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原史時代論文

“原史時代（Protohistory）”這一名詞的使用在國外已是行之有年，但在中國學術圈內受到注意則是最近的事。在文獻發達的背景之下，學者除了對何謂“中國原史時代”有爭議外，許多人更認為中國古史上并不存在“原史時代”。這里試圖由西方對原史時代的定義入手，簡單的討論西方所謂的“原史時代”在中國的古史研究上的地位，以及“中國原史時代”有別于西方總結出來的原史時代法則所表現的特征。

一、何謂“原史時代”。

根據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對“原史（Proto history）”的定義，原史的時間段指的是一文化最早的“記錄歷史” 出現的前夕（The study of a culture just before the time of its earliest recorded history）.The Hutchins 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定義原史時代是“緊接著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書寫文件證明的歷史（proto history Period following prehistory but priorto the appearance of historyas documented in written records）”[1].所以，西方將“原史時代”的時間段界定于史前與歷史兩大階段的過度階段。

作為一個主要使用于考古學上的詞語，ChristopherHawkes對“原史時代”加以解釋認為，原史的概念是相對于文獻豐富的歷史，這一時期已經有一些文書記錄，但是這些記錄只是一些片斷，涉及社會非常少的方面，這些記錄可能表現于一些刻銘、硬幣等等，或是其他地區散亂的文本資料。[2]

GlynDaniel則認為“原史時期”一詞，以稱呼古代文獻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的時期。[3]在法國《史前大辭典》一書中，認為所謂“原史”或“原始史”的涵義是，“首先具有一種方法論之意義，應用于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的文化群體。

為了研究它們，人們因而使用了此概念，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擁有文字、然而卻為同時代的其他人群所記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盧人，他們為希臘與拉丁作家所記述）；也可以指那些通過後世的口頭傳說、記憶或者記載而保存下來其歷史的人群。在此兩種狀況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學資料及間接的文字記載資料兩方面。此時期在年代學體系中只具有一個很短暫的時間范圍，而且也不精確。”[4]也曾有人這么總結原史時代的特點：在最初書寫文獻還很稀少，并且很難讀懂，多數最初的記錄還沒有完全的破譯。這歷史的最初階段通常被稱之為原史時代。後世的學者也會對這個時代的歷史不斷的進行文書上的補充。這些文獻，在結合考古資料之後，也會成為值得重視的材料。好比說一個傳說中的國王的名字被發現在刻銘上，關于這個國王的記載的可靠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5]

由字面上來看，“proto”指的是一件事物的較原始的狀態，是一種“祖”、“祖型”的概念。例如英語里的“Proto Austronesian”（原南島語）指的是南島語的一種祖型，Proto Austronesian表示了其與 Austronesian的差別，也表示了Austronesian存在的最初始狀態。同樣的，我們將先商稱為“Proto Shang”、將先周稱為 “Proto Zhou”，所表示的都是商、周王朝的先族，周人或是商人在建立王朝之前已經存在，所以我們不會將先商稱為“pre—Shang”，也不會將先周稱為“pre—Zhou”。因此，在“protohistory”這個階段里，史學開始萌芽，一些記錄開始以各種形式出現，雖有文書記錄，但是仍不足以讓我們據之復原歷史，這一階段有別于史前，也有別于歷史時期，是史前向歷史時期發展的一個過度階段。在對這一階段進行研究時，也需要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等學科綜合起來的一種研究。

雖然，作為方法論的“原史”的概念還沒有被更深入的定義、討論，對于其意涵還有不太相同的認識，但是“原史時代”在西方已經是受到普遍承認的了。綜上，我們可以根據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總結出幾條基本原則：

1、原史時代是介于史前時代與歷史時代的。

2、原史時代研究的對象應是一些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文化群體。

3、由于原史時代當代的文獻稀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過或等于文獻材料。

4、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

以下，我們可以根據西方學者對原史時代的定義來檢驗中國原史時代是否存在。

二、對“中國原史時代”的界定。

過去我們一般將古史分為史前、歷史兩大階段或是史前、傳說、信史三大階段。這兩種分類都是由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材料出發的。在考古學引入中國之後，史料的范圍已經由文字材料擴大到包括文獻（當時的、追述的）、文物、考古材料、古文字（而古文字的主要獲取方法是考古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對中國先秦史的研究（這里指的是文獻記載中的夏商周階段，下限是秦始皇帝統一中國（221B.C.））。張光直先生即曾說過，“自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考古學的發現越積越多，越多便出現好些以前從來沒有看過、聽過、想過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問題。用考古學建立的歷史因此更得隨時改變。考古學還發掘出新的文字材料來，加強了古文字學這一門學問。研究商周三代歷史又可以使用古文字學；近百年來使用古文字學的結果，是知道了傳統的三代古史有許多處被古文字學證實了，但還有更多處被古文字全部改觀了。”[6]

戰國以前同時期的傳世文獻材料非常少，即使是當時流傳下來的，如尚書、周易、詩經等等的文獻材料里，也有許多後人補作或是經傳抄而改變的內容。後世對這一時代追述的著作多作于東周及漢代，這其中除了保留部分夏至西周的真實情況外，大多是為了時代需要加以改編、附會而成。所以，我們在面對傳世文獻以及通過這些文獻而認識的古史時，總是要持一些保留的態度。即使是現在基本被考古材料印證的《史記。周本記》，其所能為我們提供的，也只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一個框架，還須要我們透過其他手段進行復原。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文史學傳統肇始于西周王室覆滅“王官之學降于民”，知識分子才脫離王室的束縛，逐漸由過去的“巫”史中走出來。晉《乘》、楚《檮杌》、魯史《春秋》，都成于這個時期。今日我們讀到的《左氏春秋》，開創編年記事的體例，是中國歷史學發展成熟的標志。至此，可供後世學者研究的確實的文獻史料開始豐富，文獻材料為學者提供了全方位更為豐富的論證材料，考古學成果成為歷史文獻的一種參照或是補充，而非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如此才算是進入真正的“歷史”階段。

王樹民先生指出，現在有些人對于古代史學和史料不加分別，以為根據古代的直接史料，便可以說明當時的史學了，正與把傳說當作史實同樣是不正確的。如甲骨文是殷代遺物，史料價值很高，在巫史不分的情況下，也可能為史官所作，但原為占卜之用，不是歷史記載。鐘鼎文多為周代之物，記載了許多重要的史實，但原為紀念性質，也不是歷史記載。[7]所以，不論是由史料或是史學史的角度來看，三代時期的研究是有其獨特性的，不同于史前及歷史時期的研究。

由現存的文獻材料來檢視中國（中原地區）先秦史，春秋以前（甚至是戰國以前）的傳世文獻里沒有比較全面的史學著作，所見可靠的文獻材料也多經後人修改。考古發現了大量的文字資料，但是這些文字表現的是歷法、卜筮、紀念，或是簡單記事文字，只表現了商周王朝片段的歷史，雖然已經極具歷史性，但仍不足以充分表現當時歷史的方方面面。雖然已經有了史官，但是當時的史官是為上層及祭祀占卜服務，其性質仍不同于後世的史職。“史”的概念還在萌芽的階段，真正為記錄歷史的歷史記錄還沒出現。這些都與西方對原史時代的定義相符，所以，我們可以將中國的商、西周時期（甚至是春秋時期）作為中國的原史時代。李學勤先生即根據GlynDaniel對原史時代的定義認為，東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經脫離了這種“原史時期”而跨入真正意義的“歷史時期”了[8]。

