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中國共產黨腐敗問題的思考

腐者，機體發生了生理變異；敗者，即是機體的生命力下降，日漸衰敗。腐是敗之因，敗是腐之果，兩字的組合，表明腐敗問題既是一種過程，又是一種結果。腐敗即公職人員為實現其私利而違反公認規范的行為。腐敗的實質是一種非正式的獲取政治影響的過程，當某個群體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體系內被忽視或被認為是非法之時，這一群體的成員就會被吸引到那些獲取影響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敗的形式表現出來。腐敗在廣義上說是行為主體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職權或偏離公共職責的權利變異現象，從狹義上說泛指國家公職人員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權力的權利蛻變現象。腐敗，也是指國家公務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從而使國家政治生活發生病態變化的過程

腐敗問題每一個國家都會有，都會被其困擾，我國也不例外。自從市場經濟在中國實行以來，由于沒能有選擇地吸取它的長處，而是不加區分地全面推開，于是，市場經濟中的若干消極的東西也被一古腦兒的接受下來，甚至于當成至寶來效仿，同時大搞與國際接軌，不論是該接軌的還是不該接軌的，一概照辦。于是，人與人之間的友情互助漸漸地被冷冰冰的金錢交易所取代，生產勞動，以前是為國家為全社會創造財富，奉獻是獻給了大家，而現在，生產勞動成了與私營業主交換貨幣的前提，斤斤計較成了人們必須擁有的品質，漸漸地金錢和物質利益成了人們普遍追逐的目標，功利主義逐步取代了共產主義，自覺奉獻精神在生產勞動領域失去了大部份的市場。社會道德漸漸地出現倒退，這種道德的普遍下滑逐步形成一種新的價值取向，一種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人生追求，從而在社會上逐漸形成慣性，為所有具備條件的人實現腐敗創造了條件，并且確實使相當一部份人實現了腐敗，在一定程度上使腐敗出現了漫延和加重的趨勢。當然還有其它的一些因素，緒如規章制度欠缺和教育制度的因素，監督機制不健全的因素，等等，但這些都不能算是主要的原因，因為規章制度和監督機制它只能從外部環境著手被動地限制人們的貪欲，它們在貪欲的能動性面前始終處于滯后的位置，所謂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是一個極好的解釋。總得來說，腐敗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在一定時期內出現加重趨勢，表明人們的道德發生了下滑，而這又表明人們的社會存在出現了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腐敗加重的根本原因。

腐敗問題我們都常常聽說，也經常發生在我們身邊，那腐敗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一是“害黨”，腐敗踐踏黨的先進性。腐敗輕則損害黨的形象，重則導致“黨亡政息”，使黨喪失執政地位，這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中已經得到證實。黨的先進性、奮斗綱領和崇高宗旨，是通過一個個黨員干部的模范言行和優良作風表現出來的，而腐敗分子及其腐敗行為踐踏黨的綱領，褻瀆黨的宗旨，沾污黨的形象，腐蝕黨的肌體。如果黨的性質和宗旨規定的是一套，某些黨員干部的行為是另一套，執政黨就會喪失民心，走向衰亡。可見，反腐敗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絕非危言聳聽。

二是“害民”，腐敗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腐敗破壞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許多貪官飛揚跋扈，一手遮天，說一不二，踐踏民主，壓制群眾，猶如“土皇帝”，千方百計把黨的民主集中制變為個人專制，對人民群眾的主人翁地位構成極大威脅，侵害群眾的政治、經濟、文化利益，挫傷群眾的積極性、能動性、創造性。特別是損害廣大群眾對黨的信任和信心。我們黨是代表人民群眾執政的，如果不能贏得民心，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就會成為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將無從談起

三是“害國”，腐敗破壞社會穩定。腐敗損害黨和政府的威信，削弱黨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離心離德，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紛爭，進而引發**，乃至四分五裂。

四是“害家”，腐敗導致民生凋敝。腐敗是貧富兩極分化的加速器，貪官權力尋租，官商勾結，狼狽為奸，互利共贏，結成利益同盟，導致權貴階層和不法富豪不當得利，一夜暴富，而普通勞動者由于收入減少，則陷入貧困，家徒四壁，從而導致民不聊生，一些人心理失衡，給社會安定造成隱患。腐敗分子以權謀私，權力進入市場，直接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倘若任其滋生蔓延，必將嚴重擾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導致國家經濟的崩潰，民生凋敝。

五是“害己”，腐敗危害貪官自身。縱觀古今，絕大多數貪官都沒有好下場，貪官再狡猾也躲不過人民的眼睛。文強的臨刑絕唱“蒼天有眼知善惡，天堂地獄一念間”，講得正是這種道理。

腐敗問題在社會越來越猖獗，對我們的國家危害極大，也深深傷到了我們人民群眾的最廣大的利益，所以我們采取一定的措施去遏制這種情況的發生，下面我淺談一下反腐的可能措施。

第一，通過公眾輿論、新聞媒介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府、及其它有關部門的工作進行監督制約。做為權力制約權力最重要的補充，應該是在原有的權力體系之外，再通過公眾輿論、新聞媒介對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府、及其它有關部門的工作進行監督制約。在西方發達國家，公眾輿論和新聞媒介在反腐敗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于新聞媒介既能反映公眾輿論，也能影響公眾輿論，而公眾輿論對選民的選擇具有重大影響，因此，上到總統、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員，對此都不敢掉以輕心，這種監督制約幾乎是無所不在，其實質是人民群眾對當權者制約的外化和擴大化，是利用權力體系之外的整個社會力量對整個權力體系的全面監督制約。我們應該借鑒這種做法，逐步建立起通過公從輿論和新聞媒介對當權者進行監督制約的機制。

第二，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精干的反腐敗機構，有效地預防、監督、查處和懲罰腐敗行為。反腐敗是一場十分艱巨的斗爭，在腐敗現象比較嚴重的國家和地區，尤其需要這樣一個強有力的反腐敗機構來具體的貫徹落實反腐敗的各項措施，否則，各級領導人決心再大，也難以做到令行禁止。在我國目前這種反腐敗的特殊時期，完全有必要建立一個類似于新加坡的貪污調查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專門機構，讓其擔當起反腐敗的重任。

第三，財產申報。完善的申報制度可以使專門監督機構和社會公眾對公職人員的廉政狀況進行監督，及時發現腐敗分子。當然，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和實施，還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科學的財產評估制度、銀行存款實名制度、公務員行為規范等。

第四，道德規范制度化。從古今中外的經驗看，這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僅僅有各級黨和政府領導人的示范作用，有著名企業家、體育名星、藝術名星的帶頭作用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強制性措施，否則，崇尚奢侈，誘發腐敗的社會風氣難以根本扭轉。這種制度化的道德約束，不僅起到了防微杜漸的警戒作用，而且最大限度地堵塞了法律所力所不及的各種制度上的漏洞。

對于腐敗問題，我們厭之惡之，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是反腐是一個長期而且艱難的過程，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中，身為大學生的我們應該如何做呢？首先，我們必須要知道反腐不僅僅是黨和國家的事情，而是全社會的事情，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參與到這場“戰爭”之中，其次，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用黨的理論知識武裝自己的頭腦，明確自己的立場，最后，我們要做好反腐過程辛苦的準備，相信自己一定會在這場戰役中取得勝利。

