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于當代中國環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的思考論文

環境問題在整個人類的發展進程中占據重要位置，假如環境遭到毀損，便會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造成很大不利影響，所以，我們必須要積極采取各項有效措施對環境進行保護，促進我國環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階段，雖然我國大多數人員的環境保護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社會各界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但是單單依靠這些途徑很難保證環境不再遭受破壞，所以，我們必須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刑法，針對環境破壞行為進行懲罰，發揮強制性約束作用，保證環境破壞現象大幅度減少，改善自然生態環境。

一、現階段環境犯罪罪名體系存在的問題分析

綜合分析我國目前的環境犯罪防控需要，參考和借鑒國外環境刑法在罪名設置方面的做法，本文對我國環境刑法罪名體系存在的缺陷及不足進行了歸納分析，具體如下：

(一)罪名規制范圍不夠廣

要想成功構建罪名體系，首先必須要明確罪名的具體范圍。環境刑法屬于保障法的范疇，環境刑法的罪名應該根據環境管理法內相關環境要素進行針對性設置，保證一一對應。根據我國環境保護法相關內容，環境指的是對人類生存及發展存在密切影響的各種因素的集合，不但包括大氣方面和水源等方面的自然環境因素，同時還包括各種人文因素，此外，城市環境以及農村社會環境等也被納入環境的范疇。但是，我國的環境刑法在環境概念選擇上存在一定的狹窄性特征，部分罪名僅僅針對自然環境方面，對于人文環境以及社會環境方面的罪名設置還比較少，而且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中對于自然環境方面罪名的設置也還不夠全面，沒有將草原以及濕地等自然環境因素納入該范疇。在罪名的具體設置上相對較窄，造成環境刑事治理以及行政治理兩者間出現脫離現象，未被法律明確規定的環境管理行為很容易因為缺乏相應的刑罰措施及保障而出現執行力不足的問題，直接弱化整個環境治理整體機制的綜合效能。

(二)罪名結構不完善

綜合分析我國刑法，環境犯罪罪名大部分以那些已經出現的環境危害作為對象，此類罪名通常是已經造成實際性的環境危害，被納入事后懲治的范疇。目前，我們在事前預防方面和事中控制方面仍然主要采用的是行政處罰的手段。在傳統刑法中，通常具備本位立法的觀念，十分強調事后懲罰和治理，這也反映了我國刑法存在的謙抑性，然而，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以及科技的迅速發展導致環境污染問題嚴重加劇，危害直線上升，環境侵害引發的風險因素越來越復雜。環境犯罪以及一般犯罪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針對那些已經出現的危害，如果造成損失就很難挽回，而如果等到收獲實際結果之后再采用刑法，就很容易造成問題解決的滯后性，而生態環境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并不具備自我意識。站在被害者的視角上，生態環境極易因為人類的主觀行為而受到侵害。預防犯罪屬于現代刑法重要功能之一，現代刑法能夠針對環境犯罪發揮良好的規制作用，與其他犯罪類型相比，其預防功能應該更為突出。不同國家在環境刑法方面均遵循預防為先的原則，例如，針對危險犯以及行政飯等，應明確納入犯罪范疇，同時采用相應刑罰措施進行制裁。與國外環境犯罪刑法相比，我國的環境刑法還未能充分反應預防犯罪的特點，通常，我國采用刑法懲治方法的都屬于結果犯，而不屬于危險犯。在這種模式下，發揮環境犯罪刑法的行為指引功能的過程中，極易導致人們出現投機思想，錯誤地以為只要污染行為不嚴重，未引發嚴重污染事故，未導致公私財產嚴重受損或危害大家的人身安全就不屬于犯罪，這種思想明顯是錯誤的，需要及時進行調整和糾正。必須要加強環境犯罪懲罰力度，充分發揮環境保護作用。

二、針對環境犯罪刑法內容進行適合延伸

現階段，我國已經建立環境犯罪法，然而，現有的環境犯罪刑法仍然不夠健全，刑法內容不夠全面，保護范圍較小，保護力度不足，雖然在發展過程中進行了一些修改和補充，但是站在環境犯罪的角度上看，相當一部分環境犯罪仍然無法受到應有的懲罰，很難發揮應有的約束作用。所以，我國的環境犯罪刑法應綜合分析本國實際發展狀況，對刑法內容進行科學補充，盡量完善環境犯罪刑法，保證環境犯罪刑法覆蓋環境犯罪各個階段以及環節，我們可以針對環境犯罪罪名實施細化處理，適當增加環境犯罪罪名。舉個例子，我們可以針對破壞保護區環境的行為增加“破壞自然保護區罪”;此外，我們還可以針對噪聲污染行為增設“噪聲污染罪”。

三、針對環境犯罪刑法另外增設危險犯

對于我國環境犯罪刑法中是不是需要另外設置危險犯這個問題，部分人員認為，從環境犯罪的特征上看，人如果出現破壞環境行為，就會對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造成不良影響。這種威脅是否已經開始實施，或者仍然處于潛伏狀況，均會給生態平衡帶來危害。如果我們僅僅重視結果，很難對環境犯罪行為進行預防。所以，要想充分發揮環境犯罪預防作用，我們必須要在環境犯罪行為發生前制定有效措施進行預防，例如，針對環境破壞現象提出警告或者針對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嚴厲懲罰。另外，也有部分領域對于增設危險犯這一建議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如果在環境刑法中另外設置危險犯，就很容易造成刑法觸角發生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法律的公正性，很難徹底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利。綜合以上分析，要想避免自然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和毀損，避免對人民群眾的人身財產安全造成威脅，就一定要加強犯罪行為發生前的預防，針對即將危害到自然生態環境的現象實施有效懲治。所以，仍然建議另外設置危險犯，對環境刑法的內容進行延伸和完善，充分發揮環境犯罪預防作用。

