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信賴保護原則在民法體系中的作用論文

信賴保護原則在民法體系中具有立法論價值、司法論價值、解釋論價值。

(一)信賴保護原則的立法論價值

正如誠實信用原則一樣，信賴保護原則具有立法準則的功能。所謂立法準則是指立法的指導思想、指導原則。一項法律原則被證實以后，就要在立法中具體體現。離開了法律規則，抽象的法律原則勢必成為空中樓閣;反之，法律規則也需要通過法律原則來統領，沒有法律原則的貫穿，法律規則也會蒼白無力，失去了靈魂。法律規范借助于法律思想、法律原則得以正當化、一體化，即以法律思想、法律原則為立法準則。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對合理的信賴予以保護，它體現在民法典的各個部分。首先，信賴保護是民法總論中的一項基本原則，它一般以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而隱性存在，是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當誠實信用原則發揮作用的時候，它也常常得到了運用。其次，它普遍存在于民事法律行為、代理、時效、物權、債及契約法中，在上述制度中都有體現，如法律行為的效力和解釋、代理中的表見代理制度、取得時效及消滅時效制度、物權的公示和公信原則以及從締約到契約解除的每一個環節;在侵權行為法中，也可以找到信賴保護的規定，如對欺詐行為所致損害的救濟。第三，這一原則是私法的基本原則，不僅存在于民法中，而且更為普遍地滲透到商法原則到具體單行法的各領域，商法中的交易安全保護原則、外觀主義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在精神實質上是相同的;商法中關于公司章程、對經理權力的限制、對董事權力的限制、對非營業主張的限制等均貫徹了“表見即事實”或者說“表見視同事實”等信賴保護原則。票據法更是以票據行為的獨立性、無因性為理論基礎，采取嚴格的文義主義、表示主義來認定票據責任，使信賴保護原則有了制度保障。

(二)信賴保護原則的司法論價值

信賴保護原則作為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通過誠實信用原則的司法運作，可以授權法官進行利益衡量，突破、軟化法律的某些剛性規定，甚至進行“超越法律的法的續造”，以司法手段推進立法的完善。

信賴保護原則可以授予法官衡平權利。衡平的主旨是指法官有權根據個別案件的具體情況，避免因適用法律條款而使處罰過于嚴峻和公平地分配財產，或合理地確定當事人各自的責任。簡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決爭訟時，有一定的根據公平正義原則進行裁決的權力。衡平原則表明，當法律條文的一般性規定有時過嚴或不適合時，當某些具體問題過于復雜以至于立法機關不能對可能發生的各種事實的結果作出詳細規定時，法院運用公平正義的原則加以處理是必要的。

按照埃塞爾的觀點，“一般法律思想”作為“原則”，其事實上本得獨立于法律之外而有其效力。為了尋求正當的個案裁判，法官可以運用法律原則來解釋規范、恰當適用規范甚至發現規范的不合體系性、不合目的性而適當突破之。作為信賴保護原則的重要體現是表見理論和信賴表征制造者的信賴責任。學者認為，表見事實在某些情況下優于法律事實，對表見效力的確認實際上阻止了法律的邏輯適用。

從大陸法系的司法實踐來看，信賴保護原則成為軟化、突破法律的某些剛性規定從而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的手段，甚至在個別情況下可以授權法官進行一些嚴格限制下的“超越法律的法的續造”。大陸法系的法律傳統是成文法主義的，立法者充當了規則的制定者，法官則為司法者。嚴格規則主義的司法傳統禁止法官進行超越法律的價值判斷，立法留給司法自由裁量的空間較小。但近代這種傳統遭到人們的普遍質疑，這首先來自于對立法者能夠預設一切的能力的質疑。成文法的傳統在約束司法者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病，比如規則的一般公平與個案的具體正義之間的矛盾，法律非預見性的矛盾等。授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是發展的必然，其途徑是通過基本原則的作用，進行利益衡量和漏洞填補，發現個別規則的不合體系性并予以解釋突破或回避，甚至在法無明文規定時適用基本原則進行裁判。

大陸法系中“部分履行”原則對法定方式欠缺無效的“治愈及突破等做法體現了信賴保護原則的上述作用。按照許多大陸法系民法的規定，對于一定的法律行為應采取法定要式，如書面方式、公證方式等，欠缺法定要式的，行為無效。其目的是為了提高行為的公示性、警示當事人以及保存證據等。但在行為不具有法定要式但當事人已經履行的情況下，各國在司法實踐中多通過多種方式，如利用“禁止權利濫用”、“禁止矛盾行為”等原則，突破法定要式欠缺的瑕疵，保護信賴契約有效的當事人。就信賴之一方當事人而言，其值得保護的理由不僅在于主觀的善意，更在于其基于信賴而對自己近況所為之改變，即處置行為，此種改變所達的程度，如德國實務上認為“危及生存”，理論上認為是“不可回復性”;就相對人而言，其對于信賴的產生必須是可歸責的。當對履行有效的信賴保護超過了對法定形式欠缺無效的立法意圖，以此，后者得以被突破。

