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歷史研究法》讀書報告
關于錢穆、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讀書報告
(文章結構采取先分別論述各自文章的內容，然后再進行一一比較分析)
梁啟超之《中國歷史研究法》一 版權信息
書名：中國歷史研究法
作者：梁啟超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年1月
ISBN 7-5060-2192-7
二 全書內容提要
《中國歷史研究法》是梁啟超先生多年學術研究的成果，從1901年《中國史敘論》發布到1921年著述此書。梁啟超主張變化的歷史，他從歷史的發展中看到了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連續且持續性。他認為在時間上“含偶合性斷滅性”的活動，“皆非史的范圍”，這是他的歷史觀與舊史學家的不同也是更加高明之處。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內容則更加系統的展現了其對于研究辨認歷史的真實性和科學性的獨到認識。正如其所說：“史料之為史組織細胞，史料不具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
（一）寫作背景
《中國歷史研究法》是梁啟超先生的著名代表作，同樣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具代表性作品。而他本人也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史學家。他不僅致力于具體的歷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視對史學理論的探討，寫出了大批的史學理論著作。他于1921年在南開大學開始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而后隨即在1926到1927年在清華研究院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都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史學理論的經典著作。梁啟超對于中國近代歷史發展有著深厚的民族感情，這一點，從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所作所為就能看出來，他積極參與救亡圖存，不斷向前發展，努力踐行其理論方向，寫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救亡圖存，為了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性問題。這部著作，可以說是梁啟超先生在知識和學術上的重要積淀，更是他不斷為了中國的救亡圖存所做的積極努力探索。這部著作對于后代治學治史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二）文章內容
本文共六章，分別論述了史之意義及其范圍、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史之改造、說史料、史料之搜集與鑒別、史跡之論次。然每一章具體論述則有不同。
梁啟超先生在其自序里提出，中國史學材料之多，不可勝數，須則善讀的人從中進行挑選，以供人制讀，認為其是當今史學界最迫切的要求。自序中還提出，當今史學界有2大進步特征；第一是客觀的資料整理，然則須建立在“真”的基礎上；第二是為主觀的觀念革新，并提出以史為人類活態之再現，而非其僵跡之展覽；為全社會之業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譜錄。從這個角度看，梁啟超批判古代歷史特別是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將相的家譜，而這一點也正是他與傳統史學家的不同，他提倡寫民史，也就是普通大眾的歷史，批評歷代史學家研究歷代歷史，不過是為帝王修家譜。
第一章 史之意義及其范圍
在其文章第一章，如何去定義歷史呢？他認為，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
活動之體相；凡活動，以能活動者為體（指能夠被改造的事物），以所活動者為相（指的是改造的主體）。自然界現象，非史范圍。人類情感理智意志所產生者，皆活動之相。活動之相又可以細分為活動之產品（指的是結果），活動之情態。
史家能事，乃在將僵跡變為活化----根據結果推斷它的情態，使過去時代之現在相，再重現于今天。
史跡；史跡也者，無論為一個人獨力所造，或一般人協力所造，要以整個社會作為范圍；必其活動力之運用貫注，能影響全社會，----最少亦及于社會之一部，然后足以當史之成分。（對社會產生影響的事件，一代人或者數代人“賡續”活動的總成績。）
對于中國史的定義呢？他認為，專述中國的先民活動，以供現代中國國民借鑒，是為中國史。那如何去闡釋中國史的主要內容呢，梁啟超先生把他規劃在四方面；
第一，說明中華民族成立發展之跡，探查其所以能保存盛大的原因，偵察有無衰敗的征兆。
第二，闡述歷史上曾活動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并且去探討我族和他們之間的發展關系，以及 所產生的結果。
第三，中華民族所產文化，以什么作為其基本，它和世界上其他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又是怎樣。
第四，闡發中華民族在人類全體上的位置及其特性，和將來要在全人類所要承擔的責任。
第二章 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文章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中，詳細的敘述了過去的中國的史學界。對于中國史學界的發展歷程，梁啟超先生在這里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第二章資料豐富，向人們展示了他深喉的國學功底，證據充分，能夠說服人。他認為不成文之史，十口相傳為古也，而成文之史：自史詩始。梁啟超先生認為，在中國的各種學問中，只有史學最為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為發達（二百年前，可云如此。）人類本有戀舊的通性，然而中國人尤其如此，因此，設有專職官吏，用以對于舊聞的記錄，并且這是國家最重要的政務之一。他認為司馬遷以前，無所謂史學，并通過《漢書.藝文志》（在遷以前者，僅僅只有百九十篇），以及《隋書.籍志》中史部著錄，突然增加到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五卷，幾百年間，增加量四十余倍，加以證明。
他將古代史書概括為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其文句簡短，達到了極點，每條最長者不過四十余字。
第二，一條紀一事，不相聯屬，絕不是村店所使用的那種流水賬薄。
第三，所記皆是各國宮廷之事，或者宮廷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對于社會情形則沒有涉及。
第四，天災地變等自然現象，不是歷史事項者，反而則一一進行詳細記錄。
隨著史書材料的增多，注釋考證，就自然接踵而起。第一注訓詁，如徐野民等的《史記》，應邵如淳等之于《漢書》。第二是注事實，如裴松之之于《三國志》。前者與史跡關系不大，后者則于本書相輔相成。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對于史評則有2方面；第一，批評史跡者，是對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加以評論。第二，批評史書者，而對于史書的批評，則所評即是歷史研究法的一部分。
第三章 史之改造
在第三章史之改造中，從舊史學思考進入新史學的研究里，從舊史學為帝王將相歌功頌德中轉向近代文化史研究探討中去尋求因果規律，在民族歷史中去演繹民族的現在與未來。梁啟超講到，古代的史書，是否可以供人閱讀，這還是一個疑問。在舊史中，無論哪種體裁，無論哪種門派，總離不開貴族這一屬性，其讀客也僅僅局限于少數特別階級——或管閥階級，或者智識階級。而他所產生的效果，正如所期盼的那樣，助力國民之畸形發展，從而達到他愚民的結果。然而對于這種需要，在今日早已成為過去，而如果把它保留，只是增加了他的危害性。在今日惟個性圓滿發達之民，自進而為種族上，地域上，職業上團結互助，夫然后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并對其做出貢獻。今之史家，常常念吾書之讀者與彼遷記光鑒之讀者絕不同倫，而矢忠覃精以善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無罪于天下也。正如其所言：“史學范圍應當重新確定，以收縮為擴充也”。一正如其所講那樣，“今后史家，一面宜將其舊領土——劃歸科學之專門，使為自治的發展，勿侵其權限；一面則以總神經系——總政府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從而實現歷史研究這一變遷，而這也正是因為古代史料紛亂龐雜所導致的，從而應該進行系統的歸類。從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觀性性質的歷史。