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塘約道路》的啟示與思考(陳卉)

讀《塘約道路》的啟示與思考

舲舫司法所

陳卉

《塘約道路》一書，去年看過一遍，現在，黨委要求閱讀并撰寫讀后感，集中時間認真閱讀了這本書。

塘約是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的一個村莊。2014年，塘約還是一個省級二類貧困村，并且遭遇了大洪水。在一貧如洗的廢墟上，塘約村黨支部帶領全體村民自力更生，抱團發展，成立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走出了一條新時期的集體發展之路。僅兩、三年的時間，塘約成為遠近聞名的“小康示范村”，全國學習的典范。

我邊讀邊想，一邊思考塘約的自然條件、群眾基礎，一邊對照我們的條件;一邊思考塘約村黨支部、村委會是怎么做的，一邊想著我們農村黨支部、村委會的現狀;一邊思考塘約村支部書記、老干部、帶頭人、骨干人員各自發揮的作用，一邊考慮如何通過村“兩委”的工作，調動各類人員的積極性，在解疑釋惑、促進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中發揮作用。讀后發人深省，感觸尤深。

“塘約道路”這種發展模式，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借鑒學習。塘約有如此成就，個人膚淺的歸納為“三好”，即：一個好的支部、一個好的模式、一個好的時機。一、一個好的支部

書中寫到：塘約的變化是在集體所有制得到鞏固，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迅速發揮出優勢。前者是經濟基礎，后者是上層建筑，二者的高度統一是當今所迫切需要的。塘約的發展充分體現了黨支部班子的能力、精神和責任感。

一是學習和認知的能力。塘約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是一個善于學習的農村干部，書中多次提到他熟讀毛澤東的著作，并自覺把著作中的思想結合實際情況進行轉化吸收落實。左文學是經常帶著問題去讀《毛澤東選集》，例如把毛主席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的方法運用到解決“四種人”的問題，學以致用。

知識決定認知，認知決定發展水平、干事的水平。只有認知能力和水平上去了，我們才能彎道超車，跨越發展。

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方式、發展模式就需要進行調整和改變。作為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即便不能在改革發展中挺立潮頭，起碼要能夠認清發展的大局、大勢。

二是無畏和無私的精神。在《塘約道路》中，我看到了村黨支部和全體共產黨員無私無畏的精神。塘約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時，村集體很窮，是十一名村干部以個人財產作抵押，貸款支付了第一筆土地流轉金，從而啟動了合作發展的道路。沒有黨員干部這種“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他們的合作社是搞不成的，整個村莊的三年巨變是不可能的。

革命需要精神，改革需要精神，發展需要精神。回顧一下我們新中國的歷史，每一個農村發展道路的探索，每一個成功的典型，都包涵著我們農村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包涵著我們共產黨人無私奉獻的情懷。

三是共同富裕的責任。“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在《塘約道路》中我們看到，從老一代的支部書記房學凱、陳萬德，到新一代支部書記左文學、陳長興，一代一代，他們接過的不是簡簡單單的“黨支部書記”職務，而是沉甸甸的責任，舍小家為大家，在群眾共同致富的道路上上下求索。

當前，村集體經濟空殼化、生產方式落后、兒童留守無奈、社會矛盾積累等等，都需要變革，需要解決。我們正在進行的農村環境衛生整治、產業結構調整、鄉村振興等一系列措施，都是在共同富裕、共同發展道路上的探索。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每一名黨員干部特別是鄉鎮干部和農村支部書記，要擔起的責任!二、一個好的模式

塘約村的改革能夠成功，能得到群眾支持，除了前面說到有一個好的支部班子，還有一點很關鍵，就是村支兩委能夠主動接受群眾監督，有一個民主化的村級管理模式。

一是強化村干部黨員考核。“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把對村干部的評價權、對每一個共產黨員的評價權，都交到

村民手里——以左文學為代表的塘約村“兩委”接受群眾監督的這種政治自覺，是塘約非常可貴的地方。

二是“紅九條”規范村民行為。書中談到毛主席在全國解放前夕提到“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總書記曾反復強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近40年來，分的不僅僅是土地，分的也是人心，當人人皆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的時候，集體的觀念也隨之愈來愈淡化。怎樣把人心重新聚攏起來，又成了時代性課題。在“教化村民”這方面，塘經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濫辦酒席、不孝敬父母、不誠實守信等陋習，通過村民代表大會商議，頒布了九條村規，簡稱“紅九條”，涵蓋了公義、誠信、守法、忠孝等內容，作為村民行為規范的紅線。對于違反“紅九條”的村民，給予3個月考察期，考察期內不能享受任何惠民政策，考察期滿經村民代表會議測評合格后，才能恢復有關權利。由于干部帶頭、黨員帶動，重塑了農村的社會秩序。

我們的一些村出現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很多情況下是因為缺乏公開、缺乏民主，老百姓不服你，不信你。對于農村的支部書記來講，專治、專權成為穩定和發展的最大隱患。民主化的村級管理，是做好農村發展、農村穩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三、一個好的時機

塘約的發展不是偶然，黨支部書記左文學從2000年任

村主任、2002年任支部書記，他在村主干位置上有14年之久，從他的人生經歷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有思想、不甘平庸的人，他一直在尋找塘約的發展之路，也嘗試過，由于資金問題，困難重重。十八大以來，中央在農村推動土地流轉，集約經營。習總書記指出：“農業合作社是發展方向，有助于農業現代化路子走得穩、步子邁得開。”塘約村重走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就是看清了這個大局、大勢。他們的認知與中央的導向一致，與發展的大勢統一，把事情做起來了，邁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使一個貧困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很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斷斷的3年時間，塘約有如此的發展速度，資金從那里來。我認為他是抓住了政策的時機，是2014年的洪災，讓塘約置于死地而后生；是窮則思變，扶貧使塘約蛻變。我懷著好奇查閱資料，他們的資金來源：