類似的做法也存在于英美法系。在普通法的傳統下，法官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關注個案的公平正義有時甚至超過抽象的公平。因此，普通法較大陸法更為靈活和彈性，法官在推演法律中的作用更大。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通法是法官之法。從歷史上看，普通法的法官在適用法律的時候，如法律規則的適用可能帶來非正義的結果時，常常運用某些抽象的價值原則予以規避，或者軟化、突破具體規則，并在反復的司法過程中發現規則的不合理性，推演出更為公平和符合法律精神的規則。

(三)信賴保護原則的解釋論價值

信賴保護原則的解釋論價值首先體現在對法律規范的解釋。法律規則都有自身的適用范圍，彼此可能產生矛盾，在規則的沖突調和中離不開法律原則。發現個別法規范、規整之間，及其與法秩序主導原則間的意義脈絡，并得以概括的方式，質言之，以體系的方式將之表現出來，乃是法學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法律的體系化關系到法律整體功能的發揮，個別的規范和法律原則之間的關系是否恰當，至關重要。法律規范的適用過程中，離不開解釋。解釋是發揮規范的體系功能的必要途徑。只有依據一定的法律原則，才能避免規范適用過程的僵化。在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某些法律規范的剛性的弱化，因為，這也是原則對規范的合目的性的矯正，其中離不開解釋。

信賴保護原則作為解釋論的功能更多地體現在對意思表示、契約條款的解釋上。信賴是契約的基礎，信賴保護是契約中的核心原則，從契約的締約接洽、契約的履行、契約利益結構和違約規則的設計，都與信賴保護有關。在接洽階段，“締約上的過失”制度保護信賴利益的損害，使信賴契約成立、生效而受損的當事人回復到締約之前的狀態;契約成立后，“契約必須履行”，法律保護期待利益，當事人的信賴和期待在契約的名目下得以保護。契約應如何履行?一個看似合意的契約在發生實質分歧時應執行誰的意思，保護何種利益?契約的解釋不僅涉及到契約應如何履行，也涉及違約的認定;這不僅關系到意思自治原則，也關系到信賴保護問題。為了確定當事人信賴的合理性問題，對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表示、契約條款進行解釋是必要的。在意思表示和契約的解釋中，私法自治和信賴保護成為一對相互制衡的價值，解釋的過程即是二者考量平衡的過程。契約解釋的規則是意思自治和信賴保護衡量的結果，有探求當事人真意的解釋規則，也有習慣解釋、文意解釋、按照正常的理性的人解釋等規則。

信賴保護原則具有維護交易安全、簡化復雜、提升效率、保障交易秩序等基本價值，亦具有立法論、司法論和解釋論的作用。但這并非意味著信賴保護具有無可爭議的絕對性和保護的優先性。信賴保護原則有其適用的邊界，邊界超過即為僭越;同時，信賴保護原則亦受其他原則和價值的制約，在一定程度上要對其他原則妥協。信賴保護是一種原則，原則總有例外。這種例外可能是因為優于信賴保護原則的原則出現，如當本人是無行為能力人時，對信賴人的保護要讓位于保護無行為能力人的法律。正如拉倫茨所說，在民事法中“信賴責任”原則乃是并隨私法自治原則(指在法律行為領域個人自我形成及自我拘束的原則)而出現者。在法律行為的交易中，無完全行為能力人保護的原則優先于信賴原則，于此對于他方當事人有行為能力一事的“善意信賴”不受保護。但無行為能力人使用詐術造成其有行為能力的表象時，則應保護信賴人。

第二篇：論文知識產權的民法保護（模版）

論知識產權的民法保護

摘要

關鍵詞

一 序論

（一）知識產權的概念和特征知識產權的概念

知識產權是人們對于自己的智力活動創造的成果和經營管理活動中的標記、信譽所依法享有的專有權利。

知識產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鄰接權、商標權、商號權、商業秘密權、地理標志權、專利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各種權利；而狹義的知識產權，即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它包括了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三個主要組成部分。2 知識產權的特征

知識產權是一種新型的民事權利。是一種有別于財產所有權的無形財產權。它具體有如下特征：首先，知識產權具有獨占性，這種獨占性表現為作者獨自占有和壟斷這種權利，未經作者同意不能擅自的去使用；其次，知識產權還具有地域性特征，即知識產權的效力只作用一定的地域；再次,知識產權具有時間性，知識產權的效力具有時間性，在一定的時間內受到法律的保護，超過相應的時間則權利消失。

（二）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性（民法方面）

知識產權的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小的方面來說，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于維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為其繼續進行新的知識產權的創造提供動力；從大的方面來說，知識產權的保護有利于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進步，文化的創新與傳承，保護我國企業的相關權利，提高我們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三）我國民法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

知識產權相對于民法上的其他權利來說，有其特殊性，它是一種無形的財產權，一經國家機關授予，即受法律保護，由于知識產權和其保護對象的特殊性，傳統的財產權保護制度已不能完全適用，因此知識產權法和民法在保護范圍和侵權方面作出一些特殊規定。

正是由于知識產權的這種特殊性，所以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也與民法上的一般財產權不同，它的范圍廣，類型多樣化，行為具有高度的技術性。

故而，我國民法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采用二元歸責原則，即在采用過錯責任原則的基礎上補充適用過錯推定原則。這一原則的適用可以使知識產權所有人免除舉證責任而處于有利地位，有助于制裁那些雖無主觀過錯但缺乏抗辯事由的侵權行為人。知識產權的民事救濟措施主要采取停止侵害和請求賠償損失的方法。

