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鄧小平與當代中國思想解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年,是改革開放的30年,是持續快速發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大發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鄧小平作為解放思想的旗手,對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回顧鄧小平領導我們解放思想的艱辛歷程,重溫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拉開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序幕

兩個凡是首見于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按照這一方針,那就要繼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就只能使中國繼續陷入**和混亂。這是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當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首先站了出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觀點。

(一)復出前多次發表談話,對兩個凡是表示異議。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記載:1977年2月,兩個凡是一提出,鄧小平立即表示反對。他同前來看望他的王震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鄧小平同前來看望他的汪東興、李鑫談中共中央轉發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關情況,在談話中向他們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系統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其中包括這樣幾個主要論點:第一,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第二,即使是正確的話,也不能到處搬用,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第三,毛澤東思想是個科學體系,要準確、完整地理解,不能斷章取義。他說,我給中央寫信,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這是經過反復考慮的。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斗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這篇講話,是最早從政治上和哲學上對兩個凡是思想的系統批判。

(二)復出后第一次講話的中心內容就是強調完整準確與兩個凡是的對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領導職務。鄧小平在會上發表復出后的第一次講話,便是強調完整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其鋒芒仍然是指向兩個凡是。他說: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完整體系去獲得正確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幫那樣,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語來騙人、嚇唬人,那樣,只能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他特別強調,在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中,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特別重要。其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歷史觀,而兩個凡是正是同這兩條根本對立的。

在文革結束之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身負眾望的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對當代中國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盡管他的這些談話和講話還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已經在中央領導人和一部分高級干部中開始傳播,完整準確與兩個凡是的對立已經日趨鮮明,二者的斗爭已經不可避免,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經拉開。

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號角

在鄧小平批判兩個凡是的同時,廣大干部、群眾要求撥亂反正、糾正文革錯誤的呼聲也一直以實踐的方式沖擊著兩個凡是。歷史把解決真理標準問題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熱烈擁護,在全國范圍內開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時,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對,包括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某些領導人和某些理論權威,他們認為這篇文章的矛頭是針對毛主席的,是砍旗、丟刀子,是方向性錯誤。一時形勢變得嚴峻起來,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個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首先站了出來,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以堅決有力的支持,領導和推動了意義深遠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吹響了解放思想的號角。

(一)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觀點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準備這次會議講話稿的時候,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因此決定,這次會議的講話,第一個問題就講實事求是。他在講話中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者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后的實踐來檢驗。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我們就一定什么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或者不可能正確解決。他批評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為了反駁所謂砍旗的說法,鄧小平引述了毛澤東從1929年到1963年關于實事求是的一系列論述,指出:離開實事求是,即使我們口頭上大講擁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只能是違背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篇講話,對主張實踐標準的同志是個堅強有力的支持,對否定實踐標準的同志是個深刻有力的批評,對剛剛興起的群眾性思想解放大潮是個巨大的推動。

第二篇：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

1978年，我們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過程，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立和發展的進程。

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不斷推進著我們黨的理論創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提供著鮮活的實踐經驗，也對已有的理論進行著不斷的檢驗。可以認定，改革開放的實踐孕育和催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才能實行和堅持改革開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新時期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新時期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歸根到底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在實踐上發揮巨大功能，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果。

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我們要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征程中，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和不斷發展黨歷經艱辛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大理論創新，必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創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提供了根本指導方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所蘊含的世界觀、方法論，不斷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與時俱進，勇于變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礎。事實證明，只要我們旗幟鮮明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地位，就能夠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統一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征，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創立之初，就以“走自己的路”為鮮明特色。從那以后，我們始終牢記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一直堅持從國情出發。科學發展觀，就是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產物。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生命力深深地根植（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立足國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的根本基礎，也必將是它發展的根本基礎。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與人民群眾同命運。科學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特征，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是真正的英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關鍵就在于這些理論始終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善于凝聚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創造，最為關注人民群眾的利益。

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鄧小平與當代中國思想解放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年,是改革開放的30年,是持續快速發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大發展。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鄧小平作為解放思想的旗手,對當代中國的思想解放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回顧鄧小平領導我們解放思想的艱辛歷程,重溫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論述,對于我們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拉開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序幕

“兩個凡是”首見于1977年2月7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按照這一方針,那就要繼續堅持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就只能使中國繼續陷入**和混亂。這是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當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首先站了出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觀點。

(一)復出前多次發表談話,對“兩個凡是”表示異議。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記載:1977年2月,“兩個凡是”一提出,鄧小平立即表示反對。他同前來看望他的王震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鄧小平同前來看望他的汪東興、李鑫談中共中央轉發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關情況,在談話中向他們明確表示“兩個凡是”:不行。5月24日,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系統地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其中包括這樣幾個主要論點:第一,“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第二,即使是正確的話,也不能到處搬用,“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第三,毛澤東思想是個科學體系,要準確、完整地理解,不能斷章取義。他說,我給中央寫信,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這是經過反復考慮的”。“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斗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這篇講話,是最早從政治上和哲學上對“兩個凡是”思想的系統批判。