我相信，在黨和人民的共同協作和努力下，反腐行動一定會取得成功，我們一起期待那天的到來。

第二篇：關于秘書腐敗問題的幾點思考

關于秘書腐敗問題的幾點思考

關于秘書腐敗問題的幾點思考

當今，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速，世界形勢越來越復雜多變，我國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道路上面臨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影響我們執政黨黨員領導干部的。也正如此，我們黨的一些黨員領導干部由于經受不住世界多變、生活多樣、是非多雜的局勢的考驗，動搖了思想觀念，引發了一起又一起“東窗事件”，尤其是高官腐敗案語出驚人。全國2005年各級紀委立案查處違紀違法案件147539件，給予黨紀律處分115143人，占黨員總數的1.7‰，其中開除黨籍24188人。然而，這諸多腐敗案件特別是高官腐敗案件的背后，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深層次的問題“秘書腐敗問題”不容忽視，引起了世人的深思和關注。如自稱“河北第一秘”的李真收受賄賂、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等共計人民幣1051萬多元，被判處死刑；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炬的秘書蔡建輝受賄港幣109萬元，人民幣50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北京市原市委書記陳希同的秘書陳健，受賄人民幣40.9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等等。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產生了秘書腐敗？面對一個又一個現實，我們應該怎樣加以防治？筆者結合自己從事多年紀檢監察工作的經驗，就秘書腐敗問題作了一些思考。

一、秘書腐敗的主要特性

秘書腐敗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秘書在任上變質，被繩之以法；另一種類型是曾經做過領導的秘書，后來走上領導崗位，淪為腐敗分子。秘書腐敗由于自身職能和地位等性質，其腐敗行為具有特殊性。

（一）從屬性。秘書，按辭書上解釋，其主要職責是協助領導人綜合情況、調查研究、聯系接待、辦理文書和交辦事項，是領導的助手、參謀和事務處理者，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權力，從屬于領導。但由于他們最接近領導，與領導有特殊關系，往往成了某些找求領導方便或辦事的橋梁與紐帶，成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突破口。從查處的高官腐敗案看，大多秘書腐敗都是身不由己。試想，如果領導廉潔自律，必然影響秘書作風正派；如果領導樂于腐敗，必然導致秘書腐敗。

（二）隱蔽性。秘書，由于不像領導干部那樣，擁有規定的權力。因此，也就不像領導干部那樣，受到多方面的監督制約，從而致使秘書監督失控，出現空檔和盲區。一些領導干部，為了掩飾自已的腐敗行為，往往就是因為考慮到了秘書的這一特點，而假其之手去做違紀違法勾當。一些秘書也正好利用自已的特殊優勢，諂上驕下，為領導者的腐敗活動作經紀人、出謀劃策、牽線搭橋，甚至從中為自己撈一份好處。

（三）二權性。秘書，本屬一種公共職務，是領導身邊的工作人員，既沒有官位也沒有職權，與領導只是一種直接的工作關系。然而，他們卻被認為是領導的重要助手或最具影響力的參謀，是“人微言重、官小權大”的特殊公職人員，甚至被稱作為“二領導”，致使少數不能自律的秘書或心術不正的秘書，利用自己的這種特殊身份，打著領導的口號和旗幟，借領導之名，做一般人難于做到的事。如李真之流，就是從中假傳圣旨，作威作福，干出許多罪惡的勾當。

二、秘書腐敗的基本做法

秘書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職業，無職也無權，卻能辦一些有權人辦不了的事。那么，秘書到底是怎樣走向腐敗的呢？歸結起來，主要是運用隱權謀取私利，其基本做法是：

（一）設關卡，收“買路錢”。秘書從屬的領導大都是部門、地方或單位的首腦，各方人士經常有求于他們，或反映情況，或請示批復，參加典禮儀式，或請賜墨寶題詞題名，能否上達或誰先誰后大都由秘書安排。正是因為這個“安排權”，成了秘書弄權斂財的路子。一些懇求者為了達到目的，必定宴請求情、好言相求、紅包打點，討秘書之好。如有個私營企業主，為了開發一項專利成果，急需申請一筆資金作為發展基金，在下面忙活了一兩年都沒能解決。他不死心，決心走上層路線試試。經過曲折打探攻關，終于通過中間人與主管此類新產品開發的某部門的主管領導的秘書搭上了關系，并答應將報告送給首長看看。但此后久久沒有音訊。中間人稱，你不燒香菩薩哪能顯靈？這位業主是個明白人，他即便探得了這位秘書大人的一點小愛好，立即選購了一臺進口原裝的攝像機，連同開上秘書大人姓名的發票，一并送到了秘書家中。不用說，報告很快就送到了首長那里，使業主如愿以償。

（二）幫大忙，謀“重回報”。大凡有求領導者，總想辦成走正常渠道難以辦成的事情，這就非得走秘書路線不可。辦這種事情，靠進貢“小意思”是難以行通的，往往要出“大價碼”。如某地一公司為了求得一大型工程承建權，各項手續都已具備，各種過場都已按規定辦妥。但是，如果沒有“內線”打通關節，往往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為了確保項目到手，他們就向秘書“攻關”。要求、條件、價碼是事先談妥的。于是，秘書就開始為之活動，或利用領導影響做工作，或疏通內部關系，做有關方面工作，或施以利誘，獲得支持，直到項目到手。當然，對這種花了大力氣“幫大忙”的秘書，其報酬也是不一般的。

（三）擺小攤，贏“大手筆”。秘書原本是領導的助手，是為領導服務的。但是，某些秘書除了服務領導外，往往還利用貼近權力的優勢，擺自己的“小攤”，經營自己的“事業”。常常插手一些項目、工程、企業及各種活動，有時還充當顧問、理事或后臺。向人透露權力機構的內情，為其謀劃，打通關節，獲取有關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開綠燈。如某外商在某地投資房地產，能否搞到合適的地皮是他能否成功的關鍵。外商摸透了中國辦事的“規矩”，他們通過聘請的當地“顧問”，疏通了某領導的秘書關系。秘書如此這般進行運作，外商不僅搞到了最好的地皮，還談成了“好價錢”，占了大便宜。當然，秘書從中獲得的絕非小數。

（四）聯眾手，建“關系網”。有些秘書很愿意與上下左右、同行來往、聚會，目的是想編制一個“秘書關系網”，以便辦起事來能左右逢源、上下貫通。因為，有些事，光有自己的首長未必能辦成，往往需要多個部門的有關領導會商、會簽才能辦成。由于有了一張“秘書關系網”互相照應，聯手運作，這樣往往可以辦成難事、大事。有的年輕秘書的“抱負”很大，他們給自己定了一個奮斗目標，要在幾年內上到某一級別。大有今日秘書、明天首長的派頭。他們還經常聚會，分析領導層的“形勢”，指指點點，論長道短，試圖左右領導，影響決策，有的還夸下海口：自己什么時候可以上到什么職位，經常爭提拔、要官當。

三、秘書腐敗的原因分析

秘書腐敗問題危害極大，不僅直接影響決策能否正確實施，影響領導之間、領導與群眾之間的關系，更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已經引起人們倍受關注，主要有以下七個原因：

