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地方語言學派簡析論文

（一）馬林諾夫斯基及其“語言情境”

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功能學派的創始人之一。主要研究語言與社會、文化的關系。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語言研究是建立在語義學理論基礎之上的，要想把語言研究深入下去，必須建立一種語義學理論，要想把語言現象解釋清楚，需要用語義學理論。他的理論最重要的部分是強調語言的功能，他認為語言是一種工具，工具的功能在于使用。根據他的理論，語言被認為是一種活動的方式，不是用來描述事物的，而是用來產生行動的。馬林諾夫斯基提出了“語言情境”探討語義理論。他認為話語的意義就是當時當地正在發生的人的活動，而人們在日常活動中所使用的語言的意義直接來自于這些活動。這一論斷意味著，原始社會語言的語言只有這一種用途，兒童都是以這種方式學會語言的。根據他的理論，話語的意義不是來自于詞語本身，而是取自于語言產生的環境，話語只有在生活情景中才能被理解，而口頭語言常常與當時的環境有關系。他的“語言環境”和“意義是語境中的功能”兩個概念為弗斯和韓禮德的語言學理論提供了歷史鋪墊。

（二）約翰魯珀特弗斯及其“典型語言環境”

弗斯是倫敦學派的創始人，他的語言學理論在英國語言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弗斯就讀于英國里茲大學歷史系，1911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1920年至1928年在印度旁遮普大學教授英語；1928年在倫敦大學教授語音學；1938年成為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的正式成員；1944年，倫敦大學設立普通語言學系，他成為第一任教授，培養和影響了一批語言學家。弗斯對語義學和語音學的研究都做出了巨大貢獻。英國著名的語言學家R。H。羅賓斯曾說：“語言學在兩個方面的發展是和弗斯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是他的語言環境理論，或更概括地說，他在語義方面的語境理論和音位學中的韻律分析語言情境理論成為語言學的基礎”。弗斯語言理論的特點是從社會角度觀察語言，他認為，語言不僅是一套約定俗成的符號，而且是人們的生活方式，是一種社會過程。他試圖把社會研究和語言研究結合起來，認為人創造并維持文化價值，而語言又是文化價值的重要成分，所以人們可以通過語言學更好地了解社會本質，明確反對用邏輯學和心理學研究語言。弗斯對語言進行社會學研究是從意義著手的。他認為，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在實際中使用的語言。言語活動是一種有意義的活動，是人們為了實現某種目的進行的。分析語言一定會分析語言的意義“，意義”是語言學研究的重點。他所說的意義不僅是詞匯本身的意義和語法上的意義，而且包括語言環境中的意義。弗斯創造了“典型語言環境”這一概念，他認為語義學研究特定的社會角色。受索緒爾理論的影響，弗斯認為語言成份的橫向組合性排列就是“結構”；而“系統”就是能在結構的一個位置上互相代替的一組縱向的聚合性單位。弗斯指出，語言成分出現在什么位置通常由系統規定，在詞匯方面的表現就是搭配規則。結構不僅是各個成分之間的排列問題，各個成分之間有著互相期待的關系，系統和結構密切聯系。弗斯在語言學方面的第二大貢獻是他提出的韻律音位學，他是第一個對韻律分析全面深入論述的語言學家。弗斯的韻律分析有兩個特點：一是區分了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他指出，在實際話語中，構成聚合關系的不是音位，而是“準音位單位”。準音位單位的特征比音位少，因為有些特征是一個音節或是一個短語中的音位共有的。弗斯沒有給韻律單位下定義，但是他在論述中表明韻律成分包括：重音、音長、鼻音化、腭音化和送氣等。無論哪種情況，這些特征都不會存在于一個準音位單位。二是“多系統”概念。弗斯認為由語境引起的發音特征說明了有關語境的特點，應該把它們抽象出來，建立多個“準音位單位系統”。用多系統分析法，可以把音位的許多特征用系統表示出來。強調多系統分析，并不等于忽視結構的分析。弗斯十分重視組合關系，他認為話語的基本單位不是詞，而是在特定環境下的語篇。把語篇拆成各種層次是為了方便研究，但是不論研究哪個層次，從語音到語法再到語境，都必須分析語篇的韻律成分，一個句子的韻律成分在整個句子及其各個部分中占著統治地位。弗斯的語言理論曾受到多位語言學家的批評。英國語言學家剛特克利斯認為沒有系統，文章意思模糊，文字晦澀，很難讀懂。美國學者弗朗西斯迪尼說，“弗斯的話很不好懂，《語音和韻律成分》一文竟象是無人校對過。”但他畢竟對英國理論語言學的開創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韓禮德及其系統功能語法理論

韓禮德1925年出生于英國約克郡的里茲，當代著名的語言學家，弗斯基本理論的繼承和發展者。韓禮德繼承了弗斯的兩個基本理論，即“語言環境”和“系統”。他認為社會情境影響著人的語言，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語言。在費斯基本理論的基礎上，他重新規定了“系統”的意義，提出了完整的理論模式，準確定義了術語的含義及各種關系。韓禮德對語言學的貢獻是建立和發展了當代的系統—功能語法，被稱為系統語法或系統語言學。他的系統—功能語法是一種社會學導向功能語言學方法，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語言學理論之一。系統功能語法沒有像喬姆斯基那樣把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能力作為研究對象，而是把實際使用的語言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系統功能語法包含兩個組成部分：系統語法和功能語法。系統語法主要解釋網絡系統中語言的內在聯系，或者叫“意義潛勢”。這個網絡又包含各個子系統，語言使用者可以從中做出適合的選擇。韓禮德把“語言”看作“語言行為潛勢”，是“選擇范圍”。在特定的環境中，一個人可以選用一組語言形式。語言系統由多個子系統組成，在一個系統網絡中，兩個子系統可以相互依賴，也可以沒有依賴。功能語法主要用于說明語言是社會交往的一種手段。韓禮德認為從“功能”的角度探討和研究語言學，可以揭示語言是如何使用的，同時也能夠建立語言使用的基本原理，進而探討語言功能和語言兩者之間的關系。馬林諾夫斯認為語言系統最初來源于兒童語言的功能，韓禮德發展了這種觀點，認為兒童語言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其對語言功能的逐漸掌握。對兒童而言，語言的用途有許多種，可以用來得到東西、表達感情等，是一種多功能又方便的工具。但是在兒童語言中，一句話只有一個功能。到了成年時期，功能范圍擴大到3種：概念功能、交際功能和語篇功能。這3種功能含義豐富且更加抽象，可稱為宏觀功能。它體現在各種用途中的意義組成部分，是意義潛勢的組成部分。韓禮德認為必須走出語言來深入分析語言，借助社會學理論觀察語言的使用，意義潛勢是行為潛勢在語言上的實現。韓禮德認為，文化環境不但對行為有一定程度的制約，而且對語言形式的選擇也有很大程度的制約，要把語言與社會結構聯系起來研究。韓禮德的語言理論比較全面，既研究了形式又研究了意義。他早期的研究著重于語言的形式，中期重點研究語言的意義和功能，后期著重分析語言與社會的關系。在韓禮德的影響下，目前已經形成一支系統的語言學家隊伍，繼續完善和發展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

