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制度經濟學派——概括
新制度經濟學派
一.新制度經濟學派產生與演變
以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作為思想淵源的制度經濟學,作為一個學派產生于19 世紀20 年代初。其演變的過程大體如下:19世紀末20世紀30年代的舊制度經濟學派,其創始者和代表人物為凡勃倫,還有康芒斯,米契爾。從舊制度經濟學到現代制度經濟學過渡時期的制度經濟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貝利,米恩斯,艾爾斯和克拉克等。戰后出現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爾布雷思。繆爾達爾,格魯奇,貝爾等也是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由于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盛行,人們把不同于凡勃倫,加爾布雷思理論的經濟學家,如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德姆塞茨,張五常等均歸之為新制度經濟學派,有人甚至把施蒂格勒,布坎南也列入制度經濟學之列。
制度學派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主義社會,它是對美國現實的一種反映,只不過批判地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現象和特點。
制度學派在美國產生伊始,就以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為己任,強調有必要進行改良,調整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關系,并預言美國資本主義的唯一出路在于社會改良。因此,制度學派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一個以異端形式出現的經濟學派別,其代表人凡勃倫和康芒斯等,更因著述批評當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處于正統地位的馬歇爾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并非是完美無缺的,而被看成是“離經叛道者”。這是早期制度經濟學十分顯著的理論特色。
20世紀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將多種分析方法相結合來分析美國資本制度的缺陷與矛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爾布雷思,此外還有包爾丁、海爾布羅納、華爾德等。他們在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點是,采用制度分析或結構分析方法,說明社會經濟現實及其發展趨向,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與矛盾,提出要從結構方面進行改革的設想或方案。這一時期的制度學派在研究方法上取得的成就顯得尤為突出。
自科斯引入交易成本概念,運用交易成本概念對制度展開研究之后,在運用歷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礎上,制度變遷理論得出的結論是,一種制度下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關系決定了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存在著一定的時滯性,因此由制度創新決定的制度變遷是緩慢進行的。自此之后,制度經濟學無論在方法論方面還是在理論思想方面,都發生了轉折性變化。變化的趨勢不是日漸遠離主流經濟學,而是趨與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經濟學是可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接納的,甚至能夠被歸并到新古典經濟學中去。
新制度經濟學不僅以其獨特的理論思想和理論特色,在整個現代經濟學體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運用的研究方法也頗具特色。更進一步講,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演化軌跡和發展趨勢,也是頗為耐人尋味和引人入勝的。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主要理論
(一)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理論
第一,抗衡力量。加爾布雷思認為在勞動市場上,壟斷組織是強大的買者,而工人則是弱小的賣者,由于工人長期遭受壟斷組織的損害,促使他們組織工會,并發展成抗衡力量。而合作社組織,在加爾布雷思看來,是小商品生產者可以建立的,并與壟斷組織抗衡的一種力量。在消費品銷售市場上,消費者雖然并不能成為組織抗衡的一種力量,但他們求助零售商從消費者的利益出發,組織和發展抗衡力量。
第二,豐裕社會。加爾布雷思所謂的“豐裕社會”是指“全民福利國家”。這個理論的主要內容有:1.收入均等化,貧富懸殊現象的消除,是豐裕社會的一個重要標志或內容。2.社會福利,是豐裕社會的另一個重要標志。包括社會保險,失業保險,衛生保健,家庭補助,養老金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等社會服務和措施。3.充分就業,這也是豐裕社會的又一個重要標志,加爾布雷思只承認短期失業或結構性失業。4.經濟安全,加爾布雷思認為,在豐裕社會里,一切太平,經濟不安全已經消除了。
第三,新工業國。在加爾布雷思看來,在美國,幾百家大公司,幾乎提供商品和勞物的一半。這些大公司組成工業社會或工業體系,它們決定著現代美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在他看來,美國社會已經發生變化:1.權力從資本家手里轉到專家組合手里。2.企業的目標也發生了改變:主要目的是企業穩定,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3.生產者主權代替消費者主權。4.工業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發生根本性變化,由于公司追求穩定,有充裕的資本,因此銀行的作用縮小。5.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理論,在加爾布雷思看來,經濟演進的整個過程和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術發展決定的。
第四,新社會主義。加爾布雷思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而且這種趨同是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結果。他的新社會主義是以“二元系統”理論為基礎的,二元即“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另外,他的新社會主義還研究了國家總需求,教育與培訓職工,控制工資與價格和信念解放等問題。
(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理論
第一,產權、外部性與資源配置。關于產權安排與資源配置的效率的問題,產權學派用了科斯第一定理(即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和科斯第二定理(即交易成本為正的情況)來考察,尤其是經常運用科斯第二定理。根據這兩個定理,只要在產權清晰界定,交易成本為零,并能滿足其他一些條件的情況下,經濟的外部性問題可以通過產權的交易和重組加以解決。
第二,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理論是用制度比較的方法研究經濟組織制度的理論,其基本思路是圍繞交易成本的節約這一核心問題,把交易作為分析的基本單位,找出區分不同交易的特征性因素——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然后分析何種交易應當采取何種體制組織,如市場、企業、政府或其他中間形式來協調。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在很多領域得到了較好的運用。第三,委托-代理理論。委托-代理理論既是組織制度理論的發展,也是信息經濟學涉及的重要問題,主要研究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委托代理問題,即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締約問題。委托人通過契約將某些經濟決策權授予代理人,來代表自己進行謀利的經濟活動,但是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當雙方利益不一致時,如何借助于契約或者制度來約束或激勵代理人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或者至少不損害委托人的利益,這就是委托-代理理論所致力研究的問題。當然代理活動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理成本一般包括制定、管理和實施這類契約的全部費用。委托-代理理論中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引入了信息不對稱、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情況,在該模型中,設計對代理人進行激勵的機制有一個核心問題,那就是怎樣誘導代理人去努力實現委托人的利潤最大化目標。
第四,新經濟史學派的制度變遷理論。新經濟史學派中的制度變遷理論是對新制度經濟學派理論與方法加以應用和擴展的又一個重要方面,他們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假定進行修訂,并圍繞制度、制度結構和制度變遷的主軸,構造了一套以制度理論為核心,超越純經濟領域的經濟史研究的獨特框架,把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作為影響歷史進程的三個基本因素,引入到歷史研究中去。
三.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
(一)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
