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垃圾分類“桐鄉模式”和“虎哥模式”

淺談垃圾分類“桐鄉模式”和“虎哥模式”

桐鄉市從2014年底開始試點開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三年來，通過不斷探索、擴面，形成了“上門回收”、“以物換物”、“一高一低”等具有桐鄉特色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截止2017年底生活垃圾分類似上門收集已經覆蓋市區93個居民小區，72個機關單位、29所學校，共涉及戶數3.7萬余戶；餐廚垃圾收運己有簽約單位470家。“虎哥模式”是浙江九倉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自主打造的廢舊物資回收平臺，自2015年底至2017年10月在杭州市余杭區進行試點，并于2017年10月開始在余杭區14個鎮（街道）居民小區推進開展回收服務，目前已建成128個服務站，覆蓋城鎮居民近13萬戶。

兩種模式優勢和劣勢對比：

一、老百姓的垃圾分類意識培養方面。“桐鄉模式”倡導和引導市民自覺分類，我們的垃圾分類員定時上門到小區內，由小區居民自行將已經分好類的垃圾交給垃圾分類員回收處理，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居民的垃圾分類方法不是很準確，垃圾分類員還會手把手、面對面進行指導，對市民垃圾分類意識和分類知識的提升帶動很大；而“虎哥模式”，雖然也是上門收集，但只是發給居民一只回收袋，讓居民將垃圾一股腦兒裝袋后進行出售，垃圾運到分揀站后再由工作人員進行分揀，老百姓的對如何進行垃圾分類的知識其實是非常模糊的，居民沒有真正的全面參與到垃圾分類行動中來，不利于全民逐漸養成垃圾分類的良好習慣。

二、經費投入方面。以2017年為例，桐鄉市區2017年生活垃圾分類的運行費用為870萬元，約覆蓋3.7萬戶居民，折合每戶居民垃圾分類的成本約為235元/年，其中還包括了垃圾分類設施、宣傳亭等建設和維護等各類費用；“虎哥模式” 每戶居民垃圾分類的成本約為456元/年，同時各鎮、街道還要設立128個服務站用房給“虎哥”免費使用。相對“桐鄉模式”，“虎哥模式”財政投入更大，運行成本更高。

三、垃圾回收方式方面。“桐鄉模式”主要是由政府出資成立一個國有公司，由公司負責招人開展垃圾分類上門收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本地人員的就業問題。同時在垃圾回收方式上，“桐鄉模式”主要采用定時上門收集、預約上門收集的方法，由老百姓自己將分類后的可回收物交到我們的垃圾分類員手中，有害垃圾則由專門的有害垃圾收集員定時到小區內的有害垃圾收集設施中進行回收。在兌換方式上，桐鄉“以物換物”的積分換商品模式老百姓非常喜歡，特別是“一高一低”，即高于市場價回收可回收物，低于市場價兌換物品給老百姓，讓老百姓從中獲得最大的實惠；“虎哥模式”也是上門回收，但其回收種類較少，只回收居民家中價值較高的干垃圾，對有害垃圾以及餐廚垃圾并沒有進行回收。同時服務對象單一，大多是封閉式居民小區而對于人口流動性較大、產生垃圾量大的的開放式小區、臨街商鋪、大型購物中心等地方、以及機關、企事業單位、學校、醫院等地方基本沒有覆蓋，一切運作都是圍繞如何方便“虎哥”自身運行的，可以說最大的獲利方是回收企業，而不是老百姓。目前“虎哥模式”的前端呼叫功能主要依靠手機APP和微信公眾號運作，在前端運作模式上相較“桐鄉模式”更加先進和便民，值得我們“桐鄉模式”借鑒和學習，目前我們也在積極聯系相關軟件和網絡公司進行手機APP開發制作。但根據我市前期開展垃圾分類的經驗，老年群體是參與可回收物“以物換物”的主力軍，考慮到大多數老年人對智能手機存在使用不熟練的情況，我們還是要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向“網絡化、智能化”邁進，另一方面也要堅持電話預約、上門服務的傳統方式，方便不會用智能手機的老年群體也能參與進來，從而達到“垃圾分類、全面參與”的初衷。

（環衛中心）

第二篇：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暨 南 大 學 本科生課程論文

論文題目：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學

院：

人文學院

學

系：

專

業：

行政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課程名稱：

城市發展前沿專題

學生姓名：

馮穎欣

學

號：

2011052273

指導教師：

李琴

2013年 月 日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2011年廣州生活垃圾日均產量約1.8萬噸，日均處理垃圾1.38萬噸，而現有生活垃圾處理設施日處理能力為1.4萬噸，其中91%靠填埋。2009年番禺大石數百名業主發起簽名反對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抗議活動，引發廣州垃圾焚燒廠選址的熱議。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一方面，民眾每天所產生的垃圾量遠多于城市處理垃圾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民眾對建立垃圾焚燒廠具有強烈的抵觸情緒。在城市化過程中，人口增長速度加快，垃圾產生得快，但處理得慢。如果僅采用堆填的方式，垃圾占用寶貴土地的土資源。如果采用焚燒垃圾的方式，居民則擔心其有毒氣體會影響身體健康。兩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垃圾圍城問題是不容忽視的。

而在寶島臺灣，情況恰恰相反。在北投垃圾焚化廠卻身穿彩虹圖案，與它的觀景臺和360°全玻璃幕墻旋轉餐廳構成了北投的標志性建筑。同是垃圾焚化廠，卻有不一樣的宿命。臺灣民眾與廣州民眾對于垃圾焚燒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折射出兩地不同的垃圾處理方式。中國大陸的其他城市是如何處理垃圾的？臺灣等在處理垃圾方面有豐富經驗的地區和國家對于我國大陸城市有什么啟示？