此外，作為歷史文獻所不能確定或認識不夠充分的（但是仍有相當的文獻材料及考古線索）夏、先商、先周也應屬於中國的原史時代重要的一部分。這牽涉的不僅是時間的概念，更是一種族及考古學文化發展的概念。因而在尋找夏的根源上，我們更應該將著眼點放在晚期龍山文化。至於繁複龐大的傳說記載，由於其涉及的時間范圍太長，似乎不宜將所有的傳說都歸入原史時代范圍；此外，多數傳說內容也很難與考古材料相結合，即使是距離夏代較近的“三皇五帝”傳說也很難落實在考古材料上，所以這里不把過去所謂的“傳說時代”等同于原史時代，其所涉及的是另一種概念及材料。

中國的原史時代，及其與傳統中國上古史的區別在于，傳統史學由文獻出發，以政治時間作為歷史分期的標準，所以一般將秦以前劃為上古史的范圍。在過去所認為無文字的史前時代以及文字發明之後的歷史時代之間加入一個“原史時代”所表現的是歷史學的一種初興狀態，以及我們對這一階段的歷史進行研究時所面對的史料的多樣性（與史前及文獻發達時期相較）。這里所指稱的“中國原史時代”是，一時代的歷史由傳說或是不充分的文獻記述，必須通過考古材料對這些傳說或文獻加以檢驗確定其正確性，并需要由大量的考古資料建立、補充文獻所缺乏的各種對當時的研究材料（即使考古材料所表現的也只是當時社會的極小的一個部分）。這一階段的研究需要由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等等一起建構出當時的歷史、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況。而這種對“原史時代”的研究，也只有在今日考古學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之下才有可能展開。

所以，原史時代概念的提出不論是對歷史學研究或是考古學研究都是有所幫助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對象并不應該被限定在整個現代中國領土的范圍，而是著眼于族群之上，被介定為以中原華夏民族的原史時代為中心，其范圍是在中原的古文字材料、傳世文獻、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上，向外輻射至與之相關的各個地區、族群、文化（當然，如果該文化也有文字材料，也需被視為認定其族屬、文化以及認定其與中原及其他族群、文化的重要材料），希望能將中國原史時代表現為一個各種活動、族群聯系在一起的有機體。而對于現代中國境內曾經有的各個族群、文化的原史時代的研究，則應該將其分別命名（如：匈奴原史時代、女真原史時代等等），成為以其為主體的原史時代，以求與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原史時代區隔開來。

所以，中國的原史時代是：

1、時間段在文獻所記載的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

2、涉及的對象是以中原為中心，兼及在各種方面與原史時代的中原有聯繫的各種族群（如羌、鬼方、蜀、淮夷等）、文化。

3、主要的研究材料為當代及後世文獻，以及原史時代的古文字、考古遺跡遺物、傳世文物等等。

4、中國原史時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將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文字學、器物學等多種學科綜合起來。

三、中國原史考古。

中國原史時代的定義已如上述，而作為中國原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環的中國原史考古，又有其不同於史前或歷史考古的特殊性。

首先是文獻材料對考古產生的不同影響。史前考古沒有當代的文獻材料，後世文獻材料對史前的描述主要是神話與傳說。神話為非客觀的記述，本來無法作為有效的根據。傳說的核心部分固然為古代實有，與後人因想象而虛構的不同，但是傳說有較大的不穩定性，不僅時間、地點、人物易發生錯亂，更容易混入神話成分[9]。因此史前考古與文獻的相關性很低。而歷史時期擁有大量且多方面的文獻材料，考古雖然仍能對文獻有所增補，但考古研究主要是在文獻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以文獻材料為主要依歸。原史考古與文獻之間則是一種互補的關系，文獻為考古提供線索，而考古則檢驗文獻的正確性，并在文獻所提供的框架之上進行更深一層的復原。原史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的不同在于，考古學材料在許多模糊的歷史問題的研究上具有的決定性的影響力。

原史考古所涉及的對象是以中原原史為中心，輻及與之有關的各個族群文化。中原以外的族群沒有文字，雖然其族屬的確認主要是依據古文字、文獻材料，但是在其考古學文化被認識的基礎之上，進行文化因素分析，我們不但可以加強認識中原文化與相關族群之間的關系，更可以建構出以某一族群為中心的原史，理清族群之間的復雜關系。而中原地區的原史考古在考古學以及古文字、文獻記載三種材料并重的情下，除了研究與考古學相關的各種課題外，還可以在文字資料的幫助下，建立中國原史的年表，并結合古文字、文獻記載的時間、人物、事件、地點，復原出一種將考古學文化與史實相結合的中國原史時代。

參考文獻：

[1]The Hutchins on Dictionary of World History，1998。

[2]Hawkes，Christopher“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American Anthropologist56：155—168，1954。

[3]Daniel，Glyn，A short historyo far chaeology.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81.（此處轉引自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4]Dictionnairedela Prehistoire，1988，Directeurdela publication AndreLeroi－Gourham，Press Universitairede France，Paris.（此處轉引自劉文鎖：《論史前、原史及歷史時期的概念》，《華夏考古》1998年3期，93頁）。

[5]見http：//home.swipnet.se/w—63448/mespro.htm。

[6]張光直：《對中國先秦史新結構的一個建議》，《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書店，1999年9月。

[7]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中華書局，1997年9月。

[8]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

[9]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中華書局，1997年9月

第二篇：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的發展趨向論文

李約瑟生前身后與中國人結下了不解這緣。昔人已乘黃鶴去，一代漢學大師李約瑟逝世有8年時間了，李約瑟的《中國科技技術史》撰著工程亦將全面告竣。于是，中國科技史界開始面對“后李約瑟時代”如何發展的問題，也開始了后李約瑟時代的探索——促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國際化發展。

1、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并非自李約瑟始，李約瑟之前已有一些中國學者開展過這方面的工作并卓成效，他們也提出了“中國近代科學為什么落后”、“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之類的問題，但中國科技史研究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和認可還是在李約瑟的推動下出現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李約瑟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贏得了世界性榮譽。李約瑟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李約瑟個人的因素，也與當時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崛起有相當關系。⑴李約瑟的成功激發了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興致，自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成果迭現，繼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也不甘人后，決定完成一部由中國人自己撰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這本書在資料的搜集等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進展。除此之外，數學史、化學史、物理學史、天文學史、地理學史、生物學史以及中國傳統技術的歷史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各方面的專史論著大量涌現。但是，所有這些成果的實現和《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完成并不意味著中國科技史研究已經達到頂峰，甚至可能如席澤宗院士1990年所講：我們在總體上還沒有超越李約瑟，李約瑟之后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深入開展。

“后李約瑟時代”的概念是美國MTT的Dibner科技史研究所所長于2001年提出來的，既寄托了人們對這位西方漢學大師的熱愛和留戀，同時也激勵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未來發展進行深刻思索。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并不是簡單地體現為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也不是幾十部甚至幾百部中國科技史方面的學術著作所能涵蓋的范疇，它反映的是中國人對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研究，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在科技史領域的體驗和探索。近年來已經學者對中國的科技史現狀進行了考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諸多缺陷和問題。⑵如果說“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要確立未來的發展方向的話，那么加強科技史研究的學科化發展則首當其沖。

中國科技技術史研究的科學化包含著三層含義，設置研究機構、培養宇術梯隊、加彊學科建設。前兩個方面我們已經能夠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科學院設有國家級的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科技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先后成立了科學史系、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西北大學、山西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單位都有相應的研究機構。依托于此，很多機構也開展了博士、碩士人才的培養教育。