(二)復出后第一次講話的中心內容就是強調“完整準確”與“兩個凡是”的對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領導職務。鄧小平在會上發表復出后的第一次講話,便是強調完整準確理解毛澤東思想,其鋒芒仍然是指向“兩個凡是”。他說:“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完整體系去獲得正確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幫”那樣,“引用毛澤東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語來騙人、嚇唬人”,那樣,只能“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他特別強調,在毛澤東同志倡導的作風中,“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是最根本的東西”,對我們黨的現狀來說,“特別重要”。其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歷史觀,而“兩個凡是”正是同這兩條根本對立的。

在“文革”結束之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身負眾望的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對當代中國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盡管他的這些談話和講話還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已經在中央領導人和一部分高級干部中開始傳播,“完整準確”與“兩個凡是”的對立已經日趨鮮明,二者的斗爭已經不可避免,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經拉開。

領導和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號角

在鄧小平批判“兩個凡是”的同時,廣大干部、群眾要求撥亂反正、糾正“文革”錯誤的呼聲也一直以實踐的方式沖擊著“兩個凡是”。歷史把解決真理標準問題鮮明地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熱烈擁護,在全國范圍內開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時,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對,包括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某些領導人和某些理論“權威”,他們認為這篇文章的矛頭是針對毛主席的,是“砍旗”、“丟刀子”,是“方向性錯誤”。一時形勢變得嚴峻起來,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個關鍵時刻,又是鄧小平首先站了出來,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以堅決有力的支持,領導和推動了意義深遠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吹響了解放思想的號角。

(一)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的觀點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準備這次會議講話稿的時候,鄧小平對胡喬木等人說,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因此決定,這次會議的講話,第一個問題就講實事求是。他在講話中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我們開會,作報告,作決議,以及做任何工作,都為的是解決問題”,而“解決問題,究竟是否正確或者完全正確,還需要今后的實踐來檢驗。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我們就一定什么問題也不可能解決,或者不可能正確解決”。他批評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為了反駁所謂“砍旗”的說法,鄧小平引述了毛澤東從1929年到1963年關于實事求是的一系列論述,指出:離開實事求是,“即使我們口頭上大講擁護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只能是違背毛澤東思想。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這篇講話,對主張“實踐標準”的同志是個堅強有力的支持,對否定“實踐標準”的同志是個深刻有力的批評,對剛剛興起的群眾性思想解放大潮是個巨大的推動。

(二)1978年下半年鄧小平連續發表重要談話,支持和指導開展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負責人張平化談話,就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談話,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8月13日,他同吳冷西談話,指出:實踐標準那篇文章是對的,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氣還不夠濃,不要從“兩個凡是”出發,不要設禁區,要鼓勵破除框框。8月19日,在聽取黃鎮等關于文化工作的匯報后談到理論問題,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駁不倒的,我是同意這篇文章的觀點的,但有人反對,說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鄧小平在聽取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說:現在對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這個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根本問題是“違反毛澤東同志實事求是的思想,違反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反映”,這種所謂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實際上是“形式主義的高舉,是假的高舉”。10月14日,鄧小平同韋國清談話,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是常識,也有人不贊成,這樣的人還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開動機器,不獨立思考,那非垮臺不可。這一年的整個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鄧小平月月都講真理標準問題,都講解放思想問題,可見這個問題在鄧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發表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宣言書,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解放思想的號召,強調“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大討論,認為“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他深刻總結歷史經驗,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標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由此掀開了當代中國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抓住當代中國解放思想根本,領導開創中國社會主義新局面

隨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隨著撥亂反正的深入開展,隨著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以及對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斷深入。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領導我們緊緊抓住“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解放思想,使我們的社會主義觀念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

(一)研究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們破除蘇聯那種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觀念,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我們過去的體制“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蘇聯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夠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嗎?”“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我們破除超階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堅持一切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出發。鄧小平說:過去“左”的教訓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現在我們確認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這就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真正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而擺脫了種種空想。

我們破除離開發展生產力抽象談論姓“社”姓“資”的思維定勢,堅持“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鄧小平說,關于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標準的確立,加深了人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使人們的思想進一步解放。

我們破除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思想,堅持在實踐中不斷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鄧小平強調:老祖宗不能丟,又要講新話。“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就使我們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既繼承前人、又突破陳規,不斷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

(二)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理解發生了重大變化。

長期以來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許多誤區。鄧小平說:“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他領導我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銳意創新,使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包括: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針對“四人幫”所謂“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鄧小平說:“當然我們不要資本主義,但是我們也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發達的、生產力發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共同富裕。鄧小平說:“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必須打破平均主義,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比較快地先富起來,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

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反復地說:“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的問題”,“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嶄新結論,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論成果。

(三)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回答發生了重大變化。

“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有密切聯系。搞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便談不上正確回答“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但二者又有區別。“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理論一般;“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同國情相聯系的較為具體的理論問題。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領導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基本點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條道路同過去相比,實現了三個偉大歷史轉折。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所決定的。鄧小平反復強調,對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要“扭住不放,‘頑固’一點,毫不動搖”,“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只有把經濟搞上去,才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為解決國際國內一切問題提供物質基礎,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質基礎,為將來向共產主義過渡提供物質基礎。

