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是誰(讀后感)

公共事業管理101徐林軍2010011722

《人是誰》讀后感

內容摘要：人不僅是個實體的存在，更是一個意義的存在。面對傳統文化所建構的意義世界的解體，面對瞬息萬變及復雜多樣的現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漸喪失了支撐其生命活動的價值資源和意義歸宿，產生了身心分離的碎片感、疲憊感、宿命感和孤獨無助感。要走出這種困境，德育工作必須改變過去“純工具化”理性，賦予人們更多的人文關懷，即生命情感的關懷、終極信仰的關懷、社會責任感的關懷和苦難與死亡意義的關懷，引導青年人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現實的物質紛擾，追求生命的永恒價值。

關鍵詞：德育；生命的意義；社會責任感。

人不僅是個實體的存在，更是一個意義的存在。當一個孩子開始走向成熟，開始獨立自主地思考人生的重要問題時，他就一直想知道：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我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樣的？我過怎樣的一生才能使茫茫宇宙顯得微不足道的生命變得有價值？這種思考實際上是青年人開始積極探索自己的人生意義。對意義的追尋，是人的生存方式，人就在追尋意義中獲得精神生命的超越和心靈的安頓。

一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人的生活空間和領域，促進和提高了人類生活的便利性和生命的成就感，為改善人的生命質量創造了機遇和條件。可是技術理性帶來的并不都是美好與幸福。人類在享受自身發明創造成果的同時，也承受著前所未有的重負。生態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日益枯竭，恐怖主義的泛濫，貧困、疾病和犯罪等等，這一切都直接或間接地削蝕人的生命感，威脅著人類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們都生活在追求成功的沉重壓力之中，而成功并不一定使他們有幸福感，相反，面對傳統文化所建構的意義世界的解體，面對瞬息萬變及復雜多樣的現代生活，不少青年人逐漸喪失了支撐其生命活動的價值資源和意義歸宿，從而陷入了一種“存在性危機”中，處于深刻的“和自然疏離”、“和社會疏離”及“和上帝疏離”、“和人自身疏離”的困境焦慮之中。

1．主體的物化導致了青年人的碎片感和空虛感

商品經濟時代是一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時代，對物的過分依賴和追求易導致人自身的物化。針對工業社會物質性生命的片面發展，馬克思曾進行了深刻的揭露：“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異化于愚鈍的物質力量。”西方學者馬爾庫塞也認為，技術的解放力量帶來了物的工具化，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使人工具化，成為心靈空虛的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與現代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相伴生的是人的精神向度的不斷喪失。人們求利、求欲、求更多更豐富的物質獲取，“面包”幾乎成為了生命的全部，而主體豐富多彩的精神性生命需要如情感、道德、思想、信念等許多東西，不具有物一樣的使用價值，不能成為商品，沒有供求市場，因而受到擠壓。“大眾在生理感官上的沉迷輕而易舉地取代了純粹精神的運思。英雄神話已不再迷人，人們很輕松地從種種沉重‘歷史’與‘傳說’中走出來，生活于現實的平面之上”，人成了弗洛姆所說的“貪婪的消費者”，成了“物品的奴仆”。當一些青年人把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置于純物質性金錢財富這種無常之有，無盡之有的基礎上時，無疑會更加痛感生活的艱辛、生命的無常和人生的痛苦，產生一種靈與肉撕裂分離的碎片感，心靈的空虛感。

2．價值目標的充盈和外化加大了青年人的疲憊感和宿命感

現代社會的本質就在于出現的領域越來越多，內容越來越繁雜，變化的進程越來越快，以人們有限的精力、有限的生存空間、時間，無法把握變化如此之大之多的社會生活，現代社會中許多人深感勞累不堪。“我們放眼觀望四周，人人被社會和文化裹脅著忙這忙那。我們追求名利，我們風潮逐浪頭，追明星趕消費求時髦，沒完沒了，以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世界，殊不知這是在茫茫人潮茫茫社會中迷失了自我。我們求來求去仿佛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因為人之物質欲望是一個永無滿足可能的變量，而以我們每個人之能力而言，我們所獲總是一個有限的定量，以有限追求無限，豈不殆矣”。人人不僅要去尋找和獲得越來越多的東西，要去適應越來越多的物質與精神的享受，而且還越來越看重外在的目標，看重他人的獲取,“在我們的心靈深處，每個人需要愛的程度比其它任何事都來得多，只是我們都忘了，我們急于追求其它的目標，比如事業、金錢和財富，我們專注地追逐休閑、娛樂，而忘了生命中更重要的事。”不少青年人“一味思忖著干什么才可成為富翁，干什么才可成名人，怎樣才能不勞而成功。”這種價值目標的充盈和外化常常造成他們在短暫地獲得喜悅后，又立刻陷入更多喪失的沮喪中，他們時常深感自身的有限性，感受到自我的渺小，感受到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無奈，造成身心的疲憊不堪，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被他人被社會所拋棄，被生活所埋沒，“人們在就業結構變化造成的失業面前，有一種受傷的感覺；或在似乎只有少數特權人物才能參與的世界變化面前有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