加強學科建設就要促進科技史研究在科學史的學科范圍內規范化的開展各項工作。按照科學史學科的創始人薩頓的解釋，科學史是唯一能體現人類進步的歷史，是科學的科學。科學史從學科結構上有內外史之分，內史探討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外史則側重于科學與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相互關系上。如同天文、地理、數學、化學等學科具有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一樣，科學史也有其獨立的發展空間。⑶科學史不僅要勾勒出科學發展的歷程，也要向人們指明今后科學發展的方向。⑷科學史研究領域有許多重要工作需要開展，諸如科學發展史、科學思想史以及科學家個人的學術成就等等。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把科學史學科等同于中國科技史研究，等同于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因而對李約瑟、對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研究、對中國人的科學史研究產生了許多詮釋性錯誤，也曾一度出現了中國科技史研究中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即內史部分的大量研究和外史部分的嚴重不足，目前則表現為內史部分的停滯不前和外史部分的低水乎重復。

《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撰是中國科書技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終極月的是發展完善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得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弘揚中國傳統文明，后李約瑟時代則應走出李約瑟這座大山，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到人類歷史文明的大潮中去考察，研究中西方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這項工作的進行離不開理論指導，構建系統的中國科學史學科體系并發展產生出中國的科學技術史學派、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的科學技術史研究工作已經是后李約瑟時代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義務。作為學科建設的科學技術史離不開學科體系建設、研究內容拓展、研究方法改進等方面工作的支撐，當國際科學技術史已經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學科的時候，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研究整體上還停留在薩頓時代，迄今依然處于膚淺的成就描述和泛泛的外史探討的階段。⑸

科學史理論的探討既包含了科學起源、科學革命、科學結構、科學的社會功能、科學的歷史發展等一般問題，也涉及一些特殊問題的解釋，“李約瑟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在科學史學科建設中這些問題都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它們是科學史學科發展的永恒的主題。但是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還沒有對科學史的理論研究進行深入探討，也沒有把主要的精力集中于這方面的工作。中國學者幾十年來的科學史研究主要圍繞“李約瑟問題”而展開，即使這一問題的研究迄今依然迷霧茫茫。

“李約瑟問題”是李約瑟在開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時提出來的，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其一般表述是：為什么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之間，在將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實用目的方面，中國較之西方更為有效?或者，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學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盡管這一問題的研究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們對問題的理解和問題的答案之間似乎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原因之一是我們把李約瑟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意圖理解為解釋一個“李約瑟問題”是否符合李公的立題精神頗值得懷疑，⑹原因之二是“李約瑟問題”是一個多解的難題，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不可能全面解決這一難題，我們的許多續貂之作一時三刻也調理不出琴瑟和諧的音調。

中國學者在科技史學科建設方面的欠缺還表現在與國際科學史界存在階段性差距。⑺20世紀科學史的發展經歷了三次轉向，即從學科史到通史的轉向、從內史到外史的轉向以及從外史到綜合史的轉向，⑻但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迄今還偏重于內史的研究，促進外史研究和綜合史研究的發展對中國科技史研究者來說已是十分緊迫的任務。受制于此，國際科學史界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中基本還是一片空白，或者有待開墾，其中以科學編史學研究和輝格史學的方法表現最為突出。科學編史學是第一代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等開拓出來的一片天地，他們在晚年開始思索科學史的性質、目標、研究標準與編史方法等問題，并以回憶的方式撰文陳述他們的編史學思想，后來科學哲學家對科學編史發生濃厚興趣，1963年阿伽西(J．Agassi)就完成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走向科學編史學》，科學史家直到1987年才出版了第一部科學編史學著作，即克拉夫(H．Kraph)的《科學編史學導論》。近年來，一些中國的科學史研究者已經注意到這些問題并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清華大學劉兵教授的專著《克麗奧眼中的科學——科學編史學初論》就是我國第一部科學編史學方面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作者也論述了科學史研究中的輝格史學方法。輝格史學的基本范式是參照今日研究過去，也就是用今天的觀點和標準編織歷史，其名稱來源于英國歷史上的輝格黨。輝格史學的方法在第一代科學史家的研究中得到相當普遍的運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科學史界開始接受反輝格式方法。⑼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對輝格史學的了解和認識很少，因此作者呼吁中國科學史研究者首先應補上輝格式研究方法這一課。

2、中國科學史研究的國際化。

中國曾經有過一句很流行的口號——“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但中國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基本現狀是畫地為牢，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的篇章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我們并沒有像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科技史那樣放眼四海探索研究，研究西方科學史的學者廖若星辰，西方科學史的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數。因此出現的局面是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的國際交流活動基本限定于海外漢學家的圈子里，長期游離于主流的國際科學技術史群體之外，在國際科學史研究的重要刊物——《ISIS》、《Orisis》、《History of Science》、《History of Technology》上，鮮見有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國際科學史界最著名的薩頓獎章至今與中國學者無緣。這種傾向近年來已經有很大改觀，一些中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積極參與國際科學史研究領域的各種學術活動，有學者還成為國際科技史界的領域人物。中國科技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劉鈍教授1993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通訊員院士后，2002年當選為院士，現在擔任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分部第二副主席、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主席等國際職務，韓琦教授1999年當選為國際東亞科學技術醫學史學會副主席。

在世界科學的發展中出現了東西方兩大系統，各自都有其獨特的體系。近代科學的發生打破了這種兩雄分立的局面，以實驗為手段、以分析為方法的西方科學超越了崇尚陰陽理念和經驗積累的中國傳統科學，一時風靡全球。但中國的科技史研究者在批判歐洲中心論的同時，又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在世界科學技術史研究領域，中國科技史研究者目前普遍面臨過語言關的問題，不但要學習英語，還要懂得拉丁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一些老一輩的科學史家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多次提出要加強世界科學史研究的意見和建議，中國科技大學錢臨照教授生前就強調要開展世界科學史研究，不但要研究古希臘古羅馬的科技史，也要加強研究古代兩河流域的科技史，為此他還鼓勵年輕人去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國家學習進修。

科學史界還要加強與歷史研究者的聯系，緊跟史學研究發展動態，及時學習利用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以改進我們的工作。有論者多次指出我國科學史界對國外同行的新成果關心注意不夠，封閉保守，科學史領域長期停滯于薩頓階段，在研究理念上也以薩頓、李約瑟等人奉行的新人文主義觀念和孔德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為標識，置年鑒學派和各種歷史哲學理論的發展于不顧的境地。在這方面國內史學界的思想要比科學史界更為開明，也應該成為我們學習的典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史學界就大量介紹引入了歐美史學思想，如法國的年鑒學派、英國新社會史、美國的新經濟史以及心理史學等，克羅齊、科林伍德、沃爾什等的歷史哲學理論也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熱點，促使中國史學界拓寬了研究視野、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3、農史學科中被忽略的兩個問題。

農業史是一個很獨特的學科，作為交叉學科具有農學、歷史學、生物學、環境科學、土壤學、氣象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特征，以至于現在農史界的權威學者也很難論清農業史學科的歸屬問題。劃歸理學范疇的科學技術史似不滿意，放在歷史學中也覺得不倫不類，納入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領域也不可行。總之，農業史學科是一個具有普遍的相似性又顯示出明顯個性色彩的學科，在科技史領域農業史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經濟史領域農業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在社會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也總是出現農業史的身影。

