問觀點、看法和爭論碰撞，往往會產(chǎn)生新的智慧火花，會推動學術向縱深發(fā)展。著名文學家肖伯納講過，你有一只蘋果，我有一只蘋果，交換一下每人還是一只蘋果。但你有一種思想，我有一種思想，交換一下就是兩種思想。其實，此話也不全對，從某種意義上講，交換一下可能不止兩種思想，各種思想的撞擊有時會產(chǎn)生3種、4種不同思想。科學史表明，許多杰出的科學家往往都是把自己研究課題的選擇放在學術爭論的問題上，這樣就使自己的課題研究建筑在一個比較高的起點上，而且研究課題的學術性和價值性也必然會得到保證。縱觀歷史，光的微粒說與波動說之爭，熱的本質(zhì)之爭，燃素說與氧化說之爭，物種不變論與進化論之爭??都曾是歷史上有名的學術之爭。了解爭論的歷史、現(xiàn)狀及爭論的焦點，乃是發(fā)現(xiàn)問題的重要途徑。在19世紀90年代，生物學有關支配胚胎細胞變異的因素有兩大派不同觀點的爭論，一派主張是內(nèi)在的遺傳因素，另一派則認為是外在的環(huán)境因素。摩根就從這爭論中著眼，選擇了關于胚胎細胞變異因素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為生物學發(fā)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教育學領域，有關課程建設的依據(jù)，在學術上一直爭論不休，主要有三大派觀點，即社會本位學派、學生本位學派以及知識本位學派。⑸從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反常”現(xiàn)象中選題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時也會產(chǎn)生出一些“反常”現(xiàn)象。這些所謂“反常”現(xiàn)象無非是與正常情況出現(xiàn)時情況不同。任何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必有其根源和成因。人們往往對一些偶然出現(xiàn)的“反常現(xiàn)象”不屑一顧，或者沒加以足夠的關注。但如能為人所不為，注意別人不注意之處，深人解剖、研究，往往也能出奇制勝，取得意想不到的收獲。世界上根據(jù)工作和生活中的“反常”現(xiàn)象選擇研究課題而取得成功的事例也不少。當年馮·卡門在老師指導下進行流體力學實驗，研究“流動分離”課題。馮·卡門在從事這個課題時，觀察圓柱后面水的流動分離。但他在實驗中卻發(fā)現(xiàn)一個“反常”現(xiàn)象，即圓柱后面的水始終不穩(wěn)定。這個現(xiàn)象雖與老師指導的“流動分離”課題無關，但卡門認為產(chǎn)生這個“反常”現(xiàn)象一定有自然規(guī)律在起作用。于是，他就把這個工作中遇到的“反常”現(xiàn)象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經(jīng)過認真觀察、探索、研究，終于發(fā)現(xiàn)了“卡門渦流”這一規(guī)律。

還有一些研究地震的工作者，將地震前一些動物的“反常”行為作為研究課題，終于得出動物某些“反常”行為與地震爆發(fā)的關系，為人類提供地震發(fā)生的預兆，為避免和減少地震帶來的災害，加強地震前的預報做出了貢獻。因此，平時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意外現(xiàn)象，即“反常”現(xiàn)象，不要輕易放過，抓住它并加以研究，可能會產(chǎn)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從“反常”現(xiàn)象中提出問題，其實質(zhì)也是要通過偶然現(xiàn)象，去探索、發(fā)現(xiàn)隱藏在背后的起必然性支配作用的規(guī)律。因而，“反常”現(xiàn)象也可以為大家選擇研究課題，提供豐富內(nèi)容。

（6）從指導教師推薦的課題中選題

這是選擇課題研究題目的一種最便捷的方法。由于指導教師經(jīng)驗比較豐富，多年從事課題研究工作及對學生的課題研究的指導工作，十分熟悉學生的基礎、水平和能力，容易判斷和估計相對不同學生，什么樣的課題最有希望獲得成功。因此，指導教師推薦的課題由于“知己知彼”，課題的針對性、難易程度往往最能適合學生的實際。同時，學生如果從指導教師推薦的課題中去選題，指導力量也往往同時能得到落實，最容易得到相關教師的指導和幫助，所需要的設備、材料往往也是學校最能提供保證的，有利于課題研究的順利進行。

⑺從命題的限制詞中選題

事物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zhuǎn)化的。科學命題中往往帶有一類限制詞，例如“在一定條件下”、“相當程度上”、“在某種范圍內(nèi)”、“在確定的時間內(nèi)”??對這些限制詞的具體范圍的尋找和確定，例如，究竟在什么條件下，在多大程度上，在哪種范圍內(nèi)，在具體什么時間范圍內(nèi)??也可以構(gòu)成相應的研究課題。通過對這些限制詞的具體化、確定化，會對原先那些科學命題有更深刻的理解，甚至還會獲得一些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研究課題的選擇方法還有很多，可以去驗證某種理論，或者為已經(jīng)建立的理論中未曾回答的問題尋找實際依據(jù)；可以從對他人著作、理論的討論或檢驗中去選題；可以針對研究的測量、統(tǒng)計和評價中的差錯進行新的研究；可以對古老經(jīng)驗事實進行理論解釋；可以對失敗進行分析總結(jié)；也可以對同一課題采用新的角度（如用新的側(cè)面、新的材料或提出新的見解等等)去研究??

1-3 寫作計劃的制定

課題的提出及其內(nèi)容的闡釋 研究目的和具體要求的說明 時間的估定

工作步驟的安排 物力、財力的預算 分工的說明

§2 課題的研究—資料的占有、閱讀與整理 1 資料的占有

觀察 實驗 調(diào)查 利用圖書情報機構(gòu) 2 資料的閱讀和整理 略讀、細讀、精讀、速讀 剪貼、復印、做筆記 §3 論文的寫作 3-1 行文

執(zhí)筆前：確立觀點、選定材料、安排材料 起草： 構(gòu)段、表達、語言 3-2 定稿

3-3 注意事項

標點符號、文獻列出格式

第三篇：文獻學教案（模版）

緒論

文獻與文獻學

引子：從“孔乙己”說起

孔乙己什么意思？

孔乙己是魯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該作品中的主人公。文章發(fā)表于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號，后編入《吶喊》，是魯迅在“五四”前夕繼《狂人日記》之后第2篇白話小說。同時有沈正鈞1998年新編自該作品的越劇，共4幕7場。

1，“上大人”紙牌牌面從頭到尾有二十四種圖形，這些圖形都是藝術化了的文字，它們分別是：“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在有些地區(qū)將“士”寫成了“土”）每種圖形有4張牌，整副紙牌共96張牌數(shù)，故在有些地區(qū)又將其稱為“九十六”。又因其圖形似花的圖案，有些地區(qū)也將其稱為“花牌”。

孔夫子是讀書人的“上大人”，他的名字叫丘，在兄弟中他排行第二，也就是甲乙的“乙”，生辰八字是己年的。孔夫子教化了三千名好學生，其中有七十二個學問最好的人，而七十二個好學生中，還有八、九個像曾子、子路那樣的亞圣人，他要他的學生都要做好人，要仁義，懂禮儀。

2，漁鼓詞中攫取句中開頭的第一個字而制成牌的。這篇漁鼓詞描述的是《西廂記》中崔鶯鶯對張生的無限思念之情，其詞為：“上繡樓將奴的心思想壞，大不該任紅娘招引他來，人說道張君瑞風流可愛，丘家坪奴為他才把言開，乙卯年中解元名揚四海，已巳科下京都大顯奇才，化魚龍但愿郎飛騰海外，三級浪中狀元腳踏金階，千思想萬思量滿腹愁債，七弦琴撫不舒奴的胸懷，十里亭奴送郎叮嚀囑誡，士君子求功名理所應該，爾在那京都地逍 1

遙自在，小冤家享榮華把我忘懷，生同衾死同穴奴心才快，八行書望不見鴻雁傳來，九江水洗不盡愁銷眉黛，子時節(jié)望天明人未歸來，佳期近喜心頭芳心自惴，作一對美鴛鴦到老同偕，壬午年奴為郎曾把口戒，可憐奴坐繡房如癡如呆，知心話無處訴自怨自艾，禮佛堂焚信香望郎歸來。”

“丘乙己”什么意思？

3，明代才子祝枝山卻妙解此帖，將此帖斷為：“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按這樣的斷法，就成了孔子（名丘）給父親的信：“父親大人：兒丘，一身（古時乙與一通）已經(jīng)化成三千零七十個讀書人了。雖然這樣少，但是有七十二人（八九七十二）最好，他們都懂仁義，知書禮啊。”一篇字帖經(jīng)此斷句，卻成妙文。

4，唐代的敦煌寫本里就有兒童習字的記載，上大人早在唐代就被用于兒童的啟蒙讀物了，其后在宋代的《續(xù)傳燈錄》里略有改動，直至清代，逐漸定型為后來的二十四字。這些文字筆畫少、有音韻、很順口，很適合于啟蒙兒童的認讀，并且，其中的每一個字都是很多字的母字，可用它們中的某一字作為偏旁部首再去組合別的筆畫，從而連接出許多新的字，使兒童能夠達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如果經(jīng)過啟蒙老師給孩子們講講其中的故事，則這些貌似沒什么意義的獨立字，卻包含著很多的傳統(tǒng)人文義理和蒙學教育的功能目的。

分析：

1，從“孔”到“丘”，涉及到避諱，避名，不避姓，二名不遍諱；

2，乙通一； 3，己即已。

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jié)也，故唯圣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察傳》

結(jié)論：

曾良先生的《“丘乙已”解讀與古籍整理》一文，從古文獻文字抄刻容易致訛的角度進行歷史文獻的梳理，考察“孔乙己”的雛形應當是“丘乙已”，“乙”、“一”可通，“‘上大人，丘乙已’是有意義的。

上大人，丘乙己

故曰：所謂上大人，孔丘一人而已矣。即上古稱得上大人的，孔丘一人而已。”

“上大夫，丘乙已”文本是“孔乙己”文本的源頭，是受傳統(tǒng)三言詩以及早期字書、蒙學讀本影響而形成的新的三言體式的蒙學識字讀本，后來又發(fā)展為蒙學描紅的習字貼，其承前啟后，對隨后《三字經(jīng)》的生成建構(gòu)有一定的影響。

《荊楚全書》是2010年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湖北省“十二五”規(guī)劃重大文化工程，擬對先秦至民國期間荊楚文獻的存佚情況進行全面調(diào)查研究，并精選有較大社會影響和較高學術價值的荊楚文獻稿本、鈔本、刻本等，予以點校、整理，編纂一套約2億字的大型文獻叢書，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四庫全書”。《荊楚全書》擬收錄的主要書目包括出土文獻與民間文獻、經(jīng)、史、子、集、文征、方志、宗教等部類。

一、文獻釋義

首見《論語·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這一句一般如此解釋：禮，指典章制度、社會規(guī)范，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整套社會制度。《禮記·緇衣》：“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對人民，用道德進行教育，用禮制進行約束，人民就有歸順之心；用政治手段教訓，用刑法規(guī)范，人民就有逃離之心。

杞，諸侯國名，夏禹的后代，周武王分封其居于今河南杞縣一帶，長期以依附大國，以血食祖宗，綿延國命。血食

宋，商湯后裔，周公平定武庚叛亂，把商的舊都周圍地區(qū)分封給微子啟，都商丘，即今河南商丘南部。

徵，證驗、證明，驗證。

文獻，漢宋以來的學者都把

“文”解釋為典籍（包括古籍以外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簡牘、帛書、碑拓、崖刻、文書、檔案、信札、契約、手稿）；商人有成型文字，夏人沒有文字（1984年，一種類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壺毛筆朱書，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被發(fā)現(xiàn)。經(jīng)專家認定，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統(tǒng)，距今4000年左右），但是口耳相傳有綿長的歷史，包括黃帝炎帝、堯舜禹的先祖系統(tǒng)，并非完全屬于神話。

“獻”解釋為賢人。“獻”，東漢鄭玄注：“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五峰縣劉德培、長陽孫家香、夷陵區(qū)陳篾匠、劉德芳、玉泉寺凈慧、文佛山朗宗法師。古人所謂“征文考獻”，要了解過去的歷史經(jīng)驗，一方面要取諸于書本記載，一方面要探索于耆舊哲言，可以說就是現(xiàn)在所謂口承文化，一代一代口耳相傳的社會知識經(jīng)驗的綜合。

“古”字，說文以為“從十口，識前言者也。”即十口相傳之意，當然，十口是虛指。例如佛教三藏十二部教，最初都是暗其實我們回到遠古，尤其是文字沒有發(fā)明之前，文化的傳承往往依托口承。誦于心的，即便是近代，背誦十三經(jīng)甚至注疏，它們可以擺脫書本的控制。又如《今文尚書》，毀于秦火之后，靠伏勝（或伏生）誦出而流傳，伏勝就是所謂的“獻”。

劉師培與黃侃的春秋公羊?qū)W：劉師培肺病加劇，凄然地對黃侃說：“吾家四世傳經(jīng)，不意及身而斬。”黃侃安慰說：“君今授業(yè)于此，勿慮無傳人。”劉說：“諸生何足以當此？”“然則誰足繼君之志？”“安得如吾子而授之？”黃侃起身道：“愿受教。”第二天果真帶著禮物前去拜師，扶服四拜，劉立而受之。（黃焯《黃季剛先生年譜》）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征人。1902年中舉，1903年在上海結(jié)識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漢，參入反清宣傳。1917年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古文學、“三禮”、《尚書》和訓詁學，兼職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1919年1月，與黃侃、朱希祖、馬敘倫、梁漱溟等成立“國故月刊社”，成為國粹派。1919年病逝于北京，年僅36歲。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錢玄同等搜集整理，計74種，稱《劉申叔先生遺書》。其中關于論群經(jīng)及小學者22種，論學術及文辭者13種，群書校釋24種。

黃侃（1886－1935）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初名喬鼐，后更名喬馨，最后改為侃，字季剛，又字季子，晚年自號量守居士，湖北省蘄春縣人。1905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師事章太炎，受小學、經(jīng)學，為章氏門下大弟子。

孔子時代授學，學生手執(zhí)白木簡做筆記。

然而口耳傳誦容易致訛：

《付法藏因緣傳》記載法句偈：“若人生百歲，不

解水老鶴（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見之。”

阿難Ananda

佛經(jīng)的四次結(jié)集

佛滅度后，諸弟子為恐異說邪見滲入佛法故，為恐三藏教義日久散失故，乃有結(jié)集之舉。其儀式略如今時之開會，先聚集眾比丘，依戒律法，組織一會，會中選出一人，使登高座，述佛所說，大眾無異議，即算是全體通過，公認為與當時佛說相符，書之于貝葉，成為正式典籍。今日所流傳的經(jīng)律，皆經(jīng)集而來，故大藏所不錄者，悉系后人偽造，不宜信從。

結(jié)集三藏，本來只應有一次，然因歷時既久，邪說暫興，影響教理。由是在佛滅后四百年中，乃有六次結(jié)集，茲分述之于后：

第一次結(jié)集：于佛陀（BC565－BC486）入滅之年，在阿阇世王之保護下，五百阿羅漢會聚于摩揭陀國王舍城郊外之七葉窟中，以摩訶迦葉為上首，舉行第一次結(jié)集，故稱為五百結(jié)集、五百集法、五百出。此次結(jié)集，據(jù)五分律卷三

十、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等載，系由阿難誦經(jīng)（修多羅或法藏）、優(yōu)婆離誦律（毗尼藏），再由諸長老將所誦出之經(jīng)、律檢討修訂，編輯而成。此一說法，為史學界所普遍認為較可信者。此外，另有以下諸種說法：(一)結(jié)集經(jīng)、律、論三藏。依四分律卷五十四、十誦律卷六