一是銀行貸款。貴州省委政研室“塘約經驗”調研報告中提到，按照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金土地合作社與農村信用社共同構建“3+X（”“3”指農村信用社、村委會、金土地合作社，“X”指公司、合作社、專業大戶、農戶等主體）支農扶農信貸新模式，提供抵押貸款。405.8畝林地抵押貸款200萬元，3處小型水利工程抵押貸款305萬元。由村集體提供擔保貸款，經營主體申請貸款時授信額度最高可達繳納擔保基金的10倍，利率在同期同檔次基礎上下浮10%。

目前，全村累計從平壩區農信社獲得“金土地貸”等貸款307筆1725萬元，“沉睡資源”變成了“鮮活資產”。

二是政府扶持。塘約來自政府扶持的資金數據和人員、技術支持，不是一般行政村能享受到的。2017年6月5日，秦永利《讀《塘約道路》、走訪塘約村的思考》中提到：政府提供的5400萬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內道路的資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資的，為了盡快改變產業結構，提高塘約村繼續發展的后勁，由平壩縣和青島市合作出資5000萬元給塘約村建設現代化蔬菜基地10000平方米。2017年6月30日 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考察組陳雪原 王洪雨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塘約道路的成功密碼》一文披露說：“近兩年來，投向塘約村的國家各類扶貧款共計6000多萬”。2017年8月10號至15號一群來自江西的大學生對塘約進行了四天的住戶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投資總計7900萬元。

當然，置于死地，要有潛能才有后生；好政策，能抓得住才可促進發展；有資金，要強力的團隊執行才能發揮作用。塘約真正抓住了政策的時機，塘約道路是集體所有制得到鞏固，黨支部的領導作用的最好詮釋。

塘約村的自力更生、不等不靠、艱苦奮斗，深深鼓舞著奮戰在農村一線的干部群眾。目前，村級組織的政治資源、社會資源和經濟資源少，資源配置不平衡，這種現象不是短期內可以改變的，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條件。塘約村取得成功的關鍵是靠改革，靠有一個好的支部和好的帶頭人，像左文學同志這樣有頭腦、有能力、有見識的村干部并不多。學習“塘約道路”要學其精髓，不能一味照搬照抄、簡單復制，也難復制成功。我們應該學習塘約村黨建引領、改革創新；學習塘約村戰天斗地、不等不靠；學習塘約村民自治、淳樸民風。讓“塘約經驗”培育出來的“創新種子”，在我們鄉村振興的道路上播種、開花、結果。

第二篇：讀《塘約道路》心得體會

讀《塘約道路》心得體會

土牧爾臺鎮八號地村駐村第一書記 李志軍

“塘約”這個地方第一次進入我的視線，是在王宏甲老師的《塘約道路》這部作品，此前我不知道貴州省有這樣的一個村莊，事實上2016年前塘約也并不出名，和全國大多數農村沒有什么兩樣。讀了《塘約道路》這本報告文學，我的內心受到很大震撼，看到了一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背景下轟轟烈烈建設美麗鄉村的典型，看到了一批帶領群眾脫貧攻堅的優秀黨員干部，不由地生發出許多感動、敬佩之情，“塘約”是脫貧的一面典型旗幟，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復制他們走向成功的做法，但塘約精神、塘約發展的理念教育啟迪了我們。

中國有一個成語“破繭重生”，我覺得用它來形容塘約村近幾年的改革發展道路比較合適。2014年6月3日，塘約村遭遇了百年未見的大洪水，變成了一片一貧如洗的廢墟，村支書左文學帶領村委會廣大干部群眾積極開展自救，冒著危險轉移群眾和搶救財物。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親眼目睹這一場景后，非常肯定的對左文學說：“你這個村子有前途，班子很強，這么大的水，人住的這么散，沒死一個人，你們干部了不起。”左文學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塘約村干部身上表現出的無私無畏的精神，讓我們確實感動。

周建琨書記關于發展塘約村的一席話，驚醒了左文學這個“夢中人”，走全村抱團發展的集體化道路是帶領群眾共同致富的重要選擇。如何讓群眾認識合作社，并把土地流轉到合作社，左文學等11位干部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塘約村的土地確權，鞏固了集體所有制，保障了每一戶村民的承包經營權，維護了全體村民的利益。其實,土地確權是擺在許多農村的重要課題，因為其中存在許多矛盾，好多地方確權工作一直難以開展下去。提到土地流轉，使我想到了過去一段歲月，我們引導農民將自己的土地流轉給大戶或公司，采取大戶＋農戶和公司＋農戶的方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全體農民共同富裕。但結果顯而易見，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依舊貧窮，要想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像塘約村發展集體經濟。塘約村成為中國“七權同確第一村”，著實讓中國農民高興了一把，內心重新燃起脫貧致富的火焰。書中提到的王學英，一個35歲的女人獨自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過去困難生活無法形容。現在，精準扶貧解決了他一家五口人的住房，合作社給她帶來就業的機會，有了穩定的收入。她說，“現在就怕解散合作社”，這就是農民最樸素的情懷。

讀了這本書后，我在不斷思索：什么原因讓塘約村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蛻變成一個美麗鄉村。我想，他們完成了土地集中后的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塘約村合作社組建了農業生產隊、建筑隊、運輸隊等專業隊，并按照社員不同的能力特長進行分工，有駕駛能力和經驗的被安排進運輸隊，擅長建筑的被安排進建筑隊等等，真正做到人盡其才，充分激發了農民的內生動力，調動了他們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塘約村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的不斷提高，改變過去土地產出率和商品率低的狀況，合作社帶領村民實現嶄新的勞動生活。

物質貧窮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貧窮。我們現在有不少群眾甘心情愿當“貧困戶”，甚至有的以當上貧困戶為榮，這是精神貧窮的典型。左文學不僅通過辦合作社、走集體經濟道路帶領村民致富，而且他還在培育村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塘約的“紅九條”，每一條都是維護道德的底線，是在中國社會最基層重建鄉村規范和重建良好民風。書中提到對幾位村民違反“紅九條”的懲治，確實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

《塘約道路》帶給我的思考遠不止這些，它讓我更真切的認識到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認識到堅持走集體經濟道路，轉變生產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的重要意義。還認識到要發展新農村，就必須激發農民的內生動力，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惟有如此，才能建設出社會主義美麗鄉村。