（一）秘書本身職業特性所至。從公共權力的結構形式看，公共權力可以分解為決策權和執行權。決策權在政府官員手中，而秘書在整個國家行政管理體系中充當著領導的參謀、助手和事務工作的角色，充當著執行權的角色，擁有執行權，特別是擁有“傳聲”權和“傳音”權，領導的話和決策、意見等都是通過秘書傳達下去。這種職位特點，意味著秘書本身并不具備權力，秘書的權力只是領導權力的“派生物”。相對于秘書來說，前者是一種顯性權力，后者是一種隱性權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權力體制和政治生活中，秘書運作權力時的“隱蔽性”被各個方面所看好，很容易成為市場尋租者追逐的對象。

（二）秘書與高官的關系所至。秘書與高官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秘書腐敗與領導干部腐敗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試想，如果沒有實權在握的領導為秘書撐腰打氣作后臺，無名無份、無職無權的秘書哪有能力和膽量搞腐敗？如果領導一味強調勤政廉政，對腐敗深惡痛絕，秘書何嘗又會腐敗？如果領導一向樂于腐化墮落，秘書又怎能不同流、不合污，否則只會給自己落井下石。因此，秘書腐敗的根源在領導，假若撇開領導的“連帶責任”不作追究，只拿秘書說事或問罪，便只是治其標，難于治其本。

（三）秘書選拔制度存在缺陷所至。我國目前對秘書選拔的法律依據主要是1997年8月勞動部頒發的《秘書職業技能》以及《國家職業教育技能鑒定規范（秘書）》及1998年6月頒發的《秘書職業資格鑒定試點工作方案》等行政法規。但這些規定并沒有對秘書的工作性質、任職資格等作出具體的規定，使得秘書的任職資格和工作性質不明確；又加上社會對秘書專業認識不足，導致了秘書的選拔極不規范。雖然《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有不準“指令提拔秘書等身邊工作人員”的規定，但實際中由于是給領導選配秘書，因而容易由該領導說了算，一般都不經民主推薦、民主評議、全面考察等嚴密的程序，在選用時個人好惡占了上風。

（四）秘書監督機制存在盲區所至。從現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來看，對直接監督秘書的內容突破了無甚少，就連考核干部，也多考核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領導干部，少有考核秘書的。特別是由于秘書選拔任免的權力直接掌握在上級領導手中，因此對秘書的監督是上下級的行政監控。對于進退一致、利益與共的官員和秘書來說，這樣的監督無疑是形同虛設。同時，這種監督失控會被官員所利用，因為與秘書相比，他們處于相對復雜監督下，一些難辦的事交給秘書去處理會“安全”得多。

（五）秘書權力集團形成所至。在目前的干部選拔任用體制下，秘書容易被提升，領導喜歡提拔自己的秘書。所以，現在不少領導班子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個“圈”那個“圈”、這條“線”那條“線”、這個“幫”那個“幫”的權勢分布狀況。有的領導升遷了，調走了，臨走前，忘不了要把自己的秘書提拔一下，在原地留下自己的影響延伸自己的權力；有的甚至還要帶上自己的秘書一起去履新職，美其名曰好開展工作。因此，多數情況下，一個集團性腐敗案件的背后都會有一個秘書部落。

（六）秘書放松學習和修養所至。秘書腐敗的發生，內在原因是嚴重扭曲了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助長了消極腐朽思想，不能自律。如李真被逮捕后，在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時寫道：“由于我缺少黨性修養和黨性鍛煉，逐漸養成了驕狂、自以為是的壞作風，被官場上的阿諛奉承、不擇手段的追逐名利等陋習所迷惑……經過極為痛苦的回顧，我認為首先是自己忽視了世界觀、人生觀的改造，對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產生了動搖，靈魂受到了腐蝕……與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萬物皆空，不如權力在握之時及早做些經濟準備。如真有不測也萬無一失。”正是精神支柱的坍塌，理想信念的喪失，使李真對黨心懷異志，在政治上投機鉆營，經濟上貪婪無度，為自己留“后路”、做準備，最終墜入了腐敗的深淵。

（七）受到社會環境影響所至。當前，社會環境雖總體是好的，但實際上并不和諧安康。一些社會不正之風、“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的滋生蔓延，對干部秘書極產生了強烈的影響。特別是現在說什么“某某是我提拔的”、“我是某某提拔的”言傳，致使許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謝黨組織，而只是感激某個人。而有些領導干部任人唯親，提拔的也確是“自已的人”。這樣一來，很容易把黨組織分成宗派，喪失了黨在領導干部中的威信和凝聚力，從而滋生了跑官、買官、賣官等不良現象，為秘書腐敗的蔓延提供了環境。

四、秘書腐敗的防治建議

秘書腐敗已經不是一個鮮為人見的問題，而是一個倍受關注，急需防治的突出問題，要按照中央關于反腐倡廉戰略方針，從教育、制度、監督、法治并重來綜合防治。

（一）要創新體制，努力構建秘書“不能腐敗”的制度體系。防治秘書腐敗必須從源頭抓起，從有空隙的體制、機制、制度改起，把反對秘書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一要嚴格選人用人機制。堅持公開、公平、公正由組織挑選秘書，堅決反對領導干部自己挑選秘書或先挑選再“戴帽考察”的現象。特別是在選拔任用高級領導干部秘書時，應同選拔其他相同級別的干部一樣執行《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選配領導干部秘書或從秘書崗位調任實職時，完全應當一視同仁地按黨員干部標準，按規定的程序選人用人。二要健全監督管理機制。要建立健全對秘書的組織考核、民主評議和測評制度，推行秘書交流、崗位輪換、任職回避等制度，規范民主決策程序，健全監督機制。要充分發揮群眾監督的作用，采取有力措施，鼓勵群眾對秘書腐敗行為進行舉報，把黨內監督、法律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結合起來，做到對權力的上下和左右制約，以遏止腐敗現象的蔓延。三要全面推行秘書職業資格制度。按照《秘書國家職業標準》，由國家，制定全國統一的考核標準，每一年或二年進行一次考核，推進秘書職業化。

（二）要加強法治，努力構建秘書“不敢腐敗”的法制體系。過來，由于秘書的選拔程序不規范，對秘書工作的職責界限不清，造成領導者可以隨意選拔秘書，秘書人員素質高低差距較大，工作質量不穩定，腐敗行為屢禁不止。若不加以規范，腐敗現象必然滋生蔓延，秘書法治勢在必行。一要加強秘書立法。在法律、制度、規章上明確領導秘書的行為規范，在制度上設置一道道清政廉潔、拒腐防變的關卡，豐富和完善黨紀、政紀法規。要深入開展秘書普法教育，使領導秘書徹底明白罪與非罪，違法與合法的界限，學法、知法、守法，杜絕濫用法律、以權壓法、以言代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二要強化秘書職業道德規范。進一步明確秘書工作界限，形成秘書業的職業道德和職業要求。三要加大秘書腐敗案件查處力度。要敢于碰硬，堅持嚴打方針，堅決克服失之于寬和簡單化的問題。要嚴格執紀執法，絕不允許存在“空檔”、“特區”等現象。