十、大智度論卷二等所舉，阿難誦經(jīng)、論（阿毗曇藏）、優(yōu)婆離誦律。又付法藏因緣傳卷一謂阿難誦經(jīng)、優(yōu)婆離誦律、迦葉誦論。然據(jù)迦葉結(jié)經(jīng)、撰集三藏及雜藏傳等書所舉，則稱三藏皆由阿難誦出。(二)結(jié)集經(jīng)、律、論、雜集、禁咒五藏。據(jù)大唐西域記卷

九、部執(zhí)異論疏等載，迦葉召集五百阿羅漢舉行第一次結(jié)集之時，尚有數(shù)百千人以婆師婆為首，而另行結(jié)集五藏，稱為窟外結(jié)集、大眾部結(jié)集，以別于迦葉之窟內(nèi)結(jié)集、上座部結(jié)集。然學者之間對此說之看法不一，或謂此說恐系諸部分裂之后，上座部之徒所虛構(gòu)之說法，而予以否定。(三)大乘經(jīng)結(jié)集。據(jù)菩薩處胎經(jīng)卷七出經(jīng)品所載，迦葉命阿難誦出菩薩、聲聞、戒律諸藏，共集出八藏，即：胎化藏、中陰藏、摩訶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薩藏、雜藏、金剛藏、佛藏。此外，據(jù)大智度論卷一○○、金剛仙論卷一等載，迦葉于耆阇崛山結(jié)集小乘三藏之同時，文殊、彌勒等于鐵圍山，與阿難共同結(jié)集大乘經(jīng)典，此稱鐵圍山大乘結(jié)集。然此說疑系大乘佛教興起后之傳說。

第二次結(jié)集：于佛陀入滅后一百年左右，印度東部跋耆族比丘對戒律發(fā)生異議，提出十條戒律新主張。為此，七百比丘會于毗舍離城，以耶舍為上首，舉行第二次結(jié)集，稱為七百結(jié)集、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此次結(jié)集以律藏為主，訂定跋耆族比丘所行之十事為

非法。

第三次結(jié)集：于佛陀入滅后二百三十六年，在阿育王之護持下，一千比丘會于摩揭陀國華氏城，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舉行第三次結(jié)集。此次結(jié)集以經(jīng)、律、論三藏為主。目犍連子帝須并自撰‘論事’，對當時外道之各種異議邪說加以批駁；結(jié)集后，選派一批比丘至恒河流域以外之地區(qū)，及印度境外弘布佛教。第一、二次結(jié)集之說，北方與南方佛教皆有流傳，第三次結(jié)集之說則只流傳于南方。

第四次結(jié)集：有北傳、南傳二說。(一)北傳佛教有二種記載：(1)據(jù)婆藪槃豆法師傳載，佛陀入滅后五百年，說一切有部僧迦旃延子往印度西北之罽賓國，召集五百阿羅漢及五百菩薩進行結(jié)集，馬鳴菩薩筆之為文，撰成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毗婆沙（即大毗婆沙論）百萬頌。(2)依大唐西域記卷三所載，佛陀入滅后四百年，于迦膩色迦王（梵Kanis!ka）護持之下，以脅尊者（梵Pa^rs/va）、世友（梵Vasumitra）為上首，聚集迦濕彌羅國（梵Kas/mir，即罽賓）之比丘五百人造論解釋三藏，先作鄔波第鑠論十萬頌，解釋素呾纜（經(jīng)）藏；次造毗奈耶毗婆沙論十萬頌，解釋毗奈耶（律）藏；后作阿毗達磨毗婆沙論十萬頌，解釋阿毗達磨（論）藏；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萬言，迦膩色迦王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塔藏于其中。此二說以后者較為可信。但在南傳佛教中被認為值得懷疑。(二)南傳上座部佛教據(jù)‘大史’等之記載，謂第四次結(jié)集系于錫蘭國王婆他伽馬尼（巴Vat!t!aga^man!i）統(tǒng)治期間，于馬特列村之阿盧迦洞（阿盧寺）舉行，羅希多大上座主持，五百比丘參加。會中誦上座部佛教三藏，修訂三藏注釋，重新安排經(jīng)典次序，寫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及僧伽羅文注釋。依南傳《島史》記載，公元前一世紀時，比丘們?yōu)榱吮阌诤敕ǎ紫劝寻屠牡慕?jīng)典書寫在貝葉上，以免圣典散佚。

第五次結(jié)集：據(jù)巴利“教史”第六章、緬甸史等之記載，公元一八七一年，緬甸國王敏東（Mindon，1853～1878 在位）召集二四○○位高僧，于首都曼德勒舉行第五次三藏結(jié)集，國王為護法人。此次結(jié)集以律藏為中心，考訂校對圣典原文之同異，共同合誦，經(jīng)過五個月完成。更將結(jié)集三藏文字，分別鐫刻于七二九塊方形大理石上，豎立于曼德勒山麓拘他陀塔寺（Kuthodaw）中，外有四十五座佛塔圍繞，今尚存于曼德勒古都。

第六次結(jié)集：公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衛(wèi)塞節(jié)’（Visa^kha Day，世界佛陀日），緬甸佛教于國家贊助下，舉行第六次結(jié)集。此次結(jié)集之意義，在于團結(jié)佛教徒，增進上座部佛教之隆盛，提高緬甸獨立國之地位。結(jié)集地點位于仰光北郊藝固山崗上，建筑仿效印度第一次結(jié)集時之七葉窟。此次結(jié)集以第五次結(jié)集所鐫刻之七二九塊大理石刻文為依據(jù)，并廣采錫蘭、泰國、高棉、倫敦巴利圣典協(xié)會，以及緬甸各種巴利文版本，作詳細考訂。結(jié)集完成，印刷流通。此次結(jié)集并邀請南傳各國比丘參加，北傳國家比丘亦受邀觀禮，費時二年多，至一九五六年（佛歷二五○○年）之衛(wèi)塞節(jié)完成。［佛般泥洹經(jīng)卷下、福蓋正行所集經(jīng)卷

三、高僧法顯傳、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二本、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中一之

二、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印順）、阿毗達磨論の研究］（參閱‘十事非法’442）

大乘的結(jié)集——上述四次結(jié)集，皆為小乘三藏結(jié)集。《智度論》說，佛滅后，文殊、彌勒等諸大菩薩，請阿難陀于鐵圍山結(jié)集三藏，謂之菩薩藏，是為大乘佛法的結(jié)集。

這里有一個問題：

既然文獻不足證，那么孔子為什么還能言夏、殷之禮？

《論語·八佾》

“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劉寶楠正義：“周監(jiān)二代，周禮存，則夏殷之禮，可推而知。”

周禮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后來分封于魯，《左傳·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而魯國所存周禮之文、獻皆豐富，《師說》所說孔子師郯子、師襄、老聃等人，即是先獻。

明代焦竑《國朝獻征錄》，120卷，什么意思？按照今天署名的大意為《當代人物傳》，指為明代的重要歷史人物立傳。

清代李桓《國朝耆獻類征》，720卷，輯錄努爾哈赤到道光皇帝年間一萬多人的傳記資料。

但是文獻并非一成不變的概念，對于孔子的三千弟子來說，當時的典籍《詩》《書》《禮》《樂》等皆是文，而其師則是獻。歷史的發(fā)展，孔子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整理出孔子的言論行為，編撰《論語》，對于后世學者來說，這樣孔子的言行又成了文。

故而文與獻并沒有截然對立的界限，今天的文，未嘗不是昔日的獻；今天的獻，將來未嘗

不是文。

《文獻通考》宋末元初的馬端臨著貫通歷代典章制度，348卷，是首次 以文獻名其著述。

“凡敘事，則本之經(jīng)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

1，經(jīng)史； 2，歷代會要； 3，百家傳記；

4，當時臣僚奏疏； 5，近代諸儒議論； 6，名流燕談； 7，稗官記錄。

馬端臨是宋末宰相馬廷鸞之子，對當時所謂獻的接觸，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典籍文獻并重可以追溯到《尚書》，其“典”敘述事實；“謨”記載言論，以文和獻為主要記載內(nèi)容。

可見

文獻：是古今一切社會史料的總和。現(xiàn)在的理解偏于文方面，屬于偏義復詞，但是其淵源應該了解。

洪湛侯以為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的圖書資料就是文獻的定義。這個定義有諸多不足：1，不應該著實在“圖書資料”的中心語之上；2，不一定是文字表述。（中國文獻學新編，第二頁）

國家標準局定義文獻：“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但是“知識”嫌狹隘，過窄。

國際定義：“文獻乃一切情報的載體。”

比較科學。

文獻學的研究對象不能被籠統(tǒng)地說成“文獻”，而應是“文獻的文本”；現(xiàn)代文獻學與傳統(tǒng)文獻學名同實異，歷史文獻學與古典文獻學名異實同。傳統(tǒng)文獻學實質(zhì)上就是文獻整理利用學、文獻整理利用方法論。傳統(tǒng)文獻學理論體系應當圍繞“文獻文本整理與利用”這根主線,分為形體認知(包括文獻載體、文獻體裁、文獻體例)、內(nèi)容實證(包括校勘、辨?zhèn)巍⑤嬝?、文理注譯(包括標點、注釋、翻譯)、檢索典藏(包括分類、編目、典藏)、二次編纂(包括匯纂其整體、類編其資料、抄撮其精語、選錄其華章、數(shù)字化網(wǎng)絡化)五個方面。

綜觀歷代文獻學家對古文獻的二次整理、改造、編纂,其主要方式不外乎匯纂其整體(如匯編叢書)、類編其資料(如類編類書)、抄撮其精語(如節(jié)抄、雜抄而成的紀事本末體文獻等)、選錄其華章(如選編《昭明文選》《古文觀止》等)四個方面。而在當今光電信息科技時代,電子化、網(wǎng)絡化不失為傳統(tǒng)文獻改編、再造的新方法新途徑,是傳統(tǒng)文獻學研究不可忽視的一面。當代的傳統(tǒng)文獻學研究自然不能漠視這一財富,應對這方面的方法論進行總結(jié)和歸納,予以傳承和發(fā)揚。

二、文獻活動

文獻活動是指人們圍繞文獻所采取的有目的的社會行動。作為一種概念，它有以

下的屬性：

第一，文獻活動是一個

抽象概念。它是對文獻活動最本質(zhì)屬性的表達，它舍棄了具體的文獻活動環(huán)節(jié)中具體的、個別的特征和屬性，它將文獻的社會生產(chǎn)、傳播和消費抽象為一個有機整體，并揭示了三者之間的聯(lián)系和三者行為的社會性。這樣的表述具有概念表述上的簡潔性、概括性，也易于理解。因此，它能夠成為文獻學概念體系的邏輯基點和聯(lián)系中介，是一種整體的、系統(tǒng)的大文獻觀。

第二，文獻活動是一個

過程概念。文獻活動表征著文獻生產(chǎn)、文獻傳播、文獻消費完整的文獻社會流動過程。它既揭示了文獻的社會活動過程中三個環(huán)節(jié)在時間上的前后繼承，又表達了三者之間在空間上的相互依存，揭示了三者之間既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它是一種動態(tài)的、聯(lián)系的文獻觀。

第三，大文獻觀和動態(tài)文獻觀的確立，大大拓展了文獻學研究的視野和空間，使人們對文獻及文獻活動的本質(zhì)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同時，它又為眾多分支學科的建立提供了新的邏輯生長點。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文獻學的范疇中，作為科學認識對象的文獻活動是整個概念網(wǎng)絡的邏輯基點，是整個學科理論的邏輯中介。

三、文獻學

古典文獻學是古代文學、古代漢語、狹義文獻學等學科之間的交叉學科，包括古典文獻整理研究的理論和方法。

本專業(yè)的培養(yǎng)目標是：培養(yǎng)具有扎實專業(yè)理論和掌握較高能力的古典文獻研究、整理、教學的專門人才。要求具備全面系統(tǒng)的古代文獻基礎理論及古代文史基本知識，能夠熟練地運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語法學、目錄學、校勘學等研究手段，獨立完成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中國古典文獻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可以了解我國古典文獻的源流、特點，處理原則、應用范疇等理論問題，以及古典文獻的類別、體式、目錄、版本、校勘、辯偽、輯佚等應當厘清的基本問題和操作方法。

1、文獻學研究的范圍

時代角度：

古代、近代、現(xiàn)代、當代文獻

學科角度：

語言、文學、歷史、哲學、醫(yī)學、法律、經(jīng)濟、宗教、科技等等

例如：外來文化的三次對中國文化的大范圍滲透導致學科的體系化以及文獻的快速增長： 1，佛教流傳中國；釋迦牟尼佛，BC565－485，去世三個月后，迦葉在阿阇世王支持下，在王舍城選五百人靈鷲山七葉窟結(jié)集。第四次結(jié)集方有文字。安世高譯經(jīng)34部，鳩摩羅什35部，294卷。

2，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襲； 3，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

組群角度：

出土、庫藏（敦煌，明清大檔）、地方、傳統(tǒng)

文獻學學科性質(zhì)范圍

文獻的形態(tài)、整理方法、鑒別、分類與編目、收藏、形成發(fā)展歷史、特點與用途、檢索、理論（洪湛侯總結(jié)為“體、法、史、論”）

2、任務與目的

對現(xiàn)存文獻進行整理、編撰、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tǒng)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

目的在于全面認識文獻，能夠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用較少的時間，盡可能全面地找到自己所需的資料，并有能力對這些資料進行鑒別，確定可靠的版本，并能夠?qū)υ嘉墨I進行整理加工，形成二次文獻，供更多的人使用。

四、為什么要學習文獻學

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

――張元濟《印行四部叢刊啟》

歷史使人明智；詩詞使人靈秀；數(shù)學使人周密；自然哲學使人深刻；倫理使人莊重；邏輯修辭學使人善辯。

――－培根

1、示例

a山西運城、荊州城樓關羽夜讀《春秋》像

山西運城、荊州城樓關羽夜讀《春秋》像

b范曾的《屈原圖》

范曾畫了一個屈原像。沈先生看后，還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飾包括帶刀上殿的錯誤。范曾指著沈先生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準的，你靠邊吧。”記得那是冬天，下著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我們家。他氣得眼睛紅紅的，一進門就講了范曾的事情。他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訪）

c王學泰查“褦襶”詩（楊本4頁）

1981年8月，美國前總統(tǒng)卡特到中國訪問，下飛機時，卡特先生向中方接待人員念了兩句詩：“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這可把在場的人都搞懵了，誰都不知道這兩句詩出自何處。于是，外交部的人就打電話到社科院文學所，王學泰先生在電話中聽到這兩句詩，也表示從來沒見過，但他說絕非唐詩，因為他當時剛看了《全唐詩》，其中并無這兩句。后來，王先生在丁福保編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中查到了，作者為晉代的程曉，詩題為《嘲熱客》。全詩為：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說無一急，沓沓吟何多。疲瘠向之久，甫問君極那。搖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戒諸高朋，熱行宜見訶。

詩中的“褦襶”和“跘跨”，一般人不僅不知其意，甚至連音都不知該怎么讀。“褦襶”音“耐代”，意為“不曉事”；“跘跨”音pán kuà，意為“開膝”而坐，也就是古人席地而坐，時間長后，因累而將兩膝分開，使臀部落地得以輕松。

2、作用

第一：了解中國文獻構(gòu)成、體例、規(guī)模 傳統(tǒng)文獻示例：(1)儒家文獻

a《四庫全書》3461種書，從當時征集的13501種（或15400種）中精選而出。文淵閣本79309卷（源、匯、宗、溯（甘肅）、津（北圖）、瀾（杭州）七閣）

b《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存目6793種，今叢書收4508種。

《四庫》之后，王紹曾編74951種，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達

c《續(xù)修四庫全書》僅收5123種。

d地方志

地方志，簡稱“方志”。即按一定體例，全面記載某一時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情況的書籍文獻。地方志包括方志和年鑒。它們都有自己獨特的寫作體例和格式，有嚴格的選材要求，有各種研究和參考價值。是綜合反應一個國家或者地區(qū)自然與人文的歷史與現(xiàn)狀發(fā)展狀況的百科式要述。