（四）外國的法律及相關的國際組織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

第三篇：現代民法中的弱者保護

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私法領域奉行人之生而平等的法律格言，英國法學家梅因通過對歷史的考察指出“進步社會的運動，迄今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法國民法典》更以不朽宣言的形式奠定傳統民法的三原則(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錯責任)。盡管時代的發展使三原則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但作為三原則基礎的主體法律人格平等卻如磬石般未受到任何損傷，反而通過歷史的淬煉和各國的立法實踐，成為現代國家民主法制的基本內容和人權保護的尚方寶劍。但考察晚近的民法發展，不難發現在強調抽象人格、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流下，還涌動著一股要求突破人格局限，倡導弱者保護的暗潮，并且這種趨勢有如臺風來襲，勢不可擋，迅速滲透到各國民事立法中，出現了從契約到“身份”的制度變遷與交融。這一日漸普遍的現象是動搖了近現代民法的基礎還是民法與現實生活博弈之后的因應之舉?對此我們必須以謹慎的態度和敏銳的眼光進行分析。

民法上的弱者保護指法律非借助抽象人格對全體社會成員實行一體保護，而是根據人所處的具體社會關系，界定其居于弱者地位，再由法律予以特殊或傾斜性的保護。這一抽象人格的具體化絕不是對傳統民法的離經叛道，亦非簡單的從契約到身份的歷史回歸，它反映了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可體現為：

1、民法是“經濟關系直接翻譯為法律原則的法律，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準則”?。資產階級革命后確立的抽象人格平等保護，使民法在制度變遷上從身份向契約轉化，適應了社會從封建主義時代進步到資本主義時代，人們急欲擺脫等級束縛，要求人格尊嚴，呼吁法律平等保護的時代要求。但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和社會經濟的復雜化，使得人之間的平等性與互換性這一民法抽象人格的基礎發生了動搖?，籍借抽象人格而受到同等保護的法律關系主體在事實上并不具有相抗衡的力量，往往是強者一方憑壟斷、財力、信息等方面優勢通過合法形式獲取不合理的“正當”利益，而弱者只能咽下抽象人格平等的法律苦果。正是強弱分化造成的利益失衡喚醒了法律的良知。“法的關系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變化促使法律作出相應調整，在強調抽象人格平等的主流下漸漸露出了弱者保護的端倪。回應刑法“它把社會壓力理解為認識的來源和自我矯正的機會”?，弱者保護在民事立法中的出現正體現了民法是建立在現實生活基礎上，并隨著現實生活的變化而適時調整的制度，它反映了民法的“活法性”。

2、法律價值定位決定了其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長期以來，法律只是作為工具性的手段被運用，致力于形式的平等，以簡單劃一的方式來應對現實中千變萬化的情況。在民法領域，抽象人格的確立，確實使全體社會巧員擺脫因身份差異而必須在法律上排序定位的陰霾，但如此一體的保護畢竟抵御不了工業化潮的沖擊，在強大的組織力量面前，孤立的個人無法籍借這種人皆享有的平等獲得充分保護，法律上形式平等的外觀反而助長了組織的實力，拉大了強弱者的差距。但民法為私法領域的憲章，是有著“人法”、“權利法”美譽的私法之王，弱者保護的出現使法律的價值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強調法律予以人們抽象人格一體保護形式平等的同時，也考慮到，因人的差異性形成的具體人格在法律上需要特殊保護以達到實質平等的要求，從而使法律的價值從工具性飛躍到目的性上，并有機協調了二者的關系。由此民法樹立了一種以人為終際關懷目標的親和形象，為民事主體鋪就了一條自我解放的康莊大道。民法中弱者保護內容的產生、擴充和兼容，是民法適應多樣化現代生活的折射，它不僅使民法實現了價值目標的升華，也突出了民法在價值目標追求上的多元化和多層次性。

3、市民社會私法自治的原則界定了國家在私法領域充當被動的守夜人的身份。民法抽象人格的確立，更以個人約束的自動性排斥了國家在民事活動中的主動干預權。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時期，這樣的制度的安排，確實長足促進了經濟繁榮與社會進步。壟斷時期的到來和資本主義國家長期經濟改革的實踐卻證明，純粹的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無法解決社會公平、效率和經濟長期發展的后勁等重大問題，更因其調整的滯后性導致了社會寶貴資源的浪費和配置的低效率。由此從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和羅斯福的新政開始，國家干預成為現代經濟生活不可缺少妁部分，經濟發展模式也從單純的市場自我調節向市場調節與國家干預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發展，反映在立法上，則是私法的公法化和社會性立法的出現。弱者保護的倡導正是這種經濟模式變化及立法趨勢的集中反映。它使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合法化，進一步發揮了民法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積極作用。

弱者保護是國家干預滲入私法領域，民法適應多樣化生活需要、追求實質公平的結果。但弱者身份的提出，并非老調重彈，回歸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等級身份，弱者身份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身份的多重性。現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使個人可同時擁有多重弱者身份，如個人可同時作為消費者、婦女、老人存在，而等級身份則具有單一性，個人無法逾越等級差別而享有不同等級的身份。