國內已有學者開始探討各地處理垃圾的方式。黃奕瀠（2011）在《臺灣 垃圾變黃金》一文中介紹了臺灣因為垃圾分類回收得當，垃圾總量減少且創造了2萬個就業機會和95.6億元新臺幣的回收再生產值[1]。王偉（2010）在《蘇州：讓餐廚垃圾變成循環資源》中介紹了蘇州對地溝油的有效利用，構建餐廚垃圾收運處置體系。公司采用高溫濕熱處理和生物處理相結合的工藝，將餐廚垃圾化為生物柴油、沼氣和蛋白飼料，為其他城市處理餐廚垃圾提供一個模式[2]。劉新宇（2008）提出了上海垃圾分類遲遲難以推廣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居民原先有積極性，但隨著后續的分類運輸和分類處置沒有跟上，使居民覺得分類收集毫無意義[3]。許煥崗（2009）在參觀斯德哥爾摩餐廚垃圾設備后介紹斯德哥爾摩如何處理餐廚垃圾，并提出中國的餐余垃圾由于分類處理的欠缺，浪費了大量的寶貴資源，需要進行科技攻關，并且需要考慮技術的實用性、適用性和推廣性[4]。戴宏民（2002）在《德國DSD系統和循環經濟》一文中介紹了德國DSD系統的組織運作和垃圾分離去處，并提出了“必須深化對廢棄物資源化的認識”、“通過國家立法和強制執行確立廢棄物資源化”和“按照市場規律建立廢棄物的回收利用機構”三個建議[5]。可見，較少的文章總結了幾個國家或地區垃圾分類處理的模式和啟示。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下面，筆者選取垃圾處理取得一定成功的上海和蘇州，選取臺灣、德國和斯德哥爾摩作為成功處理垃圾的案例，結合國外國內的例子，總結其可行性和局限性，進而歸納總結幾點啟示。

一、國內案例

（一）上海：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

早在2011年5月上海就推出了“百萬家庭低碳行，垃圾分類要先行”[6]的活動，如今，末端處理的生活垃圾較以前日均減少兩三千噸。

政府發放廚余垃圾袋和普通的垃圾袋。居民在自家進行垃圾分類。在上海垃圾分類居民小區里，有五個垃圾桶，分別是咖啡色的“廚余果皮”、黑色的“其他垃圾”，綠色的“玻璃”、紅色的“有害垃圾”和藍色的“可回收垃圾”[6]。居民把垃圾帶扔到相應的垃圾桶里，最后物業單位的保潔員進行二次分揀。完成垃圾分類這個環節后，不同的垃圾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廢舊紙、塑料瓶罐鼓勵保潔員回收，出售后所得費用歸保潔員所有。而廢玻璃由于價值低，則由市容環衛承擔收運處置工作，有害垃圾交售給上海固體廢棄物處置中心和上海電子廢棄物交投中心等地專項處置，廚余垃圾則在加工后作為肥料出售，其他垃圾則由專門的機構負責處理[7]。

為了幫助市民養成垃圾分類的好習慣，政府出臺一系列的激勵措施。如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垃圾分類投放積分換禮活動。居民通過參與垃圾分類、垃圾減量等活動獲得綠色賬戶積分，從而在網上換取日用品甚至公園門票等。政府還和光大銀行合作推出了“陽光阿拉環保IC卡”[8]，將積分直接換成人民幣。

上海市推動垃圾分類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首先，政府利用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回收。一方面，通過設置“陽光阿拉環保IC卡”和開展積分換禮品活動等調動居民進行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廢品出售后其費用歸小區保潔員所得也調動了保潔員進行二次分揀和進行廢品回收的積極性。其次，垃圾桶的設置方便居民投放垃圾袋。垃圾桶采用不同的顏色標識且分類較為細致，而不是采用目前街道上常見的僅用文字標識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居民在投放垃圾時不需要走太近即可分辨出應該投哪個垃圾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桶。長年累月下來，居民形成條件反射，無論在街上或是小區內，見到五種顏色的垃圾桶即知道相應的分類，這有助于居民養成分類垃圾的習慣。

然而，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也并不是對所有人都適用。比如，市容部門調查發現舊小區的垃圾分類準確率高，而高檔小區的垃圾分類準確率低。在舊小區，居民的經濟條件相對于高檔小區的較差，積分換日用品的活動對這類居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對于高檔小區的居民來說，一方面，經濟條件較好，積分換日用品的活動對其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這類高檔小區多雇用保姆搭理家務事，保姆關于垃圾分類的知識有限。因此，單一地利用經濟利益推動垃圾分類不具有普及意義，僅適用于一部分居民。此外，積分換日用品活動的背后需要源源不斷資金的支持。如果一個地區財政收入較少，在長期內，難保資金的充足供應。

（二）蘇州：氛圍推動垃圾分類

同樣是積極推動垃圾分類的城市還有蘇州。2010年蘇州政府提出了“近期大分流，遠期細分類”的生活垃圾分類新模式[9]，按部就班，步步推行垃圾分類。各行政區可選擇三分法（把垃圾分為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或四分法（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廚余垃圾）。另外，在廣場、公園、影劇院等大型公共場所設置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兩類收集容器，在合適的場所設置有害垃圾收集箱，在餐廳、食堂等公共場所設置廚余垃圾收集點。

不同于上海，蘇州在推行垃圾分類時著重營造氛圍。同樣開展積分兌換禮品制度，蘇州推行時更增添了一份人情味。比如，在蘇州的養一社區，回收點旁邊設置了一間愛心小屋[10]。居民到愛心小屋可以選擇有價交換或無償捐獻廢報紙、書本等，社區根據所回收物品的費用，向再生資源回收公司結算，注入“愛心小屋愛心基金”，幫助轄區內的困難群眾。愛心小屋里的居民還會改造廢品成為精品，用于出售或裝飾社區。如在廢棄玻璃瓶內放置泥土和植物裝飾社區，玻璃瓶成為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為了推動環保與慈善結合的活動，社區還制定了一個慈善積分制度。社區為無償捐獻廢品的愛心人士建立愛心檔案，廢品的價格兌換成積分，登記在積分卡上，在年末評出社區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星級環保居民，并給予相應的獎勵如理發、眼睛修護服務、電腦維修服務等，積分第一名的居民更獲得愛心榮譽證書及獎勵，并在愛心墻上簽名和貼上自己的照片[11]。除了愛心小屋外，政府還聘請小區的大媽大爺為垃圾分類指導員，政府給予一定的補貼，指導員接受相應培訓和指導后上崗服務，在垃圾收集點和上門宣傳[12]。此外，有點小區還制作了垃圾桶語音提示器[13]、垃圾分類手冊和宣傳展板，垃圾志愿者也到街上分發垃圾分類手冊，開展垃圾分類宣傳和指導[14]。