從僵化半僵化轉到實行改革。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非對抗性質和我國原有體制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所決定的。鄧小平說“: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他說:“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

從封閉半封閉轉到對外開放。鄧小平說:“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只有對外開放,才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只有對外開放,才能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活力。

學習鄧小平關于解放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堅定不移繼續解放思想

胡錦濤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的發展站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決定我們必須把發展的新起點同時作為解放思想的新起點,以新的思想解放推進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以更加奮發有為、積極進取、銳意創新的精神狀態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勝利。

(一)解放思想永無止境,要在實踐中不斷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實踐在發展,事物在發展,人們的思想也必須隨之向前發展。解放思想應該成為人們思想的常態,什么時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時候就要犯錯誤了;哪個地方思想僵化了,哪個地方就要落后了。當前世界的大變動,中國的新發展,黨情的新變化,尤其要求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只有這樣,才能正確應對新形勢、回答新問題、解決新矛盾、實現新發展,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越來越豐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越來越興旺。

(二)解放思想要緊緊圍繞三大基本問題,推進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30年解放思想的歷史（轉載自本網http://www.tmdps.cn，請保留此標記。）,從根本上說,就是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三大基本問題解放思想的歷史。只有突出解決這三大基本問題,才能從全局上推動我們事業的發展,從根本上統一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在當前,尤其要圍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胡錦濤同志說:“全黨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著力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著力解決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方面。”圍繞三大基本問題解放思想要注重實效,努力做到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科技創新和各方面工作創新,努力做到推進改革開放、推進科學發展、推進社會和諧。為此,就要注重調查研究,從實際生活中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不要坐而論道,流于空談;要注重開闊視野,從別人、別地、別國那里吸收營養、拓寬思路,不要閉目塞聽,坐井觀天;要注重總結經驗教訓,勇于拋棄一切錯誤或過時的東西,不要把已有的經驗、做法絕對化、神圣化;要注重轉變作風,從各種各樣的形式主義、文山會海、八股套話中解放出來。

(三)解放思想要始終堅持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和人民滿意標準。實踐標準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認識標準。一個觀點、一個思路、一個辦法,是否正確,要由實踐作結論,“拿事實來說話”,不要搞抽象爭論,不要動不動就拿本本來,不要動不動就外國如何,不要動不動就“想當年”。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就堅持,不管有什么非議,不管有什么干擾;反之,就改正,“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生產力標準是衡量社會是否進步的歷史標準。一條路線、一個方針、一項政策,是否進步,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種理念、原則,而是看它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不要用抽象的理念、原則去剪裁生活。凡是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東西,就堅持;反之,就拋棄。人民滿意標準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標準。我們所從事的一切實踐活動、生產活動,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像鄧小平說的那樣,要以人民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滿意不滿意”為標準。一切理論、方針、政策和實踐,都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和呼聲。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眾滿意高興的事情，就堅持;反之，就反對，就拋棄。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三個判斷標準，解放思想就有正確方向，解放思想的燦爛之花就會結成豐碩的物質成果。

第三篇：大學生與改革開放30周年[推薦]

大學生與改革開放30周年

題記：作為21世紀大學生我們擔負著祖國繁榮發展的重任，改革開放是國家發展得很好方式，因此改革開放與我們大學生休戚相關

一：一篇來自某大學生對于改革開放偉人鄧小平的真實感言想起一位老人

——謹以此詩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

自三十年前的那個冬天

一位矮個子老人

以農村和城市為背景

設計了一幅強國藍圖

然后 站在中國經濟的制高點上

把手一揮

封閉已久的國門便敞開了

剛毅沉穩的姿勢

恢宏的戰略構想

給貧瘠的中國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令華夏子孫精神大振

同時世界的目光一起聚焦

開始正視中國這條東方巨龍

秋去春來 左搏右擊

三十年風風雨雨

三十年坎坷磨礪

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

中國人增長了膽識

古老的中華民族

抓住了富強的時機

三十年歲月匆匆 仿佛一閃而過

然而在這歷史的瞬間里

一群共產黨的優秀分子

卻帶領有志的中國人

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傾注了滿腔沸騰的激情

讓歷代偉人的靈魂悄然站立

注視這人間的奇跡

在今天 在生活的馥郁中

我寫下這三十四行紀念的文字

以表達對一位老人的敬仰之情

并真誠的道一聲——

謝謝您 我們的總設計師——小平

青春廣東

——謹以此詩獻給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的青年

二：大學生論改革開放后知識產權

陜西省知識產權局實習生、西北大學常潔

作為一名在校大學生，今年五月份我進入陜西省知識產權局實習。自此，我對于知識產權有了全新的認識，同時也在領導和老師們的幫助下，了解到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對于我國知識產權的完善的重視和所做

出的巨大努力。

知識產權制度是促進人類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科技創新、文化繁榮的基本法律制度。隨著世界科學

技術的迅猛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知識產權制度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歷史性提升，對

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當今世界，知識產權日益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和國際