四、針對環境犯罪行為，采用財產懲罰方法并加強力度

從理論角度上看，財產刑法是用于剝奪犯罪人財產法益的刑法措施之一。財產刑通常由兩大部分構成，其中一種屬于罰金，另一種方式為對其財產作沒收處理。要想充分發揮懲罰作用，建議不斷加強環境犯罪財產懲罰力度，對于那些犯罪事實具有一定特殊性，并且犯罪情節相對較輕的情況，建議采用財產刑。之所以推薦財產刑主要是因為：首先，大多數犯罪均是因為追求利益而引發的，環境犯罪同時是因為利益的驅使而造成，如果針對環境破壞等不法行為加強財產懲罰力度，就能夠有效發揮威懾性，警醒犯罪人吸取教訓，切勿再犯，促進環境犯罪現象的大幅度減少;其次，財產型通常具備明顯的經濟性，跟別的刑法不同，國家無需投入過多的資源對其進行改善，仍然能夠獲得較好效果。

五、適當增設非刑罰措施

首先，采用各種教育性非刑法方法，即對相關法律知識以及思維模式進行學習，同時引導犯罪人員自覺悔過;其次，采取民事性費刑法方法，也就是要在短時間內進行補救，或者開展相應限制活動;最后，通過各種行政性刑法途徑對刑罰進行補充，也就是在特定時間內對引發的后果開展治療或者及早迫使其解散。現階段，非刑罰方法已經開始應用于我國的具體實踐工作中。舉個例子，2002 年，占藺縣法院受理的一個案件中，村民王某涉嫌毀林被判緩刑，同時，還必須要在接受緩刑的前提下在遭到毀壞的土地上種植樹木。針對此類刑事處罰，采用以上懲罰措施不但能夠有效發揮環境犯罪刑法應有的效果，同時還可以對遭受破壞的環境提供有效保護，促使毀損環境逐步恢復正常。假如以上案例僅僅按照普通刑事犯罪的處理方法實施判刑，犯罪人員應該會被判刑數年，并且在接受判刑的基礎上上繳數萬元罰款。通常情況下犯罪人員很難足額上繳這筆罰款，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犯罪人員已經服刑完畢，該項罰款仍然沒有得到順利償還，而遭受破壞的環境也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綜合分析現階段我國的環境犯罪案例，因為環境污染問題以及生態失衡問題，經常會引發嚴重的經濟損失，而這些損失通常需要依靠國家進行補救，給國家造成較大的負擔，同時也未能發揮環境犯罪法應有的積極作用。

總而言之，科學運用各種非刑罰方法，能夠發揮良好的預防作用，同時還可以引導犯罪人員主動治理被毀環境，避免出現更為嚴重的損害，這就真正體現了環境犯罪刑法的根本目的。

第二篇：《刑法》中有關環境犯罪條款

《刑法》中有關環境犯罪條款

第三百三十八條 【污染環境罪】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第三百三十九條 【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罪;走私固體廢物罪】違反國家規定，將境外的固體廢物進境傾倒、堆放、處置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未經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許可，擅自進口固體廢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以原料利用為名，進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液態廢物和氣態廢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四百零八條 【環境監管失職罪】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98次會議、2016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58次會議通過，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釋〔2016〕29號）

為依法懲治有關環境污染犯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現就辦理此類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 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嚴重污染環境”：

（一）在飲用水水源一級保護區、自然保護區核心區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

（二）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三噸以上的；

（三）排放、傾倒、處置含鉛、汞、鎘、鉻、砷、鉈、銻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三倍以上的；

（四）排放、傾倒、處置含鎳、銅、鋅、銀、釩、錳、鈷的污染物，超過國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十倍以上的；

（五）通過暗管、滲井、滲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

（六）二年內曾因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受過兩次以上行政處罰，又實施前列行為的；

（七）重點排污單位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或者干擾自動監測設施，排放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八）違法減少防治污染設施運行支出一百萬元以上的；

（九）違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財產損失三十萬元以上的；

（十）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害的；

（十一）致使鄉鎮以上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取水中斷十二小時以上的；

（十二）致使基本農田、防護林地、特種用途林地五畝以上，其他農用地十畝以上，其他土地二十畝以上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

（十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樹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十四）致使疏散、轉移群眾五千人以上的；

（十五）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六）致使三人以上輕傷、輕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十七）致使一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的；（十八）其他嚴重污染環境的情形。

第二條 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四百零八條規定的行為，致使公私財產損失三十萬元以上，或者具有本解釋第一條第十項至第十七項規定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或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

第三條 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后果特別嚴重”：

（一）致使縣級以上城區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取水中斷十二小時以上的；

（二）非法排放、傾倒、處置危險廢物一百噸以上的；

（三）致使基本農田、防護林地、特種用途林地十五畝以上，其他農用地三十畝以上，其他土地六十畝以上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

（四）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一百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樹死亡七千五百株以上的；

（五）致使公私財產損失一百萬元以上的；

（六）造成生態環境特別嚴重損害的；

（七）致使疏散、轉移群眾一萬五千人以上的；

（八）致使一百人以上中毒的；

（九）致使十人以上輕傷、輕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

（十）致使三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的；

（十一）致使一人以上重傷、中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嚴重功能障礙，并致使五人以上輕傷、輕度殘疾或者器官組織損傷導致一般功能障礙的；

（十二）致使一人以上死亡或者重度殘疾的；

（十三）其他后果特別嚴重的情形。

第四條 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犯罪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從重處罰：

（一）阻撓環境監督檢查或者突發環境事件調查，尚不構成妨害公務等犯罪的；

（二）在醫院、學校、居民區等人口集中地區及其附近，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的；

（三）在重污染天氣預警期間、突發環境事件處置期間或者被責令限期整改期間，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的；