2、身份的法定性。弱者身份的取得源于法律的保護性規定，而等級身份的取得具有原生性，一個人的出身往往決定了其一生的身份。

3、身份的移動性。弱者身份因法律規定要件的滿足而享有，因要件的缺失而喪失，具有階段性，往往不為某一特定人所終身享有，而等級身份則具有固定性，從一出生個人的身份往往就確定下來，并可因繼承轉移給后代人。

4、身份的例外性。現代社會以抽象人格、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無身份區別保護為一般，弱者身份的提出，是這種一般的例外，其適用有著嚴格的法定條件，而等級身份則是身份社會的普遍現象，全體社會成員都具有某種身份，并因身份的不同形成權利義務不一的等級

5、身份的獨立性。現代社會強調個人獨立，弱者身份的獲得使特定的個人享有法律規定的特權維護自身權益，而等級身份則具有依附性，個人始終被視為特定團體的成員，“他所應遵守的規則，首先來自他作為其中成員的戶主給他的強行命令”@。

6、身份的社會性。弱者身份的界定是為了使法律傾斜對弱者的保護，體現社會實質公平，而等級身份的界定則源于家族倫理關系，是為了維護等級差別和上層等級的特權。

正因為弱者身份不同于等級身份，而是現代法律文明的成果，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結晶，因此弱者保護的立法一呼百應，形成近現代以來蔚為壯觀的保護弱者的立法，歸納而言，可體現為：

1、以行為立法為主的民法潮流中出現了身份立法，如我國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出現。

2、婚姻家庭法中突出了對婦女、老人和兒童的特殊保護。如我國《婚姻法》中規定“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離婚時，夫妻的共同財產由雙方協議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財產的具體情況，照顧女方和子女權益的原則判決”。對弱者的保護也延伸到明顯處于弱者地位的胎兒和繼承人，如我國《繼承法》規定“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應繼份額”，“遺囑應當對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

3、我國《合同法》中對被動接受格式合同一方的保護，包括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應遵循公平原則確立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采取合理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責或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嚴格限制免責條款的效力，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和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合同履行原則的規定。

4、產品責任法中規定產品特殊侵權的嚴格責任，并實行舉證責任的倒置，有效保護了作為弱者的消費者的利益。

5《、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對消費者權利的專章規定和對經營者義務的專章強制性規定。

6、勞動法中對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護，對用人單位提供勞保條件的強制性規定和調強個人勞動合同標準不得低于集體合同標準的規定。

7、公司法中對小股東權益保護的種種規定，如國外立法中規定的表決權限、累積投票制、股東代表訴訟和股份收買請求權等。

綜上所述，法律保護弱者的方法各種各樣，角度、層次、力度不一，但歸納而言，這些保護方法不外有：

1、制定適用于某種弱者身份的法律，彌補民法基于抽象人格以行為立法的不足，維護某一特定弱者群體的利益，如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2、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i、權利義務相均衡的基礎上予以弱者更多的保護性規定。包括一方面賦予弱者更多的權利或轉移、減輕其義務，如上述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消費者權利”的專章規定，民事訴訟中特殊案件受害人舉證責任的轉移(舉證責任倒置);另一方面限制、削弱強者的權利或增加其義務，如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中對持股達一定比例的股東的表決權限制，我國《合同法》中格式合同制定者的提醒注意義務。

3、國家力量介入私法領域，強行性法律規范增多，并規定對某一類弱者的最低保護標準。如上述勞動者個人合同標準不得低于集體合同標準，用人單位在勞動合同中約定人身傷亡免責條款的當然無效。

四

弱者保護基于維護社會實質公平的目的，這種保護應與弱者身份緊密相連，因此界定何謂弱者成為立法司法工作的關鍵，法律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但在所有的社會關系中未必都存在著弱者，因此筆者認為對弱者可以界定為“特定社會關系中處于劣勢的一方”，其含義有二：(1)弱者身份并非與生俱來，它是公民參加到某一特定社會關系中才享有的或者某種身份是公民所特有的，但并非該公民參加所有社會活動都受到這種身份的保護，只有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這種身份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2)劣勢的考評應是客觀且貫徹始終的。這里有兩個衡量標準:其一，處于劣勢的一方不擁有足夠與處于優勢的一方相抗衡的力量，也可以說在相抗衡中處于劣勢的一方相對于處優勢的一方是收益遞減、成本遞增的，并最終導致零收益甚至負收益;其二，處于劣勢的一方與處于優勢的一方彼此的地位是不可互換的，也可以說這種互換在現實中不具備條件或將導致這一特定社會關系完全改變。弱者所處的劣勢在社會生活中可以有多種表現形式：(1)經濟劣勢，如普通消費者與財力雄厚的大企業集團;(2)專業技術劣勢，如消費者與產品制造商對產品技術性能的了解，儲戶與銀行對假幣的辨認技術;(3)信息劣勢，如普通股民與證券交易專業人員，小股東與擔任公司董事的大股東;(4)權力配置、行使劣勢，如公民與政府職能部門;(5)組織關系劣勢，如受雇傭者與用人單位;(6)智力、體能劣勢，如未成年人與成年人，老年人與年輕人，女性與男性“7)地區劣勢，如經濟不發達地區公民與經濟發達地區公民，不享受優惠的地區的公民與享受優惠的地區的公民。

