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筆談論文

[編者按]2l世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應該如何深入發展?這是一個回顧與前瞻性的交叉問題。回顧，乃是對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歷程進行學術盤點；前瞻，則需展望中國近代史學科在新世紀共同的學術追求與發展趨勢；交叉，是在“瞻前顧后”的基礎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發展的具體路徑。《史學月刊》作為一個專業性刊物，責無旁貸，愿意為大家提供一個討論平臺。為此，本刊特組織“21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走向”筆談，邀請國內中國近代史學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齡層次的學者結合各自的研究領域探討這個問題，旨在凝聚共識、尋求突破．參加本期討論的既有老一輩歷史學家，也有活躍在學術界的中青年學者。這七篇筆談構成一篇大文章，見仁見智，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或從宏觀上探討新世紀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學科品位的提升、學術發展的趨勢，或具體人微，分析過去研究中的弱點、盲點，提出對新世紀近代史研究深入發展的看法．這些觀點或許能對新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開提供一些啟示!

當然，一期筆談難竟其功。我們也深知，由于學者的研究領域不同、觀察問題的方法不同，這個問題也許不可能有一個大家所公認的結果，重要的是通過筆談能引起學界對這個問題的深思!我們不追求結果的圓滿，只追求過程的深邃。因此，我們誠懇希望學界同仁以本期筆談為開端，不吝賜稿，深耕我們共有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園地，為學術事業的繁榮昌盛盡我們的一份責任。

境界——追求圓融

章開沅(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漢430079)

我在《走出中國近代史》(《近代史學刊發刊詞》)中，對于如何改進本學科的研究已有較全面的說明。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從時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同時橫向會通從空間上走出中國近代史。“只有把中國近代史置于更為綿長的多層次多向度的時間里和更為廣闊的多層次多維度的空間里，我們的研究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更高的境界。”

古人稱良史必兼有才、學、識三要素，境界應屬于史識范疇．時下討論史學革新，多著眼于理論、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國傳統美學范疇。此詞源于佛教用語，《成唯識論》云：“覺通如來，盡佛境界。”唐代王昌齡最先借用于論詩，《詩格》云：“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歷代沿用乃成美學范圍，而王國維《人間詞話》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地位：“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則自成高格。”

國維曾以前人詞語說明三個境界：1．“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2．“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3．“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國維此意并不限于文學，多年以來已被引伸成為治學必經之不同階段。記得周恩來生前亦曾以上述詞語勉勵我們刻苦攻讀，努力攀登科學高峰。

中國古典詩詞素重含蓄不露，如“寫境造境”、“有我無我”、“隔與不隔”之類，往往可領悟而難言傳．而據我多年治史粗淺體會，就學術而言，境界不僅是營造的結果，而且是運思的過程與狀態。治學雖然是腦力勞動，但也需要如運動員一樣，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訓練基礎上追求最佳競技狀態。此狀態為何?寅恪早已點明：“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此語非深得史學神髓且具有深厚學養者不能發。而國維所謂：“人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說的也是一種佳妙境界的追求。這都是我們至今仍然可以體味與借鑒的。

學無大成如我，平素嘗不斷以融通自勵。此亦梁啟超所謂“貫穴融鑄”之意，而實緣起于佛家之“園融”。天臺宗有“三諦園融”之說，認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實現“空諦”(真諦)、“假諦”、“中諦”園融，以此觀察與理解世界，才能徹底領悟佛理(諸法實相)．國維所謂學者必須領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屬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復強調學術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調或故弄玄虛，乃是有感于現今治學者功利主義太重，或過于急切迎合社會時尚，著述遂往往異化成為晉升手段或沽名釣利之工具。應知歷史不僅是人類集體記憶之載體，而且是人類集體智慧之寶藏。我們需要著重發掘者不僅是歷史真實，而且是蘊藏于史事之深處的智慧。總之，惟有智慧者始能發現大智慧，惟大智慧之發現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責我?愿聆公論。

第二篇：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

中國近代史研究入門”討論書目

孔飛力：《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戰爭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堅雅：《中國農村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關問題1368-1953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

岸本美緒：《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科大衛：《皇帝與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作用的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史景遷：《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進一步擴大閱讀的書目