（三）要加強教育，努力形成秘書“不想腐敗”的思想體系。教育是基礎。防治秘書腐敗，必須加大教育力度，提高秘書素養，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一要領導垂范。領導同志的言行對秘書人員起著潛移默化的示范和身教作用。作為領導，一定要以身作則，給秘書以表率，鼓勵秘書加強政治理論學習，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要正確處理好與秘書的關系，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決不姑息秘書腐敗行為。二要正視身份。作為秘書，要正確處理好與領導和群眾的關系。領導與秘書是上下級關系，也是平等的同志關系。在黨內，他們是同志；在群眾面前，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三要注重修養。要始終忠誠黨的事業，埋頭苦干，愛崗敬業，淡泊名利，耐得艱辛，甘當無名英雄。要堅持嚴格按領導意圖辦事的原則，堅決反對先斬后奏之大忌。四要強化作風。要具有高度的工作責任感和嚴謹務實的工作態度，兢兢業業地做好每項工作。要堅持實事求是，客觀、準確地反映情況，決不能看領導臉色行事，違心表態；要實時保持謙虛謹慎，“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密切聯系群眾，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五要加強自律。認真執行廉潔從政各項準則和規定，以他律促自律，做到警鐘長鳴，自警、自省、自勵，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榮辱觀，決不能利用接觸面廣和在領導同志身邊工作的有利條件，為一己之利去編織個人的關系網，搞投機鉆營等違紀違法行為。

第三篇：對腐敗問題的經濟學思考

對腐敗問題的經濟學思考

腐敗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的一個大問題。在中國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動搖政權基礎、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大公害。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產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對策進行分析，考察在給定各種異致腐敗的非經濟變量前提下，經濟因素如何決定腐敗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情況，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種非經濟變量對腐敗和反腐敗行為的影響。

一、腐敗的定義及我國目前腐敗的現狀

對腐敗概念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包括經濟性腐敗、政治腐敗、生活腐敗、失瀆職等。狹義的主要指權錢交易為主的經濟性腐敗。本文認為，對腐敗的概念所包括的內涵不宜泛化，還是從狹義的角度來把握腐敗的概念比較合適。腐敗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權謀私。鑒此，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把“腐敗”一詞作以下定義：腐敗是經濟人違反制度規則用公權資源，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一種經濟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基本假設，即：人是經濟人，人的行為決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腐敗者也是經濟人，腐敗者作為經濟人參與腐敗活動的決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為了追求腐敗利益的最大化。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看，腐敗行為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生產”，這種“生產”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問題。

一般來說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腐敗現象產生和泛濫比較嚴重的時期。因為一系列的政治變化，使以往正常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沖擊和破壞，不僅使原來隱蔽的腐敗現象顯現出來，而且迅速地傳播與蔓延。有資本主義國家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狀況發生劇變的階段，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階段。聯合國調查了107個國家后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一個國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時期，是社會劇變革時期，也是社會經濟、思想狀態等變化最大的階段。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劇烈變革時期，由于存在體制性的缺陷，加上種種主觀因素的影響，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非常大，而對腐敗的懲治又不夠有力，導致腐敗成為一種低風險、低成本、高效益的行業，使腐敗之風越刮越盛，腐敗的滲透面越來越廣，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涉及的人員越來越多。從我國目前情況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類型的腐敗；利用授權和管制權腐敗；利用公共資源的處置權腐敗；利用征稅權腐敗；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務分配權腐敗；利用執法、司法權腐敗；利用投資和采購權腐敗。

從我國的情況看，腐敗問題還處在易發和高發時期，存在面廣、量大的狀況。面廣，即腐敗的面越來越廣，腐敗現象滲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門有，而且清水衙門也有，現在已很難覓得到一方不被腐敗所污染的凈土。量大，即腐敗者的數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敗的金額在增大，腐敗者的腐敗動機已從揮霍享受型向資本積累型轉變，胃口越來越大，貪污受賄金額動輒上百萬、上千萬。

二、腐敗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導致我國目前腐敗問題十分嚴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而反腐敗的成本則偏高。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認為“有機會就一定會有貪污??就像有個一絲不掛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動心也辦不到的。”一個握有公權的人可以通過腐敗行為得到從事遵紀守法活動還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著社會為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制度基礎，一些私心嚴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經不住誘惑，而走上腐敗的不歸路。[!--empirenews.page--]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成本和收益與腐敗發生率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腐敗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發生率上升，我國目前的腐敗現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這與我國腐敗的低本、高效益有著直接的關系。腐敗的成本是指腐敗者在實施腐敗行為中的付出。腐敗成本主要包括：腐敗的總成本、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腐敗的受懲成本。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腐敗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敗者在實施腐敗活動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點精力，如打個電話、當面交辦、批個字條或偽造賬冊等就可以獲得利益；有時也可能要付出點聯絡費用，以疏通關節。如請人吃飯、送點禮品、禮金等。但這些費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當然作為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則是十分巨大的。從我國情況看，腐敗行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勞力、精力。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機制、法制的不健全，監督制約的薄弱，使腐敗機會很多，腐敗者實施腐敗行為，并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勞力。

腐敗的機會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為零。能夠從事腐敗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權的公職人員：這些人員的收入一般是相對固定的，按照統一的規定發放的，而且從目前情況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敗而被查處，受到的經濟損失并不大。假如其從事某種腐敗活動，其所花費在這方面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等這些資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職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會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紀活動，也由于有種種限制，如機關干部不得領取兼職報酬；領導干部不得個人經商、辦企業；不得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純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從事腐敗活動，則回報往往是十分豐厚的。

我國目前腐敗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敗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一定時間相對固定的，即根據腐敗程度嚴重狀況不同，受到的處罰也不同。腐敗十分嚴重者，將被判處死刑，腐敗的成本達到最大化。雖然，我國對腐敗的懲罰存在著高選擇性，即同樣的腐敗，受到懲罰的輕重程度可能大不一樣，往往職位高者、關系網多者，處罰相對會輕一些，但受懲成本一般是可以測算的。我國目前腐敗的受懲成本也是不高的。一是財產罰很少，考慮給出路比較多，使腐敗者政治損失經濟補；二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輕；三是名譽和精神上的處罰過輕。對腐敗行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經過有關部門許可，所以，除了一些驚天大案、官職高、問題嚴重的案子外，絕大多數腐敗者的腐敗行為都不見諸新聞媒體，絕大多數腐敗者的名譽損失僅限于很小的范圍。而即使這樣，腐敗的成本能否真正成為現實的成本還要取決于腐敗現象被發現受到懲處的概率。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法學教授，蜚聲國際的腐敗問題專家蘇珊·羅斯·艾克曼女士認為：“在所有的腐敗交易中，官員實際被抓獲的可能性可能還遠遠低于三分之一。”從我國的情況看，受計劃經濟體制和長期高度集權體制的影響，導致公權太多，又加上處在經濟轉軌時期，機制、體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比較大，而監督機構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較薄弱，腐敗被發現受到的懲罰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計也不會超過三分之一，即最多有三分之一的腐敗交易者會發現并受到查處。[!--empirenews.page--] 如果按照30%的被發現概率來計算，腐敗的受懲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紀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這個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國，雖然，對少數腐敗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敗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處決。但也有更多的腐敗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說從事腐敗活動的風險是比較小的。目前存在腐敗產生率總是高于“死亡率”，腐敗問題蔓延發展勢頭總是難以遏制，一些腐敗分子前仆后繼，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在于腐敗的成本明顯偏低，而腐敗的收益則較高，與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別是社會上“丟了黨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虧了我一人，幸福幾代人”等現象的存在，更助長了一些人的這種心理。于是“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這句話，會被一些有風險偏好的人奉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繼在實施腐敗行為時更加膽大妄為。