3．教育工具化、短期化滋生了青年人的失衡感和無助感

在工業技術時代，現代教育本身也被工業化和技術化。為了有效地培養大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標準化知識人才，教育把受教育者投入到教育的工業流程中，把人制造成標準化的教育商品，一切按事先計劃的統一程序、目標和過程控制，“如果教育只是客觀傳授知識學問，訓練培養專精技術人員，而失去了生命的關懷，意義的尋求以及人生視野的開拓，全人豐盛的享有，那么教育能提供的也許只能訓練出一些‘沒有受到教育的專家’（un-educated expert），他們充其量只是一堆‘快樂的，技術純良的機器人’（Cheerful, skillful Robert）。”在工具價值論的導向下，教育培養的并非人，而是人力，是與機器職能相等價的工具。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即使獲得了“何以為生”的技能，但卻不知道“為何而生”；即使享受著越來越多的“快餐文化”，卻吸收不到文化的營養，找不到人生的終極目標。面對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他們已沒有時間和能力去理解、體悟、欣賞生命，一旦遭到挫折和打擊，輕則產生心理問題，重則走向自我毀滅。2000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二屆中美精神病學學術會議上的一份資料顯示，在中國，15至35歲人群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自殺。

4．人際關系的疏離增強了青年人的孤獨感和虛幻感

社會現代的通訊設施越來越多，也越來越便捷，從電話、電報到傳真和E-mail，從報紙電臺雜志到“互聯網”和“聊天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快捷無比，人接受的信息越來越龐雜豐富。但這些現代通訊方式也漸漸地隱去了語言所蘊含的豐富的情感，也失去了面對面交流中無聲語言的傳遞與交融。人們在使用和享用短信、QQ交流的好處時，已不習慣于通信中的情感交流與溝通。許多人沉溺于虛擬的網絡世界、動畫世界，現代神話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現代網癮”就像毒癮一樣讓一些缺乏自制力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忘掉了真實的世界，不愿走進現實的生活，甚至喪失了實際生活的能力。人與人豐富的情感被網絡割離得支離破碎，親情的淡薄，友情的冷漠，愛情的變質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人際關系十分突出的特征。

二

現代青年的痛苦，從表象上看源于自己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源于生存的困境，根本卻源于生活意義的失落。早在20世紀中期，奧地利的心理學博士維克多·弗蘭克就提出現代社會人們所面臨的生存挫折和存在危機，認為由無意義感和空虛感捏合而成的生存空虛，是現代人們看不清或看不到生命意義的原因所在。神學家拉內說，人是一種“發問的存在”，即使人在大部分時間為了生存，疲于奔命，忙忙碌碌，對生存無所疑惑。但人有理性，他不可

能像動物那樣飽食終日便無憂無慮，只要人活著，他就要去探求活著的意義，追求有意義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人的存在從來就不是純粹的存在，它總是牽制到意義。意義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赫舍爾特別強調，“探索有意義的存在是實存的核心。”我國著名哲學家高清海教授更是把人的本質看作超生命的生命，強調意義對人的本體價值。他說：“人是不會滿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的生活的，總要利用這種自然的生命去創造生活的價值和意義。人之為‘人’的本質，應該說就是一種意義性存在、價值性實體。人的生存和生活如果失去意義的引導，成為‘無意義的存在’，那就與動物的生存沒有兩樣，這是人們不堪忍受的。”

對意義的追尋，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之生命獨特性的特征。馬克思指出人的生命活動區別于動物的生命活動的“意識”便是人的物質性的生命的源初存在。“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支配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支配時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作為人的物質性的生命的源初存在，它有兩種尺度，一是“種的尺度”，即“物的尺度”；二是“內在尺度”，即“人的尺度”，而“物的尺度”正是人的物質性生命的體現，“人的尺度”卻是人的精神性生命的體現。也就是說，人的精神性生命之美雖然源初于物質性生命中所實際獲得的自由，但精神性生命中的自由卻又高于已獲得的這種自由。正是人的不斷超越的精神力量，才使人的生命去追求意義，向往理想，謀求自我價值的不斷提升。

那么，何謂生命之“意義”？德國歷史和文化哲學家同時也是生命哲學奠基人的狄爾泰認為，意義就是生命的體驗，是生命的本質力量在克服一切障礙，創造屬人世界中的自我肯定自我確證。馬克思說得好：從主體方面來看，“只有音樂才能激起人的音樂感；對于不辨音律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音樂對它說來不是對象，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本質力量之一的確證，從而，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而自為地存在著那樣對我說存在著，因為對我說來任何一個對象的意義（它只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說來才有意義）都以我的感覺所能感知的程度為限。”可見，人在其生命活動中所感覺到的“對象的意義”，歸根到底是人所體驗到的生命自身的意義；而人所體驗到的生命自身的意義又是和生命本質力量的全部豐富性的生成一起生成的。

