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塘約道路》讀后感：《塘約道路》的“大合”之道

《塘約道路》讀后感：《塘約道路》的“大

合”之道

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今天，對市場經濟條下農村怎樣發展？方向在哪兒？農村黨組織該如何準確定位？筆者認為：《塘約道路》給出了最好的解答。

第一，鞏固黨在基層的領導地位，必須牢牢抓住政治引領和經濟主導這兩個支撐點。目前，“支村不合”的現象目前在農村比較普遍，期間不少支部書記就反映，農村對支書、村長誰大的問題認識模糊，有個村甚至還出現這樣的怪事兒：村長一上任，就在自己辦公桌上立了塊牌子，寫著“本村第一行政長官”。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經濟成了黨和國家的“第一要務”。而在廣大農村，我們恰恰忽略了黨對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和地位。隨著市場經濟不斷繁榮，在越來越活躍的農村經濟活動中，村長作為法人代表，其在村務中的主導地位越來越凸現，在農村群眾心目中的分量也越來越重，反觀支部書記的地位有被“邊緣化”的趨勢。基層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光抓政治引領不抓經濟主導，實現黨對基層工作的絕對領導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塘約道路》這本書中，建立農村合作社的實踐經驗，為農村黨組織重新占據農村經濟主導地位提供了平臺和契機。當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等一系列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都離不開經濟發展這個基礎，廣大基層黨組織能不能擔當歷史重任，整合資源、團結人心、統籌各方，帶領群眾完成好各項目標任務，是對我們黨在基層的執政能力、執政水平實實在在的考驗。可能發展的道路有千萬條、面臨的困難有千萬種，但發展農村經濟、帶領農民共富的重任，我們廣大農村黨組織必須當仁不讓“一肩挑”。

第二，農村基層民主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村民共治”理念是對“村民自治”的發展和演進。《塘約道理》這本書不僅僅是提供了一個農村通過土地集約經營實現強村富民的成功典范，更涉及了農村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特別的黨的建設的方方面面，并從實踐與理論兩個維度，深刻探討了這幾大建設之間的關系。基于這些探討，書中圍繞面對日新月異的經濟社會發展，黨領導下的基層社會治理的發展與走向提出了許多創造性的意見和理念，我感覺這是《塘約道路》最“閃光”、最“寶貴”的東西。其中，“村民共治”這個理念的提出，給我的啟發最大。自1998年11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以來，我們講得最多的是“村民自治”，讓不少農村老百姓尤其是村委會干部自覺不自覺地產生了“跳脫”黨的領導的錯誤認識，一些村委會干部，甚至揚言“我是老百姓選出來的，黨委管不著”，而在現實工作中，也確實存在對一些不合格村委干部處理難的問題，這是當前農村治理和發展的一大“頑疾”。書中提到塘約村的村委會、合作社、老年協會、婦女創業聯合會、產權改革辦、紅白酒席理事會六大機構，在黨總支的領導下，一把手都必須是黨總支委員，就從領導機制和組織架構上確立了黨的絕對領導地位。實現黨對基層一切工作的統領。堅持“三會一”等組織生活制度，既是政治生活的必需，更是增強黨組織向心力、戰斗力，提升基層黨組織地位的有力武器，書中也特別強調了塘約村雷打不動堅持“三會一”制度；書中還強調了村規民約的重要性，像“紅九條”“黑名單”等等，在黨組織主導下制定村規民約的過程，就是把黨的正確主張和要求轉化為農民群眾自覺行為規范的生動實踐，這就是教育農民，教化農民，也是“贏得人心、凝聚人心”的“最大的政治”。

第三，實現農村健康發展、長治久安，解決好思想層面問題即是先決條也是最終目的。書中談到毛主席在全國解放前夕提到“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五六十年代塘約村所經歷的“要知天下事、天天聽廣播”的那段歲月里，群眾都有種強烈的感覺：幾億人能夠同時聽到社會主義旋律，自己身處山溝溝，也是同全國幾億人連在一起。這就是“教育農民”的重要性，總書記曾反復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要發展必須凝聚人心，要鞏固黨的執政根基必須凝聚人心，“教育農民、統一思想”這只手必須牢牢抓住，不管什么時代、什么環境下都不能絲毫放松。新時代的“要知天下事、天天聽廣播”。書中也提到“當前的農村發展單打獨斗沒有出路”，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近40年來，分的不僅僅是土地，分的也是人心，當人人皆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的時候，集體的觀念也隨之愈來愈淡化。而當農村發展進入大聯合大協作大區域的歷史新時期，怎樣把人心重新聚攏起來，又成了時代性題。應該說，當前農村的發展穩定迫切需要重視和抓好農民教育，把農民群眾的思想統一起來、認識提高起來，只有民心齊了，其他工作開展才具備基礎條。馬克思講“物質決定意識”，反過來，通過土地集約經營搞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追求共同富裕，能夠把老百姓從謀私利的思想和行為引導上謀公利上來，引導到黨的正確主張和決策上來。塘約道路的“合”，以民心民意的“合”保障了生產資料的“合”，以經濟發展的“合”推動了政治生態、社會治理、黨群關系的“合”，這是塘約的“大合”之道。

第二篇：塘約道路讀后感

塘約道路讀后感

（一）說說左二牛

手捧《塘約道路》，心底莫名油然而生一種淡淡的情愫，潔白素雅的裝幀風格，不落俗，不耀眼，像一朵靜默在池塘里的蓮花，正如周墩頤《愛蓮說》中所說，“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