第三篇：讀《塘約道路》有感2000字

讀《塘約道路》有感2000字

小人物之言

寫在前面：

之前的領導給單位每人送了一本《塘約》，讓看完交一篇讀后感給他。當天吃完晚飯開始，看完才十點半，這要感謝這些年來網絡小說培養出的閱讀速度。看完之后的確心潮澎湃，也趁著感覺沒有消退寫了一篇讀后感。雖然初始目的是寫給領導看的，但還沒來得及上交，領導就調走了。寫了一場，也的確是內心所想，發到這里大家湊合看看。

3月25日

=======以下為正文=======

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

讀作品一直以來都有這么一句話，“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在最開始我得先說說我眼中的《塘約道路》是本什么樣的書。

如果說，有人對《清明上河圖》中呈現出的北宋時期都城汴梁的市井民情有興趣，那么我推薦你也可以去看看《東京夢華錄》，也是重點描繪了北宋都城的市民起居、生活日常。如果對清代的貴族生活日常感興趣，那就去讀《紅樓夢》。如果對近現代社會巨變下普通農民生活感興趣，那就去讀《活著》。不油然想到，幾百年，甚至更久遠以后，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我們這個時代農村的變革，《塘約道路》會不會也榜上有名。那么，后人應該會和我們一樣，通過這本書感受到塘約人的走投無路、王學英的心酸、陳學珍的艱難、世情的阻力、左文學的堅決、村干部的利落、老年人的感動、王宏甲的澎湃吧？

幸運的是，我們和書中的塘約處于同一個時間節點。我們近到一天之內可以坐車到達塘約，可以去親眼看看書中的塘約村和塘約人，親眼見證一下他們創造出的我們這個時代屬于農村的新篇章。如果有這個機會，我們觸摸到的不再僅僅是塘約村，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脈搏，亦是后人的歷史，而我們正在歷史的當下。

塘約為什么能成功

閱讀一般有兩種作用，一種是鑒于實踐，一種是慰藉內心。《塘約道路》顯然是一本能夠“鑒于實踐”的書。那么“塘約為什么能夠成功”對于當下的我們來說，就是這本書的精華。是精華，我們就來濃縮一下。思來想去，我把塘約的成功歸納成四點：不破不立、信任權威、頭羊遠見和內生動力。

一是不破不立。一切都源自一場洪災，這場洪災幾乎讓塘約村大部分人一無所有，也正式因為一無所有，才能破釜沉舟。幸運的是沒有人死于這場洪災，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希望在就有一往無前的勇氣。古人說“福兮禍所依”,如果不是洪災，塘約想走上合作社的道路可能會晚很多、難很多。如果不是真的走頭無路，又會有多少人愿意拿出自己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呢？

二是信任權威。這里不僅僅指的是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村干部在村民中所樹立的形象。這種形象得是村干部平時一口唾沫一個釘子的“言出必行”,得是村干部從自身做起的“不謀私利”,得是村干部平時處理問題時的“客觀公正”.對于村民來說，與他們利益有直接關系的往往不是鄉鎮黨委和政府，而是村干部。只要村兩委的正氣發揮出來，村民必然會聚攏靠緊，自然會信任村干部，公信力自然就樹立起來了。

三是頭羊遠見。靖西有很多養羊的人家，每次去鄉鎮的路上羊群少則十幾頭，多則幾十頭，而放羊的卻只有一個人。聽同事說，在頭羊脖子上系個鈴鐺，看好頭羊就可以了。羊群會聽著鈴聲，跟著頭羊走。如果這樣，那么頭羊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如果一個村想要尋找出路，想要發展，那么頭羊的閱歷和經歷就顯得無比重要。比如塘約村那個讀《古文觀止》、在外打過工、自己搞過產業的村支書左文學；比如讀老子，并用于實踐的村干部曹明友。

四是內生動力。《塘約道路》呈現的人物，從村干部到普通村民，每個人都充滿干勁兒、積極向上、樂于奉獻。只要是為整個村子好的事兒，都積極響應號召，沒有人去計較個人得失，不會凡事都掰扯清楚“憑什么”.這種擼起袖子加油干的“內生動力”是貫穿始終的，卻也是最難得的。

我們可以借鑒什么

從公權力出發，一是村干部要尊重村民，而不是代替村民。我理解的就是，多開村民代表大會，用開會的方式宣傳政策和方針，先引導村民代表自愿接受，再由村民代表引導村民自愿接受，而不是代替村民做決定，然后突兀的壓上去讓村民接受某個決定。這也是村民代表大會的意義。二是上級黨委和政府，要“警惕體制束縛農民的首創”.我的理解是，在面對社會快速變化的當下，遇見新事物不要先急著否定，不要以固有的思想和模式去套用，先要深入了解和調研才有發言權。畢竟有句話叫做“高手在民間”,還有句話叫做“存在即合理”.從個體出發，從村干部到上級黨政領導干部，都不能放慢學習的腳步。不僅要自己學習，還要組織大家一起學習。我在讀《塘約道路》時注意到，在組織統一學習方針政策之前，每次村支兩委的會議，村干部之間的溝通是流暢的，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都在一個頻道。我不知道是作者是有意帶過，還是真的交流很順暢。如果是真的有這么順暢，那么至少多年以來塘約村的基礎教育抓的很好，村干部的政治覺悟也很高，最新的方針政策都能了解，這樣才能說到一起去，勁兒往一處使。再轉念一想，()如果一個村級干部都能自覺學習、自我提升，那么上級黨政干部還有什么理由懈怠學習呢？

內生動力需要“舉善而教不能”.王宏甲在書中寫道：“面對塘約村涌現的新氣象，我再次注意到他們的‘綜合培訓中心’，心想現在這里還真是需要這樣一個學習場所。我不禁想起春秋時季康子曾向孔子請教如何能使民勤勉。孔子說舉善而教不能。我想孔子的意思大約是說，人是由于能力的欠缺，不知該干什么才被看作懶。你推崇正直，教給他才能，他就勤勞了。”