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導言卷》，遼海出版社，1999年

蔡鴻生：《俄羅斯館記事》（增訂本），中華書局，2006年

吳義雄：《條約口岸體制的醞釀：19世紀30年代中英關系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海外文獻的刊布和文獻史事的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吳相湘：《晚清宮廷實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年

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4，臺北，197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

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

林學忠：《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77，臺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戰爭國際關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年》，重慶出版社，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49，臺北，1985年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組織形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98年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朱蔭貴：《國家干預經濟與中日近代化——輪船招商局與三菱·日本郵船會社的比較研究》，東方出版社，1994年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巨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法律出版社，1998年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庭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

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商務印書館，2005年

賴惠敏：《清代的皇權與世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

從翰香編主編：《近代冀魯豫農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國近代蠶絲業及外銷1842-1937》，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陳慈玉：《近代中國茶葉的發展與世界市場》，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現代經濟探討叢書〉第六種，臺北，1982年

森時彥：《中國近代棉紡織業史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彭澤益：《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89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與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之曲折與展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與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與大同思想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71，臺北，1994年

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楊國強：《百年嬗蛻——中國近代的士與社會》，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愷：《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與現代中國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桑兵等編：《近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中華書局，2008年

桑兵：《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學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閻國棟：《俄國漢學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三篇：50年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50年來的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而日益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注的熱點。然而這個領域曾經被長期冷落，從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國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文化史專業課程，更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化史研究機構。50年來還沒有一門學科這

樣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國史學建設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熱潮，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又反復出現文化論戰，政治、軍事的動蕩并未使文化研究蕭條，斷斷續續綿延了20多年。1949年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一研究卻遽然冷卻。雖然就文化史的局部來說，也不乏建樹和發展，文化資料的積累和整理也相當豐富，有關中外文化交流有論著也時有所見，但是作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綜合性專著卻幾乎絕跡。據80年代初編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書目》(1)，中國大陸1949年后30年來出版的有關文化史的綜合研究，僅有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論》(2)一本，且基本上是書目評價。這一時期，以思想史、藝術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為普遍傾向。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1949年后，在理論界確立了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念，這對不承認階級斗爭的舊史學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但是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肇啟了階級斗爭的絕對化；把影響歷史的文化因素摒棄在視野以外，或者當作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加以鞭撻，不能不導致復雜現象的簡單化。文化史研究不僅為其他專業史所消融，在現實中也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十年浩劫”幾乎掃蕩了一切文化遺產，更無從進行文化史研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信奉，對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設想，與外部隔離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認識上的偏差，自以為新中國早已解決一切文化問題，甚至憑借一句語錄就可以平息復雜的文化爭端，無需要再從文化上反思。社會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動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機，理論指導的失誤和學科建設的偏頗，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斷。

由此可見，文化研究的盛衰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國家命運的轉機，自然也就成為文化史研究的轉折，對“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對國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們進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動因。

自然科學界率先從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從而走進歷史的深處。1982年10月在成都召開“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學術討論會，提出從文化傳統探索近代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命題。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領先世界，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輝煌的篇章，為什么近代科學不能在中國產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這一問題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嚴峻的。

與會者思想活躍，有的從中國科學內在缺陷方面分析，認為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果中，技術作成果占絕大多數，技術結構的非開放性，加重了技術轉移的困難，儒道互補的文化體系使得理論、實驗、技術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現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有的認為，中國封建主義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棄科學技術，缺乏產生近代科學的社會條件；有的則認為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類型，不存在獨立于政治意識以外的學術思想，這是中國不能孕育近代科學體系的重要原因。(3)

就會議提供的論文來說，對近代科學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從文化傳統方面提出命題，涉及到中國沿襲數千年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適應現代化這樣一個重大問題。這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施開放政策，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在自然科學界激起的回應。

同年12月，在上海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談會，會議聚集哲學、歷史、文學、藝術。考古、文獻等學術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就如何填補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換意見(4)，并倡議立即組織力量開展專題研究，做好輿論宣傳，推進文化史研究的復興。