一杯清茶，憑欄而坐，細細品讀，從伊始對塘約的陌生到漸漸清晰，甚至最后，你會被書中塘約這個充滿洪荒之力茁壯崛起的農村深深吸引。塘約道路，充分展現了一條破繭成蝶的蝶變之路，一條破斧沉舟的改革發展之路，一條依靠內生動力的崛起之路。

2014年，塘約村遭遇百年未見的大洪水，洪水淹沒了村莊，沖毀了田地，讓本已不富裕的塘約村民變得一貧如洗。”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塘約只有揚起氣吞山河之力斧，才能走出困境，脫離貧窮，走向康莊之路。而人是第一生產力，是生產力最活躍最根本的因素，塘約村民在村黨支部、村委會的領導和上級黨委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建立生產隊，通過不斷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轉型，讓塘約這個擁有三千多人口，勞動力卻不足的“空殼村”逐步走向依靠“內生動力”的致富之路。

通篇文字沒有詰屈聱牙生澀之感，如同緩緩溪流，將塘約的各色人物展現其中。質樸的語言，平白的直敘，正如塘約發展道路史中涌現出勤勞樸素的廣大農民的形象。最吸引我的莫過于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人稱左二牛。他的奮斗史不僅是個人歷經磨難的成長史，更折射出黨員帶領群眾致力發展的奮斗史。他的精神不僅是塘約道路上最核心力量的集合體，更體現了塘約村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他果斷，不做井底之蛙，擁有走出去海闊天空的闖蕩精神。“二牛有種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勁兒”，正因如此，打工回村的那段日子，他種過藥材、養過豬、養過牛，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滾打中不斷總結經驗，在失敗的熔爐里一次又一次的煅燒歷練，明白了做事光有闖勁還不行，得有資金，有新技術，懂市場供求關系。正因他走得出去，回村后打開了塘約村發展的新思路，新舉措，在步步摸索與探索中打開創業局面。

他有魄力，不拖泥帶水，有著響當當一粒銅豌豆的精神。二牛算得上是“村選干部”最公認的優質人選，“村干部就像一棟房子要有幾根柱子，沒幾根靠得住的柱子，一個村莊撐不起來。你有機會給大家做點事，是福氣啊”，父親左俊榆作為老一代村支書，將夢想和期待傳遞給兒子，字字珠璣的肺腑之言徹底激發起二牛深藏在血液骨髓里的實干精神，左二牛把養的牛全賣了，懷揣著為民謀福祉的奉獻情懷當上了村主任。

他有原則，不跨越紅線，有著壯士斷腕、破斧沉舟的勇氣。越窮越要做人情，越做人情越窮，當他意識到“鄉村辦酒”就像一個毒瘤扎根在塘約村時，他力刀闊斧，將五花八門的滿月酒、周歲酒、生日酒、出殯酒等各種名目的“酒債”之風扼殺住，統一操辦酒宴，為塘約村每年節省3000萬開支，將陷落在經濟與精神雙重貧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村民送去了清風，帶來了安寧。清肅的村規民約弘揚了正氣，更維護了“紅九條”的道德底線。

他有思想，不故步自封，有著決勝千里之外的豪邁改革激情。“要踩出一條路來，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來，搞規模經營，實現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調整產業結構。”這不僅僅是二牛想打破塘約村“單打獨斗”發展模式的改革決心，更是對塘約未來發展的規劃。要讓村民、生產隊強弱聯合，弱弱聯合，窮窮聯合，逐步帶動村民增強信心，脫貧致富，攻堅克難，要“抱團發展”才能引領塘約走向革新之路。

他有恒力，不厭其煩，有著玉不琢不成器的雕琢精神。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后，他不勝其煩，帶領村干部重新將撂荒達30%的十個自然村重新丈量，重新登記造冊，“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土地確權后實際全村耕地面積4862畝，比確權之前多出了3289.5畝。數字上的視覺沖擊足以讓我咋舌不已，更別說在3289.5畝上開荒墾田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有些事，是要領著農民干的，有些是農民已經干起來的，我們要跟上”。即時補位，是身段的放下，是“治水必躬親”的進取謙卑，更是保持新生動力的源泉之本。只有高中知識水平的他硬是通過自身努力，從不知到知，從不懂到懂，琢磨探索出適合塘約發展的“互聯網+”模式，進而嘗試建立“八村+塘約”的聯動合作模式。塘約，不僅改變了自身，更帶動了周邊，讓富裕的種子播撒在充滿希望的土地上。

“什么是原則，什么是黨性？在每個黨員的心中，要像種樹一樣，把根扎下去，要把樹種活，成為一顆大樹。”根深蒂固才能長成參天大樹，一個背離黨性，為己謀利的村干部只會被遭受唾罵與背棄。在塘約村的發展道路上涌現出許許多多同左二牛一樣的群眾、黨員和村干部。他曾深有體會地說“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資源好，人民資源好”，人民才是塘約背水一戰、決戰決勝的關鍵，是穩步走在塘約道路上的堅實發展動力。（區執法局 張佳）