蘇州推動垃圾分類的方式充滿了人情味。首先，愛心小屋是環保和慈善的完美結合，垃圾分類不僅僅是單薄的環保，增添慈善后變得更立體，也擴大了關注人群和受益人群。愛心小屋成立之前，一方面，可能只有社會環保組織大力推動垃圾分類，加入慈善元素后，慈善組織也會成為推動垃圾分類實行的一份子。另一方面，不僅城市的環保事業得到發展，有助于垃圾圍城問題的解決，同時，本轄區內的貧苦群眾也得到了幫助。其次，垃圾分類指導員的設置發揮了意見領袖的作用，在小區內營造了垃圾分類的氛圍。意見領袖是指在人際傳播網絡中經常為他人提供信息，同時對他人施加影響的“活躍分子”，他們在大眾傳播效果的形成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或過濾作用，由他們將信息擴散給受眾，形成信息傳遞的兩級傳播。在小區中，熱心的大媽大爺熟悉小區居民和事情，由他們承擔垃圾分類指導員的責任，能夠方便、順利地開展工作，向居民提供垃圾分類的信息。同時，這個做法也能解決這類人群的就業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就業崗位。最后，垃圾桶語音提示器、垃圾分類手冊和宣傳展板構成了一個，立體的宣傳方法，從視覺和聽覺上展開宣傳攻勢。

然而，愛心小屋和垃圾分類指導員存在的基礎是小區有一定的熱心居民，而不是潮汐群體如白領族。如果一個小區以白領為主，那么愛心小屋和垃圾分類指導員在這些小區存在的可能性較小。此外，垃圾桶語音提示器、宣傳展板等都需要政府較大資金的投入。

二、其他國家或地區案例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一）臺灣：將循環利用進行到底

臺灣地區人均每天垃圾產生量從上世紀80年代末的1.143公斤減至2011年的0.35公斤，其垃圾處理方法入選上海世博會“城市最佳實踐區”。

在臺灣，每晚在特定的一個時間，黃色雙箱式壓縮垃圾車和白色資源回收車準時到達居民區，居民把受眾藍色的垃圾袋扔進垃圾車，其他垃圾則對應地放入回收車的“一般類（瓶罐等）”“廢紙類”“干凈塑膠類”“養豬”等字樣的垃圾桶中。垃圾回收完畢后，資源回收隊會對垃圾進行更細致的分類并按照類別整齊擺放。廚余垃圾分為豬可食用和堆肥類。豬可食用的廚余會出售給養豬戶，堆肥類廚余則變為肥力或土壤改良劑。而廢棄的家具、自行車等體積較大的回收物則按照“免費回收、修復再生、低價賤賣”的模式處理。最后，那些不可回收的垃圾會被焚燒。焚燒所排放的氣體經過系統處理后，實現無害化達標排放。

臺灣處理垃圾分類的方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家庭垃圾不落地收集[16]。這個是指在居民區無垃圾桶，居民直接將垃圾投放到準時上門的垃圾車，從而減少了一般城市中隨處可見、臭不可聞的垃圾堆和垃圾桶。第二個特點是價格機制。一方面，在分類之前，垃圾清潔運費按居民用水量計算，與垃圾數量無關，而分類后，可回收的垃圾免清潔運費，而不可回收的垃圾需要用付費的藍色袋子裝好。如果被發現混雜垃圾，則會有罰款的懲罰。因此，居民有動力將垃圾仔細分類，一方面能不用擔心罰款問題，另一方面減少家庭在垃圾方面的支出。第三個特點是變廢為寶。第一個寶是錢。2012年臺北市銷售再生家具收入近1290萬元，養豬廚余收入逾750萬元，變賣其他各類回收廢棄物收入逾6687萬元[16]。豬可食用廚余出售給養豬戶，堆肥類廚余經過處理后變成肥料或土壤改良劑，而要廢棄的家具經過回收隊師傅對其進行拆解、翻新，以同類產品市價的30%出售。這些一點一滴不起眼的處理累積起來就是一筆財富，原本是人們眼中的垃圾此刻通過分類而變成了金錢。第二個寶是焚燒垃圾后的剩余物。焚化爐與鍋爐、蒸汽渦輪結合發電，一部分售給電力公司，一部分焚化廠自用。而焚化時所產生的熱能加熱游泳池，為居民提供免費的溫水游泳池。焚化后剩下的底渣用于鋪路，飛灰作為水泥廠的原料。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第四個特點是環環相扣。最后垃圾焚燒的順利進行全賴于前面各個環節的有效進行。在第一個環節，居民的有效分類，第二個環節，清潔隊員的再次分類，最后可再利用的資源和不可燃燒資源已經從焚燒垃圾中被剔除，需要焚燒的垃圾量比原來大大減少，因此，其造成的污染也相應減少。最后一個特點是環保意識深入人心，而這正是最關鍵的問題。臺灣政府一方面加大處罰力度，對于亂丟垃圾、投放混雜垃圾的人進行處罰，另一方面加大教育力度如在學校教育中增添垃圾分類，孩子監督家長進行垃圾分類。外加上社會上環保志愿者指導人們進行垃圾分類。長期以往，垃圾分類的意識深入人心。

然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臺灣垃圾分類的成功歸因于民眾的意識和政府的嚴厲監管，且臺灣人口和土地面積都比中國小，推行政策和實施監管都比較容易。而臺灣民眾對待垃圾焚化廠的態度與中國的大有不同則歸因于前面各個環節的有效執行。如果第一個環節民眾沒有樹立良好的環保意識，垃圾分類正確率低，則會加大第二個環節清潔隊員二次分揀的難度。如果清潔隊員沒有責任心，或欠缺所具備的知識，那么第三個環節焚燒、填埋垃圾的效率進一步降低。第一，玻璃進入焚化爐會粘結爐排，引發機械故障；第二，垃圾中的塑料制品和含鹽分較多的廚余垃圾正式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的罪魁禍首；第三，廚余果皮的純度需要達到90%以上才能進入濕垃圾處理設施進行生態處置，制作成豬食或肥料。每個環節都需要監管，需要投入人力財力，需要社會各界的配合。而相比于中國，對于有污染的企業的整治力度小，對于培養居民環保意識的努力還有待提高，相關的立法還不夠完善。一個國家需要整治垃圾圍城的問題，首先，政府就需要帶頭作用，營造一股人人分類垃圾氛圍，通過硬性做法如隨手扔垃圾會被罰款和軟性做法如在學校就教育孩子如何進行垃圾分類相結合，鋪天蓋地、真真切切、按部就班地落實各個環節，并進行有力的監管，這樣，垃圾圍城問題