（四）具有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企業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的。

第五條 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行為，剛達到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標準，但行為人及時采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消除污染，全部賠償損失，積極修復生態環境，且系初犯，確有悔罪表現的，可以認定為情節輕微，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確有必要判處刑罰的，應當從寬處罰。

第六條

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從事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嚴重污染環境的，按照污染環境罪定罪處罰；同時構成非法經營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不具有超標排放污染物、非法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情形的，可以認定為非法經營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等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論處。

第七條

明知他人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貯存、利用、處置危險廢物，嚴重污染環境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第八條 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處置含有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的污染物，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非法處置進口的固體廢物罪、投放危險物質罪等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九條 環境影響評價機構或其人員，故意提供虛假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情節嚴重的，或者嚴重不負責任，出具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存在重大失實，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一條的規定，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定罪處罰。

第十條 違反國家規定，針對環境質量監測系統實施下列行為，或者強令、指使、授意他人實施下列行為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條的規定，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論處：

（一）修改參數或者監測數據的；

（二）干擾采樣，致使監測數據嚴重失真的；

（三）其他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的行為。

重點排污單位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或者干擾自動監測設施，排放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同時構成污染環境罪和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從事環境監測設施維護、運營的人員實施或者參與實施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干擾自動監測設施、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等行為的，應當從重處罰。第十一條 單位實施本解釋規定的犯罪的，依照本解釋規定的定罪量刑標準，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定罪處罰，并對單位判處罰金。第十二條 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及其所屬監測機構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監測數據，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公安機關單獨或者會同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提取污染物樣品進行檢測獲取的數據，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

第十三條 對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所列的廢物，可以依據涉案物質的來源、產生過程、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以及經批準或者備案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等證據，結合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公安機關等出具的書面意見作出認定。

對于危險廢物的數量，可以綜合被告人供述，涉案企業的生產工藝、物耗、能耗情況，以及經批準或者備案的環境影響評價文件等證據作出認定。

第十四條 對案件所涉的環境污染專門性問題難以確定的，依據司法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意見，或者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公安部門指定的機構出具的報告，結合其他證據作出認定。

第十五條

下列物質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有毒物質”：

（一）危險廢物，是指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或者根據國家規定的危險廢物鑒別標準和鑒別方法認定的，具有危險特性的廢物；

（二）《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附件所列物質；

（三）含重金屬的污染物；

（四）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環境的物質。

第十六條 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以營利為目的，從危險廢物中提取物質作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標排放污染物、非法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違法造成環境污染的情形的行為，應當認定為“非法處置危險廢物”。

第十七條 本解釋所稱“二年內”，以第一次違法行為受到行政處罰的生效之日與又實施相應行為之日的時間間隔計算確定。

本解釋所稱“重點排污單位”，是指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依法確定的應當安裝、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測設備的重點監控企業及其他單位。

本解釋所稱“違法所得”，是指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行為所得和可得的全部違法收入。本解釋所稱“公私財產損失”，包括實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第三百三十九條規定的行為直接造成財產損毀、減少的實際價值，為防止污染擴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產生的費用，以及處置突發環境事件的應急監測費用。本解釋所稱“生態環境損害”，包括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生態環境修復期間服務功能的損失和生態環境功能永久性損害造成的損失，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費用。本解釋所稱“無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是指未取得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或者超出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經營范圍。

第十八條 本解釋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本解釋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15號）同時廢止；之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

第三篇：安樂死的立法思考論文

安樂死的立法思考

論文摘要

對于安樂死這個名詞，我們并不陌生，近年來經常可以接觸到相關的信息。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其含義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詞典》將安樂死解釋為在不可救藥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萊克法律字典》則認為安樂死是從憐憫出發，將患有絕癥又極度痛苦的人處死的行為和作法。而我國學者這樣解釋：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身體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實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1]。許多國家都在對安樂死進行研究和探索，對于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各國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通過對安樂死的國內外研究現狀、犯罪的客體、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分析其是否構成犯罪、倫理角度的思考、我國適用安樂死的立法建議等幾個方面的分析和論證后，認為法律應對安樂死做出具體的成文規定，確定實施安樂死行為不構成犯罪，且應對安樂死實施的條件和程序進行限制。國家必須指定相應的法律規范，以確定安樂死的適用范圍，防止法律濫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安樂死研究現狀犯罪構成倫理立法建議

對于安樂死這個名詞，我們并不陌生，近年來經常可以接觸到相關的信息。安樂死來源于希臘文，其含義是無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詞典》將安樂死解釋為在不可救藥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萊克法律字典》則認為安樂死是從憐憫出發，將患有絕癥又極度痛苦的人處死的行為和作法。而我國學者這樣解釋：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身體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屬的要求下，經過醫生認可實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下結束生命的過程[1]。許多國家都在對安樂死進行研究和探索，對于實施安樂死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各國的法律規定不盡相同。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現狀

綜觀國際形勢，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安樂死的成文法業已施行。早在1996年，澳大利亞北部地區議會通過了《晚期病人權利法》，使安樂死在該地區合法化，從而產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允許實施安樂死行為的法律。其中針對安樂死實施的條件做出了專門規定。隨后，2001年4月10日荷蘭上議院通過安樂死法案，將荷蘭冠上了全世界第一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的寶貴稱號。該法案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它為了防止醫務人員權利的濫用，特別規定了3個前提條件加以限制。比如病人必須是無醫治之希望，其病痛必須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病人在意識清醒時真實自愿的要求實施安樂死等。同年5月16日，比利時眾議院亦通過安樂死法案，允許醫生在特殊情況下對病人實施安樂死，繼而成為第二個承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緊隨荷蘭之后。在西歐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都出現了安樂死的病例，一些國家也正在進行安樂死的立法探索。