第二篇：新精神分析學派

新精神分析學派

作者：佚名 心理文章來源：lansin 點擊數：191 更新時間：2007-7-7

新精神分析學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從精神分析運動中分離出來的一個心理學流派，又稱精神分析文化學派或社會學派。G。科里認為，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七位：C。榮格、A。阿德勒、H。S。沙利文、K。霍妮、E。弗羅姆、E。埃里克森和W。賴克。他們均受到過S。弗洛伊德的影響，但反對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本能論，拋棄了里比多概念和人格結構說，發展了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創導了有關人格理論和心理治療方面的一些新概念，從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在這七位心理學家中間，前五位提出了與弗洛伊德正統精神分析觀點直接相違的理論。雖然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早期的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現時的心理活動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他們都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人格是對早先經歷的固戀，并由早先經歷所決定。雖然他們也承認無意識因素的存在，但并不過分強調無意識因素與人格的關系，但認為文化、社會條件和人際關系在形成人格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由于這五位心理學家在與正統的精神分析發生基本分歧，背離了正統的精神分析路線，因此經過普遍的同意，被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體系。而另外兩位心理學家E。埃里克森和W。賴克，雖然也被史家列為新精神分析學派的成員，但他們基本上仍被認為是正統精神分析學派中的“圈內”人物。下面簡要介紹前五位心理學家的觀點。

榮格對弗洛伊德發生興趣是在他讀了被譽為名著的《夢的解釋》之后，為此他根據實踐體會寫成《早發性癡呆心理學》一書。他與弗洛伊德的摯友關系保持了7年之久，后來因為對里比多能量的解釋不同，遂發生分歧，以致決裂。弗洛伊德認為里比多主要是由性和攻擊性能量構成的。他把由被壓抑的性欲和攻擊性的奮爭所產生的能量看作為人格的內驅力，而榮格覺得這種觀點太狹隘，相反，他認為里比多是問題產生時就被集中運用到這些問題上的普遍的生物的生命能量，它從本質上講不是性欲和攻擊，而是一種能用于延續個人心理生長的創造性生命力。在體現文化學派或社會學派的觀點方面，榮格強調意圖和目標的作用。在他看來，人們不僅受到他們對未來所要追求的東西的影響，而且也受到他們對未來所要追求的東西的影響，這可以從他劃分的發展階段上看出：（1）童年期，即從出生到青春期。這一階段為早期，里比多能量用于學習行走，交談和其他各種生存所必需的技能上。5歲以后，里比多越來越多地指向性活動，在青春期達到預峰。（2）成人早期。即從青春期到40歲左右。在這一階段中，里比多能量指向職業、結婚、撫養孩子、社交等方面。這階段的個體具有開朗、精力充沛、感情易沖動和激昂豪放的特點。（3）中年期，即大約40歲到晚年。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階段，是從一個精力充沛的、外傾的和注重生物功能的人轉變到具有更成熟的文化、哲理和高尚價值觀的個體。這階段應當滿足的需要不再囿于職業、配偶等，而是尋求繼續生活的根本意義。上述三個發展階段圍繞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個體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追求著生活目標。榮格認為，生活目標是精神的和諧。個體一旦了解自己精神的不同部分，把各個組成部分提示出來，那就會萌發一種對它們進行整合的趨向。這種趨向稱作“超越功能”，它是一種對人格的統一、完善和整合的永恒追求。換句話說，個體只有熟知自己的全部精神結構，并用超越功能進行完美的協調，才能達到自身展現。由此可見，榮格關注人性的樂觀和創造的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為完善而奮斗，為目的和意義而生活的作用上。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與弗洛伊德的學說在諸如性的因素、人格、無意識、夢、快樂與痛苦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存有分歧。個體心理學的核心是強調社會因素決定人格。在阿德勒看來，個人的精神生活總有一個不斷追求的總目標，這個總目標就是追求優越。人對優越的渴望導源于人的自卑感。一切人在開始比自己強的人相比感到極其無能，從而產生自卑感。有些人患有器官疾病，或視力不濟，事消化功能差，或天生心臟有毛病，或肢體殘疾，這些生理缺陷由于環境給予的壓力在個人生活中產生了不少問題，從而產生自卑感。這種自卑的情感激起個體追求補償的力量，正是這種補償成了個體追求優越的基本動力。由于人與人之間有著不同的背景和條件，因此個體在追求優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那就是生活風格。這種生活風格的差異主要受家庭環境和家庭氣氛的影響。家庭環境指影響每一家庭成員的社會事實，包括出生順序，雙親還是單親家庭等。家庭氣氛指家庭成員之間的情緒關系的性質，如追求優越時的主動和被動，建設性和破壞性等。而且，個體在追求優越的過程中，開始是為個人目的去奮爭的，后來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使個體與別人交往時產生情感和自居作用的潛能得以發揮，從而產生社會興趣。這種社會興趣不僅指個體對所愛者和朋友的直接一致的感情，而且包括了對現在和未來的全人類感情。社會興趣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是平時，甚至在困難時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是平時，甚至在困難時與別人合作和幫助別人的準備狀況；二是在對待別人時保持了多予少取的傾向，三是對別人的思想、感情和經驗的一種設身處地的理解能力。當個體帶著社會興趣去追求優越時，完美社會的現實作為首要動機取代了個體的完美化。正如科里所概括的那樣。在阿德勒看來，個體基本上是因社會刺激而被激發起來的，行為是有意圖并指向目標的；個體為克服自卑感的需要所推動，并為追求優越所牽制。因此，個體試圖通過補償，也即通過發展一種目的在于尋求成功的獨特的帶有社會興趣的生活風格，來克服這些基本的失助感。