20世紀50年代,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登上了學術舞臺。他們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者”的面目出現,試圖在否定和批判主流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構造出一種新的理論體系。他的一系列理論和政策主張表明這是一個積極的政府干預學派。這一學派繼承了凡伯倫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派的傳統,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發展了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派在研究對象上與舊制度經濟學派沒有多大差別,沒有擺脫舊制度經濟學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對經濟生活起決定作用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像舊制度學派那樣研究由人們的心理活動和社會習慣所決定的制度演進過程,而是更多地分析單一制度本身的功能。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派比舊制度經濟學派更徹底地主張制度演進、整體方法,反對新古典經濟學抽象演繹法,認為把個人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出發點是不科學的,認為這種方法以其均衡的、靜止的分析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外表,沒有考慮到社會各個經濟利益集團間的矛盾沖突。新制度學派的學者主張從根本上更新現代經濟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他們認為,由于技術不斷變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結構處于不斷的變化過程中,資本主義制度是個動態的因果過程,所以經濟學必須研究變化、研究過程。也就是說,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要采用演進的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演進方法是與整體方法相聯系的,強調在經濟研究中,應把注意力集中在作為演進過程的整個社會,而不是個人和企業。這里所說的整體,不只是經濟概念,往往不能用數字來表述。他們反對正統經濟學所采取的數量分析方法,而應該采取制度因素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經濟學派的這種分析方法被概括為制度分析法或結構分析法。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整體研究是與價值研究方法相聯系的,這實際屬于規范的研究方法。
(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
以科斯理論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來的。它既有別于舊制度經濟學派,又有別于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這一學派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自身的理論視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使新制度經濟學成為“本來就應該是的那種經濟學”。同時這一學派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引入到經濟分析之中,并利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制度問題,但是這不是一種簡單的、照搬式的應用,而是一種修正的、發展的運用。他修改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的假設,代之以“現實人”的假設。這種行為假設的修正具有重要的意義,即對實際人的行為分析能更好地解釋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的經濟活動,使經濟學更具有了“解釋力”。
新制度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關于人的行為假設。新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人的行為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則主張經濟學應該研究現實中的人,應該從現實的組織體制出發,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新制度經濟學派從兩個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1)人的行為是有限理性的。(2)人都具有為自己謀最大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
關于研究領域的拓展。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運用于研究制度結構,包括法律、企業組織、社會文化等,并引入了交易費用、產權等理論。他們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的假定,認為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為零,那么,不論生產和交換活動怎樣安排,資源的使用都相同。這種從零交易費用假定到正交易費用假定的修正,使經濟學的研究更接近于現實。這種應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制度問題,拓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除此之外,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經濟組織制度的時候保留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要素:穩定性偏好、理性選擇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保護作了修正:即主體的環境約束問題、主體所擁有的信息問題和主體與客體問相互作用的方式問題。在此基礎上再引入新的變量,如信息、交易成本、產權約束和政府行為干預等,從而形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的方法論基礎。原有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在這里得到了一般化的應用。
四.對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評價
制度是一個復雜系統,并不能用單單一種分析方法或是僅僅通過某一種視角了。也許,這正是幾種不同的制度經濟學共同存在的原因。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不同制度學派之間或多或少都存在著理論觀點上的原則性沖突。這一點不但在新制度經濟學派同舊制度雞精學派之間存在著,同時也在兩種新制度經濟學派之間存在,并且十分明顯。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放棄了形式化方法一用數字或邏輯代替自然語言的表述,拘泥于描述調查、政策分析和規范性的研究方式,使其理論發展受到制約。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在原來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成本這一種約束條件的基礎上,引入了另一種約束條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經濟學派將主流經濟學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續到制度領域,既具有制度主義的一定批判性,也為主流經濟學所接納,從而得到迅速發展并引人矚目,但是依舊存在諸多缺陷。例如,這種理論只承認私有產權有效率,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否認其他產權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交易費用概念是一個很難說的科學概念,在新制度經濟學文獻中,“交易費用”有十幾種定義,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說法,并且很難計量,很難分析。
由于存在著種種缺陷,新制度經濟學派發展至今雖然引人矚目,但仍遠不是一種成熟的經濟理論。但是它確實彌補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和經濟發展史時不考慮制度因素的片面性,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加以考慮,把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理論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和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傳統。
站在中國經濟的角度來分析新制度經濟學派。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以經濟實踐的發展為基礎,而經濟的發展又需要穩定持續的秩序為保障。新制度經濟學派只從制度本身去理解制度,因此有必要遵循馬克思的思路進行再研究,還制度的根源基礎于物質的生產生活關系,還制度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導能動作用。
第二篇: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成因、特點與總體評價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成因、特點與總體評價
摘要: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與西方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制度分析的嚴重弊端密切相關,同時與反凱恩斯主義,以及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改革不無聯系。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批評和運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基礎上,從較一般的意義上研究制度及其功能。新制度經濟學在產權和交易費用理論、企業理論和制度理論等方面都有學術意義和貢獻,同時也存在理論誤區和局限。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理論;企業理論;交易費用理論;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理論
中圖分類號:F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04)09―0022―06
第三篇:新制度經濟學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缺陷
2011-04-16 03:28:22 來自: Rothbardian(人類的的斗爭是個體與制度之爭)
作者:張紅鳳、高歌 來源:《理論經濟學》2004年第7期
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使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方法上更具有現實性、社會性和歷史性而挽救它,并據之提出私有產權安排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意義,最近30年來它逐漸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英刊《資本與階級》2002年秋季刊上發表了題為《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的文章,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并不能解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與問題:一方面,經濟學仍舊是非歷史的;另一方面,當涉及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的矛盾時,經濟學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為中心的解釋。因此丹尼爾·安卡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不是進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個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導言