但總體上以法律形式確認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為數不多。大多數國家的刑法都沒有在立法上將安樂死確認為合法行為。它們將“受囑托殺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殺人”視為殺人罪。比如奧地利、瑞士、日本的刑法都規定由于受他人的誠摯及迫切請求而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人，要處以六個月以上的刑罰。這些國家在處理安樂死案件時，通常以殺人罪來定罪處罰，但在實際操作中量刑很輕[2]。

（二）國內現狀

我國對安樂死的研究起步比較晚，從上個世紀80年代才開始。1986年，陜西漢中市王明成的母親夏素文患肝硬變腹水，肝性腦病等病癥。為了解除病痛，主治醫生蒲蓮升通過對其注射冬眠靈實施了安樂死行為。結果蒲蓮升于1987年9月25日被逮捕，直到1991年4月6日才被宣告無罪釋放。因為經法醫鑒定，冬眠靈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程度，雖然產生了促進死亡的結果但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造成夏素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肝性腦病引起了嚴重感染[3]。這是我國涉及安樂死的第一個病例，從中暴露出我國法律規范的不足。此后，我國學者多次提出安樂死的立法需要。1998年，山東中醫藥大學課題組在經過多年的研究探索后，提出了《安樂死暫行條例（草案）》，但未能施行。目前我國法律沒有關于安樂死的成文規定，并且很多學者主張根據我國《刑法》的解釋，實施安樂死行為就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屬于犯罪行為，要接受法律制裁。

（三）二、安樂死不應當構成犯罪

對于安樂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主要有兩種學說：肯定說和否定說。肯定說認為，安樂死是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愿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該行為并不違法，不構成犯罪。否定說則堅持安樂死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具有刑事違法性，應按故意殺人罪論處[4]。在我國，法律既沒有對安樂死明文肯定，又沒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學說的影響，各地法院對于安樂死的處理方式不盡相同。有的引用《刑法》第13條的規定，認為安樂死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有的則引用《刑法》第232條的規定，認為行為人犯故意殺人罪，但可在量刑時適當減輕刑罰。我支持肯定說，認為安樂死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要件，不構成犯罪。

（一）從犯罪的客體上分析

故意殺人罪侵犯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而安樂死行為并沒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權。患者本人有選擇以適當的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他為了尋求解脫，要求醫生幫助他實施無痛苦的死亡。醫生只是出于人道，滿足患者的意愿，幫助患者以死亡的方式享有生命權，行使生命權。因而安樂死并不是侵犯他人生命權的行為。需要注意的是，患者的死亡不以實施安樂死行為為必要條件，即患者的死亡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實施安樂死結束生命和等待自然死亡，兩者間只是時間上的差別。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身患絕癥，而不是安樂死行為。安樂死行為的本質不是決定患者的生與死，而是幫助患者實現從痛苦向安樂的轉化，是用科學的方法優化死亡狀態，以保證生命的質量。安樂死行為體現了對患者生命權的尊重，而非侵犯[5]。相反的，故意殺人則意味著他人的生命權遭受侵害，他人可能要承受死亡的危害結果。但如果生命權沒有受到侵害，他人就可以安然自在的繼續生活。這是安樂死行為與故意殺人行為的根本區別。

（二）從犯罪的主觀方面分析

安樂死行為不具有殺人的故意。醫務人員和家屬并沒有剝奪患者生命權的主觀愿望，只不過需要面對殘酷的現實：患者已經沒有生存的希望，且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是用大量的藥物、設備和金錢物資來維持生命，還是用安樂死來盡快結束痛苦得到解脫，人們陷入兩難的選擇。不難看出，實施安樂死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并不存在剝奪他人生命權的故意，只是無奈之余的適當選擇。而故意殺人行為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剝奪他人生命權的故意，追求他人生命結束的結果，并不存在無可奈何的成分。

（三）從犯罪的客觀方面分析

故意殺人客觀上表現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權的行為，但安樂死不同，它是患者在意識清楚時提出死亡的要求，行為人即醫務人員只是就此做出了被動選擇。患者自愿放棄生命，行為人實施行為所追求的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結果，而是通過醫療手段假以外力來轉變患者的痛苦狀態。安樂死行為是對死亡方式的選擇，而不是我國刑法中規定的危害行為。，安樂死不具有犯罪的本質特征，且從客體、主客觀方面分析，均不符合犯罪的構成要件。對照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安樂死并無違法情節，也就是說，安樂死沒有觸犯我國刑法，不構成犯罪，屬于正當行為。

三、從倫理的角度分析安樂死 安樂死作為一個新的時代課題，與人們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產生了沖突。現在各國對于安樂死普遍存在兩種態度。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安樂死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不尊重生命，違背了“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的醫療工作的基本方針，是一種消極悲觀的生命觀，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后果。持肯定態度的人則認為任何人都有選擇自己死亡方式的權利，應該尊重這項權利，實施安樂死，讓患者無痛苦且有尊嚴的辭世符合人道主義精神，也解除了社會和家人的負擔，對社會有益[6]。

人們一般認為“好死不如賴活著”，應該盡可能的延長生命，就像大家對長壽的追崇，這是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傳統人道主義倫理觀念。而現代人道主義則追求生命至上與生命質量的統一。我們不僅要珍惜生命、熱愛生命，還要注重生命的內在質量[7]。中華民族歷來向往追求良好的死亡狀態，有善始善終的說法。安樂死所體現的幫助患者從病痛向安然死亡的轉化，是人們對良好死亡狀態的選擇，是保證生命質量的選擇，是構筑新型社會文明的要求，使社會文明在公民的死亡環節得以體現。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生命質量則是衡量的一項指標。生存無望且痛苦不堪的生命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造成各種社會資源的浪費，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患者選擇有尊嚴、更安樂的死亡方式正是尊重生命、注重生命質量的體現。