（二）斯德哥爾摩：處理垃圾電子化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是歐洲的綠色首都。而其中的漢馬碧更是一個職能生態小區。但是，在15年前，這里曾是一個垃圾場。但經過政府的改造后，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這里成了職能生態小區。

居民家里的殘羹剩飯等有機垃圾都要裝進一個免費得到的小紙袋里。家里煮飯所用的沼氣其中有一半就是通過這些有機垃圾發酵而來的。人們把垃圾分門別類地放進街上的電子垃圾桶。垃圾桶的閥門和地下管網相連，閥門打開的時候，垃圾就會被真空吸入到沼氣池或者垃圾發電站，垃圾產生的沼氣或電能就成了人們煮飯、公交車的能源。這個全程都由電腦控制。而小區內有一個像博物館一樣的玻璃屋，里面的展示區以各種形式向人們灌輸垃圾分類的概念并幫助人們進行垃圾分類，而小區先進設施的建設也讓大家了解這是很重要的一環[17]。斯德哥爾摩實行“誰生產誰回收”原則，因此在商店里有回收塑料品、包裝箱的回收裝置，售后服務延伸到環保領域[18]。

一方面，高科技使得斯德哥爾摩的垃圾回收利用落到了實處。垃圾桶能夠自動運輸垃圾至指定的地方，減少了人力的資本，且垃圾輸送更有效率，垃圾桶骯臟、臭氣沖天的形象也被潔凈的垃圾桶所替代。焚燒時所產生的熱能得到了利用，垃圾堆填所產生的沼氣也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的能源。另一方面，斯德哥爾摩也下功夫培養人們垃圾分類的意識。人們能在參觀玻璃屋的同時學到了垃圾分量的相關知識，這種方法比生硬的宣傳更有效。而小區先進設施大規模地建設本身就起著一個宣傳的作用，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提醒人們小區現在真真切切需要進行垃圾分類。此外，垃圾分類各個環節體現了城市設計者的用心。比如，裝殘羹剩飯等有機垃圾的小紙袋免費發放，鼓勵居民分類垃圾，且紙袋面積小，方便人們帶上街扔垃圾，同時也因為容量小，紙袋不會發出惡臭。

然而，斯德哥爾摩處理垃圾的方法或許只適用于新建設的城市或經濟發達的城市。地下垃圾運輸管道的鋪設需要破壞水泥路，大范圍地鋪設，這無疑會造成交通不便，影響人們日常生活，同時又需要一大筆資金做支持。即使具備了資金條件，科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如何鋪設地下管網才能有序整潔？如何利用真空的吸力運輸垃圾？運送垃圾后如何檢查垃圾分類的準確率？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技術的支持。雖然如此，我們依然可以學習斯德哥爾摩讓人們喜歡上垃圾分類的做法，讓垃圾分類不僅是一種環保的理念，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還成為了時尚的理念。玻璃屋的討巧，里面各個展示區的設計，都體現了一座城市政府治理垃圾問題的的用心。

（三）德國：DSD系統

德國DSD廢棄物回收系統是目前歐洲各國回收系統的代表。德國《包裝廢物條例》規定如果包裝類廢物的回收利用率沒有達到政府的要求，那么產品將不能在市場銷售。因此，德國包裝業協會成立了DSD系統。DSD由95家生產商、銷售商在于1990年底自發組織成立。在DSD的會員中，生產商從DSD中購買綠點，包裝產品的制造商就把包裝賣給生產企業，生產商在包裝上印刷綠點，交給商店銷售，消費者消費后把廢棄的包裝扔進由DSD制作的垃圾桶中。DSD收集廢棄包裝后，運到再生工廠，再生工廠再生原料或其他產品，最后產品制造商憑借著這些原料再生產包裝。這就是一個完整的一次性包裝的循環利用過程[19]。而對于非生態友好的一次性包裝上，就采用押金制度。公司與生產商簽訂合同，生產商在包裝上貼好標志，生產商根據發放包裝的數量預先支付押金給系統公司，消費者把廢棄包裝放到公司的回收點獲得押金。在這個過程中，公司通過公司替消費者預付押金，消費者只有把廢棄包裝放到回收點才能獲得押金，否則，消費者就需要為他的不環保付出代價[20]。

德國處理廢棄包裝的方式和前幾個國家或地區處理方式大有不同。首先，德國承擔垃圾處理的是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通過與生產商和銷售商簽約，把回收廢棄包裝落到實處。對于可以循環利用的，DSD串合生產商、銷售商、消費者和再生工廠四個主體，保證每個環節不會遺留廢棄包裝，促進、監督各個環節。而對于生態不友好的一次性包裝，DSD通過把押金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利用經濟杠桿促進消費者把廢棄包裝放在特點的回收站以獲取押金。其次，德國企業具有社會責任感。雖然中國也出臺了關于污水排放的限制條例，但是企業通過與有關部門的公關，依然排放大量的污水，污染江河。然而，在德國，除了執法有力之外，包裝協會組織生產商和銷售商共同商討方法，如何更有效率地遵守法律。因此，綠點的普及以及押金制度的實施一方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面需要政府的有力監督，另一方面需要企業以及行業協會的配合。

然而，如果把綠點和押金制度引入中國，還需要幾個問題。第一，執法需要有力。政府需要嚴格貫徹執行環保法律并加強檢查和監督，加大懲罰力度。只有企業的違法成本高于遵紀守法的成本，企業才會選擇遵守相關法律。或政府可以制定法律把處理一次性包裝的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就如同增值稅或進口關稅一般，通過提高價格，抑制消費需求，從而減少不環保的一次性包裝的運用。第二，包裝協會或環保組織需要承擔重任。在法律得以嚴格貫徹執行的前提下，行業協會需要發揮帶頭作用，聯合行業里的企業，制定回收廢棄包裝的方法。企業可以設計簡便包裝，既降低了包裝成本，也遵守相關法律。