競爭力的核心要素，知識產權規則國際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日益加深。

中國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很快。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誕生于80年代初，它是在鄧小平總設計師的積極倡導下建立的，是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建立起來的，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可以說，中國的知識產權事業正是伴隨改革開放這一基本國策應運而生，沒有改革開放，就沒

有中國今天的知識產權事業。

30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知識產權事業快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國制定了較

為完備系統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今年6月頒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知識產權擁有量持續快速

增長。知識產權執法水平不斷提高，知識產權工作體系建設取得長足的進展，企業知識產權管理和競爭能

力不斷增強，全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也在逐步提高。與國家同步，陜西的知識產權工作也實現了快速發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建立了協調全省知識產權工作的領導機構，連續四次向社會公眾發布了《陜西省知識

產權保護狀況》，出臺了《陜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工作的若干意見》，在全國率先召開了全省

知識產權工作會議，開展了知識產權特派員、知識產權企業服務小分隊等特色工作，完成了《陜西省知識

產權戰略綱要》的制定工作、即將發布等等具有前瞻性、又有實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工作，我們有理由相信，我省將會按照立足原創、優化機制，服務先導，重在運用的方針，努力建成西部知識產權強省。

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里，我們國家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走完的知識產權立法進

程。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在知識產權的立法和執法方面取得了令人

驕傲的成就。我國于1985年4月1日開始實施《專利法》到2008年6月，我國受理的專利申請總量突破

400萬件。我國專利申請總量達到第一個100萬件，用了近15年的時間；第二個100萬件，用了4年多

一點的時間；第三個100萬件，只用了2年零3個月的時間；第四個100萬件更是僅在兩年內就達到了。

而早在2006年，中國就已經成為繼日本、美國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發明專利受理國。這些數據足以表明，在改革開放旗幟的指導之下，在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的努力下，我國的知識產權工作取得了飛速且重大的進展。

當然，作為一個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相對落后和科技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建立起

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保護知識產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通過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全面完善知識

產權制度，讓一切創造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新才華充分施展，讓一切創新成果得到尊重，已經成為關

系我們國家前途和民族未來的必然選擇。

值得我欣喜的是，我的母校就建成了一個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基地——西北大學知識產權學院，而作

為一名即將離開大學校園、走向為我們國家和社會服務道路的學生，我深知，國家未來發展的“接力棒”也

即將傳遞到我們的手中。我們的前輩為國家發展所付出的心血和巨大努力、使中國成為了一個快速發展日

益強盛的大國，而我們的任務，則是要在前輩們的基礎下，勇做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可持續發

展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的實踐者，堅持激勵創造、有效運用、依法保護、科學管理的統一運用，為國家的強盛與發展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改革開放與當代青年的愛情觀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的愛情觀櫛風沐雨幾經變遷。從羞羞答答面紅耳赤的對視、牽手，到大庭廣

眾下“我愛你”的表白，人們的愛情觀也悄悄隨著改革開放的潮流而改變。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也恰恰印證

了這一點。

80年代：牽手談戀愛

在80年代初，有種夸張的說法：“凡有華人處，便有人能吟唱鄧麗君的歌”。她那清甜圓潤、纏綿柔情的歌聲飄揚在人們耳際。具有顛覆效果，讓大陸聽慣了激昂高亢的革命歌曲的年輕人耳目—新。如鄧麗君的《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恰似你的溫柔》、《小城故事》等等膾炙人口的歌曲，傾訴個人

情感、帶著微微頹廢和憂傷的旋律存在。喚醒了，是很多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溫柔與憶舊的情調。

1977年后恢復了高考，談戀愛也成為了那個時期的關鍵詞。愛情開始與階級感情稍稍分開，戀人們手

拉著手逛公園、軋馬路。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為擇偶話題。知識、學歷則成為新時代青年們擇偶

最重要的條件。理想，或者是理想主義，這個上世紀80年代的關鍵詞同時也主宰著我們的擇偶觀和愛情觀。

90年代初：讓你親個夠

1994那一年間出來了三首歌，《牽掛你的人是我》、《愛情鳥》和《纖夫的愛》，分別捧紅了高林生、林依輪、尹相杰和于文華。

《牽掛你的人是我》迅速火起來，并不是靠廣大學生傳唱，而是在老百姓中間流傳甚廣。這是一首情

歌，老百姓長久以來在這方面的聽覺都是空白。中國人向來在感情方面含蓄內斂，突然聽到一首直抒胸臆的歌，頓時覺得暢快，壓抑了很久的對愛情的向往，終于得以釋放。這首歌的誕生，極大滿足了中國老百

姓對情歌的渴求，自然也就火了。

和《牽掛你的人是我》同一時期的《愛情鳥》，能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歌詞兼容了直白和含蓄。盡