如果我們把農業史簡單地割裂為農業經濟史、農業科技史、農村社會史和農業思想文化史等四個部分時很容易為它們找到各自的歸宿，但農業史畢竟是農業史，四個部分密不可分成為一個整體，確實為當前的農史專家出了一個難題。農業史內部各要素之間關系的緊密程度遠遠超過其他的部門史，古代的農民既是技術專家，又是經驗農學家，同時也是農業生產活動的經濟主體，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史的內容就顯得豐富多彩，妙趣橫生，農業史的學科屑性也就很難用現代的學科門類來界定劃分。其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雖多有涉獵，但農業史學科的復雜性也時常給他們的工作帶來這樣那樣的困難，對歷史學家來講研究農業史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現代農業科技知識，對經濟史家來講研究農業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對農業的全面把握，僅僅掌握經濟學理論還不足以研究農村、農民、農業這個三位一體的問題。農業史是一個涉及面如此廣泛、又需要一定的專門知識才能有所成就的學科領域。1997年國家把農業史等各個專門的學科史統一納入科學技術史學科體系下，屬于理學學科而統籌發展。盡管當時許多學者對此持有異議，但毋庸置疑，農業科技史是農業史領域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最為基礎和關鍵的部分。

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農史研究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也發展壯大為中國學術界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面對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農史學科和科學技術史等其他學科一樣需要反思、需要積蓄力量、需要革故鼎新，這是一個學科為了生存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近年來一些關心農史學科發展的年輕人已經為此而多次奔走呼號，但反映問題多集中在學科理論方法需要改進、研究領域需要拓展等方面，除此之外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方面也有一些地方亟待改進。

在農業史人才的培養上，近年來隨著高校學生的大規模擴招農史界也出現了一種虛假的繁榮，很多考生都擁擠到農業史學科點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但考生個人專業基礎薄弱的問題十分突出，農業史成為一個其他專業落榜生的棲息之地。或許對個人而言農史的虛假繁榮有助于功利進取(這種功利進取對個人也不見得是有利的，一個學生花費數年的時間卻不能在農史研究領域做出成績，付出的青春代價也是很沉重的。)但對這個學科來講其后果是毀滅性的。很多人即使浪費終生精力在農史研究領域也難有成就。嚴酷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辛樹幟、王毓瑚、萬國鼎、石聲漢等前輩為農史研究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良苦用心，也迫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農史學科并非簡單的交叉學科，它需要研究者具備扎實的農業科學基礎、歷史文獻知識以及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經濟學、哲學等方面極為寬泛知識積累，它需要研究者具有數十年如一日平心靜氣甘坐冷板凳的奉獻精神，它也需要研究者能夠讀書而不拘泥于書本具有走出書山看世界廣闊胸襟。因此農史人才的遴選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情，稍有失誤便會出現后繼無人學科消亡的悲慘局面。當今的農史界個別單位已經為此而自嘗苦果。這種現象不僅在農業史領域有所表現，其他學科史研究中也存在類似情況。⑽

近年來農業史學科的處境極為尷尬。作為科學史的一部分，農業史學科的興起是以農業科技史的研究為開端的。當時一批卓有成就的農業科學家參與其事，如植物生理學家石聲漢教授、昆蟲學家周堯、鄒樹文教授、農業經濟學家萬國鼎教授、植物學家夏緯瑛教授、水土保持學家辛樹幟教授，他們置身其中能夠高屋建瓴開展學科史研究并都取得豐碩成果。但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的完成以及農史研究隊伍中知識結構的變化，在農業科技史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性進展的研究成果日漸稀缺，我們現在的研究隊伍中還缺少像石聲漢、游修齡先生那樣既具備良好小學功底又精通現代農業科技的大師級學者，農業史學科正在逐步遠離其賴以立足的科技史根基。另一方面，農業經濟史研究則逐漸成為農業史領域的熱門話題，加上社會科學的明珠——現代經濟學學科體系中設置有經濟史分支，因此很多農史研究者盡量把研究方向向經濟史領域靠攏，一時出現了農業經濟史研究一枝獨秀的格局。但農業經濟史研究的表面興盛并不代表著農史研究成果的高質量高水平，一些農史局外的專家教授早就洞察其中弊端并提醒了農史學人。今后的農業經濟史研究還需要加大力度，農業科技史研究也要加強力量，畸輕畸重都不足取。

注釋：

⑴ 何丙郁：《如何正視李約瑟博士的中國科技史研究》，西北大學學報，1996，26(2)，p103—98。

⑵ 張柏春：《對中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3)，pp88—94。

⑶ 霍耳頓：《科學思想史論集》P3，許良英編，范岱年、顧國慶、許成鋼、王貞平譯，許良英、范岱年、董光壁、顧國慶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⑷ 林德宏：《關于科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0，17(4)，PP39—42。

⑸ 楊浩菊、甘向陽：《世界背景下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03，15(1)，pp50-52。

⑹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原題目為《小國的科學與文明》(英文名為SCC)，1960年代小國大陸翻譯出版時山冀朝鼎博士題寫為“小國科學技術史”。據說也得到了李約瑟的認同。現九人們對這一譯法持不同意見，是非互見。但李約瑟寫作該書的主要動機是作為一個西方學者對小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聽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驚奇和感慨，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理解，讓更多的西方人走出“西方中心論”的泥潭，看到遙遠的中國大地上曾經出現過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這與李約瑟一貫所秉持的新人文主義理念是一致的，但與中國人所期許的弘揚中國傳統文明的精神則有本質的不同。

⑺ 張柏春：《對小國學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01，23(3)，pp88—94。

⑻ 魏屹東：《20世紀科學業的三次轉向》，自然辯證法通訊，1999(3)，pp3—4。

⑼ 劉兵：《歷史的輝格解釋與科學史》，自然辯證法通訊，1991，3(1)，pp44—52。

⑽ 甘向陽，劉建軍：《數學史研究的科學價值》，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1(6)，pp531—534。

第三篇：中國財政史論文

論農民生計的古與今

一、前言

我們知道，國家財政史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隨著國家的發展而發展，依著經濟運行和政治詩句的動蕩而波動的古老的歷史范疇。

國家財政的運行有時會帶來國家的昌盛、人民的富庶、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時也成為朝代更迭的導火索、人民災難的源頭、社會發展的障礙。實踐證明，國家財政史任何政權組織賴以生存的經濟支柱，同時對國民經濟有著重要的影響，是國家強弱乃至興旺的催化劑，是國民經濟發展或衰落的重要經濟杠桿。

既然財政制度有著如此重要的經濟地位，那么，我們就很有必要以古鑒今，汲取歷史的經驗，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與此同時，我們知道，農民，從古至今都是社會的支柱，沒有農民的勞作，就沒有我們的吃穿住行，就沒有國家的安定，社會的進步，所以，農民是國家的堅固基石，農民的問題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

二、問題

2006年1月1日，國家法律明令規定取消農業稅以減輕農民日益增長的沉重負擔，同時還針對農藥、化肥以及各種作物對農民實施了相關的補貼，這些措施雖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農民肩上的負擔依舊沉重。有很多農民因為無法靠種植養活自己，所以棄耕進城打工，而如今看來這種現象愈發嚴重，甚至為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國家采取了相關的措施卻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里面究竟又存在著怎樣的原因呢？

三、原因

國家從最基本的稅收方面入手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卻沒有為后續做太多實際而有力的保障。如，農產品不值錢，或農產品在農民手中不值錢而在市場上卻短缺等情況。如今的社會不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而是一個物流四通八達的商品經濟社會。會出現那些情況都是因為農民缺乏必要的信息渠道，他們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可以讓自己獲利更多，讓自己的汗水不會白白揮灑。畢竟在商品經濟社會中，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就是黃金。

除此之外，我們也知道，農產品在古今地位不同：在古代，它們是生活必需品，貼的是自產自用的標簽；如今，雖然它們依然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對大多數在城市生活的人們來說，它們貼的是有機食品等商品的標簽。所以