弱者保護是民法適應現實生活需要而出現的制度安排。隨著社會生活的深化，必然在現實中涌現出各種各樣的需要法律予以保護的具有某種特定身份的弱者，如在教育體制改革中實行收費制，是否意味著剝奪了貧困地區學生的繼續升學權，在髙考錄取分數線上的地區差異，是否意味著限制了市屬高校以外地區學生的人學權，衛生部門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對醫療事故鑒定的壟斷權是否侵害了醫療事故受害人的利益?社會關系的層出不窮，在講究依法治國的今天，尤其需要法律的及時調整。

因而如果說新世紀的到來是人類更為進步的時代，那么這其中必然包括著基于社會實質公平對弱者的傾斜性保護。這種保護不僅意味著應盡可能全面地為現實中的弱者提供暢通無阻的法律救濟途徑，而且也意味著通過法律救濟途徑，弱者能及時地獲得無論在保護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彌補其劣勢的救濟。法律源于現實生活并服務于現實生活，對于立法者而言，要洞察現實生活中強弱對比的變化，及時界定弱者群體的范圍，形成有效的保護措施，付諸立法實踐;對于執法者，要全面地執行法律，使弱者保護的法律規定得以實現;對于司法者，要正確把握弱者的含義，在法無明文規定時，運用公平原則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盡量維護弱者的利益。在我國的法治實現過程中，弱者保護應當也必然成為立法與司法的重大課題。

第四篇：國家創新體系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分析論文

文章標題：國家創新體系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分析論文

摘要：知識產權體制的適宜性對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形成和成功有重大影響，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知識產權制度是激勵創新的動力，它作用于技術創新的全過程。必須重視新知識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利益權衡問題，過于嚴格的知識產權規制同時可能會阻礙知識的傳播。

關鍵詞：知識

產權制度；國家創新體系；技術

（一）國家創新體系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興起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革[1]。創新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成為保持和提高國家長期競爭力的關鍵因素。世界各國都把自主創新作為主要方向來考慮，但各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態勢和水平，因此各國紛紛尋求適合本國自身的創新道路。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發布了改善其創新績效的國家技術創新戰略，具有強大創新能力的美國提出了在科技前沿全面領先的戰略，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國、知識產權立國的戰略，韓國提出了以科技為基礎的發展戰略，這些國家的技術創新水平發展十分迅速。考察這些國家技術創新的發展歷史，不難看出，國家技術創新體系是創新成功背后的強大的驅動力。于是，國家創新體系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論被提出，首次提出這一理論的是英國著名學者Freeman。他在1987年研究日本時發現，日本在技術落后的情況下，以技術創新為主導，輔以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只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就使得國家經濟出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成為工業化大國。這說明，制度因素在推動技術創新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認為，人類歷史上先后出現過的技術領先國家，從英國，到德國、美國，再到日本，這種追趕、跨越，不僅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且還有制度創新、組織創新的作用，從而是一種國家創新體系演變的結果。

（二）國家創新體系的范圍引申

國家創新體系迄今都難以得到準確的定義，它是一個國家復雜的制度和政策激勵體系的統稱[2]。有關這個體系的研究，不同的學者運用了多種不同方法，而每種方法的重點不同，并且都提出了許多問題，有些已經解決，但仍有很多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它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運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論假設“國家體系的分析水平不能完全還原到每個要素”，換句話說，即整體不等于部分的簡單加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開開展了對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1996年，該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提出，國家創新體系可以定義為：公共和私營部門中的組織結構網絡，這些部門的活動和相互作用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知識、技術擴散能力，并影響著國家的創新業績。國家創新體系的提出和研究是技術創新研究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是對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關系認識深化的結果。國際上，國家創新體系較通用的定義是：國家創新體系是指由一個國家的公共和私有部門組成的組織和制度網絡，其活動是為了創造、擴散和使用新的知識和技術。其中政府機構、企業、科研機構和高校是這一系統中最重要的要素。國家創新體系中包含著各種相互作用的要素，就是具有經濟效用的新知識的產生、傳播和應用，以及它們的相互作用力。之所以強調國家體系，而不是區域或國際體系，是由于公共政策的設計和執行仍然是一國政府部門的功能。國家創新體系的利益反映了一個信念：國內公司的創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政策。其次，任何政策的成功實施，都取決于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所以，當一個國家的國際責任同國內優先權利以及當地環境相沖突時，給政府帶來了挑戰。

所以創新體系、生產體系以及制度背景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國家現象，它們根植于特定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所以，分析知識產權對任何一個行業的技術創新體系的影響時，都不能夠脫離該體系的實施背景。在國家創新體系下，政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機構，為了尋求一系列共同的社會和經濟目標而建設性地相互作用，并將創新作為改革和發展的關鍵動力。國家創新體系的主要功能是優化創新資源配置，協調國家的創新活動。具體而言，國家創新體系具有國家創新資源（包括人力、財力、信息資源等）的配置功能、國家創新制度與政策體系構建功能、國家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功能和部分創新活動的執行功能。國家創新體系有系統性、網絡性、制度創新性、組織學習性等幾個基本特性。必須意識到，國家創新體系并不是有意構建起來的，它的組成要素也不是以一成不變的形式發揮效用。毫無疑問，如果這種國家體系想要保持并不斷吸收國內外的創新活動，必然需要將一致性和穩定性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科技的發展使知識經濟在國民經濟生產中的地位越來越高，所占比重也越來越大。隨著經濟和技術的全球化以及企業間國際競爭的升級，發展中國家單純依靠利用本國低成本的勞動力制造侵權、仿制產品的可能性大大縮小。因此，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有利于本國企業創新和獲得專利的知識產權制度，改變在國際競爭中的被動局面，以期獲取經濟增長的長期收益。