簡單講，就是在平時要樹立好的典范，教導才能不顯的人。再簡化一點，就是“樹典范、抓教育”,但這是個長期施為的過程。再延展一點，就是“去矇昧、做宣傳”.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私認為靖西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對“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的認同度并不高。那么在“抓教育”的基礎上，輔以標準化的宣傳就很有必要了。像上次部全體會議時領導提出的“農村講習所”,到村里去宣傳方針政策。受此啟發，我覺得可以把村里的廣播利用起來，每天除了固定播報重要的新聞簡訊以外，還可以播放其他的。方針政策不愿意聽，故事總愿意聽吧？不說那些可讀性不高的作品，就金庸小說總有人喜歡聽吧？聽多了至少能沾點“義”味的，如果能多一點人能重“義”而不是“利”,那么我們也能隨時號召村民為村集體出工出力。如果嫌小說長，《讀者》、《譯林》的小故事總可以吧，時間久了總有一兩個能入耳吧？那屆時是不是可以有所改變呢？

2018年元月15日

第四篇：《塘約道路》心得體會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

《塘約道路》心得體會范文

篇一

從一場洪災讓樂平鎮塘約村的村民們擰在了一起，在村支書的帶領下，塘約成了全國的明星村，塘約道路也成了各地紛紛學習的熱潮。通過學習塘約道路，我有以下體會： 第一個體會：“塘約”實質上是一個與群眾簽訂的，由黨組織領導、共產黨員帶頭、群眾響應，凝心聚力苦干實干、砥礪前行謀求發展的約定

在《塘約道路》這本書中，建立農村合作社進行土地確權流轉的實踐經驗，為農村黨組織重新引領農村經濟發展，農村黨員重新成為農村發展核心提供了一個成功典范。塘約村行政的六大機構的一把手全部都是黨員，而當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等一系列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都離不開黨組織的堅強領導。廣大基層黨組織能不能擔當歷史重任，整合資源、團結人心、統籌各方，帶領群眾完成好各項目標任務，是對我們黨在基層的執政能力、執政水平實實在在的考驗。可能發展的道路有千萬條、面臨的困難有千萬種，但發展農村經濟、帶領農民共富的重任，我們廣大農村黨組織必須當仁不讓“一肩挑”，廣大基層黨員也必須勇挑重擔，首當其沖。第二個體會：“道路”是在實踐中走出來的，農村基層民主之路的本質應該以村民為主體，突出兩委主導作用和上級黨組織保駕護航作用，以村規民約促成村級協同共治 在新常態背景下，“基層發展、村級事務管理、民生服務”對基層管理、治理提出了新需求，推進協同共治很必要、很重要。村規民約，作為一村中全體村民共同制訂、共同遵守的自治性行為規范，它是一種集體契約，是一種集體意志的明文化、規范化，是推動協同共治的有力抓手。《塘約道路》中“紅九條”“黑名單”等維護著塘約的道德底線，是在中國社會最基層重建鄉村規范和重建良好民風，以此來優化協同共治、引領基層發展。這也正體現了村民共治的精神內涵：村民共治是對村民自治的演化和進步，通過真正講求人民民主，即實現村民自治，也實現村民共治共享。

第三個體會：基層黨組織既是深化改革的“先鋒官”，也是保持穩定的“穩壓器”。越是在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越是需要基層黨組織成為落實黨的組織制度的“戰斗堡壘”，堅守底線、化解矛盾、促進發展

書中，塘約村書記左文學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黨支部建設，而重中之重是黨員的思想建設。“三會一課”制度在塘約雷打不動，周工作例會制度也堅持得十分到位。塘約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生機勃勃、堅強有力，才能在各種嚴峻形勢面前，經受起任何風浪的考驗，黨的執政地位才會固若磐石。左文學還提到了“四個好”：選好一個路子，建好一個班子，帶好一支隊伍，用好一套政策，在村黨支部建設層面理解的話就是首先確定符合實際、大膽創新的發展理念和堅持原則底線的政治路線；發揮干部決定性因素的作用，選好村級發展和執行上級決定的領頭羊，配強配全支村兩委班子；嚴格規范落實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充分發揮黨員在村務、黨務、財務中的先鋒模范作用；通過學習黨的理論政策和先進的發展理念，活學活用，做到既堅持原則不變通，又靈活掌握促進和諧發展。篇二

——感動。該書開篇第一句：“希望國家發展，關心農村和農民命運的讀者，讀讀這本小冊子”。顯然是作者希望通過對塘約村改革探索的宣傳介紹，讓更多的讀者走進塘約村，窺豹一斑，透過這個小村，去主動思考整個國家的發展前景，關注三農，關心農村和農民命運，讓人觸動，這也誘使我一氣將全文讀完。

2018年遭遇了大洪水災難、瀕臨絕境的塘約村，在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的帶領下，全村群眾卯足一股勁，擰成一根繩，打破陳規，闖出了一條新型集體組織道路，使得塘約能夠從災難和貧困中迅速崛起，災后僅僅兩年時間，便從一個村集體經濟空殼村，變成擁有200萬資產、吸引90%的村民返鄉安居樂業的集體化村莊。文中所提及的諸人、諸事，使我感受尤深。

——心動。正如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所指出的，“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塘約精神不簡單。”不同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農村改革發源地的小崗村，也不同于改革開放集體經濟快速發展的華西村，塘約道路是塘約村農民十八大以來在基層的探索實踐。在中國遼闊的農村土地上，塘約的實踐不是唯一，但它的精神，是建設中國新農村的典范，這里村莊的變化與人的變化，體現了新中國新農民自強不息的積極態度，其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塘約的成功，某種意義上是精神的力量。塘約所迸發出的巨大能量，啟示基層農村，雖然目前還有很多的先天不足和客觀束縛，但貧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窮志短、精神渙散，不去思索、不去奮進。我們渴望和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人生、一個精神煥發的社會、一個精神煥發的國家。

——行動。總書記指出，只要我們13億多人民和衷共濟，只要我們黨永遠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干，我們就一定能夠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塘約道路》讓我們看到，實現農村脫貧、全面建成小康、復興民族偉業，領導力量在黨，骨干力量在黨員，依靠力量在人民。塘約村的發展之路是一個自力更生脫貧發展和新農村建設的先進典型，我們要吸取塘約經驗、敢于踐行，發揚塘約精神、敢于務實，學好塘約道路、敢于堅持，因地制宜走好自身的發展之路。塘約道路尤其需要我們基層黨員干部認真學習，做到不忘初心、胸懷理想，積極思考、大膽實踐，把“塘約精神”貫穿于當下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基層黨組織建設中，敢想、敢干、敢拼，有這種精神的引領和感召，我們才能把各項工作做好，就沒有完不成的目標。篇三