沙利文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了經濟危機席卷資本主義國家，深刻體驗了戰爭的殘酷和社會的**，面對由這些因素造成的精神病發病率的大大增高，作為一名精神病醫生，他在醫療實踐中體會到弗洛伊德本能論和泛性說的不切實際，轉而注意社會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形成他的精神分析的人際關系說。沙利文認為，一個人的人格乃是一個人在人際關系的交互作用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日趨完善的相對持久的模型或完形。在這種模型或完形中，有兩種基本的傾向或需要：一是對滿足的追求，一是對安全的追求。前者為生物方面的，后者為心理方面的。人從幼年時，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便不斷為滿足這兩種需要而努力，從而形成一種心理組織，稱之為自我系統。在自我系統中包含著各種功能和次功能。動能是有自我意識的功能，他們可以在個體涉及自身生存的重要時刻，探究人際關系間的重要意義，執行防御機制的功能，緩解情緒上的困難，防止焦慮的發生。沙利文還特別重視人格發展中的認知因素，認為兒童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具備在文化環境中應付各種符號化的能力，從而先后獲得三種人際經驗模式，未分化模式，不完善反應模式和綜合模式。未分化模式是指個體在人際情境中不能區分自己追求的生理滿足和心理安全與別人追求的生理滿足和心理安全，往往認為別人的追求跟自己的追求不一樣，或者相反，認為自己的追求跟別人的追求一樣，這說明個體在人際情境中尚未形成自我系統。不完善反應模式是指個體在自我系統形成后，把自我系統作為對人際關系的知覺和概念的一個過濾器或參照系，使其帶有一種明顯的防御性質。當外界事物或評價與自相符合時，就會產生焦慮，對自我產生不正確的評價，陷自我于矛盾之中。這時自我系統就會出來干預，把這種不相符合的現象歸咎于他人或事物，認為是別人不理解他或嫉妒他，或認為是外界事物妨礙了他，這就是不完善反應模式，綜合模式是指自我系統中的各種動能和次動能綜合發揮作用，這些作用有積極的如升華，也有消極的如分裂和情動性反應錯亂，目的是為了獲得安全感。例如，當個體經常遇到否定或譴責，就會因其生理需要和心理安全受到社會環境的壓力而產生焦慮。為了減輕焦慮，他就會發揮動能的功能，或調節自己的自我系統去迎合他人的評價，或企圖回避導致焦慮的人際情境，或對他人的評價作出歪曲的反應，等等。

霍妮從更廣泛的社會聯系中來探討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經病的病因問題。她認為，弗洛伊德論及文化與神經癥之間的關系僅為一種量的關系，這是錯誤的。兩者之間應該是一種質的關系，是文化傾向的性質與個人沖突的性質之間的關系。一個人出生以后，就面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如果家庭環境不順遂，父母對待兒童不公平，或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會使兒童的情緒受到壓抑，形成基本焦慮，結果導致病態人格。與基本焦慮相對立的是基本安全，只有個人尋求安全的需要才是人格發展的動力。個體為了克服焦慮，就會在行為中采取種種防御策略。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也即精神神經病需要。霍妮列舉了十種精神神經病需要：（1）愛和稱贊的需要；（2）同伴的需要；（3）限制自己生活于狹窄范圍內的需要；（4）權力的需要；（5）剝削別人的需要；（6）社會承認和特權的需要；（7）個人羨慕的需要；（8）個人野心的需要；（9）自足和獨立的需要；（10）完善的需要。這十種需要又被歸為三類：即趨向接近人的類型，對人們采取屈從態度（“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趨向反對人的類型，對人們采取攻擊態度（“如果我有權力，我就不會受到傷害”）；趨向脫離人的類型，對人們采取退避態度（“如果我避開，什么都傷害不了我”）。霍妮認為，這三種類型，在正常人身上也有表現，但他們根據客觀情況靈活應用。然而，在有嚴重焦慮的個體身上，三種類型同時發生，只能使他陷入沖突之中，加深了已有的焦慮。這就是所謂的基本沖突。為了解決這種基本沖突，個體可以不自覺地把以上三種類型中的兩種壓抑入無意識，只讓剩下的一種占支配地位。但是，這種壓抑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于是個體便在無意識中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意象或自我，以求獲得一種綜合性的解決瞎種理想 化的自我意象包括著想象的成分，以一種色彩美化一切，使一切矛盾化為和諧。實際上，這是一個人把本誤碼發揮金如土自已潛能力量的自我變為專門追求理想化實現，使理想的自我與真正的自我之間產生矛盾。這便是導致精神神經病的主因。