（三）知識產權制度在國家技術創新體系中的促進作用

國家的核心競爭力越來越表現為對智力資源和成果的培育、配置、調控能力，表現為對掌握和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3]。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知識產權制度是激勵創新的動力，作用于技術創新的全過程。知識

產權制度促進了技術創新成果的產權化、資本化和產業化，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進而推動經濟發展。

創新成果本身不具有物質形態，不能像普通財產那樣受到法律保護。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對智力成果的有效產權安排。它是在對公有知識繼承基礎上的創新，其創新點與公有知識往往交融在一起，產權邊界不易判斷；同時，它具有轉移和擴散容易，不易識別，難以控制，以及復制成本很低的特點。因此，創新成果需要通過知識產權制度來加以界定和保護。知識產權制度依法對創新成果進行科學審查、產權界定，明確產權的范圍和歸屬，實現創新成果產權化，為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現有的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中，對于技術創新成果，除了著作權從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動成立之外，其它的專利權、商標權等都要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和審批程序才能生效。技術創新活動是一種復雜的、高風險的智力勞動。技術創新成果可以非常容易地共享、易于擴散和傳播，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屬性。因此技術創新成果具有外部性，即他人可以不付代價地享有利益而權利人卻不能得到回報。如果這種外部性問題不能得到解決，人們就可以任意地、無償地利用他人的創新成果，創新成果的權利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障，其繼續進行創新的積極性就會受到嚴重的挫傷，社會整體創新活動就會受到抑制，從而阻礙了科技進步和經濟的發展。知識產權制度就是一種推動技術創新的利益激勵機制。創新成果的產權化使創新成果的權利人有了獨立的利益，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內享有排他獨占權，從而使權利人與創新成果的產權發生最直接的經濟利益的聯系，同時使得創新成果的外部性減弱，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變小，可以獨占一方市場，獲得超額利潤，最大限度地發揮創新成果的價值，實現權利人利益最大化。知識產權制度的市場價值取向使創新成果的權利人和發明人的利益與創新成果市場價值的實現緊緊連在一起。創新成果越是符合市場需求，對社會的貢獻越大，權利人和發明人所獲得的經濟利益就越大，從而使人們從創新的開始到產業化的全過程，都始終瞄準市場，把創新活動與市場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良性循環，促進了技術創新與經濟共同發展。

技術創新取得的成果，必須及時取得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的智力財產權，這使得它極易受到侵犯，出現他人不付任何代價就可使用的“搭便車”現象。因此通過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使得權利人對自己的智力成果獲得一種合法的壟斷權利。只有獲得知識產權的創新成果，才能真正實現和保證對其的權利，并在市場競爭中獲得獨特的競爭優勢。創新成果的產權化，可以使所擁有的科技優勢轉化和提升為市場競爭優勢。科技優勢只表明在科技的制高點上可以達到的某一高度，但并沒有占領這塊陣地。要占領這塊陣地，就必須通過獲得知識產權來實現。在現代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知識產權制度是必不可少的保障。高新技術產業的特點是高風險、高投入。如制藥產業素有高風險、高投入、高回報的“三高”之說，大型跨國制藥公司一般會把利潤的10-20用于研發。國際制藥業巨頭輝瑞每年投入研發的費用超過50億美元，阿斯利康公司每個工作日的研發費用高達1400萬美元。與此相反，仿制一種藥品只需要很少的投資和很短的時間。再如，開發一個大型的軟件系統要投入上千人長年的工作量，而復制一個軟件只要點按一下鼠標就可完成。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就不會有投資者對高新技術進行前期的巨額投入，就難以形成各種高新技術產業。產權化的技術創新成果，不僅代表了科技水平，而且代表了市場的競爭水平。衡量一個企業的競爭水平，常常看企業擁有的專利數量，而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競爭綜合實力，同樣要看國家整體擁有的知識產權。世界上所有的經濟和科技強國都是知識產權大國。

（四）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對知識產權制度種種缺陷的超越

Stiglitz（2002）的研究表明，必須重視新知識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利益權衡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如此，在發達國家亦如此[4]。一旦由于過于嚴格的知識產權規制使得知識的代價過高，就會阻礙知識的傳播，結果就是無法發揮它在改善生活水平上的積極影響。雖然知識產權中的專利權理論以基礎研究為基礎，但是它并不一定是鼓勵研究最恰當的工具。1980年美國的Baye－Dole法案通過之后，大學就可以為自己開發出來的技術申請專利，所以這些研究機構為了保護研究成果，開始越來越頻繁地運用專利權。然而對于這種趨勢頗有爭議，由于大學研究越來越多地轉向了商業價值，所以這樣做無法激勵基礎研究和知識的共享。