管歌名只有三個字，但將這是一首情歌的信息傳遞得清楚無誤。這是中國第一首把“愛”和“情”直接用在歌

名里的歌。歌詞更是緊扣“愛的脈搏”，一共十二行，出現了六個“愛”字，平均每兩行一個，再傻的人也能

聽出這首歌唱的是什么。但是再細琢磨，就會有點兒亂，一會兒這只鳥呼呼叫，一會兒又靜悄悄。人們或

許沒弄清楚樹上到底有幾只鳥，卻記住了林依輪這個人，估計林依輪自己也不知道有幾只。

和前兩首歌相比，《纖夫的愛》不僅夠通俗，同時充滿挑逗性，特別是“只盼日頭它落西山溝哇，讓你

親個夠”這句詞，在男歡女愛方面超越了心理描寫的局限，開始出現動作，在中國史無前例。中國人基本都

屬于有賊心沒賊膽的，這首歌的明目張膽，無異于一管強心劑，讓國人敞開了心扉。尹相杰和纖夫哥哥的形象，除了眼鏡，基本吻合，于文華長得也像小妹妹，人歌互捧，一夜成名。隨后二人演唱的《天不下雨

天不刮風天上有太陽》等歌曲也持續走紅。可能有點出乎人們的意料，2000年后，“小妹妹”于文華拋開情

愛，轉型走親情歌曲的路線。她的《想起老媽媽》等感人至深的歌曲讓她當之無愧地擁有了“親情歌者”的美譽。2008年，于文華又緊隨改革開放30年懷舊熱的腳步，推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歌曲《我生在1978》，這潮流一點都沒落下。

這三首歌，對于中國聽眾，就像甘露降臨在久旱的土地上，很快便被吸收了，中國人知道了愛不僅要

說出口，也要唱出口了，于是開始堂而皇之地歌唱情和愛了。

90年代中后期：移情別戀

到了1997年，香港回歸了，實行一國兩制，中國的婚姻制度仍奉行一夫一妻制，但這絲毫不會阻礙一

些人吃著碗里的惦記著鍋里的。這一年歌壇上出現了悲情情歌，光看歌名，就知道出什么事兒了：《移情

別戀》。就是這樣一首讓人“出軌”的歌曲在那時也小紅了起來。《心太軟》也是對情感背叛的哭訴，任賢

齊因為這首歌一夜之間從臺灣三線歌手躍升為亞洲人氣天王，盡管這首歌被很多玩搖滾的人所不齒，但它

還是不可阻擋地紅遍全國，成為一個時期KTV里的主打歌。雖然這是一首口水歌，卻道出愛情的真諦，其

實，愛情就那么回事兒，別苦著自己就完了。

新世紀：網絡里的愛情

新的紀元，網絡和經濟的飛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2004年，網絡歌曲盛行，凡

是和動物沾上邊兒的，都火了，如《老鼠愛大米》，《兩只蝴蝶》、《豬之歌》，前兩個是跟愛情有關的。

對于《老鼠愛大米》，實在是沒什么可說的，歌詞空洞，蒼白，沒有任何真實的能喚起人們記憶的細節，通篇是永遠陪你、永遠對你好，永遠愛著你這種口號式的話，和初中生的作文套路差不多，如果情書寫成這樣，肯定會被人看不起，不打光棍兒才怪。但是這首歌確確實實的火了，火得都上春晚了，讓那些以音

樂為理想的人極其憤慨，對大陸的音樂環境倍加失望。

《兩只蝴蝶》的流行也是偶然，一個從中國有流行音樂就開始唱歌的歌手，終于靠這首歌成了歌星。

這首歌最初是一部電視劇的插曲，藝術總監和制片人是劉曉慶，她覺得龐龍行，就用了，結果電視劇沒火，歌和人火了，看來中老年婦女的眼光還是很獨到的。這首歌師承了《梁祝》，人家是人變成了兩只蝴蝶，這個是兩只蝴蝶擬了人，只是人家沒這么煽情、矯情。這首歌宣揚的愛情觀，和《老鼠愛大米》異曲同工，都是不切實際地纏纏綿綿，恩恩愛愛。

四：總結改革開放對于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人有著深刻影響，尤其是

對于當代中國大學生有著意義重大的影響。我們要融入到改革春風中

來，為現代化建設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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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

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新歷史起點上的改革開放宣言書

編者按 在12月18日召開的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同志高度評價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地位和偉大意義，深刻總結了3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明確指出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前進方向,進一步堅定了我們堅持改革開放的信心，進一步激勵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這篇講話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改革開放的堅定立場、堅強意志和科學態度，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改革開放的宣言書，需要我們認真學習領會。為此，本刊“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特刊”發表專版文章，深入學習講話。

徐崇溫：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勃勃生機

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通篇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光輝，特別是在揭示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關鍵和根本時，從理論和實踐、歷史和路徑的統一上展開闡述的“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把三十年來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和全部實踐，歸結為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四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繼而又把這些寶貴經驗和重大理論實踐問題的探索和回答，放到歷史的長河中，提升到近一個世紀來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先后推動的三次革命的高度，提升到繼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后，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這個新的偉大革命的高度。這就進一步豐富了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和闡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我們以往把三十年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歸結為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社會主義、黨和發展三個重大問題，胡錦濤總書記在這次重要講話中，進而把它歸結為四個重大問題，在社會主義、黨和發展三大問題前面，冠以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不是由三個問題發展為四個問題的簡單增加，而是統帥全局的點睛之筆。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我們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把三十年來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首先歸結為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這就把這個問題放在了至關重要的關鍵地位，因為它對其它問題的探索和回答，具有著貫穿始終的影響。