一般來說，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反比關系。也就是說腐敗的成本越高，腐敗發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敗者在進行腐敗活動時，必然會考慮獲得好處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處和效用，腐敗行為就不可能發生。這種好處和效用就是腐敗的收益。腐敗的收益可分腐敗的總收益和腐敗的凈收益。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腐敗的凈收益十分可觀，可以說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回報。有的在短短幾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撈到其靠合法收入幾輩子都無法獲得的錢財。1996年僅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懲腐敗挽回的經濟損失就達近47億元。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45113件，腐敗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萬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腐敗造成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估計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億元之間，占GDP13.2%至16.8%。由于腐敗金額日益巨大，為避免打擊面過大，有關部門不得不提高了對腐敗進行處罰的標準線。如過去的《刑法》規定，貪污受賄2000元以上，檢察機關就可以立案偵查。新《刑法》則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標準。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腐敗的收益是比較高的。腐敗的總收益與腐敗的總成本相比，差距十分懸殊，腐敗的總收益遠遠高于腐敗的總成本，因而腐敗的凈收益也即利潤是十分可觀的。任何行業要獲得高的回報，必然會有風險。腐敗也是如此，也有風險，但這個風險與高回報相比，并不比其它行業高。加上腐敗者在如何逃避受懲，降低腐敗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斷想出新的辦法、新的手段，而懲罰腐敗方面的方法、手段則相對落后，法律不夠完善，使不少腐敗行為不可能輕易被發現和揭露，即使被發現有腐敗嫌疑，也有可能逃脫懲罰特別是嚴重的懲罰。這就又降低了腐敗的風險和成本。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際上也已成為一些腐敗分子躲避風險、逃脫懲罰的避風港。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存在，一方面導致腐敗的行為人避重就輕，拒不交代嚴重的犯罪行為，使“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現象普遍化。另一方面，一些司法人員為包庇個別有權勢的腐敗行為人，而故意不再對嚴重的犯罪進行調查。從而使一些人進行腐敗的成本和風險進一步降低。[!--empirenews.page--] 一般來說，在腐敗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發生率與腐敗收益成正比。腐敗收益越高，腐敗的發生率也越高。當腐敗的凈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敗的總收益時，腐敗的發生率將達到最高，也就是說只要有可能，多數人都會去搞腐敗，到那種狀況，社會道德倫喪，是非標準顛倒，法制廢馳，社會必將大亂。而當腐敗的收益≤腐敗的總成本時，腐敗行為發生率將大大下降，甚至降為零。因為有人從事腐敗行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沒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負收益，自然就不會有人冒傻氣去從事腐敗活動了。

三、反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對腐敗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主要是借助微觀分析法。而對反腐敗成本的分析則將主要借助宏觀分析法。由于反腐敗的體制、機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導致反腐敗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這也是影響反腐敗力度的成效，致使腐敗成本偏低，腐敗問題解決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反腐敗的成本是 指反腐敗機構及相關部門、人員為反腐敗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花費。

從我國情況看，反腐敗機構個體運轉成本是較低的，各個反腐敗機構除個別的外，大多數機構的裝備、人員工資都是低水平的，工作條件也是艱苦的，與香港廉政公署，與發達國家的反腐敗機構相比，無論是人員工資還是裝備水平都有天壤之別。但從總體情況看，運轉成本又是比較高的。我國的反腐敗機構，重疊交叉比較多，紀檢、監察、檢察、財政、審計、公安、法院都有一定職能。有管紀律的，也有管法律的；有管黨政干部的，也有只管企業的；有只查事不查人的，也有以查人為主查事為輔的。這些又大都各成系統，各管各，沒有真正形成合力，不像香港、新加坡廉政機構那樣職權明確，結果導致實際運轉成本比較高昂。

我國對腐敗的偵查成本過去明顯要比西方國家要低。西方國家在懲罰腐敗前，要花大力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用于偵查并收集證據。而我國仍主要依據口供，故偵查的成本并不太高。但近些年來，由于大量的腐敗問題主要依靠紀檢監察機關調查后再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這使懲罰的成本也出現了大幅上升的狀況。因為，紀檢監查機關都是運用“兩規”，“兩”指在賓館，采取談心、談話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進行調查取證的，查處的主要是違紀問題，沒有搜查、逮捕、監視、偵聽等任何強制手段，這就必然會導致查處時間的拖長，查處費用的增加（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則不可能租用賓館，一構成犯罪就可以交看守所羈押）。另外，由于紀檢監察機關所取的證據，只能用于紀律處分，而不能作為法律處罰的依據。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在受理紀檢監察機關查處后移交的腐敗案子后，必須重新收集證據，期間還可能導致嫌疑人翻供，這種重復性的勞動，自然又大大加大了懲罰腐敗的成本。所以，從我國對腐敗進行懲罰的成本，無論從個案來說，還是總體上來看，都是比較高的。

反腐敗的機會成本與其他行業相比也是比較高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尤其是紀檢察機關調查案件，既是勞動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人力，包括辦案人員、看管人員；也是資金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包括車輛使用及大量涉案人員、辦案人員、看管人員吃住在賓館的花費、到外地取證調查的花費等，有些復雜大案偵查花去的資金是千萬元以上的天文數字；又是時間密集型的：查案耗時往往比較長，如廈門遠華走私腐敗案，從1999年4月20日開始調查，至今已歷時兩年尚未徹底查結。[!--empirenews.page--] 所以，從總體上分析，我國目前反腐敗的成本與西方一些國家及香港、新加坡及國內其他行業相比，是偏高的。導致反腐敗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工作效率偏低。反腐敗體制不順，機構重疊、職能交叉、職責不清、力量分散、各自為政導致重復勞動多，無效勞動多，互相聯系少，有時甚至出現互相扯皮、力量抵消的狀況，嚴重影響工作效率；反腐敗機構裝備落后，偵查、調查手段落后，基本上仍是解放初期的做法：政策攻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苦口婆心——循循善誘，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促進良心發現。這就全靠磨嘴皮、磨時間，自然也導致工作低效。二是公權太多。一方面是握有公權者太多。不僅政府部門機構太多、官員太多，而且黨的機關、司法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乃至居委會、村支部、村委會都握有公權，導致握有公權者基數龐大；另一方面是政府管得太多，過多地介入社會管理事務、經濟活動和資源分配。公權一多，自然就會導致監督的總成本、懲罰的總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在發生腐敗的概率不變的情況下，握有公權者基數一大，發生腐敗問題的絕對數也一定會增加。如果腐敗問題被查處的概率不變，則懲罰的社會總成本將隨腐敗絕對數的增大而增大。三是法治氛圍不濃。法制不夠健全，法治氛圍不濃也是導致反腐敗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由于幾千年人治意識的影響，導致法治觀念始終不濃，公眾對腐敗行為的舉報意識、舉證意識都不是很強；官員對腐敗問題偵查和懲罰干預比較多；腐敗的查處、懲罰還常常要沖破人情風、關系網的束縛等等，這些都使偵查和懲罰腐敗問題增加了難度，從而增加了反腐敗的成本。

