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謝暉：經驗事實與制度理性

謝暉：經驗事實與制度理性（安排）

按：這是4月30號我在四川廣安舉辦的“新時期調解創新與理論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前兩天貼出的兩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之間，也有某種“意義疊合與銜接”，事先沒錄音，僅通過記憶整理并發表在此。期待諸位的理性批評。

謝謝主席！感謝廣安市委政法委和廣安市司法局以及徐昕教授的邀請！

首先在這里向大家表示歉意！本來會議安排我在上節發言的，但來到圣人的家鄉，不看看圣人小時的居處，感到有些遺憾，所以臨時做了調整，改到這個單元發言，破壞了事先安排好的發言秩序，所以，向各位道歉！

通過上午的會議，我覺得事先準備要講的這個題目，和今天的會議主題有些差距，不如結合我今天思考的一些問題，連同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一起，和大家交流一下。這個題目就是“經驗事實與制度理性（安排）”。我講如下幾個問題：

一是經驗事實與制度理性的關系。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二十年來，我國進入一個到處有試驗、從而也到處有經驗的國度。各種各樣的經濟經驗、行政經驗和司法經驗，經常充斥新聞、報端，幾乎是縣縣有經驗、甚至鄉鄉有經驗。這種特別關注經驗的現象，又構成了近二十年、甚至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它和“摸著石頭過河”、“不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這種經驗理性的倡導有很大關聯。即使在人民調解領域，也照樣產生了一系列經驗。除了今天令我頗有收獲的廣安經驗之外，我還記得在山東工作時，該省司法廳曾推出過著名的凌縣調解經驗。我甚至曾經跟蹤觀察過這一經驗。這種經驗事實的不斷創生，對我國的各項改革事業而言自然受益非淺，但如果一個國家總是滿足于這種經驗事實，而不想方設法把這種經驗事實上升為制度理性和安排，就不足以表現人的反思性、能動性和主體性。對經驗事實的制度提升，我想，這和早上於興中教授所講的對它的學理提升一樣重要，并且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同樣的思維過程。

具體到廣安經驗，既然這一經驗在實踐中具有如此好的效用，那么，就需要把它從經驗事實轉化為制度理性和安排。在目前我國的制度上，像廣安這樣的城市是沒有地方立法權的，這不同于聯邦制國家和地方自治權很大的一些單一制國家，所以，要將廣安經驗這類比較成熟的經驗事實上升到制度理性和安排，就需要要么走國家立法的路子，顯然，這種情形很不容易，畢竟國家立法的啟動是一件復雜且耗時的作業。要么是在四川省內立法，我想，這顯然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問題。正像早上徐昕教授所建議的，我也建議在座的四川省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們，在四川地方立法中能充分考慮把包括廣安經驗在內的一些成熟經驗，表達為一省范圍內的制度理性和制度安排。

與此相關我還想講第二點，那就是行政擴權與行政受制的關系問題。人民調解，本來是公民面對糾紛，所自愿選擇的糾紛解決之路。但是，現在，各個地方政府、特別是地方司法行政當局紛紛介入了相關的調解，特別是組織相關的調解機構，健全相關的調解措施。換言之，如果沒有地方行政當局、特別是司法行政機關的參與，自治的人民調解就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關注。這使得以大調解名義出現的人民調解，有了濃重的官方色彩。這種情形，我曾經指導過的一位學生桑本謙在研究山東“凌縣經驗”的時候，曾把它概括為“官方主持下的調解”，發表在我主持的《民間法》上。我覺得，廣安經驗的很多內容也有這一特點。

那么，為什么行政機關熱衷于參與這樣的活動，除了行政本來的要求之外，我們應不應當從利益視角關注這一問題，即當行政機關積極地參與這種活動時，兩造的收益是什么？行政機關的收益是什么？國家的收益是什么？如果不進行這種利益視角的比較和考量，或許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就是淺層的。我在山東工作期間，當地司法行政當局曾積極推出過多個很有影響的經驗，我也曾坦率地問過當時當地的司法行政官員：在這些倡導背后，有沒有司法行政機關刻意擴權的意圖？大家知道，我國司法行政機關的地位、職能是比較尷尬的，除了法制宣傳、律師管理以及獄政管理（而獄政管理還設有專門的監獄管理局）之外，它的其他職能，和其他行政機關相比較，少得可憐。所以，司法行政機關通過總結各種經驗，進行行政擴權，也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國恰恰是一個行政權力已經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國度。歷史上，中國的直接行政管理只到達縣這一級，縣以下則是相對自治的；而自從民國以來，這一統治的手臂伸向鄉這一級，如今，甚至連一個行政村負責人的產生，也往往不是村民自治的結果。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經驗，甚至連村民家中如何疊被子、如何建馬桶，也由官方出來指導、甚至強制命令，還美其名曰建設“新農村”、評比“文明戶”。某地司法局推出的所謂“依法治家”（后來因某領袖提出“法治德治結合論”，又順時應命，改為“德法雙治、文明理家”）的經驗，就典型地表明了行政權過分擴張的這種事實。如果行政權的擴張沒有法律的明確限制，那么，看似“為民”的許多舉措，反而只能促成一種“積極權利”和“積極自由”觀念，而無法推動那種“消極權利”和“消極自由”的發展。我以為，這對公民社會和法治國家的建立而言，反倒是一種明顯的威脅。

我想講的第三點是領導指示與規范根據的關系問題。今天在聽廣安的朋友們介紹時，多次談到廣安經驗得到了很多領導的肯定與關心。也就是說，在我們中國，不少經驗事實，乃是在領導的關懷和指導下生長而成的，從而對相關舉措的規范根據、法律依賴關注很不夠。大家知道，這必然會存在一些風險，引申一下古人的話，就是“人在政舉、人去政息”。記得山東陵縣經驗當年曾很得當時司法部長的賞識。高昌禮部長當時就題詞說：“依法調解之路通天下”。但沒想到，沒過多久，他就在政壇“出事”了，因此，他所推崇的陵縣經驗，據我所知，盡管當地還在做，但作為一種風靡全國的經驗，也因為部長的“出事”而煙消云散了。這不正說明我國諸多的經驗事實上升不到制度理性的高度時，所存在的嚴重風險嗎？

這一關系，其實仍然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經驗事實和制度理性及制度安排間的關系問題。大家知道，商鞅變法時期，因為其扎實的制度規定給秦國確實帶來了實惠和實效，所以，盡管商鞅后來遭遇車裂的大刑，但他所導演的制度成果推出了一個虎視天下、君臨四海的政治王朝，并且從此之后，“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至今我們在某些方面還享受著秦朝的制度成果，如“縣制”在名稱上的保留就是典型。而今天，正如早上我在主持時針對一位發言者的發言是所強調的，自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在“制度技術”的精度上，既趕不上近代以來的西方人，也遠遠不及中國古代人。因為我們奉行的不是制度治國。這就導致在社會秩序運作的很多方面，我們都把領導人的感覺、指示、支持等

3放在第一位，而把相關經驗的規范依據、制度依賴放在其次，從而一種經驗事實，來時轟轟烈烈，去時無影無蹤。這進一步提示我們在經驗事實基礎上，關注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在領導支持的背景下，尋求相關經驗的規范根據，或者及時把這種經驗轉化為制度理性的重要性。

當然，我國各地方對經驗事實的制度轉化，因為地方自治的幾乎不存，如果一例經驗得不到有立法權的“上面的”重視，就只能停留在經驗階段。對這個問題，我前些年在“地方自治與法治”這樣的講題中做過專門、系統的論述。但要徹底解決這一問題，卻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期待一蹴而就，可能心急吃不了熱包子。