弗羅姆反對弗洛伊德的本能說和泛性論，強調束整個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對人的精神的決定性作用。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可以看作是背離正統精神分析路線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人因為與自然界和其他人逐漸隔離，所以產生寂寞和孤獨之感。人從早期的進化過程中，通過本身的特殊化即個性化過程，向著與動物不同的方向發展，逐漸獲得了自我知覺、推理和想象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要比動物有著更多的自由。但是，同時也意味著人與大自然的其余部分日益。人們獲得的自由越多，隨之而來的不安全也就越大。在弗羅姆看來，從社會發展的過程來考察現代人的性格形成也是如此。人類從原始社會，經過中世紀封建社會，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臨現代社會中剝削與競爭的冷酷現實和病態的社會現象，湮沒了人們彼此合作與互相翔的愛的本性，反而產生孤獨、恐懼和迷惘之感，逃避自由。現代人面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生與死的矛盾；人的長遠想象與人的短暫生命的矛盾；人雖超越了自由，但深藏著“孤獨感”和“分離感”。為了克服這些矛盾，人渴望獲得下述幾種心理需要：（１）關屬性需要，包括與別人的關聯和自戀。健康的人通過廣泛的愛，包括親子之愛，男女的愛戀之之情，對自己的愛，以及與他人的團結友愛，以滿足心理上關屬性的需要；不健康的人則順從別人或以強力支配別人，將安全依賴于別人的不同表現形式，結果產生非理性的自戀。（２）超越性需要，包括創造性和破壞性。健康的人在超越動物、擺脫被動性和偶然性的過程中，進入了有目的的和自由的領域，變成自己生命的創造者，包括活動和關懷，對自己的創制口懷有深切的愛；不健康的人不僅不能創造生命，而且破壞生命，把毀滅生命也看作是一種超越。（３）根植性需要，包括母愛和親緣關系。健康的人渴望不與自然分離，不與母親、血親和大地分離，因為這是省略的源泉，扎根的所在；不健康的人只愛少數人，只對少數人產生友誼，他們盡力保持和延長親子關系以致大力依附于家庭等，歪曲了根植性的本來含義。（４）同一感需要，包括獨立性和順從性。健康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是干什么的，是與別人有所區別的，從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同時為了與集體取得一致甚至不惜放棄所愛，以致甘冒生命危險；不健康的人對一切都采取遵奉態度，盲目順從，在集體中湮沒了自己的個性，因而達不到自我的充分實現。（５）傾向性構架需要，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健康的人通過自己的理性與客觀現實相接觸，全面地解釋生活，客觀地把握世界；不健康的人則用不健康的方法建造構架，不管它是真是假，以主觀代替客觀，把幻想當作現實，結果失去了與客觀世界的接觸，生活于想象之中。由此可見，弗羅姆把解決矛盾的期望寄托于人本主義的實現。

第三篇：悖論與數理邏輯的三大學派=論文

大學研究生學位課程論文

論文題目：悖論與數理邏輯的三大學派

悖論與數理邏輯的三大學派

摘要：由于很多數學家和邏輯學家不愿因悖論的出現就輕易的放棄他們的研究成果，積極投身于悖論和數學基礎的研究，為排除悖論，克服危機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數學基礎的研究過程中，數學家和邏輯學家們對悖論的解決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歧日漸加深，漸成營壘，形成了關于數理邏輯的三大學派。本文分別分析了這三大學派，以推進數理邏輯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悖論；數理邏輯；學派

一 悖論與邏輯主義學派

集合論悖論的出現，造成數學基礎的危機，受影響最大的首當其沖是邏輯主義者，因為他們企圖以集合論作為數學的“永恒的，可靠的基礎”，并企圖把數學歸結為邏輯。集合論悖論的發現表明邏輯主義者企圖用以作為數學基礎的邏輯本身就是不可靠的。這樣，邏輯主義的代表人物羅素就親手釀造了一個苦果，不僅把弗雷格置于對自己事業萬分失望的尷尬境地，而且自己也不得不苦咽下去。所以從1902年開始，邏輯主義的研究進入一個新時期，他們不僅研究如何由邏輯出發去開展全部數學問題，而且必須防止悖論的出現。

首先，羅素對悖論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尋求合適的解悖方案。最初，他在《數學的原理》(1903)中提出區別類和類的元素的類型，這也是類型論的最初構想，本質上是簡單類型論，但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簡單類型論的基本思想是：區分個體、謂詞或集合的不同類型。要直觀的理解簡單類型論對涉及集合的悖論的作用，需要用集合的語言闡述類型和級的概念。任何集合都可劃分到特定的類型:：

類型0，這一層的元素為個體

類型1，個體的集合類型2，個體的集合的集合類型3，個體的集合的集合的集合????????????????

在定義中沒有涉及某些集合的總體性質的集合是第0級的，在定義中涉及“第n級的所有集合”的總體性質的集合則屬于n+l級。在這樣的劃分下，依照原則規定：類型n中的集合只能以類型n-1中的對象為元素，每一類型各級的集合的界定不能依賴該級的整體或更高的級中的集合。違反規定的表達式是無意義的，這樣就避免了“元素”和“元素的集合”的混淆，排除了集合論悖論。但是對數和命題的處理遇到了困難，而且有一些悖論，尤其是語義悖論不能解決。對于這一點，羅素感到失望，沒有再繼續深入下去，而是是另辟蹊徑。

1905年，羅素在另一篇論文《關十超窮數和超窮序型理論中的一些困難》中提出了另外三種解悖方法：量性限制理論、曲折論和無類論。同時，受彭加勒的悖論與非直謂定義有關的思想影響，他樂觀的認為一切悖論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就是它們都違反了一個原則：“惡性循環原則”。基于這一原則和無類論的思想，羅素又對類型論進行了擴充，引進命題函項的概念，做出嚴格的類和級的劃分，沿著非集合的道路發展出了一個形式的悖論解決方案一一分支類型論。

分支類型論比簡單類型論更加具體，它的基本思想不僅包括“任一性質，都要歸屬于一定的類型”而且“對任一性質，還要更具體的歸屬于確定類型論中的一定的級”。于是，羅素想以命題函數為出發點，建立一套以階論為中心的類型論的形式化體系，對各種悖論作統一處理。首先，羅素要對命題函數進行分層處理：

第一層：零階函數，函數是個體，a，b，c??表示個體常元；x, y ,z??表示個體變元；

第二層：一階函數，比個體高一層次的函數，以個體為變元，例如（X）(X,Y)，(Y)(X)Y(x，y，z)