現(xiàn)存最早的全國地方志，是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編的《元和郡縣圖志》（后因圖佚，改名《元和郡縣志》），共40卷，后有部分散失。它以唐代的47鎮(zhèn)為綱，每鎮(zhèn)一圖一志，詳細記載了全國各州縣的沿革、地理、戶口、貢賦等。南宋以后，地方志大量增加，尤以明清兩代最多。據(jù)1976年統(tǒng)計，我國僅現(xiàn)存的地方志即達數(shù)萬種，約十萬多卷。

上海圖書館收有12000余種。

e家譜

家譜，又稱族譜、家乘、祖譜等。是記載各個姓氏家族子孫世系傳承之書，17

具有區(qū)分家族成員血緣關系親疏遠近的功用，是我國封建宗法制度的產(chǎn)物。隨著歷史的發(fā)展，家譜由官修變?yōu)樗叫蓿泝?nèi)容不斷豐富，其功用也不斷增加和變化。如今，家譜同各姓氏的郡、堂號一樣，不僅為區(qū)別姓氏源流，作為數(shù)典認祖、研究歷史、地理、社會、民俗的參考資料，它還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族譜是中國特有的文化遺產(chǎn)，在漢族有悠久的歷史，后來在民族融合中。逐漸在各民族中開始出現(xiàn)族譜。族譜是中華民族的三大文獻（國史，地志，族譜）之一，屬珍貴的人文資料，對于歷史學、民俗學、人口學、社會學和經(jīng)濟學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功能

關于中國家譜的起源問題，歷來就有幾種說法：一說起源于周代，一說起源于戰(zhàn)國秦漢時期，一說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說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譜甚至更以前的口頭家譜和結(jié)繩家譜。我們認為，根據(jù)歷代文獻記載和本世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證，中國家譜起源于商、周時期比較可信。尊重家譜是尊敬祖先的表現(xiàn)，中國人有很樸素的祖先信仰，不僅我國，而且韓國、日本、新加坡等受我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比較大的國家，也都存在濃厚的祖先信仰。韓國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譜，他們的總統(tǒng)盧武鉉、盧太愚都曾經(jīng)到我國山東來認祖尋根。

《臺灣區(qū)族譜目錄》10600種

日本1500種 美國6000種

f敦煌文獻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寫本、敦煌卷子。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土地廟、敦煌西北漢長城烽燧遺址等地出土的十六國、北朝、隋、唐以至于宋代的多種文字的古代寫本和印本。這批包括宗教典籍、官私文書、四部典籍在內(nèi)的古代文獻，內(nèi)容豐富，涉及宗教、政治、經(jīng)濟、軍事、歷史、哲學、民族、民俗、語言、文學、歷法、數(shù)學、醫(yī)學等廣泛領域，是研究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珍貴材料。自1900年，敦煌藏經(jīng)洞重見天日，1907年、1908年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 18

和先后聞訊來到敦煌，騙得大批敦煌遺書及其它文物，捆載而歸。1910年，在羅振玉等學者的呼吁下，清政府學部咨甘肅學臺，令將洞中殘卷悉數(shù)運京，移藏京師圖書館，亦即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由于經(jīng)辦的官員敷衍塞責，留在當?shù)氐倪z書也不在少數(shù)，1911——1912年日本的大谷探險隊、1914——1915年俄國的奧登堡考察隊、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各有所獲。1910年敦煌運京的遺書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特藏的主體部分。此外，四十年代國家圖書館曾遣人赴西北在民間求購到若干敦煌遺書。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文化部將各地散藏的一部分遺書及收購的一部分遺書移交中國圖書館；不少愛國人士將自己珍藏的遺書捐贈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自己也收購到一些敦煌遺書。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總數(shù)達16000件。敦煌文獻是我國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發(fā)現(xiàn)之一。這些珍貴歷史文獻發(fā)現(xiàn)后，引起世界各國學者矚目，從而誕生了一門新的國際性學科——敦煌學。但敦煌文獻被發(fā)現(xiàn)后，流散到了世界各地，目前被分藏于海內(nèi)外十幾個國家和地區(qū)，敦煌學研究者難以看到，普通人更是難得一見。

近50000卷

1．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公布上海博物館所藏80件敦煌文獻。

2．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1-2）/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3．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7）/天津藝術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公布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敦煌文獻286件。

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公布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350件。

4．甘肅藏敦煌文獻（1-6）/段文杰主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其中影印敦煌研究院、酒泉市博物館、甘肅省圖書館、西北師范大學、永登縣博物館、甘肅中醫(yī)學院、張掖市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定西縣博物館、高臺縣博物館所藏敦煌文獻共計696件。

5．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4）/上海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公布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187件。

6．浙藏敦煌文獻《浙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2000。公布浙江省博物館、浙江圖書館、杭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靈隱寺等單位藏品201件，附錄溫州博物館所藏浙江出土五代以前寫經(jīng)2件。

7,《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2005

8,《英藏敦煌文獻》1995,四川人民出版社 9,《法藏敦煌文獻》(34)10,《俄藏敦煌文獻》(17)1992－2001 敦煌文獻館藏一覽表：

中國 北京 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中國歷史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故宮博物院(The Palace Museum)北京大學圖書館(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天津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Tianjin Arts Museum)

天津市圖書館(Tianjin Library)上海 上海博物館(The Shanghai Museum)上海圖書館(Shanghaii Library)杭州 浙江博物館(The Zhejiang Museum)蘭州 敦煌研究院(Dunhuang Academia)西北師范大學歷史系

甘肅省圖書館(Gansu Library)甘肅省博物館(The Gansu Museum)敦煌 敦煌市博物館(The Dunhuang Museum)酒泉 酒泉市博物館(The Jiuquan Museum)武威 武威市博物館(The Wuwei Museum)旅順 旅順市博物館(The Lushun Museum)南京 南京博物館(The Nanjing Museum)濟南 山東省博物館(The Shandong Museum)成都 四川省博物館(The Sichuan Museum)四川大學圖書館(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廣州 中山圖書館(Zhongshan Library)臺北 中央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Academia Sinica)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博物館(The Museum of Chicese University HongKong)英國 倫敦 英國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英國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印度事務部圖書館(India Office Library)維多利亞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Oxford Umiversity)英國皇家學會亞洲圖書館(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ric Society)法國 巴黎 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集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今法國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部(Department des Arts Asiatiques des Musées Nationaux)]

俄國 圣彼得堡 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部(Санк-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艾爾米塔什博物館(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日本 東京 東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書道博物館(The Nakamura Museum of Calligraphy)龍谷大學圖書館(Ryukoku University Library)靜嘉堂文庫(Seikado Bunko Library)國立國會圖書館(National Diet Library)三井文庫

京都 京都國立博物館(Kyoto National Museum)藤井有鄰館(The Museum of Fujii Yurinkan)大谷大學圖書館(Otani University Library)九州大學文學部(Faculty of Lettes,Kyusho University)奈良 唐招提寺

寧樂美術館(Neiraku Museum)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Tenri Central Library)大阪 四天王寺

德國 柏林 德國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kurbesitz)印度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SMPK)慕尼黑 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Bayeriache Staatsbibliothek)慕尼黑人種學博物館(V?lkerkundemuseum,München)不來梅 不來梅海外博物館(Uberee-Museum,Bremen)印度 新德里 印度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India)22

土耳其 伊斯坦布爾 伊斯坦布爾大學圖書館(The Library of Istanbul University)丹麥 哥本哈根 皇家圖書館(Detkongelige Bibliotik/The Royal Library)瑞典 斯德哥爾摩 瑞典國立人種學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芬蘭 赫爾辛基 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The 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美國 華盛頓 美國國會圖書館(The Library of Congress)紐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波士頓 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nm)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Gest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史密斯學會弗利爾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耶魯大學圖書館(Yale University Library)芝加哥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Chicago University Library)韓國 漢城 國立中央圖書館

g簡帛文獻

簡帛文，是對簡文和帛文的合稱。簡指狹長的竹木片，帛指未經(jīng)過染色的縑帛等絲織品。簡帛文，就是寫在竹木片和縑帛上的文字。簡文至遲在商代已有了，甲骨文的冊字就象編簡形可證。但由于容易腐朽，故簡文傳世的很少。漢武帝時，晉武帝咸寧五年、南朝齊建元元年和永明三年都發(fā)現(xiàn)過，除小部分字形可能收入《說文解字》和《魏正始三體石經(jīng)》古文中外，都早已佚失。現(xiàn)能見到者為解放后出土的戰(zhàn)國時代的楚國簡文。例如從1951年到1965年湖南長沙、河南信陽、湖北江陵先后在戰(zhàn)國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三批竹簡，連重文在內(nèi)，共有四千二百余字，用毛筆書寫，字體草率，字均平扁，很少圓轉(zhuǎn)的筆道，已接近隸書。戰(zhàn)國帛書，至今只有1942年出土于湖南長沙東郊子彈庫的一件楚帛書傳世。這塊長方形絲絹，中間有毛筆墨書的兩組文字，一組13行，一級8行，四周每邊均有邊文和樹木、人身獸首和三首一身的神怪人物，是一篇較原始的天文學著作。全 23

篇總計948字，文字體式簡略，形態(tài)扁平，與楚國簡文體貌相同，接近隸書。簡帛文筆形起筆較粗，收筆尖細，因而自漢以來，有人稱之為科斗文，或科斗書

郭店楚簡

戰(zhàn)國簡包括五里牌楚簡37枚、仰天湖楚簡43枚、楊家灣楚簡72枚、長臺關楚簡229枚、望山楚簡22枚、藤店楚簡24枚、天星觀楚簡70枚、九店楚簡344枚、隨縣楚簡240多枚、臨澧楚簡數(shù)十枚、包山楚簡448枚、秦家咀楚簡41枚、石板村楚簡4371片、郭店楚簡804枚、新蔡楚簡1300余枚等。

秦簡包括云夢秦簡1155枚（另有80枚殘片）、天水秦簡460枚、龍崗秦簡283枚、木牘1方、楊家山秦簡75枚、關沮秦漢簡500枚、王家臺秦簡800余枚、周家臺秦簡389枚、木牘1枚、青川秦牘1枚等。

漢簡包括敦煌漢簡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漢簡3500余枚、羅布淖爾漢簡71枚、武威漢簡600余枚、甘谷漢簡23枚、銀雀山漢簡4974枚、武威醫(yī)簡78枚、木牘14方、馬王堆漢簡900余枚、木

49枚、定縣漢簡一批、鳳凰山漢簡428枚、木牘9方、居延新簡近兩萬枚、羅泊灣漢簡十余枚、木牘5枚、阜陽漢簡一批、大通漢簡400枚、張家山漢簡2787枚、胥浦漢簡17枚、木牘2方、清水溝漢簡一冊（27枚）、散簡14枚、懸泉置漢簡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書10件、紙文書10件、墻壁題記1件、尹灣漢簡133枚、木櫝24方、虎溪山漢簡1000余枚、孔家坡漢簡785枚等。

三國兩晉簡包括尼雅、樓蘭簡牘400余枚、紙文書728件、吐魯番阿斯塔那晉木簡1枚、南昌永外正街晉墓出土木刺5枚、木牘1枚、南昌陽明路三國吳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牘2枚、鄂城出土三國吳木刺6枚、馬鞍山出土三國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灘坡出土東晉木牘5枚、高臺晉墓出土木牘1枚、長沙走馬樓出土三國吳簡10萬多枚等。

帛書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幾件帛書、長沙子彈庫楚墓發(fā)現(xiàn)的“楚繒書”、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的帛書1件、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一大批帛書、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帛書10件等。

簡二十多萬支。

h金石文獻

是中國的考古學的前身，也就是對古器物的研究，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是從中國的北宋開始。

“金”就是銅的意思，銅器，有銘文，上面有字的銅器；“石”多半指的是石刻，有文字的石刻。然后在這些有文字的銅器和石刻上，依據(jù)材料，來核對古代的經(jīng)濟、古代的史書，發(fā)現(xiàn)、糾正問題，并補充了很多問題。

因為研究的是實物，所以也跟考古學搭一點邊，但是跟后來的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學還不太一樣，科學意義上的考古學，第一是有田野發(fā)掘、田野調(diào)查，有地層學、類型學、考古學文化，一套方法論理論。

金石學是指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類考古學，其主要研究對象為前朝的銅器和碑石，特別是其上的文字銘刻及拓片；廣義上還包括竹簡、甲骨、玉器、磚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金石學研究涉及文字學、歷史、書法、文學、圖書學等方面。在漢朝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但在宋朝和清朝最為發(fā)達。宋朝石鼓文的出土和清末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是金石學的重要里程碑。

金石學不等于現(xiàn)代的考古學。在當代，金石學經(jīng)常和其他學科融合，而不是一門獨立學問。

《殷周金文集成》

《金文文獻集成》是繼《殷周金文集成》之后，對金文研究文獻的階段性全景式總結(jié)，是有關商周金文研究的大型研究文獻匯編。該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所收文獻起自北宋元祐七年（1092）呂大臨所作《考古圖》，訖于公元1989年。全書分為“古代文獻”和“現(xiàn)代文獻”兩部分，裒輯古今中外學者數(shù)百人的研究論著二千余種。除純資料性著錄如《三代吉金文存》，近代之文字編如《金文編》及集釋性工具書如《金文詁林》等不予收錄外，凡金文研究、評述主要利用金文對商周歷史及有關學科進行研究，具有較高學術價值以及在該學科發(fā)展史上有重要影響的中外文專著、論文及報道資料等，均在收集之列。涉及領域有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著錄研究、器銘考。

i甲骨文獻

殷墟甲骨

是商代自盤庚遷殷至帝辛(紂)270余年間的遺物,大多數(shù)出土于河南安陽小屯村或其附近。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被發(fā)現(xiàn)后，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濫掘，并為古董家、學者和一些駐中國的外國傳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當時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人員進行科學發(fā)掘。至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前夕，總共在殷墟發(fā)掘了15次，頗有收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又先后進行了十幾次發(fā)掘。其中收獲最多的是1973年在小屯南地的發(fā)掘,共得有字甲骨(主要是骨)5000余片。90多年來,累計出土有字甲骨總數(shù)為154604片。其中中國大陸38個城市的98 個單位收藏有95880片, 47位收藏家藏有1731片,臺灣省藏有30204片，香港藏有89 片。另有 2萬多片流散于日本、加拿大、英國、美國、德國、蘇聯(lián)、瑞 27

典、瑞士、法國、新加坡、比利時、韓國等12個國家，它們基本上都是1928年以前私人發(fā)掘及抗日戰(zhàn)爭期間由日本人盜掘的甲骨。

周原甲骨

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時期）的遺物，主要出土于陜西岐山鳳雛村一帶(舊稱為“周原”)。1977年夏由陜西周原考古隊發(fā)掘建筑遺址時發(fā)現(xiàn)。鳳雛遺址兩個窖穴共出土甲骨1.7萬余片，其中有字者289片。此外，陜西扶風縣齊家村、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北京昌平縣白浮村等地也曾發(fā)現(xiàn)過西周甲骨。各地出土西周甲骨有字者總計302片,總字數(shù)1041個。與殷墟甲骨相比較，西周甲骨的文字顯得細小而潦草，在甲骨的整治、鉆鑿形態(tài)、灼兆等方面也顯示出獨特的風格。但從總體上看，西周甲骨與殷墟甲骨一脈相承，文字也屬于同一系統(tǒng)。

周原甲骨正式著錄的專書尚未問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發(fā)表。較全的摹本附見于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0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論》等書中。