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攙以他項目的，而絕不愿為純客觀的研究，再到故吾以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是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從古代歷史書的教育意義大于研究意義，所有史書主觀因素比較明顯，不能客觀了解史實，突出強調在治史的過程中，保持客觀的重要性。隨后，梁啟超又講到；史跡不能不從舊史中獲取資料，才能一直記載下去，然而舊史往往在編撰過程中不精，有缺失，而且舊史著作與當下人們對于歷史或者實際的需求有多有不符合，所以，對史跡需要重新搜集編撰并且在這個過程中，還要去考察辨別它的真偽性。古代寫書，絕大不分是短句單辭，不相聯屬，人類的活動，其性質為整個，為成套的，為有生命的，唯有機能的，為有方向的，所以，今日的歷史也應該是整體的，有生命的。在本章節最后他講到，今日所需之史，應該分為專門史和普遍史兩種。專門史如法制史、哲學史、美術史……等等，治專門史者，不需要有過多的史學素養，更需要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不要指望史學家，而應該指望各該專門學者；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作普遍史者，需要具備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史事項之外，而通曉其各個方面。夫然后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系見，而整個文化才能夠有所意會。在第三章中，梁啟超先生詳細的論述了舊史學的現狀，以及中國史學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并向我們勾畫了新史學的藍圖。展示其對新史學的希望。
第四章 說史料
在第四章說史料中，梁啟超先生在一開頭就講述了不同學科對于史料的要求是不一樣的研究目標屬性越固定，資料也比較容易。在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也就越多，而可征信者也就越少，此常識所同認也。認為得到史料有2種途徑：其一為，在文字記錄意外者，（例如，現存之遺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其二為文字記錄者（例如，舊史，以記載史事為職志、關系史跡之文件，史部以外的群籍、類書及古逸書輯本，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金石及其他鏤文、外國人著述等。）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在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中，在這章中，梁啟超先生向我們展示了如何去搜集史料和鑒別史料。
第一，如何去進行史料搜集:
其一為，普通史料見于舊史，無需搜集；
其二為，有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怎樣去區分消極或者積極呢（某時代有某種現象，稱為積極的史料，某時代無某種現象，稱為消極的史料）
但是這些皆為抽象的史料，具體的史料，也可以用這種方法求得。有的在舊史中全然失去記載，或者有些事實有所缺漏，廣泛的搜集旁證，可以得到意外發現。有的史料為舊史學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者.我們都應該搜索其他證據以補之或正之。
梁啟超將其歸納為如下，史料以求真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是誤，二是偽。正誤辨偽，是謂鑒別。鑒別史料之誤者或偽者，只需要舉出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如果遇有旁生的觸發，則不妨換一方向從事研究，立假說以待后來在對其進行審定同一史跡，史料出現矛盾，應當如何去進行選擇呢？論原則，自當選擇最先最近者為最可信。先者以時代言，正所謂距史跡發生時越近，其所制成的留傳于世的史料也就越可信。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關系而言，距史地發生地越近，其記述之人與本史跡關系愈深者，則其所言愈可信。凡有當時當地當局之人所留下的史料，他則認為可以稱為第一等史料。而對于史料又可以直接分為直接的史料與間接的史料。直接史料；其史料當該史跡發生時或其稍后時，即已經成立。那又該如何去鑒別間接史料呢，則第一步應當以年代作為他的參考標準。書越是古老，偽品也就越多。
梁啟超先生對如何鑒別偽書，提出了自己的一個參照標準。
第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征引而忽然出現者，第二，其書前代雖有著錄，然久經散失，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和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
第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也不可輕信。
第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
第五，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佐證，而今本與之歧義者，則今本必偽。
第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史跡在本人后者，則其書或全偽或者有一部分是偽造的。
第七，其書雖真，然而有一部分經后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于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鑒別。
第八，書中所言確實與事實相反，則其書必偽。
第九，兩書記錄同一件事而相矛盾，則必定有一個是偽或全部是偽的。
則是根據具體的反證去進行鑒別，還可以根據抽象的反證去進行鑒別。
第一，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后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看見文體就能判斷他是偽書。
第二，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察據各方面資料，總可以進行推見。
第三，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之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判斷他是偽書。
同樣的又可以用各種方法，以證明某書必定是真的。例如，書有從一方面是偽的，其他方面可認為是真的、有書中某事項，常人共指斥以證其書之偽，反因此以證其書之真、無極強之反證足以判定某書為偽者，只能暫時認定他是真的，以待后來新的證據。
這是判定偽書的方法，那對于如何去鑒別偽事呢
第一，其史跡本為作偽的性質，史家明知其偽而仍舊進行書寫者。
第二，有虛構偽事而自著書以實之者。
第三，有事跡純屬虛構，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資格，幾乎令后人無從證者。
第四，有事雖非偽，而言之過當者。
第五，史文十九皆經后代編史者潤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飾之語。
第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過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書中所記，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論行事，并不是歷史上任務之言論行事。
第七，有純屬文學著述，其所述史跡，純為寓言；彼固未嘗自謂所說者為真史跡也，而愚者刻舟求劍，乃無端惹起史跡之糾紛。
那應該采取用什么樣的態度來辯證偽事呢，梁啟超先生提出了如下要求；
第一，在我們進行辯證的時候，不要支離于問題之外。
第二，正誤與辨偽，皆貴舉反證。
第三，偽事之反證，以能夠得到直接史料為最好。
第四，能得到此種強有力的反證，則真偽就可以一言而決。
第五，時代錯逆則事情必偽，此反證之最有力者。
第六，有其事雖近偽，然不能從正面得到直接之反證者，只能從旁邊間接進行推斷，取其名為比事推論法。
第七，有不能得事證而可以物證或理證明其偽者為推論法。
他認為正誤辨偽兩義，皆不能脫離“求真”二字，應該提倡實事求是。指出，我國在治史上的缺陷
“我國治史者，不能夠以科學的方法駕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則誣之弊，往往而有。”
在書中的第四和第五章梁啟超先生向我們展示了其對于史料的態度。史料是進行歷史研究的前提，在書中第四第五章，其對史料的分類、史料的搜集與鑒別作了非常詳盡的描述，這也體現了梁啟超先生的史料觀，為當今治史者的研究提供了極高的借鑒價值，也對當今史學者治史產生了重要的啟示。
第六章 史跡之論次
在書中第六章史跡之論次中，梁啟超先生認為史跡有以數千年數百年為起訖者，首先，他認為歷史研究不可能以整個時間作為其研究對象，因此歷史研究可以分段分時的去進行研究；再則，研究歷史不把精力放在致力于各個具體的事實之上，其非常強調因果關系，應該學會去把握事實與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這是在史學研究中非常關鍵的一步，對于史學家或者治史者而言，要想辨析其中的因果關系，首先一步必須要去了解其中的因果關系律與自然關系律的不同。