分享伊始，薛毅教授感謝了趙月枝教授的邀請。作為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和探索者，薛毅教授就這本被稱為報告文學的《塘約道路》談了談他的疑惑和思考。雖然這本書在文字使用等角度上并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報告文學或者說是好的報告文學作品，但這本最初發表于《人民文學》雜志上的《塘約道路》還是有不少地方激起了薛毅教授的興趣。

薛毅教授認為《塘約道路》是吸收了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的互助組，到合作化運營這個階段的經驗。與此同時，《塘約道路》也吸收了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的做法，且兩者的通融性比較強。總書記說兩個三十年不能否定，不能肯定一個否定另一個，這是有一個延續性的。這本書反映了一種鄉村本能的經驗，是比較有價值的。這本書將塘約的一種奮斗和歷史上曾經出現的矛盾現象進行了一個對接。薛毅教授在第一點中指出，村社一體的合作社，與專業合作社有明顯區別，后者是強強聯合，使富的更富，前者是強弱聯合，同步小康。避免兩級分化的問題，令人想起互助組。書中介紹的農民將自己名下的土地以入股的方式交給合作社，讓薛毅教授想起了以前合作化運動的初級階段，初級社就是用這種方式。不過那個時候中國的鄉村有一個特點，地主被打掉了，而中農的土地還有很多，這就會出現土地入股但分配不平衡的問題。比如“田五人五”，土地多的人分到的利益就越多。薛毅教授不禁想起了浩然的《艷陽天》，書中所描述的勞動的集體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其次，是這本書中提到的調整產業結構，將外出打工的人員召喚回來，組織起來，成立運輸公司，建筑公司。這讓薛毅教授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鄉鎮和村社企業。書中提到了“農二代”的概念，它是指完全脫離了農村生活的這么一代人。塘約是如何將他們吸引回來的呢？主要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比如說成立運輸公司、建筑公司等等方式。在薛毅教授看來，這是一個很有吸引力、很可能成功的方式，等于是將在打工者在外學到的本領吸引會村公社里面來，“農二代”不再是我們城市居民想象中的消極角色，而是具有了一定的積極因素，這其中就存在著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可能。然后，薛毅教授提到《塘約道路》這本書中所反映出的合作社里的收入差距問題。合作社農業團隊班長年薪五萬，完不成預訂產值，扣年薪，超過了，超產部分百分之三十歸班長，七十歸合作社，這部分年終全村分紅。其中，百分之四十給農戶，百分之三十歸合作社，二十提留公積金，一十提留村委會用于辦公。薛毅教授認為這種做法類似八十年代集體企業的承包方案。這種做法有一個有點就是將當地人與承包人捆綁在一塊，不像后來雇傭關系中就分開了。

再者，讓薛毅教授眼前一亮的是這本書中所提到的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這一點說的很明白，制度上落實也很清晰，老百姓完全知道該怎么干，而且會積極的參與，比如他們能夠給每個黨員評分。薛毅教授認為這解決了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精英階層的困惑——黨的地位和民主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八十年代以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反比的關系，這就造成了一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塘約的經驗無疑是是非常有啟發性的。

薛毅教授還提到了這本書中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比如紅九條，它是一種鄉規民約，是村民集體通過的，因而要比單純法的層面要更加豐富。比如紅白理事會，可以避免農村存在的一些鋪張浪費。它一方面是消極的，規定你不能做什么，但另一方面又是積極的，推動你去做什么。當然，薛毅教授認為這本書中提到的鄉規民約的方式可以進一步完善，現在它還屬于消極意義上的。

報告的最后，薛毅教授還提到的這本書中的一個不足，那就是如何村黨支部如何處理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因為現在的外部環境是資本化的狀況，那么當外部環境沒有改變，而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的話，就可能會面臨群眾參與性弱化的問題，比如可能會出現雇傭關系等等。因此，我們也需要評估外部環境對內部環境的影響。

第五篇：塘約道路讀后感

塘約道路讀后感

（一）說說左二牛

手捧《塘約道路》，心底莫名油然而生一種淡淡的情愫，潔白素雅的裝幀風格，不落俗，不耀眼，像一朵靜默在池塘里的蓮花，正如周墩頤《愛蓮說》中所說，“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

一杯清茶，憑欄而坐，細細品讀，從伊始對塘約的陌生到漸漸清晰，甚至最后，你會被書中塘約這個充滿洪荒之力茁壯崛起的農村深深吸引。塘約道路，充分展現了一條破繭成蝶的蝶變之路，一條破斧沉舟的改革發展之路，一條依靠內生動力的崛起之路。

2014年，塘約村遭遇百年未見的大洪水，洪水淹沒了村莊，沖毀了田地，讓本已不富裕的塘約村民變得一貧如洗。”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塘約只有揚起氣吞山河之力斧，才能走出困境，脫離貧窮，走向康莊之路。而人是第一生產力，是生產力最活躍最根本的因素，塘約村民在村黨支部、村委會的領導和上級黨委的支持下，成立合作社，建立生產隊，通過不斷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轉型，讓塘約這個擁有三千多人口，勞動力卻不足的“空殼村”逐步走向依靠“內生動力”的致富之路。

通篇文字沒有詰屈聱牙生澀之感，如同緩緩溪流，將塘約的各色人物展現其中。質樸的語言，平白的直敘，正如塘約發展道路史中涌現出勤勞樸素的廣大農民的形象。最吸引我的莫過于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人稱左二牛。他的奮斗史不僅是個人歷經磨難的成長史，更折射出黨員帶領群眾致力發展的奮斗史。他的精神不僅是塘約道路上最核心力量的集合體，更體現了塘約村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他果斷，不做井底之蛙，擁有走出去海闊天空的闖蕩精神。“二牛有種干什么非干成不可的勁兒”，正因如此，打工回村的那段日子，他種過藥材、養過豬、養過牛，在一次又一次摸爬滾打中不斷總結經驗，在失敗的熔爐里一次又一次的煅燒歷練，明白了做事光有闖勁還不行，得有資金，有新技術，懂市場供求關系。正因他走得出去，回村后打開了塘約村發展的新思路，新舉措，在步步摸索與探索中打開創業局面。