文

化熱與一

第四篇：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10余年來，已先后舉辦過六次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發表論文一千數百篇，出版各類資料。專著40余部，可謂碩果累累。由于研究者注意轉換思路、開闊視野，從而使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有明顯提高，許多問題的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現就洋務運動的性質和歷史地位、洋務派人物的評價，特別是近年新辟領域的研究情況、主要觀點作一簡要綜述。

一 關于洋務運動的性質和歷史地位

對洋務運動的性質和歷史地位，學術界一直爭論較大。有的同志認為，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進行垂死掙扎的自救運動，也是他們勾結外國資本主義進一步變中國為半殖民地的賣國運動（劉曉光《洋務運動不該肯定》,《遼寧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6期）。有的同志則持不同意見，認為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的改革運動，“是一個具有進步性的運動”，“在客觀上導致了資本主義幼芽的出土”（李時岳、胡濱《論洋務運動》，《人民日報》1981年3月12日；徐泰來《也評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80年第6期）。孔令仁指出：就洋務運動的本質傾向來說，它是反封建、反侵略的，是進步的；洋務運動功大于過，是一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革新運動（《中國近代史上存在著兩種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文史哲》1983年第3期）。戚其章以是否促進生產力發展為衡量標準，認為洋務運動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企業，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因而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進步運動（《評價洋務運動必須以社會實踐為標準》，《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孫占元則提出一種折衷看法,認為洋務運動既是地主階級開明派掀起的一次自救運動，同時也是一次“求強”“求富”的變革運動；它對內鎮壓以自救，是反動的，而對外御侮以自強，又是進步的（《論中國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東岳論叢》1988年第6期）。

基于以上不同認識，學術界對于洋務運動歷史地位的看法也存在很大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洋務運動鞏固了舊的封建統治，是一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反動路線，不代表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方向，不可與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同日而語（黃逸峰、姜鐸《如何評價洋務運動》,《紅旗》1984年第7期）。另一種觀點與此截然不同，認為洋務運動應該納入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標志著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基本脈絡（李時岳《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同志傾向于對洋務運動作基本肯定的評價。近年,有不少文章開始從“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化”的角度，對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作進一步探討，并取得了可喜進展，盡管看法仍然有別，但總的來看，肯定多于否定（李平生等《全國第五屆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綜述》，《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

二 關于洋務思潮和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

有關洋務思想的研究，本屬空白，以往即使提到，也多是簡單罵倒了事。近10年來，這一領域日益引起學術界重視。特別是一些學者在對洋務思想與早期維新思想的比較研究中，提出了“洋務思潮”的新概念。洋務思想開始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一席之地。1989年以后出版的幾部思想史專著，如吳劍杰《中國近代思潮及其演進》、劉興華等《中國近代思想史略》、寶成關等《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都列有“洋務思潮”或“洋務思想”專章。什么是洋務思潮？劉學照認為，洋務思潮是當權的洋務派官僚和不當權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共同參加、朝野呼應的學習西方、謀求富國強兵的社會思潮（《論洋務思潮》，《歷史研究》1986年第3期）。李時岳、胡濱認為，洋務思潮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字：“借法自強”,它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執行者和支持者們所反映出來的共同思想傾向（《從閉關到開放》第七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概念的界定上，學術界沒有太大分歧。爭議較大的主要是對洋務運動指導思想的理解和對“中體西用”論的評價。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什么？傳統觀點多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視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近年出現一些不同看法。季云飛認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槍洋炮為內容的“師夷長技”思想（《清末“中體西用”思想新議》,《求索》1991年第3期）。徐泰來把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概括為“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八個字（《試論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湘潭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孫占元則認為，洋務運動屬于一次“求強”“求富”運動，洋務論者的“求強”“求富”觀實際上成為洋務活動的指導思想，而“中體西用”則是服務于求強、求富主旨的一種理論（《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應是“求強”“求富”》，《人文雜志》1991年第1期）。