四、以古鑒今

我們既然是從財政的角度來看農民生計問題，那自然，我們要從財政的兩大組成部分去分析，即收入與支出兩個不同的角度。

首先，讓我們先看一下漢代分別是是采取了怎樣的措施吧！

西漢初年，國家由于秦朝暴政以及改朝換代的戰爭，農民生活已經淪落到不堪想象的悲慘境地，面對這樣的棘手狀況，西漢君王默契的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在收入方面，高祖在位時，施行了賦役減免等措施。如，災歉減免，即如果遇到重大災害，則賦役根據情況或全免或部分減免；對平貧困戶的減免，即“民貲不滿三

萬，勿出租賦”；恩幸減免，即國家慶典或皇帝出巡時免除沿途郡縣當年租賦。

通過一系列的休養生息，就出現了我們所知道的文景之治，為后來漢武帝出征匈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然，這是后話。

除此之外，武帝還施行均輸、平準政策。均輸指的是，朝廷不需要的貢品可以不再運送京城，而是由當地的均輸官負責運輸到行市高的地方去銷售，把銷售所得交給中央，而京師所需則由均輸官就近購買。這樣既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又可以調節物價，防止商人牟取暴利。平準，則是指平抑物價。具體措施是在長安設置平準官專管收集各地的貨物，就像一個總商店，而各地設置的均輸官又像分商店，全國就這樣組成了一個四通發達的商業網。平準官在京城統一組織調配，物價賤時買進，貴時賣出，以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我想，這一點很適合我們的商品經濟社會，值得借鑒一下。

除去收入方面，再看一下支出。

西漢繼秦之后，加強了水利事業的支出。武帝不僅在關中地區和關外地區相繼開鑿十多道用于灌溉的水渠，還整治了黃河，使日后80年間黃河未發生過大的水災。東漢也不甘落后，將水利事業不斷向東南發展。總之，水利很有力的促進了農業的進步和發展。

五、對策

從上面的剖析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古今時代不同，農民地位有所變化，但是，有一點不變的是——。

六、結語

農業稅取消后，解決“三農”問題任重而道遠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盡管糧食增產、農民增收成為去年國家宏觀調控的突出亮點，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好成績。但專家依然指出，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主要是得益于“好政策”和“天幫忙”。在高糧價的比較效益下，一些農村也出現了值得注意的“警號”。中國當前的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還存在著耕地和淡水短缺；土地流動性不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許多問題。

李寧輝告訴《大地》，要解決我國農業存在的問題，僅靠中央的“一號文件”等惠農政策已經遠遠不夠，在統籌城鄉發展的大背景下，惠農政策從“一點突擊”到“多點推進”的變化，一條新的解決“三農”路線圖已經出現在世人的眼前。

告別“皇糧國稅”以后，中央財政將承擔800億元的缺口，同時，在減少的稅收收入中，中央政府的補貼達到了80%；剩余的20%則有省、市、自治區來承擔。同時，中央財政還要投入150億元改善縣鄉基層單位，解決基層單位財政運轉的問題。

今后在對于農業的政策上必須保持穩定性，讓農民切實感覺到了減負增收的實效，增強政策的“邊際效益”，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抓好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護好耕地，積極引導農民理性種植糧食，積極利用期貨市場，開拓國際市場，避免糧食市場出現新的大起大落，直接影響農民增收。

李寧輝的觀點至深之處，還在于要解決當前的“三農”問題，就必須先著手解決城市農村“二元化”待遇的問題，讓農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這才是關鍵所在。參考書目：

1.《中國財政史》孫翊剛、王文素中國社科出版社2007.6版

2.《中國財政史》孫文學、齊海鵬東北財大出版社1997.9版

3.《中國財政史綱》黃天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2.2版從

2004年起，中國政府對農民做出了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取消農業稅。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將于明年正式退出歷史舞臺。這意味著中國那種“以農養政”的時代即將終結，無疑是給中國農民帶來了最大的福音。

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實行的是“二元制”的制度，廣大農民的稅負長期高于城市居民。農民生活維艱，而農村的各級村官則還要上門收“三提五統”，這可能直接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和惡化。

深刻的改革已經把這樣的課題擺在了政府的面前，隨著農業稅的取消——這場中國農村稅費改革邁出的第一步，一場涉及農村發展全局的深層攻堅改革已經開始。進入“無稅時代”，農業蓄勢待發

2004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布5年內取消農業稅。隨后，取消農業稅的進程加快，在吉林、黑龍江兩個糧食主產省先行免征農業稅改革試點。河北等11個糧食主產省（自治區）降低農業稅稅率3個百分點。2004年12月，已有河南、廣東、浙江、江蘇等省市明確表態2005年全免農業稅，取消農業稅之聲勢如破竹。

專家稱，溫家寶總理一年前承諾的5年內取消農業稅的目標可望提前兩三年實現。這是“為億萬農民送上了一份厚重的‘新年禮物’”。

中國改革率先從農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勢迅速推向全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隨著改革的進程，“三農”問題卻越來越突出。“三農”問題是在轉軌時期，舊體制保留有余而新體制跟進不足所造成的，“三農”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民權益的保護問題。過去計劃經濟對農村生產是到村到組、到邊到角的影響，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延伸到農村社會的各個角落。如果根除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和管理方式，農村中存在的問題幾乎都可以迎刃而解。農產品購銷政策的改革、戶籍改革和“三提五統”的取消等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農業稅取消，再加上中央對糧食的直補，這一減一增讓農民真正得到了實惠，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一下被調動起來了，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李寧輝博士說，“這對中國今后農業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國農業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加快，將會有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土地就會流轉到一些農村的種植業大戶手中，形成規模化生產。目前，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取消農業稅后的配套措施制定好，把剛剛調動起來的農民種糧積極性鞏固一下，為農業今后的規模化生產奠定基礎”。

在現實階段，取消農業稅是中央政府從大局觀的高度和政策選擇的角度考慮和解決農民權益的保護問題，對農民權益全面長期的保護和農村市場化的進程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也是中國農業發展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

取消農業稅：體現新的重農思想

“自從盤古開天地，不收皇糧第一回”。這是安徽省來安縣60多歲的農民葛美如今年在自家門口貼的一副對聯。受益于農業稅的減免和“三補”，葛美如家里去年增收了近千元。

近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一直在苛稅生活的最底層。就在幾年前中國農民不僅要依據耕地面積和產量繳納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等稅種，還要繳納用于維持村級組織運轉的“三提五統”費用，此外每年還有義務勞動等負擔。

在中國城市和農村，一直實行的是兩套不同的稅制，廣大農民的稅負長期高于城市居民，稅率達到8.4%。農民們常把農業稅稱之為“公糧”，單純就農業稅而言，也許負擔并不重。然而，在很多地方，向農民“搭車”收費的項目并不止這些，而是五花八門。再加之一些鄉鎮人員臃腫，有資料顯示，我國現階段每30名農民養活一名鄉鎮干部，從1996年到2000年，中國農民人均收入增幅連續五年遞減。

幾年來，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增收就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關注的重要議題。從2000年起，安徽省率先進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后來逐步擴大到所有省份，“三提五統”、義務勞動這一征收40多年的稅種被取消。然而，人們看到取消農業稅的地區多是經濟發達地區，事實上經濟上越貧困的地方，越需要取消農業稅。

著名農業問題專家何開蔭認為，此次取消農業稅是“牽農稅改革之一發，動農村綜合改革之全身”。

“這是中國農民首次享受到的、距離最近的惠農政策。同時也是新一屆中國政府‘以民為本’的‘新的重農思想’的體現”。

農業稅取消后

農民增收面臨的問題

中央確定取消農業稅，就是要減輕農民負擔以便讓農民盡快增收，其初衷是毋庸置疑的。告別農業稅，農民確實得到了實惠，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民的腰包就一定鼓起來。李寧輝說，農業發展的關鍵就是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問題，而這些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