他有魄力，不拖泥帶水，有著響當當一粒銅豌豆的精神。二牛算得上是“村選干部”最公認的優質人選，“村干部就像一棟房子要有幾根柱子，沒幾根靠得住的柱子，一個村莊撐不起來。你有機會給大家做點事，是福氣啊”，父親左俊榆作為老一代村支書，將夢想和期待傳遞給兒子，字字珠璣的肺腑之言徹底激發起二牛深藏在血液骨髓里的實干精神，左二牛把養的牛全賣了，懷揣著為民謀福祉的奉獻情懷當上了村主任。

他有原則，不跨越紅線，有著壯士斷腕、破斧沉舟的勇氣。越窮越要做人情，越做人情越窮，當他意識到“鄉村辦酒”就像一個毒瘤扎根在塘約村時，他力刀闊斧，將五花八門的滿月酒、周歲酒、生日酒、出殯酒等各種名目的“酒債”之風扼殺住，統一操辦酒宴，為塘約村每年節省3000萬開支，將陷落在經濟與精神雙重貧困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村民送去了清風，帶來了安寧。清肅的村規民約弘揚了正氣，更維護了“紅九條”的道德底線。

他有思想，不故步自封，有著決勝千里之外的豪邁改革激情。“要踩出一條路來，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把全村的地都集中起來，搞規模經營，實現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調整產業結構。”這不僅僅是二牛想打破塘約村“單打獨斗”發展模式的改革決心，更是對塘約未來發展的規劃。要讓村民、生產隊強弱聯合，弱弱聯合，窮窮聯合，逐步帶動村民增強信心，脫貧致富，攻堅克難，要“抱團發展”才能引領塘約走向革新之路。

他有恒力，不厭其煩，有著玉不琢不成器的雕琢精神。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后，他不勝其煩，帶領村干部重新將撂荒達30%的十個自然村重新丈量，重新登記造冊，“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土地確權后實際全村耕地面積4862畝，比確權之前多出了3289.5畝。數字上的視覺沖擊足以讓我咋舌不已，更別說在3289.5畝上開荒墾田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有些事，是要領著農民干的，有些是農民已經干起來的，我們要跟上”。即時補位，是身段的放下，是“治水必躬親”的進取謙卑，更是保持新生動力的源泉之本。只有高中知識水平的他硬是通過自身努力，從不知到知，從不懂到懂，琢磨探索出適合塘約發展的“互聯網+”模式，進而嘗試建立“八村+塘約”的聯動合作模式。塘約，不僅改變了自身，更帶動了周邊，讓富裕的種子播撒在充滿希望的土地上。

“什么是原則，什么是黨性？在每個黨員的心中，要像種樹一樣，把根扎下去，要把樹種活，成為一顆大樹。”根深蒂固才能長成參天大樹，一個背離黨性，為己謀利的村干部只會被遭受唾罵與背棄。在塘約村的發展道路上涌現出許許多多同左二牛一樣的群眾、黨員和村干部。他曾深有體會地說“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資源好，人民資源好”，人民才是塘約背水一戰、決戰決勝的關鍵，是穩步走在塘約道路上的堅實發展動力。（區執法局 張佳）

塘約道路讀后感

（二）讀《塘約道路》的幾點體會與思考

夏宇

《塘約道路》由報告文學家、著名學者王宏甲所創作，是記錄貴州安順一個窮山村在黨組織帶領下，如何從災難之后的一窮二白中，通過重拾集體化道路，重拾鄉約民俗，重拾村民自治，實現驚人蛻變的一篇寫實報告文學。全文用字簡練、文筆樸實、寓意深刻，讀后發人深省、使人振奮、催人上進，個人認為是近年以來被穿越、玄幻、盜墓、神劇充斥的現代文壇濁世中難得的一股清流。作為一名基層三農工作者，對文中所提及的諸項事宜，感觸尤深。一些體會、幾點思考，以饗讀者。

一：從改革到深化改革

“我們為什么不成立一個土地流轉中心？”左文學說，“通過流轉，把承包地重新集中到我們辦的村合作社。”

話說到這，大家發言熱烈。有人提出疑問：“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是不是走回頭路啊？”

左文學說：“我想過了，以前那叫改革，我們這叫深化改革。”——《塘約道路》第26頁

與39年前鳳陽小崗村的嚴俊昌們所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相比，()今天的左文學們無疑要幸運的多。將近40年的變遷，“改革”二字在我國早已從敏感詞成長為時髦詞，并正逐漸演變為通俗詞。改革從增量轉向存量，從淺洼地帶步入深水區域。而人們對于改革二字的聚焦點，也已從彼時的方向性選擇的關注，轉移到了對進度與力度的關切。

民之所望，即為施政所向。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這樣一種方式，向黨內外、國內外回應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不要繼續改革、如何繼續改革、怎樣繼續改革等重大問題。

一時之間，改革再度成為風靡全國的熱詞，從農村到城市各個領域、從省到市到地方各個層面，新一輪的改革浪潮不斷掀起。

當然，改革就意味著變化，就面領著新的選擇，就會有爭論、有質疑，各個領域莫外如是。在三農領域，學界、政界也出現了各種爭論，集體所有制該不該保存、糧食安全重要性是否如故、耕地紅線該不該堅持……

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只不過，總有一些道理需要我們緊記，總有一些底線需要我們堅守。

2016年4月，總書記在小崗村農村改革座談會上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三改一損”，體現的正是最高決策層對今時農村改革形勢的審度和對各式呼聲的正確回應。