意義的生成既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又源自生命的合目的性需求。生命的合目的性活動是生命與非生命的一個明顯區別。所謂合目的性，就是合乎生命在特定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生命的合目的活動，一方面具有受動性，因為這是生命在環境選擇壓力下不得不采取特定方式進行的活動；另一方面具有能動性，因為這是體現著生命內在活力的自為的活動。因而，生命的合目的活動既要指向體外，適應外部環境；又要指向自身，自成目的。自覺目的的出現意味著人與他的生命活動不再直接同一。人的生命活動可以成為自己意識和意志的對象；憑借對自己生命活動的自主支配，人使自己的意識和意志獲得了主體性和自由，主體能夠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外部世界，創造一個對象世界，也就是創造一個貫注和體現著人的生命力量和信念的屬人世界。生命的真諦，就在于它明確的目的性，正是這種目的性，揚棄了生物本能的沖動，在生存與生活基礎上，追求更高層次的“意義”，超越生命的有限，趨于精神的永恒。

三

人的發展是生命意義不斷豐富的過程，德育是為人服務的，德育活動的終極目標就是激揚人的生命活力，促進生命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社會走向被稱為“后現代”的今天，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社會不再以追求數量為目標，而是更關注人的需要、人的價

值，使我們不得不對工業化時代的文化價值觀和德育觀進行反思，摒棄德育的“純工具化”理性，走進關注人的生命，提升生命價值的人文關懷時代。

1、對生命情感的關懷

生命情感是個體對自我生命的確認、接納和喜愛，是對生命意義的肯定、欣賞和沉浸，以及對他人生命乃至整個生命世界的同情、關懷與珍惜。熱情洋溢的生命情感引人振奮、昂揚向上、富于愛心，成為幸福人生的動力和光明之源。缺乏生命情感則意味著對生活的麻木，對生命意義的無望，對他人生命價值的漠視，以及由此而生的生命狀態的貧乏乃至沉淪。生命情感是溝通認知與行為，提升生活品位，建構豐富人生的基礎與橋梁。德育關注人，關注個體，即意味著關注個體作為生命體的存在，關注其外顯的活生生的生命展示，也關注其內隱、活潑、豐富的生命情感。德育對個體生命情感的關注，并不意味著對生命情懷的簡單或粗暴的干預，而是一種陶冶，一種于無聲化有聲的良好人文環境的熏陶涵化。

2．對終極信仰的關懷

當前，一些青少年常稱自己什么都不信，是個無信仰的自由人。實際上沒有任何信仰的人是不存在的。這些號稱什么都不信的人，常常是放棄精神上的信仰和追求，把某種有限的物質神圣化，并以此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青少年中的這種傾向，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和擔憂。一些學者曾就此鄭重地指出，“現在搞市場經濟，面臨著過度的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吞沒理想主義和真誠信仰的危機，最迫切的問題，不是信仰什么，而是有沒有信仰。最可怕的是沒有任何信仰而只信仰金錢，法律和道德將因此而受到沖擊。”無信仰，就無法找到生活的終極目標，感覺不到幸福，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和價值所在；無信仰，就無所懼；無所懼，就無法在心中形成時時約束自己的道德律令。這樣，侵害他人生命，毀掉自我生命的事情發生也就不足為怪。因此，人必須有信仰，信仰應該是高遠的，指向終極的目標。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這就是說，只有為人民造福，使同時代的人更美好，為社會做出貢獻，有較高的社會價值，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有較高的自我價值。而信仰所謂“現實”利益，過度關注自我價值的人，則會終生糾纏在“小我”的得失、悲歡中不能自拔。所以德育工作者應引導個體超越現實的物欲滿足，超越生命自身的有限時空，追求精神的提升，從而得到人生幸福和存在的意義。

3．對社會責任感的關懷

美國學者柏忠言在其著作《西方社會病》中，把自殺看成一種“社會病”。在他眼里，自殺既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結果，也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典型表現。社會責任感表現為不畏艱辛地承擔生活中應當承擔的責任，多為他人和社會著想，勇于自我犧牲，不是一心追求個人的享樂。在柏忠言看來，這正是現代西方自我毀滅者最缺乏的。在德國奧斯維新集中營歷經磨難的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多克·弗蘭克在其名著《活出意義來》中寫到：“一個人不能去尋找抽象的人生意義，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職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體地去實現的。他的生命無法重復，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也只有他具有特殊的機遇去完成其獨特的天賦使命。”“一個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無可替代，自然容易盡最大心力為自己的存在負起最大責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責任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個殷盼他早歸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無法拋棄生命。”面對越來越多的自殺現象，德育工作者現在必須努力做的是啟迪青年人的社會責任感，使他們能自覺以“人類一分子”或“社會公民”或“父母之子”的姿態反觀自己的生命，努力地生活，克服因人生短暫和社會變化無常而滋生的虛