我講的第四個問題是人民調解與法治理念。在早上一些領導和學者的發言中，把調解和法治對立起來，強調只有付諸司法訴訟，才是合乎法治的；而沒有付諸司法訴訟，由兩造自主解決糾紛，或者兩造自主選擇第三人解決糾紛，是不符合法治的，盡管是很有效的。聽到這樣的發言，坦率說，我很納悶，我也和相關發言者茶歇期間做了交流。這顯然是我們長期以來把權利這一概念自覺不自覺地放逐于法治之外的結果。在法治世界，權利是法治的必然構成性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構成性要素。司法作為法治秩序紊亂時的矯正機制，盡管很重要，但在法治構成中，必須依賴權利的路徑而展開。既然權利是法治的最重要的構成性要素，就必須要強調主體對權利的自我處分。在遇到糾紛時，兩造究竟選擇訴訟，還是選擇調解，這完全是他們權利的范疇，是公民對權利的行使方式，自然也是法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德沃金強調要認真對待權利，我們可以引申一下他的看法，在法治建設中，不認真對待公民對權利的自由處分，而只關注公權如何推進法治，其實仍然崇尚的是“壓制性法”，而不是“自治性法”，更不是“回應性法”。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兩造選擇調解解決糾紛，其最終效力如何？如果兩造先前接受了調解，過些時日又反悔怎么辦？推廣“大調解”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在時間上、費用上節約成本，但如果經過費時耗工所做的調解，最后兩造又反悔了，導致竹籃子打水一場空，糾紛又要從訴訟重新做起，反倒會耗時費工、弄巧成拙。這也進一步說明對經驗事實做制度化安排的重要性，也說明對調解問題做進一步制度處理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總之，這次研討會讓我不僅增加了對廣安經驗的了解，而且啟發了我思考更多的問題。樊坤老師發言時曾提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問題，我想，能否在這兩個制度之間再分出一種制度類型來？那就是把官方的非正式經驗作為第三種制度對待？很多年前就思考過這一問題，今天再提出來，供大家思考。再次感謝廣安市委政法委、廣安市司法局和徐昕教授。我的發言就到這里。謝謝！

第二篇：軟件產品事實經驗

軟件產品實施經驗匯編

前言：為了沒有忘卻的記憶

筆者曾經負責過所在公司軟件產品的實施，并帶領技術支持小分隊對重點客戶開展現場實施工作，遇到過很多阻力和挫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文是對以前實踐進行的抽取總結和反思，也作為一種沒有忘卻的記憶。

本來的構架按以下主題展開：軟件實施的總體介紹---對實施人員應有的要求—實施中遇到的問題，策略和經驗交流---成功實施的原則。

一、軟件產品實施概述

對于一個管理類的軟件產品，要實現的替代部分人工管理，為管理工作提供輔助。其最終目的是什么？按照有些著名軟件商的說法，東軟的旗號是“創造客戶價值”，金蝶的旗號是“幫助用戶成功”。也就是說，軟件的實施要幫助用戶解決一些問題，提高管理水平，強化工作質量，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工作成本，等等，最終是要給客戶代理直接或者間接的效益。

一個軟件產品的成功離不開成功的實施，什么才識成功的實施呢？筆者認為是要讓用戶真正使用起來。只不過，管理軟件要嫩能夠真正使用起來，其實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對于實施不成功的情況，雖然一時沒有統計數字，但我們都相信這是經常發生的，而且比例很高。

一般認為，軟件實施包含安裝調試、用戶培訓、初始化、試運行支持等，也可以包含更多的服務內容，實施的目標和過程一般是在用戶協商后確定，實施過程也應得到用戶方的有效支持。

二、關于合格的實施人員

軟件事實，其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小可算是一項挑戰，很需要“明知山有虎，偏望虎山行”的信心和勇氣。有些實施人員，帶著一種幸心理而去，然后灰溜溜返回，即使沒有成功，只要寫出一個報告就可交差。對遇到的問努力思考并在現場直接解決問題是最最理想不過的了。遺憾的是，筆者看到過很多實施人員變得越來越圓滑，他找到幾個無法繼續實施的理由，然后就可以穩穩的等著回公司匯報了。

對一個軟件公司來說，技術支持或者實施人員不會被視為Senior人員，因此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有些公司甚至沒有對技術服務人員的培訓，還有些公司甚至把新招募的應屆畢業生派往客戶現場。由于沒有全力以赴去開展實施，從而為實施失敗埋下苦果。

筆者認為，對一個合格的實施人員需要滿足下面這些要求： ? 熟悉網絡環境，能進行問題診斷； ? 工作認真細致，能吃苦耐勞；

? 具有項目進度、優先級別、質量觀念和服務意識； ? 熟悉公司軟件產品的方方面面； ? 能理解用戶業務和需求；

? 具有較好的溝通和協調能力，有一定的“情商”。

在以上各項能力中，要理解客戶業務是最難的。俗話說，隔行如隔山。軟件行業的業務其實是相對簡單的，所以很多IT人員缺少其他行業的認知和感受。然而，在另一方面，實施人員接觸客戶的機會也最多，而且可以接觸到客戶各個層次的人員，因此，對于一名合格的實施人員來說，應該有很多機會學習客戶業務工作流程，通過不斷地積累，來取得足夠的客戶業務知識。然后，如果能把客戶實際工作業務和產品功能融合起來，便能展開成功的實施。

本文余下部分將著重討論。但是，作為一個合格的實施人員，如何克服遇到的各種問題，使軟件實施成功。

三、問題和對策

實施過程中會遇到多種問題。不同的軟件產品，不同的實施對象，遇到的問題也不同。筆者把這比做媳婦見公婆。媳婦有俊有丑，公婆有和善有挑剔，如何見也很有彈性。但是，問題雖然很多，也需要一個一個去解決。

最初的問題

對一個失敗的軟件實施來說，最初的問題是這樣釀成的。開始市場人員出馬，把吸引人的東西拼命向客戶灌輸，如果在演示中蹦出一兩個BUG，銷售人員總能沉著地在客戶還沒有反應過來之前化險為夷。銷售人員總是承諾好的功能、性能和質量，引發客戶極大的興趣，一切順利的話，經理很快出馬簽定購買和服務合同。然后，軟件公司派遣實施人員去現場安裝和演示，請注意，此時是產品最脆弱的時候。當實施人員把整套產品拿到客戶面前，終于，丑媳婦要揭開面紗讓公婆看了。這時會發現問題如此之多，一時令人焦頭爛額。

安裝失敗

安裝時可能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例如，服務器和網絡環境比想象中苛刻的多，有些用戶分網段設置IP，導致不同部門間無法正常訪問；有些用戶登錄還受專門的網管程序控制。如果是服務器/客戶機程序，客戶端安裝也會遇到各種問題，例如，空間不夠，和其它應用軟件發生沖突等，甚至和殺毒軟件有沖突。筆者曾經碰到過這樣的問題，在我們軟件安裝后，很多客戶的PKPM工程軟件就不能用了，即使把我們的系統卸載了也不行，后來和PKPM多次交涉后才知道這是PKPM在通信程序方面的一個原有的BUG使然。

為避免安裝的問題，首先實施人員應該具有基本的網絡診斷與分析問題的能力，至少需要對問題作出比較正確的判斷。而對于客戶端無法安裝的問題，可以填寫安裝問題報告。對于機器配置導致的問題，則可以列出清單，提交客戶方負責人，由其進行定奪。

數據無法遷移

客戶原有數據無法遷移，主要是客戶常會有一兩套自己開發的老程序，比如Foxpro程序，或者其他軟件商的程序，例如考勤，OA等。

數據不能兼容其實就是常說的信息孤島，屬于企業應用集成的問題，國內十分普遍。但是消除信息孤島，則超出了實施人員力所能及的范圍。一種可行的對策，記錄客戶的要求，然后讓軟件公司有償提供數據轉換和遷移。

軟件運行速度慢

在客戶網絡繁忙的真實環境下，有時軟件運行的速度令實施人員很尷尬。有時用戶登錄就要花很長時間，造成客戶對軟件的第一印象就是慢，甚至還會蹦出如超時之類的低層錯誤。

對于這種問題，應該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注意客戶的硬件環境；二是需要判斷軟件產品自身存在的問題，例如所用的文件傳輸協議在客戶環境下是否是最佳選擇，數據庫查詢是否太復雜，等等。

這不是“占邊”

軟件實施最大的痛苦也莫過于此。用戶在沒有看到實際產品時，以及寄托了莫大的期望，而到了實際運用該軟件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個軟件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希望越高，失落越大。此時。需要讓用戶理解的是，即使是占邊，也絕非100%完美，除了“占邊”，還是很多別的美酒。