“是不是走回頭路”？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得想明白，我們為什么要改革？

我們為什么要改革？總書記指出，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為了消除桎梏、提供動力。

39年前分田到戶是正確的改革，因為當時的分配制度和產權不清壓抑了人的生產積極性，束縛了生產力，而分田到戶所做的，其實就是釋放了人的積極性。

今日的農村與當時的農村早已大相徑庭。今日農村，青壯勞動力向城市聚集，在農村的都是出不去的和出去了留不住的，這些人或目見或耳聞，大都已知曉外面世界的精彩與無奈，他們一遍遍仰望隔壁村老王家搬磚掙錢修起來的小洋樓，又一次次慶幸地唏噓著姚員外投資失敗血本無歸的典故。他們不甘寂寞，卻又安穩于此，期望改變，但從不主動求變。

從這個意義上說，塘約的老農民們應該感謝那一場洪水，因為它讓他們沒得選擇，只有聯合起來，尋求改變。

農民重新聯合起來，不是回到“一大二公”吃大鍋飯，而是以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為保障，將所有權明確到集體、承包權明確到戶、經營權明確到土地合作社，通過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培育自主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帶動現代農業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這就是深化改革。

二：多出了3289.5畝

還有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前，全村的耕地面積是1572.5畝，從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制時期，一直是這個數目。這次經用儀器測量和土法丈量后，確認的全村耕地面積是4862畝。

沒錯，多出了3289.5畝。——《塘約道路》第42頁

這段話，王宏甲后來在海淀區某大學做報告演講時也多次提及。我想了很久，也不敢說自己有多么理解他作為一名“局外人”，反復提及這段話、這兩個數字的真實意義。我只知道兩點，確權以后，農民的地多了。以及，過去的就過去了。

土地確權，是指對土地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和他項權利的確認、確定，是對農民集體、農民與土地長期穩定的產權關系的確認。確權之前，歸屬不清、情況不明，造成了幾十年來的糊涂賬。確權之后，土地權屬清晰、管理方便規范、農民積極性提高、農民權益得到維護。

過去的就過去了。對既成事實的尊重，需要一種勇氣，體現了一種智慧。尊重歷史，是為了更好的開拓將來。

由此及彼，聯想到另一份重磅文件《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中提到，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范問題，對“原罪”的寬恕，何嘗不是體現了一種胸襟與智慧。

三：你是精準扶貧對象

谷掰寨有個王學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惡化死了。家里留下四個子女，最小的不到兩歲，最大的不到十歲。為給丈夫治病，家里還欠下六萬多元債……

她成了建筑隊拌灰沙的副工，同時還負責做飯給建房的工人吃。這樣她就有工資，一個副工一天工資是120元。

政府給她建的新房子有120平方米，在她看來，這就是天堂一般的房子了。她說她做夢都沒想過怎么有這樣的好事。

左文學告訴她，她是精準扶貧對象。——《塘約道路》第46、49頁

精準扶貧是粗放扶貧的對稱，是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一般來說，精準扶貧主要是就貧困居民而言的，誰貧困就扶持誰。經過多年的扶貧工作，現在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精準扶貧的意義，不僅在與將大水漫蓋變成了滴灌，明確了扶貧對象，提高了施政效率，更在于因人施策，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許多年來指望在農村“用先富帶動后富”迅速實現農民脫貧思路的一種糾偏。畢竟，“打鐵還需自身硬。”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正如王宏甲所說，一個好的社會，應該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

四：這是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是村民自治

（塘約村村支書左文學在浴桶里想出個村規民約：紅九條）

每一條都是警戒的紅線，誰踩了紅線，就被“拉黑”。

違反九條中的任何一條，就被列入“黑名單”管理。一旦列入，“該戶不享受國家任何優惠政策，村支兩委也不為該戶村民辦理任何相關手續。”

“這是村民的基本權利，不能不給辦吧。”

回答說：“這是村民代表大會決定的，是村民自治。”——《塘約道路》第70、74頁

“村民自治”的官方提法始見于1982年我國修訂頒布的第四部《憲法》第111條，其中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當時的設想應是為了應對人民公社解體后鄉村組織陷于癱瘓或半癱瘓狀態、鄉村社會嚴重失序的現實。通過村民自治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兩大制度的聯接，為村莊發展提供社會秩序，為農村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破解“三農”難題、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

然而，現實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近年以來，官方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農村基層自治組織卻并未能夠迅速、有效、完全接管留下的權力真空地帶，而是被地方黑惡勢力分走一大杯羹，例如聊城辱母殺人案中的涉黑高利貸勢力。村民自治出現“失靈”甚至“失控”的窘境。

“西湖學者”陳剩勇曾經總結村民自治制度失靈的五個原因：其一，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階層自發生長的秩序，而是自上而下推動的產物，缺乏必要的本土資源，包括傳統、文化和習俗的支撐，很容易水土不服。其二，目前的農民，總體上小農意識依舊根深蒂固，民主與法治意識不足，契約精神和合作能力有待提高，要求他們自治村莊，“未免有點強人所難”。其三，農村精英的大規模流失，加劇了中國農村的治理危機。其四，各級黨委和政府在推進鄉村民主過程中，普遍“重選舉而輕治理”。其五，村民自治和鄉村民主建立在城鄉二元體制的基礎之上，村民自治制度與鄉鎮政府管理體制，可謂是一個農村，“兩種制度”。“如村委與黨支部關系的緊張，村委會與鄉鎮政府關系的不順，等等，其根源都可追溯到鄉村地區的制度環境。”

回應一下陳教授的“五個原因”：其一，馬克思主義也是舶來品，結合中國實際，也能煥發勃勃生機。其二，“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其三，人是用腳投票的。近年以來，外出就業農民工數量增速明顯下降，2015年、2016年分別只增長0.4%和0.3%，農民工返鄉與就近務工趨勢上升相應。在外積累了經驗、技術的返鄉就業、創業人員可以帶動農村社會治理。其四，重選舉而輕治理不是中國特色，更不是農村獨有。其五，我們正在大力打造堅強有力的基層黨組織。“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

新的自治體制的效能正待驗證，但是我相信一點，在今日中國，如果黨都辦不成的事，那也不用指望別人。

對現狀不滿，往往就會懷念過去。例如，2014年2月的亞布力論壇，任志強、馮侖等商界大佬呼吁恢復鄉紳制度，認為“有鄉紳就留得住鄉愁，沒有鄉紳就留不住鄉愁，沒有鄉愁。”