第三層：二階函數，以一階函數為變元，例如，（β）F(β!x, z),(Y)f(Y!z，β!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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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如果一個函數中變元(或約束變兀)的最高階是n（n≥0），則稱這一函數是n+l階的。其次，因為悖論的出現與“非直謂定義”有關，為了遵循惡性循環原則，避免悖論，羅素把命題函數分為直謂的和非直謂的，并對直謂函數作了嚴格的定義。他是這樣定義的：“對一元命題而言，當函數的階恰比它的自變元的階高1時，稱為直謂的；對于有K(K≥1)個自變元的K元命題函數，若K個子變元中最高的階是n，而函數的階是n+l，則稱該K元函數是直謂的。由此可知，一階函數都是直謂函數，而二階和二階以上的函數則分為直謂的和非直謂的兩種。如果函數本身的階不是比函數中自變元的階高1，就是非直謂函數。這樣，各個函數階層徑渭分明，互不交叉，每個函數都是有限階的，并目在函數階層中有唯一確定的位置，把涉及命題總體的命題(非直謂命題)和不涉及命題總體的命題(直謂命題)區分開來，從而避免了一些著名的悖論。羅素又引入了可歸化公理，該公理斷言：“對任何命題函數，必存在一個與它形式等價的直謂函數。”借助這一公理，就可以把一個命題函數決定的類，定義為與它形式等價的直謂函數所決定的類，從而一切類都可看作是由直謂函數決定的。因為直謂函數的階比它的自變元的階高1,所以個體的集合的階總比個體的階高1。這樣，正如上面所表述的，在類的理論中，個體、個體的集合、個體的集合的集合?形成一個遞增的層次，和這一層次相對應的事個體、個體的直謂函數、個體的直謂函數的直謂函數?這樣一個遞增的函數層次。這個以階論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邏輯體系便是羅素的分支類型論。后來羅素就是按照分支類型論的原則由集合論出發開展全部數學理論的研究。為實現這一目標，羅素和懷特海經過艱苦的勞動，完成了著名的《數學原理》。

羅素的類型論在數理邏輯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為利用它可避免一些著名悖論(康托悖論，布拉里一一福蒂悖論，羅素悖論及一些語義悖論)，不能不說是一大成就。但是羅素的類型論也有嚴重的缺陷：首先，類型論要求過于嚴格，雖排除了一些悖論，但同時也排出了許多合理的東西，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定理不能證明，某些無害的數學概念宣布為非法，結果是得不償失。但如果放寬原則的話，誰能保證不會出現別種類型的悖論呢?其次，羅素提出了可歸化公理實質上降低了分支類型論將函數劃分為不同階層要求，遭到了強烈的批判，并且，羅素的類型論系統本身也過于繁瑣，引起不少的麻煩。

從數理邏輯的發展歷史看，雖然邏輯主義想把數學全部歸結于邏輯的意圖是不可能實現的，但邏輯主義還是有很大的貢獻：首先，邏輯主義者以集合論為基礎進行數學研究，為了避免悖論，他們必須做使邏輯嚴格化的工作，這就直接促進了邏輯的數學化。所以，《數學原理》是用數學方法研究邏輯取得的高度成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常被說成是數理邏輯成熟的標志。其次，羅素的理論對后來研究者產生重大影響，公理化集合論就是沿著他的方向發展起來的。羅素的分層思想對后來的數理邏輯學家也有極大的啟示:塔爾斯基就是沿著羅素開辟的道路對語言進行分層處理，對數理邏輯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二 悖論與直覺主義學派

與此同時，在數學基礎這一研究領域中，出現了一種與邏輯主義完全對立的數學思想：把直覺當作數學最根本的基礎，全然否認數學構造中有邏輯的作用，認為所有的數學對象和定理都是從原始直覺出發能行地構造出來的，這就是數學基礎問題上的另一主要流派一一直覺主義。直覺主義者傾向于歡迎悖論的到來，因為悖論似乎使他們樂于去證明非直覺主義數學的虛弱。

第一個對數學采取自覺的直覺主義的是德國數學家克隆尼克，但他并沒有對此進行系統的闡述，所以沒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他曾經預言說：“假如我不做這件事，追隨我的人也會去實行”，但追隨者并沒有很快出現。直到1901年羅素悖論的出現，使數學界出現了混亂，從而為直覺主義新的崛起創造了條件。1907年，直覺主義的代表人物布勞威爾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初步制定了直覺主義綱領，他認為要解決集合論悖論問題，必須改變人們對一些邏輯基本法則，特別是排中律的絕對普適性認識。從“存在必須等于被構造”的要求出發，布勞威爾對邏輯法則的有效性進行直接的分析：由于邏輯法則的應用并不能保證相應構造的可實現性，因此邏輯法則在數學中的應用并不總是有效的。而且布勞威爾認為經典邏輯是從有限性對象中抽象出來的，不能無限制的推廣到無限對象，而悖論恰恰就出現在無限問題上，而排中律只是在有限的領域內起作用的法則，一涉及無限的領域，排中律便不再有效。所以，直覺主義者認為實在無限觀念是悖論產生的深刻根源。因此，直覺主義正是從“數學活動是一種心智構造”出發，導致了對排中律的拒絕。

其次，由于堅持構造性的立場，布勞威爾認為數學直覺具有無可爭辯的可信性、可靠性，因而數學只要根基于其上，便可避免悖論的產生。所以直覺主義對已有的經典數學采取否定態度，使已有的數學知識支離破碎。為什么直覺主義采取如此極端的手段呢?因為直覺主義者認為：悖論在集合論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事，實質上是整個數學所感染的疾病的一個癥狀，即數學的“不可靠性”，如果不從根本上清除傳統數學，便不足以克服悖論。因此，直覺主義者不滿足于對已有數學的某些部分作一些限制性的限制和修改，而是要依據“可靠性”標準對已有數學進行徹底的審查和改造。于是，直覺主義者對已有數學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他們認為，已有的數學理論并不都是可靠的，因此必須按照某種更為嚴格的要求對此進行全面審查，而且毫不猶豫的舍棄“不可靠”的概念和方法并代之以“可靠”的概念和方法。由此可見，直覺主義是要革傳統數學的命。

