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淺見教研課題論文報告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出自《論語·衛靈公》。這句話中有兩個主體，一為“人”，二為“道”。筆者認為其中的本涵就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仁”。

仁，從二從人。有人說，“二”即道的象形字。仁就是人道合謀，人道為一。也就是說，仁是人與道之間溝通交流或互致互達的一座精神橋梁，仁便在人與道之間產生出來。

既為人道合謀，對人對道必定是一個互利互益的雙贏的作用過程，即仁是促人促道的兩用工具。對于道，它本身通過仁的施行實踐而得以光大發揚；對于人，則在弘道的過程中趨于道，通于天，脫于世；從而致乎圣，近乎仁，超乎賢。

那么為何孔子言“人能弘道”呢？這是因為這個雙贏過程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上的——人弘道，這樣一來人便是直接參與到其中的根本因素，而道是不直接參與其中的，是次要因素。在這個過程中，“道”是目的，“仁”是手段，“人”則是起點。沒有起點的目的，不論以何手段，都是一番徒然。所以說，道只能由人來弘揚，來發展。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

“人能弘道”所體現的就是一種對人的價值所在、人的執行能力、人的社會屬性及人的自然定位的肯定與回應。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仁”的核心是“愛人”了：因為發現了“人”，所以“敬人”，進而“愛人”。這與15世紀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對人的再度肯定，對人的價值的再度重視的以人為中心的思想是頗為相似的。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的意大利詩人彼特拉克說：“我不想變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懷抱里。屬于人的那種光榮對我就夠了。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但是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人文主義”思想并沒有發展為“愛人”的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與精神升華，并且時間也較孔子時代晚了將近兩千年。

儒、道、佛三家皆言道，那么道為何物？儒家的道往往代表著一系列道德準則、行為規范和精神寄托，如君子之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大學之道，王道等，其本質是“道”的社會下放和世俗化。佛家之道則是一種較為變通的道，可以根據需要化用轉換。但筆者認為真正的道當推老子之說，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說道是不可以存在概念定義或者框架限制的，否則道便不再為道。道乃無名，無體，無界，無史的虛無之形、混沌之態、縹緲之意。道無實體性便是“非道弘人”的原因之一。無實體便無法顯示實像，無實像便無法直接接觸，無接觸便無法直接促進，無促進便無法使人趨于圣仁賢才，由此推到道不能弘人。

“非道弘人”的第二個原因，是道具有持久性。荀子說：“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道是永恒存在、無生無滅、無始無終的。二、人的德行有善惡良丑之分，既有圣之堯舜，又有暴之桀紂。若道能弘人，天下當大清大公，有何人之好壞之分？斯有堯有舜？又斯有桀有紂？但是既然存在堯與桀這樣的沖突體和對立面，也就意味著永恒之道卻無法使短暫之人變得圣賢高尚；而道又是永恒著的，人之間的分別想必也是永恒的吧。這樣一來道無疑無法“弘人”。

“非道弘人”的第三個原因，筆者認為是道具有衍生性。老子曾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不難看出，萬物由道所衍生，人也是如此，人即道的一分子，人在本體上次于道。“人弘道”是部分去彰顯整體，“道弘人”則是整體去突顯部分。若道能弘人，人是否能在持續地被促進過程中漸漸地高于道、大于道、優于道？即部分最終是否可能大于整體而取代原整體并成為新整體？如果是這樣，人為何還要求道問道呢？這就說明道是無法被超越的，道不能弘人便是維持這個狀態的基礎。

由上可以得出，“人能弘道”是由人的價值決定的，“非道弘人”則由道的特性決定。仁溝通著人與道，是人對道的精神叩問，是道對人的言行審察。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庸》）

但是既然“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這就意味著天道終為人道，人事終成天命。人之所在，道之所存。道之不弘，仁之不施，禮之不行，圣之不成，世之不治，民之不安，文之不傳，無人也。無人之道便如無筆之紙，人似筆，道若紙，人便是人道之間的那一抹點睛之筆。

馬克思曾說：“是人創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創造了人。”其實不論是道或宗教，都是因為人的存在而有意義，因為人的需要而有價值，因為人的追求而有升華。這不禁令人聯想到歷史的發展，它往往都是因為人的所作所為而形成，無人便無歷史。

既然人的價值很高，我們無疑是需要去認可自己的，因為我們的存在才是這個世界諸事諸物諸理存在的意義。這樣一來，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去懈怠呢？只有通過我們自己的努力，才能弘道施仁，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才能致圣修仁。因此個人的道德修養來源于對自己的態度，對自己的要求，對自己的希冀，而不依賴于虛無永恒之道。道也，天道也，人道也。

我們只需知道，我們的價值是與生俱來銘刻在基因中的，流傳千載，亙長萬古，不滅不終。而我們正有那美麗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