在江蘇鎮江，去年的人均收入5372元，比上年增長了13.5%。然而從總支出就可以看出，去年農民3798元的平均支出占了七成以上，實際能夠落在農民口袋里的其實并沒有多少。

這些結果表明，一邊是農民收入呈大幅度增長；一邊是農資市場價格持續上漲，還有教育、醫療等支出加大。可以說農民拿到手的就是勞動力的體現。

“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這就是中國一些農民因為生病帶來生活窘境的寫照。而農民因病返貧的例子也不在少數。權威機構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農民看病難、醫療費用高是當前農村社會發展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本次調查中，過去三年內仍有32%的嬰兒是在家出生的，其中西部高達41.6%，中部為25.2%，東部為17.9%。過去三年內在家死亡的占到了78.6%，其中西部為82.1%，中部為71.9%，東部為79.6%。大病給農民的生活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在調查的1100多個農戶中，共調查了402個大病戶，農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費為7000多元。一次大病的醫療費就花掉了一個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

李寧輝認為，當前農民面臨農資漲價過快，支出增加；教育和衛生成本過高，農民中間存在著上學難、看病難等一系列問題。而這些都屬于公共產品，只靠縣鄉村的投入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從市場經濟角度來說，政府應該加大對農資市場、農村醫療、教育、保險等方面的投入就是減輕農民負擔。同時要搞好鄉鎮機構建設，減輕冗員、冗官的現象，采取由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辦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消化解決，并且能夠迫使基層政府削減冗余人員，“三農”問題將會迎刃而解。但這將是農村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

取消農業稅后，搞好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體制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這是政府應該做好的任務。但是，這些改革必須和糧食流通體制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相提并論。

工業理應“反哺”農業

有學者計算，從1953年實現統購統銷到1978年，國家通過低價收購農產品取得了4000億元的積累，相當于同期形成的國有工業部門固定資產原值的約90%；而從1978年以后到現在的20多年的時間里，低價拿農民的土地，價值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另外，低價使用農民工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同工不同酬，即便是同工同酬，城鎮戶口的人所有的福利待遇，農村戶口的人就沒有了。

同時，國家目前已經積極推進農村改革，工業反哺農業的進程已經開始。比如農村取

消農業稅后，轉移支付一項中央財政拿出的資金就比去年多300億元；改革流通環節為農民的直接補貼，國家就拿出了116億元；還有農機補貼、良種補貼等力度在不斷加大。從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半個多世紀，我國農業對工業化的“有形”貢獻已經超過1萬億元。正是靠農業“乳汁”的哺育，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起點上，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數字和事實都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李寧輝告訴《大地》：“中國政府去年財政收入有2.6萬億元，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13萬億元，中國盡早取消農業稅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去年一年減免農業稅的省市財政收入增長仍然超過了20%，這為中國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轉折提供了支持。”

第四篇：中國政治制度史論文

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論文——淺析中國近代軍——紳政權

淺析中國近代軍——紳政權

摘要：軍——紳政權的軍閥統治時期的政權組織形式，軍閥統治的形成有其一定的歷史原因和其發展歷程。軍閥時期的統治中心是分散的，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產生了變化。軍閥統領和士兵的關系多半是靠軍餉來維系的。派系分裂和地區分裂明顯，內政外交在軍閥時期處理的也是十分混亂的，各派軍閥在利益的驅使下互相勾結與斗爭，逐漸演變為列強統治中國的爪牙。軍閥混戰，列強侵略，軍閥紛爭破壞了生產，破壞了新生事物的發展，阻礙了中國的進步。在軍閥時期社會思潮的兩大趨勢是軍閥所代表的保存舊秩序的思潮和激進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

關鍵詞：軍—紳政權軍閥士兵

一、中國近代軍閥的產生。

軍——紳政權是軍閥統治時期的政權組織形式，它影響著中國的內政外交，在中國政治制度史上占據重要地位。下面讓我們來了解一下中國近代軍閥的的產生原因及歷程。

中國近代軍閥的形成開始于北洋軍閥時期，而北洋軍閥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與迫切的現實要求：

（一）1840年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戰敗，中國開始喪失國家主權，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也日益得到激化，1851年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則是這種矛盾激發的結果。太平軍的英勇作戰最終將清政府的八旗軍和綠營兵的實際戰斗力削弱，轉而清政府開始依靠漢族地方勢力來與太平軍對抗。清政府號召各地的士紳組織地方武裝即所謂的團練。這樣一來，一些封建軍閥集團開始初步形成。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都起到了極大地作用。

（二）甲午中日戰爭中，日本軍隊采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裝軍隊，采取先進的編制和戰術整合軍隊，這使得日本軍隊在與清軍作戰中表現出巨大優越性，這正與清軍的腐朽落后形成鮮明的對比。軍隊綜合實力對比的強烈，以及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戰敗，更重要的是封建統治受到嚴重的威脅，這些都大大刺激了清軍將

領和清朝統治者，他們也逐漸意識到有目的的改革軍隊，編練新式軍隊的必要性。于是，清廷連發上諭，決定“參酌中外兵制”，改練新軍，并指令成立“督辦軍務處”，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慶親王奕劻為會辦，李鴻藻、翁同龢、榮祿、長麟會同辦理。同時，命令淮系官僚胡燏棻在天津具體負責編練新軍。1895年袁世凱小站練兵，揭開了清軍編練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國近代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三）袁世凱以新建陸軍督辦的身份來到小站后，在定武軍的基礎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騎兵300人，總計2300人，并改定武軍為新建陸軍。從當時的社會現實，我們可以看到，新建陸軍從一開始，就依附于西方列強，這種由列強一手裝備和訓練的軍隊，只能成為列強侵略中國和控制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工具。1901年，清政府決定廢除綠營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共編練三十六鎮新式陸軍，袁世凱為了掌握更多的軍事實力，加緊謀求新軍編練權。到1905年，袁世凱已把北洋陸軍編為六鎮（相當于師）。這支擁有全國最精良裝備的六鎮新軍，共約七萬余人，除第一鎮是旗兵，袁世凱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鎮都是由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武裝。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袁世凱還創辦了一批新式陸軍學堂，如行營將弁學堂，北洋武備速成學堂，保定陸軍小學堂。通過這些學堂，袁世凱把培訓軍官的權力緊緊抓在自己手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觀念的中下級軍官，作為他屬軍的骨干的力量。同時袁世凱還在保定創辦巡警局，以趙秉鈞為總辦。趙秉鈞創辦了巡警學堂，組織巡警隊，不久，京津一帶的警權也掌握在袁世凱手中。他還以推行“新政”為名，極力插手教育、路礦、通商、外交、財政等事務，控制了直隸、山東、河南、東北等一大片地盤，使北洋集團成為清末統治階層中實力最為雄厚的一個軍事政治集團。

（四）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凱以陰謀手段奪取了政權，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和臨時政府北遷，標志著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軍閥、大地方、大資產階級的手中，中國開始進入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時期。經過制造“宋教仁案”和鎮壓二次革命，袁世凱認為政敵已除，更加囂張，一步步向獨裁和復辟帝制邁進。但在護國運動的影響下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呼聲導致袁世凱復辟帝制以失敗告終。

（五）北洋軍閥集團并沒有因其首領袁世凱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集團產生了大分化，各派系利益立足點不同，混戰了十年之久，其后，有的又演變為國民黨新軍閥，繼續參與中國政壇的搏斗。