無之感。

4．對苦難與死亡意義的關懷

個體的生命體驗不僅有愉悅、幸福的人生體驗，還有生活中的重要喪失、重大挫折、苦難、逆境甚至死亡的威脅。這些負性體驗并不都是有害的，只有在面對苦難和死亡，體驗生

活的失意中才能更好地體會到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逆轉，進而敬畏生命。心理學家弗蘭克認為“對于人生的絕大多數時光而言，生命是平淡的，這種平淡往往掩蓋了生命意義的真實顯現。因此對于一個一帆風順的人而言，只有當他面臨死亡時，才會從內心深處真正領悟生命對自己的意義。所以啟迪人的經驗或令人發現生命的意義，常常是在生命受到威脅之時，或者是在經歷極不平常的事件之時。”當青年人身處這些痛苦與災難仍然能夠自覺地選擇某種道德及利他的行為時，他便無形中把痛苦與災難轉換成了某種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與災難之中獲得了意義與價值；因其有意義與價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與追求；因其有了這樣的愿望與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為艱難的處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狀態里生存下去，從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嚴。因此，德育工作者應教會學生“向死”而思生，挑戰苦難而獲取歡樂，使人生活得充實而精彩。

第二篇：《人是誰》讀后感

12級中醫學第一小組閱讀作業

《人是誰》讀后小思考哲學里有三大終極問題：我是誰?我從何而來？我要往何方而去？有人說永遠不要問這個問題，因為你永遠都找不到答案。解決第一個問題最通常的辦法就是從起源來解決，這就是第二個問題了，當然也可以從人存在的意義來解決，那這就是第三個問題了。當然解決第二個問題也可以分別從第一或第三個問題出發，同理，第三個問題的解決也是一樣。如此循環往復，不著終尾——這也就是之所以說永遠不要去問三個問題，永遠不要試圖去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原因。然而，解決不了這三個問題是不是等同于不需要去思考這三個問題？任這三個問題存在，不去理會？當然不是，說這三個問題沒有答案，只是沒有標準答案而已，哲學問題的思考結果當然不會像美國的通用標準一樣被每個人所接受，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去思索并試圖接近真理的步伐。

盡管歷來部分人都號稱這三個問題永遠找不到答案，赫舍爾仍以一位存在主義神學倫理學家的身份在本書中給出了他對人的生存及地位的問題的回答。雖然全書很大一部分在講人是誰而非我是誰，但思考上述問題的主體卻是“我”，回答這個問題的也是“我”，所有的答案都是從以“我”來看人，以人來看人，所以回答人是誰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回答我是誰。欲對此命題做出解答，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我是誰”這個問題包含著的兩個方面——作為整體的“人”的概念和作為個體的“我”的概念。

讓我們追溯至宇宙起源那令人感動的一刻。

伴隨著最初宇宙大爆炸時的巨響，地球上出現了原始的生命體。數百億年的生物進化成就了一個生生不息、滿目蔥蘢的星球。在這群生靈中，一支靈長類動物的隊伍從解放雙手到直立行走，再到創造工具，依靠勞動將自己慢慢推向食物鏈頂端，終使自我群體的生命屬性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此看來，靈長目的人類首先是大自然的產物，認識人的存在必然要從大自然出發。人作為依靠大自然的饋贈與庇護巧奪進化先機、繁衍至今的一族動物，無疑保有其獸性——兇狠、好斗、殘忍等獸類本性的表現與其他動物并無不同，溫柔、母性、護子的本能也與其他獸類無異。而人類進化最偉大的成果——人性，正是人類社會區別于動物世界的最重要標志。人是依附于社會而存在的，社會即將個體的人與人之間關系包含在內的眾多聯系。如上所述，當各個人聚攏而組成社會時，獸性陰戾的一面就難免會引發具有毀滅性的爭斗和殘殺，但現實并非如此——人性挽救了這一局面。人性是獸性與社會博弈的產物，獸性的利益點即“人不犯我，我亦犯人”，而社會的形成則至少要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甚至，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對人提出了更高一層的準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所以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斗爭著的人性是矛盾而充滿沖突的。當社會生成的契機來臨時，眾生之中恰恰只有人類在自身漫長的發展史中完成了這一獸性的人性與社會的人性的結合，習得處理人與周圍世界關系（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的技巧，成功實現自身屬性質變 的人類其與動物相區別的標志體現在社會的人性占主導，而這也最終成就了人類社會。

以上只是從人與動物的區別來解釋人的存在，若是從個體的人來解釋人的存在，那就必須要提到自我。人之所以為人，不僅僅是人與非人的萬事萬物區分開來，更在于人與人有顯著的不同，人與人能完全區分開來。人有其獨特性，每一個個體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這不是說僅僅從外形來看，沒有完全長的一樣的兩個人，而是從每個人的思想自由決定了人是獨特的，不可復制的。自我才是“我的存在”的表現，才是“我”——也就是赫舍爾在此書中論述的中心點——“從人本身出發來解釋人的存在。”