在開篇中其就強調到，事實之偶發的，孤立的，斷滅的，皆非史的范圍。然則凡屬史的范圍之事實，必其于橫的方面，最少亦與他事實有若干之聯帶關系；于縱的方面，最少亦為前事實一部分之果，或為后事實一部分之因。從一開始我們就能看到其非常強調和重視因果，并且在下一句話中；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個事實，而最要著眼于事實與事實之間此則論次之功也，可以看出，在梁先生眼中，因果關系是何等的重要。作史如作畫，必先構設背景；讀史如讀畫，最要注意背景，這是其對于史學的架構設置。然而，史跡太過于復雜，如果不將其順序思路理清，敘述越是詳盡，而讀史者越是不能夠找到其關鍵所在。在對于研究因果關系上，梁先生又做了如下闡述。
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態度及其程序:
第一，當畫出一“史跡集團”以為研究范圍。集團如何區化，治史者可以自由發揮，但他提出需要注意2點（其一為，每個集團之函量須較廣較復，分開觀察，最少可以看出一段時間的社會及其一部分之動相；其二為，各集團之總和須周遍，合觀之，則各時代全社會之動相皆相見也。）
第二，集團分子之整理于集團實體之把捉——所謂“集團分子”者，則是組成此史跡集團之各種史料也。
第三，常注意集團外之關系——以不可分不可斷之史跡，為研究方便而強畫為集團，此一群史跡不能與他群史跡脫離關系而獨自存在。
第四，認取各該史跡集團之“人格者”——每一集團，必有其“人格者”以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為一人，或為數人，或為大多數人。此話亦可作這樣理解，即在一個集體中，某一人或者數人，對整個集體或者與這個集體之外的人和事起到助力作用。
第五，“多數的人格者”之時，可以稱他們為民族人格，或階級人格，或黨派人格。
第六，精研一史跡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正如其前面所說：“物的運動不能與心的運動同其速率。”
第七，量度心物兩方面可能性之極限——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變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于物之征服也。
第八，觀察所緣——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
在梁啟超先生這本書中，涉及到了許多關于歷史的知識，包括如何對于史的定義、史的范圍及其意義、對舊史學改造所提出的意見和觀點、如何去進行史料的整理與搜集，同時，怎樣去辨別史料的真實性和虛偽性，書中所展現，向我們揭示了先生的博聞強識，并對先生淵博的史學知識所折服，更加感嘆，先生不愧為是一名史學大家。梁啟超先生身處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而此時的中國正值內憂外患之際，在思想文化方面，百家爭鳴，東西方思想產生激烈的碰撞。西方講科學、實踐、求真、務實等，西方先進的治史思想，深刻的影響著國內史學家。同樣，也包括先生在內。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乃至現在，對于史學研究者治史仍有重要的啟迪。在這本書中，先生多次講到“因果關系”，講到“求真”，特別是“求真”2字，對于歷史學專業學生的我來說，尤為重要，我將時刻謹記這2字，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在史料的整理與搜集的過程中，在史學文章的寫作和創作過程中，必須更加耐心，更加敏銳，更加講求實事求是的精神，不胡編亂造，以更加嚴謹的態度，對待這門學科。先生注重懷疑，研究從懷疑開始，特別是對于史料這塊尤其如此，其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去考證史料，同時，也告誡后人治史者，要敢于質疑，大膽質疑。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要保持一個求真的心態，不斷探索，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其在文中強調因果關系，恰是對于唯物辯證法的最好運用，在當時的中國，能夠用此作為歷史研究，不得不說大膽，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先生對于史學研究的前瞻性，同時，也告訴后人治史者，要學會用辯證的眼光去對待史學研究。
對錢穆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研讀一 版權信息
書名：中國歷史研究法
作者：錢穆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3年6月北京第13次印刷
ISBN 978-7-108-04069-5
二 內容提要
《中國歷史研究法》是錢穆先生講述他使史學方法和史學理論的主要著作之一。從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錢穆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同時還能看到錢穆先生深深地愛國之情，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應該何去何從的擔憂和思考。在文中一開頭，錢穆先生就講到近人治學，都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應當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采用之材料之方法，也會隨之不同。此書匯集八次演講而成，在此講題之下，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再從這意義來將研究方法。研究歷史，應該要注意的是，歷史背后所蘊含而未完成的歷史文化。歷史是外表，文化是內容。從八個方面分別描述了對于中國史應當如何去進行研究。每一方面，都有其主要內容，文化為其共同對象與共通骨干。每一方面，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各自地位、分量不同，其所注重的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也隨之不同。
本書由錢穆先生于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講匯集而成，從通史和文化史的總題包括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等6個板塊言簡意賅的敘述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方法及大意。這是作者30余年史學見解的本源所在。同時，也可視為錢穆先生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的簡要敘述。
《中國歷史研究法》此書共分八講，從如何研究中國通史、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如何研究中國社會史、如何研究中國經濟史、如何研究中國學術史、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如何研究歷史地理、如何研究中國文化史。每一章所描述的則有不同
第一講，如何研究中國通史
在第一講中，錢穆先生講到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和傳統型。如何去理解他們呢，錢穆先生認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性，沒有特殊性，就不能成為歷史；歷史有其變異性，歷史常在變動中進展，沒有變，不能成為歷史；把歷史的特殊性和變異性結合在一起，稱之為歷史的傳統性。而后，在敘述
中西方的歷史區別時，又將其概括于，西方的歷史的變動比較顯而在外，使人易見；而東方的歷史的變動，卻是隱而在內，不易被人察覺。以示來區分東西方歷史的異同。同時，又將中國史定義為，中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而西洋史，則是西洋人之來歷與其真實性之表現。并指出，中國史的趨勢，似乎總在向團結融合方向上走，雖有分裂，但統一、團結、融合，卻是大趨勢。而對于此后如何研究歷史，錢穆先生提供了3條途徑（其一，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年，循著時代先后來做通體的研究；其二，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追溯到古代；其三，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于各自的便利，以此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但這一種不是最為理想的。）治史者要學會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治史應該具備史才、史識與史德，如能具備這三種條件，才能在史學領域有更深的造詣。但與此同時，研究歷史，也絕非一成不變，歷史既可以一往不返，也可以隨時翻新。
第二講，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