二、軍——紳政權的簡單定義

軍閥是中國共產黨人沿用共產國際的定義，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說明軍閥是依附于帝國主義又得到地主階級援助的軍人，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把軍人和地主合成一個統治集團，比較符合中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毛澤東也曾做出過這樣的定義：“脫離群眾的（工，農，小資產階級），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如象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中國從所謂的紳士或地主政權建立之后，實際的政權基礎是紳士和軍人的聯合，那是紳——軍政權。

但是在一九一二年以后，軍人的勢力不斷壯大，中國的行政機構從上到下，也變成了軍人領導紳士的政權。北京的總統，總理，國務院，國會受軍人操縱；各地方的縣長，鄉長也受軍人的操縱。這種政權我們叫作“軍——紳政權”“。

“軍——紳政權”存在于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覺醒以后的軍隊和軍閥，這些軍閥和“軍——紳政權”不保衛國家主權的完整，對民族主義也不是十分重視，而且他們的指揮和管理系統一直是不統一的。在軍餉方面，他們自籌軍餉，擁有防區或行政區，強迫行政區籌集軍餉。

三、軍——紳政權的表現

政權形式的轉變是在一定的社會狀況下進行的，社會階級的分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政權的統治階級的變化，當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并付出沉重的代價的時候，滿洲貴族統治階級也開始尋求維護政治統治的途徑，進行了新政的施行，在變革中統治階層的各個階級也發生了分化，呈現出了離心的傾向，分化成了許多集團和派系，有的與工商階級相結合，要求民主立憲的現代化；有的加入了軍隊（新軍等），與工人群眾相結合，要求共和；有的則與秘密結社聯絡來推翻清政府（如一九零六年的萍瀏醴起義）；但大部分都繼續停留在原來的位置，繼續擁護清室，保存了紳士的政權，企圖安定社會局面，維護滿洲貴族的統治。階級分化形成的集團和派系，慢慢發生作用，一步步將清王朝的統治推向終結。

辛亥革命使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辛亥革命以前，中央政

府是從州縣，省，到北京，一個統一的行政系統的最高點，當然同樣包括全國的軍事系統，財政系統。此時的軍隊由國家政權統一領導，軍餉方面由國家的財政統一調配。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各省的表現也不一樣，有的省份宣布獨立革命的態度也十分堅決（如在軍人勢力強大的湖北，云南，山西，江西等省份），形成了典型的軍人領導的軍——紳政權；有的省份卻對革命持觀望的態度（如江蘇，福建，浙江等省份），軍隊實力則顯示的較弱，則形成了紳士領導的紳——軍政權。但就全國革命的形勢而言，軍人日益在政治上占居首要地位，軍人也不再是紳士階級的附庸，也不再是馴服的政治斗爭的工具，而變成了政治斗爭的主角。既然中央和地方已經有了明顯的分離，那么一系列的問題也出現了，財政方面的矛盾已經顯現出來。軍餉的匱乏加深了中央和省的矛盾。

在軍閥割據的時代，各省之間的差別很大，各省的地理區位因素不同，經濟發展狀況不同，軍隊建設實力不同，南北方的軍閥勢力也迥異，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各派軍閥采取的軍事政策，政治政策，軍權與紳權的相互關系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所以在軍閥割據的時代，不可能輕易就有一支統一中國的新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在軍閥統治時期，各派軍閥為了爭奪土地，供給軍力，當然從大的方面來說，為了在各派軍閥中鶴立雞群，統一全國，軍閥們發動了許多次戰爭。如我們所知道的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戰爭，這些戰爭給全國人民再來了沉重的災難，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損失，而且紛爭越來越多，爭奪地盤也越來越嚴重，相對的軍隊給養問題也日趨嚴重。

在軍——紳政權的軍閥間，就如何解決地盤爭奪，軍餉軍需的問題，逐漸出現了一種省聯合自治的趨勢，雖然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對者，但確實產生了聯省自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歷史事件，聯省自治是具有相同利益的軍閥將勢力聯合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但在實際上來說，這都是自私的，他們不顧人民群眾的生活疾苦，而形成更大范圍的軍閥割據，造成新一輪的混戰，反而不能解決實際的土地，資源，養兵等問題，進一步加劇了政局的動蕩。

在這個時期，軍閥和士兵的關系也是十分微妙的。在國內**，紛爭劇烈，田賦增加，戰爭破壞，經濟蕭條的年代，義務征兵制不可行，反而募兵招兵制具有很大的可實施性。貧苦的農民，生活陷入困境小工商業者，以及迫于生活的土匪等均成為了士兵的主要來源。當然經過正規軍事教育的士兵也占據大多數。在募兵制下，軍餉軍需的滿足與否就成為連結士兵和軍閥統領的紐帶，當士兵得到應得的錢財時，自然英勇作戰，否則則不然，矛盾嚴重時還會引起兵變。裁軍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問題，必須要做好裁軍的各項工作，否則則會造成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退伍士兵加入土匪行列，造成暗殺事件等。I

在分崩離析的時期，存在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組織和關系網，我們稱之為派系。在軍隊和政治方面都存在著派系，他們的共同點是：派系是以人事關系為基礎的，人事關系是以領袖為中心的，當人事關系變了，以它為基礎的派系也就瓦解了，具有極強的不穩定性。派系存在多個，而且各方所持觀點態度也不盡相同，這就造成了派系的紛爭，造成一些軍事活動。各派系內政外交態度不同，既由于自身利益立足點不同，也由于帝國之義支持的不同。中國處在分崩離析的時期，就使得各帝國列強必須跟地方派系勢力交涉以達到照顧他們在華利益，因此各國不得不支持地方派系勢力。派系的意見往往不可能一致，這也就造成了內政方面的分歧，也不可能有統一的政治觀點和軍事策略。中國由軍——紳政權決定內政，當然也要由他處理外交問題，如一九一七年中國參加歐戰，皖系擴軍備戰，又造成國內派系勢力的紛爭。針對巴黎和會上是否簽訂《巴黎和約》，各個派系之間也是持不同的態度，親日集團皖系則主張簽訂和約，而安福系則表示反對和會對山東問題的決定。

中國要富強統一，必須消除種種造成中國分崩離析的衰弱原因。在軍——紳政權的控制下，各個派系都力圖制定自己的憲法，約法，其制定的內容，程序也不盡相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軍隊不尊重憲法，而按自己制定的軍法及統領的命令行事，完全從派系的利益出發，孫中山的護法也是依靠軍——紳集團，而他們又是不尊重先憲法的，是違背社會法約的，相反人民的自由則遭到了約法的束縛。

中央的財政和地方的軍費。中央則依靠大量舉借內債和外債來填補空缺，而地方政府則由軍——紳政權向勞苦的農民，工商，金融，來索取軍費軍需。農民在軍閥時期受到了軍——紳政權的剝削，生活日益困苦得不到保障，當有一支力量將他們組織到一起的時候則形成摧毀軍—紳政權的力量。在城市里知識分子階層反對軍——紳政權，主張改革，而且這股勢力日益與農民的勢力相融合，來反對軍閥的統治。

在軍閥統治時期，社會的思潮是怎樣的呢？軍閥所代表的保存舊秩序的思潮和激進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是這段時期中思潮的兩個主導趨勢。