三、啟示

中國不能照搬上述的五個案例處理垃圾的方法，但可以取各自所長，制定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處理垃圾的方法。以下，是這五個案例的一些啟示：

首先，防患于未然。臺灣和斯德哥爾摩都是在經歷了垃圾圍城的危機后，當地政府才下定決心處理城市的垃圾問題。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城市也需要經歷了垃圾圍城危機后才有需要解決處理垃圾問題，防患于未然最重要。而且，居民環保意識的培養、分類垃圾習慣的養成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當危機出現的時候，才拍腦袋要解決問題，短時間內恐怕不能解決問題。因此，在危機還在暗地里發展的時候，政府就需要下定決心解決垃圾問題。

第二，完善相關法律并認真貫徹落實。一方面，國家關于垃圾的法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而關于垃圾分類有則有如下條例：“第十五條 城市生活垃圾應當逐步實行分類投放、收集和運輸。具體辦法，由直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建設（環境衛生）主管部門根據國家標準和本地區實際制定。”、“第十六條 單位和個人應當按照規定的地點、時間等要求，將生活垃圾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場所。”可見，國家關于垃圾分類并沒有具體的規定。比如，垃圾應該分為哪幾類？相關的垃圾應該如何處理？處理合格標準是什么？國家關于垃圾具體分類的規定是由地方政府規定。然而，在中國一個人口流動性非常強的國家，如果每個城市垃圾分類的方法都不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一樣，流動人口每去到一個城市就需要適應這一個城市垃圾分類的方法，隨著遷移的次數多了，流動人員難免會混淆垃圾分類的方法，從而降低了垃圾分類的準確度。因此，國家需要將法律的條款細節化，統一垃圾的種類。另一方面，完善法律后，政府要認真貫徹落實法律。但常見的是政務不出中南海。如果以社區為單位，則需要在居委會中聘請專管垃圾的工作人員以保證法律的實施到位。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居委會的事務較多，如果在目前工作數量的基礎上，在加上垃圾分類的任務，那么，居委會會保量而不保質。居民垃圾分類意識的培養和習慣的養成需要時間和精力的付出，如果工作人員沒有足夠的時間，那么居民垃圾分類將會停留在一個表層，自然，法律也無法得到有效貫徹。

第三，軟硬兼施。這一點啟示是針對居民分類垃圾而言。硬是指促成居民養成垃圾分類習慣的手法要硬。

硬手法可以分為利益杠桿和懲罰機制。就利益杠桿而言，筆者認為積分換取禮品的制度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可以在小區垃圾桶旁邊放置一個類似于自動售賣機的機器，當居民需要購買垃圾袋時，可以通過刷卡得到相應的垃圾袋，而垃圾袋上面以條碼的方式備注居民的信息，實行垃圾袋的實名制。裝有害垃圾等不能回收或不能焚燒需要通過填埋而解決的垃圾袋在派發超過一定數量后需要額外的收費以限制該類垃圾的投放，以免影響環境。同時，一個月內使用垃圾袋數量少的用戶可以得到積分獎勵。過度使用成本上升，減少使用成本下降，以這種利益杠桿調節居民產生垃圾的數量。此外，還能夠抑制對過度包裝產品的需求，因為居民需要為這樣的過度包裝而付出經濟代價。而就懲罰機制而言，在二次分揀中被發現垃圾混亂放置的用戶需要支付額外的垃圾重新分類費用。如臺灣的機制一般，垃圾分類得越不仔細，居民所需要付出的經濟成本越大。最后，費用差問題。小區里售賣的垃圾袋的價格應該比市面普通垃圾袋的低，垃圾分類沒有額外的經濟成本甚至成本降低，這樣，激勵居民進行垃圾分類。垃圾袋可以通過廢塑料瓶的再生產而得來。在懲罰方面，罰金的設計應該結合當地經濟的發展水平而定，并且不能過低。如果罰金過低，居民的經濟成本沒有增加則發揮不了警示的作用。此外，罰金可以用作購買禮品的資金，最大限度地保持整個過程中資金的穩定性，節省開支。把垃圾分類運行機制設計得新奇特別，首先就可以吸引居民的注意力。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而積分兌換禮品可以使垃圾分類更有活力而不是單調。

軟手法則指居民垃圾分類意識的培養。首先，政府要塑造一種全民都在垃圾分類的氛圍，使垃圾分類成為一種潮流。這個可以通過增加公益廣告和活動來制造。一個廣告的“單曲循環”有助于居民加深垃圾分類的印象。形成單曲循環有兩種方法，一是增加廣告播放的次數。二是通過一些順口溜，或特別的廣告方式來加深人們的印象。而活動則需要居委會組織。一般在社區參與活動的對象以老年人為主，年輕人和中年人很少參加。但舉辦垃圾分類活動的目的不在于硬性要求全部人參加，而在于每家每戶有一個知道垃圾分類的人，筆者在此稱為種子。這些種子在日常生活中，將垃圾分類的知識傳播給家人，從而家人也間接了參與活動。并不是僅僅是老年人才能成為種子，小學生、中學生在平常學習中接收了關于垃圾分類的知識后氛圍塑造后，同樣可以發揮種子的作用。其次，政府需要把垃圾分類精品化。但垃圾分類氛圍形成后，人們開始關注垃圾分類，這時，如果能夠推出一些如斯德哥爾摩玻璃屋、蘇州的愛心小屋等把垃圾分類精品化的展覽活動，人們將會樂于去嘗試垃圾分類。垃圾分類在人們的印象中通常都是一件麻煩的事情，但如果能讓這件麻煩的事情與精致、愛心、慈善等詞聯系在一起的時候，垃圾分類將不再是一件麻煩事，而會成為一種環保時尚、充滿愛心的生活方式。