高層問題

企業領導其實沒有耐心來看軟件具體功能的，但他需要聽到或看到很概括的展示，這往往出乎一般實施人員意料之外的，對實施人員來說，常常無法回答領導的某些問題。要讓領導滿意，一般應該在軟件功能上提供決策支持。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有一兩個效果讓他眼睛一亮就已經成功可。

對于這樣的問題，首先實施人員要理解領導的真實意圖，這也是軟件需求的重要來源。軟件的使用對領導來說無非是要加強管理，不使用軟件的時候，他們對很多數據可能無從知道，當員工的工作數據融合到軟件中來了以后，對他們應是很大的幫助。

冷漠的用戶

從安裝開始，部分用戶就可能不配合。在演示會、啟動會或者是培訓會議上，具體使用軟件的人員大多對軟件產生抵制。用戶們會指出和他們業務不同的，軟件不一定能解決的東西，凡此種種，來證明這個軟件無法使用。

在這種情況下，實施人員只有盡力展示軟件的某些功能，告訴他這個功能能幫他做什么，起到什么效果，那個功能又能幫他解決什么問題。

信息主管的問題

對軟件實施的客戶方來說，信息主管承擔著很大的責任和壓力，尤其是有些國企，上一個軟件項目，員工的待遇沒有變化，而工作量卻增大，除了熱情和成就感以外，幾乎沒有別的驅動力。如果軟件實施不成功，有些信息主管會把大部分責任推給軟件公司，或者是公司其他部門的配合不夠。

如果我們能和信息主管進行具體誠實的溝通，就可能因勢利導地避免與轉化矛盾。反之，還沒有接觸直接用戶，出事未捷，就已無法開展下去。

四、成功實施的十項原則

作者在這里列舉了成功實施的十項原則，并按照重要性原則印象了排列，活或許可為項目實施提供一些參考。

1、全面規劃，分步實施，重點突破、效益優先

即使是同類型企業，其管理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和咨詢一樣，在軟件產品實施的開始，應該站在客戶的立場上，對于信息化建設，進行輔助的整體規劃，以避免實施過程中走彎路。

在整體規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對分步實施進行計劃。分步實施的價值在于合理分配投資和人力、物力，當你長跑的時候，如果把每一圈作為一個里程碑，那么心理負擔就會減輕一些，實施工作在這一點上也是類似的。在規劃分步實施的時候，為每一步設置里程碑，這樣可以把問題分解，并且取得更多的成就感。一步一步成功，前一步的成功，能夠及時得到領導的首肯，并鼓舞下一步的實施。重點突破也是軟件實施的要旨之一。每個企業要急需解決的問題是不同的，如果事先了解并考慮到當前客戶的問題，抓住重點首先實施，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大增。

另外，我們知道，管理上出效益是很多領導心中的目標。而幫助企業產生效益，則是很多軟件所追求的目標。通過軟件實施，使用戶順利地使用軟件，由此產生效益，并體現軟件的價值，是軟件實施所追求的目標。

2、工作管理：計劃、記錄、討論和小結

實施人員應該養成這樣的工作習慣，即事先計劃，實施過程中記錄，事后總結。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事先應進行精心的計劃和準備，多方了解對方公司，作好最壞的打算，考慮到實施中最可能發生的風險，設計好實施的優先級別等。在前期與客戶的接觸中，應考慮到對方管理的變化方向，例如了解領導的管理思路和傾向，希望解決的問題，客戶公司內部的阻力，直接使用用戶的素質等，方能因地因人制宜，對癥下藥，取得更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對自己的軟件產品了如指掌，其中包括產品的優勢和薄弱環節等，對于培訓教材，建議要傻瓜化，認真考慮對方的接受程度。

在工作過程中應作好工作記錄，對遇到的問題及時填寫問題報告，和客戶交換的問題、計劃、會議紀要等都應該統一管理。對于實施團隊，首先應該有很好的分工協作，在出現情況的時候還可對實施人員進行及時調整。同時實施團隊內部應該有會議討論，交流溝通遇到的各種問題。

有了整個工作過程的記錄，在實施完成后進行工作總結就很容易了。什么地方比較成功，什么地方做的不夠，原因是什么，今后如何改進和避免，等等。

3、軟件就是服務

現在已經比較流行這樣的說話：軟件就是服務。對此筆者也深有體會。其實，服務是廣義的、不同的服務有不同的效果。

從大的來說，同客戶是長期合作的關系。不能有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想法，要真心誠意的和客戶保存合作，最終提供給客戶完善的服務。

4、客戶關系管理

用戶滿意了，軟件實施的成功也就指日可待。因此實施的目標之一就是要讓用戶滿意。對重點客戶，你不得不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揣摩他們的感受。不同用戶可以不同處理，對于老工程師如何、對年輕人如何，對領導又如何。筆者曾經采用了“苦肉計”。例如有些用戶極不配合，連安裝都無法進行。我們明知如此，還是一次次去訪問，如果對方推說很忙，我們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軟件安裝預約單”。對方如果說，這兩天很忙，過兩天再說，好，我們就記錄下來，2天后再去拜訪，對方如果說不想使用，那么我們找到對方領導要求全面使用的正式文件；如果對方仍然反感，那么我們有“黑名單”，這些名單會反饋給對方項目實施的負責人。另外，如果能搞定對方某個負責人，讓對方對軟件有肯定的評價，這將是非常有利的。其實，在軟件實施過程中，每一個細節之處就會涉及人之間的關系處理。

一般來說，在實施期間總有為數不多的機會可以拜訪客戶的領導，借此機會簡要匯報，聽取意見，適當反映一下遇到的困難等，換來的也許是領導的果斷支持。切記，這樣的機會是不容錯過的。

和客戶方負責人經常溝通是非常必要的，你應該充分聽取客戶的意見。例如每周的工作例會、通報一周來的工作情況，把問題集中起來提出討論，對于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應該及時反饋給軟件公司，同時將軟件公司的意見及時反饋給實施方的公司。用戶有時會對提出過的問題遲遲沒有答復的問題，對用戶來說猶如魚梗在喉一般。必要的時候，還可以組織軟件公司和客戶負責人定期或非定期開會來交換意見，對某些問題進行拍板。將問題及時反饋的另一個好處是，讓軟件公司領導隨時了解情況，如果把問題捂住在自己這里是不明智的，其后果只能自己承擔。

5、沒有“占邊”

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軟件產品？也許已經有很多人說產品很濫，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表現出非常熱愛自己的產品。如果連你都覺得產品不好，用戶自然就會覺得產品非常不好。

一般軟件產品難免存在一些沒有解決好的問題。但是，軟件應該是易學易用的，微軟的軟件無疑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使用簡單背后的原因是微軟為用戶想得很多。但要做到這些，通常是由一個公司的綜合實力決定的。

如果遇到了問，也不必緊張，先對問題進行分類，然后考慮各種解決的策略。例如，有些問題可以放在下一版本再改進；有些是需要軟件公司領導來定奪的。但是不管如何，應該和用戶達成一致的理解，即軟件只是解決客戶一部分的問題，而不可能包治白病。假如“占邊”是完美的酒，那么其實根本就沒有“占邊”。

6、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

為了實施的成功，應該爭取盡可能多的資源?？蛻魹榱俗尞a品上馬，只要是合情合理，他們也原因提供資源。另一方面，對于實施人員，自己的公司始終是堅強后盾。在遇到阻力的時候，可以向公司提出要求，以尋求支持。例如，筆者在實施過程中，發現一些軟件產品的瓶頸，因此建議公司對產品進行及時修改，由于修改后的產品解決了用戶急需的問題，遂使用戶紛紛主動要求使用。

7、讓一部分人先用起來

鄧小平曾經指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加以模仿，改為讓一部分人先用起來。由點到線、由線到面。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如果我們說自己的軟件好，客戶不一定相信，而如果一個客戶說軟件好，其他客戶就會考慮。因此，先用的一部分人就成為實施人員的重點用戶了，對重點用戶進行重點實施，將是最有成效的。

8、三分軟件、七分管理、十二分數據

這是ERP實施的著名原則，其意主要是保護好數據，保證其正確性。這也是實施的重要原則。尤其是在實施開始的時候，首先需要為用戶設計好數據備份和恢復的手段，以防止意外發生。