“制度”已成為近年來政治和科學領域討論的關鍵詞.它反映了這樣一種普遍的認識:一個功能良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為前提條件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也認識到沒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經濟發展是天方夜譚。
對制度的關注引發了許多有趣的問題。首先,它意味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自生自滅,它是一種需要設計和支持的社會制度。其次,它已經非常關注資本主義發展史。
然而,另外有許多難以說清楚的問題暴露出來:比如,如果市場不是整合社會中個體力量的“看不見的手”,而需要來自社會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場有何特別的好處?如果資本主義市場不構成社會生存的基礎,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為什么社會制度應該支持市場?這樣的分析能很好地將我們引向資本主義的基本的問題。
在經濟學中,對市場資本主義的維護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最重要的內容,它認為市場能自發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協調、自由和效率。然而,該理論已經因其缺乏現實性、非社會特征和非歷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性,新制度經濟學已經獲得持續、切實的影響,尤其在經濟發展和政策制定的問題上。因為它試圖使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方法上更具有現實性、社會性和歷史性。它試圖在堅持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的同時通過制度分析來推進它。此外,主要由于諾思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史中解釋市場資本主義出現與演進的傳統觀點。
本文的第一部分闡述新制度經濟學的概念框架和它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諾思的工作為重點說明新制度經濟史;第四部分通過對經濟學內工具主義的批判來批評實施“好像經濟史”(指對經濟史的解釋似是而非,違背事實。——編寫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結論,主要總結新制度經濟學失敗的原因。
新制度經濟學從新古典正統理論那里繼承了市場、供求、邊際主義、生產要素等概念,但同時又力圖延伸微觀經濟學的范圍和預測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經濟學基本拋棄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現實”假設,而主張“有限理性”的概念。這個概念,最初來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nSimon)。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由于不確定性、信息問題、交易成本等問題的存在,當事人難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決市場的最優問題。因此,個體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均衡是無法實現的。為了減小不確定性問題,經濟當事人必須設計思想和行為的規則以作為決策的基礎。這些規則非常固定,不會隨機改變。正如一位觀察家所指出的:“一個有限理性的個體傾向于最大化,但是發現這樣做代價很大?!?/p>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關于企業的論文。科斯認為建立企業的原因在于使用價格機制存在一個成本,即交易成本。這個概念很難理解,至今仍有爭議,其定義也在不停變動。例如諾思將交易成本定義為“界定、保護、實施產權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羅的觀點,將“制度運轉的成本”類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場和價格不能充分創造新古典均衡,并進而認為交易成本已經滲透進每個經濟體系的所有經濟體中。交易成本是一個社會和經濟制度結構的關鍵。從新古典意義上說,在一般均衡狀態下,產權分配對于解決市場的均衡問題是不重要的,但是考慮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產權的最初分配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意義。為了保證私人產權的獨占性,必須很好地對私人產權加以界定和實施,最好的實施者是政府。假如產權能輕易地被政府界定、保護和實施,那么交易成本就會很低,新古典市場觀點中的交易所固有的獲利就會實現。就像在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中一樣,在新制度經濟學里市場交易是增長的原因,但現在它要依賴于政府的運行以及產權和制度的運作方式來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們設計用來約束人類行為的”。由于這個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現實。它的奠基人科斯認為:“現代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現實中的人,即將人置于真實制度的約束之內?!敝贫仁恰胺钦郊s束”(風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約束”(法律、產權等)的總和。制度是經濟中的游戲規則,組織(游戲的參與人如企業等)的出現是對制度結構的回應。諾思解釋說:“制度和組織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經濟中的制度演進?!背姓J新古典均衡不會在現實中出現,以及產權結構、社會制度演進決定了經濟行為,諾思得出如下結論:歷史在起作用,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能從過去有所收獲,而是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靠社會制度和過去連接成一個整體的。
有了概念和理論創新,新制度經濟學試圖使新古典經濟學更加現實。關于這一點的典型例子是將人類行為的假說修正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實的人類行為。有了“交易成本”和產權的概念,新制度經濟學把經濟學引向了更社會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對市場運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理論問題
“交易成本”的理論問題
交易成本概念的問題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密切相關,該概念并非解釋資本主義制度起源和演進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經濟學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場機制的成本或價格。而市場和價格的概念之間又發生無窮的同義反復。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過市場價格來反映的或看不見的成本。這種認識要求必須承認一個并非完全主觀的和依賴于個體選擇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觀邏輯的成本的存在。簡而言之,要求一個不由市場決定、也不反映在市場上的客觀成本理論。如果我們遵循交易成本的這種定義,那么就必須把它定義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單個經濟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規制的成本和潛在的制度。這就得出了結論:制度影響選擇。
如果潛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這些制度的結構確實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從消費者選擇、經濟核算和市場價格開始。確實如此的話,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選擇概念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認識到了價格機制的局限。如果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會遇到對市場和個人選擇的正統理論的另一個主要挑戰。逃避價格機制有局限這一問題的惟一辦法似乎是證明經濟當事人在對價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價格的情況下仍能進行成本一收益核算。這種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拓展和補充了正統價格理論。新制度經濟學承認價格并不能充分傳遞理性選擇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這種觀點即經濟當事人能夠根據制度安排和產權結構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選擇的方法,是描繪出這些個人在未使用價格機制時也能作出理性選擇。這就意味著價格機制不是理性經濟核算的必要條件。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之一的價格機制就面臨沖擊。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歷史變遷
新制度經濟學構建于世界充滿交易成本、信息問題、非均衡的認識之上。然而,對這些現象的解釋卻來自于正統的均衡論:這是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從無制度和無摩擦的構架中產生的呢?制度如何從沒有制度的地方出現并改進的呢?當制度缺乏的時候,真實的個體是如何行動和創造制度的呢?這些當然是與歷史研究相關的問題。
我們可以放寬嚴格的條件,假定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實際上是存在制度和組織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與否則無關緊要。由此,出現了如下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組織,那么我們必須承認通常意義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組織的原因。在一個帶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條制度的存在與否和效率即所謂的科斯定理無關。但是如果我們想根據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解釋制度在歷史上變遷的方向,制度結構就不可能是無關的。一般而言,這是擺在新制度經濟學面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即如何解釋制度變遷的方向及其在經濟增長、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認為是有益于解釋歷史中的制度,但反過來前者又依賴于后者。因此,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經濟史中的制度變遷似乎并不理想。
為什么沒有市場?