如何來定義制度，先生寫到；一個國家，必該有它立國的規模與其傳世共守的制度。這些制度相互間又必自成一系統，非一件件臨時拼湊而成。而對于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又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秦以前的封建政治，第二部分則是秦以后的郡縣政治。自秦以下，根據法制而言，是王權、相權并立。王位世襲，表示國運綿延；宰相更迭，則為政事之時新。而與此則可以得出中國古代歷代政府，只有職位之爭，而無權力之爭。對于中國的傳統政治制度而言，除了宰相制度以外，還應該被提及的則是中國傳統的考試制度，而這也構成了“士人政府”、“賢人政府”的主體。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在研究中國制度史必須要注意2個方面（其一為，研究制度，不應該從制度本身看，而要學會通曉與此制度相關的一切史實來進行研究；其二為，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值存在。）因此，國家只存在，民族之延續自當有隨時革新改進之處，我們要重新創建新歷史、新文化，絕不可以推翻一切原來的舊歷史、舊文化，盲目學習他人，中國自有自己的民族屬性和歷史屬性。
開篇就講到，中國社會堅韌性最大，持續力最強，能夠延續四千年，而且開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強，就從目前世界而論，中國社會依然最廣大，能延伸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但西方人注意社會問題，則是近代以來新觀點。馬克思把社會形態來劃分為歷史進程，他把西方社會形態劃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自秦以后，中國古代封建貴族已全崩潰，于是“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逐漸形成。而士之一流品，乃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而中國關于士這一方面的變動情況，可以細分為；其一，為游士時期，即春秋末期，貴族階級崩潰，士人成為社會新興的主體：其二為，郎吏時期，特指兩漢，有成郎吏社會：其三為，九品中正時期，此在魏晉南北朝，又稱“門第社會”：其四為，科舉時期，又稱“白衣舉子”之社會：其五為，進士時期，又稱“進士社會”。有人認為，中國史籍只偏重于上層社會，而對于下層社會則史料匱乏。在中國，“家族”是中國社會組織中一重要的核心。在唐朝以前，族的重要性勝過于家，而到了宋代，家的重要性則要勝過于族。方志與家譜成為最重要的歷史資料。最后，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研究社會史，應該從當前親身所處的社會現實著手。
在文中先生提到，照傳統觀點：照人生理想而言，經濟無限向上，并不即使人生無限向上；領導人生向上者，應非經濟，而是別有所在。正是對于人生的低水準經濟需要易于滿足，于是中國歷史很早就輕松的走上了一條“人文”主義的道路，中國人一向的經濟理論，都是以人文主義為立場，或者說是以道德主義或禮儀主義為立場。而中國社會的政治傳統，只是防止商人專為牟利而妨礙了社會，卻不允許政府專為牟利而妨礙了商人。中國經濟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觀點上，而不是放縱在牟利上。經濟只是輔助人生，而不能宰制人生，因此經濟的發展遂成為有限度的。因此，中國經濟要急起直追者，卻不是追隨西方，乃在能追隨中國古人哪一種自創辟的精神。
錢穆先生認為，至秦漢以后，中國學術大致歸宗于儒家。此非各家盡排斥之謂，是后起儒家能薈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盡行吸收，融匯為一。此因中國學術之精神，乃以社會人群之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要對象，這也是中國學術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也在于此。中國學術實際精義乃在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事問題之各項實際措施。因此，在中國學術上亦可謂并無純粹之思想家或哲學家。因此，我們需要知道的是，中國傳統學術所面對者，乃屬一種瞬息萬變把握不定的人事。但中國本于其傳統的人文精神，一向學術所重，則在通不在專，在彼不在此，此為治中國學術者所不可不知。然則中國學術精神比較謹慎，愛切實，不邁遠步。由此，再推申，中國傳統學術可分為兩大綱，一是心性之學，一是治平之學。因此，研究中國學術史，首先需要注重其心性修養與人群實踐。而中國的學術傳統主要在汝河做人，如何做事。心學是做人大宗綱，史學則為做事大原本。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學術，此二者一內一外，最當注意。想要明白儒家學術，則此二者必須兼備。
錢穆先生認為，歷史是關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參加創造歷史或持續歷史者，則只有少數。固然，也有人脫離了人和人物中心而來研究歷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將總不會接觸到歷史的主要中心，這是決然可知的。先生將中國歷史人物分作幾類來加以述說：第一類，關于治世盛世的人物與衰世亂世的人物：第二類，關于得志成功的人物與不得志失敗的人物：第三類，有表現的人物和無表現的人物。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似乎衰亂之世多過治盛之世。人生在衰亂世，更難有事業表現，乃能超越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又有時失敗不得志的，反而必得志而成功的更偉大。此等人乃被其所努力之事業拋棄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特別突出。許多偉大的人物，其偉大之處，則正因其能無所表現而見。在其無表現之背后，卓然有一“人”而存在。
在中國古代，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因此，當我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要懂的地理。研究中國歷史，如不明了中國地理之復雜性，便不可能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國歷史的單純性的表現的偉大意義與價值之所在，所以，我們若不明白各時代的地理情況，便很難明白各時代的歷史事實。《禹貢》《漢書 地理志》，是以前學者研究歷史地理的2本讀物，但是，這兩本書各自的傾向性則有不同，前者只注意政治和經濟方面，而后者，則開始推論當時各地區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特點。然兒，中國之地理之地理擴展，是一種自然的趨向于文化的凝聚與統一，則與西方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歷史看似單純，其實很復雜，其單純只在外面的形式，二其內在的精神是很復雜的。先生講到，將來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會回到祖國，在中國歷史上，必然會有一番新配合與新開展，這是根據以往歷史而可推向其可能的。恰如先生斷言，如今的中國，早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正在實現復興，正在追求統一。中國都市由四周農村“向心凝結”
而成，都市與農村相互依存。農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與都市也相互聯絡融合為一。中國歷史在地理上的推廣，同樣，也只是一種向心凝結。而中國文化之地理推廣，則在其文化內部，自有一種向心凝結的潛力存在。地理與文化有關，中國地理的復雜性，卻并不妨礙其內部，都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
錢穆先生認為，文化是全部歷史的整體，我們必須在歷史之整全體內來尋求歷史之大進程，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義。歷史之整全體，指的是載入史籍與未載入史籍而言，換言之，文化即是人生。而這種所謂人生，不是指各人之分別人生，乃是指大群體之全人生，及有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門，無論物質的、精神的均在內，此始為大群人生的總全體。先生在為中國文化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幾項注意事項，除了首要的第一點，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學頭腦，以歷史事實為根據外，還有如下幾項需要注意：
第一，討論文化史需要注意辨異同。
第二，討論文化必須從大處著眼，不可單看其細處。
第三，討論文化要自其會通出看，不當專自其分別處尋。
第四，討論文化應懂得從遠處看，不可專自近處尋。
第五，討論文化應該從優點與長處來看，不應當只看劣點和短處。
這是研究文化問題應該保持的態度，那文化的其他方面呢？文化精神與文化病，任何一種文化都會出毛病，所謂文化病，往往恰好正從其文化優點上生出，而文化精神，則指的是特殊長處。以別人長處來補自己短處，便有所謂文化交流與革新。因此，文化有共態和個性，共同處是其共態，相異處是其個性。在談到中國文化是否有出路時，先生講到，文化本是有人創造的，文化要人繼續不斷地精進，永遠的創造，我們需要先將自信心樹立起來，便無可悲觀處。