塘約道路讀后感

（二）讀《塘約道路》的幾點體會與思考

夏宇

《塘約道路》由報告文學家、著名學者王宏甲所創作，是記錄貴州安順一個窮山村在黨組織帶領下，如何從災難之后的一窮二白中，通過重拾集體化道路，重拾鄉約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實現驚人蛻變的一篇寫實報告文學。全文用字簡練、文筆樸實、寓意深刻，讀后發人深省、使人振奮、催人上進，個人認為是近年以來被穿越、玄幻、盜墓、神劇充斥的現代文壇濁世中難得的一股清流。作為一名基層三農工作者，對文中所提及的諸項事宜，感觸尤深。一些體會、幾點思考，以饗讀者。

一：從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們為什么不成立一個土地流轉中心？”左文學說，“通過流轉，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們辦的村合作社。”

話說到這，大家發言熱烈。有人提出疑問：“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是不是走回頭路啊？”

左文學說：“我想過了，以前那叫改革，我們這叫深化改革。”——《塘約道路》第26頁

與39年前鳳陽小崗村的嚴俊昌們所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相比，()今天的左文學們無疑要幸運的多。將近40年的變遷，“改革”二字在我國早已從敏感詞成長為時髦詞，并正逐漸演變為通俗詞。改革從增量轉向存量，從淺洼地帶步入深水區域。而人們對于改革二字的聚焦點，也已從彼時的方向性選擇的關注，轉移到了對進度與力度的關切。

民之所望，即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這樣一種方式，向黨內外、國內外回應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不要繼續改革、如何繼續改革、怎樣繼續改革等重大問題。

一時之間，改革再度成為風靡全國的熱詞，從農村到城市各個領域、從省到市到地方各個層面，新一輪的改革浪潮不斷掀起。

當然，改革就意味著變化，就面領著新的選擇，就會有爭論、有質疑，各個領域莫外如是。在三農領域，學界、政界也出現了各種爭論，集體所有制該不該保存、糧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紅線該不該堅持……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只不過，總有一些道理需要我們緊記，總有一些底線需要我們堅守。

2016年4月，總書記在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三改一損”，體現的正是最高決策層對今時農村改革形勢的審度和對各式呼聲的正確回應。

“是不是走回頭路”？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想明白，我們為什么要改革？

我們為什么要改革？總書記指出，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為了消除桎梏、提供動力。

39年前分田到戶是正確的改革，因為當時的分配制度和產權不清壓抑了人的生產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而分田到戶所做的，其實就是釋放了人的積極性。

今日的農村與當時的農村早已大相徑庭。今日農村，青壯勞動力向城市聚集，在農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這些人或目見或耳聞，大都已知曉外面世界的精彩與無奈，他們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磚掙錢修起來的小洋樓，又一次次慶幸地唏噓著姚員外投資失敗血本無歸的典故。他們不甘寂寞，卻又安穩于此，期望改變，但從不主動求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塘約的老農民們應該感謝那一場洪水，因為它讓他們沒得選擇，只有聯合起來，尋求改變。

農民重新聯合起來，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鍋飯，而是以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為保障，將所有權明確到集體、承包權明確到戶、經營權明確到土地合作社，通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培育自主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帶動現代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畝

還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積是1572.5畝，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制時期，一直是這個數目。這次經用儀器測量和土法丈量后，確認的全村耕地面積是4862畝。

沒錯，多出了3289.5畝。——《塘約道路》第42頁

這段話，王宏甲后來在海淀區某大學做報告演講時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說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為一名“局外人”，反復提及這段話、這兩個數字的真實意義。我只知道兩點，確權以后，農民的地多了。以及，過去的就過去了。

土地確權，是指對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和他項權利的確認、確定，是對農民集體、農民與土地長期穩定的產權關系的確認。確權之前，歸屬不清、情況不明，造成了幾十年來的糊涂賬。確權之后，土地權屬清晰、管理方便規范、農民積極性提高、農民權益得到維護。

過去的就過去了。對既成事實的尊重，需要一種勇氣，體現了一種智慧。尊重歷史，是為了更好的開拓將來。

由此及彼，聯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中提到，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對“原罪”的寬恕，何嘗不是體現了一種胸襟與智慧。

三：你是精準扶貧對象

谷掰寨有個王學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惡化死了。家里留下四個子女，最小的不到兩歲，最大的不到十歲。為給丈夫治病，家里還欠下六萬多元債……

她成了建筑隊拌灰沙的副工，同時還負責做飯給建房的工人吃。這樣她就有工資，一個副工一天工資是120元。

政府給她建的新房子有120平方米，在她看來，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說她做夢都沒想過怎么有這樣的好事。

左文學告訴她，她是精準扶貧對象。——《塘約道路》第46、49頁

精準扶貧是粗放扶貧的對稱，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一般來說，精準扶貧主要是就貧困居民而言的，誰貧困就扶持誰。經過多年的扶貧工作，現在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精準扶貧的意義，不僅在與將大水漫蓋變成了滴灌，明確了扶貧對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許多年來指望在農村“用先富帶動后富”迅速實現農民脫貧思路的一種糾偏。畢竟，“打鐵還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如王宏甲所說，一個好的社會，應該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

四：這是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約村村支書左文學在浴桶里想出個村規民約：紅九條）

每一條都是警戒的紅線，誰踩了紅線，就被“拉黑”。

違反九條中的任何一條，就被列入“黑名單”管理。一旦列入，“該戶不享受國家任何優惠政策，村支兩委也不為該戶村民辦理任何相關手續。”