第三，以實力說話。如果居民能夠很好地完成垃圾分類，社區里的清潔員也能負責任地完成二次分揀，那么最后需要焚燒或填埋的垃圾數量就會大大減少。但是，即使需要焚燒的垃圾數量減少了，焚燒廠依然需要運作，即政府總要選一個地方建設焚燒廠，附近的居民總會對選址有異議。此時，政府需要用實力說話。當然，用實力說話的前提是處理垃圾的技術需要達到一定的水平。然而，這個“一定的水平”并不抽象，正如在臺灣的案例中，垃圾中廚余果皮和塑料品被剔除干凈，焚燒爐的溫度只要達到850°，具備這兩個條件的話焚燒垃圾就不會產生二噁英。為了增強民眾的信心，政府還可以在焚燒廠附近設置空氣監測站，歡迎人們監督。在初期，還不能把焚燒廠建設成想北投垃圾焚燒廠一樣漂亮，但至少，政府需要讓人們不抗拒垃圾焚燒廠。

第四，把循環利用進行到底。像德國，把塑料瓶分出來后交給再生廠生產再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生原料制作塑料瓶或其他產品。而居委會就可以和再生廠合作，把塑料品生成再生原料后制作垃圾袋等。一方面這個可以降低居民垃圾分類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促進塑料品的循環利用。此外，廚余垃圾可以仿照臺灣的做法，制作成豬食或肥料。焚燒所產生的熱能則可以仿照斯德哥爾摩的方式，變化成電能，供居民生活和公交系統。廢棄玻璃瓶可以制作成精品，出售或用作慈善用途。這些循環利用的方法能夠讓垃圾分類變得實用。以前垃圾分類給人們的印象通常是解決環境問題，但是垃圾分類后去哪里，用作什么，人們了解甚少,因此，如果能夠在垃圾分類后把二次資源運用到日常生活中，那么人們進行垃圾分類的積極性會相應地提高。

第五，關于街道垃圾分類難度大的問題。臺灣是采取把垃圾帶回家分類完畢后再送上垃圾車，而德國采取的是DSD系統，居民飲料瓶等投入到特定的回收站能夠獲取押金。高曉松曾在節目里提到他到日本參加音樂節時，狂歡兩個小時后地上沒有一片紙片。音樂節在12點結束，日本人很有耐心地排隊把垃圾分門別類地投進垃圾箱，足足到凌晨2點。當然，這是在日本人已經樹立牢固的環保意識的前提下才可以發生。而在中國，不妨嘗試把垃圾帶回家的做法。由于目前居民對垃圾如何分類的知識掌握得不是很好，在街上，特別是在情急之下，可能會分類錯誤。這種分類錯誤不僅會加大人力去進行街道垃圾的二次分揀，而且還找不出“兇手”。如果居民能夠把垃圾帶回家，垃圾分類的準確性可以提高，因為小區內居民投放垃圾是實名制，具有懲罰制度的約束，居民在分類垃圾時就會更加仔細。當然，前提是街道上有人監督是否有人隨地亂扔垃圾。像香港一樣，隨地扔垃圾會被罰款。

第六，垃圾產業化，成為新產業。在垃圾分類回收利用的過程中，有許多環節都暗藏著發財致富的機會。比如說，對于居民廢棄的家具，政府把現有搜集破舊家具如電視機、洗衣機的工作人員組織起來，進行規范，鏈接好搜集完畢的家具應該如何翻新再投放到二手市場。政府需要在破舊家具搜集者、翻新工廠和二手市場中架起橋梁，使原本分散的個體組合起來成為一條二手家具的產業鏈，創造就業崗位和財富。這種做法同樣適用于塑料瓶、舊書等物品。

綜上所述，當務之急是政府完善相關法律并認真貫徹落實，在培養居民垃圾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分類意識和習慣方面要軟硬兼施，通過提高處理垃圾的科技水平和加強二次資源的運用，樹立居民對垃圾分類及處理的信心。只有政府、居民和企業齊心協力才能很好的解決垃圾圍城的問題。

淺析國內外城市垃圾分類模式

參考文獻

[1] 黃奕瀠.臺灣 垃圾變黃金[J].中國市場.2011-6 王偉.蘇州：讓餐廚垃圾變成循環資源[N].工人日報.2010-8-8 劉新宇.上海垃圾分類的困境與出路[J].社會觀察.2008-6 戴宏民.德國DSD系統和循環經濟[J].中國包裝.2002-12 許煥崗.參觀斯德哥爾摩市餐廚垃圾設備有感[J].城市管理與科技.2009-10 孫小靜.上海垃圾分類3年日平均減少逾兩千噸[N].人民日報.2013-6-13 郭劍烽.上海垃圾分類推行十余年 有望納入法制化管理[N].新民晚報.2013-12-09

程賢淑.“垃圾分類”入思想品德課 人大代表:“小手牽大手”更有效[N].新聞晚報.2013-12-10 周偉蔚，錢玲.蘇州居民垃圾分類指導員上崗啦[N/OL].2013-07-02.[2][3][4][5][6][7][8][9]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3/07/02/017826047.shtml

[10] 蔣麗英。垃圾分類試點樣本調查：各有妙招也各有難處[N].蘇州日報.2013-08-29 小湯.廢品收購站成“愛心小屋”無償捐贈可獲“慈善積分”[N].蘇州日報.2010-12-14 李莉，閆艷，高杰.蘇州小區開展垃圾分類收集[N].中國環境報.2012-9-20

張健，錢嫣婧.手繪橫幅宣傳垃圾分類[N].姑蘇晚報。2013-12-11 曉平，錢振蘇.垃圾分類宣傳進社區 試點小區添置語音提示器[N].蘇州日報.2013-10-17

齊湘輝、陳鍵興.看臺北如何收拾狂歡過后“一地雞毛”[N/OL].[11][12][13][14][15]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3-10/14/c_125530119.htm [16] 齊湘輝、陳鍵興.跟隨臺北垃圾“走一趟”環保之旅—透視臺灣垃圾處理[N].新華社.2013-10-12 商璐.斯德哥爾摩：電腦科技控制垃圾處理[N].人民日報.2013-3-14 袁瑛.異國感受垃圾處理經驗：同樣的焚燒，不同的宿命[N].南方周末.2009-11-05 李華友，肖學智.德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分析[J].環境保護.2003-5 劉海燕.德國：小小“綠點”綠山河[N].新華社.2013-8-27 [17][18][19][20]