9、規劃數據采集點

在實施之前，對數據采集點要規劃好，管理數據和數據分析，要建立在盡可能完整的數據基礎上，管理軟件有各種角色，其最高層次自然是領導，領導只看查詢、分析的結果，而這些數據需要在相關部門進行錄入。這些需要及時輸入數據的部門和人員，就是所謂的數據采集點。我曾經試用過一個很成功的方法，用戶雖然已經培訓過，但進展很慢，經了解后決定派一個剛畢業的女孩子幫助客戶錄入，結果僅僅是天就搞定了，這樣客戶都不好意思抱怨了。

10、扶上馬、送一程

這也是真心為客戶著想的做法，用戶經過培訓后了解了一些基本操作，但真正用的時候，肯定還會遇到問題，因此，我們還可以幫助他們做更多的事情。由此，“扶上馬、送一程”展示了我們的服務是高質量的。除此之外，“扶上馬、送一程”的重要意義也在于推動軟件的正式運轉。很多用戶將會不習慣利用軟件來處理工作事務。畢竟改變使用習慣并不容易。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對方的負責人去疏導，另一方面也可以先把問題列出來，一個一個解決，一邊用戶在使用，一邊我們尋找問題并進行改進。根據筆者的經驗，適當及時地處理一部分需求，可以使實施順利進行，而且在和對方交涉的時候能夠展示誠意，達到有理有節。否則會卡在某一個局部無法順暢實施下午。另外，如果是工作流程軟件，我們不斷跟蹤這些流程，為某些接點上的用戶做些處理，流程便順利往下流轉。

如果用戶驗收通過了軟件系統，那既是用戶的成功，也是我們軟件公司的成功。對于實施來說，可以為自己慶祝了。同時，也不要忘記進行總結，軟件實施，總是有得有失、有憂有喜，這和我們的生活是一樣的。最后，我把文中一句話送給所有閱讀此文的實施人員，你可以這么想，也可以這么做，并且做到：去之能戰，戰之能勝！

第三篇：【謠言】用理性與事實合力反擊“案件謠言”

人民網評：用理性與事實合力反擊“案件謠言”

郭云凱

2013年07月02日16:14來源：人民網-觀點頻道手機看新聞

日前，北京警方就李某等5人涉嫌強奸案答問，針對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其他4人有背景”傳言，認為“背景說”并非事實。而之前圍繞李某案出現的“私了”“虛報年齡”“輪流發生性關系”等說法，也被警方確認是烏龍。

“興奮了半天，原來都是謠言打的雞血?！碑斒聦嵏〕鏊妫芯W友如此調侃。近期，像這樣傳播率極高而又最終被揭下畫皮的謠言，還有不少。比如安徽太和縣“孕婦腹中嬰兒被盜”聳人聽聞，結果卻是自導自演的一場鬧劇?！皬V州偽娘coser遭黑人強奸”、“廣州一罪犯獄中遭多名黑人奸殺”等消息也一度傳得熱鬧，也被廣州警方證實是編造出來的。

不久前，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新媒體發展報告（2013）》，以100個微博熱點輿情案例為研究對象，指出“事件中出現謠言的比例超過1/3”。從人們的網絡感受來看，謠言確實是網絡生態中的“常見品種”。最近不斷爆出的“案件謠言”，則是更加刺激想象、追求離奇、沖擊視聽的“升級版”。在真相出場后的一地雞毛中，許多人開始反思，事后看起來破綻百出的事情，為何當初卻深信不疑？昨天還在嘲笑“謠鹽”風潮中排隊搶鹽的老太太，今天自己怎么就著了謠言的道兒？

網絡時代，信息既海量又快捷，帶來了信息消費的快餐化。帖子一發就是一長列，微博一刷就是一大片，古人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在網絡信息的汪洋大海、潮起潮落中，沒有冷靜的分析、理性的判斷、務實的求證，就很可能被一些編織得“有依據”“有道理”“有噱頭”的謠言牽著鼻子走，甚至腦子發熱、情緒失控，當了謠言的“二傳手”和放大器。這樣的案例，已經舉不勝舉。

每一個握著鼠標、敲著鍵盤的人，固然都應對其發布和轉發的信息負有一份責任，保證其真實、客觀，這是遏制謠言的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在紛繁復雜、迅速變幻的網絡世界，普通網民難以對每一條信息都去認真甄別、正確判斷，這個時候，權威渠道和有關部門就要及時站出來，不失語、敢作為，用真實信息對謠言展開迅猛反擊。這一點同樣很關鍵。

心理學研究表明，群體性的心理恐慌和憂慮，往往來源于公眾對可能影響自己生活的突發事件的未知。如果信息不透明，相關部門遲遲不發聲，公眾不能及時從權威渠道得到實情，小道消息就會有大肆傳播的足夠空間，謠言就會滿天飛，人們的心理穩定就很難保持。以往教訓一再表明，因信息不透明而引發的謠言、傳言常常會加劇公眾的恐懼心理，最終對社會秩序產生沖擊和危害。

“真相在與謠言賽跑”，任何謠言都有一個醞釀發酵的過程，越是防微杜漸，下先手棋、打主動仗，就越能阻斷其傳播鏈條，消除其負面效應。此前，面對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謠言，有關部門第一時間發布詳細疫情信息，避免引發社會公眾的恐慌情緒。日前，個別人在網上傳播所謂“新疆各地**”等謠言，公安部門迅速依法處置，安定了人心。這些成功經驗說明，謠言來勢再兇猛，本質上還是只“紙老虎”，只要全社會理性客觀應對，只要事實和法治堅決出擊，就一定能掃除謠言等弊病，讓網絡空間更加文明而清新。

第四篇：個人理性與“制度悖論”

個人理性與“制度悖論”

——對國家興衰的嘗試性探索

張宇燕

如果我們承認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即個人理性），那么究竟為什么人們要去設計并創造出與自身利益不甚吻合、或干脆是背道而馳的制度（即“制度悖論”）？在假定了“制度→人類選擇→經濟結果”之間的唇齒關系之后，這個問題的提法就變成了如下形式：為什么部分民族國家或地區的人們要去選擇、或干脆說是默認了使自己所屬的民族國家或地區長期停滯或趨向衰敗的制度？本文試圖解答的便是這樣一個問題。

一、幾個重要概念

為了嘗試性地回答上面的問題，在此有必要給出幾個有關的重要概念。

1.個人理性

廣義而言，理性指的是一種行為方式，它同在給定條件或約束下最有效地實現預期目標相關。具體講，理性大致有下述三項內容：甲、存在一組可供選擇的備選或替代方案；乙、每一種方案均對應著某種特定的預期凈收益，或滿足程度，或目標實現程度；丙、人們總是選擇那個能夠帶來最大預期凈收益的方案（西蒙，1964）。

2.制度

在我看來，制度無非是那些人們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規范人類選擇行為的習慣和規則。習慣多指文化傳統或風俗、禁忌等等（沃勒，1988）；規則包括各種法律、規定及政策等等。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對具有寬泛內容的制度自有其關注重心，即與保護個人或集體財產權利密切相關的制度（戴姆塞茨，1967）。

3.制度理性（或適宜制度）

所謂制度理性，或適宜制度（張宇燕，1991）指的是這樣一種制度的均衡狀態，其中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既與他（她）的預期凈收益相吻合，又同整個社會的資源有效配置并行不悖；不僅如此，此時已經不存在通過改善或調整現行制度來增進個人福利并節約社會資源的機會了。該制度狀態所對應的經濟結果（如增長率、效率、穩定、公平等）相對于其他各種制度狀態的對應物而言更優，可以被看作為制度理性的另一附加條件。注意，我在此所說的制度或制度安排，是有其現實的“載體”的，即民族國家或地區。

4.“制度悖論”（或“制度非理性”）

對此概念我定義如下：理性的個人本著最大化原則所選擇的制度，通過它對人類選擇行為的決定性影響，其結果卻逐漸地偏離了資源有效配置這一目標，并最終違背了個人追求最大福利的初衷。換言之，“制度悖論”指的是在既定制度約束下的人的最優行為——即個人理性，并未實現制度理性；其結果并未與適宜制度所對應的結果相吻合。