“這是村民的基本權利，不能不給辦吧。”

回答說：“這是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約道路》第70、74頁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見于1982年我國修訂頒布的第四部《憲法》第111條，其中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當時的設想應是為了應對人民公社解體后鄉村組織陷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鄉村社會嚴重失序的現實。通過村民自治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兩大制度的聯接，為村莊發展提供社會秩序，為農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破解“三農”難題、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

然而，現實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近年以來，官方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卻并未能夠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權力真空地帶，而是被地方黑惡勢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殺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貸勢力。村民自治出現“失靈”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學者”陳剩勇曾經總結村民自治制度失靈的五個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階層自發生長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動的產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資源，包括傳統、文化和習俗的支撐，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農民，總體上小農意識依舊根深蒂固，民主與法治意識不足，契約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們自治村莊，“未免有點強人所難”。其三，農村精英的大規模流失，加劇了中國農村的治理危機。其四，各級黨委和政府在推進鄉村民主過程中，普遍“重選舉而輕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鄉村民主建立在城鄉二元體制的基礎之上，村民自治制度與鄉鎮政府管理體制，可謂是一個農村，“兩種制度”。“如村委與黨支部關系的緊張，村委會與鄉鎮政府關系的不順，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鄉村地區的制度環境。”

回應一下陳教授的“五個原因”：其一，馬克思主義也是舶來品，結合中國實際，也能煥發勃勃生機。其二，“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其三，人是用腳投票的。近年以來，外出就業農民工數量增速明顯下降，2015年、2016年分別只增長0.4%和0.3%，農民工返鄉與就近務工趨勢上升相應。在外積累了經驗、技術的返鄉就業、創業人員可以帶動農村社會治理。其四，重選舉而輕治理不是中國特色，更不是農村獨有。其五，我們正在大力打造堅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

新的自治體制的效能正待驗證，但是我相信一點，在今日中國，如果黨都辦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別人。

對現狀不滿，往往就會懷念過去。例如，2014年2月的亞布力論壇，任志強、馮侖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復鄉紳制度，認為“有鄉紳就留得住鄉愁，沒有鄉紳就留不住鄉愁，沒有鄉愁。”

毋庸置疑，鄉紳文化在我國農村曾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來，鄉紳“在國家政權對基層鄉村社會控制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充當了政府與鄉民之間聯系的重要中間角色，兼顧政府和地方利益，為維系地方鄉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費孝通先生的中國社會“雙軌政治理論”也認為，自上而下的皇權與自下而上的紳權和族權平行運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鄉村治理模式。

古代鄉紳,大多是告老還鄉的官員,榮歸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備的長者，在暮年為故里發揮余熱、澤被后人，無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時今日，鄉紳文化并不具備快速培育發展的土壤。從塘約的實踐我們能夠得出結論，靠得住的，只有黨、集體和自己。

對現狀不滿的正確打開方式，應當是努力開創未來。

五、婦女們因丈夫的回鄉而精神煥發

嶄新的變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種上，“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婦女們因丈夫的回鄉而精神煥發。——《塘約道路》導言第2頁

留守老人、留守村婦、留守兒童，這是城里人腦海中農村的標簽，也是農村的現狀。

劉燕舞的《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縣，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

留守村婦，承擔著過量的家庭物理壓力，同時也面臨著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著來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響。在家庭倫理、社會道德、個人自律、社會規范中，經受著物質、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戰和誘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存在留守兒童2200萬。由于父母長期外出，留守兒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遇到心理問題得不到正常疏導，極大地影響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隱患，導致兒童行為習慣較差，并且極易產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為失控甚至犯罪的傾向。北方某省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兒童所占比例已高達20%。

而對于那些青壯勞動力來說，一邊是回不去的故鄉，一邊是融不進的城市。

我們該做點什么呢？

讓農民融的進城市，也回得去農村。

要進城的，要讓他們帶著資產進城，帶著一家老小進城，成為新市民，并且，在農村還要保留他們的權益，他們的權益，由集體來負責，政府來監督。

要回村的，要讓他們有事可做、有錢可掙、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這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政府要出力、集體要出力、社會也要出力。

“農民工有了更多選擇，他可以選擇進城落戶，也可以選擇留在農村。城市里的人，去農村創業的也有。這實際上反映的是，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程在推進。城鄉差距存在，但是在不斷縮小。城鄉互動增強，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現象。”——陳錫文

塘約道路讀后感

（三）謝大勇

穩定、富強的社會，不取決于社會富豪的多寡，而是沒有窮人。

《塘約道路》，剛從鎮上組織室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心里并沒有太在意。拿回村里去之后，就扔在辦公桌上一直沒有去翻它。一日，隨鎮上領導去鄰村長崗村檢查扶貧工作，當看到這本《塘約道路》時，隨口就問道：“金書記，你還看了這本書啊”！金書記肯定的回答了我－－“看了，認真的看了”。一個在農村工作了一輩子的村書記看了這本書，還是認真的看了這本書，他的話給我心里很大的觸動。回來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從辦公桌上一堆文件下面翻出了它，認真的閱讀了王宏甲著作的《塘約道路》。