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家及哲學家，赫舍爾此書中的眾多論述恰當中肯，深刻精辟，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個強調“與理性主義分離”的存在主義論者，赫舍爾反復提及的“從人自身來解釋人的存在”難免有唯心主義的偏頗。要解釋人的存在問題，必須把人與周圍的世界，即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聯系起來，而關于這一方面，赫舍爾的論調并非經得起推敲。

首先，赫舍爾在人的存在的定義——“認識自我與成為自我”中提及了兩個名詞“思想力”與“內心世界”。作者認為思想力是人區別于非人的重要因素，是思想力使人成為之人，而內心世界則是人真正的位置。此觀點明確肯定了意識活動的重要地位，但卻暴露了唯心主義在物質與意識關系這一哲學基本問題回答上的錯誤傾向。

其次，人的存在是極為復雜的問題。如果僅僅從物質的角度來說，人的存在從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開始，到生命終結的那一秒結束，沒有靈魂也沒有前世來生。此階段中人的存在狀態僅依靠眾多生理指標來體現，但滿足這些指標是否就意味著滿足了所謂人的指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要怎樣來看待實驗室里滿足這些指標的實驗品的存在？人與其他生物的區別究竟是什么？恐怕赫舍爾的答案就難服民心了。另一方面，從精神世界來看，“以內心世界的位置決定人的位置”這一觀點是建立在人對自己的完全的自信上來說的，哲學這一研究人的學科自始至終強調人的獨一無二性，而動物生命活動則被定義為本能，蜘蛛織網，螞蟻搬家，蜜蜂筑巢，無論其成果是多么精巧，其作品是多么驚人，一切都只是本能。歷來哲學對動物本能的定義都指向同一個含義——動物不學而能的行為。動物之間的信息傳遞也單方面地由人類進行的龐雜的實驗研究成果來表達。這些以精神世界來作為區分人與非人的論調都來源于一個觀點：動物是沒有意識的，意識是為人所特有的能使人進行言語交流、有計劃有目的地安排事務的能力。然而人的認識總是無限進步的，以現階段的認識能力無法感知到的動物之間微妙行為這一現實并不等同于動物沒有意識，不會思考。武斷地將動物所做的一切定義為本能，依此而言，人發明火也是本

能？“人的生存是創造，而動物的創造是生存”，戴著這種有色眼鏡得出的觀點又如何經得起考驗？

上述所言物質的角度和內心意識的角度是從一種實存的角度來看待人，而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不可否認的仍有另外一個衡量人的標準存在——精神，此處精神并非指人大腦的思考活動，而是一種品質，一種感染力。正如詩人臧克家在《有的人》里所言：“有的的人死了，卻還活著，有的人活著，卻早已死去。”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不乏已逝之人以精神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人繼往開來，開拓創新的例子。此處的人的存在又該被怎樣定義？或許有人會說，已逝之人失其依附，不能算作是存在。但其一，人的存在不是因為存在而存在，而是為了存在而存在，既然存在的意義還在，為什么定義已逝之人為不存在？其二，人還存在，卻沒有任何思想意識，如行尸走肉般存在，僅僅為了存在而存在，這樣的存在還能被定義為存在嗎？

言辭甚多也僅僅是關于“人能否從自身出發認識人的存在”這個問題的中心語的困惑，不可否認的是此書仍有很多精辟的思考值得借鑒。其一，作者提出“做人像一件必需品一樣是人的存在所固有的”，由此引發出對“做人”這一行為要求的準則探討，并將“不斷把做人從混沌和滅亡中拯救出來”提上哲學社會學科發展的議程，于此體現了赫舍爾作為社會倫理家及社會解放運動先驅的人類使命感；其二，面對著“上帝已死”的爭論，生活在納粹重壓下的作者致力于從人出發來證明上帝的存在，拋棄舊神學從自然出發來證明上帝的存在這一原則的赫舍爾以對神性的崇奉，強化了人性的重要。并在奧斯威辛事件和廣島事件之后，提出了“哲學不僅應該在學術報告廳里，而且應該在看到死亡集中營的囚徒時，在看到原子彈爆炸的蘑菇云時，考慮到人的問題”這一觀點。時至今日，赫舍爾的形象仍然閃爍著人性的光芒。

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說“人不是一塊白板，人和其它對象不一樣，渴望了解自身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人是一個難題”，而若想成就人，這些關于人的問題的思考是必要且有極大意義的。

我亦堅信，“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礎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注釋：