二、制度在國家興盛衰落過程中的作用

按照常規的思路，如果你假定了每個人都是力求使自身利益（這還可以體現在與他人相對差距最大化上面）達到最大，那么指出并且承認“制度悖論”自然也就免不了讓人感到痛苦不堪了。相反，人們在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的最佳行為導致最完美之后果，意即人們在尋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同時實現了適宜制度，在邏輯上、至少在感情上是容易被人接受的。這也恰好是我把分析的重心置于產生“制度悖論”的原因之上的緣故。在我看來，本文開始提出的那個讓人著迷的問題之答案，既簡單又明了：是制度在國家興衰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雖說對此帶有濃厚的制度決定論色彩之答案的詳盡論證超出了本文的范圍，這多少有些遺憾，然而這并不妨礙我們將制度決定論當作一個理論假說或現成結論來看待（諾斯，1990；歐森，1990）。要知道，一旦我們知曉了制度所具有的“雙刃刀”的功能，我們便找到了解開國家興盛衰亡之謎的途徑。具體說，國之興衰或經濟增長快慢的制度解釋，在省略了理論論證過程后可以被精煉化為下列幾點：

（1）當生活于各民族國家或地區的人們在面對各種相去不遠或相去甚遠的挑戰（它們既有來自環境方面的，又有業已存在之制度方面的）時，他們對制度的挑選亦可能有天淵之差；

（2）制度雖然是人們依據行為最大化原則或經濟學原則進行選擇的結果，但這并不能保證人們對制度本身的選擇總是“最佳”的；

（3）制度對人類偏好形成及行為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并且它所具有的這種功能又因制度不同而有著優劣良莠之分，即，適宜制度與非適宜制度（或“制度悖論”）之分；

（4）那些試圖通過設立或創新制度來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類行為，如果同時促成了適宜制度或逼近了它，則國家興旺發達，反之，則出現“制度悖論”，國家衰敗沉淪。

優劣不一之制度所扮演的決定國家興衰的角色，在歷史這個巨大的舞臺上始終是舉足輕重且不可替代的。這一點至少從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反映。中國飽嘗屈辱的歷史到1949年被劃上了句號。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典型的制度創新）則標志著中國的制度現代化進程向更高層次的大踏步邁進。一衰一盛的強烈對比，說明的恰是許多人及我自己所關心的問題。此外，遵循這一思路，我們還可以重新認識一下從根本上改變了西方人生活水平及方式的英國工業革命。盡管工業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一個積累沿進的過程，但我們卻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即人類經濟條件的根本性改變肇始于1780年前后（肯尼迪，1988，第 181頁）。一提起工業革命，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技術上的革新，如 1762年發明的珍妮紡紗機和1787年問世的瓦特蒸汽機，卻總是忽略在其之前或伴隨其中的制度變遷。舉例子說，在1624年英國誕生了她的第一部專利法《獨占法》，并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套鼓勵技術創新、提高私人創新收益率且使之接近社會收益率的系統激勵機制。雖說商業法和商業法庭早在中世紀就已經存在，但其積極作用卻因為任意判決和歧視外國人（這使得人們無法對商業糾紛的裁決進行準確的預測）而大受損害。然而意味深長的是，到了18世紀的中后期，倫敦皇家法院已在保險、匯票、包租船只、銷售合同、合伙協議、專利以及其他商業交易方面積累起了足夠的經驗。英國法院審慎地和公正地對待外國的訴訟當事人，各種商業信用變得更為可靠和可預測，為英國贏得了國際聲譽（羅森堡和小伯澤爾，1989；諾斯，1981）。這一切的關鍵之點，乃是排他性財產權原則使得外部性減弱、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變小。它們在時間上與工業革命相吻合，或略微超前或恰好同步，所證實的正是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決非偶然。

三、對“制度悖論”的嘗試性解釋

具體到本文，“制度悖論”所指的，無異于本章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為什么部分民族國家或地區的人們要選擇某種事后被證明是于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經過細致的、縝密的分析，在我看來是不難做出的。循環積累因果論、在交易（或合作或沖突）的社會中遍存的外部性、與制度非中性密切相關的利益集團之活動、信息不完備性（或不確定性）及與此有關的觀念或意識形態之作用、“初始”外部挑戰的隨機性和多樣化、“合乎理性的無知”、高斯定理及相對福利理論等等，便是問題的基本答案，盡管它們很可能遠不是答案的全部。

1.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及積累效應

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魏特夫，1957）一書中曾給出一種說明：農業灌溉的需要引起了組織活動，組織活動要求有管理集團，當管理集團最后從授權于他們的制度安排或結構中獲得特權并要維護伴隨特權而來的利益時，專制便出現了。這里，初始條件是個水源不足的問題，并且人們看到了通過合作來實現潛在規模效益或比較利益的可能性。人們最大化的行為——合作或組織——至少在“初始”狀態下是于己有益的。但多少有點不幸的是，后來的累積性效果，則超出了眾人的最初想象或良好愿望。為什么會這樣？從混沌學的角度來看原因很簡單：人們根本不可能對遙遠的未來擁有透徹的預見或理解，相反，在他們的眼前卻有著實在的好處。結果，正如我們所見到的，東方的封建專制主義，盡管曾在歷史上行之有效，并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特別是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點上或時期內扼殺了大量個人的創造性，并最終嚴重地并無情地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一言以蔽之，“制度悖論”可能起因于特定初始條件下的人類最佳選擇。

對初始條件的敏感依賴性，雖然含有最初變化或條件的隨機性的意思，但這種隨機性似乎又是在一個決定論系統中產生的。擲幣的結果取決于對初始條件的控制就是一例，盡管做到完美地控制幾乎不可能。制度的起源及創新與之類似，意即人的行為特征原則上是可以被識別、分析和控制的。然而，也許正是由于控制不可能盡善盡美——這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完善或制度有紕漏，制度之未來影響的不可預測性也就產生了。

2.制度非中性與利益集團

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獲得的往往是各異的東西；而那些已經或將要能夠從某種制度安排中獲益的個人或集團，定會竭盡全力地去為之奮斗。這兩句話所展現的，便是有關制度非中性和利益集團理論的精神實質（張宇燕，1990）。個人及其在自愿基礎上結成的集團，為獲取制度收益而“爭權奪利”本無可非議，但是這里的關鍵點在于，那些最終給某些個人帶來好處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使其他人的“經濟”選擇既與其預期目標、又與整個社會福利相脫節。對此，我們可以借助于高斯第二定理說明之，即當存在著相當高的交易成本時，有效的資源配置結果不可能在每種規則下出現（科斯，1960；波林斯基，1983）。具體說，假定工廠主們為了逃避因造成污染可能招至的懲罰而結成利益集團，并且假定他們成功地讓法律站到了他們自己一邊（意即工廠享有空氣污染權，因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必須自己想辦法來避免由污染帶來的衣物損失），那么在交易成本相當高的情況下，居民們的最優選擇就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而言則很可能是有害的。在這種情況下，居民和工廠主都是經濟人，其選擇均為既定條件下的最佳方案，然而

效率損失還是堂而皇之地出現了。促成此類“制度悖論”的“罪魁禍首”者，乃有利于廠家之制度安排也；而此種制度安排，又實為利益集團奮力追求潛在非中性制度收益之行為的必然結局。

這里我打算強調的一點是，利益集團或階級的行動，同意識形態及觀念通常是唇亡齒寒的。不合時宜的、或“居心叵測”的意識形態及觀念很可能會誤導人們對制度的“明智”選擇。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對大眾傳播媒介的壟斷來反復宣傳某種意識形態或觀念，社會中的某一部分人總會或多或少地“操縱”個人偏好的形成過程（加爾布雷斯，1973；諾斯，1984）。