塘約村

讀完《塘約道路》一書后，作為一名行政村黨支部書記、一名貧困村的書記，書中介紹的事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靜。該書緊扣時代的脈搏，以扶貧攻堅為主題，反映了當下貧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脫貧故事。塘約是貴州安順的一個村，一個中國大地上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和我所在的太湖村有著許多的共同之處，一樣的省級貧困村、一樣的青壯年外出打工的“空殼村”。他們窮則思變，“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鞏固了黨的基層組織力量，成立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票通過、老年人志愿者、返鄉的人群”，村民的選擇，全體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進而做到“七權同確”，極大地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走集體化道路，變化和成效都令人驚嘆。

銅閘鎮太湖村村部

2014年以來我村圍繞“貧困村出列、貧困戶脫貧”的目標，共脫貧貧困人口163人,村集體經濟收入也逐年增加，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得到了不斷的改善，美麗鄉村的建設極大的改變了以往臟、亂的村居環境，村民生活幸福感指數不斷提高；摸索和探尋，以“一人一策”的工作方法，結合貧困戶自身需求，訂單式的開展工作，貧困戶需要什么，我們就依照扶貧政策給予什么，產業幫扶從一開始的1戶養殖土雞到如今9戶養殖；就業扶貧從開始的3人保潔員到如今的21人保潔員，正是通過貧困戶自身的造血，讓他們真正在扶貧中發展起來，樹立起脫貧的信心。集體經濟的增收一直困擾著我們兩委班子，我想，我的太湖可以復制塘約模式嗎？這么干，行不行？

我們也在2015年和今年，先后激情滿懷的成立了勞務公司和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就是想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挖掘潛力，壯大集體經濟，但收效甚微。困惑著，怎么才能把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起來？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讀了《塘約道路》，讓我這個貧困村的書記在帶領村兩委脫貧攻堅中似乎找到了一絲靈感。塘約道路是脫貧攻堅戰中值得借鑒的，但我們不能一味的效仿，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條，單純的模仿只會使自身失去活力與特色，難以擺脫貧困的困擾，有可能更加陷入貧困的沼澤。唯有借鑒成功經驗，結合自身發展狀況，量體裁衣找到自己發展的特色，才能在脫貧攻堅的第一線，找到一條有利于本地精準脫貧的陽光大道。

穩定、富強的社會，不取決于社會富豪的多寡，而是沒有窮人。脫貧戰役已步入攻堅階段，作為一名戰斗在一線的扶貧工作者應結合實際，加強自身工作能力，增強政策了解，為群眾講解政策方針，將精準脫貧細致做好，為脫貧攻堅貢獻自己應盡之力。

第三篇：《塘約道路》心得體會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

篇一

從一場洪災讓樂平鎮塘約村的村民們擰在了一起，在村支書的帶領下，塘約成了全國的明星村，塘約道路也成了各地紛紛學習的熱潮。通過學習塘約道路，我有以下體會： 第一個體會：“塘約”實質上是一個與群眾簽訂的，由黨組織領導、共產黨員帶頭、群眾響應，凝心聚力苦干實干、砥礪前行謀求發展的約定

在《塘約道路》這本書中，建立農村合作社進行土地確權流轉的實踐經驗，為農村黨組織重新引領農村經濟發展，農村黨員重新成為農村發展核心提供了一個成功典范。塘約村行政的六大機構的一把手全部都是黨員，而當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等一系列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都離不開黨組織的堅強領導。廣大基層黨組織能不能擔當歷史重任，整合資源、團結人心、統籌各方，帶領群眾完成好各項目標任務，是對我們黨在基層的執政能力、執政水平實實在在的考驗。可能發展的道路有千萬條、面臨的困難有千萬種，但發展農村經濟、帶領農民共富的重任，我們廣大農村黨組織必須當仁不讓“一肩挑”，廣大基層黨員也必須勇挑重擔，首當其沖。第二個體會：“道路”是在實踐中走出來的，農村基層民主之路的本質應該以村民為主體，突出兩委主導作用和上級黨組織保駕護航作用，以村規民約促成村級協同共治 在新常態背景下，“基層發展、村級事務管理、民生服務”對基層管理、治理提出了新需求，推進協同共治很必要、很重要。村規民約，作為一村中全體村民共同制訂、共同遵守的自治性行為規范，它是一種集體契約，是一種集體意志的明文化、規范化，是推動協同共治的有力抓手。《塘約道路》中“紅九條”“黑名單”等維護著塘約的道德底線，是在中國社會最基層重建鄉村規范和重建良好民風，以此來優化協同共治、引領基層發展。這也正體現了村民共治的精神內涵：村民共治是對村民自治的演化和進步，通過真正講求人民民主，即實現村民自治，也實現村民共治共享。

第三個體會：基層黨組織既是深化改革的“先鋒官”，也是保持穩定的“穩壓器”。越是在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越是需要基層黨組織成為落實黨的組織制度的“戰斗堡壘”，堅守底線、化解矛盾、促進發展

書中，塘約村書記左文學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黨支部建設，而重中之重是黨員的思想建設。“三會一課”制度在塘約雷打不動，周工作例會制度也堅持得十分到位。塘約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生機勃勃、堅強有力，才能在各種嚴峻形勢面前，經受起任何風浪的考驗，黨的執政地位才會固若磐石。左文學還提到了“四個好”：選好一個路子，建好一個班子，帶好一支隊伍，用好一套政策，在村黨支部建設層面理解的話就是首先確定符合實際、大膽創新的發展理念和堅持原則底線的政治路線；發揮干部決定性因素的作用，選好村級發展和執行上級決定的領頭羊，配強配全支村兩委班子；嚴格規范落實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充分發揮黨員在村務、黨務、財務中的先鋒模范作用；通過學習黨的理論政策和先進的發展理念，活學活用，做到既堅持原則不變通，又靈活掌握促進和諧發展。篇二