四、“安樂死”立法的必要性

（一）社會各界及民眾的意愿

根據衛生部和國家計生委的有關統計，我國每年死亡人數近1000萬，其中有100多萬人是在極度痛苦（如癌癥晚期的劇烈疼痛）中離開人世的。這100多萬死亡者中又有相當多的人曾要求過安樂死，但因無法律根據和保護而被拒絕，因此他們也只能“含痛死去”。而在我國的醫學實踐中，一方面有條件的大醫院同樣存在著用昂貴的代價來維持腦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對無法忍受痛苦的絕癥患者的醫療處理過程中，安樂死以隱秘或公開的方式進行已久（上海、廣州等城市）。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們需要安樂死。死亡作為一種自然規律，自古以來，人類始終追求著一種“善始善終”、“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為何不在適當的時間選擇一種更有價值、有尊嚴、更安寧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價值在于它對社會的貢獻，而這種價值往往體現在生命的質量上，當一個人的生命連質量都談不上時，它又如何保障它的價值呢？面對那些痛苦萬分的絕癥患者，如何維護他們死亡的尊嚴，如何給他們臨終前一個安詳？安樂死無疑是一種理智的選擇。

（二）規范“安樂死”道德規范的特殊要求

人終有一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對于那些現階段醫學上無法救治的患者而言，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面臨著對生命終結處置方式的選擇，如果回避這一問題，或簡單加以禁止，不僅不能強化生命終結過程對生命的保護，反而會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處置。傳統的醫德觀念也認為，對于重危病人，必須想方設法進行搶救，對于不治之癥，也應盡量延長其生命，哪怕一兩天，甚至幾小時，只有這樣，醫務人員才算盡到了職責，然而卻忽視了患者是在萬分痛苦的掙扎著死去這一客觀事實。我們說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即既要保護病人的生命，又要減輕病人的痛苦，救死是指挽救生命，并非指挽救死亡，對那些身患絕癥即將走向死亡的病人，要顧及其根本利益，道德的做法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勞無功的辦法來增加病人的痛苦。我們應該把有限的醫藥資源盡可能合理的使用到有價值的地方，這樣才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符合社會主義道德規范。而現代醫德注重價值，是否符合醫德，應該用價值觀念來評判。所以實施安樂死是既符合現代醫德，又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比如，對于一個晚期癌癥患者，如果不能實施主動安樂死，對于一個意欲終結自己生命的患者來說，他只要拒絕接受治療，而對他的家屬來說，只要不付醫療所需的費用，甚至不及時支付，在現有的經濟和制度條件下，患者所需的藥品就不能保證，當然就不會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死亡也就是自然的結果。這樣就可以以被動的形式取得與主動安樂死幾乎同樣的效果，這種轉化非常容易，顯然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安樂死的混亂無序狀態其所帶來的問題已經是普遍而不容忽視的了，如果不去解決的話，問題將變得復雜。因此，應積極的立法規范，以有利于避免對生命的輕率處置，強化對生命的保護力度。

五、我國適用安樂死立法的建議

安樂死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要妥善處理。法律應對其做出具體的成文規定，確定實施安樂死行為不構成犯罪，且對安樂死實施的條件和程序進行限制，用以防止不懷好意之徒借安樂死達到非法目的。在此，我認為應符合以下條件：

（一）適用條件

1、患者所患的病癥必須是不治之癥。即依據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根本無法醫治，并且病人瀕臨死亡。

2、患者遭受的病痛必須是無法忍受。也就是說，該病痛無論對于任何人都是難以忍受的。

3、患者必須是在神志清醒，意識正常的情況下做出的真實意思表示。這就要求患者真實自愿地提出接受安樂死的請求。

（二）適用程序

1、申請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時做出的真實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須簽字蓋章，經過公證后方產生效力。受欺詐、脅迫或是在其它違背自己意愿的情況下做出的表示均屬無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夠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親屬，至少兩人以上提出申請，簽字蓋章后經公證生效。

2、審查程序上要求由醫學專家、法醫學專家、法學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各司其職，針對患者的病癥情況、申請條件進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審查，看看是否符合實施安樂死的要求，最后報經人民法院批準決定是否實施安樂死。

3、執行程序上要求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由省級以上醫院指定的醫生專門負責，實行時必須有兩名以上的專職醫生，其中應包括患者的主治醫生，一名護士，一名法醫，兩名以上患者的直系親屬在場。實行完畢后所有的見證人都要簽字蓋章，證實現場情況。而且，安樂死的適用必須采用無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槍決、電擊等[8。這樣才符合實施安樂死的初衷，才不違背人道主義精神。

4、司法監督程序上要求安樂死實施完畢后，要報經有關司法部門備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決有關安樂死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或是患者家屬對患者遺體捐贈等事項的安排。

安樂死一經法律確定，將會在一定范圍內實行。因為我國現處老年社會，存在大量的高齡人群，而這一群體又是疾病的高發區，很多疑難病癥都會出現。為了擺脫醫療費用、經濟負擔、精力損耗，難免有一些人打著安樂死的幌子逃脫應盡的孝道，推卸對老人的贍養義務，寄望獲取巨額遺產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員死亡。也有一些人是為了掩蓋不可見人的非法勾當而采用安樂死這種合法方式蒙混過關。相對而言，醫務人員有可能為了一己私利，濫用職權，非法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又或者以極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臨終前的不安心。種種狀況的發生將會擾亂安樂死的推廣，所以，國家必須指定相應的法律規范，以規治安樂死的適用范圍，防止法律濫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

（二）注釋：

[1] 孫娟娟.安樂死立法問題淺析[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 王作富.刑法論衡[M].北京:法律出版社.[3]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卷上)[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4] 冷楓.淺議“安樂死”.www.tmdps.cn.[5] 牛秀蘭.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思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6] 韋加速,李欣磊.淺析“安樂死”應有的立法選擇[J].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7] 李惠.安樂死社會倫理探析[J].上海大學學報.[8].平.對安樂死的法律思考[J].江西教育學院學報.