對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我們黨歷來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貫教導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開放性的理論體系。

據此，在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

第一，從馬克思主義本身來說，就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由此構成的整個體系，同它的一些個別論斷區別開來，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整個體系中去獲得對它的正確理解而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我們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奉為完美無缺、一成不變的模式。我們要自覺地把我們的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下解放出來。

第二，從馬克思主義和實踐的關系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和偏離，但又必須和實際情況相結合，否則就沒有生命力。首先，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實際問題時，我們要從實際出發、而不要從書本出發。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列寧之所以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于他不是從書本里，而是從實際、路徑、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并不是在馬克思、列寧的書本里尋求在落后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途徑的。其次，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時，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去回答在他們身后出現的實際問題，削足適履地硬去把實踐塞進理論的框框里。鄧小平曾經精辟地指出過，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后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的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再次，理論聯系實際，要求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求解決新問題的答案。這樣，我們就能既不丟馬克思主義的老祖宗，又不斷說出老祖宗沒有說過但又符合客觀實際的新話來，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又次，理論聯系實際，還要求我們把豐富的革命實踐提升到應有的理論程度，又用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創新去進一步引導實踐，為改革開放提供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的理論指導。在實踐——理論——實踐這樣的循環中不斷推進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扎根于中國現實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第三，從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特征、各國具體實際的關系上來說，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特征、各國具體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我們必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鄧小平說，我們要堅持的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同時，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模式。所以鄧小平又強調說：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各國黨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要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把創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作為三十年來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首要問題提出來，又從“四個建設”、“三次革命”等高度反復闡述和總結這些問題，這就使這個講話成為一篇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綱領性文獻。我們一定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并把它全面貫徹到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中去。

衛興華：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我聆聽了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大會上的講話，并參加了中央有關部門組織的研討會。大家對講話中關于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寶貴經驗的“十個結合”的闡述，給予高度重視與評價。這“十個結合”是在黨的十七大提出，而在這次講話中予以進一步系統和深刻地闡明的。

30年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成就的取得，歸功于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這條道路的開辟和這一理論體系的形成，又是與我們黨在創造性實踐中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即“十個結合”密切相關的。

我認為，這“十個結合”的精髓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又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在理論和實踐中進行發展與創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化。應高度重視講話中的這樣兩句話：我們“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走“老路”，就是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走回頭路；不走“邪路”，就是不能背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不能偏離四項基本原則，搞“和平演變”。這兩個“決不走”的精神，貫穿于“十個結合”中，限于篇幅，現只從其中的幾個結合中做點解讀。

第一個結合是“必須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講話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向前時的根本思想保證”。但我們不能教條主義地去堅持馬克思主義。必須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同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發展與創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效地指導社會主義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經典科學社會主義是源與流的關系，二者是統一的傳承的關系，既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二者對立起來。

第二個結合是“必須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既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又要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是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層次的“方向”問題。人們講改革不能倒退，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這是相對于故步自封、因循守舊的狀態講的。堅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要突破由于主客觀原因形成的封閉半封閉的舊的體制。但講改革，就有個改什么、怎樣改的問題，也就是有個應當把握的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問題。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也曾大搞改革，但他們的改革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大方向，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倒退到資本主義。我國的改革始終強調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與自我發展。“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就是要如講話所說“始終保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方向，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方向。所謂”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就是指改革開放中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化的、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十個結合”中的第四個結合是“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內容和目標模式。現代市場經濟有兩種模式，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作為經濟體制總是與一定的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就是要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同市場配置資源的靈活性和有效性結合起來，在發展市場經濟中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是如講話所說：“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動分配為主體”。也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我們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編輯推薦：http://經濟的改革方向”，不能只講市場經濟而不講社會主義，那樣會偏離改革的正確方向。講市場經濟，既要看到它在資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和發展經濟中的積極作用，又要看到市場經濟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存在“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問題。為此，講話中強調指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的同時，要“注重加強和完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克服市場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

“十個結合”中的第七個結合是“必須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發展經濟要重視效率，收入分配要重視公平。在初次分配關系中就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兩者應是統一與結合的關系，不是對立和此消彼長的關系。社會主義更要重視公平與正義。我們既要重視機會公平與制度公平，也要重視分配公平。社會主義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要使發展與改革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既要拉開合理的收入差距，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兩極分化，扭轉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講話指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課題。講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進和諧，堅持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本質的一方面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這就要求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注重提高效率。社會主義本質的另一方面，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這就要求更加注重和實現社會公平。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因素。

龔維斌：堅持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相結合

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深刻地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經驗之一是，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堅持改革力度、發展速度和社會可承受度的統一，確保社會安定團結、和諧穩定。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深刻的利益關系調整，既會觸及人們的舊有思想認識和舊有觀念，也有可能引發心理和情緒波動，更會觸動既得利益。改革過程中，如何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大部分人利益和少數人利益、干部利益與群眾利益、老板利益和員工利益、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等等，既非常重要，也非常艱巨復雜。