最后，直覺主義者雖然否定不符合構造性要求的古典數學命題的有效性，但他們仍然認為這些命題具有一定的啟發作用。因此直覺主義者就是依據“構造性”標準來重建數學，即“直覺主義數學”。與邏輯主義不同的是布勞威爾是以自然數理論而不是以集合論為基礎開展他的直覺主義數學理論的，并且直覺主義者也發展了自己的邏輯系統，直覺主義的命題演算系統和一階謂詞演算系統是由黑丁于1935和1956分別做出的。

所以，直覺主義者避免悖論的方法事實上依賴十他們關十心靈之“構造”這一含糊哲學，用“構造”的思想構建邏輯與數學系統。為了避免悖論，把“直覺上的可構造性”作為數學“可靠性”的唯一標準，對古典數學絕對否定，造成了數學的支離破碎，并目作為悖論的解決方案，這個要求已經相當弱了，但即使這個目標也沒有完全達到。

但我們不能否認直覺主義者做出的貢獻，因為他們第一次完整地建立了一個構造性的數學系統，而構造性數學已經成為現代數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由于人們和直覺主義的多次論戰，逐漸了解直覺主義的說法在于注重能行性，因為構造的基本要求，即“能行性”。正是這種想法產生了能行性理論，從而促進了數理邏輯的另一分支遞歸論的形成和發展。

另外，形式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雖然對直覺主義者進行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們的構造性思想，這對希爾伯特的形式化研究綱領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形式主義學派是我們將要討論的內容。

三 悖論與形式主義學派

集合論中發現的悖論表明，甚至那些看上去簡單并且自明的正確的基本原則也可能包含暗藏的矛盾。這使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到一致性問題上來。所以，為解決數學基礎中出現的悖論問題，形式主義采取了與邏輯主義和直覺主義不同的方法：他們企圖構造一個無矛盾的，完備的，可判定的形式系統，數學的各個分支及所有證明全部形式化，使數學本身成為數學研究對象，以達到證明數學的一致性，從而避免了悖論，這就是著名的“希爾伯特規劃”。

希爾伯特規劃的提出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1899年，希爾伯特在《集合基礎》這一著作中，不僅為數學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一一形式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同時還為數學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元數學”，為“希爾伯特規劃”提出打下了基礎。由十1901年羅素悖論的發現，使希爾伯特把注意力放到數學基礎上來。經過認真研究，希爾伯特不同意直覺主義拒斥大部分古典數學的主張，他認為完全可以在保留現有數學成果的條件下解決悖論問題，無須犧牲古典數學中有價值的部分。那么，怎樣解決悖論問題呢?希爾伯特曾經指出，如果要避免悖論，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同時進行邏輯定律和算術定律的研究。這種研究的目的即證明數學理論的相容性(無矛盾勝)，因為如果數學理論的相容性得到了證明，悖論就自然排除了，這也是所謂的“海德堡計劃”。在該計劃中，希爾伯特第一次提出應把數學證明本身作為數學研究對象的思想，創建了數理邏輯的第一個分支“證明論”的思想，開了把數學理論系統作為對象的“元數學”的先河。1922年作為對直覺主義向古典數學挑戰的回應，希爾伯特提出了基礎研究規劃：首先將數學理論組織成形式系統，然后再用有限的方法證明這一系統的無矛盾性。這一規劃可以看成是證明論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盡管希爾伯特對直覺主義進行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們的構造性思想，只不過這種構造性是對證明論(元數學)的要求。這種思想體現在1925年《論無限》中，希爾伯特與直覺主義者相仿，認為絕對可靠性只存在于有限的范疇，為保證數學的可靠性，避免悖論的出現，必須堅持“有限性”的立場。(但是，他認為可以把非有限的成分作為“理想元素”引入到數學中，不但使證明簡化，還使排中律法則得以保存。)所以，希爾伯特把數學分成兩個不同部分：“真實的數學”和“理想元素”。由于理想數學認為是不具有意義的，希爾伯特提出必須把理想數學組織成形式系統的思想。在形式系統中，把數學對象徹底的符號化和演算化，這樣就可以保留古典數學的成果。但為保證理想元素不會導致錯誤，必須對這種工具的構造進行徹底研究，即證明形式系統的一致性，這也是證明論思想的進一步深化。這樣，希爾伯特就站在有限性的立場上，企圖通過將數學理論形式公理化并證明形式系統的一致性來避免悖論的產生，并保住現存數學的全部成果。

所以，希爾伯特的最終目標是構造一個無矛盾的、可判定的、完備的、范疇性的形式系統，其中可證命題集恰好與直覺上為真的數學命題集相對應，而上述證明又可以在一個僅僅包含一般遞歸函數，性質和關系的算術部分中得出，即可以用有限的方法實現，這就是希爾伯特規劃的目地。希爾伯特對此計劃充滿信心，并目斷言，要得出形式化算術系統無矛盾性證明為期不遠了。后來幾年形勢確如他愿，1928年希爾伯特和他的學生阿克曼用有限性方法證明了一階邏輯的相容性，邁出了重大一步。于是，希爾伯特說出了與直覺主義觀點針鋒相對的名言：“要想從數學家手中奪走排中律，就像奪去天文學家的望遠鏡或禁止拳擊家用拳頭一樣。”

作為悖論的一種解決方案考慮，如果希爾伯特計劃得以實現，應是非常令人滿意的，然而，果真用有限的構造就可一勞永逸解決數學理論的相容性，并進而證明其完全性嗎?事實并非如此。1930年哥德爾循著這個思路得出的一項重要成果卻使希爾伯特陷入絕望的境地。哥德爾以無可辯駁的精密方法證明了形式算術系統是不完全的，它的相容性也不可能以希爾伯特方案即有限的方法加以證明，即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所以，希爾伯特的形式系統沒有堅固到可以背負起他想讓它承受的重擔。并且，希爾伯特在數學基礎上基本觀點也是錯誤的，因為有限性方法并不總是有效，完全否定無限的客觀意義的觀點也是錯誤的。而且形式的研究不能完全代替內容的分析，正如布勞威爾指出，用一致性的證明保證理論真理性的做法事實上也包含了一種惡性循環。希爾伯特規劃提供了一個悲觀的信息：沒有任何基礎可能用來絕對地證明數學的相容性。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希爾伯特規劃的失敗而完全否認他所做的貢獻。首先，他提供了一種解決悖論的方案，并目使形式化研究達到高度的抽象程度。其次，元數學和證明論的思想有重要意義，不僅使數學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并目經過后人發展，證明論成為數理邏輯的一個主要分支。