毋庸置疑，鄉紳文化在我國農村曾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千年以來，鄉紳“在國家政權對基層鄉村社會控制相對薄弱的情況下，充當了政府與鄉民之間聯系的重要中間角色，兼顧政府和地方利益，為維系地方鄉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費孝通先生的中國社會“雙軌政治理論”也認為，自上而下的皇權與自下而上的紳權和族權平行運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無為而天下治”的鄉村治理模式。

古代鄉紳,大多是告老還鄉的官員,榮歸故里的商人，或是德才兼備的長者，在暮年為故里發揮余熱、澤被后人，無可厚非、令人敬仰。但是今時今日，鄉紳文化并不具備快速培育發展的土壤。從塘約的實踐我們能夠得出結論，靠得住的，只有黨、集體和自己。

對現狀不滿的正確打開方式，應當是努力開創未來。

五、婦女們因丈夫的回鄉而精神煥發

嶄新的變局使外出打工的絕大多數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先前撂荒的土地全部種上，“留守兒童”的生活結束了，婦女們因丈夫的回鄉而精神煥發。——《塘約道路》導言第2頁

留守老人、留守村婦、留守兒童，這是城里人腦海中農村的標簽，也是農村的現狀。

劉燕舞的《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中曾提及，湖北京山縣，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

留守村婦，承擔著過量的家庭物理壓力，同時也面臨著生理、心理上的缺失和安慰，更遭受著來自外界不安全和不良因素的影響。在家庭倫理、社會道德、個人自律、社會規范中，經受著物質、精神、心理的巨大挑戰和誘惑。

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存在留守兒童2200萬。由于父母長期外出，留守兒童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遇到心理問題得不到正常疏導，極大地影響了其身心健康形成人格扭曲的隱患，導致兒童行為習慣較差，并且極易產生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為失控甚至犯罪的傾向。北方某省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兒童所占比例已高達20%。

而對于那些青壯勞動力來說，一邊是回不去的故鄉，一邊是融不進的城市。

我們該做點什么呢？

讓農民融的進城市，也回得去農村。

要進城的，要讓他們帶著資產進城，帶著一家老小進城，成為新市民，并且，在農村還要保留他們的權益，他們的權益，由集體來負責，政府來監督。

要回村的，要讓他們有事可做、有錢可掙、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這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政府要出力、集體要出力、社會也要出力。

“農民工有了更多選擇，他可以選擇進城落戶，也可以選擇留在農村。城市里的人，去農村創業的也有。這實際上反映的是，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進程在推進。城鄉差距存在，但是在不斷縮小。城鄉互動增強，這是一個值得高興的現象。”——陳錫文

塘約道路讀后感

（三）謝大勇

穩定、富強的社會，不取決于社會富豪的多寡，而是沒有窮人。

《塘約道路》，剛從鎮上組織室拿到這本書的時候，心里并沒有太在意。拿回村里去之后，就扔在辦公桌上一直沒有去翻它。一日，隨鎮上領導去鄰村長崗村檢查扶貧工作，當看到這本《塘約道路》時，隨口就問道：“金書記，你還看了這本書啊”！金書記肯定的回答了我－－“看了，認真的看了”。一個在農村工作了一輩子的村書記看了這本書，還是認真的看了這本書，他的話給我心里很大的觸動。回來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從辦公桌上一堆文件下面翻出了它，認真的閱讀了王宏甲著作的《塘約道路》。

塘約村

讀完《塘約道路》一書后，作為一名行政村黨支部書記、一名貧困村的書記，書中介紹的事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靜。該書緊扣時代的脈搏，以扶貧攻堅為主題，反映了當下貧困村里普通老百姓的脫貧故事。塘約是貴州安順的一個村，一個中國大地上普普通通的小山村，和我所在的太湖村有著許多的共同之處，一樣的省級貧困村、一樣的青壯年外出打工的“空殼村”。他們窮則思變，“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鞏固了黨的基層組織力量，成立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票通過、老年人志愿者、返鄉的人群”，村民的選擇，全體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進而做到“七權同確”，極大地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走集體化道路，變化和成效都令人驚嘆。

銅閘鎮太湖村村部

2014年以來我村圍繞“貧困村出列、貧困戶脫貧”的目標，共脫貧貧困人口163人,村集體經濟收入也逐年增加，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得到了不斷的改善，美麗鄉村的建設極大的改變了以往臟、亂的村居環境，村民生活幸福感指數不斷提高；摸索和探尋，以“一人一策”的工作方法，結合貧困戶自身需求，訂單式的開展工作，貧困戶需要什么，我們就依照扶貧政策給予什么，產業幫扶從一開始的1戶養殖土雞到如今9戶養殖；就業扶貧從開始的3人保潔員到如今的21人保潔員，正是通過貧困戶自身的造血，讓他們真正在扶貧中發展起來，樹立起脫貧的信心。集體經濟的增收一直困擾著我們兩委班子，我想，我的太湖可以復制塘約模式嗎？這么干，行不行？

我們也在2015年和今年，先后激情滿懷的成立了勞務公司和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就是想通過自身的努力不斷挖掘潛力，壯大集體經濟，但收效甚微。困惑著，怎么才能把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起來？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讀了《塘約道路》，讓我這個貧困村的書記在帶領村兩委脫貧攻堅中似乎找到了一絲靈感。塘約道路是脫貧攻堅戰中值得借鑒的，但我們不能一味的效仿，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條，單純的模仿只會使自身失去活力與特色，難以擺脫貧困的困擾，有可能更加陷入貧困的沼澤。唯有借鑒成功經驗，結合自身發展狀況，量體裁衣找到自己發展的特色，才能在脫貧攻堅的第一線，找到一條有利于本地精準脫貧的陽光大道。

穩定、富強的社會，不取決于社會富豪的多寡，而是沒有窮人。脫貧戰役已步入攻堅階段，作為一名戰斗在一線的扶貧工作者應結合實際，加強自身工作能力，增強政策了解，為群眾講解政策方針，將精準脫貧細致做好，為脫貧攻堅貢獻自己應盡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