錢穆先生著作此書結構清晰，脈絡分明，以中國歷史文化之意義貫穿全書，就文化的各個方面分別用專題的形式來闡述歷史研究的意義和方法，用一個個簡單生動的例子去進行闡述，深入淺出，把抽象的思想具體化，淺顯易懂的表達方式有助于學習歷史的人去理解，將已經學習過歷史的人引入更深的思考。文中大量引經據典，旁征博引，貫通中西，評估論今，使讀者在領略其淵博學問的同時，更加深刻地領會本書的意旨。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他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強烈關注，他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都在本書中得到展現。以歷史為依據來弘揚中國文化，塑造了獨特的民族精神。瑞典的馬悅然教授評價錢穆時說道：“錢穆在本世紀的中國史學家中史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
先生分章論述，用具體的方式方法引導后人具體如何研究歷史。在先生寫這部著作的同時，看到了先生對于他所處時代歷史研究的一種焦慮，寫下此書，更是為了引導當時的學者和以后的學者，去研究歷史。在書中，還有許多有待完成的命題，期盼著后起之秀，能夠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字里行間讓人感覺到，一種深深地責任感，總感覺要為歷史學研究，為這個民族做點什么。作為一名歷史學研究生，我能感受到先生的一種時代和社會責任感，端正自己對歷史的態度，認真從事史學研究，腳踏實地，刻苦鉆研，在一些問題上不要妄自菲薄，可以有自己的見解，并形成自己的思維體系。
對杜維運之《史學方法論》研讀一 版權信息
書名：《史學方法論》
作者：杜維運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978-7-301-10662-4
二 內容提要
在《史學方法論》中，杜維運先生提出了比較史學的定義，并強調對史學思想的比較，把比較史學嚴格的放在對史學自身的比較上，在比較方法上，他以詳實的例子為依托，在辯駁中進行比較，并把微觀和宏觀的比較方法融為一體，從而彰顯中國史學地位，展現中西史學的相通相融。本書以古今中外數千年的史學方法為藍本，歸納總結出了基本的史學方法，在技術的方法之外，擴及史學理論與思想，提出了史學家必備的基本素質與修養。
杜維運，山東嘉祥人，1928年生，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等。19世紀中葉，兩次鴉片戰爭不僅對我國經濟、政治產生深遠影響，而且也對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在史學思想方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發揮到極致，促使國內史學界一度出現混亂的局面。進入19世紀后，西方史學完全擺脫了宗教史學思想的束縛，而且推進了新一階段的以尼布爾和蘭克為代表的史學運動，從語言文字方面著手，追溯史料形成的來源，批判史料可信程度，且這一時期的歐洲內部大致平靜，使得史學家的態度及其樂觀，他們醉心于史料的收集和考證，他們認為在科學的方法運用下，能夠得出肯定的結論，能寫出盡善盡美的歷史。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打破了這種幻想，出現了反科學歷史的趨勢和歷史相對論的盛行，也是史學家喪失了信心，時時透露出悲觀的態度，認為歷史變幻莫測，史學家無法得知全部的歷史真相，所謂客觀的歷史真理與絕對的歷史定律并不存在，出現了新舊史學之爭，在這種背景下，后現代主義異軍突起，他們認為在歷史上沒有真理，歷史是推論，只是文字游戲。在這些觀點下，史學家擔心后現代主義會摧毀歷史，于是出現了眾多關于史學理論方面的著作，《史學方法論》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和修訂的。
杜維運先生的《史學方法論》表明了史學家是訓練出來的，史學方法很重要，沒有史學方法的指導，無法成就史學家。本書通過研究古今中外史學家的方法與及見解總結出了本書最重要的內容，如怎樣搜集史料、考證史料和運用史料的方式方法，最后提出了史學家的基本素質和修養。本書共27章，介紹了史學方法的重要性，要訓練成史學家需要方法。其次，還對史學方法和史學理論之間的關系作了說明，史學理論應用到研究里就變成了史學方法，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只有應用到研究里才能發揮它的作用。
杜維運先生在這一章節中強調了史學方法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思想、理論、整體性等
第一，史學方法的重要性；接觸的史學家，可能是天縱的，道地的史學家，則是訓練出來的。純粹的天才無法成為史學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學方法或自創一套卓越的歷史方法后，才能成為史學家或者杰出的的史學家。
第二，史學方法與思想；史學方法的源泉是思想，思想是否為歷史發展的本源，難以斷言，思想導致歷史研究是可以斷言的。沒有一種史學方法，追溯源頭，不是出于思想。
第三，史學方法與理論；史學方法起源于思想，也與理論相通。思想接近理論，理論接近實際。史學上的理論。與史學方法，有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
第四，冶中西史學方法于一爐；中西史學方法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兼容并蓄，綜合兩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第五，史學方法的整體性；西方史學家認為，搜集資料考證資料的時候，要用冷靜客觀的科學方法，進入撰寫階段的時候，則要用富有想象力的藝術方法。科學和藝術的兩種方法，二者不能進行清楚劃分，在編撰歷史的過程中，都在發揮著各自的力量。史學家不能采用任何一種外來方法，去摒棄其他方法，應該采取一整套史學方法，不能從中零星摘取。
第六，史學方法與史學家的謙虛；強調史學家的謙虛美德，是史學方法的良劑。
第七，史學方法與中庸之道；史學家不能走極端，而采取中庸之道，是最重要的史學態度，史學方法的兩個極端，可以借此而得以消除。
第八，史學方法的大敵；杜維運先生認為，史學方法的大敵是武斷、附會與詐偽。此涉及史學家的基本品德問題。史學家需要勤奮、精確、愛真理、公平無私。“學養”、“理解”、“文學技巧”，為史學家的三個必要條件。
第九，史學家的將來；大體而言，人類歷史是在進步的，因此史學家懷著樂觀，寄希望于一個好的將來，不是徒作虛無縹緲的幻夢。
第十，史學家神圣而艱巨的工作；史學家所從事的工作是神圣的、艱巨的，不斷的搜集資料，不斷地考證資料，完成屬于歷史學家自己的研究，并從中找到那份最原始的快樂。
什么是歷史？先生認為，所謂歷史，不外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簡言之為往事），或者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記錄（往事的記錄）。那什么叫史學家呢，將一般性的事實變為歷史事實，完全系于歷史學家。數學家在瀚海的事實中，選擇自認為有意義的事實，使其變為歷史事實。歷史是在史學家與事實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二者有相依為命的關系。史學家無事實根據，無法垂信歷史；事實失去史學家，將如死灰沉寂。而史實作為選擇事實的標準，那選擇事實的標準有哪些呢
第一，完善的標準；選擇美的事實，以變成美麗的故事。歷史的富有詩情畫意，而引人入勝。
第二，鑒戒的標準；要選擇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事實以歷史。
第三，文化價值的標準。
第四，新潁的標準；所謂新穎，不是指奇聞怪事，而是指事實的特殊性與新穎性。
第五，現狀淵源的標準；過去的事實，為史學家所注意，與史學家的現在，有不可分離的關系。不管史學家如何企圖超越其現在，為過去而研究過去，其所受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歷史有待不斷重寫。然而，歷史是活的生命，而沒有死去，在于史學家為了解現狀，而去追溯現狀的由來。
同樣的，史學家也是非常的重要，歷史的形成，不能缺少最基本的的事實與史學家這兩個基本條件，而這也說明了在事實與史學家之間，史學家居于主動地位。超凡的史學家，除了自先的天才以外，還需要后天的不斷學習。
第三章，歷史科學與藝術
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爭論很大，中西方史學家各有見解。有的贊成歷史是科學，有的則提出了反對先生認為，說歷史科學的，在于搜集與審定證據時，史學家應該就有科學的精神。發現歷史事實，方法須科學，將歷史事實展現給讀者，就有其藝術性。但歷史與科學、藝術又有不同，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歷史學與科學有明顯的分野：
第一，歷史與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截然不同的。科學研究自然，而歷史則研究人事，人事與
自然絕相殊異，歷史與科學很難同科。
第二，科學研究自然，是為了尋求其中的定律與真理。歷史所研究的人事則是變幻不定的，不可猜測的，人事上的真理，以時間不同，以空間相隔，也往往失去其絕對性。
第三，歷史是研究變的藝術，科學則是研究不變的藝術。
第四，科學是能夠預測的，科學上的定律，能從已知推測到未知。歷史則不能預測，史學家以研究已經發生者為任務，不研究可能發生或者不可能發生者。
歷史就是歷史，不是其他，這是首先應該辨明的問題。