3、相對福利理論與非適宜制度選擇

一旦我們接受了相對而非絕對（福利）理論，那么我們便進入了“另一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追求的不是絕對量而是相對量。此刻，經濟人的所謂“最大化行為”之中的“最大”，僅表示每個人或人群處處希冀與他人之間福利的相對差距達到最大（厲以寧、吳易風、李懿，1984；舍克，1977）。把此種觀念引入制度理論后，首先讓我們聯想到的便是，當人們在對制度進行選擇或就制度安排進行討價還價時，他們力圖借助特定制度所要實現的目標，乃相對福利——即與他人的福利之差——最大。假如某種制度安排給自己帶來的害處（如個人收入的減少）小于給其他人造成的損失（此時的制度收益為負），那么，即使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中的所有人來說“有百害而無一利”，它仍然可能出現并且生存下去。如果說出現制度負收益的情況是鳳毛鱗角，那么，即使是在制度收益大于零（意即中性制度創新之結果）時，我們同樣無法斷言人們所選擇的制度，肯定就是那種能使所有潛在制度收益均獲得實現的適宜制度。究其緣由，我想或許就在于下面這一點：一旦人們意識到中性制度變遷已無法繼續擴大或縮小業已存在的差距，則其變革制度的行動也就失去了動力。概言之，鑒于人們總是力求憑據某種特定制度來最有效地實現其相對最大化的目標，因而人們所選擇的制度從邏輯上講并不一定就是適宜制度。此外，不言而喻的一個事實是，追求相對優勢同利益集團的行動常糾纏在一起。兩者的共同作用還可能會使人們在選擇非適宜制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4.“搭便車”與制度慣性

“搭便車”與外部性密切相關，是指個人的努力同其所得不相稱（或大或?。┑那闆r，結果之一便是有些人不勞而獲，免費搭了別人的車。我們知道，制度作為集體行動的產物，其產生源于它所具有的功能，其中重要的一項是消除或減少外部性，即通過明確的規定（核心是界定財產權利），以使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的成本與收益盡可能一致，從而鼓勵人們的創新精神。但不應忘記，外部性是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的。這恐怕一方面是由于技術上的困難，另一方面，也許更為根本的，恐怕還是因為邏輯上的困難，因為消除外部性的辦法——即制度設立本身，就是外部性產生的一個源泉。用我們熟知的概念講，即制度通常具有非中性。正是由于制度的非中性，繆爾達爾所說的“支持性變動”才會因某些既定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們的努力而產生?？紤]到既得利益者們的人數往往只是整個人口的少數，而大多數受到既定制度的有限損害的社會成員，在促成“抗衡性變動”時所面對的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外部性局面，因而由積累性的支持性變動來推進的制度慣性——即制度這臺“機車”一旦啟動，要讓它停下來就不那么容易了（繆爾達爾，1972）——便名正言順地產生了。

5.“理性的無知”與“集體行動的邏輯”

在這里，我打算借用美國政治學者當斯首創的“理性的無知”（當斯，1957）來

闡述出現“制度悖論”的機制。當人們試圖通過投票來選擇某種制度安排時，如果擁有投票權的人數足夠大以致于每個人都清醒地了解到他（她）的那一票對投票結果不施加絲毫影響，則其是否投票便成了問題。公共選擇經濟學家布坎南對此總結說，在這種情況下，投票者便可能傾向于采取輕浮的舉動：或棄權或不負責任地亂投（布坎南，1986）。也恰是在這個意義上，當斯和布坎南等人才將此類現象概括為所謂的“理性的無知”?？紤]到制度是非中性的，故在社會上總會有一批人不但自己“身體力行”，而且還熱衷于鼓動他人投于己有利之制度安排的票。勸誡、許愿、甚至開空頭支票等現象俯拾皆是，也就順理成章了。利益集團的影子在此再一次顯露出來了。在此種背景下，又有誰敢斷定大眾所選擇的制度不會導致“制度悖論”呢？

制度一旦既定，調整或者改進的重重障礙之一，在于大多數單獨的參與者難以聯合起來，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究其原因，則主要是因為由多方參加的集體行動之結果，往往是一種公共產品。這也就是說，一方面，對它的消費不具有排他性，即所有人（其中包括那些根本就沒有為該公共產品的提供做出貢獻的人）均可以享用之而不會被排除在外，如清潔的空氣或司法服務；另一方面，對它的消費也不具有擁擠性，即對它的消費不會因消費者的增添而受到任何影響，如廣播或電視節目的播出。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當人數相當大時，對任何個人或個別群體而言，除非存在有某種特殊的刺激或激勵，否則隨波逐流似乎便成了他們的唯一選擇。結果，那些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便以某種合理的方式存在下來。群體規模越大，離公共產品的最優提供值就越遠，除非有某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提供“有針對性的刺激”（selective incentives）。前面這句話，就是歐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之精義（歐森，1965）。

由于存在制度的非中性，特別是由于多數個人具有的企圖搭便車的心理，因此在使多數人的利益有限度地受損的情況下仍可能出現某種“制度創新”。這是因為常有這種情況，即社會大眾所分擔的損害很小，其人數太多又使得形成免遭損害之集體行動的成本過高；相反，少數進行“制度創新”的人則收益頗豐。這樣，貌似不合理的制度亦可能通過這種方式產生并得以維持、延續。如果個人受到的損害過大，并且受損人數相當多時，他們改變既定制度的預期收益可能便開始超過其成本了?！敖腋投稹边@個成語相當準確地表達了這個意思。

6.封閉系統與制度僵化

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特定制度出現某種“悖論”完全是可能的。從初始條件角度看，人們信息的不可能完備恐怕是導致“制度悖論”的原因之一，其中循環積累因果過程使人類在信息不完全條件下做出的選擇得以放大。不過，總的來說，封閉環境中的制度較為穩定。我想，至少外部世界的、涉及制度安排的信息沖擊波被阻擋于國門之外，有助于某種“不合理的”制度的穩定。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享受的近三個世紀的“太平之世”的最大原因（吉田茂，1980），或許就在于它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由嚴格的士、農、工、商這一身份等級制度所支撐的國家。與外部世界隔絕所避開的東西，乃適宜制度的相對優勢之參照系。然而，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挑戰的嚴酷性常常使得“制度悖論”變得難以容身和無法容忍了。自1840年以來，滿清王朝推行的各種運動或變法（如“洋務運動”和“戊戍變法”），既是對當時外來的“船堅炮利”的挑戰之被迫應戰，又是了解外國各種制度安排并加以有選擇地模仿的動力。其他各種制度的存在及其所對應的結果，實際上是為特定制度提供了一種相對價格。“師夷人之長以制夷”及明治維新大概都是中、日兩國制度之相對價格改變后在政策上的反應（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的改革與開放政策無愧于偉大創舉之名。）當然，盡管開放系統有助于解決“制度悖論”問題，但它遠非是徹底消除“制度悖論”的充分條件，因為至少外部制度安排的有關信息會受到既定制度的“過濾”（如習慣的影響）。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任何制度創新或“移植”的未來結果，均會由于信息不完備和環境差異而具有程度不同的不確定性。這無疑也是導致制度悖論的基礎原因之一。這里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系統在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雖然可能出現不穩定或動蕩，因為該系統在與其他系統的交往中必然要接受些原來陌生的規則、習慣和觀念，但當其開放程度和時間均達到了一定的量值之后，該系統則會走入一種嶄新的、層次更高的相對穩定狀態。

毫無疑問，上述諸種嘗試性解釋之間是相互作用的，是綜合地發揮其影響力的。只是在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地點，它們的作用才會各有所強、所弱。

第五篇：制度的倫理性

【內容摘要】：羅爾斯的正義論在西方政治哲學領域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他的兩個正義原則構建了全新的符合現代社會的正義理念，為解決一系列棘手的社會現實問題提供了指引。本文的第一部分試圖重新闡述羅爾斯導出正義原則的邏輯推理；第二部分是參照羅爾斯的正義論，對我國現實制度的反思，為我國的當前的社會問題提出筆者不成熟的意見。

關鍵詞：羅爾斯 正義論 公平正義原則 無知之幕

引言

正義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它既是構建合法社會制度的理論基礎,也是構建道德體系的理論基礎。它廣泛滲透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倫理學中,自古至今,歷久常新,成為哲學家、思想家探究的根本問題。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1971年),從公平正義入手,全面系統深刻地論證了自由與公平、個人與國家、機會與結果等廣泛的社會政治問題,力圖為現代西方社會重建“公平正義”的道德基礎。他的學說,對西方政治哲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引發了西方學界對“公共理性”與社會行為、個人權利與社會共同體要求、個人價值與社會正義、社會多元與社會統一、自由與平等、民主與秩序等重大理論問題的廣泛討論,從而形成了當今西方社會政治哲學的大繁榮局面,以致人們將《正義論》的出版視為“羅爾斯時代”或“羅爾斯軸心時代”開始的標志。筆者認為羅爾斯的正義觀，其視野雖然限于一種“國內社會”，但是對于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回顧和探討他關于公平與正義、平等與效率等一系列觀點，并對我國的社會先行制度作出合理的反思，對我國社會的發展將大有裨益。