西漢骨簽

除了殷墟和周原兩處出土有甲骨文獻外，1986～1989年還在西安發(fā)現(xiàn)了西漢時期用動物骨頭(主要是牛骨)制成的骨簽3萬多片，總字數(shù)達數(shù)十萬字。這說明西漢時期也曾使用過甲骨文獻。

最早編纂甲骨文獻的是江蘇丹徒人劉鶚。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羅振玉的幫助下，劉鶚編纂出版了歷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鐵云藏龜》。此后，在許多學者的努力下，著錄甲骨的書陸續(xù)出版。早期貢獻最大的是金石學家羅振玉。羅氏以一人之力，多方羅致，共獲甲骨3萬片以上，先后出版了 《殷墟書契》(1913)、《殷墟書契菁華》(1914)、《殷墟書契后編》(1916)、《殷墟書契續(xù)編》(1933)等6部甲骨文集。在其他國內(nèi)外學者編纂的甲骨文集中，收錄千片以上的如加拿大明義士的《殷墟卜辭》(1917)、日本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1921)、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 》(1925)、商承祚的《殷契佚存》(1933)、美國方法斂、白瑞華的《庫方二氏藏甲骨

卜辭》(1935)、郭沫若的《殷契粹編》(1937)、金祖同的《殷契遺珠》(1939)等。1928年以后考古隊15次發(fā)掘的有字甲骨,則由董作賓主編,輯為《殷墟文字甲編》(1948，收3942 片)和《殷墟文字乙編》(上輯1948，中輯1949,下輯1953，共收9105片)。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收集編纂甲骨文獻貢獻最大的當推甲骨學家胡厚宣。胡氏先后編纂了《甲骨六錄》(1945)、《戰(zhàn)后寧滬新獲甲骨集》(1951)、《戰(zhàn)后南北所見甲骨錄》(1951)、《戰(zhàn)后京津新獲甲骨錄》(1954)、《甲骨續(xù)存》(1955)等10余種甲骨文集。自50年代末以來,海內(nèi)外學者又陸續(xù)編輯出版了一些散佚在國外的甲骨文文集。其中較重要的如日本貝冢茂樹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加拿大明義士著、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許進雄編的《殷墟卜辭后編》(1972)，許進雄的《明義士收藏甲骨文集》(1972)、《 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1979)，美籍華裔學者周鴻翔的《 美國所藏甲骨錄 》(1976)等，又有李學勤等整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與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共同編輯的《 英國所藏甲骨集 》(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發(fā)掘的甲骨，主要著錄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小屯南地甲骨》(上冊1980，下冊1985)，共收 4589片。到1990年，國內(nèi)外所有甲骨文獻著錄書刊，計有專書 80余種，共著錄甲骨近10萬片。1979～1982年，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13巨冊由中華書局陸續(xù)出版。《甲骨文合集》是從諸家著錄及國內(nèi)外藏品中匯集的十幾萬片甲骨拓片、照片或摹本中(不包括《小屯南地甲骨》及此后出版的《英國所藏甲骨集》，這部分計劃編入《甲骨文合集》的續(xù)集中),經(jīng)過對重、辨?zhèn)巍⒕Y合、重拓、補全等整理過程,精選出較有研究價值的殷墟甲骨41956片，并以五期斷代為綱、22類內(nèi)容為目編次而成的。《甲骨文合集》是80多年來集大成的甲骨文獻巨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甲骨文獻集成》百年來出土的１０萬多片甲骨文，珍藏在國內(nèi)２５個省市自治區(qū)的４１個城市和臺灣、香港等地區(qū)。此外，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瑞典、瑞士、比利時、俄羅斯、韓國等國家的各大博物館和科學研究機構(gòu)，也都有多少不等的入藏。中國的甲骨文與埃及的紙草、巴比倫的泥版文書等相輝映，成為世界文明寶庫中熠熠發(fā)光的瑰寶。該書為八開精裝，共４０冊，每冊約５５０頁左右。結(jié)集中國大陸、港臺以及日、美、加拿大、英、法、德、瑞典、瑞士、俄、澳、韓等國家或地區(qū)數(shù)千位學者的各種語種的有關甲骨論著計２０００余種，纂選年代范圍自１８９９年殷墟甲骨文發(fā)現(xiàn)迄至１９９９年以前一百年間公布發(fā)表的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之成果，根據(jù)原版本按統(tǒng)一格式影印。堪稱為世紀性編次的大型甲骨文獻資料文庫。國內(nèi)十多萬片。

j明清檔案

明清時期中央至地方各種機構(gòu)在處理日常政務中形成的各類文書、典籍、圖冊。明代又稱“案牘”、“冊籍”或“圖冊版籍”。清代以后才有檔案一詞。

明檔案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命令中書省收集全國的“戶口錢糧之籍”藏之內(nèi)庫；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勝，亦皆圖以成書，藏之內(nèi)閣。并在宮內(nèi)建立存放這些檔案的大本堂。后又在南京后湖修造了黃冊庫，存放全國各地送來的賦役黃冊。弘治十五年(1502)，明孝宗命令在皇宮內(nèi)修建了內(nèi)閣大庫。嘉靖十三年(1530)，明世宗又在皇城內(nèi)東南角，修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所謂金匱石室的皇家檔案庫——皇史宬。此外，在各地方政府所在地，也修有架閣庫、案牘庫、案冊庫、冊籍所等各類檔案庫房。由于自明中葉起政治極端腐敗，加之明末清初長期戰(zhàn)亂，明代的這些檔案，基本上已蕩然無存。清初為修《明史》，清政府向全國征集到各種明代檔案共兩萬多件，由兵部送交內(nèi)閣大庫保存。后因自然條件的限制和人為的破壞而不斷有所損壞。清宣統(tǒng)二年(1910)，內(nèi)閣大庫檔案有數(shù)百萬件被遷移出宮，后來流散于社會，造成大量明清檔案的毀壞和失落。據(jù)目前所知，這些清初征集得來的明代檔案，除北京、南京、臺北及國外一些機構(gòu)

和個人手中有少量者外，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只有三千六百余件(冊)。此外，在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及山東曲阜孔廟之內(nèi)，還保存了一些明代皇帝及其政府機構(gòu)頒發(fā)給它們的文書。

清檔案 清檔案與明檔案一樣，損失亦相當嚴重。幸存在宮內(nèi)的清代檔案，1925年被故宮博物院接收。故宮設立文獻部(后改稱掌故部，1929年又改稱文獻館)，對存放在宮內(nèi)各處的清代檔案進行了集中統(tǒng)一保管和整理工作；對流散在社會上的清代檔案，也征集和收購到少量，當時總共集中了大約五百萬件清代檔案，奠定了目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清檔案的基礎。文獻館利用這些檔案，整理編印了《文獻叢編》、《掌故叢編》、《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獄檔》等史料匯編，寫了一些介紹和研究文章。

流散在社會上的清代檔案，均被占為己有，自行保管和處置。如1921年被北洋政府歷史博物館出賣給紙商的八千麻袋檔案(十五萬斤)，于1922年被羅振玉買去，他從中選出一些檔案，編成《史料叢刊初編》十冊。后又留下一部分，編印了《大庫史料目錄》六編、《明季史料拾零》六種、《清史料拾零》二十六種、《史料叢編》二集、《清太祖實錄稿》三種，其余部分皆售出，最后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買下。這些檔案幾經(jīng)轉(zhuǎn)手買賣，僅余十二萬多斤。北洋政府歷史博物館并沒有把全部清代大內(nèi)檔案賣給紙商，它自己留下的共計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檔案，于1922年為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接收，并對這些檔案進行了整理，編印了《清九朝京省報銷冊目錄》、《順治元年內(nèi)外官署奏疏》、《明清史料》等等。1949年以前，清代檔案的保管和整理，始終處于各自為政的分散混亂狀態(tài)。

1950年，故宮文獻館改為檔案館，成為專門保管清歷史檔案的專業(yè)機構(gòu)，1955年故宮檔案館劃歸國家檔案局領導，改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并從各地藏有清檔案的單位和個人手中征集和接收了清檔案近四千箱(約四百余萬件)。使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檔案數(shù)量增加了近一倍，檔案全宗也由原來的十幾個達到了七十幾個。但是，目前國內(nèi)一些機關、團體、學校及個人手中，甚至外國的一些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和私人手中還收藏有不少清代檔案。此外，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宮中檔、軍機處檔、清史館檔、實錄、起居注、詔書、國書、31

本紀、滿文老檔及雜檔等，共計三十九萬二千多件；從中選編出版了《海防檔》、《中法越南交涉檔》、《中俄關系史料》、《礦務檔》、《宮中檔》、《舊滿洲檔》、《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道咸同光四朝奏議》、《袁世凱奏折專輯》、《年羹堯奏折專輯》等檔案史料匯編。

(2)其他宗教文獻： 佛教大藏經(jīng)

a《大正藏》13000卷。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順次郎和渡邊海旭發(fā)起，組織大正一切經(jīng)刊行會；小野玄妙等人負責編輯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個部分：正藏55冊，續(xù)藏30冊，別卷15冊（內(nèi)圖像12冊，總目錄3冊），共100冊。收入佛籍總數(shù)冠于各種大藏經(jīng)，計正藏、續(xù)藏、圖像和總目錄共3493部，13520卷。編輯體例也別創(chuàng)一格，經(jīng)藏分為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盤、大集、經(jīng)集、密教十類；律藏包括彌沙塞部、摩訶僧祇部、曇無德部、薩婆多部、解脫戒經(jīng)（迦葉遺部）和菩薩戒等；論藏分為釋經(jīng)論、毗曇、中觀、瑜伽、論集等五類；雜藏分為經(jīng)疏、律疏、論疏、諸宗、史傳、事匯、外教和目錄等八類。續(xù)藏30冊中除最末一冊為古逸和疑似兩類，專收敦煌古逸經(jīng)、律、論疏和疑偽經(jīng)外，其余29卷收入日本著述的續(xù)經(jīng)疏、律疏、論疏、諸宗四類及悉曇。圖象12冊收入日本各寺院所藏歷代有名佛教畫像和密宗

明王像、金剛像及各種曼荼羅圖等363種。總目3冊收入中國歷代各版藏經(jīng)目錄和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寫本和刻本藏經(jīng)目錄以及大正藏勘同錄、大正藏總目錄、總索引、譯著目錄等77種，為比較實用的版本。但校核工作粗放，排印錯字，錯句頗多。此外，大藏經(jīng)用語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大正藏索引》，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b《卐續(xù)藏經(jīng)》日本藏經(jīng)書院于《卐正藏經(jīng)》編印完畢后，在前田慧云主持下，由中野達慧負責，廣泛搜集中國和日本歷代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匯編成書。又名《續(xù)藏》或《藏經(jīng)書院續(xù)藏經(jīng)》。內(nèi)容上至六朝遺編和唐宋章疏，下迄清代著述之缺佚。在編纂過程中，曾得到金陵刻經(jīng)處楊文會、蘆山寺式定和各寺院、居士們的支持。1905～1912年印行。內(nèi)容包括950余人的譯著，1659部，7143卷（總目5卷），分為十門六十三類；一編、二編、二編乙共三編151函，每函5冊（包括目錄1函1冊），24開線裝本，4號鉛字排印，版式同《卐正藏經(jīng)》。全部印就后，存書和《卐正藏經(jīng)》一同被焚，流傳不多。

c《禪宗全書》100大冊《禪宗全書》是中文禪宗文獻的匯集。由藍吉富教授主編。全書分為史傳、宗義、語錄、清規(guī)、雜集等五部，共收集六世紀迄二十世紀禪宗典籍五百七十余部。凡100冊，外加總目引一冊。其中，以語錄部最多，史傳部居次，是迄今為止，中外各國收錄禪宗典籍最多的禪宗類

叢書。

道藏

a《正統(tǒng)道藏》22877卷。明代編纂。明成祖即位之初(1403)，曾令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重編《道藏》，永樂八年(1410)，張宇初去世，又令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繼續(xù)主持編藏。到明英宗正統(tǒng)九年(1444)始行刊板，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備，於正統(tǒng)十年(1445)校定付印，名《正統(tǒng)道藏》，共五千三百零五卷，四百八十函，按三洞、四輔、十二類分類，采用《千字文》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每函各為若干卷，頒之天下，藏於各名山道觀。到明神宗萬歷三十五年(公元1607)，命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續(xù)補《道藏》，仍以《千字文》為函次，自「杜」字號至「纓」字號，凡三十二函，一百八十卷，名《萬歷續(xù)道藏》。與《正統(tǒng)道藏》合計共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五百一十二函，即現(xiàn)存明版《正統(tǒng)道藏》，這是我國現(xiàn)存的唯一官修道藏。1923─192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借用北京白云觀所藏明刊《正統(tǒng)道藏》，以涵芬樓名義影印，縮改為六開小本，凡一千四百七十六種，一千一百二十冊。今有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道藏》影印本，另有臺灣藝文印書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等通行於世。

b《藏外道書》指正宗道藏以外其它重要道教經(jīng)書。除《道藏輯要》收了一些藏外道經(jīng)，民國年間著名道教學者守一子丁福保所編《道藏精華錄》也收了一些藏外道經(jīng)。臺灣學者蕭天石自五十年代搜集道書，主編《道藏精華》，所收書以藏外道經(jīng)為主，達到八百余種。美國學者薩梭編輯《莊林續(xù)道藏》，輯錄了相當多的臺灣符 科儀道經(jīng)，其中多為手抄秘本。到1994年底，巴蜀書社出了36冊《藏外道書》，稱為「新續(xù)道教經(jīng)典總集」。由胡道靜、陳耀庭、段文桂、林萬清等主編，其分類不再依《道藏》三洞四輔十二類的傳統(tǒng)，而分為古佚道書類、經(jīng)典類、教理教義類、攝養(yǎng)類、戒律善書類、儀范類、傳記神仙類、宮觀地志類、文藝類、目錄類、其他等十一類。

少數(shù)民族文獻

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有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也是世界上文明發(fā)達最早的國家之一。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曾以繁榮的經(jīng)濟、燦爛的文化藝術和輝煌的科學技術成就蜚聲于全世界，對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對以人類社會進步有著深遠的影響。中華民族在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每一個民族都創(chuàng)造著自己獨具特

色的文化遺產(chǎn)。浩如煙海的少數(shù)民族古籍文獻就是我國各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具體體現(xiàn)。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數(shù)量之多，內(nèi)容之豐富，為世界罕見。這些古籍文獻生動而真實地記錄了各少數(shù)民族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我國現(xiàn)有文字的少數(shù)民族有21個，這些文種幾乎囊括了世界文種形式。用這些文字書寫的文獻，其學術價值很高，數(shù)量難以統(tǒng)計。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有些少數(shù)民族文字文獻和口碑文獻正處于瀕危階段。

少數(shù)民族古籍的基本概述

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是指中國55個少數(shù)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古代書冊、文獻典籍和口頭傳承及碑刻銘文等。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的內(nèi)容涉及政治、哲學、法律、歷史、宗教、軍事、文學、藝術、語言文字、地理、天文歷算、經(jīng)濟、醫(yī)學等領域。

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文字類；二是無文字類。有文字類的少數(shù)民族古籍包括：

1、用各少數(shù)民族文字及少數(shù)民族古文字記載的歷史文書和文獻典籍；

2、用漢文記載的有關少數(shù)民族內(nèi)容的古代文獻典籍；

3、用少數(shù)民族文字和漢文記載的有關少數(shù)民族內(nèi)容的碑刻銘文。二是無文字類；無文字類的民族古籍主要是指各少數(shù)民族在歷史上口頭傳承下來的具有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各種資料，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歷史變遷、風土人情、生活習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話、史詩、傳說、故事、歌謠、諺語、謎語等。中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的時間范疇與漢文古籍一樣以1911年下限的限制，根據(jù)各民族的實際情況，有的民族可以定到1949年前。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少數(shù)民族古籍事業(yè)，1981年，中共中央在《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國務院在1984年轉(zhuǎn)發(fā)《國家民委關于搶救、整理少數(shù)民族古籍的請示》的通知中也強調(diào)：“少數(shù)民族古籍是祖國寶貴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搶救、整理少數(shù)民族古籍，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80年代初，在國務院的關懷下國家民委成立了第一個搶救、保護少數(shù)民族古籍機構(gòu)—全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組織、協(xié)調(diào)、聯(lián)絡、指導全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