關于“中體西用”的歷史評價，史學界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它是一個中西雜交不倫不類的反動口號（黃逸峰、姜鋒《重評洋務運動》,《歷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第二種意見認為，這個口號雖有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應基本肯定。季云飛指出：“中體西用”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革新進取思想，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從中國政治思想發展史角度考察，19世紀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個多世紀中，沒有比?中體西用?更進步的思想來代替它的歷史地位”（《清末“中體西用”思想新議》）。陳旭麓也指出：在當時，要在充斥封建主義舊文化的天地里容納若干資本主義的新文化，除了“中體西用”，還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來（《論中體西用》,《歷史研究》1982年第5期）。第三種意見主張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中體西用”的歷史作用，認為這一理論有一個從具有一定積極意義走向消極、反動的發展過程。李時岳、胡濱指出：“中體西用”論在向西方學習的初始階段有其積極意義，只是到了后來才具有抵制維新的反動性（《論洋務運動》）。吳劍杰也認為，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體西用”有其進步性，八九十年代后則成為一種反動理論（《關于洋務思想體系及其評價問題》，《武漢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三 洋務運動與近代文化

從近代文化史、社會史角度探討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文化的影響，探討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這是近年來洋務運動史研究中的一個新動向，有關文章雖然不多，但值得注意。葉曉青1983年初發表的《西學輸入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文（載《歷史研究》1983年第1期）,是這方面較早的拓荒之作。該文重點論述了洋務時期的科技引進對中國社會多層次、多方面的影響，特別是對“重義理輕藝事”、“貴義賤利”等傳統價值觀念的沖擊。李侃在《洋務運動與近代文化》一文（《求索》1988年第2期）中認為,洋務時期是在一定的范圍內和一定的規模上開始了中國文化從傳統的舊文化向近代新文化的歷史轉換時期。同時指出：“洋務運動時期產生的近代文化，只能是一種畸形的文化。它既不可能對封建文化作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對西方文化作出自覺的選擇”；“近代文化轉換于洋務，又受制于洋務。”此外，陳絳的《洋務運動與儒學傳統》一文（《復旦學報》1986年第4期），分析了經世傳統、變易觀念對洋務運動的積極影響,以及封建思想對洋務運動的極大束縛，指出：儒學傳統曾經成為洋務運動開展的助力，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它又日益表現為這一運動的阻力。黃清根的《論洋務時期的文化變遷》一文（《江漢論壇》1990年第5期）,則從社會史視角闡述了洋務時期隨著西學的大量輸入，中國的社會生活，諸如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社會信仰、家庭與婚姻等方面發生的“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但都帶有開拓性，都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四 洋務派與近代外交

外交是洋務運動研究中的難題。過去往往把洋務派的外交路線視為“妥協投降”，把洋務派的外交活動視為“喪權辱國”。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對洋務派的外交思想、外交活動進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章鳴

九、劉天路等認為，洋務派隨著對西方資產階級外交知識、法律知識的了解，已初步具有國家主權平等的思想，產生了近代的國際意識，其外交思想正在向近代化邁進；在外交實踐中，他們還以國家主權平等原則為武器，揭露不平等條約對中國主權的侵犯，提出了修改條約、收回利權的主張；其“外須和戎”的外交主張固然是妥協軟弱的表現，但這是洋務派無法擺脫的時代矛盾（章鳴九《洋務思想家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北方論叢》1989年第4期；劉天路《洋務派外交思想簡論》，《山東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章鳴九在《試論洋務思想家對和戰之爭的態度》一文（載《天津社會科學》1987年第4期）中,又分析了洋務派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的“主和”思想以及這種思想的根據，認為他們對中外通商局面和敵我形勢的認識，以及“按約理論”、“據理力爭”，爭取和平環境以求“自強”的設想，“是富有理性的”。章文還以中法戰爭為例，具體分析了當時洋務派官僚基本主和、基本主戰、備戰求和三種不同態度，認為不同態度是基于個人對形勢存在不同看法，以及對講和的時機、條件存在不同意見，并非愛國與賣國的根本分歧。