第四章，史學方法、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
先生在這章開頭就講，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爭論，就歷史獨特的本質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如果要想尋求其意義，應在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能否應用在歷史研究方面。方法是通科際的，不同的學科，方法可以適度的相通。研究不是科學與藝術的歷史，可以采用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是不應嘎爭辯的。所謂科學方法是就其一般性而言，像觀察方法、試驗方法等，都可以適度應用到歷史研究上。科學方法對史學研究有重要的貢獻。史學家研究歷史的方法被稱為史學方法，英國史學家斯科特曾經為史學方法作了一番解析。但是，科學方法應用到歷史研究上，仍然要受到限制。不是所有的科學方法都能用到歷史研究上，科學知識具有普遍性，任何人用同樣的證據，在同樣的情況下，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歷史知識則難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學家能夠得到不同的結果，他們的思想不同，情緒不同，見解也就不一樣。
藝術方法也可以運用到史學研究上，在描述一場大的歷史事件上，藝術家的想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學的技巧，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將用科學方法研究出來的成果，用藝術的方式去進行表達，才是史學上的盛事。而史學方法本身就具有科學性。歷史的不可捉摸，是歷史的本質，但是在變換中有其大脈大絡，史學家博采科學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史學方法具有廣大用途，先生認為，科學方法是人人可得而取用的方法，史學方法更是天下所有學者的利器，而不是為史學家所私有。
第五章，歸納方法
在一開始先生就講到，史學家治史，第一種必須使用的方法，就應該是歸納方法。最開始，從觀察個別事實，從而得到一致的理論，史學家將其運用過來，史學家盡量收集可能搜集的到的史料，史料搜集全了，在得到結論。與歸納方法相對的則是演繹法，演繹法從理論到事實，應用到歷史研究上，最開始先建立一種史觀或者假說，由此史觀，由此假說，以尋求符合其說的歷史。然而，歸納方法也有不客觀的地方，它無法不接受理論的指導，它也無法歸納到所有的特殊材料及求出客觀的歷史真理。史學家需要明白其中的限制或者缺陷。首先，它與被認為不科學不客觀的演繹方法，沒有清楚的分野。實際上，歸納方法無法完全從實施到理論。而應用歸納方法，不能不先有假設，假設則是既有的觀念，淵博的知識，豐富的想象三者形成。那么所謂歸納方法，不是純客觀的科學方法，而與不科學的演繹方法息息相通。史學家費盡周折，由歸納所得出的結論，沒有絕對的肯定性，那么史學家在的結論的時候，最好盡量避免使用所有、必然等詞語，多用或許、似乎、幾乎等具有融通性的詞語。歸納方法在應用的過程中，有其曲折性，史學家的思想、想象，時時發揮決定性的力量，適當的配合運用演繹方法，將顯現其創獲的特性。善用演繹方法者，也必須知用歸納方法。
第六章，比較方法
龐雜的史料，歸納在一起，不經過細細分析和比較，很難得出結論。所以比較方法是史學方法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
對史料比較與考證：
第一，同源史料的比較；一種史料，其作者同為一人，是同出一源的史料；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或者不同，而處處相同，也是同源史料。將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史料，其足作者同為一人，其所涉及之處，經過比較以后，或許往往能有新發現。
第二，異源史料的比較；史料不同出一源，而內容相互涉及，其中的異同，極富啟發性，而事實的真相，往往自其異同間流露出來。
第三，轉手記載與原書的比較，也就是第二手材料與第一手材料的比較；轉手記載與原書相比較，是史學家應該知道的第一種方法，相信第一手原書，而不相信轉手記載，是史學家必須可售的大原則。
將史料的比較，是歷史比較研究的初步。而進一步富有積極性與活潑性的比較，是將歷史上所發生種種現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歷史現象往往單看是沒有意義的，或者給人以很模糊的感覺，比較起來，意義才能更加凸顯。通過比較現象所得出的結論，能避免進一部分道德判斷，因為歷史事實是無法脫離歷史解釋而獨立的，而歷史解釋卻永遠有道德判斷存在。
第七章，綜合方法
史學家在應用歸納方法和比較方法以后，必需則繼之以綜合方法，綜合系集大成。綜合方法從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開始。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僅可以作新研究的起點，同時也能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東西，從而達到學術上的創造境界，然后在繼已博覽浩瀚的原始資料。通觀以博覽作為其基礎，以此，可以將綜合方法發揮到極致，因此，由博覽到通觀，是高度的綜合。一部偉大的“體大思精”的歷史性著作，絕大不分都是以綜合方法作為其基礎。綜合方法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第八章，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是科學方法中最富關鍵性的一種方法。科學家在進行觀察、比較、綜合等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進行分析，真理定律的得出，往往是精密分析的結果。在歷史的研究領域中，分析方法所發揮的作用，是大致相同的。將分散各處的史料歸納在一起，而賦予其歷史意義，是要經過一番分析的，將看起來完全不相關的史料，歸納在一起，并指出其中的關系，需要有較強的分析能力。分析史料的和諧程度、賓主地位、其背后所代表的真正意義等。史學家在對史料真偽及可信程度進行考證的時候，必須進行靜謐的分析，當史學家在進行歷史解釋的時候，也要進行分析，史學家的分析精密了，其解釋自然就更加顯得真切。敘事的清晰合乎邏輯，也需要加以仔細分析。當研究個別人物以外，進一步搜集某時代某些代表人物的作品，加以內容分析，或有可能窺見某一時代的時代精神與思潮。但是，這是一種新出的方法，資料的殘缺不全，模式的難以周延，都是這種方法的致命創傷。史學家不能作分析方法的奴隸，歷史有其神秘性，有時無法進行分析，同時對整個歷史的了解，往往不能僅憑機械的分析。
第九章，史料析論
第二篇：讀書報告《中國歷史研究法》
讀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
機緣巧合之下我讀到了錢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買老師推薦的梁啟超的同名書籍，卻因大意拿到了錢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學習錢先生另一大作《國史大綱》，自然也認真的讀起來，以期能對其治史思想有進一步的了解。
作者簡介：
錢先生，江蘇無錫人，諱穆，字賓四，原諱恩嶸，民國元年更名。雖出生書香世家，但因父親早逝而被迫輟學，但天生聰穎好學，自學成才。從1912年起，先后歷小學、中學和大學任教，并從事歷史研究，在史學上獨樹一幟，成為一代史學名家。
書籍介紹與自我理解：
《中國歷史研究法》有錢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講匯集而成，全書分為通史、政治、社會、經濟、學術史、歷史人物、地理、中國文化八個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別進行講述。并對歷史教育的流行誤解做了敘述。而在序言中也說道：“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這也透露出研究歷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論斷要講求證據，要有史料為證，做一個有責任的治史人。書中自是處處強調研究歷史應有的責任心。而當中所講的歷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淺。
在“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中指出“歷史有其特殊性、變異性與傳統性。”“我們要研究歷史首先就當知道歷史的三種特性。”讀到此處，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釋也能明白，各國歷史正因為各具特點，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國別史之分，也突然意識到縱使春秋戰國、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局面呈分裂之勢卻依然算是中國的歷史，不就是因為各國本質上是相同的嗎！變異性則是歷史發展中的重要特點，書中也說道：“其實歷史本身即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而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在其變上。”同樣的，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也重點提到的一點就是研究哲學要“明變”，即是知道古今四項沿革變遷的線索，這種統一嚴格的線索非有哲學史，不能明確寫出來。可見，觀其變才能看出歷史的發展變化之來始及去向。講到哲學，我忽而想到研究歷史可否講哲學思想與方法運用到其中呢？從