20余年來，在國家民委全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的正確領導下少數(shù)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輝煌成就。各地共搶救了近百萬種民族古籍（不含寺廟、館藏古籍），公開出版了5000余種有價值、有影響的少數(shù)民族古籍精品，其中很多是珍貴的孤本、珍本、善本。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目前，全國藏區(qū)各地、寺院、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以及在北京的中華民族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共保存藏文典籍約43.6萬余部，木刻版藏經(jīng)約2.4萬余塊，到目前為止，國內(nèi)已整理出版藏文古籍文獻近600種。全國收藏滿文古籍文獻的地方有北京市、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等省市自治區(qū)，共收藏近200萬份滿文古籍文獻，保存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檔案尚有150萬份之多。這些滿文古籍文獻中，很多是世界及珍品。吉林省、遼寧省、黑龍江省、北京市截之目前，已搜集朝鮮文古籍8000余種，檔案3000卷。國家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博物館、臺灣故宮博物院、云南省麗江縣圖書館、云南省東巴文化博物館、云南省博物館、云南省圖書館、云南省古籍辦公室、北京民族文化宮博物館、中華民族圖書館等單位共收藏東巴文古籍文獻1000多種20000多冊。云南省東巴文化研究所經(jīng)過20多年的艱苦努力，翻譯整理近1000種東巴文古籍，約5000字的《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100卷2000年出版，奠定了東巴文化研究的最堅實的基礎。由國家民委全國少數(shù)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華民族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內(nèi)蒙古圖書館、內(nèi)蒙古大學圖書館、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圖書館、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圖書館、內(nèi)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內(nèi)蒙古古籍班等單位聯(lián)合完成的《中國蒙古文古籍總目》于1999年出版。該書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國蒙古文古籍文獻的收藏情況，對促進蒙古學、藏學、漢學、滿學的研究以及對蒙古文古籍文獻的搶救整理有著很好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已出版了包括歷史、語言、文學、宗教、醫(yī)學、民俗、民歌、祝詞、天文歷算等內(nèi)容的蒙古文古籍文獻叢書共幾百余種。如，《水晶鑒》、《大黃冊》、《諸汗流黃金史綱》、《金輪前輻》、《江格爾》、《英俊巴特爾》、《科爾沁民歌》等。全區(qū)共收藏檔案資料4萬多件。2001年8月，我國蒙古學

專家從敦煌莫高窟北區(qū)洞窟中發(fā)現(xiàn)了木刻版八思巴文《薩迦格言》，這對國際國內(nèi)蒙古學研究具有重大的參考作用。現(xiàn)已查明全國多民族成份的云南省少數(shù)民族古籍文獻達十余萬冊（卷），口碑古籍上萬種；其中以搶救保護的少數(shù)民族古籍有2萬余冊（卷），口碑古籍3000多種。先后整理出版了《大理叢書》、《金石篇》、《彝文古籍譯叢》、《玉溪地區(qū)彝文古籍譯叢》、《紅河民族古籍譯叢》、《石林民族古籍書叢》、《民間歌謠集成叢書》、《民間故事集成叢書》、《民間諺語集成叢書》等古籍文獻。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民委古籍辦搶救開發(fā)并擇優(yōu)出版了一批有價值、有影響的壯族古籍，主要有《古壯字字典》、《壯族古文字》、《不洛陀經(jīng)詩譯注》、《壯族巫經(jīng)》、，《壯族民族古籍集成第一集》、《壯族民歌古籍集成第二集》、《廣西左江流域崖壁畫考察與研究》、《壯族古壁畫》、《壯族文化遺產(chǎn)的整理與研究》、《發(fā)掘整理中的壯醫(yī)》等古籍文獻。四川省共搜集彝文古籍近2萬種，藏文古籍10余萬冊，全省共出版民族古籍圖書600余冊。貴州省共搜集3000余冊少數(shù)民族古籍，出版了100多種民族古籍圖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共搜集察哈臺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哈薩克文、蒙古文、藏文、柯爾克孜文、錫伯文、滿文、烏孜別克文、塔塔爾文等文中的少數(shù)民族古籍7000冊（件），整理出版了400多部古籍圖書。目前，全區(qū)已登錄的少數(shù)民族各文種古籍18500冊。貴州省先后整理出版了《苗族古歌》、《張秀眉歌》、《苗族神話史詩選》、《布依族古歌》、《古謝經(jīng)》、《安王與祖王》、《侗族敘事歌》、《侗鄉(xiāng)好事酒歌》、《侗族傳統(tǒng)文學選編》、《西南彝志》、《彝文典籍目錄》、《彝文金石圖錄》、《水書》（正七卷、壬辰卷）、《仡老族古歌》、《仡老族哭嫁歌》等各少數(shù)民族古籍文獻。2003年，為了搶救面臨消亡的水書，貴州省荔波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nèi)搜集了散落在民間的水書共1511冊，這些水族古籍文獻大部分是明清兩代手抄本，其中在茂蘭鎮(zhèn)水慶村搜集的明洪武年間的木刻版水書，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唯一的木刻版水書。

第二：熟悉文獻檢索方法

《四庫全書》以經(jīng)史子集為序，大正藏以經(jīng)律論為序。

第三：明了文獻淵源關系

有其成書過程，版本淵源，遞修過程，以及歸類認識。

第四：完善個人知識結(jié)構(gòu)、增加知識儲備，為進一步的深度科研提供理論和方法基礎

研究生入學考試試題

考試科目：中國古典文獻學

一、名詞解釋（10分，每小題2分）： 1.九流十家 2.伯2833 3.子注 4.簡 5.衍

二、填空（10分，每空1分）： 1.在道藏中，《莊子》的書名叫________；《文子》的書名叫__通玄真經(jīng)__。2.《春秋內(nèi)外傳》指________和________。

3.《四庫全書》的總纂是________代

________；《四部叢刊》的編纂者是________代________。

4.唐代文選學的兩大代表作是________和________。

三、指出下列文獻學著作的作者及時代（20分，每題1分）：

1.《四庫提要辨證余嘉錫》 2.《中經(jīng)新簿荀勖》 3.《經(jīng)籍籑詁阮元》 4.《水經(jīng)注》

5.《孟子正義焦循》 6.《周禮正義孔穎達》 7.《漢書補注王先謙》 8.《墨子間詁孫詒讓》

9.《春秋經(jīng)傳集解杜預》 10.《爾雅義疏郝懿行》 11.《錄鬼簿》 12.《經(jīng)傳釋詞》

13.《方言》 14.《七錄阮孝緒》 15.《七略》 16.《郡齋讀書志》

17.《鄭堂讀書記周中孚》 18.《越縵堂讀書記李慈銘》 19.《三國志集解盧弼》 20.《說文解字注》

四、指出下列作者在文獻學方面的代表作（只舉一種，10分，每小題1分）：

1.李賢 2.馬國翰 3.陸德明 4.姚名達 5.孫殿起 6.陳振孫 7.黃虞稷 8.杜佑 9.鄭樵 10.馬端臨

五、簡要回答下列問題（50分，每小題10分）：

1.“十三經(jīng)”指哪些典籍？“十三經(jīng)注疏”每種書的注者和疏者各是誰？

2.“二十四史”是哪二十四種典籍？各史的作者是誰？

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作者是誰？該書在古文獻方面的價值如何？

4.《文選》和《玉臺新詠》各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它們各是何代何人所纂？其特點如何？

5.指出下列三首論詩、論曲絕句的作者，對其觀點略加評論。

A.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B.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辭。C.大都才人逞風流，百歲光陰老更遒。文到元和詩到杜，月明孤雁漢宮秋

第四篇：中國歷史文獻學復習資料

歷史文獻學考試試題

1、“文獻”的概念及其內(nèi)涵變化。☆

概念：“文”在古意中指典籍文章，“獻”指古代耆舊先賢的見聞、言論，以及他們所熟悉的各種禮儀，也包括耆舊先賢的事跡經(jīng)歷。現(xiàn)代廣義的文獻的概念是：文獻是記錄知識的一切載體，不僅包括現(xiàn)代圖書館的全部館藏，也包括檔案館、博物館、聲像館及情報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館藏。從情報學角度的概念是：以一定方式將人類所獲得的知識或信息記錄于一定載體之上所形成的東西叫做文獻。

內(nèi)涵變化：文獻一詞，是一個動態(tài)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nèi)涵。在我國關文獻概念的描述，最早見于《論語.八佾》 至元代，歷史學家、文獻學家馬端臨，首次以“文獻”一詞命名的專著《文獻通考》面世。自孔子至元·馬端臨均把“文獻”概念的內(nèi)涵表述為可作敘事、論事佐證的古今典籍及圣賢的言論，即文獻兼指書和人。此說至今仍有影響。后來，文獻概念的內(nèi)涵偏指著述或?qū)Ｖ浮熬哂袣v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如：歷史文獻。亦指與某一學科有關的重要圖書資料。如醫(yī)學文獻。”該定義強調(diào)了文獻的歷史繼承性和資料性。198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文獻著錄總則》，對文獻概念定義為：“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該定義強調(diào)了文獻是知識。凡是能耳聞、目睹到的并記錄在一定的物質(zhì)上的知識載體，均稱之為文獻。《文獻情報術語國際標準》將文獻定義為：“在存貯、檢索、利用或傳遞信息的過程中，可作為一個單元處理的，在載體內(nèi)、載體上或依附載體內(nèi)而存貯有信息或數(shù)據(jù)的載體。”該定義強調(diào)了文獻是可以進行加工處理的“單元知識”；存貯（記錄）“單元知識”的方式、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如存貯聲音、圖像、文字、符號等知識的磁性載體（磁帶、磁盤、光盤）文獻等。在國外，文獻一詞首先由法國保羅·奧特勒于1905年提出，隨后流傳于世。其中英語的“文獻”與“情報”的最初含義交叉，后來才分開。目前國際上較為流行的文獻概念則是《漢俄英情報學詞典》中的解釋：文獻是“包括固定情報以及用于傳遞和使用情報的物質(zhì)客體。”強調(diào)文獻是情報的主體，其傳遞與使用必須有相應的物質(zhì)載體。

2．歷史文獻學的定義☆及其與歷史學的關系。

定義：歷史文獻學是對歷史文獻的形成發(fā)展、整理利用進行研究，探索其規(guī)律，從而加以理論說明的一門學問。

關系：歷史科學通常指科學的歷史學，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發(fā)現(xiàn)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他們創(chuàng)立了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結(jié)合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實現(xiàn)了社會科學的偉大革命，從而使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

歷史文獻學是對歷史文獻的形成發(fā)展、整理利用進行研究，探索其規(guī)律，從而加以理論說明的一門學問。

歷史學與歷史文獻學之間，存在著良好的關系。一，歷史研究必須以文獻史料為根據(jù)，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前提。研究歷史問題，只能根據(jù)前人的文獻記錄以及歷史上殘留下來的遺物、遺跡、遺址等史料，離開了史料，歷史研究無法進行。二，歷史文獻學是為歷史研究服務的。歷史科學要從整體上反映出歷史發(fā)展過程的真實景象，又要揭示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而文獻學只是提供史料，復原一個個真實的歷史實施，卻不能揭示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歷史文獻學為歷史研究建立起一個可靠的史料基礎，為歷史研究服務，因而是歷史研究的一個輔助學科。三，歷史科學是歷史文獻學的依托。歷史學的發(fā)展擴大了歷史文獻學的范圍，豐富了歷史文獻學的內(nèi)容，也加強了歷史文獻的科學性。

3、歷史文獻載體的演變過程。

4、“十三經(jīng)”指哪些典籍？“十三經(jīng)注疏”每種書的注者和疏者各是誰？

《周易》、《尚書》、《詩經(jīng)》、《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論語》、《孝經(jīng)》、《爾雅》、《孟子》。

⑴:《周易正義》一〇卷，【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⑵:《尚書正義》二〇卷，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⑶:《毛詩正義》七〇卷，【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⑷:《周禮注疏》四二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⑸:《儀禮注疏》五〇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⑹:《禮記正義》六三卷，【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⑺:《春秋左傳正義》六〇卷，【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⑻:《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八卷，【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⑼:《春秋谷梁傳注疏》二〇卷，【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

⑽:《論語注疏》二〇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⑾:《孝經(jīng)注疏》九卷，【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

⑿:《爾雅注疏》一〇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⒀: 《孟子注疏》十四卷，【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

5、“二十四史”是哪二十四種典籍？各史的作者是誰？

? 史記(漢·司馬遷)? 漢書(漢·班固)? 后漢書(南朝宋·范曄)

? 三國志(晉·陳壽)? 晉書(唐·房玄齡等)? 宋書(南朝梁·沈約)? 南齊書(南朝梁·蕭子顯)? 梁書(唐·姚思廉)? 陳書(唐·姚思廉)

? 魏書(北齊·魏收)? 北齊書(唐·李百藥)? 周書(唐·令狐德棻等)

? 隋書(唐·魏征等)? 南史(唐·李延壽)? 北史(唐·李延壽)

? 舊唐書(后晉·劉昫等)?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

? 新五代史(宋·歐陽修)? 宋史(元·脫脫等)? 遼史(元·脫脫等)

? 金史(元·脫脫等)? 元史(明·宋濂等)? 明史(清·張廷玉等)

6、簡述孔子與六經(jīng)的關系。

《詩》相傳《詩經(jīng)》是孔子編定的，在司馬遷的筆下孔子刪定了《詩》，孔子本人多次說過有關《詩》的名言，在《論語》中也出現(xiàn)引用《詩》的文句。

《書》孔子曾整理過，《禮》是孔子教學課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中第一門課，孔子十分重視“禮”，并注重禮的作用和傳授，《樂》孔子也整理過

《易》為周代的占筮之書，孔子十分喜好《易》并認真研究，同時認真向?qū)W生講授，是孔子賦予《易》以新的內(nèi)容，并為其作了較為特殊的傳注。

《春秋》經(jīng)孔子編定是世人所公認，成為我國第一本編年體史書。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整理六經(jīng)都是“述”的結(jié)果，而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創(chuàng)作，但他因整理“六經(jīng)”給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遺產(chǎn)，創(chuàng)立了儒家學派。“六經(jīng)”均不同程度經(jīng)過孔子的整理，并在孔子整理的基礎上才得以較完成的保存下來，因此，認為《六經(jīng)》的整理為我國歷史文獻學的萌芽，孔子是中國歷史文獻學的始祖。

7、紀傳體史書、編年體史書和紀事本末體史書各有什么優(yōu)缺點？

紀傳體 是以本紀、列傳人物為綱、時間為緯、反映歷史事件的一種史書編纂體例。紀傳體史書的突出特點是以大量人物傳記

為中心內(nèi)容，是記言、記事的進一步結(jié)合。

優(yōu)點：紀傳體史書的突出特點是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中心內(nèi)容，從體裁的形式上看，分成本紀、世家、載記、書志、表、史論幾個部分。優(yōu)秀的紀傳體史書把這些體裁配合起來，在一部史書里形成一個相輔相成的整體。紀傳體的優(yōu)

點是以記述歷史人物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類人物在歷史上的活動，同時，因記述的范圍比較廣泛，便于

通觀一個時期歷史的發(fā)展形勢。這是編年體史書所不及的。

缺點：①它記事分散，讀者難得其全貌，“大綱要領，觀者茫然”，難以清晰地表達歷史發(fā)展的時間順序和各事件、各人物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