小組成員：劉蒙蒙 董陳穎 唐夢杰 楊海龍 趙赫 羅慧 莊恒純 史鳴飛 李豪君蔣文君

第三篇：我是誰讀后感

讀《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有感

看了劉云山同志關于“三誰”的文章、教育片《開天辟地》和《焦裕祿》后，我感觸良多，讓我想起了父親，作為為建立新中國貢獻了一生的老父親，想起他在我上學時的叮嚀：“新中國的誕生是許多我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民群眾付出了生命換來的，你要好好讀書，建設國家，回報人民”；想起他在我走入工作崗位的囑咐:“你是一名老師，你要對得起這個稱號，真正教育出能夠成為國家；想起他在我走上領導崗位的教導：“如今你也走上領導崗位了，別忘了是誰成就了你，別忘了你是誰”如今他在99歲高齡還要求我寫字要橫平豎直，做人要堂堂正正。一切的一切都仿佛是昨天，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時，我真切的感受到對我是一次心靈的洗滌。我是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忘公仆之心。有人把我們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比喻成舟和水，有人比喻成魚和水，這些比喻都很好，風平浪靜舟好行，惡浪滔天船也覆，沒有水的魚只能是滅亡。我們黨與人民群眾有長期的同甘共苦、患難與共的傳統，也正是這造就了我們黨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績。但在現今紛繁蕪雜的社會里，有些黨員，有些領 導干部迷失了自己，忘了“我是誰”他們不再接地氣，不再聽呼聲，不在意人民群眾需要什么取而代之的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站在頂端看到了更“美的風景，卻忘了腳下沒有了群眾基礎的他們，已經站在了萬丈深淵之上，粉身碎骨在所難免。

為了誰——任何一個政黨都有自己的方向目標和價值追求，為誰立命、為誰謀利始終是一個根本性、方向性問題。只有真正領悟了群眾立場的真諦，才會自覺自愿、發自內心地服務群眾。因為沒去踏踏實實地為群眾做事，出現了怕面對群眾的現象，如果我們把群眾的事做了，做好了，我們完全有信心把“怕”字換成“敢”字，就能找準前進的目標方向。我們如果更多地把“相信自己”換成“相信群眾”也許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的是更廣闊的天地。

依靠誰——得民心者得天下。1921年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建立新中國，從50多名黨員到446.6萬黨員，用“小米加步槍”和人民的“獨輪車”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和800萬國民黨軍隊，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眾。古語有云：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昨天我們黨依靠人民群眾打下了江山，今天我們還是得依靠群眾，處處為群眾著想才能守好我們的江山，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是我們黨永葆活力的力量源泉，寫到這里讓我想起了趙本山的小品《三鞭子》里有一段話，這條路不修是車陷在里面，能抬出來，這人心 要是陷在里面……，是啊，沒有了群眾，我們什么也不是，我們有的干部現在是隔離了群眾，等到群眾隔離了我們，我們的黨還有明天嗎？

總之，我是誰，我是一名共產黨員，是人民群眾的兒子，是一名基層領導，為了誰，我的服務對象是廣大百姓，是為了我的全體員工，依靠誰，我的成績取得，依靠上級組織，依靠我的員工兄弟，三誰的學習剛剛開始，學習還在繼續，我想在局黨委領導下，在全體人員的支持下，在自身的不斷努力下，明確目標，找準定位，一定能夠更好的勝任自己的崗位，更好的為黨的事業的發展出新力，立新功。

第四篇：別問我是誰讀后感

《別問我是誰》讀后感

對希望的信仰是不滅的光火，在華沙的街頭或許善良就是偷面包的賊，我多希望你們就是一顆顆乳草，那樣快樂將會伴隨你們永遠…….——題記

他被叫做小猶太、小吉普賽、斯多普?西夫（Stop！Thief！）、米薩、杰克……他沒有父母、沒有過去，對自己一無所知。

他住在二戰時期的華沙街頭，衣衫襤褸，眼眸清亮。他以為人們的奔跑是在比賽，納粹的行軍神奇又威武；炸彈是他眼中的泡菜罐，機關槍像螳螂。他在恐怖中怡然游戲，在眼淚中尋找歡笑。

他幫弱小者找尋食物，安慰哭泣的兒童。他相信并想念面包、橘子、母親、天使，在饑寒中安然入夢。

他遇見了猶太小女孩甄妮娜，與她成為了最好的朋友。他們一起嬉戲，吵鬧，幻想。盡管生活越來越艱難，街上越來越肅穆，他依然相信總有一天幸福會重回，所有人都能開懷地笑。

當火車把身邊那些善良而卑微的人們一個個帶走，當有人勸他一直跑不回頭，當甄妮娜最終消失在暗黑的人潮中，當他漂泊過漫長的旅途，經掠無數人間冷暖，他才終于明白，原來火車駛向的，并不是甜蜜的糖果山，而最安全的事，就是做個無名的人而已

杰里·史賓尼利的《別問我是誰》，一本暢銷全世界的關于二戰期間華沙街頭猶太人隔離區的場景。作者以樂筆寫哀情，感人至深的通過一個小賊描繪出納碎軍隊對猶太人做出的罪行與殺戮…….讀完之后有一種深深的哀傷與失落感，