新制度經濟學似乎不能解釋市場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場存在,并且從已經存在的市場引出這樣的問題,如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組織存在。從這樣一個主張出發,一切其他的配置體系都被作為市場的偏離和約束而解釋為無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場失靈時引入。
諾思、托馬斯等人力圖證明,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產權、領地體系、開放地體系等,從新古典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盡管這些主張考慮了一些歷史事實,仍然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假設能依據產權結構和隨后的選擇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舊是市場是已存在的可供選擇的產權結構。如果經濟當事人沒有選擇它,那是因為給定的約束條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產權結構更加有效。然而,從歷史觀點來說,很難看出,像產權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有不同產權結構已提供好以供經濟當事人進行獨立的選擇。簡而言之,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市場即使是在缺失的情況下也是被描述為存在的。然而,畢竟市場是歷史演進的結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一旦我們承認了制度和產權結構影響了選擇,這些制度和產權結構就不能被和市場一樣的核算和選擇所解釋。假如同樣的理性和效率的觀點被用來解釋制度的存續和變遷,那么就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存在市場,那是因為效率;如果市場不存在,那也是因為效率。
經濟學的消失
新制度經濟學的范圍日益擴大,近幾年當諾思試圖通過吸收意識形態、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來擴展他的制度主義時尤其是如此。諾思已經認識到經濟增長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約束和政府決定的,因此并非由傳統意義上的交換和市場領域決定。然而,他在這條路上走得越遠,經濟領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經濟學模型中。一旦承認新古典經濟學是靜態的框架,歷史上社會變遷的動力必定來自于其他地方。這是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論功能。但是,新制度經濟學越試圖更具現實性、社會性、歷史性,它就越遠離新古典經濟學。
盡管諾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復交易成本的概念僅僅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概念旁邊對解釋性變量提供補充,但傳統變量,如價格、市場、技術、生產,卻越來越被推向一邊。相反,心理模型、意識形態、法律和政府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出現了。新制度經濟學試圖用經濟術語解釋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場上,沒有自愿性合約、沒有產權的交換、沒有根據價格信息的經濟核算。如果有交換,那也是和市場交換大相徑庭的??梢哉f新制度經濟學
在通過向這些領域擴展市場和交換的概念時,冒著失去它們的概念曾有的特別解釋力的風險。這種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經濟學,卻使它走向窮途末路。新制度經濟學現在要同時支付放棄和依附新古典經濟學的雙重代價。
三、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諾思的工作
通過諾思對新制度經濟學工具的持續不斷的應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史領域已獲得了影響。他最初關于經濟轉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變遷(和羅伯特·托馬斯合著)。他認為領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經濟當事人選中。農奴被迫向地主和保護人提供服務,因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極高的交易成本,而領主制這種合約與其他的合約相比,更能保證經濟當事人付出較小的交易成本而獲得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領主的“奇特”組織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擾諾思經濟史的問題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點在資本主義到來以前就被設定為已經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進是通過微觀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對相對價格變化進行的理性反映。但諾思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由個人是資本主義市場的結果。在諾思的理論中,這些個人沒有歷史,這個新古典理論的問題成為諾思標榜“歷史重要”的計劃的嚴重缺陷。
在諾思看來,土地對勞動力的比例的改變影響經濟系統和它的潛在邏輯,使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變遷。但反對者認為這些變化不能調整為價格變化和微觀經濟的選擇中介,除非土地和勞動力已經是商品了。但諾思在他的封建主義的定義中,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選擇一條路:要么資本主義來自于某個不同的經濟體系,要么它是無處不在的。在第一種情況里,必須按照非資本主義的本來面目來描述這個前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邏輯;在第二種情況下,前資本主義經濟史就必須修正為資本主義史。
諾思和托馬斯試圖用“不明確和約”來解決這個困境。不幸的是,諾思接著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戰:封建時代的被假設為選擇最有效率的產權的人,是如何根據不明確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沒有市場,他們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慮到農奴制的存在,即使個人能夠在不存在市場的情況下進行核算,那么他們將如何根據這種核算行動?農奴對地主的依附束縛了勞動力的流動,這就意味著,即使有市場機會,勞動力也難以利用它們。