一、對《正義論》的邏輯清理

1、公平正義原則及優先性

羅爾斯從人都處在“無知的面紗”中的“原初狀態”(類似于“自然狀態”)出發,推出正義的兩條根本原則。第一條原則:“每個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和其他人相當的基本的自由權利?！钡诙l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被調解,使得(1)人們有理由指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并且(2)它們所設置的職務和崗位對所有人開放”。羅爾斯的第一條原則簡稱為自由原則,這一原則保證了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利。羅爾斯認為正義的核心就是平等,在他看來“正義即公平”。具體來說:“公平”是指社會權利、利益的公平分配。羅爾斯把社會成員所承擔的責任、義務和享有的權利統稱為基本利益?？梢?平等地享有自由權利,是羅爾斯正義論的首要原則。第二條原則簡稱為差別原則。它規定了經濟和社會福利領域的不平等權利的適用范圍和條件,要求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應該對處于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最有利。這條原則實質是要求國家應對社會成員的社會經濟差別予以調節,使之最大限度地改善最差者的地位。在這兩條原則中,自由原則是首要原則,差別原則是建立在自由原則基礎上的,從屬于自由原則的。只有在貫徹自由原則的前提下,才能貫徹差別原則,決不能以犧牲前者來滿足后者。

2、對公平正義原則的論證

羅爾斯對上述兩個原則的論證顯得繁瑣和迂回，然而這并不能夠成為我們忽略這部分的原因。羅爾斯所提出的正義論，可能并不是最完美的結論；因為可能有人會提出類似的結論，這些結論可能更加吸引和新穎。然而要像羅爾斯一樣，要證明這些具有相當普遍性的道德常識，尤其是具有理性上的說服力，卻是異常艱難的。因此，我們只是在意羅爾斯的結論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要知道羅爾斯是如何證明的，即這些結論是怎樣得出的。只有這樣做，我覺得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羅爾斯的思想；亦只有這樣，才能夠避免一些錯誤的或無理的批評，因為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的論證體系是非常嚴密的，在邏輯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1）原初狀態的設計。原初狀態相當于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然狀態，它在歷史上并不真實存在，而只是在思維中的一種狀態，這好比牛頓力學第一定律中的理想環境，雖然它難以滿足，然而由它所得出的結論卻對現實有巨大的作用和參考價值。這可能就是社會契約論學家要設定自然狀態，羅爾斯要提出原初狀態的原因。羅爾斯是這樣定義原初狀態的：“它是一種期間所達到的任何契約都是公平的狀態，是一種各方在其中都是作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選擇的結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會力量的相對平衡所決定的狀態。”

a、正義的環境。“正義的環境可以被描述為這樣一種正常條件：在那里，人類的合作是可能和必需的。”羅爾斯認為，人們愿意進行社會合作的理由是社會合作使所有人都能過一種比他們各自努力、單獨生存所能過的生活更好的生活，這是利益一致的方面；然而，人們誰也不會對怎樣分配由他們的合作所產生的較大利益無動于衷，因為他們都在追求自己的目的，總是希望獲得較大的份額，因此產生又利益沖突。這就引出正義原則的必要性：恰當安排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正義的環境就是產生這些必要性的背景條件，即人們在進入社會合作之前所處的是怎么樣的環境。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環境主要有一下的一些主客觀條件。第一，眾多的個人在確定的地理區域內生存，他們的身體何精神能力大致平等，差別不大，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壓倒其他所有人的人，每個人都是易受攻擊的，每個人的計劃都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合力的阻止。第二，在學多領域中都存在一種中等程度的匱乏，自然資源和其他資源并不是非常豐富以至合作的計劃成為多余，同時條件也不是那樣艱難，以至有效的合作也終將失敗。第三，處在正義環境中的各方在知識、思想、判斷方面是有缺點的，即他們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推理記憶和注意力受到限制，判斷容易受到渴望、偏見、私心歪曲。正是這些缺點不但造成了人們有不同的生活計劃，而且在哲學、宗教信仰、政治和社會理論上存在分歧。最后，羅爾斯假設各方對別人的利益不感興趣，即“相互冷淡”（mutually disinterested）。相互冷淡的假定意味著各方一方面不是仁愛和無私的利他主義者，總是去考慮照顧別人的愿望和別人“

好”的觀念；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是追求個人特殊利益的利己主義者。至此，背景的假設基本完成。

b、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原初狀態目的在于建立一種公平的程序，從而使達到的每一個同意的原則都將是正義的，也就是試圖通過程序上的正義，達到實質上的正義?！拔覀儽仨氁阅撤N方法排除使人們陷入爭論的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引導人們利用社會和自然環境以適應他們自己的利益?！保?36）基于此，羅爾斯假定各方都在無知之幕之中。

無知之幕中的各方并非一無所知，而是有所知有所不知。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他的階級出生，也不知道他的天資如何，他的體力智力如何，即不知道自然天賦和社會出身；沒有人知道他的個人價值觀念，甚至他的心理特征；各方不知道這個社會的經濟或政治狀態，或者它能達到的文明和文化。但是他們知道自己正受環境的制約，他們也具有選擇正義原則所必須的一般知識。

無知之幕的假設，使原初狀態擺脫了歷史和現實的性質而成為純粹理性的虛擬，也最終排除了訂約各方的特異性，使他們成為抽象的、一般的的人，排除了一切會影響到原則選擇的來自自然和社會的偶然因素，排除了一切會妨礙人們達到意見一致的沖突因素。這就使契約已完全不是現實的契約，訂立契約的行為變成了對原則的選擇，這種選擇實際上已不是在各方之間進行，而是在一個人的腦子里進行。（參考書141）例如，一個知道自己富裕的人可以視累進稅制為不公，而一個知道自己貧窮的人則視之為公平。但是如果他們對自己的此一無所知，也就是說不知道何種稅制對自己有利，那么他必須代表全部人選擇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原則。

（2）正義原則的選擇。在原初狀態假設完畢之后，羅爾斯便開始導出他的兩個正義原則。在這里，羅爾斯采取有限排除的策略，即將各種對人們有影響的正義觀進行列舉，然后一步步進行篩選。最終的結果就是在原初狀態中的各方，會選擇這兩個正義原則，而非其他。當然，羅爾斯也承認他所進行的這種窮盡的比較是一種不能盡人意的方法，他的論證是在一種較弱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是他覺得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只能退而求次。

a、第一次篩選：選擇對象的表格。羅爾斯認為，那些隨著時代的改變和以時代為存在條件的正義觀要排除在表格之外，因為各方要選擇的是那些在任何環境中都有絕對效力的普遍原則。在這個標準下，羅爾斯對眾多的正義觀進行篩選（當然是有限的）。表格中的正義觀主要有下面四種：（1）處在一種詞典序列中的兩個正義原則；（2）功利原則，包括古典功利原則和平均功利原則；（3）至善原則，這是以亞里士多德外代表德原則；（4）利己主義原則，包括一般利己主義和特殊利己主義。

b、第二次篩選：正義原則的形式限制。在進行第一次篩選之后，為了進行進一步的篩選，羅爾斯概括出正義原則的五個形式限制：(1)正義原則是一般性質的，即要表達一般的性質和聯系，而不涉及具體的人和事；（2）正義原則在應用中也是必須是普遍有效的，即適合于一切場合個人；（3）正義原則還必須是公開的、眾所周知的；（4）正義原則必須排列各種沖突的利益的先后次序，形成一個層次分明的體系；（5）正義原則的最后一個形式限制是終極性的條件，即它們是裁決實踐推理的最后上訴法庭。（參考書145）經過這一步的篩選，將利己主義從表格中剔除，因為利己主義排除了訂立契約的可能。而羅爾斯認為至善原則不是一個正義原則。

c、第三次篩選：導出兩個正義原則的理論及依據。經過兩次篩選之后，表格中剩下的就只有兩個正義原則和功利原則?！墩x論》的目的是為了提出一種更加完善的正義原則，取代傳統的功利原則，在這里，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和功利原則展開了正面的交鋒。羅爾斯認為，在原初狀態下，兩個正義原則比功利原則更加為各方所接受。他的證明如下：