——感動。該書開篇第一句：“希望國家發展，關心農村和農民命運的讀者，讀讀這本小冊子”。顯然是作者希望通過對塘約村改革探索的宣傳介紹，讓更多的讀者走進塘約村，窺豹一斑，透過這個小村，去主動思考整個國家的發展前景，關注三農，關心農村和農民命運，讓人觸動，這也誘使我一氣將全文讀完。

2018年遭遇了大洪水災難、瀕臨絕境的塘約村，在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的帶領下，全村群眾卯足一股勁，擰成一根繩，打破陳規，闖出了一條新型集體組織道路，使得塘約能夠從災難和貧困中迅速崛起，災后僅僅兩年時間，便從一個村集體經濟空殼村，變成擁有200萬資產、吸引90%的村民返鄉安居樂業的集體化村莊。文中所提及的諸人、諸事，使我感受尤深。

——心動。正如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所指出的，“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塘約精神不簡單。”不同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農村改革發源地的小崗村，也不同于改革開放集體經濟快速發展的華西村，塘約道路是塘約村農民十八大以來在基層的探索實踐。在中國遼闊的農村土地上，塘約的實踐不是唯一，但它的精神，是建設中國新農村的典范，這里村莊的變化與人的變化，體現了新中國新農民自強不息的積極態度，其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塘約的成功，某種意義上是精神的力量。塘約所迸發出的巨大能量，啟示基層農村，雖然目前還有很多的先天不足和客觀束縛，但貧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窮志短、精神渙散，不去思索、不去奮進。我們渴望和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人生、一個精神煥發的社會、一個精神煥發的國家。

——行動。總書記指出，只要我們13億多人民和衷共濟，只要我們黨永遠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干，我們就一定能夠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塘約道路》讓我們看到，實現農村脫貧、全面建成小康、復興民族偉業，領導力量在黨，骨干力量在黨員，依靠力量在人民。塘約村的發展之路是一個自力更生脫貧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先進典型，我們要吸取塘約經驗、敢于踐行，發揚塘約精神、敢于務實，學好塘約道路、敢于堅持，因地制宜走好自身的發展之路。塘約道路尤其需要我們基層黨員干部認真學習，做到不忘初心、胸懷理想，積極思考、大膽實踐，把“塘約精神”貫穿于當下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基層黨組織建設中，敢想、敢干、敢拼，有這種精神的引領和感召，我們才能把各項工作做好，就沒有完不成的目標。篇三

分享伊始，薛毅教授感謝了趙月枝教授的邀請。作為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和探索者，薛毅教授就這本被稱為報告文學的《塘約道路》談了談他的疑惑和思考。雖然這本書在文字使用等角度上并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或者說是好的報告文學作品，但這本最初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上的《塘約道路》還是有不少地方激起了薛毅教授的興趣。

薛毅教授認為《塘約道路》是吸收了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的互助組，到合作化運營這個階段的經驗。與此同時，《塘約道路》也吸收了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的做法，且兩者的通融性比較強。總書記說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不能肯定一個否定另一個，這是有一個延續性的。這本書反映了一種鄉村本能的經驗，是比較有價值的。這本書將塘約的一種奮斗和歷史上曾經出現的矛盾現象進行了一個對接。薛毅教授在第一點中指出，村社一體的合作社，與專業合作社有明顯區別，后者是強強聯合，使富的更富，前者是強弱聯合，同步小康。避免兩級分化的問題，令人想起互助組。書中介紹的農民將自己名下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交給合作社，讓薛毅教授想起了以前合作化運動的初級階段，初級社就是用這種方式。不過那個時候中國的鄉村有一個特點，地主被打掉了，而中農的土地還有很多，這就會出現土地入股但分配不平衡的問題。比如“田五人五”，土地多的人分到的利益就越多。薛毅教授不禁想起了浩然的《艷陽天》，書中所描述的勞動的集體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其次，是這本書中提到的調整產業結構，將外出打工的人員召喚回來，組織起來，成立運輸公司，建筑公司。這讓薛毅教授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鄉鎮和村社企業。書中提到了“農二代”的概念，它是指完全脫離了農村生活的這么一代人。塘約是如何將他們吸引回來的呢？主要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比如說成立運輸公司、建筑公司等等方式。在薛毅教授看來，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很可能成功的方式，等于是將在打工者在外學到的本領吸引會村公社里面來，“農二代”不再是我們城市居民想象中的消極角色，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積極因素，這其中就存在著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可能。然后，薛毅教授提到《塘約道路》這本書中所反映出的合作社里的收入差距問題。合作社農業團隊班長年薪五萬，完不成預訂產值，扣年薪，超過了，超產部分百分之三十歸班長，七十歸合作社，這部分年終全村分紅。其中，百分之四十給農戶，百分之三十歸合作社，二十提留公積金，一十提留村委會用于辦公。薛毅教授認為這種做法類似八十年代集體企業的承包方案。這種做法有一個有點就是將當地人與承包人捆綁在一塊，不像后來雇傭關系中就分開了。