非歷史的假設和解釋構成諾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線。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諾思始終堅持:所有制度框架的運行都好像根據資本主義的微觀理性原則運行,即使當他知道并不如此時也這樣做。為使其工作在理論上解釋得通,他必須秘密偷運進他知道是謬誤的歷史假設。我將此做法稱為“好像經濟史”。
四、對經濟史中“好像”方法論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經濟學使用不真實的假設作為基礎,那么它還有可行的換救辦法嗎?因為逃離現實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義的“好像”策略。這里可以參照弗里德曼的觀點,他說:“雖然我知道極少有經濟學家相信經濟學的行為假設準確反映了人們的行為,但他們的確相信這樣的假設對于構建經濟學中的市場行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論中的主要觀點是,雖然假設是錯誤的,但跟隨“好像”理論后的預測是正確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樹上的葉子
當然不會核算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陽光,但如果我們觀察那些葉子就會發現它們“好像”是這樣做的。
可是新制度經濟學中與經濟史相關的問題能像弗里德曼所說的那樣解決嗎?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從弗里德曼的觀點來看,倘若科學的檢驗和目標是預測性,那么社會當事人的動機和行動是無關的。為了擁護歷史的觀點,我們必須堅持認為歷史研究的目標是描述歷史上發生的事件,但既不考慮人們的動機,也不考慮人們實際上是如何行動,這是十足的荒謬。其次,歷史研究的檢驗和目的不是預測,即使我們認為它可能是其他科學研究的目標。作為歷史學家,我們不想用某些人為創造的行為假設和謬誤預測人類史中已經發生的事情。相反,我們寧可解釋過去歷史的發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們。
五、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在試圖為新古典經濟學創造一個在方法上更具現實、更具社會性、更具歷史性的形式時面臨一個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時提出的。因為新制度經濟學試圖保留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認的非現實性、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基礎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又重現,成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礙。另一方面,當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它的制度分析轉向現實、社會和歷史的方向時,它的新古典經濟學基礎顯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這種窘境的解決是通過秘密地引進在歷史上周知的謬誤和錯誤的歷史起點,如“在開始就有市場”和觀察歷史采取“好像”的理論假定,而不是通過理論的系統闡述來整合歷史研究。歷史是根據現實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簡而言之:新制度經濟學中有經濟學之處幾乎沒有歷史,有歷史之處幾乎沒有經濟學。因此,正統經濟學的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被遺留下來了。新制度經濟學不是一項進步的令人振奮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退化的證明。
上述的結論表明,新古典經濟學未能為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充分理論依據,新制度經濟學也同樣不能。新制度經濟學不是對問題的解決,而是對問題仍然存在這個事實的一個確實的證明。
第四篇:新精神分析學派
新精神分析學派
作者:佚名 心理文章來源:lansin 點擊數:191 更新時間:2007-7-7
新精神分析學派(Neopsychoanalytic School)從精神分析運動中分離出來的一個心理學流派,又稱精神分析文化學派或社會學派。G??评镎J為,這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七位:C。榮格、A。阿德勒、H。S。沙利文、K。霍妮、E。弗羅姆、E。埃里克森和W。賴克。他們均受到過S。弗洛伊德的影響,但反對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本能論,拋棄了里比多概念和人格結構說,發展了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創導了有關人格理論和心理治療方面的一些新概念,從而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在這七位心理學家中間,前五位提出了與弗洛伊德正統精神分析觀點直接相違的理論。雖然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早期的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現時的心理活動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但他們都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人格是對早先經歷的固戀,并由早先經歷所決定。雖然他們也承認無意識因素的存在,但并不過分強調無意識因素與人格的關系,但認為文化、社會條件和人際關系在形成人格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由于這五位心理學家在與正統的精神分析發生基本分歧,背離了正統的精神分析路線,因此經過普遍的同意,被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體系。而另外兩位心理學家E。埃里克森和W。賴克,雖然也被史家列為新精神分析學派的成員,但他們基本上仍被認為是正統精神分析學派中的“圈內”人物。下面簡要介紹前五位心理學家的觀點。
榮格對弗洛伊德發生興趣是在他讀了被譽為名著的《夢的解釋》之后,為此他根據實踐體會寫成《早發性癡呆心理學》一書。他與弗洛伊德的摯友關系保持了7年之久,后來因為對里比多能量的解釋不同,遂發生分歧,以致決裂。弗洛伊德認為里比多主要是由性和攻擊性能量構成的。他把由被壓抑的性欲和攻擊性的奮爭所產生的能量看作為人格的內驅力,而榮格覺得這種觀點太狹隘,相反,他認為里比多是問題產生時就被集中運用到這些問題上的普遍的生物的生命能量,它從本質上講不是性欲和攻擊,而是一種能用于延續個人心理生長的創造性生命力。在體現文化學派或社會學派的觀點方面,榮格強調意圖和目標的作用。在他看來,人們不僅受到他們對未來所要追求的東西的影響,而且也受到他們對未來所要追求的東西的影響,這可以從他劃分的發展階段上看出:(1)童年期,即從出生到青春期。這一階段為早期,里比多能量用于學習行走,交談和其他各種生存所必需的技能上。5歲以后,里比多越來越多地指向性活動,在青春期達到預峰。(2)成人早期。即從青春期到40歲左右。在這一階段中,里比多能量指向職業、結婚、撫養孩子、社交等方面。這階段的個體具有開朗、精力充沛、感情易沖動和激昂豪放的特點。(3)中年期,即大約40歲到晚年。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發展階段,是從一個精力充沛的、外傾的和注重生物功能的人轉變到具有更成熟的文化、哲理和高尚價值觀的個體。這階段應當滿足的需要不再囿于職業、配偶等,而是尋求繼續生活的根本意義。上述三個發展階段圍繞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個體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追求著生活目標。榮格認為,生活目標是精神的和諧。個體一旦了解自己精神的不同部分,把各個組成部分提示出來,那就會萌發一種對它們進行整合的趨向。這種趨向稱作“超越功能”,它是一種對人格的統一、完善和整合的永恒追求。換句話說,個體只有熟知自己的全部精神結構,并用超越功能進行完美的協調,才能達到自身展現。由此可見,榮格關注人性的樂觀和創造的一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為完善而奮斗,為目的和意義而生活的作用上。