第三篇：上海試點全國新農村垃圾分類模式

中國新農村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在上海開始試點

國家建設部，按照“國際一流、國內領先”的標準，結合中國農村實際情況，在上海市崇明區開展全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切實提升垃圾分類實效。完善區域內大件垃圾、裝潢垃圾、餐廚垃圾、花木落葉、集貿市場垃圾等專項分類收運體系、中轉體系，實現建筑垃圾、農業垃圾和濕垃圾等固體廢棄物的有效回收利用，專業垃圾收集設施轉運，提高區域資源利用和循環效率。力爭2020年底，建立完善的，分類減量垃圾綜合治理體系，打造全國性“可復制、可推廣”的示范區。

第四篇：家庭教育模式分類

子把父當馬，父望子成龍，可憐中國父母心！舔犢之情，不能不令人感動，然而舔犢的方式，恐怕尚待改進！

縱觀中國的家庭教育之弊，放縱者有之，溺愛者有之，施暴者有之，粗略的劃分一下，大致有如下類型：

（一）模具制造型

持此類教育方式的家長，大有人在。此類家長，屬于自以為是之人，總以為自己的想法不會錯誤，總以為自己是愛孩子，為孩子好。對孩子的要求極嚴，孩子的舉手投足，都給予詳盡的指示，從生活習慣、活動的范圍方式，到讀書的范圍方法、興趣愛好，甚至到高考專業的選擇、畢業工作的種類，都受到強制性指導。

殊不知，人是萬物之靈，人最大的長處，是善于思想，善于學習，善于在學習中創造，而這種教育模式，無形之中，就抹殺了孩子的自主學習與創造能力。在這種模式之下，不否認也有一些孩子有所成就，但更多的孩子，卻成為模具制造的產品，家長原形的克隆，人的獨立思考與創造能力，在這些克隆產品中黯然消退。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在這種模式之下，恐怕龍鳳老鼠的后代，都是“老鼠”了！

（二）溫室培養型

經濟條件的改善，孩子數目的減少，使家長更有能力精力來教育培養孩子。捧在手中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給予孩子最好的學習與成長條件，彌補自己少時的缺憾，這是生在艱苦年代的家長的普遍做法。

孩子的吃，要操心，總擔心孩子缺鋅少鈣；孩子的穿，要操心，噓寒問暖，從孩子房里的太空被空調，到出門武裝到牙齒的裝備，無一不體現了家長細膩的愛心；孩子的行，要操心，在學校附近春游，父母也要請假奉陪；孩子的交往，要操心，本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孩子只容許與“優秀”者（大多以學習成績為標準）交往；孩子的學，更要操心，從胎教，到小時候的藝術素質的培養（比如學琴畫畫），到入學的學校選擇、老師選擇，無一不體現了家長的“智慧”，直到孩子的畢業，專業的選擇，工作的選擇，愛人的選擇，仍要操心，有道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卻沒有料到，人的思慮有限，自然的造化無窮！這樣的做法，制造了許多肥胖兒童與厭食者，制造了免疫力極差的孩子，制造了龐大的厭學者隊伍，制造了離開父母一無所能的孩子。溫室的花朵，禁不住一點點風吹雨打，“溫室”培養出來的孩子，離開父母，卻無法適應于社會，最后父母只好哀嘆自己無法與天地同壽了！

（三）極力壓榨型

這種模式多出現在孩子的讀書過程之中。教育的社會性與個體的特殊性之間必然有矛盾，在目前形勢下，高等教育與高中教育沒有普及，大學生的就業率很低，迫使家長對孩子提出過于苛刻的要求，以使孩子能夠上一所名校，有個教好的前程。縱使學校能夠減負，家長也未必讓孩子減負，連小學生的作業，家長都要求孩子完成兩套三套，而學校面臨的生存壓力，教師面臨的考核壓力，也使學校的減負成為鏡花水月。在平時，孩子們都被迫學習到晚上10點以后，而假期，更有各種補習班、特長班在等待著被壓榨得燈枯油盡的孩子！教育科目的設置不合理、教育模式的缺陷，在扼殺孩子的創造力，而家長們，不設法補救，卻推波助瀾，成為扼殺孩子天性與創造力的同案犯。

（四）經濟刺激型

物質的社會，造就物質的方式，一切以經濟為中心，教育模式也被產業化，很多家長的教育方式，也是“向錢看”！考第一，獎勵多少，考前十名，獎多少，在不少家庭，都成為制度！特別是龐大的打工隊伍中的家長，對留守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以錢來“遙控”孩子。小小的腦袋，最終只容納了一個龐大的“錢”字，洗自己的衣服，可以，拿錢來；幫你做作業，可以，拿錢來；幫爸爸買包煙，可以，拿錢來??

（五）原始放牧型

這類模式多出現在打工家庭或者問題家庭，父母忙于打工掙錢，無暇關注孩子，或者婚姻破裂，根本就不顧及孩子。當然也有現實的家長，認為讀書無用，孩子未必能考上大學，大學畢業未必能找到工作，不讀書也同樣可以掙大錢，甚至成為黑社會的流氓，也一樣“出人頭地”！干脆就任其自生自滅！這種模式的后果，就是把教育的責任全部推給學校推給教師，現在雖然有“教育萬能”的理論，這世界上卻沒有萬能的教師！

（六）自家蘿卜型

俗話說，自家蘿卜天大個，是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家長眼里出天才，自家的孩子什么都好，稍微的出眾，在有的家長眼中都是天才的舉動，即使有不好，那也是別家的孩子不好，是老師學校的不好，是社會的不好，自家的孩子絕對不會不好！這種情形，相信讀者也曾見識，其中危害，就不贅述了。

（七）崇尚暴力型

“棍棒下出孝子”，仍然有部分家長崇尚用武力解決問題。特別在孩子調皮不聽話的時候，在氣頭上，對孩子拳腳相加的，仍然大有人在。給孩子造成的心理陰影，逆反心理以及長大后崇尚暴力解決問題的惡劣影響，很難消除。暴力的孩子，要么逆反心理特別強，要么特別懦弱，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這種步步高點讀機t600環境長大的孩子，很少不崇尚用武力解決問題！??