②紀事重復互見。劉知幾說：“同為一事，分在數(shù)篇，斷續(xù)相離，前后屢出。”給讀者造成不便。

編年體 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編排史實，是編寫歷史最早也是最簡便的方法，《春秋》、《資治通鑒》就是編年體史書。

優(yōu)點：是給人以明確的時間觀念，便于考查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具體時間，比較容易反映出史事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時代背景，并可避免敘事重復。

缺點：記事按年月分列雜陳，不能集中敘述每一歷史事件的全過程，難以記載不能按年月編排的事件，往往詳于政治

事件而忽略經(jīng)濟文化

紀事本末體：以事件為主線，將有關專題材料集中在一起

優(yōu)點：是每一事件獨立成篇，各篇按時間順序編寫，能完整反映歷史事件的全過程，可補編年體與紀傳體不足

缺點：在不能表明同一時期各歷史事件的聯(lián)系

8、試述劉向、劉歆父子的歷史文獻學成就。

①創(chuàng)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些方法一直為后人所使用并不斷完善，成為如今整理文獻的基本模式

②創(chuàng)造性的編撰了《別錄》，它作為各類文獻的敘錄，是提要式的內(nèi)容簡介，后世的著作前的序文當是源于《別錄》的。《別錄》是我國書目提要之始祖、③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盡管它在分類上采用的標準不一，也有失當之處，但后代編輯書目的原則、體例、方法，都是在《七略》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在劉向劉歆之后，“校勘學”“目錄學”才逐漸發(fā)展起來并具有規(guī)模，最后成為兩門相對獨立的學科。他們在歷史文獻的整理、校勘、分類目錄等方面的成就是杰出的，奠定了我國古代歷史文獻學的基礎。

9、試述四部分類法發(fā)展完善的過程及其學術價值。

①發(fā)軔：西晉的荀勖在整理《中經(jīng)新簿》時，對《七略》的著錄和分類做了很大的改進，把六略改成四部，以適應和包容新出現(xiàn)的文化典籍，開創(chuàng)了我國群書目錄中的四部分類法，這一新的分類體例在很大程度上能適應當時文獻的實際發(fā)展情況。他將文獻分為甲乙丙丁四大部類，但僅表示一種順序，各部類內(nèi)涵沒有完全確定，只為一個粗略的輪廓而已。

②確定：東晉的李充編定國家藏書目錄《晉元帝四部書目》時，重分四部，以五經(jīng)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該四部分類法至唐初修《隋書·經(jīng)籍志》時正式定名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從《晉元帝四部書目》算起，一直沿用1700年，至今未發(fā)生根本動搖。

學術價值：

經(jīng)部收錄儒家經(jīng)典。漢代開始稱《詩》、《書》、《易》、《禮》、《春秋》為“五經(jīng)”。唐代把《周禮》、《禮記》、《儀禮》、《公羊傳》、《轂梁傳》、《左傳》、《詩》、《書》、《易》稱為“九經(jīng)”。唐代又把《孝經(jīng)》、《論語》、《爾雅》列入經(jīng)部。宋代又將《孟子》列入，稱“十三經(jīng)”。

史部收錄記載歷史興廢治亂和各種人物以及沿革等的歷史書，如《史記》、《漢書》之類，以及地理書、目錄書。

子部收錄諸子百家及其學說的書籍，如《莊子》、《韓非子》等，以及釋道宗教的著作。

集部收錄匯集幾個作者或一個作者的詩文集，如《唐五十家詩集》等，以及文學評論、戲曲方面的著作。

這種四部分類法自唐代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作為一種傳統(tǒng)分法，它在類分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10、鄭樵在歷史文獻學理論方面有哪些貢獻？

①鄭樵提出了“類例”的概念，在《校讎略》中深刻闡明了區(qū)別類例對保存圖書的重要意義，“類例”概念的提出，對于編修書目、整理資料具有重要的意義。

②鑒于當時圖書事業(yè)的空前發(fā)展，鄭樵創(chuàng)立了三級類目的新分類體系，在我國目錄學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③他提出了“通錄圖書之有無”、詳盡略古的見解，這是他“會通”的史學思想在目錄學方面的表現(xiàn)。

④鄭樵認真總結(jié)了歷代文獻散亡的原因，指出了搜訪圖書的必要性，并系統(tǒng)提出了“求書八法”，這被后代藏書家奉為圭臬。⑤它還具體分析了亡書的各種情況，提出了輯佚的理論原理，開輯佚工作的先河，他的輯佚原則、理論對后世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⑥鄭樵還擴大了歷史文獻資料的范圍，極為重視圖譜、金石的史料價值，把它們提到與圖書同等的地位，由于他的倡導圖譜、金石之學在宋代以后得到很大發(fā)展。

綜述：鄭樵這些文獻學理論有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對文獻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11、談談你對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認識。

《漢書?藝文志》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基本上沿襲《史記》的體例，內(nèi)容上漢高祖至漢武帝一段，也多直接取資于《史記》。但是《漢書?藝文志》以記載一個朝代為主，開創(chuàng)了斷代為史的先例，又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增加了《藝文》《地理》《五行》《刑法》四志，擴大了史書容納史料的范圍。

《漢書?藝文志》包含了《七略》《別錄》，但在原有基礎上從篇章結(jié)構(gòu)上做了調(diào)整、對原文有所增補和刪改、對《七略》的文辭上有所斟酌和改動，所以《藝文志》無論在篇章結(jié)構(gòu)、序文和書目的結(jié)合、分類的合理性等方面，都較《七略》有明顯的進步。《漢書藝文志》還開創(chuàng)了根據(jù)官修目錄編制正史“藝文志”的先例，它是我國現(xiàn)存最古的圖書分類目錄，它在歷史文獻學上具有極高的價值和地位。

12、評述鄭玄校注群經(jīng)的原則與方法。

一校勘方面：①根據(jù)文以來判斷和確定錯訛衍脫，憑借對文意得得理解訂正原文是鄭玄校書的主要方法

②運用了本校和他校等校勘方法

③尊重原文，在校勘中，若發(fā)現(xiàn)原文缺誤之處，他一般在注釋中指出

二注釋方面：①廣征博引，最大限度地吸收前人的成果，保持了古人傳注的繼承性，又發(fā)展了傳注學

②運用了音訓的方法。

③繼承和發(fā)揚了司馬遷“疑者闕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13、《隋書?經(jīng)籍志》在圖書分類和著錄上有何創(chuàng)新？（要想了解魏晉南北朝時期圖書的存佚情況應該看什么書？為什么？）著錄：《隋書?經(jīng)籍志》是唐初官修的一部目錄，是繼《漢書?藝文志》以后的一部重要史志目錄，體例上模仿《漢書?藝文志》寫序錄，但漢書?藝文志記的是西漢一代的藏書之盛，《隋書?經(jīng)籍志》不僅記錄了隋朝一代藏書之盛，還要記錄了六朝時期的典籍流散聚合情況，所以采取了新做法：以著錄隋代現(xiàn)實藏書為主要內(nèi)容，對六朝時代的文獻散佚情況，則采用“梁有...今無”的著錄方法，有些典籍到隋代已經(jīng)散佚了，但在梁或陳以前是可以見得到的，必須把它們著錄出來，才能看出六朝時期的文獻全貌。

分類：魏徵等編纂《隋志》，在確定四部分類法的主導地位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經(jīng)史子集的部類名稱正式確定，其中，史部不僅有獨立的部類，而且有了固定的部類名稱，現(xiàn)存的四部分類目錄，以《隋書?經(jīng)籍志》為最早。

應該看《隋書?經(jīng)籍志》因為：《隋書?經(jīng)籍志》不僅記錄了隋朝一代藏書之盛，還記錄了六朝時期的典籍流散聚合情況，以著錄隋代現(xiàn)實藏書為主要內(nèi)容，對六朝時代的文獻散佚情況，則采用“梁有...今無”的著錄方法，有些典籍到隋代已經(jīng)散佚了，但在梁或陳以前是可以見得到的，必須把它們著錄出來，才能看出六朝時期的文獻全貌。

14.唐代劉知幾對歷史文獻學的貢獻。

劉知幾是我國古代杰出的史學家，他的代表作是史學理論專注《史通》

貢獻主要有：①對史書進行了系統(tǒng)的分類，對史部目錄學有所創(chuàng)建，他將史書體裁歸納為“六家”“二體”，對史書編撰及如何選擇文獻材料做了指導性的論述。他還對史注類文獻進行了分類，歸納為訓詁解釋和廣異補缺兩種體裁。

②他從史學的角度出發(fā)，把經(jīng)書作為史料看待，即把孔子所整理撰述的儒家經(jīng)典統(tǒng)統(tǒng)歸為史籍，擴大了史料的范圍，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③崇尚真實，反對虛妄，重視考證辨?zhèn)危瑥膹娬{(diào)史料真實的角度出發(fā)，要求撰史者善于考辨文獻真?zhèn)危x擇文獻之長，舍棄文獻之短，這對中唐以后辨?zhèn)螌W的興起有重要意義。

15、北宋官修四大類書是什么？在內(nèi)容上它們各有什么特點？

①《太平御覽》：是百科全書性質(zhì)的類書，引書比較完整，多整篇整段的文字，且注明出處，故此書歷來為學者所重視。②《太平廣記》：是小說類書，所收內(nèi)容，除正史外，還有野史、地理、文集、筆記、佛道典籍、傳說、小說等，引用書目存佚各占一半，此書對于研究古代文學和社會風俗是最重要的書籍，并對史料的輯佚、校勘工作頗多參考價值。

③《冊府元龜》：是史學類書，官修類書中此書篇幅最長，同時也是《四庫全書》中最大的類書之一，在中國歷史文獻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分類極為詳細和完備，較好的體現(xiàn)了類書的特點，該書資料豐富集中，為后世研究歷史提供極大方便。它還便于校勘和輯佚

④《文苑英華》：是文學類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近兩萬篇，按文體分賦、詩、歌行、雜文、中書制誥、翰林制誥等三十九類。書中約十分之一是南北朝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十分之九是唐人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多數(shù)是根據(jù)當時流傳不多的抄本詩文集收錄的，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獻資料，校記里還附注有別本的異文，可以用以輯補校勘唐人的詩文集。《文苑英華》中收錄不少詔誥、書判、表疏、碑志，還可以用來考訂史實。

16、清代校勘學的繁榮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

①成就巨大，整理校勘了一大批古籍：盧文昭校勘的有《經(jīng)典釋文》《新書》《春秋繁露》等 黃丕烈《士禮居叢書》顧廣圻《周禮》《儀禮》《國語》等，戴震《周髀算經(jīng)》《九章算術》《水經(jīng)注》等，古籍包羅萬象、不計其數(shù)。成績最突出的是校先秦子書，糾正了許多謬誤，使子書可讀，真義顯明。

②出現(xiàn)一大批著名的校勘學家，且形成不同的流派：一是以盧文昭、黃丕烈、顧廣圻為代表，二是以戴震為首領，繼之有王念之、王引之等。盧派重版本，推崇對校；戴派重義理，崇尚理校。清末名家輩出，如魏源、王先謙等

③總結(jié)了許多優(yōu)秀的校勘學經(jīng)驗，提出一系列的校勘學的理論觀點：如盧派強調(diào)“崇古”要求尊重漢儒，注重版本依據(jù)，黃丕烈認為校書首先應廣蓄書，且要擇善而校。戴派反對對古本、善本的迷信，要求廣泛收集以外的異文材料，分析、考證古籍，對古書的錯誤勇于改正。戴震主張校勘首先在識字，因此一個校勘學家必須精通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知識，還要準備多方面材料，這種方法為后人繼承和發(fā)展，成為校勘學的重要理論之一。清朝的校勘整理工作，是許多典籍恢復了原有面貌，為

后人閱讀古籍提供了極大方便。

17、清代考史方面的三大著作以及各有什么特點？

①《十七史商榷》：詳于校勘。以文字校勘、典制考釋為主要內(nèi)容，尤以文字的校勘為重點，內(nèi)容龐雜、豐富，包括校勘文字、補正訛誤、論及版本異例，考證輿地、職官、典制，考訂史實，評論事事人物。

②《廿二史考異》：注重典章故實。是從二十四史中除去《舊五代史》、《明史》而言的，內(nèi)容涉及文字校勘、典制考釋、名物訓詁等諸多方面，校訂了諸史傳寫和刊刻上的訛謬，審定了注釋者的錯誤，也勘出各史原有的疏漏。

③《廿二史札記》：特別注重治亂興衰之故。很重視史實的真實性，它通過考異、辨識、糾謬等形式，對史書記事進行了辨析和訂正。還對歷代正史史料價值的高下，編寫方法的優(yōu)劣，所運用的書法和歷史編修的經(jīng)驗，都有一些有益的評論。

18、評述王國維對歷史文獻學的成就。☆

王國維治學嚴謹，規(guī)模宏大，把近代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科學方法，同乾嘉諸儒的傳統(tǒng)考據(jù)方法，成功的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二重證據(jù)法”，他強調(diào)要把新出土的文獻資料與古代典籍相互印證，因而在古史研究上，取得了同時代學者無法企及的成就。一在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方面：王國維在羅振玉成就的基礎上突破了甲骨文字考釋的范圍，以甲骨卜辭為原始的文獻史料，來探討殷商的歷史、地理和禮制，所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xù)考》《殷周制度論》都運用了二重證據(jù)法，他是從稱謂判斷卜辭年代和進行甲骨文綴和的先導者。

二在漢晉木簡的考釋方面，他與羅振玉合作，將沙氏書中材料重新分別考釋，成《流沙墜簡》一書，這是我國學者研究漢晉木簡的開山之作。

三在敦煌文書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他十分重視敦煌文書在學術上的價值，依據(jù)唐寫本考訂唐初職官、瀚海軍設立的時間及唐前期實行的均田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又根據(jù)唐寫本，使韋莊的《秦婦吟》復傳于世。

20、清代乾隆年間進行了哪一項大規(guī)模的文化建設？對歷史文獻學的發(fā)展有何貢獻？

編纂了《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

貢獻：①《四庫全書總目》在目錄學的編纂方法上總結(jié)并發(fā)展了歷代目錄學家的經(jīng)驗，真正建立了目錄學的體系和規(guī)模，說明了編纂提要和分門別類的方針和原則，構(gòu)成了目錄學的完整體系。

②《四庫全書總目》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圖書的四部分類法，四部之下又列類，類之中又有子目，因此成為典范。

③在編寫提要的方式、方法上，形成一種新的既能反映圖書的版本、內(nèi)容、文字、著者事跡，又特別結(jié)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宣傳封建思想的提要形式，在編纂方法上建立了目錄學的規(guī)模。

④《四庫全書總目》在史料鑒別上也具有科學態(tài)度，其收書的數(shù)量是空前的，然而多而不雜。

⑤總之，《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目錄學史上繼劉歆《七略》、唐《隋書。經(jīng)籍志》、鄭樵《通志。藝文略》之后的集大成巨著，《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成為中國18世紀以前古書的一大匯集和總結(jié)，并以其科學的分類，嚴謹?shù)捏w例，以及簡明扼要、一覽了然的具體的實用性，成為后人做學問的門徑，在中國的目錄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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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文獻學復習

一、“文獻”的概念

①早期含義： “文”，包括歷史典籍、檔案等文字材料； “獻”，指的是博學多識、熟悉掌

故的賢才，包括其所見聞的東西即文化記憶、口傳議論以及自身的踐行禮儀等。

②《文獻通考》中及其以后“文獻”的含義： “文”指的是敘事之文，包括經(jīng)史、會要、傳記等；

“獻”指的是議事之文，包括臣僚奏疏、諸儒議論、名流燕談等。實際上是將文獻 本原的范圍擴大，幾乎等同于典籍。明代以后，文獻基本上指的是典籍資料。

③現(xiàn)代： 廣義上講，文獻指的是有知識的一切載體。狹義上指的則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獻，即以圖文形式記錄知識的金石、絹帛、竹木、紙張等載體。