實際上，許多研究發展中國家模仿行為的人們發現，發展中國家的模仿過程就好比是發達國家的創新活動一樣。實際上，知識具有一部分的隱性特質，這就決定了模仿和創新都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其中都包含著探尋的過程，這種探尋不完全區別于為了取得新發展而進行的探尋，并且往往需要花費較高成本（有時候甚至比初試的創新還昂貴），這個觀點不僅可以運用到有專利的創新活動，而且可以運用到無專利的創新活動。同樣為了更好地理解、解釋并評價基礎知識和應用知識，必須具備研究能力。因此，引進或者改進外國的科學技術本身就帶有很多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實際上，從企業進行這些活動的角度來看，改進現有技術的決策在本質上同創新決策沒有區別。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模仿同發達國家的創新活動有著很多共同的特征，雙方都具備獨創性、科學技術能力、運用特殊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管理能力以及組織效率和靈活性。這些特征接下來會影響生產成本、市場競爭特征以及整個行業的進化發展。不僅如此，這兩種活動都可以增強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所謂技術吸收能力，就是企業通過無形資產的投資過程而學習和運用新技術的能力。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自我加強的累積過程，這個事實也強調了創新和模仿之間的緊密關聯。正是上述特征最終將創新和模仿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實際上，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雖然工業化水平和基礎研發水平比較低，但是在工業化過程中，制造商掌握了很多新產品和新的生產技術，因此積累了很多科學技術能力。之所以可以獲得這樣的發展，關鍵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產權非常寬松或者甚至不存在知識產權，所以才能夠使得科學技術更自由地傳播開來。

（五）對我國的啟示

雖然知識產權體制的適宜性對國家技術創新體系的形成和成功有重大影響，但是要想一直保持成功，仍然需要建立一個適當的支持性框架，避免經濟陷于混亂的不均衡狀態。因此，激進的財政預算縮減、貨幣貶值、由投機性兼并和收購帶來的不穩定性都有可能摧毀積累的知識和科學技術能力。實際上，不利的政策和環境因素都可能輕易導致業績蕭條和學習停滯。如果在專利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沒有考慮它的國內背景，那么它很有可能以失敗告終。從歷史的觀點講，工業化國家的政府在逐步引進更強的知識產權政策時，同時也必須大范圍內實施相應的補充政策和制度改革才能夠增強本國的技術能力，保證國內產業的持續發展。我國2001年已經成為WTO成員，所以完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不僅是我國履行“入世”承諾和營造投資環境的基本方針和重大舉措，更是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增強核心競爭力的深層次需求。當前，我國面臨的知識產權形勢十分復雜：（1）國家的知識產權立法已經基本完備，知識產權執法不斷加強，知識產權普法也已廣泛開展；（2）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的最薄弱環節（主要體現在企業的知識產權綜合素質和經營管理能力）還亟待全面提升。因此，提升我國的經濟實力和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以知識產權戰略為導向的自主創新體系，加強自主知識產權的創造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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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雙體系”建設在煤礦安全管理中的作用論文

摘要：煤炭工業作為我國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其中的安全生產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了確保煤炭工業的穩定進行，以及確保煤炭工業對安全管理的重視，各個煤炭企業都引進“雙體系”管理體系。在煤礦安全生產管理中，改變目前被動的、老舊經驗式的安全管理模式，然后實行主動的、全面風險提前警示的安全管理模式是可以有效地解決中國現在煤礦事故經常發生的要點。煤礦安全生產風險提前警示是在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的指導下，多方面集齊煤礦危險源頭信息，通過對應的提前警示知識規則和提前警示模型提前知道系統的風險狀況，使得對現下的不能夠承擔的風險狀況進行及時地報警，對將來的風險進行實時提前警示的目的，同時根據提前警示結果未雨綢繆，以此避免亡羊補牢的煤礦災害處理結果。

關鍵詞：煤礦安全；風險警示；安全管理

隨著我國與國際的接軌，煤礦企業不再像當年剛盛行時那么地吃香，為了改善煤礦企業在與別的上市產品競爭中的劣勢，有關部門提出了“雙體系”模式對煤礦安全管理的重要性。“雙體系”就是針對預防煤礦安全事故，提高生產效益而出現的一個新的詞語。具體的內容有如下幾點。

1“雙體系”管理制度的建設

風險預控管理體系以危險源辨識為基礎，以危險預先控制系統為核心，通過科學制定各大系統、各類施工設施、生產材料的安全規范，健全完善各種各樣的管理制度，明確安全危險管理控制的過程，使關鍵設備和現場安全危機實現超前辨別和預先控制，實現“人、機、環、管”的最佳匹配。根據“雙體系”建設總體要求展開，立足礦井實際，抓組織、強宣貫、重達標，嚴考核，積極推進安全“雙體系”建設，促進了礦井生產安全管理水平的整體提升。

1.1“雙體系”對個人的效益

“雙體系”指的是風險預控管理體系和員工操作標準體系。此兩種體系旨在提高煤礦生產安全并且保障員工生命安全，是不同于以往傳統的管理模式，能夠針對目前存在于煤礦生產中的問題提出最有效的管理方法，是一種新型的提高安全生產的理論。

1.2煤礦管理模式

在煤礦的安全生產的過程中，各種危險情況會不時出現，生產環境十分惡劣，并且經常受到水、火、瓦斯、煤塵、頂板等各種災害因素的威脅，煤礦的安全生產從一開始就是生產技術和管理中一個非常受到關注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煤炭生產始終把“安全第一，預防生產”這個原則放在第一位，把保護工作人員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并根據我國煤炭工業的發展現狀，把煤礦的安全管理和法律規章制度接軌，加強安全管理和安全裝備兩個方面來保證煤礦安全的根本好轉。煤礦生產安全工作由傳統經驗管理逐步轉入全面管理和科學系統管理。