（八）《大話西游》唐僧型

這部分家長相對比較溫和，但又失之偏頗，當語言說服不能解決問題時，就難免絮絮叨叨了，好比是《大話西游》的唐僧念經，兩個小鬼實在受不了，只好上吊自殺了。現實之中，有的家長的確過于嘮叨，這種步步高點讀機t900環境長大的孩子，男孩對別人的啰嗦過于敏感，女孩則成為長舌婦（當然，我的結論可能不科學）。

（九）百依百順奴才型

經濟條件的改善，孩子數目的減少，一個孩子，可能是祖父祖母的期望所在，外公外婆的期望所在，叔叔阿姨的期望所在，父親母親的期望所在，這樣，造就了一大批“小皇帝”，自私自利，沒有愛心，唯我獨尊，最后不容于社會也就必然了。

（十）理想型

最后一種，作為理想的家長的總結，因為文章主要探討的是中國式家庭教育的弊端與危機，所以步步高點讀機t800好的家長類型不作重點的論述了，只是作為補救以上一些家庭教育方式的缺陷的建議。

理想的家長，應該在兒童的早期的智力開發方面下功夫，先天智力畢竟無法更改，后天智力確有極大的挖掘潛力，這是其一；愛孩子，重視孩子，但不能溺愛，滿足合理的要求，但要

讓孩子自己明白，哪些是不受鼓勵的；嚴格要求孩子，但應給孩子適度的活動空間；幼兒教育與小學教育特別重要，這是決定孩子的行為習慣、思維方式、以及培養孩子興趣愛好的重要階段，一個良好的學習習慣，一個良好的生活習慣，一個良好的思維習慣，一個良好的經濟觀念，以及好的性格，都將要影響孩子的終生，都將決定你的孩子的成就！現在的家長，卻過于實用主義，眼睛只盯著初中高中，卻沒有明白，初中高中的成就，很大程度取決于小學養成的習慣與逐漸形成的性格。

可以這么說，性格與習慣決定命運！

第五篇：打造垃圾分類、清潔直運的“杭州模式”

打造垃圾分類、清潔直運的“杭州模式”

2010年05月14日08:08 來源：《杭州日報》

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清潔直運工作領導小組顧問王國平昨日在調研杭州市垃圾分類、垃圾清潔直運工作時指出，要肯定成績、鼓舞斗志，統一認識、明確目標，總結經驗、理清思路，加強領導、形成合力，把垃圾分類、垃圾清潔直運這一“民心工程”、“實事工程”好事辦好、實事辦實，打造“國內領先、世界一流”垃圾分類、垃圾清潔直運的“杭州模式”。

王國平實地考察了浙報公寓、湖濱街道、西牌樓社區、新城國際花園小區、采荷東路垃圾中轉站、華家池中轉站、天子嶺生態公園、市民林、環境教育互動教室的垃圾分類、垃圾清潔直運試點工作實施情況，隨后召開會議，聽取了市城管辦、市城投集團、有關城區關于試點工作進展情況匯報。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上城區區委書記徐祖萼參加調研，副市長俞志宏出席會議。

王國平指出，垃圾分類、垃圾清潔直運是城市的難解之題，也是必解之題。要肯定成績、鼓舞斗志。自該項工作試點啟動以來，各級各有關部門真正做到了認識到位、目標到位、領導到位、組織到位、宣傳到位、配合到位，使這項工作開局良好、進展順利、成效顯著、難能可貴。要統一認識、明確目標。垃圾分類、垃圾清潔直運是涉及每一個杭州人和新杭州人生活方式、衛生習慣轉變，進而引發城市管理革命的大事，其意義十分重大。它是一項“清潔工程”，事關杭州打造“國內最清潔城市”；是一項“品質工程”，事關提升老百姓生活品質；是一項“和諧工程”，事關杭州維護社會穩定和實現人際關系和諧；是一項“競爭力工程”，事關杭州打造“六位一體”低碳城市、發展循環經濟，提升城市競爭力。垃圾清潔直運的工作目標是6個主城區所有新小區不再新建垃圾中轉站，通過“桶車直運”、“車車直運”等辦法，做到“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露”；老小區則通過現有垃圾中轉站全部改造提升，做到“垃圾不落地、垃圾不外露”；實行垃圾收運一體化管理，形成城市垃圾集疏運一體化新格局。垃圾分類的工作目標是形成以垃圾投放、收集、運輸、處置4個環節袋裝化分類一條龍的模式。要總結經驗、理清思路。在總結試點工作經驗基礎上，下一步要做到垃圾分類與垃圾直運相結合，充分關注細節，做到無縫聯接，同時，加強垃圾分類的宣傳教育，讓垃圾分類進課堂，在幼兒園、中小學開設垃圾分類課程，并開展“小手牽大手”活動，充分發揮天子嶺生態公園第二課堂作用；做到垃圾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置4個環節相結合，形成垃圾分類袋裝化一條龍；做到市城管辦和市城投集團工作相結合，垃圾分類投放環節以市城管辦為主，投放環節不僅包括家庭和機關、企事業單位，還包括戶外垃圾，而垃圾收集、運輸、處置環節以市城投集團為主，兩家單位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做到有章辦事、有錢辦事、有人辦事相結合，建議市政府盡快下發有關文件；做到垃圾袋、垃圾箱、垃圾桶、垃圾房、垃圾站、垃圾車相結合，實行統一標準、一條龍管理；做到點與面相結合，在試點基礎上，爭取在一兩年時間內在主城區全面推開這項工作。要加強領導、形成合力。這項工作涉及千家萬戶杭州人和新杭州人，涉及錯綜復雜矛盾的解決，是一項系統工程，市清潔直運工作領導小組、垃圾分類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要發揮牽頭抓總作用，有關城區黨政主要領導親自過問，建立工作責任制，堅持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一級對一級負責，層層抓落實，堅持領導抓、抓領導，反復抓、抓反復，重點抓、抓重點；市有關部門發揮各自職能，齊心協力、密切配合；要落實“四問四權”，建立黨政、市民、媒體“三位一體”民主促民生工作機制，真正做到讓老百姓成為這項工作的主體，加快各項工作的推進。（記者 李稹）

（責任編輯：高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