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與弗洛伊德的學說在諸如性的因素、人格、無意識、夢、快樂與痛苦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存有分歧。個體心理學的核心是強調社會因素決定人格。在阿德勒看來,個人的精神生活總有一個不斷追求的總目標,這個總目標就是追求優越。人對優越的渴望導源于人的自卑感。一切人在開始比自己強的人相比感到極其無能,從而產生自卑感。有些人患有器官疾病,或視力不濟,事消化功能差,或天生心臟有毛病,或肢體殘疾,這些生理缺陷由于環境給予的壓力在個人生活中產生了不少問題,從而產生自卑感。這種自卑的情感激起個體追求補償的力量,正是這種補償成了個體追求優越的基本動力。由于人與人之間有著不同的背景和條件,因此個體在追求優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那就是生活風格。這種生活風格的差異主要受家庭環境和家庭氣氛的影響。家庭環境指影響每一家庭成員的社會事實,包括出生順序,雙親還是單親家庭等。家庭氣氛指家庭成員之間的情緒關系的性質,如追求優越時的主動和被動,建設性和破壞性等。而且,個體在追求優越的過程中,開始是為個人目的去奮爭的,后來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使個體與別人交往時產生情感和自居作用的潛能得以發揮,從而產生社會興趣。這種社會興趣不僅指個體對所愛者和朋友的直接一致的感情,而且包括了對現在和未來的全人類感情。社會興趣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是平時,甚至在困難時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是平時,甚至在困難時與別人合作和幫助別人的準備狀況;二是在對待別人時保持了多予少取的傾向,三是對別人的思想、感情和經驗的一種設身處地的理解能力。當個體帶著社會興趣去追求優越時,完美社會的現實作為首要動機取代了個體的完美化。正如科里所概括的那樣。在阿德勒看來,個體基本上是因社會刺激而被激發起來的,行為是有意圖并指向目標的;個體為克服自卑感的需要所推動,并為追求優越所牽制。因此,個體試圖通過補償,也即通過發展一種目的在于尋求成功的獨特的帶有社會興趣的生活風格,來克服這些基本的失助感。
沙利文一生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親眼目睹了經濟危機席卷資本主義國家,深刻體驗了戰爭的殘酷和社會的**,面對由這些因素造成的精神病發病率的大大增高,作為一名精神病醫生,他在醫療實踐中體會到弗洛伊德本能論和泛性說的不切實際,轉而注意社會和文化因素的作用,形成他的精神分析的人際關系說。沙利文認為,一個人的人格乃是一個人在人際關系的交互作用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日趨完善的相對持久的模型或完形。在這種模型或完形中,有兩種基本的傾向或需要:一是對滿足的追求,一是對安全的追求。前者為生物方面的,后者為心理方面的。人從幼年時,在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便不斷為滿足這兩種需要而努力,從而形成一種心理組織,稱之為自我系統。在自我系統中包含著各種功能和次功能。動能是有自我意識的功能,他們可以在個體涉及自身生存的重要時刻,探究人際關系間的重要意義,執行防御機制的功能,緩解情緒上的困難,防止焦慮的發生。沙利文還特別重視人格發展中的認知因素,認為兒童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具備在文化環境中應付各種符號化的能力,從而先后獲得三種人際經驗模式,未分化模式,不完善反應模式和綜合模式。未分化模式是指個體在人際情境中不能區分自己追求的生理滿足和心理安全與別人追求的生理滿足和心理安全,往往認為別人的追求跟自己的追求不一樣,或者相反,認為自己的追求跟別人的追求一樣,這說明個體在人際情境中尚未形成自我系統。不完善反應模式是指個體在自我系統形成后,把自我系統作為對人際關系的知覺和概念的一個過濾器或參照系,使其帶有一種明顯的防御性質。當外界事物或評價與自相符合時,就會產生焦慮,對自我產生不正確的評價,陷自我于矛盾之中。這時自我系統就會出來干預,把這種不相符合的現象歸咎于他人或事物,認為是別人不理解他或嫉妒他,或認為是外界事物妨礙了他,這就是不完善反應模式,綜合模式是指自我系統中的各種動能和次動能綜合發揮作用,這些作用有積極的如升華,也有消極的如分裂和情動性反應錯亂,目的是為了獲得安全感。例如,當個體經常遇到否定或譴責,就會因其生理需要和心理安全受到社會環境的壓力而產生焦慮。為了減輕焦慮,他就會發揮動能的功能,或調節自己的自我系統去迎合他人的評價,或企圖回避導致焦慮的人際情境,或對他人的評價作出歪曲的反應,等等。
霍妮從更廣泛的社會聯系中來探討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經病的病因問題。她認為,弗洛伊德論及文化與神經癥之間的關系僅為一種量的關系,這是錯誤的。兩者之間應該是一種質的關系,是文化傾向的性質與個人沖突的性質之間的關系。一個人出生以后,就面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如果家庭環境不順遂,父母對待兒童不公平,或由于父母本人的身心不健康,都會使兒童的情緒受到壓抑,形成基本焦慮,結果導致病態人格。與基本焦慮相對立的是基本安全,只有個人尋求安全的需要才是人格發展的動力。個體為了克服焦慮,就會在行為中采取種種防御策略。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也即精神神經病需要。霍妮列舉了十種精神神經病需要:(1)愛和稱贊的需要;(2)同伴的需要;(3)限制自己生活于狹窄范圍內的需要;(4)權力的需要;(5)剝削別人的需要;(6)社會承認和特權的需要;(7)個人羨慕的需要;(8)個人野心的需要;(9)自足和獨立的需要;(10)完善的需要。這十種需要又被歸為三類:即趨向接近人的類型,對人們采取屈從態度(“如果你愛我,你就不會傷害我”);趨向反對人的類型,對人們采取攻擊態度(“如果我有權力,我就不會受到傷害”);趨向脫離人的類型,對人們采取退避態度(“如果我避開,什么都傷害不了我”)?;裟菡J為,這三種類型,在正常人身上也有表現,但他們根據客觀情況靈活應用。然而,在有嚴重焦慮的個體身上,三種類型同時發生,只能使他陷入沖突之中,加深了已有的焦慮。這就是所謂的基本沖突。為了解決這種基本沖突,個體可以不自覺地把以上三種類型中的兩種壓抑入無意識,只讓剩下的一種占支配地位。但是,這種壓抑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于是個體便在無意識中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意象或自我,以求獲得一種綜合性的解決瞎種理想 化的自我意象包括著想象的成分,以一種色彩美化一切,使一切矛盾化為和諧。實際上,這是一個人把本誤碼發揮金如土自已潛能力量的自我變為專門追求理想化實現,使理想的自我與真正的自我之間產生矛盾。這便是導致精神神經病的主因。