第五篇：《我是誰》讀后感

《我是誰》讀后感

《我是誰》是反思文學中的一部短篇小說，反思文學是對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歷史事實進行思考，從而在意識形態、國民性等方面挖掘現實問題的根源，同時，在歷史和自然的大的環境背景中展開對“人”的價值的思索的一種文學流派。可以說，“反思文學”是“傷痕文學”的深化，“反思文學”的創作，主要焦點在于對“人”的反思上。

作家宗璞采用“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創作這部小說。小說中的意識流是指小說敘事過程對于人物持續流動的意識過程的模仿，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識活動為結構中心，圍繞人物表面看來似乎是隨機產生，且邏輯松散的意識中心，將人物的觀察、回憶、聯想的全部場景與人物的感覺、思想、情緒、愿望等，交織疊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樣”準確地描摹人物的意識流動過程。《我是誰》就是以一名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韋彌由自己的住宅經過小山、假山，最后走到池沼自殺這個過程中的心理活動及其思想歷程構成的作品。

“韋彌推開廚房門，忽然發出一聲撕裂人心的尖叫。” “夕陽一片血紅，照得天地都是血污的顏色。樓旁的柵欄參差不齊，投在墻上的黑影象是一個個浸染著鮮血的手印”，這里一連用了三處“血紅”“血污”“鮮血”，令人想到了死亡，驚恐而絕望。作品的開篇就營造了一種緊張恐怖的氛圍，讓讀者不禁猜測韋彌是誰？她為何要發出“撕裂人心的尖叫”？為什么到處都是血紅？到底發生了什么？接下來 “一半頭發”“牛鬼蛇神”之類的詞點醒了我，一個個疑惑終于解開，原來是文革！

文章中韋彌——一個專心研究生物的女性知識分子，和丈夫孟文起冒著在戰爭中粉身碎骨的危險，帶著建設祖國的無限神圣感從國外奔赴祖國懷抱。她是來投奔共產黨、投奔人民的！她是在飛向祖國、飛向革命！她情愿跳進革命的熔爐，把自己煉成干將、莫邪那樣兩口斬金切玉的寶劍，以披斬科學道路上的荊棘，因為劍是獻給祖**親的。可是時代政治風云變幻不定，突如其來的文革——一場波及甚廣的政治運動來臨了。知識分子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各種質疑，赤裸裸的斗爭讓人們撕下了溫情的面紗，不顧一切的揭發批斗讓人膽戰心驚。當韋彌跌倒在地上，一個人“上前去俯身問道：‘怎么了？’一面關心地扶起她的頭。他吃驚地叫了：‘韋彌！’便連忙把她輕輕放回原處。”人與人之間本是充滿溫情的，見到有人跌到了立刻俯身扶起，而這個人認出她是被批斗的韋彌后連忙放回原處了，唯恐躲之不及，生怕與她沾上半點關聯。宗璞的另一篇小說《蝸居》中寫道“每人都像戴了一個假面具，除了翕張的嘴唇，別處的肌肉不會動一動，我進去了，也如同我不存在，沒有一個人抬動一下眼皮。”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盡收眼底。

韋彌夫婦在路人的紛紛側目之下，在血淋淋的咒罵聲中，不僅遭受著所謂革命者們的批斗，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也要在自己的手中付之一炬。他們把這些成果視為他們的“兒女”，本想通過它們建設祖國，不料反被祖國所拋棄，視為敵人。在這種無情的大環境中，丈夫孟文起“在死亡里看見了希望”，既然活著要受人們的唾罵，白白遭著“牛鬼蛇神”“大毒草”的罪名，甚至即將失去死的自由，此刻“只有死，現在還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趁還沒有喪失死的自由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韋彌遭受著丈夫自殺身亡的強烈刺激和被誣陷為特務的心靈損傷，她的精神受到刺激，陷入迷失自我的狀態。韋彌不停地自問著“我是誰？”她陷入了尋找自己獨立人格的深淵。這個似乎不需要回答的問題，在那個顛倒錯亂的歲月，卻成了最模糊和最沒有答案的難題。韋彌愛國，卻被打成“特務”；她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卻被斥為毒害青年的“毒蟲”；她是人，卻被剃著陰陽頭，像蟲一樣任人恣意侮辱和踐踏。政治斗爭改變著人們，人性一點點的喪失。韋彌并非一開始就是瘋癲的，因為她承受著不為“人民”所接受的困苦。靳凡的《公開的情書》就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我是一個人，我應該有個人的尊嚴。”在文革中，所謂的“被革命者”并無尊嚴可言，在那些人眼中，他們幾乎不為人。他們打著革命的旗號批斗那些真正擁護革命的知識青年，使他們懷疑自己：我是誰？我是好人還是壞人？是人還是毒蟲？這也是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痛苦困惑的問題。顯現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壓迫下知識分子喪失自我的悲哀，尋找自我的失敗以及人與自我關系的異化和扭曲。