一般來說，社會投入反腐敗的資源不可能是無限止的，反腐敗的資源也是稀缺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在一定時期內是基本不變的。在對腐敗懲罰嚴厲程度不變和懲罰腐敗的單位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反腐敗的成本與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就呈現為負相關關系，即隨反腐敗成本的增高，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就會出現下降。而對腐敗打擊力度的下降，又會導致腐敗的風險降低，腐敗的成本下降，致使腐敗發生率上升。由此可以推論，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正相關關系，即隨著反腐敗成本的升高，對腐敗的懲治概率就會下降，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也會減弱，腐敗的發生率就會相應升高。當然，如果對腐敗懲罰嚴厲程度也相應變化，則情況就不一樣了。假如對腐敗懲罰的嚴厲程度主要體現在罰金上，反腐敗的成本提高后，相應提高懲罰的罰金，則腐敗的發生率不會提高；而如果懲罰的嚴厲程度主要體現在加重刑罰上，則會進一步增加反腐敗的社會成本，這時，在一定臨界點內即監獄能夠收容的幅度內，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會呈現負相關關系。而當突破這一臨界點后，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出現正相關關系，因為這時，監獄已難以容納新的犯人，付出許多成本偵查腐敗而最終使腐敗者無法受到應有的懲罰，腐敗的成本無法體現，這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的發生率上升。

反腐敗行為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要考慮成本，也要考慮收益，也有一個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問題。特別在對單個腐敗問題是否要進行偵查和懲罰時，收益與成本的權衡往往是反腐敗機構作出最后決策的重要依據。反腐敗的收益是指單個反腐敗行為或全社會整個反腐敗行為的實施而獲得的利益，包括制止腐敗行為和追回、挽回經濟損失等方面，當然還包括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等方面的內容。因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是精神性、抽象性的利益，為分析方便起見，這里不過多涉及。[!--empirenews.page--] 反腐敗的凈收益與懲罰腐敗的可能性的大小密切相關。也同其他投資行為一樣，利潤越高，投資的熱情也越高，假如每個反腐敗行為不僅沒有獲得任何凈收益，反而獲得凈負收益，則政府和反腐敗機構雖然考慮社會效果，仍然不會放棄懲罰腐敗，但會因難以承受巨大的社會成本，而不得不放棄對一些腐敗問題的懲罰，降低懲罰腐敗的可能性。如果，每個反腐敗行為凈收益非常可觀，甚至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利益回報，則政府和反腐敗機構會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對腐敗的懲罰活動中，從而大大增加懲罰腐敗的可能性，這也就會大大降低腐敗的發生率。

四、我國腐敗問題懲治方法思考

根據上面分析，筆者認為我國當前腐敗問題嚴重的根本的原因是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和反腐敗的成本過高。所以，解決我國的腐敗問題的思路也必須由此進行展開，反腐敗的方略和具體措施也必須根據這一情況來設計和實施。當前可以考慮著重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公務人員待遇，加大腐敗的機會成本

世界各國反腐敗實踐中，普遍認為有益于遏制腐敗的一項措施，就是提高公務人員待遇，使公務人員的收入能處于社會的高收入階層，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機關、公權部門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防止庸人充斥這些機關部門。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公職人員腐敗的動機。所以，自“80年代以來，以薪或高薪養廉的思想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許多國家通過優厚物質待遇保證政府官員享有較優越的生活，使他們不至于為了某些蠅頭小利而舍棄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在實踐中，一批被譽為‘廉潔之國’，如奧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智利、津巴布韋等國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度為特點的反腐措施。”（季正矩：《跨越腐敗的陷阱》P237）反腐敗國際主席彼得·艾根認為：確保文職人員和政治領導人的工資足能反映出其提任的職務所要擔負的責任，只要條件允許，還要同私營部門的工資水平一致起來，這樣做既然可以減少對腐敗的“需求”，還可以確保能獲得最優秀的人來為國家服務。雖然，從個案來看，低薪未必腐敗，高薪也未必廉潔。但從總體上來講，高薪畢竟優于低薪。公務員優厚待遇會使公務員從事腐敗的機會成本提高，從而使多數人對腐敗望而卻步。

（二）加大對腐敗者的懲罰力度，提升腐敗者的受懲成本

結合我國的國情，加大對腐敗者懲罰力度，主要可采取兩方面的措施：一是建立統一高效類似新加坡、香港那樣的專門的懲腐反貪機構，賦予其獨立偵查權、逮捕權、起訴權，使其有較強的獨立性，以改變目前我國存在的反腐敗體制不順，職能交叉，權威不夠，獨立性差，效率不高狀況，使之能更有效地打擊腐敗，增加懲罰腐敗的可能性，減少腐敗。這樣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欲腐敗者因感到隨時可能被發現并受到懲罰，成本太高，風險太大而放棄腐敗。另一方面，又能使我國反腐敗機構重疊、職責不清而導致升高的懲治腐敗的成本降低下來，從而使同樣的付出獲得更多的收益。二是加大處罰力度。對在法律中存在的明顯不合理、不利于打擊腐敗行為的條文要修改，如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或者按照其數額大小加重其刑罰處罰力度，或者使其與貪污、受賄同罪。另外，對受禮問題，超過一定額度，也應進行法律追究，而不能像現在這樣，受禮即使達到天文數字，也不夠成違法，最多只是紀律處分。對法律規定明確的，則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使懲罰因人而異，具有高選擇性，更不能以官職的大小和背景的大小來定罪。要增加經濟處罰力度，不僅要全額追回非法所得而且要處以沉重的罰金，對無法支付罰金者則以加重刑罰來補嘗，決不能讓腐敗者在經濟上獲得好處，要使腐敗者傾家蕩產。對腐敗者要公開審判、公開披露，不僅使其經濟上受損，而且要使其利益相關者名譽受損。要努力營造指責腐敗的社會氛圍，盡可能縮小社會上對腐敗行為同情、庇護的人群，使腐敗分子、腐敗行為真正成為過街老鼠。通過這些舉措來增加腐敗分子的各種代價，使其因腐敗成本太高而望而卻步。[!--empirenews.page--]

（三）削減公權，以減少腐敗的機會，降低監督和懲罰腐敗的社會總成本

必須通過改革，來減少腐敗產生的機會。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機構改革的力度，根據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大幅度削減黨政機構和人員，通過撤廟來減少掌握公權的人員。另一方面要加大審批制度改革力度，大幅度地削減政府對企業、對社會事務的審批，做到凡是可由市場機制調節的事項都交由市場調節，可由社會中介機構去辦的事情，交社會中介機構去做，是企業的權力則還給企業，糾正政府的過度干預。這樣就可以使公權和使用公權的人大大減少，從而可以大大壓縮產生腐敗的可能性空間，大大減少產生腐敗的機會。現在，各地開展的審批制度改革，減少的審批項目普遍在50%以上。如果，全國通過機構改革和削減審批項目等措施，將公權削減5 0%以上，那么，在腐敗發生概率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發生的總數將也會減少50%以上。這樣監督成本和懲罰腐敗的社會總成本就會大大降低。如果懲罰腐敗的數量不變，則對腐敗懲罰的概率實際上大大提高了，也就是說對腐敗懲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這又會大大增加對腐敗者的威懾力。

（四）增加權力運行和公共事務管理的透明度，減少處理公共事務的自由裁量權

將政策、法律、制度、規定制訂得更嚴密些、具體些，更具有剛性，減少過于原則、含糊的用語。處罰伸縮的幅度也盡量要小些，以防止利用過大的處罰幅度進行腐敗交易。大力推行政務公開，使人權、事權、財權等公共權力都能按公布的法律、規定公開運作，處在公眾監督之下。對確需保留的審批權、許可權、多數可通過進入到統一的審批中心的辦法，來加強監督和制約，使權力在陽光下運作。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政策、法律、制度、規定和運作一公開，讓公眾都來進行監督，這樣監督的社會總成本將大大降低，反腐敗機構可以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監督一些重點部位環節崗位，這就可以大大減少腐敗實現的機會。