30年來，我們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事件，每一次都是攻堅克難。我們經過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經歷了80年后期的物價改革、經過了80年代末的政治**、經過了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國有企業改革、經過了90年中期以來的就業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進入新世紀我們經歷了加入WTO，等等。這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大改革的實施和推進過程中，既有堅定的支持，也有激烈的反對；既有歡笑，也有淚水；既有收益，也有代價；既有風平浪靜，也有激流險灘。不管改革的困難有多大，我們黨和政府改革的決心不動搖，審時度勢，科學決策，把握時機，大力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堅持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結合點，在保持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我們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階段，既是發展的黃金期，也是各社會矛盾的凸顯期。由于征地、拆遷、企業改制、涉法涉訴、社會保障、庫區移民、環境保護、村務公開、村民選舉、行政執法、市政管理、勞動關系等引發的上訪現象處于高位運行，各類突發群體性事件屢屢發生，而且呈現不斷增加的趨勢，以干群關系、警民關系、勞資關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階層關系和諧狀況不容樂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漸顯現，今后一段時間企業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就業壓力大增，勞動關系、社會保障困難增多，社會治安和社會和諧穩定面臨巨大挑戰。所以，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堅持30年來形成的寶貴經驗，一手抓改革發展，一手抓社會穩定，把兩者緊密地有機結合起來，深刻認識到發展是硬道理，穩定是硬任務；沒有穩定，什么事情也辦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去。

面對金融危機，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采取有力措施，積極擴大內需，著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著力加強社會建設，著力統籌城鄉發展。在保就業、保民生中，通過深化改革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同時，我們要正確把握和處理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及時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依法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警惕和防范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堅決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在改革發展中，既要講效率，更要講公平。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既要注意維護好、實現好廣大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同時，也要注意教育和引導廣大群眾樹立正確的利益觀、人生觀、世界觀，關注和解決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心理問題，防止心態失衡引發惡性社會治安事件，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對公民既要講權利，也要講義務；既要講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使其嚴格依法辦事，也要講對公民進行法制教育，做遵紀守法的公民，依法有序表達正當利益訴求；既要注意解決廣大群眾的生活生產困難，盡力滿足其正當合理的利益訴求，又要少數群眾防止脫離實際提出過高要求。在輿論宣傳上，既要講問題，更要看成績；既要講困難，更要樹信心；既要講滿足利益要求，也要講立足國情，做到盡力而為與量力而行；既要講社會和諧，也要講堅持正氣，敢于依法辦事；新聞媒體既要敢于報道真相，對政府進行有效監督，也要堅持行業自律、職業操守。總之，在新形勢下，在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相結合的編輯推薦：http://前提下，既要繼續深化各方面體制機制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還要注意研究社會心態，注意研究和運用新的工作方法，要注意找到各方面工作的結合點，把握好各方面工作的力度，在動態中實現平衡，在平衡中求得發展，防止顧此失彼，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辛鳴：改革開放的理性精神與科學態度的集中宣示

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特別強調要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需要面對的重點工作與關鍵任務的科學判斷。

改革開放說到底就是制度的變革。三十年來我們也進行了很多的制度變革與體制創新，并且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是，制度變革、體制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協調配套，各個環節的有機協同。可是由于發展階段的局限性，我們過去很多的體制改革往往是單兵突進，什么體制好改改什么，不好改的先放一放。各種體制改革之間不協調、不配套的情況居多。這種狀況不僅使得體制創新的效益不能很好體現，甚至還帶來一些負面的問題。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的體制不僅要改，而且要全面系統地改，不能有的改有的不改。所以，要“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制度保證和法制保障。”

胡錦濤總書記在講話中還很有深意地指出，“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這是總書記從哲學的層面指出了改革的真正要義所在以及我們對改革開放應該持有的科學態度。

我們要深入領會總書記講話的深刻含義，本著深化改革、完善改革、促進改革的要求，自覺糾正改革中出現的一些不規范、不科學、不妥當的做法，把做錯的改正過來、做的不科學的科學起來、做的不規范的規范起來。

這種理性精神與科學的態度已經體現在中國社會對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認識演變中。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課題。講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進和諧，堅持效率和公平有機結合才能更好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這表明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效率與公平關系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過去離不開效率，現在離不開效率，將來也離不開效率。我們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階段。之所以這樣講，就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社會的經濟基礎不堅實，人民群眾的物質財富不寬裕。我們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必須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效率。

但不可否認，我們這些年在效率優先的過程中，很多時候“播下了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集中國50多年發展的成果和13億中國人的財富來富裕少數人、少數地區，這再簡單不過，也再快不過了。但這樣的效率不是真實的效率，這樣的效率也不是我們所希望和追求的效率。而且在社會迅速發展，社會群眾政治意識和權利意識逐漸提升的情況下，過于懸殊的貧富差距不僅不可能產生效率，反而會導致經濟的停滯乃至社會的沖突。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做出了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政治抉擇。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并不是對追求效率本身提出質疑，而是對這些年來在“效率優先”的口號下出現的不公平結果提出質疑。鄧小平曾在1992年指出，對于貧富差距，“什么時候編輯推薦：http://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是在處于“矛盾凸現期”的中國切實實現效率的唯一選擇。我們不僅要通過改革“把蛋糕做大”，更要通過改革“把蛋糕切公正”，努力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群眾共同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只有這樣才能讓改革真正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也才能讓改革真正繼續進行下去。