1.3煤礦安全管理要點分析

1.3.1加強安全質量標準化工作

有條不紊地推進安全質量標準化工作，做到技術達標和人員達標。對達不到三級標準的煤礦企業，限制期限停止生產重新整頓，超過時間仍然達不到標準的企業，將會依照法律制度關閉企業。推動實施優秀的工程評比活動，把它當作標準化工作的指導方針。將標準化工作為煤礦安全生產的前提條件，達到標準的企業可以開始進行生產工作。

1.3.2加強群眾安全監督工作

群眾是生產活動的基礎之一，將群眾的監督作用放到煤礦安全生產工作中來，認真實施省總工會《關于認真開展“查身邊隱患、保職工安全、促企業發展”群眾性安全生產活動的實施意見》，發揮工群眾的廣泛優勢優勢，發動職工尋找自己身邊的不利因素，維護群眾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煤礦企業要在礦井每個班組加強群眾的監督力量，讓每個人參與其中，以此保障煤礦的安全生產。

2“雙體系”引入煤礦安全管理的模式分析

“雙體系”在引入安全生產管理時主要體現在集約高效的安全生產模式，人員精準操作的安全模式，能夠雙管齊下，從生產人員和對事故的提前預測兩方面去著手，保障了煤礦安全管理的實際性，可行性。

2.1“雙體系”引入煤礦企業安全管理

把“雙體系”引用到煤礦生產安全管理中能改變以往的傳統管理模式，使得煤礦生產實現高效率，高質量，高標準，也保障了煤礦工作者的生命安全，降低煤礦災害對員工的生命健康影響。有力地提升了礦井安全質量標準化建水平，為打造本質安全型礦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2“雙體系”應用于煤礦安全管理的實例

2014年以來，同煤集團雁崖煤業公司始終以“安全生產對標管理”、危險預先控制管理和員工操作達標“雙體系”建設活動為主要線路，以“雙基”建設為要點，持續進行動態考核，加強責任落到實處，確保了公司的正常，高效，安全運行。這個公司成立了安全生產對標管理和“雙體系”建設領導小組，將安全生產對標和“雙體系”建設管理工作放在主要的核心地位，推動了工作全方位的發展。嚴格參照集團公司標準，制定頒布了《風險預控管理體系和員工操作達標體系雙體系建設實施方案》。進一步修訂完善了安全生產委員會監督、安全隱患查找排除等制度，細致明了、清楚分析了各成員單位監管責任，確保安全責任的全面實行。在煤礦安全生產管理的過程中，公司對煤礦生產過程時所用的器械方面進行了改造，引用了安全程度位于國際前列的生產煤礦機械，并且時常派人監管，監督。只要安全隱患一經工作人員發現，就會立刻整改。除此以外，公司讓風險預控體系替換了以往的舊體系，可以很快發現危險源頭，然后進行處理，保障了生產工作的安全進行和有條不紊。在人員操作方面，公司加強了對人員的技術培訓，時常舉行員工技術大賽，保證了員工對操作方面的熟練程度，避免因為人為因素導致的不可估量的煤礦災害。

3“雙體系”在煤礦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在煤礦生產作業中存在著較大風險，缺乏對風險的有效控制，則會引起安全事故，引起較大的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在煤礦安全管理中應用風險預控管理體系與員工操作達標體系，通過對危險源辨識、風險評估、編制管理標準與管理措施、進行危險源監測與風險預警，員工對自己操作的精準要求，確保煤礦生產作業的安全性，并探討風險預控管理體系于煤礦安全生產中所發揮的作用，實現煤礦的安全管理。

3.1提高工作生產效益“雙體系”

拋棄以往不成熟的管理經驗，腳踏實地，以根本情況為基準，將安全管理落實到大大小小方方面面，使其能夠置辦得當，彈無虛發，檢查細致，有總結思想。如果說，狠抓規章制度的完善建立是治標的話，那么把這些規章制度用到實際就是治其根本，只有標本兼顧根治，安全生產局面才會收到出人意料的效果，企業效益才會平穩上升。

3.2保障個人安全的“強心劑”

有了“雙體系”對煤礦安全生產的保證，減少了安全事故的時常發生的隱患，員工的生產積極性也會大大增加，煤礦的生產工作自然會順利進行，也為安全生產打上了一劑“強心劑！”

3.3優化企業安全生產管理

在當前世界經濟全球化、信息技術飛速發展及市場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煤礦生產企業正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和壓力，“雙體系”可以加強，提升煤礦公司的產品安穩輸出以及管制服務的水平提升，然后有效地提高整個過程的產品管理水平，減少了企業所花費的財物。大大改善產品的質量問題，改善企業競爭過程中的劣勢，并為其他相關企業的安全生產管理流程優化帶來借鑒意義。

4結論

“雙體系”是煤礦安全管理的一大助力，積極實施能夠為國民經濟的提升創造出最大的效益。關于“雙體系”的解釋以及作用希望能對煤礦的安全管理工作有所幫助。

作者:朱廣順 單位: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煤礦集團同發東周窯煤業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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