（五）理順監督體制，提高反腐敗的效率

理順監督體制，發掘和利用好各種監督資源，有利于降低反腐敗的成本，提高反腐敗資源的效益，從而使對腐敗的打擊、懲罰力度得到加大，使腐敗的成本得到提升，減少腐敗的發生率。建立和完善各種堵塞腐敗漏洞的制度，發揮好制度在監督中的作用；暢通監督渠道，發揮好群眾和輿論監督作用；重視加強內部監督機構，發揮好內部監督作用。

在我國由于存在缺乏權威性、缺乏獨立性、缺乏協調性等狀況，導致內部監督作用發揮并不理想。遏制腐敗主要依靠力量是內部監督機構。所以，當前加大懲治腐敗力度的一個迫切課題，就是要采取切實措施，加強內部監督機構的建設。一是要提升紀檢監察機關的規格，以提高其工作的權威性。二是實行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對下級紀檢監察機關的垂直領導，以增強其監督的獨立性。三是盡快制訂《行政監督法》和《黨內監督條例》，賦予紀檢監察機關可真正獨立實施的權力、義務和職責。同時，明確財政、審計等其他內部監督機關的職責，做到各負其責，協調配合，形成內部監督合力。四是明確反腐敗機構的分工，理順體制關系。尤其要理順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與司法監督的關系。

第四篇：對腐敗問題的經濟學思考

內容摘要：

腐敗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的一個大問題。在中國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動搖政權基礎、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大公害。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產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對策進行分析，考察在給定各種異致腐敗的非經濟變量前提下，經濟因素如何決定腐敗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情況，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種非經濟變量對腐敗和反腐敗行為的影響。

腐敗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的一個大問題。在中國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動搖政權基礎、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大公害。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產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對策進行分析，考察在給定各種異致腐敗的非經濟變量前提下，經濟因素如何決定腐敗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情況，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種非經濟變量對腐敗和反腐敗行為的影響。

一、腐敗的定義及我國目前腐敗的現狀

對腐敗概念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包括經濟性腐敗、政治腐敗、生活腐敗、失瀆職等。狹義的主要指權錢交易為主的經濟性腐敗。本文認為，對腐敗的概念所包括的內涵不宜泛化，還是從狹義的角度來把握腐敗的概念比較合適。腐敗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權謀私。鑒此，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把“腐敗”一詞作以下定義：腐敗是經濟人違反制度規則用公權資源，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一種經濟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基本假設，即：人是經濟人，人的行為決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腐敗者也是經濟人，腐敗者作為經濟人參與腐敗活動的決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為了追求腐敗利益的最大化。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看，腐敗行為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生產”，這種“生產”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問題。

一般來說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腐敗現象產生和泛濫比較嚴重的時期。因為一系列的政治變化，使以往正常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沖擊和破壞，不僅使原來隱蔽的腐敗現象顯現出來，而且迅速地傳播與蔓延。有資本主義國家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狀況發生劇變的階段，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階段。聯合國調查了107個國家后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一個國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時期，是社會劇變革時期，也是社會經濟、思想狀態等變化最大的階段。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劇烈變革時期，由于存在體制性的缺陷，加上種種主觀因素的影響，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非常大，而對腐敗的懲治又不夠有力，導致腐敗成為一種低風險、低成本、高效益的行業，使腐敗之風越刮越盛，腐敗的滲透面越來越廣，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涉及的人員越來越多。從我國目前情況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類型的腐敗；利用授權和管制權腐敗；利用公共資源的處置權腐敗；利用征稅權腐敗；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務分配權腐敗；利用執法、司法權腐敗；利用投資和采購權腐敗。

從我國的情況看，腐敗問題還處在易發和高發時期，存在面廣、量大的狀況。面廣，即腐敗的面越來越廣，腐敗現象滲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門有，而且清水衙門也有，現在已很難覓得到一方不被腐敗所污染的凈土。量大，即腐敗者的數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敗的金額在增大，腐敗者的腐敗動機已從揮霍享受型向資本積累型轉變，胃口越來越大，貪污受賄金額動輒上百萬、上千萬。

二、腐敗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導致我國目前腐敗問題十分嚴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而反腐敗的成本則偏高。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認為“有機會就一定會有貪污??就像有個一絲不掛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動心也辦不到的。”一個握有公權的人可以通過腐敗行為得到從事遵紀守法活動還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著社會為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制度基礎，一些私心嚴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經不住誘惑，而走上腐敗的不歸路。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成本和收益與腐敗發生率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腐敗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發生率上升，我國目前的腐敗現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這與我國腐敗的低本、高效益有著直接的關系。腐敗的成本是指腐敗者在實施腐敗行為中的付出。腐敗成本主要包括：腐敗的總成本、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腐敗的受懲成本。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腐敗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敗者在實施腐敗活動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點精力，如打個電話、當面交辦、批個字條或偽造賬冊等就可以獲得利益；有時也可能要付出點聯絡費用，以疏通關節。如請人吃飯、送點禮品、禮金等。但這些費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當然作為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則是十分巨大的。從我國情況看，腐敗行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勞力、精力。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機制、法制的不健全，監督制約的薄弱，使腐敗機會很多，腐敗者實施腐敗行為，并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勞力。

腐敗的機會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為零。能夠從事腐敗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權的公職人員：這些人員的收入一般是相對固定的，按照統一的規定發放的，而且從目前情況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敗而被查處，受到的經濟損失并不大。假如其從事某種腐敗活動，其所花費在這方面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等這些資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職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會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紀活動，也由于有種種限制，如機關干部不得領取兼職報酬；領導干部不得個人經商、辦企業；不得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純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從事腐敗活動，則回報往往是十分豐厚的。

如果按照30%的被發現概率來計算，腐敗的受懲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紀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這個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國，雖然，對少數腐敗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敗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處決。但也有更多的腐敗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說從事腐敗活動的風險是比較小的。目前存在腐敗產生率總是高于“死亡率”，腐敗問題蔓延發展勢頭總是難以遏制，一些腐敗分子前仆后繼，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在于腐敗的成本明顯偏低，而腐敗的收益則較高，與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別是社會上“丟了黨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虧了我一人，幸福幾代人”等現象 的存在，更助長了一些人的這種心理。于是“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這句話，會被一些有風險偏好的人奉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繼在實施腐敗行為時更加膽大妄為。