第五篇：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心得體會（精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經過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受到日益廣泛的關注。那么，什么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它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經驗是什么?答案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中國經濟改革的模式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和主線

改革的過程與改革的目標是分不開的。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布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引導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支配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進一步確認了市場機制作用的中樞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認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飛躍。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面闡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框架和具體任務。XX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任務和具體部署。十七大報告提出，要著力構建布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支配中國經濟改革歷史進程的一條主線。

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如何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非凡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發展中的核心和要害，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要害。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已經提出，“增強企業的活力，非凡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十四大以來中心的許多重要文獻對這一問題有更明確的論述。十四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并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途徑和方式”。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自覺遵循客觀規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十七大報告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時，將“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當作重要的經驗之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它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既有共同之處，又有本質區別。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社會主義”這幾個字“畫龍點睛”，點明了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造性和特色。

中國的經濟體制模式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和要求

經過30年的深入改革，我國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這一體制模式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其主要特點有:

1、以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結合。所有制結構的改革是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中國逐步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一方面，要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產權清楚、權責明確、政企分開、治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從總體上看，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既要充分考慮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又要充分體現市場機制的要求，把計劃與市場、宏觀效益與微觀效益有機結合，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其主導作用。

2、國家的主導作用與市場的基礎作用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中國的經濟體制是處在發展與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中，國家不僅是宏觀調節的主體，也是公有制的主體、經濟發展和市場化改革的主體，是推動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從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以發展為導向的國家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

3、提高效率與促進公平相結合。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則。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包括以下基本原則:第一，完善收入分配體制，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依法逐步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通過制度建設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第三，把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作為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第四，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貫穿于社會生產和分配的全過程。

4、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確立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形成了開放與改革、開放與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隨著中國正式加入wto，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但我們還應看到，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正確處理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關系。一方面，必須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另一方面，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在對外開放過程中注重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防范和化解國際風險的沖擊，始終保持對要害行業和領域的控制力，同時要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現階段中國的經濟體制模式雖然還不夠完善，但已經體現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色和根本優越性，它將在實踐中得到不斷的成熟和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和目標決定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具體方式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形成了兩條明顯不同的道路:前蘇聯東歐的激進式改革和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可以結合的，而且還在于它在實踐中探索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漸進式改革方式，這種改革方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在堅持統一領導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基層單位在制度創新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雙軌過渡，增量先行，在保留計劃協調的前提下，通過在新增資源中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比重的辦法來穩步向市場經濟過渡。

——整體協調，重點突破，在堅持全國一盤棋的前提下，分部門、分企業、分地區各個突破，由點到面，實現經濟體制的整體轉換。

——兼顧改革、發展與穩定，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通過改革和發展促進社會穩定。

——分步推進，循序漸進，先試驗后推廣，并根據實踐需要不斷調整目標與思路。

目標決定方法，方法內生于目標，不能脫離開改革的性質和目標來抽象討論改革的方式。中國的經濟改革之所以采取了漸進式方式，從根本上來說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改革目標的非凡性質決定的: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基礎的，改革的目標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憲法制度，而是要通過不斷的制度創新克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賦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新的活力，經濟改革的這一根本性質決定了改革的方式和過程必然具有暖和漸進的特點。

2、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發育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僅受社會制度的制約，而且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中國的市場化與工業化、體制模式的轉型與發展模式的轉型是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必然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中國的改革只能是漸進式改革。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新的市場經濟形式，它的具體含義和實現形式并不是先驗的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發展的。實際上，把改革目標確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探索過程，即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初步形成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熟和完善仍需一個較長過程。

因此，中國漸進式改革與蘇東激進式改革的根本差別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別，而是改革的目標和性質的差別，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出現兩種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國經濟改革模式的意義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進程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是中國經濟改革獲得成功的根本經驗。中國的經濟改革實踐深化和創新了對市場經濟的熟悉，為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同時向人們提供了許多富有啟發意義和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題，包括: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是可以兼容的，效率與公平是可以相互促進的，要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促進改革發展同保持社會穩定結合起來，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在市場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中具有要害性作用;經濟、政治、文化和各種社會因素之間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社會變遷是復雜多樣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經濟轉型和市場演化的過程是一個整體的長期的過程;國家在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中應當發揮重要的主導性作用;傳統與現代、新體制與舊體制并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可以互相補充和融合的;社會制度的變遷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與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的統一;市場經濟體制內部不同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和演變規律是不相同的，因此改革和制度變遷既有次序問題，也有協調問題，等等。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經濟方面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謂中國經濟改革的模式，就是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以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為宗旨的經濟改革模式。這一模式的形成既體現了經濟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反映了中國非凡的制度、國情和歷史階段的要求，因而，它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有非凡性，也有普遍意義。它的成功不僅會促使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得以實現，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發展的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