再者，讓薛毅教授眼前一亮的是這本書中所提到的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這一點說的很明白，制度上落實也很清晰，老百姓完全知道該怎么干，而且會積極的參與，比如他們能夠給每個黨員評分。薛毅教授認為這解決了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精英階層的困惑——黨的地位和民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八十年代以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反比的關系，這就造成了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塘約的經驗無疑是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薛毅教授還提到了這本書中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比如紅九條，它是一種鄉規民約，是村民集體通過的，因而要比單純法的層面要更加豐富。比如紅白理事會，可以避免農村存在的一些鋪張浪費。它一方面是消極的，規定你不能做什么，但另一方面又是積極的，推動你去做什么。當然，薛毅教授認為這本書中提到的鄉規民約的方式可以進一步完善，現在它還屬于消極意義上的。

報告的最后，薛毅教授還提到的這本書中的一個不足，那就是如何村黨支部如何處理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因為現在的外部環境是資本化的狀況，那么當外部環境沒有改變，而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的話，就可能會面臨群眾參與性弱化的問題，比如可能會出現雇傭關系等等。因此，我們也需要評估外部環境對內部環境的影響。

第四篇：塘約道路心得體會

讀

《塘約道路》有感

《塘約道路》敘述了，一個本來就貧困的村莊，因一場大洪水的洗劫變得更加貧困，但在如此的困境中，塘約村的干部領導村民抱團發展，堅持黨的領導，走集體道路，在短短的兩年時間成為“小康示范村”。

讀完這本書我深思了許久，如何發展我們鄉鎮的經濟？如何調動村黨員.干部的積極性把群眾的力量集中起來，共同發展我們莒格莊經濟?想要發展，就要先把黨員干部的積極性，責任感調動起來。現在農村黨員出現了“黨組織喊破嗓子，黨員無動于衷”的情況，我們到村開“兩學一做會議”，組織委員喊半天，只有寥寥一部分人到會，組織紀律懶散，大局意識淡薄，針對這些問題，我們要抓好黨員干部思想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我們也可以把《塘約道路》這本書帶到村，組織帶領村黨員干部學習，學習農村如何脫貧，學習農村基層黨員干部該發揮怎樣帶頭作用，引導群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帶動村民集體發展.共同致富。

我們莒格莊鎮也有合作社也基本達到”一村一社”，但90%都是“空殼社”或是經驗不足最后失敗的。成功的案例也有例如：北宋家口村，成立了北宋家口農民合作社，為了增加村和村民的經濟收入，用村集體資金入股，又鼓勵村民入股，到年底把盈利提出來，按入股比例分紅，村集體分紅可用于給村民分福利，建設村莊等。既不用低頭哈腰跑斷腿的到處要錢，又把村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同時把村的集體收入提高了，如果能把全村群眾都動員起來，把力量集中，戰斗力集中，我想那將會成為一個不可小覷的發展潛力。我們奔向小康社會的道路還會遠嗎！

如何發展壯大莒格莊集體經濟？這個問題圍繞了我好幾個日夜，總書記說過“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腦海里一直回想著習總書記的這段話講話，我們莒格莊有什么？綠水青山，但我們怎么才能“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更要讓這綠水青山變成真金白銀到百姓的口袋里呢？我們可以借鑒塘約村的成功經驗，結合實際發展鄉村旅游。這是一個大眾旅游的時代，旅游已經成為現代人類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和經濟活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業的高速發展，很多省區都把旅游業作為重點來發展。莒格莊鎮位于道教仙山昆崳山南麓，這是我們得天獨厚的資源，我們怎么去利用，怎么去開發，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深思。我們莒格莊鎮有約1.7萬的人口，有1.89萬畝的果園，有北宋家口的櫻桃采摘節，有張皮的藍莓采摘基地，我們應該好好利用。我認為我們可以以村為單位，調動村民有出勞力的有出錢的，村會計把勞力和錢化成等額資金，把資金變成股金，把股權證發到每位村民手中，鎮政府把籌資籌勞投入到旅游開發中，年底分紅按入股比例，把分紅發到每一位村民手中，村民看到了收益，就會大量宣傳，知名度有了，來旅游的人多了，需求也增多了，同時也帶動了我們的農家樂，農家旅社，大小型超市的經濟，村民的經濟收入增加了，我們的集體收入也增加了。我們既有綠水青山，又有金山銀山的幸福生活還會遠嗎？ “塘約道路”不僅是講述了一個脫貧的故事，他還讓我們看到零散的土地是怎么集中起來，散落的人心怎么凝聚起來，更讓全家團圓的幸福取代了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的苦苦等待。讓我們看到了農村脫貧的新路徑，新希望。總書記提出“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書中左書記用實際行動讓我們看到了深化改革，堅持黨的領導走共同發展的塘約之路。

第五篇：《塘約道路》讀后感：塘約的文化公民權

塘約的文化公民權

——《塘約道路》讀后感

云霆

《塘約道路》是福建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報告文學作品。此書記錄了三年來福建省安順市塘約村從2014年到2016年發生的劇烈變革。變革的核心是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加強黨支部在農村中的領導作用。這場變革是當今中國農村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縮影。

在塘約的改革中，文化公民權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內容，也是筆者今天討論的核心。

一、公民權與文化公民權

關于公民權的定義，目前學界還沒有形成一個清晰準確的共識，但是大體來講，人們一般認為公民權涉及的一個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成員的身份和歸屬問題，以及與此相關聯的權利與義務。