后文的講解和舉例中也能看見歷史研究中能用哲學方法的地方。比如書中說：研究史學要有史才，所謂史才就是貴能分析又能綜合；講文化要講一些共態與個性等。而對于傳統性，書中說道：“特殊性與變異性加在一起便成為歷史之傳統性”，從我的角度來看，確實很難理解，何以特殊性與傳統性加在一起便成為傳統性？最后在“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中略有了解，書中說道：“秦以后的政治，有許多精義仍沿襲周制而來，直至近代皆然。”從秦朝到近代，政權更迭，當中的人事也換了幾潮，而無論怎樣的動蕩、變化，其文化實質是一脈相承的，依然保持這它的特殊性。當然，作為初涉歷史的我們，其知識的廣度和思想的深度都是無法跟錢穆先生相提并論的，所以他所講的也不能完全理解透徹。但是當中講史學研究如何入手的方法我倒是覺得相當實用，主要有三種方法：自下溯上，自古到今；純因興趣而拓展開來；就某一問題而開始研究。
看到這一講的最后方能總結出方法大意：治史要能總攬全局，又要能深入機微；更要勤于動筆，精于思考。
在“如何研究中國政治史”中，“明變”已然是基本方法，也說到研究中國制度史該注意：不該專從政治制度看，而該會通著此制度相關之一切史實來研究；必須明白在此制度后實有一套思想與一套理論存在。這與研究社會史、地歷史、文化史一樣，都需要從多方面，多視角的去了解、去研究相關的內容。正如嚴耕望在《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中所寫到的:“先生常常強調（做研究）要向大處遠處看，切忌近視，或規模太小。”同樣的，在社會史的在《治史三書》中也說到研究歷史“博通”的重要性。適才知道要研究歷史就先得先讀書。讀什么書呢？所以在“如何研究中國社會史”中也提到了出正史以外的有用點的史料來源，如姓氏、方志等。雖然現在不見得還能算新史料，但是至少告訴我史料來源可以有很多渠道，需要自己時刻留意。
錢穆先生曾說過：歷史學有兩只腳，一只腳是歷史地理，一只腳就是制度。開始時，我不懂歷史地理到底是什么，以為不過是地形疆域罷了。直到看到“如何研究歷史地理”方才明白歷史地理要研究的不只是疆域的變化，而更重要的是研究引起這一變化的原因，以及變化產生的影響等。在這一講中也提到了中國地理與歐洲地理條件和歷史發展的關系，闡明歐洲與中國的本質區別，中國開疆拓土的內在文化的融合與歐洲武力征服擴張的本質區別。而真正研究中國歷史地理
就得有整體觀，不僅單靠書本知識，還要多游歷，從錢穆先生的生平便可窺游歷也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之一。
在最后一講“如何研究中國文化史”中，作者主要說道：“文化乃歷史之真實表現，亦是歷史之真實成果；舍卻歷史，即無文化。”所以在我看來，從某中程度上來說，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說即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之前講到的研究通史、政治史、社會史等方法皆可用以研究文化史。至于具體的研究方法，書中也概括性的指出需要注意的五點，其中：根據歷史真情；自大處看，不專從小處看；自會通處看，不專從個別處看。要看得遠，不專從一橫切面只眼看。就是有很普遍的借鑒意義，可以說這是對研究歷史的方法的一個總的原則性的概括，不獨是文化的研究。在第五點“不可多尋短處應多尋長處”，我雖然能理解要我們的確應該懷著一種對文化的崇敬之情去研究歷史文化，但是我認為，既然首要的是要“根據歷史真情”，自然不應因為主觀意見去影響研究的方向與角度，既是有短處，自然也是要誠然面對的，不應偏激的忽略長處或短處。
除卻書中所列出來的方法外，讀完全書，在錢先生列舉論據的時候還能學到很多方法。比如說將歷史問題進行比較性的研究，古今相比，東西相比，便能找到新的突破點。像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時候，中西比較之下，就對歷史的特殊性有更清楚的認識。而做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便是不斷的提出問題，思考為什么，而這些為什么則是來源于對社會現象或歷史象限的思考。再者，做歷史研究不僅僅是只拘泥于歷史，還是得多了解其他的學科，這樣才可以發現更新的視角。
拋開書中主要講的方法，我想看過這本書的人一定會被書中所彌漫的濃濃的愛國熱情與民族自豪感以及無處不透露出的歷史責任感所感染。在談到中國人的政治天賦的時候，在談到中國文化博大的包容性的時候，在談到中國人的人本位主義的時候??讓人感到本國歷史原來如此令人驕傲。也恰如開篇所道的：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而研究歷史的意義也就是如此吧。
毫不夸張的說，對于我這樣一個只接受過馬克思思想指導的歷史觀點學生來說，書中所陳列出的觀點將我對歷史的看法無疑是革命性的影響。比如說在“如何研究中國通史”中說中國的近代史自宋代就開始了。這自然讓我很不解，只可惜他沒做進一步論述，不過到是我今后的一個不錯的學習方面。比如書中談到中國古代社會的定義的時候就說到中國的古代社會是不能塞進馬克思所定義的概
念中去的，中國古代若要定義的話可名為“四民社會”，即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士、農、工、商”所構成的社會，社會階段的劃分則依據“士”這一階層的地位變動為標志，而非生產工具發展為標志。再談到經濟的時候，他就證明抑商是不存在的，這自然與我所學的“重農抑商”是相沖突的。在談人物史的時候就特意提到了中國文化中對“無表現”人物的重視及原因等等。從這些觀點中，我所了解到的并非只是看法而已，而是由此可以見得“我”應該如何定位，不應該僅僅是“學習”歷史，而是要對歷史有自己的看法，不是被動的接受別人的觀點，自己應多思考才是自己的想法。
前面也介紹過，本書是由八篇演講稿匯編而成，所以語言上通俗易懂，不似學術論文一般深奧。也正式因為是演講稿，所以雖然全書的感染力實足，但是缺乏一定的嚴謹，如“如何研究政治史”中說以秦為界線，前二千年為封建政治，后二千年為郡縣政治。但事實上在秦以后的漢初與明初還是有較長一段時間是有封建制的。雖然書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但是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并不詳盡，大都很空泛,所以對理解能力有限的我來說，有些方法不能完全理解、掌握。對歷史研究的很多反面都未涉及，如史料的來源，如何選擇史料等，不像《治史三書》中對與研究有關的各方面都有詳細講解，并詳細的針對容易出現的問題進行闡述，所以理解起來自然更透徹。
但是總的說來，這還是一本很值得一讀的書。在我看來，與其說這是一本講治史方法的書，更不如說它是一本闡述治史原則的書，是一本激起后起青年研究史學志愿的書。從很大程度上了解到了錢先生的治史思想，受其感染，也有了對歷史研究的熱情與向往，錢先生也不愧為余英時先生所說的：為國之招魂者！
參考書籍：嚴耕望《治史三書》之《治史經驗談》與《錢穆賓四先生與我》，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錢穆《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第三篇：《中國歷史研究法》讀書筆記
《中國歷史研究法》讀書筆記
我國著名史學家梁啟超先生在本世紀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是我國最早的具有史學概論性質的著作，也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具有很大影響的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專著。拜讀完此書，為梁啟超先生淵博的知識所深深地折服，對史學的概念有了大體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義及其范圍
何為歷史，何為歷史學，這是我們不曾考慮過的問題，直到《史學概論》這門課程的出現。然后梁公告訴我們：“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首先，歷史是人類全體或其大多數人創造的，而不是個人所為，所以它的性質是社會的而非單獨的；復次，人類社會的活動必須是連續不斷的，因為社會是螺旋形的向上發展的；再次“凡活動，以能活動者為體，以所活動者為相”，所以凡是能活動的事項，能使人類的情感、理智、意志產生的事項都是歷史的范圍；再次，社會活動成就的取得全社會人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動之間因果關系是特別不容忽視的。最后，現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經不再是為統治者服務，而是使國民知道現在的生活與過去的、未來的生活之間的休戚關系，從過去的生活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
通過這章，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就會有整體的印象。