在軍——紳政權的統治下，民主政治，社會改良，基本民權都成為不切合實際的空想。推翻軍——紳政權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武裝革命，但在北伐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實質上并沒有改變內戰與分裂的現狀，僅僅是在蔣介石的統一下的，繼續的派系分裂。軍——紳政權的派系分裂和地區分裂。派系的分裂象征著傳統與現代化的矛盾；地區的分裂象征著既得利益不能調和，養兵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地區的分裂表現在派系之爭，聯省自治等方面，派系的分裂表現在內政外交之爭，立法約法之爭。這些斗爭挑動了許多內戰，內戰使中國陷入長期的產業衰落局面。

中國在軍——紳政權的統治時期不能捍衛中國的主權，而且就實際情況而轉變為外國統治中國的爪牙。軍——紳政權對內對外政策的施行，內戰、重稅、對中國原始產業及新興事業產生了極大的破壞，阻礙了中國的進步。

結語

以上是我關于軍——紳政權的一點認識，首先從近代軍閥的產生講起，然后有講述了軍——紳政權的下的各個階級的分化以及中央和個地方的關系，明白了在軍——紳政權下的中國是多變的，內政多變，紛爭內戰不斷，外交多變，隨帝國主義的利益而不斷發生變化，軍閥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爪牙。在軍閥時期社會思潮的兩大趨勢是軍閥所代表的保存舊秩序的思潮和激進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建立新秩序的思想。軍閥混戰，列強侵略，軍閥紛爭破壞了生產，破壞了新生事物的發展，阻礙了中國的進步。但總體來說軍——紳政權的軍閥統治是歷史不可逆轉的趨勢，他是中國統治史上的一個特點，在中國政治史上留有深刻的印跡。參考書目：

【1】《軍紳政權》陳志讓 廣西師大出版社

【2】《毛澤東選集》

【3】《辛亥革命》

第五篇：中國工藝美術史論文

班級：陶設10班

姓名：沈臣狄

學號：20103011540

3中國工藝美術史論文

我國的工藝美術歷史悠久，技藝精湛，琳瑯滿目，是一個多姿多彩，百花齊放的大花園，自然，它留給當代的傳統工藝美術資源也是數不勝數的，現今的我們除了要很好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還要很好的與當代設計相結合，將傳統的工藝美術資源以另一種方式傳承下去。現今的社會是一個不斷前進，不斷發展的社會，如今的世界充滿了各種高科技產品，工藝制造技術也日漸成熟化和高科技化，國家的建設迅速的發展著，特別是近幾十年來，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日益顯著，中國的國力日益增強，繼而人們的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提高。生產力決定生產方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人們的在精神上也期待著提高，繼而審美要求也在不斷的提高，所以，對于現代化的設計已經不是簡單的功能上的滿足大眾，對其裝飾性的功能要求也有所提高，說到裝飾性，傳統的工藝美術資源就越來越顯現出它重要的地位。

工藝美術是藝術的一種，也是和社會生產有直接聯系的物質文化之一。它具有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雙重屬性。工藝美術，這里說的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各個方面的美術加工，也就是對人們的生活用品和生活環境的美化。從工藝美術的用途分，有生活日用品和裝飾欣賞品；從工藝美術的制作分，有手工制品，機器產品和電腦產品；從工藝美術的性質分，有傳統工藝，民間工藝和現代工藝。通常是以材料來分類的，如染織工藝，陶瓷工藝，金屬工藝，漆器工藝，木工藝，玻璃工藝，塑料工藝等。就工藝的創造過程來說，它包括設計和制作兩個階段。所以，工藝美術及不只是手工制作或傳統制品。它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關的。也不只是設計的范疇。而中國的工藝美術史它記載了中華人民五千多年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發展史。

工藝美術是美學和生活的結合，是藝術和科學的產兒。因此，它是一個實體，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工藝美術制品種類繁多，有如花布，陶瓷，家具，牙雕，玉器，景泰藍等。有人把工藝美術史和特種藝術混合起來，也有人把工藝美術史只看作裝飾，都是一種片面的理解。在外國，有人把工藝美術史稱為次要藝術，有人不把工藝美術史列為美學的對象和藝術的范疇，則是出于一種偏見。

我國工藝美術史是歷代勞動人民，匠師，藝人的偉大創造和智慧結晶，種類繁多，技藝精湛，琳瑯滿目，豐富多彩。它使我們的博物館反射著無限的光彩和魅力，它使我們能欣賞和了解到中國博大精深的藝術發展史。我們應當珍惜他們，繼承并發揚這份寶貴的藝術遺產。時代在發展，工藝美術史的創作手段，由于長期的個體的手工制作，跨入了機器大生產的階段。人們已經很難體驗到古代那種民憤淳樸，古色古香般的生產畫面。但這并不意味著就要拋棄過去的知識更新為現代的工藝美術史。“包豪斯”對于歷史的偏見，造成了它單一的局限。

隨著歷史的延伸工藝美術大體分為欣賞性工藝美術和實用性工藝美術兩類。前者已朝邊緣性質轉化,而后者卻隨著現實中使用的限制，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按照人們的情感的邏輯而潛移默化地發揮它應有的審美作用。為此，在廣泛的現實生活中實用與審美相統一的特

1征必然成為工藝美術最本質的審美特征。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現代科技文化所引起的環境的破壞的反思，因為工藝美術日趨的商業化，這加速了資源的消耗，對地球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溫室效應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也正因如此，現代工藝美術正朝著綠色生產的方向發展，應該盡量減少物質能源的消耗，采用太陽能，風能，水能等綠色可再生能

源，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采用一些天然可再生的材料。

工藝美術作為現實生活中的實物，應需要而存在，應存在而被改變。設計不是無源之水，其本質是選擇一種適當的方式，用以滿足源自生活中產生的人類各種需求的計劃、行動和結果，任何人為事物，例如大到橋梁，樓房，小到餐具，刀具等等，它們的起源和演進最

i終都是因主觀的或客觀的限制與調整、突破，進而歸結到一種適當的形式而存在。正如生

產力決定生產方式，傳統工藝美術的發展也受著文化，經濟等因素的限制。現今良好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讓我們可以很好的將其很好的發展下去，所以，如今的我們除了要很好的保護歷史文化遺產，還要很好的與當代設計相結合，將傳統的工藝美術資源以另一種方式傳承下去。在傳承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對產品的加以開發，增加新的品種，新的創意，提高產品的質量，是現代設計的發展的關鍵。學習工藝美術史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一個好的設計師，不僅要掌握當今工藝美術的特點，還要熟知古代工藝美術的博大精深，這樣才能真正把古代的工藝美術融合到現代去，設計出的作品才會有生命。

如今，當代設計的發展趨勢，除了綠色設計是其發展的趨勢之一，設計的多元化也是其發展的趨勢之一。較早也較為系統的發展的國外設計，以其科技等一定的優勢主導著設計行業，許多富有外國先進元素的產品沖擊著中國的民族性的設計，作為新一代的我們，要將富有民族多元化特色的元素有機的融合到所設計的產品中，也要吸收國外文化元素和設計靈感，不能把思想局限在自己生長的險隘空間里。所以，傳統工藝美術也要進行多元化發展，要與時俱進，希望在與現代科學技術，現代文明，現代工業設計相結合后，傳統的工藝美術以新的多樣的形式存在著，帶著特有的時代特色，為人們的生活服務，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它可以向世界展示一個悠久歷史的中國，也可以展現別具一格的海派設計風格。

總結，對于歷史，我們要理性地對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于傳統的工藝美術資源，我們也應當以這樣的態度去對待，將其中落后腐朽的舍棄，將其精華與現代設計相結合，與生活結合，以生活本身為出發點，回歸生活，以另一種形式，一種富有時代特色的形式，將優秀的工藝美術資源傳承發揚下去。并不斷吸收名族多元化的設計來源，使中國工藝美術走上國際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