綜上所述，三大學派的數學基礎研究的共同出發點是由于悖論的出現，對已有數學的可靠性的感到憂慮和不滿。為了避免悖論，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數學奠定一個永恒的，可靠的基礎。

但由于三大學派在思想方法上都表現出一定的形而上學性，即思想中的片面性和絕對化，沒有用辨證的思想去研究，所以他們的數學研究規劃失敗是必然的結局。

然而，對數學基礎研究的必要性是沒人懷疑的。正是他們對數學基礎的研究，不僅對數學發展影響深遠，而且對數理邏輯的形成和發展功不可沒，因為20世紀數理邏輯的三大成就和數理邏輯的主要分支“四論”的形成和發展都與此密切相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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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基松、鄭毓信.西方數學哲學，人民出版社,1986，66-68.

第四篇：儒家學派代表人物

儒家學派代表人物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栗邑，出生地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是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曾受業于老子，帶領弟子周游列國，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賢人。孔子建構了完整的“德道”思想體系：在個體層面主張“仁、禮”之德性與德行。仁說，體現了人道精神；禮說，則體現了禮制精神，即現代意義上的秩序和制度。孔子萬晚年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鄒（今山東鄒城）人。是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孟子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與孔子思想合稱為孔孟之道，主張“民本仁政”思想 發揚、完善并推廣孔子思想和儒學、儒家五大圣人之一。代表作有《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等。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正氣者，謂君子之氣也。后世追封孟子為“亞圣公”，尊稱為“亞圣”，《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共同編寫完成。

荀子（約前313～前238），名況，戰國后期趙國人，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八派中的一荀學派代表人物，是繼孟子之后的又一儒學大師。他在吸收法家學說的同時發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崇禮義、講法治，主“性惡”論，強調后天的學習。他的文章擅長說理，組織嚴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強議論的氣勢，語言富贍警煉，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著有《荀子》，今存三十二篇。經典句子：“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等。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人，漢族，自稱“郡望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其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儒家學派代表人物

1、孔子，提倡仁、義、禮等價值，挺立道德主體，開創了儒家學派。弟子記其言行，雜以己言，戰國初年成《論語》一書。

2、子思，孔子嫡孫。相傳《禮記》中之《中庸》、《表記》及《坊記》，均為子思所作，但無確據。大抵子思能紹述孔子遺教，所以與其后之孟子，合成思孟學派。

3、孟子，以復興孔子學說為己任，主張性善論，為日后儒家學派建立嚴密的哲學體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學說集為《孟子》一書。

4、荀子，一方面繼承儒家重禮義的思想，一方面反對孟子的性善論而主張性惡論。著有《荀子》。

5、賈誼，主張「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加強中央集權，重農抑商。

6、董仲舒，是儒學陰陽五行化的代表人物，著有《春秋繁露》。

7、揚雄，著《法言》、《太玄》等。

8、韓愈，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統，為宋明理學張本。

9、李翱，著有《復性書》，提出復性說，為宋明理學之先驅。

10、胡瑗，與孫復、石介并稱宋初三先生，講明體達用之學，開宋儒性命之學先聲。

11、李覯，批評儒家貴義賤利的觀點。有《直講李先生文集》行世，1032年作《禮論》七篇。

12、邵雍，象數之學大師，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合稱北宋五子，為北宋重要思想家。著有《皇極經世》等書。

13、周敦頤。宋明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在《太極圖說》中提出無極而太極的天道論觀點。其所提出的太極、理、氣、性命等，成為宋明理學的基本范疇。有《周子全書》。

14、張載，創關學。提出「太虛即氣」說，從儒家天道論的觀點拒斥道、佛的形上學觀點。又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等區分之觀點。有《張子全書》。

15、程顥、程頤，世稱二程，理學奠基人。程顥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書》、《識仁篇》為著。其學稱為洛學，為北宋理學之大宗。主性即理，然亦重視天道。程頤主性即理，于工夫尤多措意。有《伊川文集》、《伊川易傳》等傳世。他們的著作收入《二程全書》。

16、謝良佐，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并稱程門四大弟子，認為心為仁，為天之理。著有《上蔡語錄》。

17、楊時，思想接近大程，有《龜山集》。

18、胡宏，以道為體用總名，倡言「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創湖湘學派。著有《五峰集》、《知言》。

19、朱熹，其學本二程而又能匯通各家，故為宋代理學之集大成者，復以朱注四書流行，影響后代思想極大。其學說在天道論方面繼承程頤講性即理，在工夫論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學說。平生著作極多，主要有《四書集注》、《朱子大全》、《朱子語類》等。

20、張栻，與朱熹、呂祖謙并稱「東南三先生」，有《南軒集》。

21、薛季宣，創永嘉學派。

22、呂祖謙，有《東萊文集》等。

23、陸九淵，為心學派的開創者，提出心即理，發明本心等觀點。有《象山先生全集》。

24、楊簡，陸九淵弟子，有《慈湖遺書》。

25、陳亮，永康學派創始人，主張義利雙行，王霸并用。有《龍川文集》。

26、葉適，主張功利之學，有《習學記言序目》、《水心文集》等。

27、蔡沈，耽于象數學，有《書經集傳》等。

28、真德秀，有《西山文集》等。

29、魏了翁，有《鶴山全集》。30、許衡，有《魯齋遺書》。

31、吳澄生，與許衡齊名。

32、薛瑄，著有《讀書錄》，為河東學派代表人物。

33、陳獻章，重心性之學，有《白沙集》。

34、羅欽順，主張理在氣中。

35、王守仁，發揚光大陸九淵之學，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學說，形成陽明學派，是明代理學的大宗，影響至今不息。有《傳習錄》、《大學問》等。