五 洋務派與清末教案

教案是洋務時期涉及內政、外交的大事，以往的洋務運動研究對此注意不夠，一些教材和學術著作在談到教案問題時，又往往一味強調洋務派如何“抑民奉外”，如何充當對外屈服退讓的賣國賊和對內殘酷鎮壓的劊子手。近年，有同志對此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趙春晨在《晚清洋務派與教案》一文（載《歷史研究》1988年第4期）中認為,洋務派作為封建營壘中開始向資本主義方向邁開腳步的一個政治派別，他們與同時期的頑固派以及自發反教的士紳們具有很大不同，能夠對基督教會，傳教士及與之偕來的一些西方文化采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但同時，他們對教會充當外國侵略擴張工具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認識和警惕，他們盡管不贊成群眾的自發反教行動，但對開展反洋教斗爭的紳民又表示一定的同情。趙文進一步指出：洋務派并非不反對教會侵略，他們在揭露、譴責教會侵略活動的同時，還力圖通過建立一定的規章制度以及修約等方式，限制教會勢力的擴張，抵制外國侵略。至于他們反對自發的仇教反教行為，反對以暴力方式對待教會、教士和教民，主張“非攻教”，這既有畏懼同外國決裂、擔心民眾的行動會危及封建統治這些因素存在，也有他們與自發反教者在思想認識上的歧異，即對自發反教落后性和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因此，對洋務派的“非攻教”不應籠統地斥為“抑民媚外”、“鎮壓人民斗爭”。趙文還分析了洋務派在處理教案時所采取的“悉遵條約”、“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辦”的方針，認為這些方針固然帶有“弱國外交”的色彩，但比起頑固派不顧客觀形勢、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鼓噪廢教毀約、驅逐洋人的主張來，顯然理智得多、可取得多：這些方針的執行，對于在局部范圍內防止教案事態擴大、安定社會秩序、保證洋務運動的進行，以及抵制教會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韓昱的文章評述了洋務派對洋教的矛盾態度：一方面他們鑒于中外實力懸殊，在教案問題上表現出極大的妥協性；另一方面，為了籠絡人心（在感情上也不愿讓洋教橫行中國，擾亂“圣道”），在實際事務中也表示了對洋教的仇視態度，在處理教案的過程中，盡可能地保護地方官和地主士紳，對列強作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客觀上保護了民族利益，維護了民族尊嚴（《論洋務派對洋教的矛盾態度》，《山東師大學報》1990年第1期）。

第五篇：中國近代文學史論文

假期的時候看了《駱駝祥子》，它講述了一個祥子在舊中國想要通過自身奮斗而創造新生活卻最終墮落的悲劇故事。祥子從農村來到城里，作為一個城市貧民的代表，他在奮斗的過程中遭遇了許多的挫折。從洋車被亂兵搶走到被迫與虎妞結婚，是他一步步度走向墮落，到最后他甚至會出賣人命來換取錢財。祥子的夢想其實并不難實現，他只是想要一輛車，一輛自己的車。可是社會的黑暗是他一次次的絕望，他用不知多少汗水換來的一輛洋車，最終卻也還是落得被亂軍搶走。

祥子的婚姻也是他的一次悲劇。祥子想要娶一個可以和他一起奮斗的女子，溫柔而且可以和他一起吃苦。可是他最終卻被虎妞算計了，而不得不與她成婚。虎妞——潑辣而有心計的中年婦女，生就一副男兒性格，很會打理事物，將人和車場管理的井井有條。頗有心計的她安排好了一場騙局，卻沒料到早早的被父親——劉四爺——拆穿，但他還是騙取祥子和她結了婚，但卻沒料到父親會狠心拋下她不管，賣了廠子到外地去了。虎妞就是不想勞動而靠資本獲得錢財的人，這與祥子的理想生活相差太大，而且虎妞是何等厲害的角色，她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祥子，這也使祥子對他婚姻的厭惡感大大加強了。最終由于虎妞的好吃懶做引起難產而死去為祥子婚姻的結局，這一切結局都是又虎妞自己一手造成的，用伎倆換取了婚姻，卻算來算去結果把自己的命也算了進去。

祥子對這個強加的婚姻感到委屈恥辱，如果他對虎妞，對這個家也不是只有恨而沒有留戀，那樣的話虎妞的死應帶給他解脫的興奮，但實際上他是痛苦的。因為虎妞也帶給了他溫暖，一回家就可以吃到溫熱可口的飯菜，虎妞拿私房錢維持生活，給他買車，圓了他買車的夢，在他生病時照顧他。祥子也覺得“不管怎樣，他覺得自己已足有了家，一個家總有他的可愛處”，“生命的延續不過是生兒養女——只要有個小孩，生命便不會是空的”。虎妞其實也是喜歡祥子的，只是她對祥子的喜歡演變成了一種占有，她想不斷的改變祥子，讓祥子時時刻刻都陪著自己，遠離車夫這種低賤的行業。但可惜的是虎妞不理解祥子，她不知道祥子真正向往的是什么樣的生活，這也是祥子這場婚姻的失敗之處,在那樣的時代，沒人能理解他。