一般來說，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反比關系。也就是說腐敗的成本越高，腐敗發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敗者在進行腐敗活動時，必然會考慮獲得好處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處和效用，腐敗行為就不可能發生。這種好處和效用就是腐敗的收益。腐敗的收益可分腐敗的總收益和腐敗的凈收益。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腐敗的凈收益十分可觀，可以說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回報。有的在短短幾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撈到其靠合法收入幾輩子都無法獲得的錢財。1996年僅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懲腐敗挽回的經濟損失就達近47億元。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45113件，腐敗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萬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腐敗造成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估計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億元之間，占gdp13.2%至16.8%。由于腐敗金額日益巨大，為避免打擊面過大，有關部門不得不提高了對腐敗進行處罰的標準線。如過去的《刑法》規定，貪污受賄2000元以上，檢察機關就可以立案偵查。新《刑法》則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標準。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腐敗的收益是比較高的。腐敗的總收益與腐敗的總成本相比，差距十分懸殊，腐敗的總收益遠遠高于腐敗的總成本，因而腐敗的凈收益也即利潤是十分可觀的。任何行業要獲得高的回報，必然會有風險。腐敗也是如此，也有風險，但這個風險與高回報相比，并不比其它行業高。加上腐敗者在如何逃避受懲，降低腐敗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斷想出新的辦法、新的手段，而懲罰腐敗方面的方法、手段則相對落后，法律不夠完善，使不少腐敗行為不可能輕易被發現和揭露，即使被發現有腐敗嫌疑，也有可能逃脫懲罰特別是嚴重的懲罰。這就又降低了腐敗的風險和成本。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際上也已成為一些腐敗分子躲避風險、逃脫懲罰的避風港。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存在，一方面導致腐敗的行為人避重就輕，拒不交代嚴重的犯罪行為，使“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現象普遍化。另一方面，一些司法人員為包庇個別有權勢的腐敗行為人，而故意不再對嚴重的犯罪進行調查。從而使一些人進行腐敗的成本和風險進一步降低。

一般來說，在腐敗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發生率與腐敗收益成正比。腐敗收益越高，腐敗的發生率也越高。當腐敗的凈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敗的總收益時，腐敗的發生率將達到最高，也就是說只要有可能，多數人都會去搞腐敗，到那種狀況，社會道德倫喪，是非標準顛倒，法制廢馳，社會必將大亂。而當腐敗的收益≤腐敗的總成本時，腐敗行為發生率將大大下降，甚至降為零。因為有人從事腐敗行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沒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負收益，自然就不會有人冒傻氣去從事腐敗活動了。

第五篇：腐敗問題探討

腐敗問題的產生及解決措施

腐敗,是指生物有機體受到外界有害菌體的危害侵蝕發生的腐爛變質現象。而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腐敗則是指公權主體違反公共規則的以權謀私的行為,包括能運用 公權的主體違反公共規則的事實以及謀取私利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運用公共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胡錦濤在2011年七一講話時說：“反腐敗關系到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著力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認真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從“十八大”閉幕至今，來自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針對反腐的一系列表態，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也被輿論看作是一場反腐風正在掀起的標志。11月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當選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打鐵還需自身硬”表露了反腐的決心，而在兩天之后，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又以“物必先腐，而后蟲生”來警示大家。他說，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蕩、政權垮臺，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他進一步表示，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絕不能手軟。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央紀委監察部機關全體黨員干部大會上，也再次強調要將反腐工作引向深入，他要求下決心改進文風、會風，著力整治庸懶散奢等不良風氣，認真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從以上看來歷屆領導人對于腐敗問題都非常重視，反腐敗已經刻不容緩。

（一）我國腐敗問題的現狀

腐敗現象的“重災區”一般集中在權力壟斷部門和經濟決策部。從現實情況看，我國貪污賄賂案件在壟斷行業、行政機關、城鎮建設以及教育四領域出現了高發態勢。一些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少數黨政領導干部索取、收受賄賂，大搞權力腐敗，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

市場經濟中的熱點行業已成為犯罪的多發部門，腐敗表現出明顯的行業特征，市場經濟中的熱點行業已成為犯罪的多發部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那些對市場經濟行使調控職能的部門逐漸成為犯罪的熱點，因而在金融、證券、房地產等熱點部門發生的貪污案件日益突出。

腐敗犯罪手段呈現多樣化的趨勢，使懲治更加困難。各種腐敗犯罪行為在重點行業領域突現的同時，手段逐步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與傳統的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形成交織狀況。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時，都會千方百計地規避法律，行 為更加隱蔽。

腐敗犯罪的窩案、串案逐漸增多，腐敗行為主體正在從基層向中層和高層領導干部蔓延。近年來，腐敗犯罪逐漸呈現出團伙化、群體化的現象，涉案人員職務高、金額大、涉案范圍廣，許多腐敗分子都是從最初的一個腐敗犯罪案件中牽扯連帶出來的。貪污腐敗犯罪的窩案、串案越來越多，涉案范圍越來越廣，這就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犯罪心理具有極大的貪婪性、冒險性和瘋狂性。一是不擇手段，肆意掠奪。二是頂風作案，肆無忌憚。三是膽大妄為，鋌而走險。

總的來看腐敗問題呈現出以下特點：權利的商品性、腐敗滲透的廣泛性、瘋狂性、頑固性、貪婪性和隱藏性。熱點領域主要集中在領導干部“傍”不法“大款”現象嚴重。作案方式、手段更具隱蔽性；一些犯罪分子向國外、境外轉移贓款；涉案人員外逃；查處與反查處，腐敗與反腐敗斗爭激烈。

（二）腐敗問題的原因分析

（三）腐敗問題的對策

1、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從長遠來看，加強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腐敗的基礎和根本，其著眼點在于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質，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通過思想道德教育和紀律教育，督促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加強黨性修養，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自覺經受住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長期執政的考驗。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強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弘揚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精神。

2、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如果思想防線不堅固，經不起誘惑，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想腐敗輕而易舉。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權力監督與制約機制可以有效地預防腐敗。加強對行政行為的監督。提高行政行為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程度。制訂行政自由裁量行為的程序、規則，明確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圍、制約行政自由裁量權。重大行政裁量行為必須經過咨詢、聽證、決定、審議、復核和監察等環節。同時，必須增加行政行為的透明度，建立健全行政公開制度，公開辦事制度和規則、公開辦事機構和人員、公開辦事程序和方式、公開辦事結果和依據。繼續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加強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凡是設定審批權的事項，必須設定嚴格的審批條件、審批范圍和審批程序。完善和強化黨內紀律監督。黨內紀律監督是在黨的上下級之間、黨員之間建立起來的一種內部紀律監督機制。加強黨內監督，必須進一步加強紀委對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充分發揮紀委的組織協調作用，加強紀律部門干部隊伍建設；增強黨內民主，強化民主集中制，實行黨內政治生活公開化、透明化。

3、制度的完善與創新。腐敗是制度漏洞的表現，反腐敗本質上就是不斷完善和創新制度的過程。醫治腐敗的根本途徑和突破口就是構建國家廉政制度。一個國家不論處在什么樣的發展階段，采用什么樣的社會制度，腐敗的程度多么嚴重，建立國家廉政制度對于醫治腐敗仍具有普遍性意義。這既是人類反腐敗智慧的結晶，又是最有效的反腐敗措施。

4、完備的法制。為反腐敗提供完備的法律依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反腐敗基本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其中包含著三個基本的要素，即嚴密立法、嚴格執法和嚴厲制裁。要真正做到“三嚴”，需要有相應的制度和大量的法律法規來保障。當前，中國反腐敗的法制建設已經遠遠落后于反腐敗實踐的需要。雖然我們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的預防和懲治腐敗的法規、條例和規章，但是這些法規、條例大多散見于憲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部完整的反腐敗法律。對此，我們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加強立法建設，為預防和懲治腐敗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依法嚴肅懲治腐敗。以查處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濫用權力、謀取私利的腐敗案件為重點，嚴厲懲處腐敗分子；以解決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為切入點，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要通過依法嚴肅查處腐敗案件，嚴厲打擊腐敗分子，使廣大黨員干部受到教育，發揮案件查處在預防和遏制腐敗中的警示作用。總之，要通過嚴格的法治和高效的工作運行機制，使腐敗分子不敢貪、不能貪、不想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