二、目錄學

1.分類法的演進

（1）最初的分類法：根據(jù)《周禮·春官·宗伯下》，不同的王官執(zhí)掌不同類型的典籍檔案。大致可分為官守內(nèi)的（如經(jīng)傳、諸子、詩賦等）和官守外的（兵書、數(shù)術、方技等）

（2）六分法：我國古代圖書分類方法之一。起源于劉向校書時的不同分工。西漢成帝時，廣求天下圖書，并集中于宮廷。又命劉向負責對書籍進行整理，其中劉向親自負責校六藝、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侍醫(yī)李柱國校方技。劉向逝世后，其子劉歆繼續(xù)組織校書工作，并撰成《七略》一書，正式確立了圖書的六分之法，將圖書分 為6大類38小類。東漢班固將《七略》改寫成《漢書·藝文志》，而分類法沒有變化。六分 法是我國古代圖書第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系統(tǒng)的分類方法，大致確立了古代圖書分類的基本框 架。在此基礎上，又演進出了四分法、七分法、五分法等不同的分類法。

（3）四分法：又稱四部分類法，我國古代圖書分類方法之一。始于西晉時期。西晉荀勖根 據(jù)魏鄭默《中經(jīng)》修撰《中經(jīng)新簿》，將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收六藝、小學，乙部收諸子、兵書、數(shù)術，丙部收史書等，丁部收詩賦、圖贊、汲冢書等。東晉李充修《晉 元帝四部書目》，大致沿襲了四部的劃分，并將原丙部調(diào)成乙部。至唐初修《五代史志·經(jīng) 籍志》即《隋書·經(jīng)籍志》時，正式以經(jīng)、史、子、集命名四部，從官方層面完善確立了四 部分類法。此后官私書目大致均按照四分法對圖書進行分類，只是對個別細目略有調(diào)整，其 基本框架未能有所變動。至清代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總目》的修成標志著四分法發(fā)展到巔 峰。四分法是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的終極分類，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不能恰當?shù)厥珍泤?書等，也有人做出過改進，只是未能成為主流。（4）新分類方法：

①十進分類法：西方近代圖書分類方法之一，由美國人杜威創(chuàng)制。這種方法把圖書分為十部，每部又分十類，每類之下又有子目，目之下還可以十分。登錄時，以百位代表部，十位代類，個位代目，以下隔以小數(shù)點，代表分項小科目。該法簡單明了，便于檢索查找，適合于公共圖書館的圖書編目工作與讀者的使用。我國于20世紀初引進十進分類法，并得到廣泛推廣使用。②中圖法：即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是我國較為普遍采用的一種圖書分類方法。這種方法以A-Z代表不同的大類，以下再用數(shù)字分成不同的小類。這種方法簡單明了，便于檢索查找，適合于公共圖書館的圖書編目工作與讀者的使用。（5）《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小類：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 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

2.重要的目錄書

（1）《漢書·藝文志》：我國古代重要的目錄學著作，《漢書》十志之一，漢代班固作。依據(jù)劉歆《七略》編輯而成且略作調(diào)整，將原書《輯略》分別編入各類之中。采用六分法，將圖書分作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shù)術、方技六大類，此下又細分為38小類。各部之前有大序，每類之前有小序，各書無提要，其總序歷敘上古以來典籍、學術的變化情況，是重要的目錄學作品。（2）《隋書·經(jīng)籍志》：我國古代重要的目錄學著作，原為《五代史志》之一，附于隋書之 后，故名。唐代魏征編。采用四分法，將古今圖書分作經(jīng)、史、子、集四大部，第一次在史 志目錄中確立了四部分類法。各部之前有大序，每類之前有小序，僅有簡要記錄。其總序歷 敘漢代以來典籍、學術的變化情況，是重要的目錄學作品。

2（3）《文淵閣書目》（御制書、官修書列于經(jīng)部之前；表明書的存佚情況：完全、闕、殘缺）（4）《明史·藝文志》

①稿本來源：尤侗、黃虞稷、倪燦均編輯過《藝文志稿》②特點：只記載有明一代的著述（之前的目錄記載的是一朝藏書）。性質(zhì)上屬于知見目錄，參考了許多公私藏書目錄。采用四部分類法，但在細目上有特點。如正史類收編年、紀事本末等體；名、墨、法、縱橫等諸家如雜家類；總集類中收制舉書。收書不足以體現(xiàn)有明一代全部藏書（5）《千頃堂書目》：記述有明一代著述的目錄書，清代黃虞稷著。或為《明史·藝文志》 藍本，或為其副產(chǎn)品。

（6）《四庫全書總目》：清代大型目錄書，清代紀昀等編主要收錄的是《四庫全書》所收書 及部分未收書，采用四部分類法，每部之前有大序，各類之前有小序，各書均有提要。（7）《天祿琳瑯書目》及《后編》

特點：把蓋在書中的藏書印原樣編入（朱文——陽文，白文——陰文）及其被加蓋的頁數(shù)

三、版本學

1.書籍的裝幀與版式

（1）裝幀形制

①卷軸裝：我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的一種，也稱卷子裝。最早出現(xiàn)于漢代，盛行于魏晉至唐五代時期。基本上由卷、軸、褾、帶、簽等部分組成，其形制為將寫頁或印刷頁一張張粘連起來，成為一長卷，用硬木、琉璃等材料作軸粘于紙的左端，然后從左向右卷成一卷，然后用帶子捆扎，以牙簽標識。貯存時外面裹上書帙以保護，插架存放。唐以前的書籍大多采用該形制裝幀。由于閱讀時需要鎮(zhèn)尺，且不便于閱讀書中的任意位置，因而五代以后逐漸推出書籍裝幀的主流。

②旋風裝：又稱龍鱗裝，我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的一種。最早出現(xiàn)于唐代，使用面較為狹窄。關于其形制說法不一，較為流行的說法是：在卷軸裝的底紙上將寫好的書頁按順序，自右向 左先后錯落疊粘，然后從左向右卷起，成為一軸。也有人認為是將經(jīng)折裝首尾用一張紙粘連 后的形態(tài)。由于靜止時書頁狀似龍鱗，翻閱時紙頁翻飛似旋風，故名。該裝幀實際上是對卷 軸裝的改進，也是轉(zhuǎn)向冊頁形式裝幀的過渡形態(tài)，由于兩面有字（除第一頁外），因而便于 閱讀。今實物僅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唐寫本王仁昫《補缺刊謬切韻》。

③經(jīng)折裝：我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的一種。盛行于隋唐時期，大多應用于佛經(jīng)的裝幀。其基本形制為：將長幅紙卷按一定寬度連續(xù)左右折疊成為一厚疊，然后首尾各加粘一張硬紙板或 木板做保護書的封面與封底。該形制是對卷軸裝的改進，由于閱讀時兩面有字，因而較為方 便。不過折頁的接連出容易斷裂，南宋以后僅有佛經(jīng)依然延續(xù)該形制。

④蝴蝶裝：簡稱蝶裝，我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的一種。出現(xiàn)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代，元、明時亦有使用。其基本形制為：將印好的頁子向內(nèi)對折，版心向內(nèi)，然后將每一頁背面的中 縫黏在一張裹背的紙上，另外三邊切齊，再在封面、封底黏上硬紙板。書頁展開時以版心為 中軸，兩邊各半頁，狀似蝴蝶展翅，故名。這種形制使得書口不外露，避免了損傷，貯存時 書背朝上，書根朝外。但閱讀時須連翻兩頁方可繼續(xù)閱讀，較為不便。蝴蝶裝是印本最初裝 訂成冊時的形制，具有一定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

⑤包背裝：我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的一種。出現(xiàn)于南宋后期，盛行于元明。該形制是對蝴蝶 裝的改進，即把書頁正折，版心向外，折好的書頁以書口版心為準對齊，早期將書頁黏在書 背上，再裹書皮；后期則在右側(cè)打眼，用紙捻訂住，再用書衣繞裹書背，故名。這種裝幀形 制克服了蝴蝶裝讀一頁須翻兩頁的弊端，便于閱讀。存放時為平放，樹根朝外。但經(jīng)久翻閱，書頁易散落。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均采用此種裝幀。

⑥線裝：我國古代書籍裝幀形式的一種。起源于五代，盛行于明中葉以后至民國時期，是我 國晚期古籍最常采用的裝幀形制。其基本形制為：將印好的書頁正折，版心向外，在書頁的右側(cè)打眼后加紙捻草訂。裝訂時則將封面裁成與書頁大小一致的兩張，分別加于前后，最后 打孔穿雙根絲線訂成一冊。根據(jù)打孔的多少可分為四孔裝、六孔裝、八孔裝等，保存時須與 函套配合。線裝書便于翻閱且不易脫落，而且還便于重裝。線裝是對包背裝的改進，使得古 籍裝幀基本定型。（2）單頁書版式

紙面上，印版所占的區(qū)域稱作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紙，上邊的叫做天頭．．，下邊的 叫做地角．．，左右都叫邊．。版面的四周叫做版框．．，拼成版框的線叫做邊欄．．，亦稱欄線 ．．，上方叫上欄，下方叫下欄，左右的叫左右欄。又分四周單邊、左右雙邊、四周雙邊、博古欄等。版面用直線劃分為若干行，直線之間的部分稱作界行．．。半頁×行×字稱作行格，亦稱行．款．。版面中心的界行稱作版心．．，采用包背裝或線裝后，版心向外，亦稱書口 ．．。往往用花紋或直線分為三部分，花紋稱作魚尾．．，分叉的部分正當版面的中心，作為對折書頁的中心線。版心上下魚尾到版框之間的部分稱作象鼻．．，有黑、白、大（粗）、小（細）等區(qū)別。蝴蝶裝中，版框左欄外上端刻有小長方格，稱作書耳．．，標記頁數(shù)或篇名。

（3）外形結(jié)構(gòu)

最外面的上下兩層紙稱作書衣．．，亦稱書皮．．。貼在書衣左上方題寫書名的長方形紙簽作 書簽．．。線裝書中，書衣右側(cè)有裝訂線的部分稱作書腦．．，訂線一側(cè)用細絹包裹的上下角稱作包．角．。書冊上部的橫截面稱作書首．．，下部稱作書根．．，右側(cè)橫截面稱作書背．．書脊．．，左側(cè)的稱作書口．．。書衣內(nèi)的題有書名的一頁稱作封面．．，封面之前常有白紙或浸有藥水的紙，稱作護頁．．或扉．頁．

2.雕版印刷的工序：

①選材：一般選擇堅硬耐久的棗木、梨木或梓木。

②制版∕加工為書版。

③寫樣：請專人將內(nèi)容以及板框、欄線等一起寫在薄薄的紙上。

④刻板：將版樣反貼在涂有漿糊的書版上，反復輕刷紙背，使字跡留在版片上，待干燥后刻板。

⑤印刷：在版片上刷墨，將紙鋪上去，在紙背用軟毛刷輕刷，使著墨均勻。

⑥裝訂：將印好的散葉裝訂成冊。

※活字印刷不受重視的原因： ①學者的個人情趣左右； ②藏書家重雕版輕活字；

③活字不易保存，且多次印刷后會變模糊； ④印書的成本較大。

四、校勘學

1.文獻錯誤產(chǎn)生的原因和類型

（1）原因：原稿的錯誤、寫樣的錯誤、刻工的錯誤、抄書者的錯誤。

（2）類型

①錯訛：包括形訛、音訛、意訛等。

②衍文：指的是摻入不該有的文字。

③脫文：原書該有的文字缺失（奪：文字有脫漏），包括闕文（個別字缺失）和佚文（整段文字缺失）。

④倒置：文字順序顛倒，包括倒乙（相鄰兩字顛倒）和錯簡（大段文字的錯亂）。

⑤其他：正文與注文相混雜、上下文字合為一字、一字分為上下兩字等。

2.校勘的原則

校勘以恢復古籍本來面目、提供最接近原稿的善本為目的，因而其最根本的原則是存真 復原。所謂“真”和“原”是指原作者思想內(nèi)容與語言文字之真、原稿原貌之原。校勘意義 上的正誤不等同于所載史實是否真實可靠、文學表現(xiàn)是否完美等額外的情形，而是原作者所 使用的文字與表述的內(nèi)容。在校勘工作中，凡不符合作者本意、歪曲原書面貌的處理都是違 反原則的。總之，校勘要解決的是流傳中形成的錯誤訛謬，而不是替作者文本、規(guī)范語言。歸根結(jié)底，校勘還是版本的校勘，因而應當廣搜異本，相互比較，使得校本更接近于原本。

應當注意的是以下情形需要謹慎：避諱字回改，古人不規(guī)范的引文不要依據(jù)原文改動，古今字、通假字、異體字不應改動等。

※校勘的方法

（1）葉德輝——活校法（如理校）和死校法（如對校）

（2）陳垣“校勘四法”

①對校法：以同書的祖本或別本對校，列出異文，主要的目的在于校異同，不校是非。注意：

對同書的各版本全面了解、搜集，選擇適當?shù)牡妆竞蛥⑿１荆恢皇切？钡牡谝徊剑枰c其 他方法配合方能完成校勘任務。

②本校法：比較一書上下文，用本書的語言、文字、知識等校勘本書，通過發(fā)現(xiàn)同類內(nèi)容的前后矛盾、上下文意不同、章節(jié)結(jié)構(gòu)不合理等問題，進行分析，訂正訛誤。局限性：時間越古的古籍往往不出于一人之手、一定時間，因而內(nèi)容、語言上多有不同。

③他校法：從本書之外的其他書籍找到本書的異文和相關材料作為校勘的依據(jù)，包括與本書 存在承襲關系、引用關系或記載相同內(nèi)容。需要分清楚古人引用中的直接引用與化用的區(qū)別。

④理校法：運用理論知識或常識進行分析判斷，比如本書的思想內(nèi)容、語言文字知識、歷史 文化知識三方面。但容易造成臆斷妄改或誤改。

五、辨?zhèn)螌W

偽書的概念

偽書：作者不真、年代不實、或內(nèi)容存在造假的古籍文獻。

作者不真：文獻上標明的作者、編者、序跋作者并不真實

年代不實：文獻中標記的年代并不真實（主要是晚于其所標識的時間）內(nèi)容假造：具有特定作者、年代的文獻有本不屬于其書的內(nèi)容。

（1）偽書的種類：全部偽、部分偽、作者偽、時代偽、誤題撰人、疑似

※非有意的作偽

①全書誤題或妄題作者

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誤題、書中多某人行跡和言論、臆斷妄題、不察妄題。

②部分誤編入或附入

誤將混合之書作專書、獻書時增加篇幅、編輯者無識貪多、注解與正文混合、后人續(xù)作

（2）原則：注重書的真?zhèn)味莻握f、偽事，主觀的有意識的造假行為才能算作“偽”（3）偽書產(chǎn)生的原因

主觀：①尊古；②爭勝；③借重∕借名；④自恥；⑤嫁禍；⑥好事（顯示技能）；⑦射利。

客觀：①古書創(chuàng)作時，古人不題撰人名；②古書傳播時不斷散佚，〇辨?zhèn)畏椒ǎ汉鷳搿鞍朔ā薄⒘簡⒊笆?/p>

六、輯佚學

清代：輯佚的全盛時期

輯佚的特點——還原性，即需要有原來的文獻單位。（1）興盛的原因

①清代學風轉(zhuǎn)變影響：

外部：文字獄的興盛、文化高壓政策、改朝換代的沖擊

內(nèi)部：空談心性、義理造成明代士風衰頹，需要從原典中尋找微言大義再闡釋。

②顧炎武等大學者的倡導（顧炎武：著書不如抄書）

③輯佚學自身發(fā)展的需要：新輯佚材料的出現(xiàn)，如《永樂大典》

④四庫館輯佚的影響

⑤輯佚相對容易

（2）階段

①學者的輯佚：康熙中葉至乾隆中葉，為治學方便

②館臣的輯佚：四庫館臣對《永樂大典》的輯佚

③輯佚家的輯佚：館輯之后至19世紀中葉，以幾位大輯佚家為代表

④補遺的輯佚：19世紀中葉至清末，對前人的輯佚進行拾遺補漏的補輯、重輯工作

（3）五大輯佚家

①王謨：《漢魏遺書鈔》108種，《漢唐地理書鈔》500余種

②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及其他48種書

③章宗源：主要輯唐以前的佚書

④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768卷、593多種

⑤黃奭：《黃氏逸書考》∕《漢學堂叢書》215種（后增至285種）（4）認識：

①清代人對輯佚學問性的普遍性懷疑傾向從事輯佚的大多是一些不太有名、且學術上并不很為世所重的、無甚建樹的學者或藏書家，大學者的零星輯佚不能代表清代輯佚的主流。清代學者很少對輯佚作系統(tǒng)的總結(jié)性分析研究, 因而造成輯佚理論上的相對貧乏。當時的輯佚家并不能以輯佚名家，其目的在于獲得考據(jù)學上的建樹，輯佚之道也無師徒授受之門徑，即輯佚并不是清代輯佚家們治學的最終歸宿，而是治學的一種基礎性手段。