最大最小值規則（maximin rule）是一種用于在條件不確定的情況下進行選擇的規則。而這種不確定的條件主要有三：第一，選擇者不考慮他的選擇可能把他帶入的各種環境的可能性，并且有不予考慮的理由；第二，他主要關心他有把我獲得的最少收益是多少，而不是最大的收益機會；第三，他面臨的選擇對象中有的確實會產生不良的后果。其實這個最大最少規則類似于博弈理論中的完全博弈，即各方都不知道對方相關的信息，因此各方都會采取最理性的方案，而不是孤注一擲。

原初狀態中的各方所處的情況與上述三個條件相符。首先，處于無知之幕中的各方不可能預計他們進入社會中所能獲得的利益和地位；其次，原初狀態的各方免除了冒險精神，他們會審慎選擇他們最有可能得到的起碼利益，而不是冒險以求把握不了的最大利益；最后，功利原則允許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基本自由來滿足大部分人的利益，它總有帶來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各方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對他人表示相互的冷淡，在選擇原則時，他們不知道自己將來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也就難以確定自己是否在被犧牲的小部分人之列，因此，出于對風險的厭惡（hate of risk）他們一定排斥功利主義。故羅爾斯認為，功利主義者一般都表示對人們的自由平等和社會最低值的關懷，但是在基本原則中沒有體現。而兩個正義原則既注重人類社會的一般事實，又將道德理想植入基本原則，因而是更可取的。

二、對現實制度的反思

從羅爾斯的嚴密的理性論證中，一方面，我們更加確信兩個正義原則的可取性。也正如他在正義原則的擇出之時所提出的正義原則受到形式限制，其中一個限制就是終極性。終極性就意味著正義原則是普遍的原則，適合于任何社會之中，不隨社會環境的變遷而變化。所以羅爾斯指出，他的正義原則同時適用在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從羅爾斯的論證中，我們不難看出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是制度前的原則，即它是在具體社會制度選擇之前已經存在，社會制度的選擇必須要遵循兩個原則。因此各方在正義原則達成一致之后，才開始運用正義原則選擇他們要建立的社會的各種制度。也就是說，制度本身具有道德性。不管制度具體如何，它要體現制度前的正義原則，否則是不正義的，應該受到人們指責甚至廢除。而在中國的今天，無論是經濟學家

還是政治學家抑或是法學家都在反復強調中國處在轉型時期，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然而，真正對國家對民族負責的學者是不應將所有的問題的原因都簡單歸結為轉型時期，我們應該對處在這一特殊時期的制度作出適當的檢討。必須要指出的是，轉型時期是一個量的積累的過程，各種制度正在形成或在轉變，中國以后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于當下人們的作為。

1、分配制度的檢討

（1）當代分配的失衡。羅爾斯認為，影響分配的因素有兩方面：一是天賦，一是社會出身。要達到分配的正義，必須要消除這兩個方面的影響。羅爾斯主張人們在社會條件方面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即除了家庭外，其他嚴重的社會限制和不平等也要逐步消除，即社會成員對社會的準入的機會是平等的。他還認為，天賦是不應得的，天賦是社會合作中的集體產物，但是天賦是難以做到增補的，譬如不可能將一個智商是150的削減到100，所以應當遵循差別原則，即在社會經濟利益領域最大限度地促進處境最差者的利益。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政府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發展原則，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官員們只看到前半句，一般會對后半句視而不見。最終的后果就是貧富分化嚴重，社會各階層矛盾激化，地區發展不均，各種各樣的怪現象如貪污腐敗、三農問題等層出不窮。這些問題的出現，折射出我們的分配制度出現了嚴重的偏離了其倫理性。如果說中國在七八十年代忽視了公平的地位，進行了改革多年后的今日中國,“公正”(正義)與效率兼顧的模式日益成為必要而且可能。效率優先，即意味著允許一部分“有效率”的人或地區先富起來，換個角度說，就是要一部分“沒有效率”的人或地區犧牲他們的利益。這在羅爾斯的理論中是允許的，即差別原則；然而允許的前提是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要求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應該對處于社會最不利地位的人最有利。只有這樣才符合正義的原則。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即他沒有為了他人利益而放棄自己利益的義務；他的利益唯一可以被政府犧牲的理由是：為了達到更加正義。而政府必須要從得益者處轉移財富以“補償”他們的損失，這不是得益者對被犧牲者的施舍，而是被犧牲者必須應該得到的。如果說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允許效益優先是一個政治上的策略；但時至今日，在經濟有相當積累的今天，效益和公平并重是必然的；隨著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公平會最終取代效益，這就是羅爾斯所描述的正義。

（2）代際分配的失敗分配除了上述的時間上的橫向分配之外，還有一個時間縱向分配的問題，即羅爾斯所稱的代際公平問題。代際公平是我們現在提倡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道德倫理基礎。“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的需要構成危害。然而我們不難發現“可持續發展”與羅爾斯提出的不符。假設原初狀態下的人們是第一代（事實上他們不知道自己處在哪個世代），他們出于關心下一代人（就如父子關系）的生存，為了滿足下一代的需要，按照某一儲存原則，將各種物質資源、知識、文化、技能等留存給下一代，而下一代人也需要按照這一原則將留給再下一代的人。如此推及下去，每一代都由于上一代而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按照公平原則，他們對下一代的回報也是應該的。但是問題出現了，就是第一代人，他們只有付出，沒有任何得到任何好處，羅爾斯認為，差別原則在這里應該受到儲存原則的限制。因此，代際公平也包括在公平正義原則當中。

在這里，我們不妨反思一下一些現實的命題，雖然這些命題仿佛都是不證自明的。我們國家在80年代初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時隔20多年，這一命題仍然為人們所倡導，這其實與我們國家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相違背的。必須指出的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中的“發展”就是指經濟發展，從這一命題可以推演出各種有趣的命題，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等。中國的發展一直就是按照這樣的思路，所以對于“可持續發展”并不重視，國家大力提倡，也只是近幾年的事。當我們為我們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的度增長歡呼喝彩時，我們確忘記了我們為此而付出的環境成本究竟多大。生活環境的惡化、資源的匱乏、生態失衡，這一系列的損失并沒有考慮進GDp當中。我們常常在新聞評論中聽到，某某發達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持續低迷，甚至有下降的趨勢；而我們國家的保持高增長的勢頭，接著評論員便作出一些類似社會主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之類的評論。這樣的評論是極度不負責任的，頗有蠱惑人心的意圖。我們為了當代人的利益，而犧牲后代人的利益，是不正義的，這樣的分配制度極待修改。

2、法律制度的檢討

(1)功利主義在法律中的泛濫。法律經濟學，（economic of law）又稱為經濟分析法學，是西方一個新興的法學流派。法律經濟學（LaW and Economics、Economics of Law、Eco－nimic Analysis of Law或Lexeconics）是用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而且主要是運用價格理論（或稱微觀經濟學），以及運用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及其他有關實證和規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及未來發展的學科。法律經濟學以其獨特的經濟分析手段，對傳統的法律，無論是基本觀念，還是基本概念都帶來了極大的震蕩。然而法律經濟學以效益為其出發點，主張效益最大化；為達到這個目的，犧牲部分人的利益也是允許的。因此，我們不難判斷出其哲學基礎就是功利主義（盡管波斯納曾作出過否認）。法律經濟學有其可取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在我們國家，由于人們的權利主體觀念相對較弱，更加應該警惕其缺點對人們權利的侵犯。

1999年8月30日，沈陽市發布了《沈陽市行人與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這個處理辦法及其隨后的爭論被簡稱為“撞了白撞”。處理辦法的規責原則完全可以在法律經濟學中得到完美的解析，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是法律經濟學在行政立法上的運用。筆者認為，法律經濟分析究竟在多大范圍內適用，適用程度如何，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按照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人的生命權屬于第一原則，是絕對不能被侵犯的，不