第四篇：論我國的環境法制的立法基礎與完善

內容 摘要

環境 問題 是當今國際 社會 的普遍問題，由于特殊的國情，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本文主要對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其原因進行了認真細致的 分析，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飛速 發展，我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但我們的生存環境卻愈來愈惡劣，工業 化社會對大氣、水、土地的污染和破壞日趨暴露，人們逐步認識到是自身的需要和行為造成了生活環境的惡化。對 自然 規律 認識的貧乏和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誤解，已使我們對自然的破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國1998年長江洪水的量級小于1954年，而中下游水位卻普遍比1954年高。人類活動導致流域內湖泊縮小、調蓄能力降低是其主要原因。近年驚動全國的春季沙塵暴，其主要沙源是森林——草原過度地帶耕地和草場退化造成的沙荒區。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推進的今天，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進程軌道，以法治為主的綜合治理，應該說是當前環境問題解決的最優方案。因此，本人特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了探討：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執法與司法的改進、法律 監督的強化、公民環保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加強等內容。

什么是環境？環境是指與 影響 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 農村 等。而環境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這一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由于特殊的國情，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已不僅僅是社會發展某一環節問題，而是關系全局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而在市場 經濟 日益成熟，法制建設逐步推進的今天，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進程的軌道，以法治為主的綜合治理，應該說是當前環境問題解決的最優方案。本人試就我國的環境問題及環境法治作一下探討。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

環境問題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發展的，不同的 歷史 時期其環境問題也不相同，依據歷史時期的不同，我們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意義的環境問題，這主要是指在工業革命以前人們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所導致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即由于過分開墾荒地，濫伐林木、過度放牧，掠奪捕撈等而引起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水生物資源日益減少，旱澇災害頻繁等等。另一種就是 現代 意義上的環境問題，它是指在工業革命之后，隨著工農業迅速發展和城市化，除了上述自然資源的破壞加劇外，也引起了“三廢”（廢氣、廢水、廢渣）污染、噪聲污染、放射性污染和農藥污染等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其污染的廣度深度已大大超過了從前所引發的大量的“環境公害”事件（也稱環境公眾受害，指人們對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社會性危害，包括環境破壞）。

（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1、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

當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已發展到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會問題，人類所面臨的新的全球性和廣域性環境問題主要有三類：一是全球性廣域性的環境污染；二是大面積的生態破壞；三是突發性的嚴重污染事件。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現代環境問題引起全球性的環境危急，最為嚴重的問題包括：大氣污染、酸雨、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和大規模的生態破壞等。1998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2100萬噸，是世界上大氣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目前 一些大城市兒童大約有十分之一患有哮喘病，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大氣環境的嚴峻狀況。2003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狂潮讓全世界30余個國家和地區身陷其中，8000余人感染，700余人喪生。這次突發性公共環境污染事故與我們生存的生態環境遭受大規模破壞有著密切聯系。

2、我國環境問題的原因分析

環境問題在我國如此的嚴重，究其原因應該說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經濟、人文社會等因素，而且我們國家的具體國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本人將分別進行一下具體的闡述。(1)經濟因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環境方面同樣適用。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同時也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階段正是生態環境問題最嚴重的時期，因而我國在這一時期承受的生態環境壓力會更為沉重。

第一，經濟發展引起的環境問題惡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極大解放，這種解放刺激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對資源開發利用規模和各行業污染物排放量也會隨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國民經濟尚處在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轉型時期，人們只關注于經濟增長的數字，卻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造成環境的極大破壞；我國近年來的生態環境問題呈幾何級數增長。

第二，經濟利益與環境保護的沖突。市場經濟發展所追求的是高額利潤，是相對少數人的利益，而環境保護則是多數人的利益，二者是對立狀態，法律對這種顯性沖突的社會關系，比較容易做出規范。而我國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經濟利益的主體和環境利益的主體具有統一性。但近年來，我國農村環境惡化尤為明顯，一些鄉鎮 企業 的農民為“脫貧致富”，寧肯容忍環境污染對國家、所在集體和本人的損害。對此，國家不得不采取強制措施關閉“十五小”企業。但在一定意義上，政府既是沖突調解者，又常成為沖突的一方（地方利益），違法陣營龐大，法律執行的難度極大。

(2)環境問題最明顯的是人文社會的原因，我國的環境問題，從現行的角度看，這方面的因素影響更為巨大。

第一，我國人口眾多，環境的資源壓力大，環境問題與人口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聯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應有一個適當比例，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當代 中國 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龐大的人口數量極快的增長，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可以這樣說，我國的人口問題是短時期內很難扭轉的最大社會問題之一，這是用不著忌諱的。人口問題導致了我國資源的絕對短缺，因而往往出現了對資源的無節制開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伴隨著驚人的浪費，給我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第二、由于人口不斷增長造成了另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城市化問題，現在世界上所有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市化過快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國也不例外。由于城市建設占用了大量耕地，毀壞了一定的森林和草地，給城市化還帶來了一系列其他問題： 交通 擁擠、住房緊張、污水處理不當、供水不足、空氣污染、噪聲污染、垃圾污染、土地荒漠化和人民健康受到損害等。人口城市化的過快發展使生態受到破壞，使環境不斷惡化。第三，公眾環保意識普遍較差。