36、王廷相，主張理根于氣，有《慎言》、《雅述》等。

37、王艮，創立泰州學派。

38、錢德洪，王守仁學說的傳人，有《緒山會語》。

39、王畿，王守仁之學傳人，有《王龍溪集》。

40、何心隱，泰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有《何心隱集》。

41、李贄，猖狂不拘世法，然亦能出己見。如以人心之私，乃自然之理，且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以及「圣人與凡人一」等，皆別有所見。著有《焚書》、《藏書》等。

42、劉宗周，反對王守仁致良知教，主張誠意、慎獨之學，創立蕺山學派，是明代理學的殿軍。有《劉子全書》、《劉子全書遺編》。

43、孫奇逢，與黃宗羲、李颙并稱三大儒。

44、陳確，反理學和佛學。

45、黃宗羲，啟蒙思想家和思想史家，主張「盈天地皆心也」的心學觀點，政治上批判君主專制。1662年著《明夷待訪錄》，1676年《明儒學案》成書，并著有《宋元學案》等。

46、方以智，著作宏富，有《物理小識》、《通雅》、《東西均》等。

47、顧炎武，以音韻治經，開清代樸學之風。1662年著《天下郡國利病書》，1670年始刻《日知錄》8卷。

48、王夫之，宋明理學的總結者。提出無其器則無其道、變化日新及行可兼知等觀點。著述甚豐，著作被集為《船山遺書》。

49、李颙，講學關中，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50、顏元，提倡實學。李塨傳其學，世稱「顏李學派」，二人著作編為《顏李遺書》。

51、李光地，深得康熙皇帝賞識，奉命主編《性理大全》、《朱子大全》等書。

52、戴震，主張理存于欲，批判宋明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是以理殺人的工具。有《孟子字義疏證》等。

53、焦循，認為人有智慧，能進化，進化必有賴于習行，同時主張人性善。有《孟子正義》等。

54、凌曙，公羊學家，有《春秋繁露注》、《春秋公羊孔疏》等。

55、劉寶楠，有《論語正義》等。

56、龔自珍，開近代以公羊議政之風，有《定庵文集》。

57、魏源，初尚宋儒理學，后主今文。師劉逢祿，習公羊春秋，與龔自珍相友善，并稱「龔魏」。宣傳變法，有《海國圖志》、《古微堂集》等。

58、曾國藩，理學家，有《曾文正公集》等。

59、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勸學篇》等。60、孫詒讓，著有《周禮正義》和《墨子間詁》等。

61、康有為，以公羊學托古改制，引起近代思想界的震動。62、譚嗣同，主張變法，有《仁學》。18 63、章炳麟，古文學大師，有《章氏叢書》等。

64、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編撰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倡言變法維新。倡導用新方法研究學術史，啟蒙之功不可掩。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65、劉師培，國學大師，著作由錢玄同編為《列申叔先生遺書》。

66、熊十力，當代新儒主要開宗人，援佛入儒，建立新唯識論的哲學體系。著有《新唯識論》。

67、梁漱溟，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等。

68、錢穆，有《先秦諸子系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是當代中國學術重鎮新亞書院的主要創辦人。

69、馮友蘭，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多種，為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

70、賀麟，有《文化與人生》、《當代中國哲學》等。

71、唐君毅，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港臺和海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其哲學體系為心靈九境說。代表著作為《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

72、牟宗三，當代新儒家大師，與唐君毅并稱唐牟，建立道德的形上學及兩層存有論的哲學系統。著有《心體與 性體》、《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現象和物自身》、《圓善論》等。[4] 73、何子淵，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儒家學派的法脈傳人。從“敢夸才依馬 唯驥道南吾”到“同人于野 仁者樂也”，再到“求真、尚善、包容”的教育思想，作為其哲學旨歸。代表作有《東漢文存》。

第五篇：管理學派優缺點

管理學派優缺點

請分析泰羅、梅奧、西蒙等為代表的管理學派的優缺點。

泰羅管理學的理念將管理從經驗上升為科學。

優點在于（1）泰勒所提倡的在管理中運用科學方法和他本人的科學

實踐精神。泰勒科學管理的精髓是用精確的調查研究和科學知識來代

替個人的判斷、意見和經驗。（2）講求效率的優化思想和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泰勒理論的核心是尋求最佳工作方法，追求最高生產效率。

泰勒創造和發展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生產效率的技術和方法。

缺點在于（1）泰勒對工人的看法是錯誤的。他認為工人的主要動機

是經濟的，工人最關心的是提高自己的金錢收入，即堅持“經濟人”的假設。他還認為工人只有單獨勞動才能好好干，集體的鼓勵通常是

無效的。（2）“泰勒制”僅解決了個別具體工作的作業效率問題，而

沒有解決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如何經營和管理的問題。

梅奧行為管理理論形成于20世紀20年代,早期被稱為人際關系學說,后來發展為行為科學,也稱組織行為理論。

相較于泰勒的管理學理念，梅奧的理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優點在于

（1）認為工人是社會人,而非是經濟人,金錢不是工人們工作的唯一

積極性,社會和心理因素對工人工作的積極性也有一定的影響。（2）

認為企業中存在著非正式的組織,它以它獨特的感情,規范和傾向,左

右著成員們的行為,它以正式組織相互依存,對生產率有著重大的影

響。（3）提高生產率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工人的滿足度,除了社會因素,在人際關系上也要有一定的滿足度。

缺點在于過于強調人在企業中的作用，忽略了企業管理層面的作用。

西蒙決策管理學認為，管理的實質是決策，組織是由作為決策者的個

人所組成的系統，組織的決策是組織成員及其群體參與的結果。其優

點在于（1）突出了決策在管理中的作用。（2）系統闡述了決策原理。

（3）強調了決策者的作用。

但缺點在于忽略了管理動態過程中的其它幾個方面，如計劃、組織、協調、控制、激勵等，將決策視為管理的第一，并不十分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