“‘我現在是條大毒蟲！’韋彌覺得知道自己是誰了。這是六十年代末期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地位，沒有比呆在自己應有的地位上更使人平靜的了。韋彌看見，四面八方，爬來了不少蟲子。它們大都傷痕累累，血跡斑斑，卻一本正經地爬著。但是一種十分痛苦的、屈辱的氣氛籠罩著這蠕動的一大堆。它只能囁喘著，發出‘咝咝’的聲音，這聲音韋彌可以懂，它說的是：‘我——是——誰？’”韋彌在文革的壓迫下迷失了自我，她開始產生一種幻覺：自己在許許多多的大毒蟲中間長大，自己就是一條大毒蟲。失落的形象和現在的狀態構成鮮明的反差，更加深了韋彌“我是誰”問題的詢問。

韋彌在極度痛苦中，看到了迷途的孤雁“天空中忽然響起一陣哀叫，幾只大雁在完全黑下來的天空中飛著。他們迷了路，不知道應該飛向何方。韋彌一下子跳了起來，向前奔跑。她伸出兩臂，想去捕捉那迷途的、飄零的鴻雁。她覺得自己也是一只迷途的孤雁，在黑暗的天空中哭泣。”。“大雁”在中國古代詩歌意象中是十分常見的。大雁總是結隊遷徙，在途中經常會由于受到獵人射擊等原因而掉隊，成為孤雁。在中國文人筆下，“孤雁”的意象很多，往往用“孤雁”“孤鴻”“斷鴻”來喻人，表達作者或孤獨、或孤高、或受盡迫害等情感。在韋彌心中祖**親就是雁群，她的腦海中忽然浮現出解放初的畫面：她和丈夫從國外飛回祖國的懷抱，她覺得那時“自己飛翔在雁群中”。韋彌的意識里，是將自己和母親一樣的祖國聯系在一起的，他們的安然在于能夠為祖國貢獻力量。韋彌如今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誰，皆因母親消失了，自己才無所認同，無所歸依。

后來“許多只飛雁集合在一起了，要離開這被玷污了的、浸染著鮮血和恥辱的土地。韋彌用盡力鉆追趕，但它們把她也遺棄了。”韋彌如失群的孤雁般尋找同伴，尋找歸宿，她拼命奔跑，天空中的飛雁合群了，可她還是被時代被社會拋棄了，依然是孤身一人。“忽然間，黑色的天空上出現了一個明亮的‘人’字。人，是由集體排組成的，正在慢慢地飛向遠方。”迷途的大雁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并組合出了“人”，而真正的人呢？韋彌何時才能找到自己的同伴，能否被同伴所接納？韋彌雖是人，可她不能得到人的自由和尊嚴，她生與死的自由都被人無情地剝奪了，在喪失了人該有的一切之后，她迷失了自己，已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誰。在苦苦追尋中，韋彌終于找到了滿意的答案——我是人。正當她找回自我的時候，“不少的骷髏、蛇蝎、蟲豸正在挖它、推它、咬它！它們想拆散、推翻這‘人’字，再在人的光輝上踐踏、爬行——。” 雖然“人”字飽受骷髏、蛇蝎、蟲的惡劣摧殘，但它依舊不屈不撓地“慢慢地飛向遠方”。這象征著重生和光明的“人”字，使韋彌重拾了破碎不堪的信心。韋彌要苦苦追尋的就是“我是人”這個普普通通的答案，由此，韋彌在漸欲迷失自我的沼澤地中又回歸了自我，回歸了人性。雖然她在還沒真正享有作為人的自由和尊嚴時，就用死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她找到了自己。她沒有絲毫怨言，而是充滿了“覺醒和自信”地喊出了自己的聲音。

“她很快地向前沖進了湖水，投身到她和文起所終生執著的親愛的祖國——母親的懷抱，那并不澄清的秋水起了一圈圈泡沫漣漪，她那凄厲的、又充滿了覺醒和信心的聲音在漩渦中淹沒了”韋彌為著人的信仰在死中得到了心靈的解脫和靈魂的升華，她生時不能被當時社會當時人民所認可，不能投身于祖**親的懷抱，死后她找到了“人”所應有的人格與尊重，她只有死才能無愧于心，無愧于親愛的祖**親。在短暫的漣漪之后“剩下的是一片黑暗和沉寂。”，單個人的聲音太薄弱了，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震驚這個布滿黑暗死寂的吃人的社會。也許在當時，她的死輕于鴻毛，悄無聲息，一顆星的隕落不足以照亮整個布滿黑暗的夜空。但黑夜總會過去，春天終會到來：

“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總還會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說，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會有真正的春天。”作者堅信，文革這個黑暗的時代終會過去，人們終將重拾自我，人間也會充滿信任與溫情。這是宗璞的信念，同樣也使我們每個人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