“所謂環保意識，是指人們在認知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發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它最終體現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上。”目前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對于環境問題的客觀狀況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據調查，國民對于環境狀況的判斷大多是態度中庸，無敏感性，對許多根本性的環境問題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社會公眾不愿意主動地去獲取環境知識。2000年“世界環境日”前后，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 教育 部聯合進行的對全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果是，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知識水平還都處于較低的水平，環境道德較弱，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中具有很強的依賴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對于強化公眾環境意識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從這些大量的調查中，可以看到，我國國民的環保意識總體水平普遍較低。一個國家的國民環保意識如此，可以想象這個國家的環境問題是怎樣的一個狀況了。第四，環境問題與貧困等其它的社會問題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環境問題在當今世界各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一點，富國的環境問題主要是與污染物相關的環境污染，而窮國環境問題主要是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環境破壞，前者比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復，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復則要困難的多。我國的環境問題也有類似情況，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經濟發達的地區，環境問題主要以環境污染為主，如今經過不斷地治理正在不斷有所緩解；而西部相對貧困地區，環境破壞引起的生態環境惡化十分嚴重，且日益呈現出環境問題與貧困同步深化，形成惡性循環的趨勢。

二、對我國環境法制建設的幾點思考

環境法制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包含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本人就對我國的環境法制建設作以下幾點探討即對我國環境問題作幾點法治化的思考：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執法與司法的改進、法律監督的強化、公民環保意識與守法觀念的加強、對環境構成物的物權歸屬思考。

（一）立法觀念的轉型與立法實踐的加強

我國環境保護法頒布二十多年來，法律的調整范疇基本上未發生什么重大的變化，環境法在立法上也未轉型，依然是以環境污染防治法為核心的傳統型環境法體系。事實上，環境保護不僅包括對已有污染的治理，還包括對現有環境的保護。然而我國的立法長期忽略了這一方面，這也是造成我國目前自然資源保護不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家環境總局負責人在談到西部環保工作時強調，“一定按照江總書記，預防為主，保護優先”的要求，堅持污染防治與生態環境并重，生態建設與保護并舉，城鎮污染治理與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并重，統籌兼顧綜合決策的方針，力爭實現西部環境事業的跨越發展。

環境保護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執行的關于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規范和總稱，即把環境保護納入制度化、規范化和 科學 化的軌道，對于中央立法而言，就要本著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立足于全面統籌兼顧的原則，遵循法制統一，確立環境管理體制，建立高效的組織機構即環境管理機構來承擔指導和協調任務，通過立法明確有關機構的設置、分工、職責和權限以及行使職權的程序，建立健全環境管理制度；并進一步確定有關主體的權利、義務和違法責任，只有對違法者實施制裁，才能使受害人權利得到有效保護。目前，我國環境立法中對污染環境罪與國家環境立法主要是全國性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國家環境立法具有根本方向性與原則性，是全國人民的環境活動法則，是地方立法的依據，是環境立法的關鍵。如今，我們國家存在著規定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這應該是今后環境立法修改的重點。

地方環境立法是享有立法的地方權力機關和相應的地方行政機關制定地方性，環境保護法規和規章法規，它是環境保護工作納入法治化軌道的主要手段，又是貫徹執行國家環保法律、法規和管理本地環境保護事務的保證措施。地方環境立法必須堅決強化環境管理，突出重點，兼顧其它的指導思想，堅持為環境管理服務，以環境保護工作的中心為環境保護立法的重點，具體說來，有如下原則：①建立大環境立法體系的原則，如前所述，國家環境立法存在著污染防治規范多而生態資源保護措施少的缺陷，與此對應地方環境立法中也存在著側重污染防治立法而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立法的現象，從而造成了實際工作中重污染防治而輕生態環境的保護，使環保工作缺乏全局性考慮。堅持大環境的立法原則是要求在地方立法中運用生態學觀點將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作為一個有機體考慮，以保護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各類災害等規范組成一種標本兼治的大環境體系，②強化污染責任制原則，進一步明確和加強污染者的法律責任感。地方立法應將國家立法中污染者與責任具體化明確化，誰污染誰治理，這本來就是環境保護的一個基本原則。在市場經濟的體系下，市場主體具有趨利性，往往出現一些企業為了眼前短暫的經濟利益寧愿被罰也不去治理污染的現象。因此，加強地方環境立法，強化污染者的責任已刻不容緩，這應該說也是權利義務原則在環保法中的體現。③堅持現實性與超前性相結合原則，各地方的污染狀況不同，環保的具體任務也不盡一樣，這就要求地方立法以本地事實為依據，堅持國家立法的原則性與本地實際的靈活結合。同時，由于 總結 性立法往往帶有明顯的滯后性，而社會關系不斷發展，地方立法應在科學預見基礎上超前立法，以彌補國家立法的滯后性。

第五篇：就刑法修正案淺析我國商業受賄犯罪體系完善

就刑法修正案淺析我國商業受賄犯罪體系完善

商業賄賂行為在世界各國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它在我國的情況比較嚴重,存在于我國社會各行業中,給我國社會經濟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之所以能形成這一現象,除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和重人情、重關系的社會傳統外,我國相關立法的缺陷是商業賄賂盛行的主要原因。本文試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

（八）》對商業賄賂條文的修正，對我國相關立法趨勢進行探析，并就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相關立法談幾點個人的看法和觀點，歡迎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修正案

（六）》確定了醫生等單位人員的商業受賄主體資格在《刑法》修正案

（六）草案頒布生效以前，學者們對醫生是否具備受賄罪主體資格存在分歧。而具體到司法實踐，亦因法律規定籠統而困難重重。針對藥品回扣的罪與非罪的討論，目前大體有兩種主要觀點，即肯定說和否定說。肯定說認為，目前臨床醫生行為中的“公務性”成分越來越淡薄，處方行為看似醫生的一種腦力勞動，但不能就此認為收受處方回扣行為不構成受賄罪。《刑法》修正案