盡管婚姻帶給祥子痛苦，他也不想毀掉它，可現實連這么低微的要求都不能滿足他，是多么的悲哀!祥子與虎妞的婚姻悲劇又是性格悲劇祥子是來自農村的城市個體勞動者，農村的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的各個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無論是他的健壯、木訥或者勤快、樸實，還有他的狹隘、保守或者謹小慎微，即從外表，生活習慣，到心理狀態，精神氣質，無不帶有濃厚的泥土氣息，顯示出來自鄉間的特點。祥子性格上最大的特點，是通過個人奮斗改變自己祥子的婚姻的社會地位和生活命運的強烈愿望。他所承受的是來自整個社會的沉重壓迫，孤立的零散的個人奮斗自然難以取得成功；即使有了自己的車子并且始終保有，又何嘗能夠擺脫這些壓制而成為真正可以獨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勞動者?他自身的身份地位是他的這種想法不切實際。這種不切實際的打算，使他一開始就陷入了盲目性，一切真誠的努力都是毫無意義的，等待他的只能是失敗和悲劇，攢錢買車是祥子理想的全部，他拼命拉車，生活節儉，無不良嗜好。靠自己的雙手買了車，日子好一些，他才會考慮娶親，而這強加的婚姻使他要靠雙手立業成家的愿望成了泡影，他感到委屈和恥辱。祥子本打算，假如有了車，生活好一些，“而且愿意娶親的話，他必定要到鄉下娶個年輕力壯，吃得苦，能洗能做的姑娘。”虎妞不是合適的人選，她想要靠資本過活，而且又會耍手段，祥子正是因為自制力不強，才中了虎妞設下了圈套。虎妞想要占有祥子，她對祥子和對別人比起來真是好上百倍。祥子被軍閥逃兵搶去心愛的車，逃出回到人和廠時“虎妞仿佛是招待個好朋友”，當他病未好利索就拼命拉車，心疼他的也是虎妞，“她真是一百一的客氣，愛護”，這對于無親無故的祥子，是溫暖的，所以祥子認為虎妞是做朋友的不錯人選。可她不符合祥子的婚姻理想：好看些、年輕、和順。從祥子不接受虎妞也是因為封建傳統觀念對祥子的影響。虎妞不但又丑又老，婚前還用欺騙手段得到丈夫，婚后還傲慢地支配丈夫，祥子在新房里轉悠，他感覺整個生命就是一部委屈。所以祥子看虎妞是母老虎，怕她，又恨她，怎么能接受他呢?祥子不接受虎妞理應拒絕，但他又不能擺脫掉虎妞；虎妞的私房錢可以弄上的二三輛車，“不為要她還不為要那幾輛車嗎”?同時祥子又狹隘、愛面子，怕別人說他貪圖劉四家財，怕別人笑他依賴虎妞生活，怕別人罵他不正大光明。祥子的矛盾不僅造成了自己的痛苦，也給虎妞帶來了不幸。祥子與虎妞生活習慣與情趣及掙錢的方式方法上也有矛盾與分歧，這些矛盾與分歧是由各自的性格決定的，它使這場婚姻的悲劇色彩更加的濃重。

祥子與虎妞最大的差別在于思想，他們的悲劇也源于此。無論祥子怎么忍讓或者是試著和虎妞相處，他們之間總有隔閡甚至是矛盾。在現代的婚姻中已經沒有了社會的逼迫，但是還是會有很多人因為錢財與權力的逼迫和誘惑選擇不適合自己的婚姻。其實這樣的婚姻又何嘗不像祥子一般，想逃又逃不掉，相適應卻又適應不了，最終只會是自己人生的一大悲劇。面對如此的婚姻，應該很清楚的認識到其中的利與弊，然后才可以做出正確的選擇，避免人生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