弗羅姆反對弗洛伊德的本能說和泛性論,強調束整個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對人的精神的決定性作用。弗羅姆的《逃避自由》一書,可以看作是背離正統精神分析路線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人因為與自然界和其他人逐漸隔離,所以產生寂寞和孤獨之感。人從早期的進化過程中,通過本身的特殊化即個性化過程,向著與動物不同的方向發展,逐漸獲得了自我知覺、推理和想象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要比動物有著更多的自由。但是,同時也意味著人與大自然的其余部分日益。人們獲得的自由越多,隨之而來的不安全也就越大。在弗羅姆看來,從社會發展的過程來考察現代人的性格形成也是如此。人類從原始社會,經過中世紀封建社會,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臨現代社會中剝削與競爭的冷酷現實和病態的社會現象,湮沒了人們彼此合作與互相翔的愛的本性,反而產生孤獨、恐懼和迷惘之感,逃避自由?,F代人面臨的最根本的矛盾是:生與死的矛盾;人的長遠想象與人的短暫生命的矛盾;人雖超越了自由,但深藏著“孤獨感”和“分離感”。為了克服這些矛盾,人渴望獲得下述幾種心理需要:(1)關屬性需要,包括與別人的關聯和自戀。健康的人通過廣泛的愛,包括親子之愛,男女的愛戀之之情,對自己的愛,以及與他人的團結友愛,以滿足心理上關屬性的需要;不健康的人則順從別人或以強力支配別人,將安全依賴于別人的不同表現形式,結果產生非理性的自戀。(2)超越性需要,包括創造性和破壞性。健康的人在超越動物、擺脫被動性和偶然性的過程中,進入了有目的的和自由的領域,變成自己生命的創造者,包括活動和關懷,對自己的創制口懷有深切的愛;不健康的人不僅不能創造生命,而且破壞生命,把毀滅生命也看作是一種超越。(3)根植性需要,包括母愛和親緣關系。健康的人渴望不與自然分離,不與母親、血親和大地分離,因為這是省略的源泉,扎根的所在;不健康的人只愛少數人,只對少數人產生友誼,他們盡力保持和延長親子關系以致大力依附于家庭等,歪曲了根植性的本來含義。(4)同一感需要,包括獨立性和順從性。健康的人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是干什么的,是與別人有所區別的,從而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同時為了與集體取得一致甚至不惜放棄所愛,以致甘冒生命危險;不健康的人對一切都采取遵奉態度,盲目順從,在集體中湮沒了自己的個性,因而達不到自我的充分實現。(5)傾向性構架需要,包括理性和非理性。健康的人通過自己的理性與客觀現實相接觸,全面地解釋生活,客觀地把握世界;不健康的人則用不健康的方法建造構架,不管它是真是假,以主觀代替客觀,把幻想當作現實,結果失去了與客觀世界的接觸,生活于想象之中。由此可見,弗羅姆把解決矛盾的期望寄托于人本主義的實現。
第五篇: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復習資料
一、名詞解釋
1.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的經濟學。它涵蓋了經濟學與制度之間的雙向關系,既關心制度對經濟的影響,也關心制度在經濟經驗影響下的發展。
2.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
3.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面臨的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此所獲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4.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場參與者不擁有某種經濟環境狀態的全部知識。新凱恩斯學派認為,不完全信息經濟比完全信息經濟更加具有現實性,市場均衡理論必須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予以修正。
5.產權: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
6.尋租:個人為增加個人財富所作出的對社會凈財富發生不利影響的努力。
7.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費用為零,不管初始權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會達到資源的最優利用狀態。在正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利用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8.制度創新:所謂制度創新是指社會規范體系的選擇、創造、新建和優化的通稱,包括制度的調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
9.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它的實質是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
10.路徑依賴:它指一個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體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響下被系統所采納,便會沿著一定的路徑發展演進,而很難為其他潛在的甚至更優的體系所取代。
11.產權殘缺:所有權的殘缺可以被理解為是對那些用來確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權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權的刪除。
12.諾思悖論:一方面,國家權力是保護個人權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又是個人權利最大和最危險的侵害者,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衰落。這就是有名的“諾思悖論”。
二、簡答題
1.產權的特征有哪些?
答:(1)產權的完備性與殘缺性。
(2)產權的排他性與非排他性。
(3)產權的明晰性與模糊性。
(4)產權的實物性與價值性。
(5)產權的可分割性、可分離性與可轉讓性。
(6)產權的延續性和穩定性。
2.新制度經濟學有關人的行為有哪些假設?
答: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假定有:
(1)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面臨的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此所獲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3)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指人們對自我利益的考慮和追求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
3.簡述交易費用存在的原因?