（六），將97年《刑法》中的“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就自然已經包括了醫療機構中的廣大醫療技術服務人員，這包括執業醫師、執業藥師、護士等。

二、《修正案

（六）》強調了商業受賂罪與公務受賂罪的刑法界定商業賄賂是一個行政法律關系下的名詞，而商業受賂罪與公務受賂罪是刑事法律關系下的名詞。商業賄賂，是指一種違反《中華人民共和

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之違法行為，即經營者為銷售或者購買商品而采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賄賂對方單位或者個人的行為。商業受賄罪與公務受賄罪，是符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或三百八十五條之犯罪行為。商業賄賂行為中只有一部分違法行為可以被認定屬于犯罪行為，而根據其犯罪主體的不同，分別依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或三百八十五條之條件可以構成商業受賄罪或公務受賄罪。《修正案

（六）》特別明確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受賄行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公務受賄罪定罪處罰。

根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從事公務是指代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履行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等職責。公務主要表現為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以及監督、管理國有財產的職務活動。因此，公立醫療機構的行政管理人員例如，院長、藥劑科負責人、財務處負責人、藥事委員會委員均可在司法實踐中被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從而具有公務受賄罪犯罪主體的適格條件。

三、《修正案

（八）》 進一步加強了對單位行賄和海外行賄的打擊力度

飽受輿論關注的黃光裕案件讓更多人對單位行賄罪有一種耳熟能詳的認識，在刑法修正案

（八）中，除了把一般的行賄罪作了擴展，同時也加強了對單位行賄行為的打擊力度。但是，由于之前單位行賄罪的主體只限于國有企業、國有機關，對民營企業、集體企業、中外企業等

等的受賄罪沒有任何規定，導致一些現實中的受賄問題無法根據刑法處理。

例如現在大的賣場零售商，在商業賄賂中單位受賄非常嚴重。我們通過調查，現在下游的供應商要進入這些大賣場除了正常合同以外，要被迫給予各種交費項目達到42項之多，實際上完全應當是按照商業賄賂來處理的，因為現在的法律沒有規定，工商局只對供應商進行處罰。在修正案八頒布之后就可以按照相關規定對此類行為進行處罰。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監察部近年來將治理商業賄賂放在六個重點領域，包括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物資采購、資源開發與經銷。同時，銀行信貸、證券期貨、商業保險、出版發行、體育、電信、電力、質檢和環保等九個方面，也是治理的重點。在這些商業賄賂高發地帶，跨國企業的身影愈來愈多。目前有幾十萬家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辦企，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走出去到國外經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商業賄賂成為跨國公司面臨的共同挑戰。《修正案

（八）》將“為謀取不正當商業利益，給予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以財物的”納入刑法打擊范圍將為營造良好的公平市場環境創造更加有力的支撐。

四、我國反商業賄賂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擴大我國立法對商業賄賂行為的調整范圍

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暫行規定》，商業賄賂是指在商品的購買和銷售中經營者采用財物和其他手段賄賂對方單位或個人的行為。實踐證明，我國現行法律調整的商業賄賂行為的范圍過窄，在制定

統一的反商業賄賂法時，應該適當擴大其范圍。首先，商業賄賂行為不僅發生在商品的購買和銷售環節，商品認證、市場準入、金融信貸等領域也可能發生商業賄賂的行為，為了將這些行為都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應該將商業賄賂行為定義為在商業過程中為謀取不正當的商業利益所發生的一切行為。其次，商業賄賂的對象也不僅僅局限于交易的對方，還包括對市場競爭具有影響力并且幫助行賄方在競爭中獲取不正當交易機會的第三人，因此，商業賄賂的對象應該定義為交易活動的對方單位和個人以及對市場競爭具有影響力的第三人。

（二）進一步完善商業賄賂法律責任體系

我國關于商業賄賂的法律責任應從以下方面加以完善：首先，增加商業賄賂行政責任的種類。我國商業賄賂行政責任僅有罰款和沒收違法所得兩種，形式過于單一，達不到有力懲處的效果，應借鑒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有關規定，增加資質罰等，如撤銷其從事相關行業的行政許可、禁止其產品出口等，這種處罰對于企業來說比罰款和沒收違法所得更為致命，更能有效遏制商業賄賂行為。另外，罰款數額應當適當予以提高，增大經營者的違法成本，起到實質的震懾作用。其次，在民事責任方面，針對實踐中商業賄賂名存實亡的現狀，我國立法應考慮建立起有關機關的證據協助機制。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和檢察院等國家機關，由于其具有法律規定的監督檢查權，在調查商業賄賂案件時能取得一般單位和個人所不能取得的證據，因此，經過申請，這些機關應該允許將這些證據提供給有關單位或個人，協助他們對商業賄賂行為提起民事訴訟。

（三）理順商業賄賂執法、司法體制

商業賄賂執法不力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與行政部門多頭執法、職責不明有關。由于各個部門在對查處商業賄賂的標準把握上存在分歧，且執法尺度不一，造成了大量商業賄賂行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鑒于此，筆者建議，在制定我國統一的反商業賄賂法時，應明確商業賄賂治理的職能分工，將商業賄賂的監督檢查權力明確賦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于特定機關的監督檢查權力以例外形式進行規定，同時建立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信息交換機制，對于重大賄賂犯罪和腐敗線索，要及時告知有權機關。另外，在查處商業賄賂犯罪案件中，行政執法部門與刑事司法部門之間也應當加強協調配合，建立信息通報、線索移送、案件協查機制，明確案件移送的標準及責任，形成治理商業賄賂違法犯罪行為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