至于對現代公民權所包含的具體權利的討論，可以追溯到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馬歇爾認為現代公民權分為三個不同層面：民事、政治和社會（Marshall，1998）。

毫無疑問，以上三者是公民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今天筆者要討論的是被馬歇爾所忽視的第四種公民權利——文化公民權。

從某種角度說，文化公民權的存在，意味著公民不是被動的權利接收者，而是積極的參與者和能動者。在一個文化日益多元的全球化世界中，文化公民權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文化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黃典林，2017）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共同體的成員不僅獲得參與建構民族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自由地、民主地、有效地創造流動的、可轉化、可顛覆的不同文化和成員身份形式（Turner，2001）。

二、塘約的文化賦權

塘約的文化賦權，首先體現在“吃喝風”的扭轉。2015年之前，塘約村的“吃喝風”嚴重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名目上：“鄉村辦酒五花八門，滿月酒、周歲酒、剃毛頭酒、生日酒、升學酒、訂婚酒、結婚酒、上壽酒、出殯酒、遷墳立碑酒、甚至母豬下崽酒，賭博輸了還要辦一個‘落難消災酒’……”

規格上：“一辦幾十上百桌，雞鴨魚肉，煙酒飲料俱全。”“最少二百，內親禮金要一千。”“死一個人，整個寨子的人都去吃，最少百余人，中等三百多人，多得五六百人；最少吃五天，最長吃九天。”

這樣令人瞠目結舌的吃喝風，給當地百姓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嚴重的：“貸款吃酒。”“賣豬賣牛借錢甚至貸款辦酒”“縣內打工的，不管你干什么都要請假回來。一請一周，要請人去代班，你150元一天的工資，請人去替要花250到3000元，不然你回去就沒那個崗位了。能不來赴宴嗎？不能。最不能不來的就是喪宴。不來，你會被看作不敬老人。”

從理論上說，塘約的村民當然可以利用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改變這種吃喝風。但是從客觀條件來講，一個形成多年的歪風邪氣，基本不可能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條件下自發改變。而這種風氣的形成，有它背后的深層原因：“窮民無奈，雖知酒宴泛濫誰都難逃‘酒債’，仍不放過眼前操辦可以立聚一筆錢。窮村便陷落在經濟與精神雙重貧困的泥沼。”

塘約之所以能夠改變，很大程度上是大洪水這一天災之后，村支書左文學和一眾村干部的“猛然覺醒”。當然，天災只是一個導火索，真正促成改變的，還是左文學十幾年來目睹塘約村積貧積弱的現實之后，總結的經驗和協定的決心。量變引發質變。

塘約的文化賦權過程并不復雜，村干部制定了村規民約，規定了“紅九條”，也就是九件不可以做的事情。其中一條就是“不準亂辦酒席”。同時，村里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只允許辦結婚酒和喪葬酒，其他一律禁止。而這兩種的規格也有嚴格的限制，細節甚至精確到“不上瓶子酒。不發整包煙。”

這一舉措立竿見影，之前一年辦酒要花3000萬，現在只要60萬。

“吃喝風”是多年的痼疾，為什么一年時間就可以完全剎車？筆者認為，原因有五

第一，是黨組織的力量。首先制定村規民約，然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討論，討論通過后村支兩委署名，再把村規民約發到每家每戶，確保每一家都學習、學會、貼上墻，并且簽訂承諾書。

第二，是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八項規定六條禁令出臺之后，黨員干部被管住了，進而也會影響到普通百姓。

第三，黨組織在出臺這幾條禁令的同時，在積極進行經濟建設，百姓們生活水平上去了，抵觸情緒自然也就沒有那么嚴重

第四，是天災。大洪水之后，雖然沒有死人，但是村民的財產損失十分嚴重。再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大辦酒席了。

第五，是這份痼疾只是一個“風氣”，這是無形的東西，有形的黨組織、村主任，在有形的縣委書記支持下，想要改變一個無形的風氣，并沒有那么難。

但是，規定制定之后，無法保證沒有人違反。對于違反的人，村支兩委會把他們列入“黑名單”，進行嚴厲的制裁：“危房改造，低保評定，困難戶評定，都不考慮他了。孩子出生上戶口，銀行存折丟了去掛失，身份證丟了要補辦，凡是需要村里蓋章的都不蓋。”

村規民約直接管到了村民的基本權利上，這能行嗎？

實踐給出了答案：可以。

中國農村的大部分普通人，與其前輩一樣，并不把公民權利視為是自然的和不可剝奪的，他們也沒有對主流的觀點持有不同的意見，即權利是國家賦予的，其目的是為了社會和國家的發展進步，而非為了讓個人有權參與政治抉擇。在他們看來，公民權更多只是一種對能夠提供基本福利的共同體成員資格的承認和宣誓。

據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塘約村村民在違反了“紅九條”之后沒有大鳴大放，而是選擇“認罪伏法”了。在他們的文化體系中，個人的生活狀況是第一位的，顯然，和黨組織“抗爭”對改善生活狀況很難有什么幫助。

綜上所述，塘約村否極泰來，在黨組織的引領和村民代表大會的支持配合下，建構了新的勤儉節約的文化，用這種文化代替了原有的鋪張浪費、大操大辦的吃喝文化。這是塘約村脫貧致富工作的重要一環。也是塘約村文化賦權的重要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