答:(1)人的本性決定交費用的存在。威廉姆斯認為,人的本性直接影響了市場的效率。市場上交易的雙方不但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還要隨時提防對方機會主義的傾向。
(2)人們行為的不確定性決定交易費用的存在。一個人做出決策時,無從了解其他人同時也在做的決策和計劃。
(3)與個體間產權交易有關的各種行為導致了交易費用的產生。這些行為包括尋找有關價格的確切信息、談判、訂立和約、監督、索賠等。
4.國家在產權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1)國家憑借暴力潛能和權威在全社會實現所有權。
(2)有利于降低產權界定和轉讓中的交易費用。
(3)還取決于權力介入產權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異。
(4)離開了國家,產權制度無法建立,但無效或低效的產權又或多或少與國家有關。
5.簡述制度的構成?
答:(1)制度構成一般概括地講可分為兩大類:即硬制度(正式制度)和軟制度(非正式制度)。
(2)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將制度分為三個層次:即憲法層次,集體行動層次,操作層次和選擇層次。
(3)柯武剛、史漫飛將制度分為從人類經驗中演化出來的內在制度和被自上而下地強加和執行的外在制度兩類。
(4)諾斯則認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制度),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制度)和實施機制所構成。這三個部分就是制度構成的基本要素。
6.科斯定理有何意義?
答:(1)理論意義:科斯定理的理論意義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交易費用大于零的情況下產權制度安排會對資源配置的效率產生影響,這就使制度安排這一在傳統經濟學中被當作既定前提的因素日益成為關注的焦點,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實踐意義:科斯定理的提出為解決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措施??扑苟ɡ淼奶岢鰧ξ覈洕w制改革也有可資借鑒之處??扑苟ɡ碇赋?,產權的清晰界定有助于降低人們在交往中的交易費用,達到最優經濟效率。對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說,它的意義,一是有利于改革者進一步認識產權明晰化的重要性,使人們不僅僅滿足于法律上對產權的規定,而重視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具體明確產權邊界;二是啟發人們在探討更為合理
和更為有效的產權配置時,必須考慮交易費用。
(3)方法論意義:進行經濟學研究一定不能脫離實際,要從經濟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事實的詳細考察,以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三、材料分析題
答:(1)產權界定:作為一種分析方法的產權理論,產權經濟學強調財產權的買賣和分配應該是經濟學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對象,而不是商品買賣。財產權的買賣和商品買賣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經濟運行的規律和資源配置。
① 假定個人在現有的階級結構所確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
② 通過考察各種可能的制度安排對收益—報酬的影響,從而可能詳細地分析制度安排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
③ 認識到交易費用大于零在所有權情形中具有的實際重要性。
(2)交易費用:
①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單元;
② 造成交易成本差異的關鍵是交易的頻率、不確定性及資產專用性;
③ 各種一般治理模式都是由一系列屬性所界定的;
④ 每種一般治理模式都適用不同的契約法;
⑤ 交易與治理結構都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標;
⑥ 制度環境的變化會導致治理成本的變化。
四、論述題
1.為什么利益集團的存在會導致低效率產權的出現?
答:(1)加入不同集團以后,產權的選擇不一定是最優的了,對某一集團有利的產權安排不一定有利于其他團體。
(2)產權的安排取決于利益集團對統治者的影響力。在利益集團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從屬于大集團的個人,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獲得有關可靠信息的高額成本;二是搭便車問題;三是相對較小的人均受損額。越是小的利益集團越是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從而可以影響統治者。為什么少數人能愚弄多數人呢?有兩種相互聯系的原因:產權結構的邊際變化能導致人們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這些變化中,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的信息分布不對稱。
(3)利益集團對統治者的影響力決定制度安排:人人皆大歡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種制度能否得以實行,就要看一個社會的決定政策的權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4)既得利益集團阻止有效的產權制度變遷的原因:
① 從輿論上打著國家利益的招牌,進行院外活動,影響政府制定對自己有利的產業政策或保護政策。
② 對新的進入者設置障礙,即斯蒂格勒所說的一種管制需求,強調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資源等。
③ 在這種有利益集團影響的行業或部門往往形成以行政壟斷為支撐的產權結構,其他經濟主體很難進行這些行業,產業缺乏競爭,從而導致低效。
2.試比較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
答:(1)兩者相互補充:
① 當誘致性制度變遷滿足不了社會對制度的需求的時候,由國家實施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就可以彌補制度供給不足。
② 制度作為一種“公共品”也并不是無差異的,即制度是有層次性、差異性及其特殊性的。有些制度供給及其變遷只能由國家來實施;而另外一些制度及其變遷,由于適用范圍是特定的,它就只能由相關的團體(或群體)來完成。
(2)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有許多共同點,如兩者都是對制度不均衡的反應;兩者都得遵循成本——收益比較的基本原則等。
(3)種制度變遷模式差別:
① 制度變遷的主體不同。
② 兩類制度變遷的優勢不同。
③ 兩類制度變遷面臨的問題不同。
3.什么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的聯系與區別是什么?
答: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等,它們共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常常將正式制度稱為正式規則和硬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強制性特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習俗習慣、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及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
聯系:(1)二者是相互生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產生的前提和基礎。(2)二者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種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補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會約束體系。
區別:二者之間只有量的差異,而無本質的不同。(1)存在和表現的形式不同。(2)實現機制不同。(3)實施成本不同。正式制度的制定和運行成本較高。(4)形成和演變的時間長短和穩定性不同。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變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變卻是一相當長期的過程。(5)可移植性不同。正式規則是可以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但非正式制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6)認知表達和傳導方式不同。非正式制度形成和運行所依據的是心照不宣的默認的知識,而正式制度可以通過語言或以符號形式進行表述、傳遞和存儲。
總之,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作為社會制度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互為條件、相互補充。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同時關注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