詩歌、《易》、《詩經》是史的最初體裁。中國的各種學問中，史學最發達，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與職責之崇是分不開。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他做《史記》開創紀傳體。“《史記》本紀以事系年，取則于《春秋》，八書詳記政制，蛻行于《尚書》，十表稽牒作譜，印范于《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鎖語，則《國語》之遺規也。”斷代為史，始于班固的《漢書》。與紀傳體并峙者為編年體，陸賈之《楚漢春秋》、荀悅《漢紀》（現存新編年體之第一部書）善鈔書者可以成創作。袁樞之《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政書有《通鑒》、《通典》。上述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政書四體千年以為目錄。梁公說：“自有左丘、司馬遷、班固、旬悅、杜佑、司馬光、袁樞諸人，然后中國始有史。”
梁公認為史籍可分為兩類：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注釋有二：一曰注訓詁，如裴骃、徐野民注《史記》；二曰注事實，如裴松
之注《三國志》。近代著錄家多別立史評一門，史評有二：一批評史跡者，二評史書者。“自有劉知幾(《史通》)、鄭樵(《通志·總序》)、章學誠(《文史通義》)，然后中國始有史學”。清代史學有數類創作：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黃宗羲之《明儒學案》為中國有學史之始、趙翼之《甘二史札記》。還有很多類書在清代極為發達：表志之補續；史文之考證；方志之重修；年譜之流行；外史之研究。
第三章史之改造
梁公認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離不開貴族性”，所以現今的人該讀何史是歷史改造中的首要問題。他還認為改造后的歷史應該為生人而做，而非為死人古人而做；史學的范圍應以收縮為擴充；做客觀性質的歷史；人類活動相注重其情態；還應改掉古代著述的短句單辭、不相聯屬。因此梁公認為今日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
第四章說史料
史料，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者也。史料能保留下來真是一件不易的事。隋牛弘在《請開獻書之路表》中有“書有五厄”的論述：秦始皇焚書，一厄；王莽赤眉軍入關對典籍的焚毀，二厄；東漢末年董卓遷都造成京都典籍被毀，三厄；西晉末年的“劉石亂華”，書籍散亡殆盡，四厄；南朝梁時的侯景之亂，梁元帝自焚藏書于城外，五厄。明代胡應麟在牛弘“五厄”的基礎上補上五厄，為“十厄”，在《論歷代書籍存亡》中提及：隋末廣陵焚書，一厄；唐開元盛世藏書毀于安史之亂，二厄；北宋靖康之災，圖書遭毀，四厄；紹興之禍，南宋圖書遭兵燹，五厄。
梁公提出得到史料的途徑不外有兩種：一是在文字記錄以外的，二是用文字記錄的史料。
在文字記錄以外的史料的性質可分為：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遺下之古物。這其中包括(甲)現存之實跡，(乙)實跡之部分的存留者，(丙)已湮之史跡其全部意外發現者，如意大利龐貝古城、我國直隸巨鹿縣發現的古城，(丁)原物之寶存或再現者，如高昌一壁的發現，另外殷周間禮器、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鏡屬、貨幣、玉石、陶瓷、瓦磚、地層中之石器。(戊)實物之模型及圖像。
文字記錄的史料有：(甲)舊史，(乙)關系史跡之文件，(丙)史部以外之群籍，(丁)類書及古逸書輯本，(戊)古逸書及古文件之再現，(己)金石及其他鏤文，金石之學在晚清達到極盛，(庚)外國人著述。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與鑒別
對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舉了幾個他親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研究六朝唐造像，記錄每次讀到的“也可里溫”字樣。他每次都將腦筋練純熟，使之有銳敏的感覺，再加上耐心，這樣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邁、趙翼都是這樣做的，這種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其中還得特別注意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它是指某時代無某種現象，反之則稱積極的史料。
正誤辨偽，是謂鑒別，對于鑒別史料的方法，最直捷的方法就是舉出一個極有力的反證，如中國佛教起源的問題，上海托始于戰國時楚之春申君黃歇的問題。其中當同一史跡而史料矛盾時，從原則上是以最先、最近的為最可信，有時也得根據實際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前清乾嘉諸老的嚴格的考證法，也就是近代科學家所倡用的歸納研究法最值得采用。辨別真偽得先辨書再辨偽事。十二條辨別偽書的公例，六條證明真書的條例，七條偽事的種類，七條辨別偽事的態度，對我們而言都是金玉良言，對待史料的真偽時有了一定的功底。
第六章史跡之論次
梁公認為史跡的論次首要是著眼于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系。先生在講解的同時告誡我們要善于整理表以便整清史實之間的關系。對于自然科學與歷史的區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三點見解：其一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復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其二是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常為個性的。其三是自然科學的事項是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是恒以時間空間關系為主要基件。對于史界因果的劈頭一大問題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其中有“歷史的人格者”、首出的“人格者”、群眾的“人格者”的概念值得注意。對治史者研究因果的態度及其程序也提出了八條意見，在第八條觀察所緣中，梁公對當時義和團運動的爆發的緣由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當時排外心理、迷信心理、直接緣、間接緣分析到位，綜合類當時的社會形勢：日本的大陸政策，俄國的東侵政策，德國的遠東發展政策，清朝的宮廷問題等。還講出了義和團運動的三項業報。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這可分為總論、分論兩部分，總論注重理論的說明，分論注重專史的研究。在總論中梁公對史家的四長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劉知幾在《史通》提出了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后來章學誠又提出了史德，而梁公對其次序又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先史德、次史學、次史識、最后是史才。
史德，梁公認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忠實，正因為魏收心術不端，《魏書》才被大眾認為是穢史。在這方面應極力鏟除夸大、附會、武斷的毛病。
史學，有了道德之后便講史學了，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要有豐富的史學，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有了專門學問，還要講點普通常識。關于專精下苦功的方法是：勤于抄錄，練習注意，逐類搜求。
史識，講的是歷史學家的觀察力，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觀察的程序可分為由全部到局部、由局部到全部兩種。要養成正確精密的觀察力，還要注意不要為因襲傳統的思想所蔽，不要為自己的成見所蔽。
史才，即文章構造的技術，這都體現在文章的組織與文采方面，組織看其剪裁和排列，文采看其是否簡潔、是否文采飛動。如何養成史才，前人說：多讀、多作、多改，梁公提出：多讀、少作、多改。
分論中詳述了人的專史、事的專史、文物的專史、地方的專史、斷代的專史的做法。
人的專史即舊史的傳記體、年譜體，專以一個人為主，偉大人物是人的專史的主要對象。大概可分為列傳、年譜、專傳、合傳、人表五種形式。其中專傳是以一部書記載一個人的事跡，列傳是以一部書記載許多人的事跡；專傳一篇即是全書，列傳一篇不過全書中很小的一部分。
事的專史即舊史的記事本末體，專以重大事情為主。
文物的專史即舊史的書志體，專以文物典章社會狀況為主。文物的專史主要按政治、經濟、文化三類來做。
地方的專史即舊史的方志體，因中國幅員太廣，不能再以帝都為中心，而應分為若干區域，以觀其各時代發展的痕跡。
斷代的專史即舊史的斷代史體，專以一個時代為主，不必再以一家一姓的興亡來劃分。
以上就是一些粗陋的讀書筆記，從梁公的論述中感受到了他豐富的史學，對中國的史籍都有所涉獵，這是令我們十分汗顏的，作為一位學歷史的同學，不奢望能有前人的成就，但求多讀，多讀，多讀，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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