②清人輯佚的普遍原則是求用、求古、求全和求善。

求全：

對于每部輯佚書而言，其一是自己所輯的書千方百計求全，盡可能地提高對原書全貌的 恢復程度。其二是對前人所輯書進行補漏。

對于輯佚者，則盡可能地多輯書，輯書范圍由原來只重經(jīng)史擴展到四部。

求善：

就原佚書而言，在體例上盡量依原書來編排，每條佚文都要考證清楚，以確定其為真內(nèi) 容，避免誤輯。

就輯書本身而言，應體現(xiàn)出各自的輯佚特點。如各書前應有“序錄”，道明書籍源流、輯佚的資料來源等。同時，各條佚文都應附有出處，必要的時候還要加以注釋、考訂。

七、藏書史

中國古代私家藏書的特點

①興衰變化快，聚散較為無常。

②地域性強，主要集中在經(jīng)濟、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比如歷史上的京城，近現(xiàn)代的北京、上海、天津等，藏書家最多的地區(qū)是江蘇、浙江兩地，其次山東、廣東、湖南、福建、河南、江西等地也有不少藏書家。

③普遍性：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印刷術的推廣、紙張墨的價格較低等因素的影響，藏書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主要的還是士大夫階層。

④藏書目錄多，而且目錄形式多樣，包括普通書目、善本書藏書志、題跋記等。

⑤藏而不借，以致利用范圍較小、書籍發(fā)揮的作用有限，體現(xiàn)了一定的保守性。

⑥個人性，體現(xiàn)著藏主的個性特點。其一，藏書目的各異。洪亮吉《北江詩話》將藏書 家劃分為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販掠家五等，這是實際上代表了藏書的不同目 的，即學術研究、版本校勘、保存稀見典籍、愛好古書、換取錢財?shù)取Ｆ涠貢姆N類各 異，不盡相同。

⑦多對藏書有進一步的整理，如校勘、編目、撰寫提要序跋等。

八、類書

類書的作用

（1）古代：資政、作文、日用

（2）現(xiàn)代：

①查找歷史事實和典章制度；②考論事物發(fā)生、發(fā)展和變革的源流；③查找詩文佳句、成語典故的出處；④利用類書進行輯佚工作；⑤利用類書中保存的大量原始詞句和篇章，校訂古書訛誤。

※類書與百科全書的比較

相同：都是匯集人類知識，并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列組織，以供人們尋檢和瀏覽的工具書，具有包羅百科、分門別類的特征。

不同：

①編纂目的：類書的作用主要在于資政、寫作詩文以及日常生活等，百科全書主要是為了傳播思想文化，介紹科學知識，成為教育啟蒙、探索真理的工具。②編纂體例：類書一般都直錄古籍，把有關的原始材料輯錄在一起。百科全書的詞條則為人為編寫，包含有編纂者自己的看法和見解。③分類原則：類書是以倫理及對人的實用意義為分類原則，以事 組織內(nèi)容。

第五篇：中國文獻學作業(yè)

《中國文獻學》作業(yè)：

1、解釋牛弘五厄

2、說明《漢書·藝文志》文獻分類的特點

3、唐宋時期有哪些重要類書

4、校勘的常規(guī)方法

要求：盡量手寫，論文答辯前交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說，論中國歷代圖書被焚毀，首當其沖即為秦始皇焚書，二是西漢末赤眉入關，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劉石亂華，五是魏師入郢。

1.“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書自六 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朝后復有五厄。朝后復有五厄。”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胡應麟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后五厄 隋末廣陵焚書 唐安史之亂 唐末戰(zhàn)亂 北宋靖康之災 南宋紹定之禍 “隋開皇之盛極 矣，未幾皆燼于 廣陵。秦始皇下令焚書，墳籍掃地皆盡，此為第一厄；王莽末年，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此為第二厄；漢獻帝移都時，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此為第三厄； 劉曜、石勒覆滅京華，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為第四厄；周師入郢，梁蕭繹悉焚典籍于外城，此為第五厄。見《隋書·牛弘傳》 五厄指書籍被焚毀的五次厄運。即： 秦始皇 下令焚書，墳籍掃地皆盡，此為第一厄； 王莽 末年，長安 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此為第二厄； 漢獻帝 移都時，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此為第三厄； 劉曜、石勒 覆滅京華，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為第四厄； 周 師入 郢，梁 蕭繹 悉焚典籍于外城，此為第五厄。見《隋書·牛弘傳》。宋 周密 《齊東野語·書籍之厄》：“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隋 牛弘 靖請開獻書之路，極論廢興，述五厄之説，則書之厄也久矣。”

序，對先秦、秦漢學術思想的源流和演變，都作了簡明的敘述。可以想見，班氏對《七略》做了些刪繁取要的工作，加上吸收劉氏觀點及摻以自己學術見解而成之。其辨章學術、考竟源流之功，不可磨滅。

3、類書早在漢代已經(jīng)有了萌芽，一般認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類書，是三國曹魏時期(220～222)魏文帝曹丕下令編纂的《皇覽》，是一部規(guī)模約有800萬字的大書。此后歷代類書編纂相延不輟，規(guī)模越來越大。類書編纂需要征引大量書籍，投入許多人力，故歷史上大型類書多由皇家主持編纂。擇其要者，三國時期有《皇覽》。南齊時有《四部要略》1 000卷。唐代武德年間有《藝文類聚》100卷，貞觀年間有《文思博要》1 200卷，圣歷年間擴充為《三教珠英》1 300卷。宋代有《太平御覽》1 000卷，《太平廣記》500卷，《冊府元龜》1 000卷。明代有《永樂大典》22 877卷。清代有《淵鑒類函》450卷，《駢字類編》240卷，《子史精華》160卷，《佩文韻府》444卷，《古今圖書集成》10 000卷。這些都由皇家主持編纂。私纂的類書種類和數(shù)量更多，只是規(guī)模較小而已。

初唐的詩歌總集，差不多都是類編的，如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和僧慧凈《續(xù)古今詩苑英華》。《玉海》卷五四引《中興館閣書目》謂慧凈書乃續(xù)劉書所成。慧凈撰書事見《續(xù)高僧傳》卷三：“凈以人之作者差非奇挺，乃搜采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一帙十卷。”并錄劉孝孫所作序。可見此二書關系密切，體例也應相同。《大唐新語》卷九云：“（時）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于慧凈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此部佚名編選的詩集編排方法為“以類相從”，且與《續(xù)古今詩苑英華》面貌相近，據(jù)此可知《古今類聚詩苑》、《續(xù)古今詩苑英華》二書確為類編詩集。

中唐時期的類編詩集有李吉甫所編的《麗則集》。《郡齋讀書志》卷二○論此書曰：“集《文選》以后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余慶為序。”④晚唐時期出現(xiàn)了一部規(guī)模極大的唐人選唐詩，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尊杜選本，即顧陶編選的《唐詩類選》。《唐詩類選序》中談到了全書的收錄范圍與編撰體例：“始自有唐，迄于近末，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為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為伍，而條貫不以名位畢崇、年代遠近為意。騷雅綺麗，區(qū)別有觀。”⑤全書以類相編，各類之中也不以年代先后為序。

北宋時編撰的類編詩集依然不少，如《郡齋讀書志》卷二○云：“《唐宋類詩》二十卷。皇朝僧仁贊序稱羅、唐兩士所編，而不詳其名字。分類編次唐及本朝祥符以前名人詩。”南宋時期類編詩集大盛，出現(xiàn)了題為劉克莊編選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是最早的一種《千家詩》。還有趙孟奎所編的《分門纂類唐歌詩》和宋末元初方回編選的《瀛奎律髓》。

《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大唐西域記》《唐會要》《唐六典》《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城志》《輿地紀勝》《貞觀政要》《夢溪筆談》《揮麈錄》《東東京夢華錄》《北堂書鈔》《譯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冊府元龜》。

【類書】輯錄匯集資料，以利尋檢、引用的一種古典文獻工具書。其體例有集錄各科資料于一書的綜合類和專收一門資料的專科類兩種。編輯方式，一般分類編排，也有按韻、按字分次編排的。現(xiàn)存著名的類書有：唐代的《藝文類聚》《初學記》，宋代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

4、(1)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校，遇不同處，則注于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者，即是此法。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優(yōu)點是還祖本以本來面目，缺點是比較死板，其主旨是只校異同，不校是非，只要與祖本相異，即照祖本改正。

對校法的底本選擇，最佳者為祖本。祖本即是原稿的寫定本。歷來各本都是從它直接或間接傳抄刊刻出來的。原稿不存，其次是初刻本。這就是校勘珍貴宋元舊刊的原則。底本確定后，再考查所用對枝本與祖本的淵源遞增關系，校記異同作區(qū)別對待。與祖本同源之對枝傘主要作參答，與根本不同源之本的異同為校記重點，這樣才能使校記簡潔。

(2)本校法。即以本書前后行文互校互證，以決擇其異同，校正訛誤。此法適于孤本自校。但如古籍不出一手或史源不同，則不能本校。先秦古籍大多非一時一人之所作，則不能本書前后自校。《6tZ》先秦部分多用舊文，西漢部分多用檔案，且又為父子相共之作，就不能用本校法統(tǒng)一異同。前人用本校法取得顯著成績的宋吳經(jīng)的《新唐書糾謬》和清汪輝祖的《元史本證》。其所糾謬可視為史學研究，但不能據(jù)此去改動原錯：因校勘是恢復祖本原貌，而不是替原作者改錯。

(3)他校法。即以他書校本書。凡本書內(nèi)容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法用力較勞，范圍較廣，非有較深閱歷者，難以運用。

在他校中尤需注意，古人引書不嚴謹，常有刪節(jié)和改動，又類書、古許皆經(jīng)過轉(zhuǎn)手，摘引亦多不嚴謹。除非大誤或有版本根據(jù)，一般不宜以他書校改本錯，可以備列異同寫入校勘記以供參考。

(4)理校法。即在無祖本或他本可據(jù)，或數(shù)本互異，無所適從之時，以道理定是非的校勘法。這種方法最難，也最容易出錯誤。陳垣說：“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校勘之事，看似雕蟲小技，仿佛人人可為，實則確非易事，它要求從事校勘之人，應具有全面的文化史知識和深厚的文

5、一、表達方式：記敘、描寫、抒情、說明、議論

二、表現(xiàn)手法：象征、對比、烘托、設置懸念、前后呼應、欲揚先抑、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聯(lián)想、想象、襯托（正襯、反襯）

三、修辭手法：比喻、擬人、夸張、排比、對偶、引用、設問、反問、反復、互文、對比、借代、反語

四、記敘文六要素：時間、地點、人物、事情的起因、經(jīng)過、結(jié)果

五、記敘順序：順敘、倒敘、插敘

六、描寫角度：正面描寫、側(cè)面描寫

七、描寫人物的方法：語言、動作、神態(tài)、心理、外貌

八、描寫景物的角度：視覺、聽覺、味覺、觸覺

九、描寫景物的方法：動靜結(jié)合（以動寫靜）、概括與具體相結(jié)合、由遠到近（或由近到遠）

十、描寫（或抒情）方式：正面（又叫直接）、反面（又叫間接）

十一、敘述方式：概括敘述、細節(jié)描寫

十二、說明順序：時間順序、空間順序、邏輯順序

十三、說明方法：舉例子、列數(shù)字、打比方、作比較、下定義、分類別、作詮釋、摹狀貌、引用

十四、小說情節(jié)四部分：開端、發(fā)展、高潮、結(jié)局

十五、小說三要素：人物形象、故事情節(jié)、具體環(huán)境

十六、環(huán)境描寫分為：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

十七、議論文三要素：論點、論據(jù)、論證

十八、論據(jù)分類為：事實論據(jù)、道理論據(jù)

十九、論證方法：舉例（或事實）論證、道理論證（有時也叫引用論證）、對比（或正反對比）論證、比喻論證

二十、論證方式：立論、駁論（可反駁論點、論據(jù)、論證）

二十一、議論文的文章的結(jié)構(gòu)：總分總、總分、分總；分的部分常常有并列式、遞進式。二

十二、引號的作用：引用；強調(diào)；特定稱謂；否定、諷刺、反語

二十三、破折號用法：提示、注釋、總結(jié)、遞進、話題轉(zhuǎn)換、插說。

二十四、其他：

（一）某句話在文中的作用：

1、文首：開篇點題；渲染氣氛（記敘文、小說），埋下伏筆（記敘文、小說），設置懸念（小說），為下文作輔墊；總領下文；

2、文中：承上啟下；總領下文；總結(jié)上文；

3、文末：點明中心（記敘文、小說）；深化主題（記敘文、小說）；照應開頭（議論文、記敘文、小說）

（二）修辭手法的作用：（1）它本身的作用；（2）結(jié)合句子語境。

1、比喻、擬人：生動形象；

答題格式：生動形象地寫出了＋對象＋特性。

2、排比：有氣勢、加強語氣、一氣呵成等；

答題格式：強調(diào)了＋對象＋特性

3；設問：引起讀者注意和思考；

答題格式：引起讀者對＋對象＋特性的注意和思考

反問：強調(diào)，加強語氣等；

4、對比：強調(diào)了……突出了……

5、反復：強調(diào)了……加強語氣

（三）句子含義的解答：

這樣的題目，句子中往往有一個詞語或短語用了比喻、對比、借代、象征等表現(xiàn)方法。答題時，把它們所指的對象揭示出來，再疏通句子，就可以了。

（四）某句話中某個詞換成另一個行嗎？為什么？

動詞：不行。因為該詞準確生動具體地寫出了……

形容詞：不行。因為該詞生動形象地描寫了……

副詞（如都，大都，非常只有等）：不行。因為該詞準確地說明了……的情況（表程度，表限制，表時間，表范圍等），換了后就變成……，與事實不符。

（五）一句話中某兩三個詞的順序能否調(diào)換？為什么？

不能。因為（1）與人們認識事物的（由淺入深、由表入里、由現(xiàn)象到本質(zhì)）規(guī)律不一致（2）該詞與上文是一一對應的關系（3）這些詞是遞進關系，環(huán)環(huán)相扣，不能互換。

（六）段意的歸納

1．記敘文：回答清楚（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什么人做什么事

格式：（時間＋地點）＋人＋事。

2．說明文：回答清楚說明對象是什么，它的特點是什么，格式：說明（介紹）＋說明對象＋說明內(nèi)容（特點）

3．議論文：回答清楚議論的問題是什么，作者的觀點怎樣，格式：用什么論證方法證明了（論證了）＋論點 獻學功底，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